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兴起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才逐渐建立了系统的理论结构，形成了独立的学科体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该页是勤劳的编辑给家人们分享的社会科学论文【精选6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社会科非凡强调人在熟悉、处理和适应自身的生存环境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主体性自我熟悉的价值。因此，它在学习形态上，要求尽可能地运用开放的、自主的、可以体验的学习方式，去展开符合人类的社会发展心愿的学习活动。
一、小学社会科的学习形态
社会科教学活动的本质，是通过“社会学习”达到熟悉社会、理解社会、关心社会、适应社会的目标。它从知识能力和实践活动两个方面，指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去获得有关社会的新知识和新熟悉。作为“学习活动”，它不能满足于知识的量的获得，而是强调通过知识体验（或实践）提高相关的技能和熟悉。例如有关地图的教学，不能只说“知识领域”中的地图概念，首先要让学生理解的是地图在实际生活中的功能，然后指导他们去利用、去制作。换句话说，社会课上理解地图，不仅仅是获得“会看”的技能，更重要的是从制作中心得、熟悉地图的实在功能。这里既反映出一种教育思想或态度，也透过不同的学习形态反映出学科的本质和教师的能力。
我们把教学中学生的活动形式称作学习形态。一般地说，学习形态着眼两个方面摘要：班级学习的组织形式和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形式。前者主要指课堂教学中的集体学习、小组学习和个别学习。后者主要指现场学习（调查、参观），构成学习（手工制作、编制图表和绘画），视听觉学习（看电影、电视），讲义学习（听报告和看讲义），报告学习（写报告书和论书），戏化学习（角色扮演），对话学习（讨论）等等。在社会科学习过程中，前者和后者经常根据学习内容采取不同的组合，如集体学习＋视听觉学习，小组学习＋构成学习。选择怎样的学习形态，既要考虑客观的学习条件和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也要考虑学习内容的布置和学习时间。
集体学习为使所有学生达到同样的学习目标，在同一时间、地点接受同一教材和学习新问题的教学方式，称为集体学习。这一传统的学习形态的突出特征是，一位教师面对所有学生做内容划一的讲解。优点是可以提高教学效率，也轻易把握和检查教学质量。但是它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点摘要：无视学生的个性差异，过分地强调教师意志和教科书的权威性。今天，日本的小学社会科虽说还是以集体学习为主要形式，但在课程观念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引入了小组学习和个别学习，而且非凡强调活动性课程的功能。即便还是一位教师面对三四十名学生，可是学生已经成了真正的学习的主体，教师不再扮演“权威”的角色，他们成了学生的学习向导。
小组学习其特征是以学生活动为中心。活动性质是主体的、积极的和协作的。一般多以课题、喜好或学习目标编组，讲究自愿组合的原则。这种学习形态强调发展学生的个性，要求组内成员积极、自由地交换意见，并在讨论和探究课题的过程中，培养具有社会性的学习态度；以及相互尊重人格、相互协作、主动分配和承担角色，培养负责任的社会态度。
个别学习社会科在强调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相互适应、相互学习的同时，也重视发展有个性的学习形态。个别学习就是为适应学生个人的能力、喜好等个性差异而提倡的。在日本，个别学习多采用程序学习和教学机器等形式。但是，由于该学习形态还不能反映学生思索过程的多样性，也不能为学生的社会性发展提供帮助，因此它仅仅是个辅助的学习手段。
现场学习让学生走出课堂直接观察社会现象，查访人和人的社会生活，我们把这些参观、访问、调查和谈话等学习活动，称为现场学习。因为社会科是有关社会现象及新问题思索的学习，所以不能单纯地依靠书本知识。现场学习要求学生用自己的眼睛看、耳朵听、脑子想，用自己的行动去体验具体的事，对一切社会现象的理解，都建立在自己搜集的事实、自己提出的新问题的基础上。这是社会科学习的特征。
构成学习它是将参观、考察等获得的资料、素材，制成模型或标本、图画或图表的一种表现活动。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将参观、调查的内容，有目的地、具体地进行归纳和整理，并用一定的技能形式表现出来的学习形态。它极易诱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日本小学低年级社会科以造型为中心，常采用制作全景画和漫画的形式；高年级多以文字和数字为中心，并将其制作成资料集和历史小报。
戏化学习让学生通过扮演角色达到体验真实的社会生活的学习活动，称为戏化学习。将历史人物或社会生活戏剧化，由学生担任不同的角色，有助于学生如身临其境，心得社会生活，深刻地理解社会现象的意义和价值，培养他们的社会合作精神和有责任感的社会态度，也可以间接地丰富他们的社会经验。
二、小学社会科的教材和教学内容
谈及教学活动不能没有教师、教材和学生。学生从教师那里获得知识的依据是教材，而预备好的教材和能自如地驾驭教材的能力，又是教师的重要资质。那么在社会科中，好教材是个什么样子，怎样去预备好教材呢？
教师有必要解决好教材观的新问题。教科书中心主义是社会科中最要不得的东西。社会科教师必须知道，他如何制定教育目标，他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如何通过知识、概念和法则等教学内容传达给学生。因此，教材是作为一定的教学内容学习的前提，其功能是向学生提示具体的素材，其价值是向学生传达教育内容。
例如，三年级“我们的生活和商店街”单元，了解社区的消费生活状况和商店街的买卖情况是教育内容。怎样理解教育内容呢？首先，从“看得见的东西”入手，如买东西的人如何挑选、如何品评，卖东西的人如何促销、如何经营。其次，通过已经直接接触、直接体验的“看得见的东西”，去探索它背后的社会存在意识和观念。此时必须有教师的高明指导，因为人们的消费愿望和目的等种种“看不见的东西”，既不能用教材简单地固化，也不能单纯地指望学生自己消化，尤其是让学生通过鲜明的表象看到“买和卖”的社会意义，更不是看看、听听就能够理解的。这就存在着一个教师将教材的意义和界限明确意识化的过程。
教材的意识化过程，就是教材的选择和开发过程。作为教师必须具备选择和开发教材的能力。从教学情景看，教育观念、教育内容、学生差异和地域实态的不同，也决定了同一教材有着不同的教法。那么，如何选择和开发教材呢？首先，我们要着眼于好教材，其条件有4点摘要：①教材和教育内容密切关联。教材能正确地反映教育内容，并具有反映教育价值的典型内容。②符合学生和地域的实态，并能反映教学过程的文化价值和学生发展价值。③适宜学生的情感和思索，注重到学生的学习盲点，有助于帮助学生产生学习好奇心和新问题。④学习内容富有弹性，有利于学生多方面的思索，多方面探求解决新问题的方法。所谓预备好的教材，就是将教材梳理成有连贯性和发展性的学习程序摘要：发现学习新问题——解决新问题——通过学习过程生成新的看新问题的方法和思索方式——再发现新的新问题。
三、社会科实施的基本条件
1.教育思想应该具有民主的和开放的性质。社会科教育内容必须包含明确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信念，并尽可能地将社会意志和个人发展意愿统一起来。
2.教育目标必须是整体的和可以评价的。它应有效地承担社会科的传授功能、练习功能和养成功能的教育任务。
3.教学方式必须是弹性的和多样化的。
4.教学内容必须是规范的和科学的。它既能够符合基本标准和水平标准，也能符合发展标准和技能标准。它应该有助于增加社会现实感，达到让学生熟悉社会、关心社会、适应社会的教育目的。
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和李长春同志的讲话表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把好政治关是我们党对思想文化战线的基本要求，也是对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的基本要求。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因此要求我们把好政治关。但体现在论文主题上的政治性问题大家都警惕性比较高，政治性问题也多能被发现。而分散在论文中隐匿的或非直接点题的政治性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也就更容易造成政治性问题。目前我们对这种隐匿性问题的研究讨论恰恰是最不够的。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复杂变化，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十分繁重，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任务十分繁重。在这样的形势下，处理好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对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各种形式的政治性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并谨慎把握。
二、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及其分析
(一)有关主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做一些介绍，包括它的文化、条例规定等，这时可能会出现无意识地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的褒扬倾向。社会科学论文中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一项条例或规定可以提出参考借鉴的意见或建议，但参考借鉴意见或建议不能等同于对资本主义整体社会制度的褒扬，这时的话语、用词要特别注意掌握分寸。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有鲜明的主旋律立场，应该多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正面宣传，应该传递正能量，应该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体现我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办刊宗旨。因此，社会科学论文的主旨应该是歌颂党、歌颂人民的，应该是歌颂社会主义的，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应该是否定的。对此，编辑人员要懂得“讲政治”，要学会“讲政治”，要有正确的信仰，要有政治责任感。
