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个人成长的多个环节中，许多人都有过写论文的经历，对论文都不陌生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问学必有师，讲习必有友，以下是小编为家人们分享的14篇媒介技术传播学管理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正如理查特·奥曼所言：最常见的意识形态策略，就是说明这个群体的利益怎样“真的”大体上等同于社会的利益或者人类的利益。①换言之，最常见的广告意识形态策略，就是说明广告角色的利益（广告主的利益）怎样“真的”大体上等同于广告受众的利益乃至社会或人类的利益。本文试从广告言说的意识形态化和广告受众的假想主体化来探讨广告颇为“成功”的意识形态策略。
广告言说的意识形态化：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界定游离于两种意见之间。其一，一种某个阶级特有的信仰系统；其二，一种可能以真实的或科学的知识相矛盾的幻想信仰系统，即伪思想和伪意识。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则认为，意识形态不存在真实与否，他将其定义为“个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②以此来认识广告意识形态不无道理，因为看似虚拟的广告世界中充斥着“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并且在此基础上，广告意识形态更有其独特性。
广告在它的各个历史时期，从未像现在这样进入商品使用价值之外的现实世界：功成名就、下岗待业、奋斗拼搏、甜蜜爱情，入世、申奥、伊拉克战争、文体赛事，广告为每一件产品都粘上了通向现实世界的无数链接，广告的触角已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当然，在广告世界中，“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并不同于阿尔都塞的相关本义， 它在提倡“送礼送健康”的新观念时，目的直指“收礼只收XXX”；它在儿子因疏忽了对父母的照顾而心怀歉疚时，借小孙女之口点题：小“为什么不给爷爷奶奶买XXX？”这种借天真的小女孩之口说出的话犹如道德拷问，质问着对父母的不够孝顺，但如此大的道德问题最后只轻轻落在了：未买XX口服液。那么根据广告逻辑，其隐含主题则是：买了XX口服液=孝顺父母。该命题似无不妥，作为受众而言，自然不会对一则广告的思维和推理是否合乎逻辑大加推敲。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为现代人指出了一条对老人表示关爱和孝心的途径——购买保健品。这一点非常体贴地为忙忙碌碌无暇顾及老父老母而心怀歉疚的现代人找到了一条快捷方便的弥补方式。而另外一些广告则假托老人之口，从老人的角度回应了上述命题：“收礼只收XXX”，进一步证实了该命题的合理性和正确性。通过媒体的广泛传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实场景：商家在商场醒目处陈设着保健品专柜，促销员的推荐进一步印证着消费者脑中的上述命题，于是，手拎包装精美的保健品拜年的行人几乎成了一道流动的风景。正如阿尔都塞所认为的那样，社会个体觉得自己在直接自由的把握现实，但实际上，他的意识由一系列思想体系和再现体系所限定，在这一系列思想体系和再现体系中，广告意识形态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就如波斯特所表述的：广告占据一个能指，亦即占据一个词，这个词与广告所促销的物体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关系，但却被附加到那物体上，产品本身并非首要的兴趣所在，必须在该产品上嫁接一套与该产品没有联系的意义，才能把它卖掉。③而现实世界则在广告商手中被分解成各种要素，这些要素就如那些漂浮于交流空间中的能指，它们被广告商们凭兴致任意地附着在商品上，这些被粘附在商品上丰富、泛滥的意义使得平庸的商品闪耀着炫目的光彩，而这些外在的东西由于是从传统美德和现代时尚中精选出来的而极大地迎合了受众。由于这层普遍存在着的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使现代人在快捷地享受物质产品的同时还享受着被赋予其上的精神快餐，广告场景就这样在现实世界中被皆大欢喜地呈现。
广告受众的主体化：一种无实质的构想主体
广告场景在现实世界中的呈现还有赖于现代广告的另一策略：把广告受众建构为主体。作为一种日趋圆熟的攻心术，现代广告的突出特征是在表象上模糊了广告主客体的界限，在把消费者作为广告对象研究和揣摩之后，通过广告中的种种代言行为和技巧，让“受众化”的广告角色通过自我言说的方式来最大程度上影响和掌控受众的心理和行为。
广告画面中的言说者不再仅仅是笼统的、不明社会角色的漂亮演员或不食人间烟火的美丽尤物，而是通过他们的衣着、道具、场景，以及他们在广告中的言说方式被赋予了各种身份，诸如工人、农民、教师、摄影师等职业，子女、恋人、成功白领、家庭主妇等社会角色。加上大量非职业（或非著名）演员的启用，他们普通的长相、自然或生涩的表演使身负多重社会角色的受众不自觉地从广告角色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并在广告商其他技巧的合力作用下，对号入座。
某一护肤品品牌，在其不同版本的电视广告中展示了演员、小学教师、摄影记者、年轻工人，他们的言说者包括老公老婆、老爸老妈等各种社会群体，广告角色衣着普通，长相平凡，以及在演员化妆间、工厂换衣间、小学校园等普通场合中平民化的言谈举止，一切都在昭示着受众：“他们”就是你们，你们就是“他们”。
在另一则洗衣粉广告中，真正的“家庭主妇”们则成为了主角，广告采用街头或入户随机采访的形式，选择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字幕显示）采访家庭主妇，她们带着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并不流利、似无台词准备的语言表述，在镜头前略显拘谨的体态，更在直接地告诉受众：“她”就是你们中的一员，没准“她”还是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她”不是我们特意选用的演员，而是我们在街头采访或入户采访中的巧遇；她们是在代表你们说话，并非公司在自卖自夸。
当然，广告中还有大量的脸蛋是大众耳熟能详的，但即使是这些星光灿烂的名流，也多被披上一层平民化的外衣，他们与我们一样，有烦恼和不满，他们（她们）头发枯黄干涩，岁月的流逝把皱纹、白发和疾病留给了他们，忙碌在外而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他们面临着工作和学业的压力、成功的希冀、失败的苦恼、人际关系的复杂等种种人间喜怒哀乐，如同我们每个人，使我们感同身受。
于是，消费者从被言说的对象似乎变成了言说者，既为客体又身兼主体，他的一直处于纯粹的被说教者位置而产生的逆反甚至敌对心理渐渐消融，他们渐渐开始坚信：广告是与己相关的而不是强权的“他者”了。
广告似乎在构筑一种“源自生活”又美妙无比的“现实世界”，从而让受众进一步确证其在广告情境中的主体意识。一种奇特的逻辑产生了：电视广告通过把广告主体构建为一个处于“现实世界”的具象化的“消费者”，而使得作为消费者的广告受众扮演了两种角色——广告话语的主体和客体，恰如由广告商和广告主导演的受众的“自言自语”。在此，让·波德里亚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受众既被构建为客体又被构建为主体，既是物又是上帝，于是面临着主体位置的不可能性，即主体根本上的无实质性。④
这种“无实质性”的主体，恰似广告主手中的玩偶，假借了消费者的形象和外壳，而被填充进广告主所构造的“血肉”，如此而成的“广告主体”的各种具象依需而定，但也有其规律性的共性：一个有足够收入能自由选购产品的“主体”，一个有某种“需求”但不知如何满足的“主体”，一个消费了该产品而获得魅力或极大满足的“主体”。这样构造的主体并非没有契合人性，在马斯洛看来，人是不停地产生需要又不断地满足需求的动物，人在满足他的基本的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以后，他有归属和爱的需要，有尊重的需要，包括被人爱和爱他人，被人尊重和尊重他人，归属某一群体和被群体接纳和承认的需要，在一切需要被基本满足之后，他又存在自我实现的需要，希望事业有成，渴望成功。显然，广告深谙如何激发人的潜在需要和欲望，并提供了惟一的解决之道：消费某产品。当然，如此简捷的解决之道在经过一番炫目而巧妙的修饰之后并不显得单调乏味和可笑。因为在广告中，消费“主体”不仅在消费产品，更在享受着由此而带来的种种精神满足：亲情、友情、恋情；孝心、爱心、诚心；成功、光荣、豪情。这有赖于广告中被依附在产品上的丰富“意义”，当大众在认可这些意义而消费产品或接纳该“意义”时，广告的意识形态便产生了，广告角色（广告主）的利益就这样变成了社会大众的利益。
注释：
论文摘要：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是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的教学环境下使之适应现实、更好地发�
