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满活力，日益开放的今天，我们可以接触到制度的地方越来越多，制度对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想必许多人都在为如何制定制度而烦恼吧，奇文共欣赏，疑义相如析，如下是勤劳的小编给家人们分享的保险论文精选6篇，仅供借鉴。
【摘要】本文从农业保险的重要性入手，论述农业保险存在的必要性，分析农业保险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农业保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是农业风险分散的重要工具。它为推动农业体制改革，保障农业生产顺利进行提供了有效的保障。但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陷入了困境。其突出矛盾表现在广大农民迫切需要农业保险的保障而各商业保险公司却不愿涉足该领域。
【关键词】农业保险农业体制改革政府支持再保险
一、农业保险的重要作用
农业保险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外农经专家认为：农业科技、农业投入、农业保险是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现代农业承受着自然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的威胁，这些风险的存在，严重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民的收益和农业经济处在一种极度不确定性状态下，客观需要创建一种转移分散风险、分摊经济损失的风险管理机制，现代农业保险应运而生。农业保险的发展，对保障农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农业保险对农民个人的影响
农业保险可以使投保农户在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后及时得到经济补偿，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可以转移和分散风险，由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共同分担损失，以赔偿支付的方式保障农民生活的稳定。
(二)农业保险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农业保险有助于稳定农业再生产，保障农业生产过程的持续性，保护农业资源。同时，农业保险有调节农村经济、稳定物价的作用，因为农业保险的实施，可以使大额的不定的农业风险损失，转化为小额的固定的农业保险费的缴纳，可以节约部分开支。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帮助农民及时恢复生产，也可以稳定农产品物价水平，保证社会对农产品的正常消费。
(三)农业保险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
在我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经济的波动是引发国民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因此，农业上因风险造成的损失，不仅会导致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不稳定，更会使整个国民经济处于不稳定状态。相应的，农业保险在直接促进农业生产活动稳定发展的同时，也间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同时，农业保险的介入，会使农业生产者尽快恢复生产，从而保证农产品的供给和价格的稳定，从而安定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社会生活。
二、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
（一）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和供给不足
农业生产和经营风险的客观存在，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必然形成对农业保险的巨大需求，但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现实需求不足。主要原因有：
1.超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客观上弱化了农业保险的经济保障功能。狭小的经营规模使农民产生较低的预期收益，因而也不愿付出现实的保险成本。
2.我国目前的农业保险还主要是由保险公司以商业形式经营，国家支持和补贴较少，相对农民收益而言，保险费用较高，也抑制了农民对保险的需求。
3.受传统农业的影响，农民的保险意识还较差。
以上因素造成了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商业性保险公司无法获得直接经济效益，这就很难刺激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在萎缩的供给和低迷的需求状态下，农业保险业务发展缓慢。
（二）资金来源渠道单一
目前，农业保险基金主要来自于保户缴纳的保险费，而农业保险费率相对于保户的农业收入而言是很高的。根据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全国有59%的农户仍属于纯农户，这些纯农户家庭90%的收入来自纯农业收入。而投保农业险会导致农户收入持续走低，在农户收入减少的同时，农村公共品供应的弱化将使农户隐性负担逐步增长。这种单一的、不稳定的来源渠道也是农业保险实践不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农业保险的发展面临资金短缺、人才匮乏、技术薄弱的矛盾
农业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特别是在资金方面的资助，但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政府的支持是有限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业保险将面临资金不足的矛盾。与此同时，我国目前农业保险在理论研究上也相对滞后，在实践中发展缓慢，农业保险方面的统计资料不详。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人才，长期以来，我国保险业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发展呈现多次起落，保险人才断层，而农业保险经营上的复杂性、艰苦性，也导致人才更是奇缺。
三、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对策
（一）加快农业保险经营体制的改革