(二)有关引用中央领导人讲话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进行引用，甚至是使用引号的引用。引用时有的出现与原话或原文不完全相符的情形，这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因为这不但是有关尊重的问题，而且涉及意思表达的准确性、完整性问题。通常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词一句都有深刻的含义，甚至贯穿了政治思想、政治方针和政策，引用有误就可能引起原意的改变，造成误解或被敌对势力所利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和发表，一定要确保其引用的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字字准确无误，这就对写作者提出了做事要特别认真的要求，编辑人员也要养成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的好作风。
(三)有关政治口径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政治上的重大问题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例如有一篇论文使用了“毛泽东统治时期”的说法。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人民民主政权，不存在个人统治。“毛泽东统治时期”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而造成不好的影响。对待此类问题，要做到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除去主观意愿以外，写作者以及编辑人员还要不断地加强政治学习，多读书看报，了解、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这样才能保持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
(四)有关台湾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些涉及台湾，把台湾无意识地划到国际或国外范畴。有的在按国外、国内分标题讨论问题时，误在国外标题下讨论台湾。有的在提到国际问题时，错误地包括台湾。例如谈到国际交流时，包括了与台湾大学的交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社会科学论文在进行文献综述的时候，把文献分为国内、国外文献分述，这时若含有外文文献，很容易就把台湾作者的外文文献划到国外文献中。通过对社会科学论文的不断总结，本文建议对这个问题，可以回避国内、国外的划分方法，代之以采取中文文献、外文文献的划分方法。这样可以确保划分无误，也不会影响学术研究与表达。台湾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的党和国家一直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因此社会科学论文涉及台湾时应做到表述严谨，这就需要写作者及编辑人员加深对台湾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时刻绷紧这根弦。
(五)有关传统文化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但说法上却仍然停留在过去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对孔子持批判否定的态度等。社会科学论文应该受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约束，必须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要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我们应该坚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这样做不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且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态度，符合历史潮流的态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态度。因此，写作者及编辑人员要知道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及思想，要知道应该歌颂什么、应该反对什么，通过“三贴近”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水平。
(六)有关网络材料的使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使用非我国官方网站下载的资料，甚至包括涉及国家边界的地图。由于这些资料或地图不够准确，有时会使论文出现严重的政治性问题。使用资料时，最好选择我国的公开出版物或政府有关部门的官方网站，这样才能做到资料翔实可靠。因此编辑人员对论文的重点，包括关键的语句或图表，要做重点的核对，有疑问时要向作者问明出处，要有不厌其烦的精神，同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编辑业务水平。
三、结语
同志在2013年3月17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同志的讲话为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要做到上述几点，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就应该确保不出现政治性问题。本文提出的目前常见的几种政治性问题还很不全面，研究也还不够深入，需要大家更多的讨论及关注，并需要大家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相关研究。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当然，作为一种，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中的价值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学、学、人类学等与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哲学、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论文载于韦伯《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2]亨普尔：《科学中的评价与客观性》，载科恩等编《25年概览》版，第277页。[3]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页。
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精神的载体兼具传播科学精神的重要作用，受分科教育系统和二元论世界观的影响，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担负人文精神传播的重任有其自身的优势。社会科学普及即个人、组织有目的地将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面向民众进行广泛传播，社会科学普及是社会分工背景下成果共享的必然要求，是人类社会均衡发展、共求和谐的重要途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社会科学工作的下游组件，是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载体，是社会科学与民众之间的中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共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重要性的集中表述也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中远期发展要求。社会科学普及主体的专业性、组织性和社会科学普及客体的受益范围、受益程度反映着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效果，各级社会科学联合会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体的主要组织协调者，民众作为社会科学普及的客体主要接受了安防、法规、卫生、经济等方面的服务和教育。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成效不仅仅表现在普及工作的具体实践现象中，而且还表现在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中。学术界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相关研究主要表现在意义论证、载体创新、立法保障、与自然科普工作比较、战略提升规划等方面，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实践重点集中在普及主体素能提升、普及宣传、普及策略建设等方面，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共同促进着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本质上是理念和方法的传播活动、社会性的教育行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社会科学普及作为一种广义的教育社会活动其目标必须包含“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传播理论和教育理论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并在普及工作中已多有应用，但教育哲学论的辨析鲜见。教育哲学以反思教育理念前提和实践基础为特征而区别于教育学对教育过程的控制，教育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使教育活动能够建立在稳固的哲学基础上避免教育的狂妄和迷失。教育哲学对社会科学普及的宏观指向目标具有导向作用，对社会科学普及的具体实施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以教育哲学的视角审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既是社会科学普及的自我反思也是教育哲学理论的实践检验。目前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进一步提升普及工作的效率和影响力度成为新时期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点，社会科学普及的策略建设是普及工作的理论前提。研究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客体性状和诉求是普及工作的必要准备，也是普及工作自身建设的运行保障。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策略探析可以依照普及工作的知识传播规律进行传播学、教育学构建，也可以对普及工作的运行理论前提和过程基础进行教育哲学探析，选择教育哲学视角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进行评析是相关理论的补白和实践探索的新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发生在社会有机体中，教育哲学的视角不仅能够在宏观上把握社会科学普及的方向也能在具体实施中促进反思和改良。宏观指向保障了其工作方向的先进性，普及工作的具体实施是提升工作效率的着力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教育哲学探析有着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性和有益性。