新闻传播史学是研究中外新闻事业、传播学说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新闻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新闻传播史学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课程一样，其课程教学在讲授方法、教授方式上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各层次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其面临的教学方法改进的压力大大高于其他课程。如何适应目前变化的教学环境、改变其难教的现状成为这类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体系庞大，知识点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史学基础课程(含《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一直以专业必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进行通识教育的功能；新闻传播史学延伸课程(包括媒介发展史、新闻教育史、新闻学术史、广播电视史、广告史等方面的课程)以专业选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拓展专门知识的功能；二者共同构筑了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学生进行通识知识教育和专门知识教育的平台。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内容的主要框架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总体脉络和历史沿革，包括重要的新闻媒介、新闻人、新闻事件、新闻作品，重要新闻理论家、新闻研究者和他们在特定时代的新闻学说、传播思想等；从而探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特征，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它与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关系。
《世界新闻传播史》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欧美主要国家在近代、现代、当代以来的重大新闻界活动，美、英、德、意、俄、日等国各个历史时期主要新闻传播媒介(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以及新闻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重要新闻人言论活动等，进而探讨西方新闻思想、传播观念、管理体制、新闻报道的诸多风格等相关问题。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史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面临双重的困境：一方面要把庞大体系、众多知识点整合成有趣味的、学生可接受的内容，需要教师知识广博，变“标本”为“活体，’;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及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僵化的“革命化”视角已疏离了今天的现实，必须用新的视角才能解释全球化、信息化语境下的诸多现实及其历史擅变，这需要教师必须做到视角“转型”。
2.教育技术含量高。在教育技术层面上，伴随着新媒体、新兴技术在新闻业务类课程中的普遍应用，学生对新闻业务类课程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对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形成了挑战。那么，现实的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中的课件制作、多媒体应用、网络教学等不再只是一种附属和装饰，而同样成了一种吸引学生、深化教学、提高表达水平的必备手段。
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对庞杂的教学体系、教育技术层面、教学理论层面的挑战如何解决？这是目前这类课程授课教师正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新闻传播史学课程自身教学方法的改进来转变，具体说就是：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在秉承史学传统品质的同时，将文化史视角、社会史视角引人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当中来。
1.明确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何兆武先生认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由此构成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按照这二者关系的思路，新闻传播史实与认识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新闻传播史实是证明曾经发生过事实的有关记载，可以使人们想象再现这一事件的象征，存在于人们头脑、精神世界、文化创造中；新闻传播史认识是对子新闻传播史实的重构、重组。那么如何从当代性的意义对新闻传播史实进行“重构、重组”呢？ 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新闻传播史实是构成新闻传播史的基础，对它的认识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思想认识的深化、对史料的理解变化而改变。、新闻传播史学家让新闻传播史成为总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鲜活记忆，那么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授课教师要做的就是使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得以体现。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就是让学生认识到新闻传播史总同当代社会、现世人生息息相关，它对个人生活、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分离的，其一切内涵(包括价值、发展规律、形态变化等)都属于当下此刻，新闻传播史是活的现实而非死的标本，是现实之镜而非流逝的旧影。当学生认识到学习新闻传播史是基于现实的激情而非思古的幽情时，教师的激情和学生的兴趣会同时被点燃。
2.重视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文化事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文化方面的范畴。”新闻传播史既然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那么改变其传统教学中少有文化、少有鲜活思想的状貌就迫在眉睫。
文化是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应用于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中的文化研究方法不仅仅是社会学层面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它“更加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过去很长时间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思路由于受到“革命化范式”的影响，“中新史”一直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主线构筑，形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的模式；而“外新史”也以强化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阵营新闻事业的抗衡为主调。这些模式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诸多史实。相比较下文化学视角则要敦厚、公允得多，也更有利于论证、阐释诸多史实，因而含有较丰厚文化含量的新闻传播史学也就更令人信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对新闻传播史本体的追寻，新闻传播史学在内容上逐步摆脱了对政治斗争史、政治思想史的重复和演绎，回归到新闻事业自身过程与规律的探讨上。这表现为由重视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着重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微观考据转向历史分析的转化。这种逐步以新闻事业自身属性为中心，展示新闻传播思想活动、传播媒介殖变的方法着重探讨新佣事业自身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彰显了新闻传播的现实影响力，进而显示出了新闻传播史学作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这正是我们引人文化学视角的现实语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政治说教与宣传在新闻传播史中不再居于独尊的地位，而尝试建构一种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它以新闻事业作为本体，以整个世界新闻历史的全局为对象，以跨时间、跨空间和综合多种传播媒介作为方法探讨新闻传播史的价值与规律。