考虑到整个行业的特点和农业的特性，农业保险不能简单地采取与其它保险相同的方式，应当建立多层保险与风险分担、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的农业保险和风险防范机制。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症结在于保险公司的商业化经营同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扶持之间的矛盾。纯粹由商业保险公司办农业保险，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把农业保险业务从商业保险公司中分离出来，成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才具有可行性。通过创建新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调整保险产业结构，不断扩大农业保险发展规模，尽快形成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二）加快农业保险的相关立法
农业保险法是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保证和依据。在世界范围内，各国都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在实践农业保险时不应用或不完全应用针对各种商业保险而制定的《保险法》，而要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及其实施细则，确定农业保险经营的基本法律依据，以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顺利建立，使农民的利益得到切实保障。我国目前尚无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对农业保险予以扶持，因此，国家应根据农业保险非商品性、政策性等性质，加强农业保险立法，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农业保险的地位、作用和性质，以及政府在农业保险实践过程中应发挥的职能和作用，并借此提高农民的保险意识。这对于规范我国的保险市场，区别管理不同性质的保险活动，逐步建立农业保险补偿体制，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加强农村市场经济的基础建设，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三）筹资渠道多元化
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筹资渠道过于单一，因此，筹集农业保险基金，除了发动保户积极投保外，国家应加大对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力度。另外，对农业相关产业可征收一定标准的农业保险税。农业保险基金的投放重点应是促进和保护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保障农业生产和经营不因自然灾害而中断，及时向受灾保险对象提供帮助。同时，根据各类险种和险别的承保对象、承保责任、赔付方法、赔付金额的特殊性，对农业保险基金的各类风险基金要分别管理、专项使用。
（四）加大国家政策支持与财政扶持
[论文摘要]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是保险合同中非真正义务，但告知义务是保险业合理营运的制度基石。我们要对保险合同的告知义务范围作严格界定，从而才能减少纠纷，使之更具有操作性和实践性。
保险法上的告知，是指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就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相关的情况向保险人所做的陈述或说明。其内容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即对事实的陈述，对将来事件和行为的陈述，以及对他人陈述的转述。当今世界各国保险立法都规定在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应当将保险标的的有关重要事项如实告知保险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告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1款确立了告知义务：“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如何确定告知范围的？立法例上有无限告知主义和询问告知主义之分，无限告知主义要求告知义务人不以保险人的询问事项为限，必须将有关危险的一切情况都如实告知保险人；询问告知主义主张告知义务人只需对保险人的询问如实回答即可。
目前我国大多数告知义务人对保险的专业知识知之甚少，而保险人作为专业人员，精通保险业务，知悉估计危险的各种情况，况且，无限告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损及商业秘密，所以，在保险发展初期应以采询问告知主义为宜，对双方当事人也比较公平。否则，如果保险人怠于调查和询问，却要求身为告知义务人作漫无边际的告知，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
对此，我国《海商法》和《保险法》的规定有差别。《海商法》第22条规定：“合同签订前，被保险人应当将其知道或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有关影响保险人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者确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保险人知道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情况，保险人没有询问的，被保险人无需告知”，采用的是主动告知主义，可能是基于海上风险不可预知性大，危险测定技术落后等作出的考虑，但随着现代科技和通讯的日益发达，人驾御自然的能力已今非昔比，这种考虑的基础被大大削弱，询问告知主义存在的合理性遭到质疑。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1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一、重要事项的客观性标准