二、社会科学普及的教育哲学评析
社会科学及其普及的重要性源于人本身的目的性，自然科学外求诸理于人之外（即便是以人为对象的生物、医学等领域的研究仍旧是将人作为对象和工具而外在于人），只是为了获得认识自我的多个视角，人本身仍旧是目的。社会科学是回归人的目的性的切近道路，也是人向世界出发的隐性工具。“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尤其是生物科技和信息科技，对人类生活的日益渗透，它们缺乏人文关怀的一面也日益暴露出来”，人终究只能是目的而非手段和工具，“认识你自己”的呼声反而在当代科技盛行的背景中增强，“人作为目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重要性认同只可能暂时遗忘而不能被否决。自然科学出游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归家，只是自然科学的游子心暂时被大自然的奇妙所吸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否定项常常指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普及的肯定项与自然科学诉求同归于人。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实践和成果普及主要以社会个体和个体社会关系为对象，是人类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自我回归，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更加关注实践活动的目的性和意义性。相较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所解决的是人本身和人类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社会科学以人的社会关系为背景观照人的存在，有别于自然科学所关注的自然背景。约翰•杜威在讨论教育问题时提出：“科学的进步已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关于生活目的和生活幸福的思想。”这里的“科学”显然特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直观性上较之社会科学具有明显的优势，社会科学普及相对于自然科学普及工作有着较多的困难。困难产生的内在原因是社会科学普及的赋性没有得到普及主、客体双方的深刻认同，困难的外因在于由二元论世界观和工具理性所致的自然科学崇拜统治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科学普及是克服此困难的有效途径，社会科学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社会科学相较于自然科学更加贴近于人的存在，是对自然科学疏离人的纠错。社会科学普及的赋性在于引导民众关注、思考并解答社会进程背景下个体存在的社会意义，促进个体社会化积极效果的发生，引导个体的自我发展的同时也促进社会群体的共同发展。自然科学是人的工具而非目的，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应该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依归，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野应该在人的存在中淡化直至消除。
当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实施者的主要精力大多投入在传播社会科学知识的活动中，这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功能发挥，对民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但这种投入在策略上有重大缺陷，至少存在三个弊端：其一，与基础教育的功能重合。基础教育的重要目的是传播基础性的社会科学知识，基础教育未能周全的社会科学知识才是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内容，若将有限的社会资源用于重复性的劳动则降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普及由此被民众所轻视和慢待。社会科学普及内容的重复是导致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效率低下的工作认识缺陷。其二，遗落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点，难以通过引导、示范的教育功用发挥促动个体社会化的主要功能。社会科学普及的重点在于社会科学方法、思想的普及，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仅仅是普及工作的一部分，是社会科学普及重点达成的依托和凭借。通过社会科学方法和思想的传播，促进个体社会化的进程是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重点，由之进而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带动作用。其三，过渡谦让于自然科学的显性成果，轻视社会科学的隐性功用。面向细微生活的自然科学的知识传播和技能教育受到普遍的欢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若“学步”于此将导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功用的遗落。自然科学成果及其普及因其直观性而产生了光环效应，自身的不足被遮蔽；“在人们生存能力、条件和状况越来越得到很大改善的今天，人们反而对存在的意义发生了疑问，这可能是‘现代病’的总根源”，“现代病”已经逐渐暴露出光环掩映下的意义失落问题，这个问题的解答正是社会科学的重要功用所在，这种功用在时效、影响力上均强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普及的现状是放弃了自身的优势去模仿同事的特有技能，这就必然消解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方法论基础和价值性能，社会科学普及客体的感受和态度逐步惨淡，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的自信心也必将受挫。社会科学普及的策略问题在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对象——民众的影响上则表现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认知偏差，这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策略缺陷的外在表现。民众执意于对自我生存直接获益的知识和技能，相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对此有先天不足，社会科学的有益性在于对个体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进行宏观、间接地导向和纠错，这种作用具有间接性和长期性，难以对受体产生直接、短期的直观收益。自然科学普及工作的高效运行得势于民众对自然科学知识、方法和思想的需要，这种需要指向当下的生存，这是社会个体存在的必然反应。通过社会科学普及来增益社会个体乃至社会机体的存在和发展是普及工作的根本所在，如何凸显这一积极效果是提升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效率、改良工作策略的重要任务。“社会科学普及是面向大众、惠及民众的事业，民众参与的程度直接关系到社会科学普及的效果”，民众的社会存在状态影响着社会科学普及的需求度和需求内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策略和方法必须结合社会个体的具体存在状态。民众的认知内容固着于当下生存内容，忽视了生存的方向性和价值内涵，坚持以促进个体社会化和社会和谐化为纲，以民众的社会角色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参考变量，是当下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指导思想。
三、教育哲学视域下的社会科学普及策略
运用教育哲学对社会科学普及的前提、过程和目的进行分析发现，社会科学普及出现了工作观念错误、策略失误的情况，社会科学普及客体的认知偏差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应对这些问题成为社会科学普及实践的必要准备。社会科学是人的存在的意义辩护者和生存引导者，改变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观念和策略而建立起社会科学新形象能够促进民众对社会科学的认知转变。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成效不尽人意的重要内因可以归纳为功能定位错误、工作重点不明、无视自身的隐性功用三方面因素，对于民众的认知偏差的外因可以通过因势利导的策略达成弱化甚至是消除偏差的效果。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内容应该是基础教育所开展社会科学普及的补足和深化，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重点是通过引导、示范的教育功用引发个体的存在反思从而促进个体的社会化，这种促进是终身的。促进可以产生连锁反应成为个体自动克服困难、追求幸福的主动行为，无须为社会科学普及的个体依赖性担忧。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式微是社会现状的反映，社会科学普及主体也受社会现状的影响，提高社会普及工作效率的前提便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体的自身建设。中华民族的理想追求得到了初步的实现，不少同志沉溺于对成就的享乐且理想追求淡忘，其生存失去了可持续发展性。人文精神的弱化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宏观精神祈求波动的微观表现，进而弱化了专注人类社会本身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和实践下游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也进而松懈。