3.关注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的动向和新的发展总称为“新史学”。引人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史学，则新闻传播史学也会被改造成新史学所共同追求的总体史。李彬认为“社会史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体现为三种融合：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的融合(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那么社会史视角带来的结果如何呢？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注重的是“社会的整体关系、整体结构，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总体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不仅仅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而是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联系也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文化思想、时代心理、社会风俗习惯等。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在注重新闻本体的多重内涵、新闻传播事业与社会变迁多重关联的同时探讨新闻传播界人物与时代命运的结合，它致力于发掘和展现一种宏观的、有机的新闻传播图景。引人社会史视角不仅使裁闻传播史学课程的逻辑线条更为严谨可信，并且增加了教学的趣味性。
1.1单一的传播方式使得大众媒体曾经一枝独秀
20世纪中期，科技的进步让广播、电视先后走入普通人家，信息的传播出现了科技引发的第三特征“真实还原性”，人们在家中足不出户能够身临其境的观赏重大体育赛事、聆听国家领导人的演讲或政策，只要有简单的载体电视、收音机或者一份报纸就能以低廉的成本轻松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于是传统媒体符合这一宽泛性特质的条件下，大众媒体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曾几何时甚至有过一部电视剧的播出甚至会产生万人空巷的效果。传统媒体本质就是“泛传播”，天生缺乏对不同群体的针对性，所以在新媒体竞争时代，传统媒体原先的优势开始转化为劣势，因此90年代中叶开始电视媒体作为传统媒体中的新生代，为维系自己的受众份额及市场份额开始用分频道的方式进行受众细化，这种有针对的尝试让电视的受众群体进入了“窄播”时代。
1.2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信息传播思维
科技让信息的传播中的时空性、阶级性等多重差异日趋消弭，当今，博客、微博、微信、QQ、SKPY等手段已经让世界等于在我们身边同步，传播学研究的主流亦进入需要深入研究“窄播”的阶段。笔者有这样的一个论点：传播学进入窄播时代后，人们不在是单纯的信息接受者，因为载体的多样性使得受众从信息的单一接受者具有了选择的权利。且由于个体的不同使得受众在接受信息时，会有定位极为明晰的选择，因此“窄播”必然成为传播中的主流。窄播作为传播学一个新研究热点，对其进行定义的学说和概念极为繁杂，最核心的一点是“去中心主义化”。笔者在研究此命题时将窄播的定义为：在资讯爆炸的时代，由于个体亦具备了信息的能力，个人化是窄播中信息传播的终极方式。
2互联网时代电视媒体为何要会具备“窄播”特征
所有的传统媒体均有如何从“广播”到“窄播”的转化问题，笔者较为熟悉电视媒体领域，所以本文以电视�
2.1为何电视媒体必须“窄播化”
从社会结构变化发展角度看。中国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逐步结束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已经进入多元化状态，信息的分享和和受众的关注都已经是多元化。因此电视栏目在这一社会基础之上，在策划阶段就要绝对拚弃一网打尽的思想，不要企图让所有观众都接受。如笔者所言，窄播的核心是个体化接受，在我国《新闻联播》只会也只能有一个，因此栏目一定要有差异化目标设立。
2.2受众的变化是不可逆的大趋势
我们的接收者消费程度不断提高，信息的急剧膨胀和迅速传播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变化。网络媒体的竞争已经到了手机端，每一个时间段都有可能成为黄金时间，因此电视必然要窄播才能生存发展。
2.3受众对信息敏感度的变化
上海滩、渴望、射雕英雄传等节目那万人空巷的传奇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传说，当今的受众更偏向于个性化的信息，因此电视栏目需要目标明确化，不要企图做到万众归一，要定位准确，目标明晰。
2.4媒体收益从收益角度的变化
生产能力的极度发展，我们早已进入“买方市场”，消费者成为市场的主导，消费需求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也凸显出来，因此企业作为广告主所追求的是广告投放是否针对自己的受众，以期提高市场份额。因此，对于依附市场经营的媒介而言，"市场化"的条件下“，全”也不再是竞争优势。相反，和企业一样，媒介及其服务越专业才越有效率，越有市场。因此，栏目要在竞争中求胜，就必须研究并适应这种客户需求变化，以专业化的服务，获取细分化市场中的高占有率。在这一前提下，栏目就被迫接受“窄播”化受众细分的使命。
3电视传播中的窄播趋向
以我国大陆地区能收看的到的频道统计：卫星频道、省级频道、地方有线频道以及获得在我国境内播放电视节目的境外频道共计300余个。电视栏目达到近万个，而受众由于其他新媒体，例如网络媒体的分流，数量呈下降趋势。如何获得及保持观众的持续关注，成为电视台各个电视制作人的头等大事。鉴于我国国情，类似：新闻类栏目、高端访谈、大型文艺节目（此3类栏目所需资源费网络媒体和自媒体很难获得故不存在市场的选择性特征），观众群体早已是被细分的。中央电视台作为拥有最强大的国家资源的公众媒体频道，其收视率最高的就是上述三类栏目。由此可见，电视栏目需要针对自己的目标受众根据他们的喜好创意制作节目，以得到这批固定的受众，从而提高节目的到达率。信息社会人们对特定路径一旦产生习惯，就会依赖程度不断提高，
4电视媒体“广播”向“窄播”方向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研究目的
传播学传入中国的滥觞，可从1956年算起，当时，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内部刊物《新闻学译丛》开始翻译、介绍来自美国的传播学知识，但这一作业很快就由于反右斗争而中断。直到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风云，才得以重新接续这段脉络，从而在中国（指大陆，下同）正式兴起了这样一门新兴学科。[1]
转眼，30年过去了！恐怕很少有人能预想到，传播学在中国变成了一门显学。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除了拜中国自身实行改革开放正确路线所赐，还有赖于全球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趋势的推动。
既然是顺应了大势，则传播学的前景可谓风光无限。但也因此而有忧患，即：生长过快难免发育不良，表面繁荣可能掩盖了基础贫弱。值此30年之际，与其歌功颂德，不如检点反思，认真总结问题和不足，以利下一个30年的发展。
本文试图从一个重要角度、即研究状况着眼，具体而言，以专业期刊论文、尤其是高被引率的论文为视角，考察其特征、变化、得失、趋势等，期待从中得出一些启迪，供广大同行参考。
二、研究方法
1．定义
何谓传播学？有各种理解。本文采用国际较为通行的定义，即涵盖了理论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应用传播学等领域的广义传播学。[2]
2．样本
本文使用内容分析方法。为提高效率，借鉴了前人的两篇同类论文，即：肖燕雄的《期刊论文引文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载《当代传播》2004年第5期）和徐剑的《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科核心作者群的现状与分析》（载《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合并他们给出的名单，共获得中国传播学论文引用率居于前列的学者40余人。
本文不同于以上两文的特点为，尤其重视论文的影响力。一般来说，被引次数越多，则影响力越大。因此，我们主要关注具有较高被引率的论文。对上述40余名学者发表的2000多篇论文进行统计的结果表明：被引率在3次以上的为764篇，约占1/3。
其中，3-10次的为642篇（84%）；11-20次的为85篇（11%）；21-30次的为20篇（3%）；31次以上的为17篇（2%）。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即影响力越大的论文，数量越少。考虑到30年是一个不短的时段，本文确定，以被引率在11次以上的论文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共计122篇论文，出自31位学者。
图1：中国传播学专业期刊论文被引次数分布（篇）
需要说明，本文分析的所有论文均来自中国知网（comKI），[3]论文被引率也都来自其引文数据库，从1979年起，至2007年止。[4]
3．变量
有关作者的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所在单位等，涉及论文的变量则包括内容、方法、贡献等。细目如下：
（1）内容——A、理论（经典学说、新媒体、舆论监督、危机传播、学科建设与发展、大众文化、传播伦理与法规、媒介公信力、受众、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与政治、媒介经济、媒介从业者；B、历史（中国新闻与传播史、外国新闻与传播史）；C、实务（新闻、传播、媒介经营管理）。
（2）方法——D、思辩（概念推理、文献分析）；E、实证（定性、定量）；F、综合。
（3）贡献——G、创新（言前人所未言，或修改、前人所言，对理论有显著推进意义，或对实践有显著参考价值）；H、介绍（对前人成果的介绍）；I、总结（对前人研究的总结）。
三、主要发现
1．总体描述
近30年来，中国传播学界的数及被引论文数，呈现出一种超常规的、惊人的快速增长态势。参见表1和图1。
试比较1979年和2007年，传播学论文数从358篇/年猛增为24366篇/年，增幅高达60多倍！若以1979年的358篇为基数，则至2007年累计的论文总数为224740篇，后者更高达前者600多倍。超过22万篇论文，这堪称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了。