是否保险人询问的事项，告知义务人都需要如实告知呢？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缔约方有权自行对重要性作判断，询问本身默示着有关问题的重要性，表明保险人心理会受到影响，被保险人应当受到约束，必须如实告知。另一种观点认为，重要性是一个事实问题，需要考虑一切有关因素确定，如果谨慎保险人不认为某一情况是重要的，个别保险人的询问并不能使其变得重要。本文采纳后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保险人询问的是无关紧要的琐事，告知义务人作了不实告知，此虽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但对承担风险和估算费率并无影响，即并不破坏对价平衡原则，根据前文所述告知义务之法理，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所以告知范围还须以重要事项来限定。决定一个事实是否重要事项时，各国基本上都采用了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相同的标准，概括而言，即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项所规定之“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重要事项是保险人进行危险估计的有力事实，如果其知悉真相，就会拒保或不以该条件投保。至于其具体认定，法无明文，须依保险种类及个别保险契约内容或目的客观地以保险技术观点加以评定。只有当告知义务人对这些重要事项隐瞒或未如实告知时，才构成对对价平衡原则的破坏，保险人才可以解除合同。并且，根据我国合同法，能够导致合同解除的行为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必须达到根本违约的程度，如果被保险人的不实告知不会改变保险人的最终决定，那么依据合同法，该行为的性质未达到根本违约的严重程度，不足令保险人解除合同，否则会让相对方轻易丧失保险合同的保护，这对他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可见，对告知义务的内容加以“重要事项”的限定也与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保持一致。所以在询问告知主义下，对保险人未询问事项告知义务人可推定为非重要事项，但相反的推定是不成立的，即保险人询问的事项并非必然是重要事项，告知义务人对此等问题的不实告知不构成告知义务的违反。
衡量重要情况的标准是由谨慎保险人作出判断的客观性标准，而非由实际保险人作出判断的主观性标准。一个事实是否构成重要事实，即是否足以影响保险人接受投保单，确定合理的保险费率，进而达成保险合同，并不取决于被保险人自己认为它是否重要，不是以被保险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通常也不是以某一特定保险人看法为标准，而是以一个合理谨慎的保险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会受到影响作为标准。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保险人会怎样做，是接受投保，还是拒绝投保；或者，给予什么样的费率。这种标准也叫做“客观合理的保险人标准”(objectivereasonableinsurer''''sstandard)，它较为重视客观，以大多数保险人的立场来衡量一个事实的重要性。不过，在美国的一些保险判例中也有使用所谓。“主观个别保险人标准(subjectiveindividualinsurer''''sstandard)，这种标准强调重视保险人作为具体当事人的主观看法。
二、排除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事实
告知范围还应排除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事实。在现行英国法中，保险人因对“重要情况”的误述或未告知而享有的救济则依赖于实际保险人的主观判断。如果保险人想行使被保险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救济权利，就必须同时证明误述或未告知在谨慎保险人眼中具有客观上的重要性并且其本人(即实际保险人)的主观态度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如果保险人仅证明客观上的重要性而未证明主观上的影响，违反告知义务的主张便不成立，反之亦然。保险人有权享有的违反告知义务的救济权利，不仅仅取决于被保险人行为的客观重要性，而且还取决于该行为对实际保险人所产生的主观影响，即实际保险人必须依赖于被保险人的行为。如果保险人实际上没有因被保险人误述或未告知而受到损害，他就不能利用告知义务改变其已经同意的合同内容，换言之，当保险人没有依赖于被保险人的行为，并且没有因此遭受损害的情况下，允许保险人逃避责任实际上是不公平的，而且有悖于保险合同当中，双方当事人相互负有最大诚实信用义务的精神。在英国法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证明某一情况的重要性，并不能推断保险人受到了实际影响，但是此原则也存在例外，即如果某一情况的重要程度十分的明显，就有理由根据这一事实推断保险人受到了实际影响；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事实推定也仅仅是初步的，并且可以被推翻的。具体说来，如果某一误述的性质能够影响合理行事的保险人订立合同，那么证明受到误述的实际保险人没有受到影响的举证责任就落在作出误述的被保险人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保险人能够证明保险人不知道这一误述或者保险人知道被保险人的陈述是不真实的仍然决定订立合同，那么就可以证明保险人没有因误述而受到影响。
三、保险人的调查义务
（一）数据来源及回归模型
本文所采用的居民微观调查数据来源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同时，本文还将用到4个直辖市及78个地级市层面的宏观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数据库和2009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由于一些被访问者的数据缺失，本文最终收集到了9189个居民样本用于实证分析。其中，下标i表示第i个居民样本，ε表示随机扰动项。因变量为happiness，是度量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指标。在公式（1）中自变量为medicare，表示医疗保险；pension表示养老保险。β1、β2分别是两者所对应的回归系数。在公式（2）中自变量为社会保障项目指数social_security。X和Z是控制变量，X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矩阵，Γ是其相应的回归系数矩阵；Z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宏观环境变量矩阵，П是其相应的回归系数矩阵。
（二）变量定义
1.居民主观幸福感（happiness）。
被解释变量happiness的取值来源于CGSS问卷中被访者对问题“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是否幸福？”的回答。答案分为“很不幸福、比较不幸福、一般、比较幸福、完全幸福”，分别对应1-5的赋值。表1显示了居民主观幸福感调查结果的分布情况。在最终的9189个样本中，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分布情况与全样本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回答“很不幸福”和“比较不幸福”的比例为2.14%和7.66%，而样本中有18.01%的被访问者选择回答“一般”，另外56.55%和15.64%的被访问者选择了“比较幸福”和“完全幸福”。这样的分布情况表明删除数据缺失的样本个体后实证结果不会有明显差异。