我党先进的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基础维持着社会科学相关工作的前进，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应该抵制社会进程中逆流的影响，认清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通过社会科学普及对社会现状产生积极的反作用。社会科学知识传播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有限，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也非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点应该是社会科学思想、方法的普及，促进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同发展。知识传播只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部分任务，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体性任务当是引发民众反思个体存在的社会意义，探求人类社会进程中个体关系对个体发生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产生自发的知识获取行为，从而达成促成人类社会知识体系共享的目的，进而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效应。社会科学普及是当代社会意义失落症的药引，自然科学的成果只是最高伦理准则“幸福”的间接工具，为幸福进行分析和论证的只能由社会科学所彰显的社会价值体系所担当。推崇幸福的物质要素是物质匮乏年代所造成的社会阴影，该阴影被当代社会的富足和时代背景下的“和平”“发展”之光所消除，社会发展和时代背景要求社会工作者担当起回归人本身的责任，正因为这种担当使得自然科学的显性成果才能回归其所属的工具性，才能使得社会科学的隐性功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只有在这种工作环境中，社会科学普及的重要性才能得到客观、准确的表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的自信才得以重建。个体社会进程的视角下不乏追求理想的行为，这种个体理想追求常常圈囿于个体自身而对社会发展难以产生巨大的贡献，即便产生了积极效应也是客观结果而已，也很少会有我党创建初期、建国前后的社会群体性的理想追求图景。大多数民众大都处于社会理想追求淡化的状态，自然科学知识、方法和思想能够对其生存产生直观而迅捷的效应，社会科学知识、方法和思想被视之无用。个体的社会发展受动于个体理想而陷于直观、感受性的生存世界，奥伊肯指出：“迷恋于直接环境不可能给生活以内容，在它给我们提供的生活背后，永远有一种深刻的、无法满足的渴望。”这种“渴望”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渴望。任何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都不能脱离社会现实，都不能用不切实际的祈求带动具体的需求，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必须立足于当代社会进程和民众思想状况的特点，辩证地处理社会个体存在与发展的关系问题。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必须面向民众实际的生存，不能“空对空”地进行理论宣讲，如若这样只能自我陶醉于远离生活的理想世界，只能被生活所抛弃，最终戮害自身而自哀自怜、愤世嫉俗，这是近现代哲学本体论研究的病症，社会科学也染疾于此深受其害。社会科学普及必须立足现实，认真贯彻党中央多年前提出又在新形式下发扬光大的“群众路线”精神，引导民众发现自身最为根本的、最为重要的利益——人的全面发展，将对幸福的追求落实在具体的生活中。立足于社会个体特定的生活情境，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客体进行因势利导，才能高效的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在此所言之“势”，意指个体存在的社会性和个体意义的必要性，物质文明成为民众利益的现实表现，精神文明建设集中地表述了民众生活的隐性内容，“两个文明”的外延是社会科学普及的大势。社会科学普及不能临摹自然科学普及工作，两者毕竟有着巨大的差异，但自然科学普及工作的高度接纳性的原因作为可鉴用以变革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策略。有些研究者从强权视角提出了诸如国家权力介入、立法保障等一些建议，社会工作普及强制化的效果预期难以乐观，社会科学普及立法倡议是理想淡忘情境下意图发挥理想带动机制的国家意志手段介入，这种介入的效率已经被其特定情境所弱化，这些建议忽视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社会民众尚未产生社会
英国科学哲学家吉勒斯不久前在他的一部新著《20世纪的科学哲学：四个核心论题》中认为，20世纪的科学哲学主要集中于下面四个主题的讨论：(1)归纳主义和对它的批判；(2)约定论和迪昂-奎因命题；(3)观察的本性；(4)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划界。他还进一步指出：“虽然所有这四个主题对科学的分析都是重要的，但只有划界问题才是关系到超出科学王国范围之外的普遍知识的论题。”[1]所以，在科学哲学中，划界问题往往被人们认为是衡量一种科学哲学学说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科学划界问题其实不限于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按波普尔的说法，划界问题是一个“在经验科学的陈述或陈述系统与一切其他陈述（不论宗教性的，形而上学性的或干脆是伪科学的）之间划一条线的问题（就尽可能做到而言）”
[2]。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可以说，远至巴门尼德时代，西方哲学家就认为，区分知识与纯碎意见、实在与显象、真理与谬误是重要的。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就存在着一个把科学与形而上学、宗教以及其他非科学和伪科学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的问题。虽然划界问题由来已久，但这个问题真正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倒确实是本世纪的事情。这是因为：
首先，本世纪人类社会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科学不仅几乎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也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权威地位，似乎成了衡量任何事物正确与否的标志。这就使得一些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意识形态、江湖骗术都企图披上科学的外衣，一时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清除这类貌似科学、实则严重财坏科学声誉的伪科学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本世纪初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为标志的物理学革命使人们对科学基础认识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科学的本质。这就不得不把科学与其他知识形态进行更加深入的比较，并试图找出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
第三，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了自孔德以来的“拒斥形而上学”的传统，并极力从逻辑和方法论上寻求划分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标准。这个问题由于本世纪上半叶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日增而引起哲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科学哲学家都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从而使其成为本世纪科学哲学的主题之一。
虽然本世纪科学哲学中讨论的科学划界问题一直是围绕诸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等经验自然科学而展开，其标准也主要是针对这些学科的特性而制订的，但有关社会科学的划界问题，或社会科学的科学性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逐渐成为划界问题这一主题下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社会科学划界问题在本世纪之所以变得越来越重要，有其历史的原因。
首先是本世纪的历史与现实使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刻感到了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本世纪至少有三件震撼全球的大事与社会科学有关：一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二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应用对资本主义世界摆脱20—30年代严重经济危机起了重大作用，开创了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先河；三是法西斯主义的滋生与蔓延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人类遭受了一次空前的浩劫。虽然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其深刻和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当时社会条件）的原因，但人们无法否认上述社会科学或伪科学“成果”所起的重大作用。时至今日，人们已能比较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和伪社会科学的危害。当今困扰人类生存的环境、生态、资源、人口等等问题的解决，已决不是单纯自然科学的问题，必须依赖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综合研究，而任何有关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科学决策”也主要是依赖真正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即所谓“软科学”研究成果）的决策。
其次，本世纪社会科学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社会科学像自然科学一样，也是在哲学的母体中孕育并逐渐分化出来的。