由此推算，作者队伍的扩张也非常可观，假设一年人均发表两篇论文，1979年的作者估计不超过200人，而2006年的作者就可能接近或超过10000人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发展轨迹里，有若干明显的波动，或者说，有几个重要的节点。一是1983-1986年，初步形成气候的传播学界似有较为高涨的热情，数量连续突破1000、2000、3000大关；二是1992-1995年，走出的低谷之后，接连超越4000-8000大关；三是1997年，恰好是新闻与传播学被提升为一级学科的那一年，骤然冲破10000大关；四是2005-2006年，经过几年的平稳行进，又急剧上升，跨越了20000大关。
如果说，论文数主要反映量变，那么，被引论文数就比较能反映质变。如表1所示，从1979年到1993年，被引论文数很少，一直徘徊在两位数，显示出学科的成熟度很低；直到1994年，才取得突破，到达三位数，此后被引论文数不断增多，尤其是2000年以来，增幅更大。但总的来说，被引论文数（26279篇）只占数（224740篇）的1/8强。
2．高被引率论文概况
如上所述，本文主要考察被引次数在11次以上的高被引率论文，共122篇（由31位作者发表，人均3.9篇）。当然，所谓“高被引率”是相对而言的概念，若以1979-2007年的29年间计，则11次的被引率不过意味着大约2年半才被引1次。但事实上，如表2所示，这批论文集中出现于1994－2006年（共13年），这也就意味着，它们接均每年被引1次以上，其中最高的被引次数为58次，由于该于1998年（至2006年为9年），因此相当于每年被引约6次。
从表2和图3可见，在此历程中，最高峰值为世纪之交的2001年（24篇），这表明，经过20多年的积累，中国传播学界终于成长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集中产出了一批相对有影响力的成果。不过，自那时以来出现的高被引率论文较少的情况，却未必是退步，而更可能是反映了以下规律：大凡优秀的学术成果，总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考验。
如果以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为界，则此前（1979-99年）21年为33篇，占27%，此后（2000-07年）8年为89篇，占73%。也就是说，从总时间量（29年）看，后一阶段只占四分之一强（27%），但其高被引率论文的产量恰好相反，接近四分之三（73%）。
图3：中国传播学专业期刊发表高被引率论文数（篇）
3．作者分析
（1）性别
如图3所示，在31位作者中，男性有26人，占83%，女性有5人，只占16％。这反映出，在中国传播学界的高被引率论文作者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
（2）年龄
这批作者的年龄，集中于20世纪40－60年代出生者，即38—67岁之间。其中，10人出生于40年代（58—67岁），占32％；12人出生于50年代（48—57岁），占39％；7人出生于60年代（38—47岁），占23％，三者合计为94％。另外的2人，出生于20—30年代（68—87岁），占6%。可见，50岁左右是研究者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年龄段。
（3）单位（地域）
从作者所在单位看，显然集中于高校，共10所，另有研究机构，仅2所。作者最多的单位是中国人民大学（8人），其后依次为中国传媒大学（5人）、复旦大学（5人）、清华大学（4人）、中国社会科学院（2人），这5个单位，共拥有24人（占77%）。其余7人（占23%），则分布在7个单位：北京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由此可见，作者单位和地域的分布，有一种集中趋势，即偏向少数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京、沪、浙、鄂地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作者人数111111
4．论文分析
（1）内容
在本文选取的122篇高被引率论文中，按大类分，“理论”取向最为突出，共计103篇（占85％），“实务”取向和“历史”取向分别只有15篇（占12％）和4篇（占3%）。
从“理论”取向的论文看，又可细分为13个领域，其中，最热门的话题为：“新媒体”（19.4%）、“传媒经济”（14.6%）、“经典”（14.6%）、“学科发展”（11.7%），这4类合计共六成（60.3%），可谓如实地凸显了当下中国传播业界、学界的焦点和热点问题。
其余9类的比例依次为：“受众”（8.7%）、“大众文化”（5.8%）、“伦理与法规”、“舆论监督”、“传媒与政治”（4.9%）、“公信力”、“新闻传播教育”（3.9％）、“传媒从业者”（1.9％）、“危机”（1%），大体也都是受到广泛关注的研究领域，但相对而言，除了“公信力”、“危机”2类兴起不久之外，其他7项皆属于传统或常规课题。
在“历史”取向的论文中，“中国”和“外国”平分秋色，各占一半。
再考察“实务”取向的论文，“新闻”比例最高（53.3％），超过半数，“传播”居中（26.7％），“媒介经营管理”（20％）排在末尾。但其实，后二者也可合并为宽泛意义上的“传播”实务，如此，“新闻”与“传播”就旗鼓相当了。
理论类新媒体20传媒经济15经典15学科发展12受众9
大众文化6伦理与法规5舆论监督5传媒与政治5公信力4
新闻传播教育4传媒从业者2危机1小计103
历史类中国2外国2小计4
实务类新闻8传播4媒介经营管理3小计15
从时间角度看，有什么变化呢？如上所述，这122篇论文中，近四分之三（73%）发表于2000年之后。表6显示，在此平均水准及以上的内容类目达11个（以黑体标示），占总数（18个）的六成。特别是“伦理与法规”、“公信力”、“传媒从业者”、“危机”、“传播（实务）”，100%出现于2000年以后，“传媒经济”、“新闻（实务）”、“舆论监督”也达到80%及以上。这些类目，可说是近年来尤受关注的热点。
（2）方法
近30年来，中国传播学界对于研究方法的掌握与运用状况究竟如何？如图7所示，时至今日，仍以“思辨”方法为主，约占2/3（65％），相比引进传播学之初，一个不小的变化是，使用“实证”方法的论文从无到有，越来越多，超过了1/5（21%），而且，出现了使用“综合”方法的论文，占14％。由此可见，“实证”、“综合”的研究方法，正在日益普及，但尚未成为主流，有很大发展空间。
其历时变化如何？从图9可见，1996年以前是思辩方法论文的“一统天下”，而1997年以来，使用实证、综合方法的论文数量逐渐增加，2005年甚至首次超过了思辩方法论文。若以2000年为界，比较1999年前与2000年后使用三类方法论文的比例，结果如下：思辩——30%比70%，实证——24%比76%，综合——16%比84%，各自增幅为：思辩233%、实证317%、综合525%。差异虽不算很大，但毕竟显示出一种趋势，即：思辩方法论文在减少，实证、综合方法论文在增多，而且，综合方法论文的增幅最大。
（3）贡献
这是一 本来，所谓科学研究的目的，无非在于创新，即：为人类知识大厦（在此而言，就是传播学知识宝库）“添砖加瓦”，但分析的结果表明（参见图10），在122篇论文中，主要贡献是“总结”和“介绍”，分别有73篇、21篇，各占60％、17%，两者合计为94篇，占77%。换言之，超过3/4的论文是对他人成果的回顾、梳理、评述，而“创造”的论文仅为28篇，占23%，即不到1/4。也可以说，这如实地呈现了当前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中”态势。
与方法的情况类似，从历时变化看，如图11、表7显示，2000年以来，“创造”论文的增速虽不算很快，但超过“介绍”和“总结”的趋势已相当明朗，具体数据（1999年前与2000年后之比）如下：创造——18%比82%，介绍——24%比76%，总结——32%比68%。三者的增幅分别为：创造460%、介绍310%、总结220%。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贡献”状况其实与“方法”情形密切相关，即：大部分“创造”类型的论文，使用了“实证”的方法，在28篇“创造”论文中，有20篇使用了“实证”方法，占71%；而“思辩”方法的论文，其贡献大多局限于“总结”或“介绍”，在79篇使用“思辨”方法的论文中，只有8篇的贡献为“创造”，仅占10%。当然，“总结”、“介绍”并非没有价值，但如果“喧宾夺主”、取代“创造”而成为主流，则只能理解为研究的科学性不显、方法的规范性不强、学科的成熟度不高了。
四、简短结论
纵观中国传播学30年来的历程，可谓发展迅速、进步巨大、成就显著。从专业期刊论文看，2007年与1979年对比，年发表量增60倍，总发表量增600倍。但必须承认，传播学在中国的引入和生长，毕竟时日尚短，根底仍浅，因此，外延大大超过内涵，与数量的增长相比，质量的提升远远不如人意。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是，即使在高被引率论文中，具有创造性的论文也仅有1/4弱，据此可以推测，在全部论文中，情况就更不容乐观了。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历史短、基础弱等客观因素之外，从主观层面看，评价机制的急功近利、专业期刊的良莠并存、研究队伍的参差不齐、科学方法的训练不足等，恐怕是几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吧。举凡这些课题，还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展开考察。
另外，在相对有影响力的学者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和区域的差异，也值得关注。
[注释]
[1]参见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载《新闻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书刊资料复印中心）2007年第2期。
[2]参见赵心树：《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5期。