2.社会保障（medicare、pension和social_security）。
本文用来衡量居民社会保障情况的指标medicare和pension分别来自居民对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您目前是否参加了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社会保障项目？”和“您目前是否参加了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保障项目？”的回答。当访问者回答“参加了”即赋值为1，当回答“没参加”时赋值为0。Social_security的取值为medicare*0.5+pension*0.5，是分别赋予medicare及pension各0.5的权重再相加的综合指数。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分为两类，一类是被访问者的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另一类是其所在城市的宏观数据变量。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性别（male），男性取值为1，女性为0；年龄（age），是居民在2009年的周岁；民族（nation），汉族取值为1，其他为0；（religion），有取值1，无取值0；教育情况（education），即根据学历推算的接受学校教育的年数；政治身份（communist），中共党员取值为1，其他为0；健康状况（health），来自被访问者对问题“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的回答，答案“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分别取1-5的整数值；户籍（urban_hukou），适用于调查结果“非农业户口（城镇户口）、居民户口、军籍”的取值1，其他为0；工作情况（work），有工作取值1，其他为0；收入情况（income），即2009年该家庭总收入的自然对数；婚姻状况，分为两个变量divorced和married，分别表示离婚和已婚状况，当离婚和分居时，divorced取值1，其他情况取值0，当已婚时married取值1，其他情况取值0；收入公平（fair），来自于问题“考虑到您的教育背景、工作能力、资历等各方面因素，您认为自己目前的收入是否公平？”，回答“不公平、不太公平、一般、比较公平、公平”分别取值1-5的整数。居民所在城市的宏观数据变量包括：收入差距（inequality），是2009年该城市城乡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值；经济增长率（growth），是2009年该城市GDP的增长率（%）。
（三）数据描述
用于实证研究的9189个微观样本涵盖了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82个城市，其中东部32个，中部30个，西部20个，说明研究样本具有一般代表性。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happiness的均值为3.76，处于中等偏“比较幸福”的水平。医疗保险medicare的均值为0.87，说明样本中87%的居民参与了医疗保险的社会保障项目，养老保险项目pension参与的居民却只有46%，低于医疗保险的参与率，这两个变量的标准差分别为0.33和0.5。社会保障综合指标social_security的平均值为0.66，标准差为0.33。
二、实证分析
（一）基本结果
由于在本文的回归模型中，被解释变量happiness的取值是1-5的整数，是一个表示程度的有序变量，因而本文采用OP模型对其进行估计。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不仅列出了解释变量的偏回归系数，还列出了解释变量对happiness的边际效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变量social_security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能够显著增进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体来说，当社会保障指标提高一个标准差（0.33），能使居民感觉“很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居于幸福和不幸福之间”的概率下降0.21%、0.83%、1.42%，但却可以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完全幸福”的概率上升0.85%、1.61%。通过对以上实证结果的分析，本文认为社会保障可能主要通过以下三种路径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首先是经济路径，社会保障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并在某些方面增加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如领取低保），从这个方面社会保障对幸福感有促进作用。其次是心理路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作为社会的“安全网”和“稳定器”防范于未来的风险，给人们心理上安定的感觉，还可以增加社会信任，从而提升了居民幸福感。最后是社会路径，社会保障可以使国民收入再分配，促进了社会公平，从而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对于其他控制变量，除了工作情况（work）和经济增长率（growth）两个变量不显著以外，其余变量都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并且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既有文献的研究发现大体一致。
（二）分项结果
目前在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分量最重、人民最为关注的当属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所以为了考察这两个指标各自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差异，现将其作为单独的变量同时放入回归模型中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从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都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根据边际效果的数据来看，医疗保险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高于养老保险。实证结果进一步说明，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对提高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意义。医疗保险影响大于养老保险影响的可能解释是：首先，医疗保险的覆盖度大于养老保险，从全体样本中就可以看出，有87%的居民参与了医疗保险，只有47%的居民参与了养老保险。其次，可以看出人们对于医疗保险的重视，因为健康对个人会产生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影响。最后，健康问题贯穿于人的一生，而养老保险的作用一般突出体现在老年生活方面。