本世纪从经济学开始，社会科学日趋成熟，并逐渐走上现代化的进程，有些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已开始具备了过去只有自然科学所具有的形式化和定量化的特征，其标志是本世纪30年代计量经济学的诞生。不过，直到1947年萨缪尔逊在他所发表的《经济分析基础》一书中才明确论证，经济学只有通过把文字表述变为数学命题才能取得进展。1971年2月，美国哈佛大学的卡尔·多伊奇等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对从1900年到1965年社会科学中62项成就的研究表明，本世纪早期的成就全是理论性或定性的，而后来的成就甚至早期发现的后来发展，都主要是数学和统计方法的革新，或者是由定量方法推导出的理论，诸如信息论或经济学中的增长模式，只有个别的例外。他们认为：
定量的问题或发现（或者兼有）占全部重大进展的三分之二，占1930年以来重大进展的六分之五，完全非定量的文献——认识新的模式但没有任何明确的定量问题的含义——在整个时期中是稀少的，而自1930年以来特别稀少。[3]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根据上述情况指出，社会科学的定量化正是1940年以后社会科学获得新的威望和影响的理由之一。随着尖端新技术的急剧进展，特别是在引进计算机以后，理论不再仅仅是一些观念或辞藻，而是一些可以用经验和可检验形式加以阐述的命题，再用专门的术语来说，社会科学正在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同上）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强调形式化和定量化是社会科学迈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并不是说所有社会科学都要形式化和定量化了才算现代化或算是成熟科学了，即使是自然科学也不能完全形式化和定量化，也有一些需要定性解释的内容，如量子力学物理诠释问题。任何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一定要建立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至于何时用什么方法，用到什么程度才合适，这要看解决什么科学问题而定。[1]我这里只是想表明，只有当一门学科变得成熟起来、变得特征鲜明时，它的划界问题才有取得进展的可能性。
二
既然社会科学的划界问题已经变得如此重要和可能，那么，究竟应当运用一些什么标准来给社会科学划界呢？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应用现今科学哲学界已充分讨论过的、主要是以自然科学为例得出的那些划界标准。有人认为社会科学不能应用自然科学的划界标准，一个原因是因为社会现象远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而且具有不可重复性，因此难以用实验来检验。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国内外对这个问题已有很多讨论和论述，尤其是从社会认识和自然认识联系与区别的角度研究得比较深入，这里不想重复；我只是想从科学哲学划界问题的角度，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陈述或陈述系统的比较中再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对于任何特定时期人类的认识而言，无论是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是很复杂的，例如，天气变化就是一个涉及到大量随机因素的极其复杂的过程。人们不可能穷尽对客观事物的所有认识。因此，无论是自然科学的陈述系统还是社会科学的陈述系统，都不可能是对它所要反映的客观对象的详尽无遗的完整描述，而只可能是对忽略了许多次要因素的理想化状态模型的描述，或者说，是对客观实际状态某种程度的近似反映。
例如，物理学中几乎所有的定律都是在假定存在诸如“完全弹性碰撞”、“绝热状态”、“理想气体”、“刚体”、“质点”等等理想状态下得出的。物理学把理想的实体作为研究对象，而这种理想实体不具有真实实体的那种属性，正是这些属性使得关于真实实体的那些运动定律变得异常复杂，有时甚至几乎无法应用。例如，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为：
PV=RT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都十分清楚，把这个方程应用于实际气体时只能得到近似的结果，尤其是在低温高压下会出现很大的偏差，必须改换成可以更准确表述的范德瓦尔斯方程的形式：
(P+a/V[2,](V-b)=RT而其中的a和b却不再是像R一样的普适气体常数，而是要靠实际情况测定的经验常数。
社会科学同样可以忽略许多复杂的因素得出简化的理想模型，并运用这些模型所得出的规律作出有一定精确度（当然仍然是近似的）的预测。例如，现代经济学也总是假定诸如“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充分就业”、“理性经济人”等理想状态。而且许多理论最初都是从假定只有最简单的两个变量，如两种商品、两个消费者等理想状况着手分析，得出某种结果，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某些修正和发展，同样可以近似地推广到一般情况，作出某种预测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当然这种检验可能不同于自然科学中实验的检验，但仍可以得出在可允许的范围内带有一定客观性的检验结果。
根据普里高津等人的耗散结构理论，无论是自然系统还是社会系统，只要这个系统的行为具有足够的随机性，它的历史进程就是不可逆的。天体的演化、生物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可逆的过程，不可逆并非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同时，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又确实存在着大量在只考虑主要因素情况下可以重复、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重复的现象，如企业的生产、学校的教学活动等等。因此，是否描述重复现象不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根本区别，甚至不是区别，关键在于社会科学是否建立起了像宇宙学理论和达尔文进化论那样的理论体系，能从更深层次上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学说就是这样一个理论体系，他发现了人类社会两对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并以此规律为基本假说来说明和预测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只是需要在进一步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充实和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大量随机因素的存在，上述天体、生物、人类社会历史演化的规律都只可能是非完全决定论的统计因果律，它可以对过去已发生事件作出较准确的说明和推测并预言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并不能对未来单一历史事件作出准确的预测。例如，达尔文进化论不可能对哪一个具体物种何时会发生演变、下一个新物种是什么样子作出准确预测。同样，马克思主义可以预言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但不可能准确预言哪一个国家在什么时侯会发生社会形态的转变。历史演化规律不同于像牛顿力学那样的决定论因果规律，我们不能运用对单一历史事件进行检验和据此进行单纯形式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证实或证伪某个历史演化规律，它只能对历史总的趋势（即大量事件的统计平均结果）作出某种程度的预测或估计。
三
许多人认为自然科学的划界标准难以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最重要原因在于：自然科学的陈述系统可以不包含价值判断，而社会科学的陈述系统必须包含价值判断。
对这个问题必须作细致的分析。通常我们可以把科学陈述分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主体（人）对事物或事件的意义或重要性所作的描述和评价。可以明显看出的是，价值判断必须建立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不管主体的价值倾向是什么，没有准确的事实判断，就不可能得出满足主体需要的恰当的价值判断。因此，只要是进行科学研究，无论是研究自然还是研究社会，都必须尊重事实，也就是说，都必须“实事求是”。
一个完备的自然科学陈述系统中也应当包含某些价值判断，例如像“吸烟有害健康”、“现行处置核废料的方式是不安全的”、“一种新农药的使用可能要冒破坏生态平衡的风险”之类在当今科学著作和科学论文中频繁出现的陈述，实际上都是价值判断。因为像“健康”、“安全”、“风险”之类用语都是直接与人的愿望与需求联系在一起的。这类陈述与社会科学中经常看到的“在公共场所吸烟是不道德的行为”、“现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维和行动对制止地区冲突往往无能为力”、“进行债券投资要冒风险”之类社会科学中常见的陈述并无本质的区别。其实“处置核废料”、“新农药的使用”之类陈述并非是对自然事实描述，而是对人类的行为与活动的描述。实际上，科学认识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人类更好地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服务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又只能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去完成，因此，现在任何重大科学技术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都必须综合社会科学的研究。任何重大工程项目的论证和实施，也需要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社会科学研究综合起来考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必将达到最终的统一。这正如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预言过的：“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5]