[3]参见。据称，《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了国内出版的6642种学术期刊，其中核心期刊、重要评价性数据库来源期刊2460种，期刊种数完整率不低于99%；其他期刊4182种，期刊种数完整率不低于90%。文献收录期数完整率不低于99.9%，文献篇数收录完整率不低于99.9%。期刊文献互联网出版平均不迟于纸质期刊出版之后2个月。
[4]本文发表之际，中国期刊网尚未显示2008年全年的完整情况，故数据只计算到2007年为止。
[参考文献]
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新闻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书刊资料复印中心），2007年第2期
肖燕雄：《期刊论文引文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当代传播》，2004年第5期
徐剑：《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科核心作者群的现状与分析》，《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就要从下面三个环节去分析。
1．国际学界最关注的是理论
国际新闻传播学界关注的是理论问题，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是指将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浓缩和组织起来的由相互关联的抽象的概念所构成的体系。需要澄清的是，理论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缺乏科学理论所要求的批判特征的“准理论”，意识形态具有固定的、强烈的、不可置疑的假设，充满了无可置疑的绝对命题与规范性类别。然而，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话题有的时候与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难以有实际的研究意义。另外，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长期满足于对策研究，缺乏理论关怀。对策研究表面上看有利于企业、有利于政府，但是，缺乏理论基石的对策性研究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没有理论基石的对策最终仍然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为此，学术要回归学术，学界要为理论做贡献，这样贡献可以是对别的理论的验证、批评、质疑与整合。当然，我国新闻传播学应把其研究的最高目标定位为提出或发展原创性理论，这样的理论不但可以利用本国的经验材料去证实或证伪，还可以利用别国的经验材料来证实或证伪。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陆的新闻与传播研究还未真正提出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而香港地区却做了一个示范，如祝建华在研究中国互联网的扩散和使用的经验数据上，提出了“新媒体权衡需求理论”瑏瑢，并可以接受别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材料的证实或证伪。根据笔者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经验，国外的匿名审稿人的审稿意见第一个关注就是论文是否有理论性的贡献，理论性贡献越高，就越有可能发表。为此，要实现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关键之一就是发展理论。
2．方法的国际化是关键
要发展理论来实现国际化，就离不开方法的国际化。在SSCI的期刊上发文章，其一是定性研究方法，然而，“中国学者目前从事的大部分‘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是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瑏瑣，新闻传播学很多定性研究也是如此。其二是定量研究方法，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定量研究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82年—2000年)以受众调查为主，主要方法是社会调查；第二个阶段(2001年至今)运用定量研究的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增多，主要方法是内容分析和社会调查。瑏瑤然而这些定量研究与国际顶级研究相比，还相距甚远，比如在抽样上，严格的随机抽样，比如多层分阶段的抽样很少，样本多选学生，而面向整个人口群体的不多，在传播学社会调查、内容分析、控制实验三大主要研究方法中，控制实验的不多且质量也不高。在数据分析上，结构方程模型、多层线性模型应用等复杂的分析方法很少看得到，即使有，其数据分析也描述得不太清楚。比较研究、长时间的数列分析更是难以看到。研究方法的主要作用在于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研究的公开性、客观性、经验性的要求瑏瑥。研究方法的发展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关键性一步，如伽利略通过实验法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假说，社会学的奠基性人物迪尔凯姆利用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写出经典名著《自杀论》。因此，绝不可认为研究方法是雕虫小技，无足轻重。祝建华曾经提到四个在SSCI的有效的发表策略瑏瑦，有三个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即跨国度、跨文化比较研究，多种研究方法、多种数据来源，长期的跟踪研究。当然，研究方法并不仅仅是量化研究，还应该包括定性研究、历史比较研究等在内的经验研究。经验研究虽然在实质性的领域、风格以及性质上千差万别，但都有类似的结构，并且在逻辑上恰好有八个组成部分：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也称“洋八股”。“洋八股”是组织研究的一种简约有效方式，将核心观点和发现置于“八股”的结构之中，研究者才能周密、清晰地思考自己的研究和现有文献之间的关系、假设和资料之间的关系等。瑏瑧同时，也能帮助读者一目了然看清楚这些关系。因而，只有以“洋八股”的思维模式去组织研究成果，才能为国际传播学界所承认和接受。
3．流利、地道的英语是前提
在现今学界，英语已成为发表国际论文的语言。瑏瑨尽管祝建华以以色列人、日本人、德国人、荷兰人为例认为，新闻传播学者的国际化是由英语以外的其他因素造成的，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英语能力仍然是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一个瓶颈。如在国内学者发表的英文论文里，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式英语”或“翻译腔”。根据笔者的经验，如果没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在投稿的时候就会直接被审稿人退稿，甚至连参与匿名评审的机会都没有。因此，流利、地道的英语是国际化的前提，其他相关研究也显示如此。如Salager－Meryer发现资历深浅、网络渠道多寡等因素对于论文成功发表的关键因素正在降低瑏瑩，但是研究者的语言能力仍应得到重视，对于非本族语研究者来说，语言能力和与语言以外的因素(即研究能力)裹挟在一起阻碍研究成果的发表。Flowerdew对香港地区学者的调查瑐瑠和St．Joah对西班牙学者用英语的分析瑡瑐发现，用英语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已� 语言表达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如词汇量不足，缺乏精确表达自己观点的手段，局限于用简单的英语，文字不够简洁、精炼等。
二、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
祝建华指出，个人学术训练和机构奖惩体制均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国际化有影响瑐瑢，但比较而言，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影响更为显著。为此，笔者将从机构层面奖惩体制和个人的学术训练两方面分析如何实现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
1．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设置提高
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水平，需要对机构层面奖惩体制进行设置，实行制度激励。
(1)职称评定采取SSCI或英文要求制度
教师和研究人员最关心的问题可以说是职称问题，利用职称评定进行激励会有很大的动力。如中山大学人类与社会学院规定副教授申请教授，至少要发表1篇SSCI论文。现在各大高校都将SSCI作为重要期刊。由于SSCI的论文基本都采用匿名的同行评议审查制度，因此可以以此作为职称评定一个重要标准。当然，除了SSCI的论文，还可以采用“在同行匿名评审的新闻传播学重要国际会议或者在国内外发表英文稿件的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作为代表作参与职称评定。
(2)学术期刊应实行严格的双向匿名审核