（三）分群体结果
为了进一步探讨社会保障对于不同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本文按不同标准将被访问者分为不同群体，以观察社会保障对其幸福感影响的差异性。首先，按照被访问者所处的地域，将样本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居民两个子样本；其次，再按照CGSS问卷中的问卷类型将被访问者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子样本；最后，根据被访问者家庭收入是否达到平均收入将其分为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两个子样本。分别对以上子样本进行OP回归。对于每个子样本，社会保障都显著影响其幸福感，但是对中西部地区居民的影响大于东部，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大于城市，对低收入居民的影响大于高收入群体。这个结果可能的解释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低层次的需求被满足以后，人们更重视还未得到满足的更高层次的需求。生活在经济相对发达城市的高收入居民其基本生活需求得以满足，影响其幸福感的因素中高层次的需求可能占比较多。并且，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更倾向于照顾普遍大众及弱势群体，故对生活环境较差的居民影响较大。
三、结论
从目前试点情况看，大部分省市的承保机构数目维持在三个以内。比如山东省青岛市的承保单位是中国财险青岛分公司，辽宁省朝阳市的承包单位为中国财险朝阳分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朝阳分公司和安华农业保险公司朝阳分公司。因此，从厂商数目的角度来看，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在各试点地区体现为介于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之间的一种市场性质。从产品的差别程度来看。森林保险的产品可以看成是灾害发生后提供补偿或者重置的服务，其价值的书面载体为保险合同。因此，森林保险的产品可以理解为林农与保险公司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对于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的价值在不同的情况下具有不同的价值：如果没有发生灾害，则保险合同的价值为保费；如果发生灾害，则其价值为保费减掉赔偿额的余额。由于保险合同的这种特性使之无法对保险合同的价值进行单一估算。因此，这里将保险合同的价值视为保费，而将赔偿额（如果受灾并赔偿）经过摊销后视为签订一份保单保险公司需要付出的变动成本。《通知》中指出，基准保险费率为4‰，各试点省份可以据实上下浮动或进行省级财政补贴。因此不同地区的森林保险保费已经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即不同地区的政策性森林保险产品不同质。从这一角度，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的性质趋向于寡头市场。对价格的控制角度来看。在2009年以前，我国并没有正式决定开展政策性森林保险，当时的保险公司对价格的控制程度非常高，导致保费过高使林农难以承担。而在2009年国家正式开展政策性森林保险以来，试点省市的保费均由政府管制在一定范围内[4]。如图1所示，在政府不进行管制的时候，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保险公司会采用MR=MC的方法进行定价，从而保费的均衡价格为Pm，均衡数量为Qm。此时不但保险的覆盖率非常低，而且均衡价格让林农难以承受，需求很低甚至零需求。因此，为了开展政策性森林保险，政府会进行管制，要求保险公司采用平均收益定价法，即取AR=MC，此时的均衡参保数量为Q1，均衡价格为P1，由于P1<AC，厂商是亏损的，所以需要财政补助，补助额至少为S长方形P2P1BA。若将政府的财政支持算作保费，保险公司对价格有较大的控制权。从行业壁垒角度来看。因为森林保险本身的弱质性，多灾性，周期长等特点，行业进入壁垒非常高。以中国财险为例，仅其注册资本就高达111.418亿元。截至2010年底，中国财险保费收入达到1539亿元，在全球上市非寿险公司中名列第八位，亚洲排名稳居第一。如此高的壁垒要求和资金雄厚的竞争对手，几乎排除了所有潜在进入者。
发展的不足之处
由于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介于垄断市场和寡头市场之间的市场性质，其发展上的限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市场运行效率低下。无论是垄断市场还是寡头市场，相比于完全竞争市场，均有效率上的损失。其动因主要是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无法确定所有森林的全部风险状况，如果按照整体森林资源的平均出险概率确定保费费率，那么只有面临的风险概率高于保费费率的林农会参与投保，极可能出现逆向选择问题[5]。另外，法律层面上的缺位等问题也加剧了效率的损失。第二，政府补贴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政府为了管制政策性森林保险的价格，规定了保费上限，使保险公司的成本大于收益。为了保证森林保险的顺利实行，需要政府对保险公司进行适度补贴。从要素的流动角度来看，这种转移性支出性质的资金流动会造成社会总福利的损失。第三，从我国目前的政策性森林保险实施情况来看，各试点省的营销模式基本上是被动执行中央的批示文件，很少有结合自己地区发展独特的营销策略。以沈阳市和青岛市两地为例：尽管两市的森林资源本身和外部环境均有较大差别，但是在政策性森林保险的施行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综合来看，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是一种介于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之间的市场。
开展政策性森林保险的建议