看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不在于研究主体（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是否要在研究时采取“价值中立”的态度，[2]即不在于研究者是否对研究对象或研究结果的意义作出自己的评价，关键在于社会科学必然要研究人的思想和行为，要研究人们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和评价，而自然科学的对象不会作出这种评价。例如，社会学研究离婚问题，绝不限于只调查统计一个地区的离婚率及其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分布及计算其相关率等客观数据，还要了解各种人群对离婚这一社会现象的看法与态度。这当然也是可以通过访谈或问卷调查了解的客观事实，但这是不同于前面那些数据所提供的事实，它包含了研究对象（被调查者）对某一事物（离婚事象）的价值判断。我们可以称这类事实为“价值事实”，以区别于与人们主观判断无关的一般事实，并可把描写“价值事实”的陈述称为“价值事实陈述”。需要指出的是“价值事实陈述”虽然描述的是研究对象对某事物的主观看法，但这种看法一旦表露出来，就成了不可随意变更的客观事实。由于这类事实的发生和发展也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性，所以，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所说：“一种现象一旦被描述下来，就有可能明显或不明显地使用一种合乎逻辑的，不以任何价值系统为转移的证明方法建立这一现象与前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5]例如，不管后人对长城的重要性如何评价，当时广大劳动人民对修筑长城是十分反感的，以致最终爆发了农民起义，这种反感的态度（价值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会以历史学家们的偏好为转移。
因此，从科学陈述系统的角度看，自然科学陈述系统只包括一般事实陈述（包括经验事实和定律、定理、假说等的陈述）和研究者对这些事实的意义或重要性的价值陈述；而社会科学陈述系统则包括一般事实陈述、价值事实陈述和对上述两类事实的意义或重要性的价值陈述。一般说来，科学陈述系统中的事实陈述可以与价值陈述分开构成单独的体系。由于这一部分陈述都是对客观事实（包括价值事实）的描述，完全可以独立进行检验，在社会调查研究中，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不断提高调查者的素质、改进测量手段和方法、尽量排除外界因素干扰等方法来提高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其方法与自然科学的实验虽有所区别，但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包括可检验性在内的一些适用于自然科学的划界标准基本上也适用于社会科学。尤其是当社会科学已日益现代化，并可应用现代计算和检测手段的今天，再用一些似是而非、含混模糊的语言冒充社会科学陈述，拒绝对所说事实的检验，本身就是一种伪科学的表现。
四
现在剩下的、也是最引起争议的问题是，科学陈述系统中价值判断的那部分怎么办？划界标准是否应包含这一部分？是否科学的标准就只是科学中事实陈述的标准，这对于自然科学来说，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自然科学完全可以把它的陈述系统中有关价值判断的部分交给技术去检验或实施，或交给社会科学去进一步研究，或干脆交给有关政府部门根据事实陈述去作出自己独立的（即不由自然科学家参与的）价值判断，并据此决策。例如生理学家和医学家只须提供吸烟者与癌症及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的关系和吸烟对周围环境影响等事实，让人们自己去作出吸烟是否危害健康、是否不道德等价值判断，甚至让政府和议会根据大多数人对健康的态度（这是一个价值事实）、烟草工业税收与卫生福利费用支出、劳动者因病工时损耗、吸烟导致的火灾等等（注意，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多方面事实，综合起来去作出种种限制烟草工业发展和在公共场所吸烟的法令。
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前面已经进过，对于价值事实陈述，我们仍然可以按事实陈述的标准对它们进行划界，只是在检验方法上可能不同于自然科学，但仍可用大家公认的社会科学中检验可信度的方法。虽然社会科学的检验方法目前还不如自然科学成熟和可靠，但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提高调查统计和检验的信度和效度是可能的。这不是主要的问题，关键是社会科学中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即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意义和重要性的评价，包括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评价和建议等等是否也需要一个划界标准。在许多社会科学陈述系统中，研究者的价值判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往往是体现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和创见的标志。例如，在历史学中，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列举史实，甚至不能满足于发现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要求能对具体历史事件的意义和影响、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作出分析与评价，以使今人从中得到借鉴与启发；在经济学与管理学中，人们也不满足于原料、商品、工资、货币、利率、需求、供应等等之间关系的了解，而希望能据此得出诸如减少贸易逆差、减少预算赤字、治理通货膨胀、企业扭亏为盈、打开市场、扩大销路等的具体办法和措施。总之，许多（注意，不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要找出社会历史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的本质联系（规律性），还要对这些结果提出研究者个人的评价或根据这些结果提出（最好是切实可行的，即可操作的）具体建议。
显然，社会科学中的这些价值判断（不是价值事实陈述）虽然是研究者根据对社会历史事实（其中包括价值事实）进行研究后作出的，但仍然是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它与研究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本人的主观条件有密切的关系，是研究者立场、观点的体现。针对同样的事实研究结果，其他人（包括同时代和不同时代的研究者）完全可以从不同立场、观点出发作出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价值判断。例如，同是秦长城，有人认为它是中华民族自立图强、反抗侵略的象征，有人却认为它是封建社会小农经济闭关自守的标志。同是离婚率升高的事实，有人认为这是妇女自主意识增强、妇女解放的象征，有人则认为这是社会风气变坏的标志等等。因此，对于社会科学中的价值陈述，我们不可能用实证科学的划界标准去评价，我们只能根据我们自己所持的价值观，即立场、观点对此作出某种价值判断，换句话说，就是不可能找到公认的、完全中立的价值标准对社会科学中的价值陈述作出一致的判断，或者说，对社会科学中价值陈述的判断，已超出了科学划界标准的范围之外。
既然如此，社会科学不是没有与非科学、伪科学分界的划界标准了吗？对此，我的看法是，对一项声称是社会科学的成果，可以把它的科学性与研究者的价值观分开来考虑，首先要用通常的（即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划界标准去检验它的事实陈述（包括价值事实陈述）部分。这包括核对事实、检查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的合理性，检查其理论前提的事实和理论依据、检查理论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比较其事实结论与其他背景知识的关系，在以后的实践中检验其理论预言等等（也可以统称为实践检验的标准）。加拿大科学哲学家邦格还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标准，他认为真正的科学总试图通过不断提出新的假说和不断寻求检验而发展自己，倒是伪科学则总是宣称自己一贯正确而拒绝修改和完善自己的体系。[6]一项社会科学成果如果符合上述划界标准，我们可以基本上断定它是科学的，否则，不管有多少人把这项“研究成果”说得天花乱坠，都应当逐出科学的殿堂，最多也只能当成虚构的文学作品去欣赏。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划界标准在原则上是一致的，但检验手段和方法各有特色，如自然科学的实验与社会科学的实地调查性质类似，但方法上有很大差异。再者，划界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理论的进步、实践的发展而有所发展和变化。在这一点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都是一样的。
其次，在肯定其科学性的前提下，对那些含有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成果中的价值判断可作如下两种情况分别对待：
(1)对带有措施、建议等性质的价值陈述可再作进一步的可行性论证（前述肯定其事实陈述部分的科学性已是可行性研究的一部分）。即转入对这些措施、建议的具体实施条件是否具备、相应背景知识和技术是否配套、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等技术问题的讨论，以便于转化为一种可操作的社会技术。
(2)对有关意义和重要性等带有主观评价色彩的价值陈述则只好根据当时当地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去评议，或评议者以自己的立场、观点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对价值陈述本身无法作出、也不应当要求作出统一的标准和要求。但不管这种评议的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已经过前述科学划界标准检验过的社会科学成果的科学性。例如，不管什么权威人物对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如何批判，“新人口论”仍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而某些建立在主观臆断基础上的所谓“科学学说”，即使靠权势人为地制造某些既成事实的假象，最终也将被社会实践的事实剥去科学的外衣，如当年纳粹打着科学旗号宣扬的种族主义，不管其重复多少次、借助武力肆虐多久，终归被历史证明是反科学的谎言。而且，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也将成为价值事实，成为他人或后人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
主要参考文献
[1]Gillies,D.:PhilosophyofScienceintheTwentiethCentury:FourCentralThemes,Oxford,Blachwell,1993,P.153.