我国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的载体，其审稿程序还存在很大问题。根据笔者的经验，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第一时间就能收到收稿回执，在规定的时间内无论是退稿还是送审都有明确回复，而且送出去匿名评审后的退稿肯定会有审稿意见。为此，我国的一些新闻传播学优秀期刊应该按国外SSCI期刊采用的方法招募审稿人，无论是中文和英文一律按照类似的标准来审阅稿件，并且及时给作者提供反馈意见，体现匿名评审机制，形成有国际影响力期刊。目前，我国一些期刊已经有了一定的尝试，如高校文科科学前沿系列期刊等的审稿流程基本跟国外SSCI相仿，但是，要建立的不仅是英文的双向匿名的审核学术期刊，还应将其推广到中文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上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
(3)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单独评奖制度
我国现在人文社会科学评奖很少以论文单独设立奖励，更不要说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单独评奖制度，这一方面可能是我国的SSCI论文发文数量少，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管理者并没有真正重视SSCI论文。事实上，在国外SSCI发表文章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才是真正体现科学研究的高水准。要促进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就要建立这种评奖制度，这种奖励仅仅针对颁发在SSCI发表的论文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通过评奖制度来加大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的动力。
(4)拨出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国际研讨会
新闻传播学有三大最重要的国际会议：ICA(国际传播学协会年会)、NCA(美国全国传播学协会年会)、AEJMC(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年会)，这三大会议的共同特点是：收取全文而不是摘要投稿，格式要求跟在SSCI发文一样，采取同行双向匿名评审，接受率一般都低于50%。在这些会议上，不能凭借关系和金钱，完全凭借文章的国际学术水平。因此文章如果被接受，意味着其具备在较好的英文期刊如SSCI上的潜力。但是，这些会议规定，一旦接收了论文，该论文至少派出一名作者出席会议并发言。笔者曾于2011年投稿到AEJMC第94届会议并被接受，2011年8月到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出席会议，前前后后虽然花了一大笔经费，但在与国外学者沟通交流、了解国际研究规则上都大有长进；2012年虽然投稿后也接到AEJMC和NCA的邀请，却由于经费的限制未能成行。因此，要提高研究者的国际化水平，鼓励其在SSCI上发表文章，就需要设立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学国际研讨会。
2．个人的学术训练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设置
是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策略，而个人的学术训练对国际化也很重要。
(1)要多与国外学者合作交流
Flowerdew对香港地区学者的调查表明瑐瑣，他们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67%是和他人合作发表的，而这其中又有46%的是同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合作发表的。相关研究表明，对英语非母语的学者来说，与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合作是他们国际化的宝贵经验。瑐瑤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要与世界学术对话，需要派研究者到海外长期进修，资助研究者参加国际会议，长期、有系统地购置国际传播书刊等。
(2)要改革当前的博士生招生制度
可由目前的考核制改为考核制和申请制相结合，最终变为申请制。中国人民大学近年已经开始进行一些改革，如2013年部分专业的博士考生托福、雅思、GRE等英语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后，可申请免外语初试。这样的改革还可以走得更远，香港的博士生招生采取申请制，除了英语成绩外，科研成果尤其是在SSCI发表的文章是申请成功与否的关键。鉴于SSCI发表的文章的公信力，国内大学也可以拿出一些博士生指标来实行申请制，吸引具有国际化能力的科研人才直接就读博士生。
(3)要开设系列的研究方法必修课
在传播学SSCI期刊上，美国博士生成为重要的作者群，如《新闻与大众传播》《传播研究》《传播理论》等。这主要得益于美国的博士生教育非常注重基础性理论和方法训练，无论何种专业方向，无论博士的个人兴趣所在，“传播理论与历史”“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都是必修、必考的；而博士一旦专业方向确定，就具有极大的专业性，是按照理论+方法+专题研究这样的课程结构来设置。瑐瑥而中国的新闻传播博士生课程中，“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很少成为博士的必修课。国外SSCI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中的文章，方法的要求都是目前国内新闻传播院校的课程未能提供的，如结构方程模型、时间序列分析、分层线性模型等。
(4)要抓好学术英语的教育
在中国高校的课程设置尤其是研究生课程设置中，应该将学术英语写作课程列为必修课程，使学术新生力量接受规范、系统的训练，以便将来更好地融入国际学术交流圈。汉语的思维习惯、语法习惯与英语有很大区别，而我国研究者的英语学习又往往局限于应试教育或简单的日常交流，这样的英语知识结构是极不利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如果翻译或者表达不好，甚至连送审的机会都没有。这就导致了很多优秀的文章由于没有很好的英语翻译，失去了发表机会。
论文摘要：随着互联网推广，手机功能完善，带给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巨大的压力，为获得更多的受众，各媒介都竞相发挥各自的优势。该文通过对个性化传播定义，从传播过程五要素的角度分析个性化传播现象，并对个性化传播引发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进入21世纪，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好地驾驭自然力，在创造新文明的过程中，也更关注自身发展和生活质量提高。无论是因特网上的个人主页、住房的个性化空间，还是个性化产品、个性化服务等，无处不体现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正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所论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都有其个性特征。在这张扬个性的时代，传播的个性化也成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1.个性化传播
个性，在西方又称人格。由于个性结构较复杂，许多心理学者从自己研究角度提出个性的定义。现代心理学一般把个性定义为一个人的整个精神面貌，即一个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一定倾向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2]这里在传播学领域，笔者给个性化传播下定义如下：“在受众需求多样化的条件下，社会信息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在其原有特点上，独特而具有一定倾向性的运行，也称分众化传播。
2.个性化传播要素
一个基本传播过程是由讯息，媒介，传播者，受传者和反馈这五要素构成。[3]这五要素的个性赋予了传播的个性化。
2.1讯息。什么是个性化讯息？这里定义为真实，符合社会时代潮流，语言及表达形式各具特色，能满足人们特定需求的信息。在面对海量信息时，信息专栏化、细分化成了必然趋势，分类信息是按需提供，使得信息传播更具个性化。[4]2006年1月Google宣布将面向美国手机拥护推出个性化版本的Google主页，适用于新推出的大多数手机，通过Google手机用户个性化主页，用户可以在手机上进行网络搜索，查看E-mail，浏览新闻标题等。[5]随着受众个性化程度的迅速发展，众口一词、人云亦云的东西很快会失去市场，取而代之的是独具特色和个性的内容。提供个性化的讯息实质上就是为了实现更好的人。
2.2媒介。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个性化的媒介愈加受人们关注。个性化媒介具有更完善的功能，能提供更人性化服务。如：数字电视，直播卫星电视，移动电视，网络电视，温暖触媒列车电视，移动多媒体（手机短信、手机电视、手机报纸等），网上即时通讯群组，博客等。以比较受青睐的博客为例：2006年中国“博客”诞生四周年研讨会上，互联网实验室副总裁张笑容提到：博客让个 [6]在传播过程中，从起决定作用的受众角度看，在信息社会随着信息流动的加速和技术的进步，要求劳动者掌握更多的信息，人们对信息传播工具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面对日益细分的文化领域，媒介也步入了有针对性，讲求个性化格局重组的时代。
2.3传播者。个性化的传播者一般具备独特的语言表达风格，传播方式以及思想。