提高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运行效率目前，我国政策性森林保险的运行效率有待提高：第一，立法保证。我国森林保险方面的法律处于空白阶段，仅有1982年颁布的《森林保险条款》对森林保险进行了简单的说明[6]。因此，我国应该仿照发达国家的立法体系进行政策性森林保险法律的建设：首先，完善《保险法》的政策性保险部分，其受众对象主要是农业保险和林业保险[7]；其次，完善《森林保险条款》内容，对险种，保费，补贴，索赔，理赔等相关方面进行细致规定，将责任落实到点；再次，以《森林保险条款》为基础，对里面的各项内容进行分项立法，同时定期对相关法律进行与时调整；第二，信息公开。保险市场上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为了保证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低成本高效率运行，政府应建立相关的组织机构，收集保险公司和林农（包括林场）的信息，并在权威网站上公布。这样不但可以消除市场供需双方的调查成本，而且可以增加相互信任度，提高潜在利润；第三，建立随时反馈机制。大多数政策在最初的试行阶段均运行良好，但是效率随时间推移而有所下降，究其原因就是反馈机制的缺位。因此，针对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政府应设立或指定专门机构对其进行实时监控。建立完备的政府补贴机制对于政府补贴带来的效率损失，可以在以下方面给予调节：第一，成立由保险、财政、林业和政府机构人员组成的调研组，对各地区的森林保险外环境进行深入了解、数据采集、资料分析等，针对不同的地区提出差异性的财政补贴政策，即经济发达地区少补，贫困地区多补；受灾率低的地区少补，高的地区多补；森林资源贫乏的地区少补，丰富的地区多补；对实施好的地区给予奖励补贴[8]；第二，从减灾方面入手，政府定期对各试点林区进行深入指导，对防险政策、风险管理、保险理赔等信息给予共享，提高林农的参保意识。如果实施效果良好，则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将会形成良性循环，财政补贴的数额上也会平稳下降，由此可以减轻政府负担，增加社会总福利；第三，建立财政补贴监督机制。对财政补贴设立专项基金，由财政部门和林业部门委托银行代为管理[9]。采取多管齐下的市场营销策略保险行业非常特殊，其运营方式与零售业相近，但出售的产品却是非实体的服务。相比于实体产品营销的可见性，森林保险产品更需要提高品牌忠诚度。政策者和实施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来加强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的战略营销：第一，建立专门的保险机构。2009年国家指定实行政策性森林保险的公司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保”），但中国人保的森林保险业务在其整个业务体系中所占比例过小，并不能在森林保险领域更好的发挥经济规模效应。因此，政府应成立专门的政策性森林保险公司，统筹全国的森林保险业发展。同时引进林业、保险业、金融业等领域人才，加强行业的人才管理；第二，不同市场采取差异策略。由于各地区的情况各异，应采用差别营销策略。保险公司应转变对森林保险的态度，将被动的接受国家政策变为主动创造新的利润点：首先，保险公司应在当地政府、林业部门、气象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帮助下分析潜在险情，并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险种；其次，在开发特色险种的其基础上，保险公司应保证森林保险资金链的抗险性，以便持续经营；最后，建立完备的信息数据库和反馈机制[10]，对经营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微调。
新疆是我国的农业大省，三农问题的解决，对于新疆长期稳定发展至关重要。目前，新疆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是资金问题，因此有必要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促进小额信贷发展。通过博弈论分析，得出农业保险能够提高信贷机构开展小额信贷的积极性，缓解农民“贷款难”的问题，这对于促进新疆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小额信贷；农业保险；农村金融市场
一、新疆近年来小额农贷的发放情况
新疆农业发展最大的障碍是资金问题，小额信贷能否持续发展，关系到新疆三农问题的解决。就全国而言，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由于农村支行经营成本过高等原因退出农村金融市场，因此农村信用社成为县域地区小额信贷投放主体，2005年以来新疆农村基本形成了以农信社为主体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1]。新疆小额信贷始于2001年，农村信用社是发放小额信贷的主要机构。2007年的一项新疆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和中国银监会的调研数据表明，新疆农村信用社有1085家机构网点开办小额信贷业务，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年均累放额已由1999年的27亿元增至14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26%[2]；2012年全区农村信用社累计投放各项贷款1382.24亿元，同比增加196.5亿元；小额信用贷款102.32亿元，较年初增加31.55亿元，增长44.58%；农户联保贷款190.79亿元，较年初增加32.69亿元，增长20.68%[3]。截至2013年11月末，新疆农村信用社各项贷款余额1440.58亿元，较年初增加265.75亿元，增幅22.62%；其中，涉农贷款余额1025.5亿元，较年初增加219.55亿元，增幅27.24%，占各项贷款余额的71.21%，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了有力的金融保障[4]。虽然新疆农信社的小额信贷规模越来越大，但是根据一项面向新疆农户金融需求调查显示，新疆有79.4%的农户有借贷需求。因此，就新疆农村小额信贷的需求而言，农信社依然不能完全满足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
二、小额信贷引入农业保险对于缓解农户“贷款难”的博弈分析
（一）农村小额信贷中的信用博弈分析
农村小额信贷信用博弈的参与人为信贷机构与借款人（即农户），二者均满足理性人假设。因为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缺少资金，所以只要贷款利率合适，农户一定会选择借款。因此双方博弈中，假设信贷机构有贷款与不贷款两种策略选择（贷款，不贷款），农户有还款与不还款两种策略选择（还款，不还款），农户借款金额为M，借款利息为r，信贷机构的收益为X，设农户贷款后用于生产的收益为N，其中X=M（1+r），则小额信贷中的信用博弈模型。当信贷机构选择贷款策略时，若农户选择还款策略，则信贷机构收益为X=M（1+r），农户的收益为N；当信贷机构选择贷款策略，而农户选择不还款策略时，农户的收益为N，信贷机构由于不能收回贷款，则损失所贷金额M；当信贷机构选择不贷款策略时，农户选择还款策略，则信贷机构会损失本来可以贷款给农户的利息收入，农户也因得不到贷款，损失了本来可以用贷款资金从事生产所得的收入N；若信贷机构选择不贷款策略，农户选择不还款策略，则双方的收益均为0。因此，从上述博弈来看，只有当信贷机构选择贷款策略，而农户选择还款策略时，才能达到双方效益最大化。但农户如果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会选择不还款策略，那么信贷机构之后必然选择不贷款，结果双方终止合作，结果造成信贷机构的“惜贷”现象。