[2]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3]见丹尼尔·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5]Parsons,T.:TheStructureofSocialAction,NewYork,1958,P.594.
[6]参见（加）马利奥·邦格：“什么是假科学——只有检验许多特征才能明确区分假科学与科学”，《哲学研究》，1987年第4期。
【摘要题】期刊工作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知识属性/学术属性
【正文】
伴随中国出版业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期刊必然面临生存与发展的抉择。在中国强大的期刊阵容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占有重要的份额。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否也应进入市场？是否也应绝对“断”掉“皇粮”，在商海里“自谋生路”？类似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期刊界专家、同人所关注。从宏观上看，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属于出版物范畴，属于文化产品之列。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出版物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仅具有产品属性、商品属性，而且其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更为重要。两者相权，后者才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本原属性。确切地说，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特殊的产品、商品，其特殊性在于其知识属性、学术属性远远高于其产品和商品属性。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定位应首先是学术和知识，其次才是产品和商品；学术和知识属性才最能代表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质的规定性。
一
任何一本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无疑都是作者、编辑及其相关人员劳动的物化成果，是高层次劳动的结晶。从生产活动角度看，期刊一定是产品。但这种产品与一般社会生产的产品，以及普通文化产品又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简单地从产品的角度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属性至少是不完善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承载知识——尤其是新知识；承载着学术思想——许多是超前的理性思维，以及新生的理性思维的文字表述。故此，追求知识属性、学术属性，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传播和思想转达，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圭臬。即使突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也应无可争议地强调这两种属性均为知识、学术属性所决定，即，产品与商品属性是派生的，它离开知识与学术的价值属性便是“无”，离开了知识和学术属性，单纯的、纯粹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即使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也只能以知识和学术为定语：知识—学术产品、知识—学术商品。或者说，在当下文化产业如火如荼的时代，我们必须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非商品化属性加以特别强调。
从一般意义上讲，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并不具备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商品的某些属性，如高风险性和高收益性。虽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检验标准也离不开“消费者”——广大专业人员构成的读者群体，但这个群体有别于大众化娱乐的消费群体，更体现一种“相对概念”[1](P213)。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市场占有率是相对的，永远不可能像娱乐文化期刊那样，通过发行量体现自己的优势和价值。某些时候甚至完全相反：真正学术质量上乘的学术期刊与订数、读者数量并不成正比。所以，从读者群体、市场占有率，或从纯商品、产品的角度认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属性问题难免以偏概全。这也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消费的规律之区别的本质所在。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交流与展示平台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学术平台”提供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交流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在另一个角度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众所周知，知识和学术的生命力在于交流，在于思想和观点的碰撞，“知识交流所带来的另外一大好处是知识创新的规模效应。……知识只有在相互交流、相互合作中才能发展与壮大。……富有意义的知识交流会造成新的交流结构和交流网，会进一步促进知识的创新，使知识在交流中不断地发展壮大。”[1](P204)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学术交流、知识交融中所获得的收益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至少可以再生出两种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效：其一，增加了知识和学术含量；其二，传播和催生了新的知识、思想、理念。这些知识、思想、理念对于社会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绝非可有可无，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促进作用毋庸赘言。
毫无疑问，过分强调出版物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必然会消解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思想和智慧的含量。和商业化、商品化的一些出版公司、出版社相比，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视角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产品，也是商品。但必须注意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知识属性、学术属性突出的产品和商品；或者说，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知识属性、学术属性非常强的文化产品、文化商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势必要消解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自身的真实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仅仅从商品、产品的视角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定位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啻为南辕北辙。假如和对待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推向市场，以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对它进行检验，使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市场化，显然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否定。
我们还应看到，关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必须注意知识经济时代的宏观背景。知识经济时代提升了知识的地位，昭示了知识的重要性。也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强化了知识的商品属性。应当说，从宏观意义上看，这一观点并无不妥，但真要拿这样一个“标尺”度量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则应另当别论。
市场经济体制建构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社会生产的直接作用，科学技术—自然科学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既取决于自然科学的推动，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对于社会来说，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的道理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在强调和强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社会科学的地位也应随之提升，这才是科学繁荣的标志。无论市场经济多么发达，无论怎样强调期刊的产品、商品属性，均不应以抵消、销蚀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为代价。相反，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恰是强化其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市场经济越发达，越应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供更多的物质层面的支持，使其获得保障后的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得以尽情展示、绽放。尽管市场经济对于国人来说已不再陌生，但市场经济越发达，新的问题越多，越是需要学术理论研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并使之直接、间接转化为决策依据、实践依据，越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突出知识和学术属性。
二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是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这里所说的知识属性，不同于一般性的知识传播与传授，而是凸显着原创和创新思想，彰显的是各阶层作者的理性思索。这样，强调对知识和学术属性的强化，终极目的是为了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在许多情况下，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刊载的文章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不可能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追求理论上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对经济建设、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理论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先导作用，解释和阐释了理论不是“务虚”，而是从更深层次上对现实进行理性关注；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实践活动不断完善的重要环节。历史和社会实践证明，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变革，每一次制度变迁，都是思想解放、学术理论推动的结果。最为生动的事例当属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关于理论研究的原创性、学术性、探索性和时代性作用，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相当多的时候是直接的、显性的，绝非间接的、隐性的。比如，早在上个世纪末，一些学术期刊就陆续刊载各类文章，指出美国在冷战后推行霸权主义的战略重点之一，是英语文化的控制权——语境霸权。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不仅变成了现实问题，更引起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关注。类似事例屡见不鲜，可谓俯拾即是。这说明，理论研究的先导性、超前性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基本精神，而这种基本精神落到实处更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来传承，也是引领学术风范的具体表象所在。相反，如果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能够自觉追踪学术、理论热点，对社会和生活的贡献也无从谈起。如同各社会阶层的人群有不同的社会需求一样，文化精神产品也应关注不同文化层次人群的不同需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满足的是从事专门领域专业研究人员的需求，以及专业领域内专家和专业人员的科学研究需求，属于高精尖性质的精神文化产品。故此，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使在知识经济的大潮中，依然须臾离不开自身的知识和学术属性。这两种属性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大潮中的非商品化属性。