以节目主持人为例，电视节目主持人，为观众展示了一种颇具吸引力的人格化传播方式，这就要求主持人个性的形象，自然，真诚及符合该节目内容的性格。其次，主持人个性语言越鲜明突出，就越能表现特殊的魅力和感染力，香港凤凰卫视的《时事直通车》主持人鲁豫以“说”新闻的方法探索了消息类新闻节目的新形式，受到观众的喜爱。[7]博客之所以受到关注，也正是因为每个人所写的“日记”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符合不同人群的口味。传播者的个性语言应根植于丰满的性格和深厚的内涵、独特的表达风格要配合适当的非语言符号，如眼神的交流，适当的手势等。拥有广博的知识，开阔思维的传播者才能使信息显现其真实价值，因此个人文化素养和品格修养是个性化传播者需努力培养的方面。
2.4受众。人们接触媒介普遍基于一些基本需求，包括信息需求，娱乐需求，社会关系需求以及心理需求等。这说明观众在选择什么样的媒介内容时，具有能动性和主动权。[8]受众的个性化继而显现。从受众的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来看，受众分为男性受众、女性受众、老年受众、儿童受众、中年受众、不同职业的受众等，受众对信息选择也会不同。另外随着通信技术进步，信息日益成为全社会共有财富，个人能够轻易地占有越来越多的重要信息，使个人力量日益增强，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愈加重要。这样，个性受到鼓励和推崇，个人的要求也日益多样化。受众对传播内容的个性化要求，使信息传播向分众化，个性化发展，提供个性化服务从而引起了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的改变。
2.5反馈。个性化反馈体现在传播反馈机制双向性更为突出，传播者和受众界限的模糊趋势。大众传播中，传播者充当“把关人”的角色，经过把关人的过滤和筛选，剔除那些被视为不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内容，而将那些已包含着自身价值观念和主观态度的信息传达给受众。但随着网络传播出现，传播者与传播工具间的关系有改变，受众与传播者站在了“平等”的位置上，互为信息传播的主体。尼葛洛庞帝说：“后信息时代的根本特征是真正的个人化”。[9]这种“参与自由”与“互动自由”正是迎合个性化传播的最大吸引力。传统媒体在受众选择偏向的压力下，也开始注重反馈双向互动性。如一些电视节目邀请观众同台主持，或者提供联系方式，让观众留下意见而给予相应的奖品等。
3．个性化传播引发问题
虽然个性化传播已是传播发展趋势，但若人为过分追求传播的个性，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如制造个性信息，造成假信息泛滥，或信息失真；使一些媒体为迎合大众而失去特定受众，引起厚报等问题；过分滋长对个性的追求，如由“超女”到“好男儿”等类似的秀场，无形中误导部分受众对个性理解。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和技术的进步，这里笔者只提出一些可操作性建议。首先，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在个性化的传播中，一方面受众要有明确判断力，拓宽信息渠道，要注重媒介素养教育，能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培养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另一方面，国家也在努力完善信息管理方面的机制，颁布相应的法规，来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其次，媒体需明确自身任务，明确受众针对性。一个媒体的服务不可能满足每个受众的需求，要确定自己的受众群体，了解其兴趣，心理等因素，才能将传播任务完成好。再次，媒体应起到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要接受自己作为信息和讨论的共同载体的责任；媒体内部成员开展相互批评；运用一切手段来提高其工作人员的能力，独立性和效用。[10]最后，创新意识和能力是媒体需努力培养的方向。由于个性化服务吸引很多受众，可能会招致其他媒体的趋同。个性的保鲜期较短，这就需要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媒体工作人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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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许莉。《谈谈经济节目主持人的个性化》中国学习联盟网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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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民国时期戏曲期刊的研究该如何展开，又具体包含哪些问题呢？我们可以参照传播学的思路，按照“传播什么—怎样传播—效果如何”的逻辑顺序，考察民国戏曲期刊中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及其对民国时期戏曲发展的影响。“传播什么”主要关注民国戏曲期刊中的传播内容，包括剧目传播、伶人形象、理论批评等；“怎样传播”聚焦民国戏曲期刊中的传播形式，主要表现为戏曲广告、戏曲专栏和戏曲图像等；“效果如何”主要研究民国戏曲期刊作为现代传媒对戏曲观念、戏曲史的影响和价值。最后，从总体上梳理民国戏曲期刊对戏曲文化的传播和影响，阐明民国戏曲期刊在民国戏曲文化史上的价值。按照以上思路，传播学视域中民国戏曲期刊的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层面：
1.民国戏曲期刊的传播理念作为戏曲文化传播的载体和媒体，一份戏曲期刊在创办之初往往会阐明其编辑传播理念及其自身的戏剧观念，这些言论主要出现在民国戏曲期刊的“发刊词”、“卷首语”或“编辑大纲”之中。不同的“发刊词”透露出不同的办刊理念、编辑思想，不同的思想形成不同的戏曲传播观念。例如，中国最早的戏曲期刊《二十世纪大舞台》的“发刊词”出自柳亚子之手。在该文中，柳亚子特别强调了戏曲改良的作用，突出强调了戏曲的社会功能。《新青年》是“五四”运动时期文化人的期刊，其办刊理念则是“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因此《新青年》重点刊登了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学者批判旧戏的文章。与之相反，《十日戏剧》是一份以“保存国剧”为宗旨的刊物，致力于保存传统戏曲，带有一定程度的保守倾向。与《新青年》和《十日戏剧》这两个倾向性比较鲜明的刊物相比，《剧学月刊》《戏剧丛刊》等刊物则推崇民族戏曲，提倡用科学方法研究本国戏曲，推进戏曲民族化。它们摈弃将戏曲看做是思想或技艺的片面戏曲观念，将戏曲看做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学科。因此《剧学月刊》《戏剧丛刊》等刊物的戏曲传播观念则更加兼顾中西，更为科学化，由此也在戏剧学理论建构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同样，民国戏曲期刊因为自身定位不同，编辑理念不同，由此带来戏曲传播观念和方式的诸多差异。有的期刊以理论批评为主，侧重学术研究；有的期刊则以经营消费为主，侧重通俗性的解读。例如，《剧学月刊》侧重于戏剧学理论的建构，因而其刊发的文章以理论文章为主，思辨性更强；而《良友》和《立言画刊》等通俗性刊物则以满足消费性阅读为主，因而在戏曲传播理论上更将戏曲理解为一种手段和方式。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戏曲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2.民国戏曲期刊的传播形式民国戏曲期刊在传播戏曲的过程中，采用了诸多新颖的传播方式，从而形成了多样化的传播形态。它们以戏曲艺术为传播内容，通过戏曲广告、戏曲专栏和戏曲图像等传播形式，构成了期刊媒体上的戏曲传播场域。（1）戏曲广告和戏曲新闻。民国戏曲期刊中有诸多戏曲广告，主要内容为戏曲演出介绍、演员推介、音像制品信息等。这些戏曲广告随着期刊的周期性出版来进行宣传报道，是当时戏曲商品化的典型体现。民国戏曲期刊也发表戏曲消息和戏曲新闻，对梅兰芳访美、名旦选举、名伶去世之类戏曲界的重大新闻事件进行详细、全面、连续性的报道。（2）戏曲专栏。报刊栏目是戏曲研究的一部分。不同的期刊栏目反映出该期刊的编辑观念。民国戏曲期刊往往利用有特色的戏曲专栏传播戏曲。几乎每一种期刊都有一些有特色的戏曲专栏，例如1913年的《歌场新月》月刊中有“名伶小影”、“话雨楼剧谈”、“伶人事略”、“梨园琐志”等专栏。这些特色栏目中一般有剧评、戏曲艺术家、戏曲生活的信息。《立言画刊》《十日戏剧》等戏曲刊物中设置戏剧问答环节，既是编者、作者与读者交流的方式，也是公共领域中戏曲知识的传播，同时也是了解读者心态与宣传戏曲文化的窗口。特色化专题栏目的设置体现了不同期刊的传播理念，传递出不同的观念。另外，民国戏曲期刊中还有大量的戏曲专号。期刊专号主要是对某一时期的重大问题或者重点人物的报道，例如《剧学月刊》第2卷第1期推出的“昆曲专号”。（3）戏曲图像。民国戏曲期刊采用图像传播形式，不仅提升了戏曲期刊的观赏性，而且保留了戏曲图像资料。中国古代戏曲文本中有诸多的戏曲插图、绣像等，它们构成了戏曲的图像传播形态。民国时期，现代摄影已被引入中国，民国戏曲期刊采用现代摄影形式，以图像形式记录和传播戏曲。《立言画刊》中就有诸多坤伶的图像，封面图像以年轻的京剧女艺人为主。此外，民国戏曲期刊杂志中刊载有数量不等的戏曲画。戏曲画是由画家绘制的与戏曲内容相关的图画。1912年的《图画剧报》刊发了诸多沈伯诚主笔的戏曲画，以图画的形式述说演剧的历史。《图画剧报》刊载有谭鑫培、盖叫天等上演过的《定军山》《空城计》等剧的戏曲画。其他戏曲刊物，如《国剧画报》《三六九画报》《一四七画报》《十日戏剧》等，也都有大量的铜版戏曲图像。这些戏曲画是绘画艺术与戏曲艺术的结合体，对中国近现代戏曲史、戏曲理论史等研究领域具有重大的资料价值。