（二）农业保险参与后缓解农户“贷款难”的理论分析
假设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如果信贷机构通过代办农业保险收取的中间费用为z；农户贷款从事农业生产，发生风险事故后保险公司给信贷机构的赔偿额为b；农户贷款经营后，有能力还款的概率为q，若此时信贷机构的贷款利率不变任然为r。则此时信贷机构的期望收益为T2，T2=M（1+r）q+（1-q）（b-M）+z。同时可知农户没有购买农业保险时信贷机构的期望收益T1，T1=M（1+r）q-（1-q）M，现对T1与T2进行比较，T2-T1=（1-q）b+z。由于q在区间[0，1]之间，发生风险事故后保险公司给信贷机构的赔偿额b>0，信贷机构收取的中间费用z>0。因此，T2-T1=（1-q）b+z≥0。说明农户购买小额保险后，信贷机构的期望收益提高了，因而提高了信贷机构贷款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户的“贷款难”问题。
三、基于农村保险引入模式，完善新疆小额农贷的措施
小额信贷与农业保险是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小额信贷引入农业保险机制，符合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求。新疆是我国的农业大省，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份，新疆农村地区的发展有利于加强各民族团结。小额信贷与农业保险结合，对于完善新疆农村金融市场，促进新疆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有着重要的意义。新疆农村小额信贷引入农业保险这一模式经历了数年的发展，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但仍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第一，政府作为农户、保险公司、信贷机构三方的协调者，需要强化政策上的支持，给予开办农业信贷与保险的信贷机构和保险公司更大的税收优惠。第二，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完善巨灾保险保障机制以及再保险制度。巨灾对农业生产所造成的损失是毁灭性的，一般商业保险公司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赔偿责任，因此要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完善巨灾保险保障机制，同时需要建立再保险制度，减轻和分散保险公司农业保险的风险，提高农业保险的供给率。第三，需建立信贷机构与保险公司风险共担制度，促使信贷机构风险与收益趋于平衡，促进农村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第四，完善监管制度，增强新疆农业信贷与农业保险协同发展稳定性。第五，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政府应大力弘扬社会诚信意识，规范社会信用行为，信贷机构与保险公司通过信用评价体系共享等方式，强化农户信用在农村信贷和保险中的基础性作用。
作者：谢泽林 永春芳 单位：新疆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1]徐琪疆。新疆农户小额贷款发展问题研究[D].呼和浩特：新疆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2]康馨方。新疆农户小额信贷需求研究———以玛纳斯县为例[D].呼和浩特：新疆农业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责任保险，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保险，又称为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法》第50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付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按保险标的的不同，可将其分为雇主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和公众责任保险等。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显然属于民事责任，后者又包括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两种。由于违约责任可以通过订立信用保险合同或保证保险合同来解决，因此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即是侵权责任。
一般认为，1855年英国铁路乘客保险公司向铁路部门提供铁路承运人责任保险，是历史上首次出现责任保险。1875年，英国又出现了马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可以看作是汽车第三者责任险的先导。随着工业生产的不断进步，责任保险的范围也不断增大，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而如前所述，责任保险以被保险人对于第三者的侵权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这使得其和侵权法之间产生了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责任保险使侵权责任社会化。侵权责任本应由侵权行为人来承担，但责任保险使得侵权行为人（即投保人）的侵权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并通过保险公司这一媒介转嫁给整个社会来承担。
2、责任保险使侵权法的损害赔偿功能发生变化。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一方面是对受害人的补偿，另一方面又是对侵权人的一种惩戒。责任保险虽然使受害人的损失因有了保险公司作后盾而能得到保证，但也使得对侵权人的惩戒变得徒有虚名。
从上述两个方面出发，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疑问：责任保险是否在变相的鼓励人们放弃谨慎小心的生活态度？其最终结果是否有益于社会？本文将运用法经济学方法对上述疑问进行回答。
二、法经济学
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简单的来说，法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的科学。
1、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则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每个人在进行任何满足自己某种欲望的行为之前，都会通过理性的思考做出选择。