市场经济的建构与繁荣的确需要自然科学的支撑，也离不开社会科学的把握。对科学精神的强调，亦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培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社会进步的两大支柱。虽然我们没有充分理由来论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承担着弘扬全部人文精神的使命，但它至少承担着相当重要的使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许多问题的产生并不是自然科学精神不足，反到是我们对人文精神弘扬得不够所致。事实告诉人们，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使是在发达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而不应人为压缩这一空间。
[page_break]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主要侧重的是基础理论研究，属于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知识经济时代的确凸显了知识的商品属性，但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尚不具备消费的功用。所以，有学者指出：“基础知识以及科学理论尚不能在生产生活中直接使用，也不能作为商品来买卖。”[1](P211)无疑，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属于这类不能买卖的特殊商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非同一般文化产品、商品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也是由社会需要和不可或缺的社会分工来完成的。现代社会无论怎样分工，都需要一部分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并把研究成果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公之于世，使之对社会生活、经济建设产生指导作用。
在我们认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以及商品属性的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也具有“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2]。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属于一般文化产品，也不能简单地从这三个“价值”层面解读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内在价值。除了这三项价值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至少还应突出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当然，这三方面的价值绝大多数文化产品也具备，只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更为明显、更抢眼球。也就是说，当人们关注文化产品的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及其厚重的意义更加重要。文化、知识、思想只有传播才能更充分体现其价值所在。因此，后三项价值又与交换价值相辅相成。
产品、商品的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之一是交换。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思想、文化、知识的载体，在交换层面与一般文化产品存在共性，但也有差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交换的目的是传达、转达思想、文化、知识，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扩充人类知识和学术文化容量；而直接目的和现实目的，则是承载、贮存人类通过思维、思想劳动而创造出来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为社会提供新的知识内容。强调市场经济在社会生活中主体作用时，也不要忘记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除了提升了知识的地位外，还使信息和知识成为了重要的资源。人们认识、获得这种资源，并使之发生转化，才能使知识、信息发挥作用。当然，在人们接触、获得知识、信息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是传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传播知识、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并且总是以传播新的知识、思想观念等为主导，为先导。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刊载文章的内容绝大多数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直接服务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但淡化、淡漠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是不能被接受的。
三
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无法实现市场化，甚至很难接受市场的检验，固守学术田园，强化知识属性、学术属性也许不能说是唯一选择，但至少不具备市场商品的全部特征。比如，一个最简单的事例是，让每一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都自负盈亏，肯定是不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终极目标是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供的将是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以其理论关怀，促进人们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和层次的提升。这既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使命，也是它的职责。当社会需要各种层次的文化，以高雅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作用和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国家与社会繁荣与否的晴雨表并不仅仅表现在工农业生产和GDP的发展状况上，还相应地表现为文化与学术的繁荣程度上。经济强国往往也是文化大国的事实，毋庸进一步论证。文化繁荣与否不能仅仅依据某一部电视剧的收视率与某部“贺岁片”的票房效益，更不可能以某些迎合市场需求的娱乐活动的虚假繁荣来做出判断。因为这些只是文化的浅层表象，绝非深层次的精髓。社会发展进步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推动，同样离不开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勤奋思索；离不开广大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不断推陈出新与增大“精髓”的含量。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来说，为广大理论工作者提供一块创新和阐扬自己成果的园地，无疑是立身之本。因此社会经济越发达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越需要强化知识和学术属性，越是要固守知识和学术田园。
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与社会、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有必要探讨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社会批判功能和意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以弘扬正确的思想观念、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但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这一切都建立在对旧的陈腐观念、思想认识误区的批判和澄清的基础之上。学术界有人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其学术研究应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其实，对这一问题应从不同的侧面进行阐释，加以理解。根据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学术、知识属性，我们有理由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更应强化批判意识和社会批判功能，并据此整合思想文化资源，批判、矫正思想认识上的种种误区，帮助人们澄清思想意识领域内的种种模糊认识，明确先进科学理念，为市场经济以及各项经济建设活动提供方法论层面的思想学术成果等等，这不仅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本真价值，而且体现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关怀。网络时代，各种名目的思想、思潮、观念层出不穷，其中不乏错误的、消极的、危害国家和文化的东西。如何增强人们理论上的鉴别力，作为“学术人”义不容辞。因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肩负的使命前所未有。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思想文化领域内高层次的、深刻的批判与“辨伪”是任何一种文化产品、商品所不能替代的，不可替代的。
我们在强调人的科学素质的同时，更要强调人的人文素质；在培养科学思维的同时，也应当培养人文思维。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但离开了人文精神和人文科学的思维，我们的科学思维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经济越发达，越是呼唤广大理论工作者从深层次上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生活，越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出更高的要求——知识和学术要求。因此，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进入市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佳选择。
我们没有理由绝对地拒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和商品属性。既然认同其产品、商品属性存在，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益便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期刊的效益应由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部分构成。相当数量的期刊实现了两个效益，故此，其产品属性和商品属性是比较明显的，所谓“双赢”的特点是鲜明的。但如果简单地以笼统的“效益”衡量或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则需要另当别论。就经济效益而言，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投入与产出难成比例，因为在流通领域——实现经济效益的唯一渠道——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可能有较多的市场份额和经济、货币上的回报，价值规律的作用相对弱小，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消费者不可能存在更大群体，因此，追求社会效益必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选择。从前，涉及社会效益时，“虚论”较多，一旦具体分析这种效益的获得时，同样离不开消费者，或者说脱离了消费环节的任何效益都是虚无的。因为，不论强调产品、商品属性，还是强调知识和学术属性，假如期刊刊载内容——高层次脑力劳动的精神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特定文化水准群体的读者的精神文化、学术需求，不对社会文化事业有所贡献，那么同样不可能获得社会效益。这便是同属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为什么有些期刊受到欢迎，有些则遭遇冷落的原因所在。因此，在我们淡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的同时，必须强化其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以通过知识、学术属性获得人们认可的社会效益。
总之，如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能像“”那样绝对地“听命于政治”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也无法绝对地受制于经济杠杆。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的深刻教训之一。无论市场经济怎样发展，无论价值规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对社会、人生进行深层次理性思索总是“进行时”。我们认为，从本质属性上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非商品、非产品属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弘扬知识和学术属性的基本前提。简单地以产品和商品属性规定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难免流于粗陋，势必影响到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进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