2、每个人在进行各种日常生活的行为（感情生活除外）时，都会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并做出最有效率的选择。而整个社会在进行某种抉择之时也会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做出最有效率的选择。
科斯在1960年所发表了论文《论社会成本》，被认为是法经济学研究的里程碑。在该文的开篇，科斯提出，“传统的（分析）方法总是使得所做决定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当A给B造成了损害之后，在需要做出判断时，惯常的思维方式会这样考虑：我们应当如何抑制A？但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具有相互性：消除了对B的损害即意味着对A造成了损害。因此，我们应当做出的判断应该是：是否应允许A损害B，或者说是否应允许B损害A？问题的关键在于避免更为严重的损害。”这就是法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即以是否具有效率作为判断法律问题的标准，而非仅仅是以公平和正义作为标准。著名的科斯定理也是由该论文所推出的（科斯并没有明确提出）：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其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则无论财产权的初始状态为何，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然而现实之中任何交易的成本都不可能为零，并且交易成本往往都很巨大，人们无法将其忽略。由于实际的交易成本必然为正，对科斯定理反推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最有效率的市场均衡结果必然产生于交易成本最小的情况。因此，最佳的资源配置状态就是使交易成本最小的配置状态。科斯认为，法律对于资源配置起着极为重要的最用，因为财产权利的归属往往是由法律来设定的。举例而言，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规定了善意第三人可以取得被无处分权人擅自处分的物的所有权，而之所以如此规定，就是因为这比相反的规定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即具有效率。同样地，“法院也应当了解其判决的经济后果，并在判决时考虑这些后果”。这就是法经济学不同于传统法学的地方，后者往往是以公平正义（即道德标准）为标准，而非以效率为标准。
三、对责任保险制度的经济分析
假设A是侵权行为人，B是无过错的受害人，A的行为使B遭受了1000元的损失。在没有责任保险的情况下，根据侵权法，A应当对B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此时会出现以下三种可能的情况：
1、A有能力承担1000元的赔偿数额。
2、A只能承担部分赔偿数额或完全不能承担任何数额，但是B却有能力自己承担全部损失或A无法承担的那部分损失。
3、A只能承担部分赔偿数额或完全不能承担任何数额，同时B也无力自己承担全部损失或A无法承担的那部分损失。
在前两种情况下，A需要全部或部分承担B的损失，由于这个损失是由A或/和B自己完全承担的，所以就没有外部成本产生。此时的社会成本也就相当于A和B之间的私人成本，即只有1000元。
而在第3种情况下，由于A和/或B无法承担全部的损失，B所遭受的损失无法得到全部补偿。这就意味着需要由A和B之外的人来承担无法被补偿的那部分损失，即A和B之间的活动在私人成本之外还产生了外部成本。而此时的社会成本就是上述私人成本和外部成本的总和。对B而言，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该如何使自己的损失得到完全的补偿，B获得补偿的途径的不同就意味着所产生的外部成本的不同，并最终导致社会成本的不同。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1)没有责任保险制度。但存在政府设立的某种社会救助制度，B就可以依靠该制度获得补偿。但是，这种制度往往都存在于经济较为发达的社会之中，并且该制度的设立毫无疑问也需要耗费巨额的成本。毫无疑问，此时的社会成本一定会超过1000元。如果不存在政府设立的社会救助制度，那么就只能由B自己来想办法补偿自己的损失了。要么B会无奈的接收现实，并最终无法生存；要么B会通过犯罪来满足自己对财产的需求。无论是任何一种情形发生，其所产生的外部成本都是巨大的，而最终的社会成本也必然是巨大的。
(2)存在责任保险制度。如果A事先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责任险，那么保险公司就会代替其向B支付赔偿金。此时A和B之间的私人成本是1000元，而外部成本为零，因此社会成本是1000元。虽然在A和B之间出现了保险公司这一第三者，但是保险公司仅仅是代替A支付了对B的赔偿金而已，其和B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其他关系。A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则是另外一个经济活动，当然，这项经济活动同样要产生成本。但是，这种成本肯定要比由政府建立社会救助制度的成本要小的多。
当然，一个貌似合乎逻辑的推理会在此时产生：在没有责任保险之前，人们为了避免自己承担责任，会履行谨慎注意的义务来防止自己的行为可能对他人产生的损害。但是有了责任保险，由于可以让保险公司承担责任，人们就会降低自己的注意程度，从而使保险事故的发生更为频繁，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并将其所带来的收益抵销。事实上这种推理忽略了本文之前所提过的一个基本原理，即每个人总会基于理性的分析从而作出对于自己效用最大的选择。以医生为例，假设医生A在其执业过程中的医疗事故率为5件/年，其向甲保险公司投保了职业责任险。根据上述结论，由于A因为投了保险，那么便会在执业过程中降低自己的注意程度，必然的结果就是医疗事故率增大。这样一来，至少会出现以下几种结果：首先，甲会提高对A收取的保险费。由于医疗事故率的增大，如果甲继续根据5件/年的事故率来收取保险费，则其无法从中获利。其次，由于医疗事故率的增大，政府部门很可能会因此而吊销A的医师执照。再次，很多原本想让A治疗的病人便不会再选择A，即A的潜在顾客会因为医疗事故率的增大而选择其他的医生就医。无论如何，对A而言降低自己的注意程度都是不利益的，作为理性的人A是不会选择这种做法的。论文关键词：保险；责任保险；法经济学
论文摘要：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保险。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学科。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对责任保险这一法律制度进行分析，可以考察其产生和发展的合理基础，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此项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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