3.民国戏曲期刊的文本传播戏曲传播一般分为文本传播和舞台传播，民国戏曲期刊是当时最为现代的戏曲信息集散、剧本创作和研究的平台，是当时戏曲文本生产与传播的主要阵地之一。民国戏曲期刊载有众多的戏曲剧本创作或整理信息、剧目演出信息，因而可以从新编剧目和传统剧目两个角度影响戏曲文本的生产与传播：一方面，通过刊登新创的剧本和剧目，参与当时的戏曲生产，例如民国戏曲期刊中就刊登有《桃花扇》的京剧、话剧改编本等；另一方面，通过刊登传统剧本和考证文章，参与传统剧目的搜集、整理工作。在传统剧本的搜集、整理方面，《戏剧月刊》《国剧画报》等刊物收录了许多旧有的剧本。另外一些期刊则主要刊登传统剧目整理方面的学术研究性文章，例如对旧剧整理的情况进行概述等。《剧学月刊》第1卷第4期刊载了金悔庐的《旧剧本整理概要》一文，其中说。在金悔庐看来，旧剧整理的“层序”有两种：一是选择，以“有意义有艺术者为甲等”，以“有技术而无意义者”为乙等；二是改善，应从“去神”、“去古”、“去秽”等角度着手。[5]在此标准下，《剧学月刊》对《岳家庄》《女起解》《汾河湾》《敲骨求金》《定计化缘》《无福之人》《打城隍》《二进宫》《钓金龟》等剧本进行了整理。《剧学月刊》还刊载有陈墨香京剧剧目整理的文章，涉及的剧目有80多种。对民国戏曲期刊文本传播的研究涉及到民国时期旧剧剧目的传播演变，新编剧目的生产，同一剧目在不同期刊中的传播等具体课题。此外，民国戏曲期刊中的剧目信息，有的有剧目而无剧本，还有的仅提供了剧本演出的时间和空间信息，也为进一步研究留下余地。
4.民国戏曲期刊的伶人塑造民国戏曲期刊的另一功能就是推介名伶，建构伶人形象。民国时期，公共领域中的伶人形象主要出现在层出不穷的期刊杂志上。民国期刊作为戏曲传播的公共领域，兼有记录伶人演剧信息、关注伶人生活、推介和培养名伶的功能。期刊杂志的舆论氛围不仅改变了伶人的形象，而且影响着伶人的生活。《北洋画报》和《良友》对梅兰芳访美进行了全方位报道；京剧女艺人的婚姻生� 石呈祥在《凡人品戏：梨园花瓣集》中指出，当时的“四大名旦”的称谓并非自于1927年的《顺天时报》，而是来源于《戏剧月刊》。[6]《戏剧月刊》创刊于1928年，由上海大东书局印刷发行，主编是刘豁公。《戏剧月刊》发起了评选“四大名旦”的征文。《戏剧月刊》于1928年11月10日至1931年6月先后推出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的专号（载第一卷第6、8期，第三卷第2、8期）。正是在《戏剧月刊》的策划与操作下，京剧界的“四大名旦”才得以形成，从中可以了解民国戏曲期刊对于伶人形象塑造和传播的影响。民国戏曲期刊也时常关注戏曲女演员，也就是戏曲中的坤伶。例如《立言画刊》中就有《吴素秋在青结婚》《将下嫁一卢姓少年》《吴吕结合又生枝节》等报道。总体来看，民国戏曲期刊对当时戏曲女演员婚姻生活的重视远远多于对其演技的关注。期刊媒介场域的女演员是被观赏、被消费的对象。此外，民国期刊借助“伶人传记”等方式为戏曲演员立传，例如《剧学月刊》中的“伶工传记”。可见，民国戏曲期刊是民国戏曲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体，它参与了伶人形象的建构和消解。我们从中不仅看到了伶人文化，而且能发现其中隐含的性别文化、社会文化等因素。
5．民国戏曲期刊的批评传播民国时期的戏曲期刊还涉及戏曲改良、探讨戏曲理论、批评戏曲剧目或文化现象等领域。这些理论批评的背后渗透着民国时期文人、知识分子和戏曲伶人的文化价值观念。民国期刊中的戏曲理论批评在传播内容、批评主体、批评文体、话语方式上都和古典的戏曲理论批评呈现出差异，具体表现为：（1）批评家身份的多元化。民国戏曲期刊作为公共媒介场域构建了多元化的传播空间，从而使戏剧批评家身份更趋于多元化。参与戏曲理论批评的不只是理论批评家，例如徐凌霄就兼具报人、戏曲批评家和戏曲票友的多重身份。徐凌霄与邵飘萍、黄远生当时并称为“报界三杰”。从小喜爱戏曲的徐凌霄对这门艺术情有独钟，他不仅办报纸而且写剧评，同时又和程砚秋等人有合作的表演。作为编辑的徐凌霄介入戏曲批评，不仅使其传播更为广泛，而且形成了具有报刊特点的戏曲批评风格。陈墨香是剧作家，为荀慧生创作了大量的剧本，他的批评具有感受性强但理论思考不足的特点。《剧学月刊》刊载有陈墨香的《观剧生活素描》，共10部。这一系列文章记载了陈墨香的观剧生活，以感悟式、随笔式的文风描述民国时期的演剧情形。民国戏曲期刊戏曲批评的作者群中，也不乏名伶。位列“四大名旦”之一的名伶程砚秋曾在《剧学月刊》发表了《我之戏剧观》等多篇戏曲批评文章。名伶参与戏曲批评，不仅使戏曲批评建立在表演实践的基础上，而且提升了戏曲期刊的声誉。《剧学月刊》在民国戏曲界的声誉与这些名伶的参与是分不开的。（2）戏曲批评文体的多样性。古代的戏曲批评文体主要有序跋体、剧话体、评点体等。一方面，民国期刊中的戏曲批评文体保留了古代的戏曲批评文体，其中使用最多的是剧话体。翻开民国戏曲期刊，到处是篇幅短小的剧话、曲话。《立言画刊》中有“凌霄汉阁剧话”、“侠公剧话”、“怀雪楼剧话”；《剧学月刊》中有“墨香剧话”，《十日戏剧》中有“彤斋剧话”、“翰庐剧话”、“馆剧话”、“新亭剧话”、“倩倩室剧话”、“风云室剧话”、“春风馆剧话”等。民国时期的剧话体批评是传统戏曲精神的延续，体现了中国传统感悟式批评的特点。另一方面，民国期刊传播机制下又革新了对话体、书信体、传记体等批评文体；出现了广告体以及刊物的“发刊词”、“编辑大纲”和“演讲稿”、“编辑按语”、“提要”等新型的批评文体，甚至在戏曲类新闻中都渗透着对戏曲的批评和理解。可以说，民国戏曲期刊对于戏曲文化的传播，带有强烈的现代性特征。（3）兼顾中西的视野。民国戏曲期刊参与戏曲批评，经常站在兼顾中西的立场上，从跨文化传播的视野认识戏曲。民国时期，随着话剧的引入和西方学术思想的介绍，国人的学术视野逐渐打开。民国戏曲期刊刊载了大量介绍西方戏剧文化的文章。作为当时著名的戏剧理论期刊，《剧学月刊》是“本科学精神对于新旧彷徨、中西杂糅之剧界病象，疑难问题，谋适当之解决”。[7]此时的戏曲批评往往在和新剧的比较中展开。作为戏曲艺术家，程砚秋造访德国，书信中以跨文化比较的方式隐含着对中国戏曲的批评。随着西方思想的融入，戏曲批评的视野逐渐打开，批评思维有着明显的转变。戏曲批评的方法上，更加注重系统性、科学性。（4）批评话语的现代转换。古典戏曲批评多以文言文为主，民国时期的戏曲批评却主要是。虽然在民国戏曲期刊的“发刊词”、“纲领介绍”等文中依然有文白夹杂的倾向，但是戏曲批评话语从文言到白话的转换已然是一个趋势。《立言画刊》中的“凌霄汉阁剧话”、“偶虹谈剧”等栏目在演剧理论、现代剧话文体和通俗、简洁的话语方式上是民国时期戏曲批评的典型，既保留了传统剧话批评的样式，又采用了现代的批评话语，是适应戏曲期刊传播机制出现的新形态。
二、民国时期戏曲期刊的研究价值
从传播学视角对民国戏曲期刊的研究到底有何意义和价值呢？虽然国内学术界对民国时期的戏曲期刊关注较少，然而民国戏曲期刊却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透过民国戏曲期刊发黄的书页，回到民国时期戏曲传播的现场，会让我们有许多的惊喜和收获。具体而言，民国戏曲期刊主要有学术理论、文献资料、文化传播等几方面的研究价值。
1.学术理论价值民国戏曲期刊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理论价值。首先，民国戏曲期刊在20世纪中国戏剧学研究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一文中，陈平原认为，百年中国戏剧研究史，“王国维的文字之美与考证之功，吴梅的声韵之美与体味之深，齐如山、周贻白、董每戡的剧场之美与实践之力，典型地代表着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8]王国维以史学方法研究戏曲文学，以考据方法为主，较少涉及戏曲表演，其代表作为《宋元戏曲史》。吴梅则以读曲、度曲为乐事，其研究侧重于曲律，其代表作为《顾曲麈谈》《曲学通论》等。此外，还有以齐如山、周贻白等为代表的剧场艺术研究等。然而，在这些研究中，唯独忽视了民国戏曲期刊及研究团体的戏曲研究。20世纪30年代是戏曲研究极为繁盛的年代，其直接表现就是戏曲期刊的出现。程砚秋和徐凌霄、陈墨香、杜颖陶等人创办了《剧学月刊》，尝试建构戏剧学。齐如山和傅芸子、傅惜华等人，编辑出版了《国剧画报》《戏剧丛刊》等刊物，发表戏曲研究的理论文章。这些人熟悉戏曲舞台和表演，又具有扎实的考据、理论功底，但他们在戏剧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有待更为深入的挖掘和整理。其次，一些民国戏曲期刊体现出了鲜明的理论倾向，有必要对其进行个案研究。例如，《剧学月刊》即倡导以系统性、科学性的理论要求来研究戏曲。在《剧学月刊》中，刘守鹤以系统性方法研究戏曲编剧，写就《论作剧》一文，发表在1932年第1期的《剧学月刊》上。在1932年第8期《剧学月刊》中的《通信一》中，子彝这样评价这篇文章：“旧剧从来没有系统的理论，有理论就是从你开始，不是恭维你的话，事实摆在面前是这样的。《论作剧》一篇，是中国旧剧理论的空前巨制，的确可以说是前无古人。”[9]此外，金悔庐的《编辑大纲》《研究大纲》等文章条分缕析地讨论了戏曲期刊编辑、戏曲研究分门别类等问题。陈墨香的旧剧本整理也侧重以科学的方法对旧剧从多个方面进行选择整理。邵茗生、杜颖陶等人的戏曲研究注重考据。曹心泉、刘守鹤注重对昆曲口述史的研究。这些研究无疑都体现出民国时期，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戏曲研究者的理论追求和学术素养，代表着当时戏曲研究的学术水准。
2.文献资料价值作为戏曲传播的载体，民国戏曲期刊参与戏曲文本生产，保存了众多民国戏曲的原始资料，对于戏曲史研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民国时期是戏曲繁荣发展的时期，不但是作为国剧的京剧，而且地方戏同样发展迅速。由于传播条件的限制，戏曲原生态的现场无法复原。民国戏曲期刊作为当时最具传播力的传媒，构建了当时戏曲文化传播的公共领域，刊载了民国戏曲的原始资料，是民国时期戏曲文化传播的鲜活现场，成为民国戏曲史研究必然要寻找的原点。以民国时期昆曲文献的发掘整理� 清末民初，昆曲没落而花部崛起；民国时期京剧成为主角，然而昆曲并未消亡。无论是昆曲艺人，还是文化学者，都对昆曲进行过研究和探讨。随着当前昆曲被列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传承和保护研究也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20世纪前期的昆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民国戏曲期刊中保留有众多的昆曲文献资料，例如《剧学月刊》第2卷第1期是“昆曲专号”，刊载有曹心泉讲述、邵茗生笔记的《近百年昆曲之消长》，曹心泉讲述、杜颖陶笔记的《昆曲务头廿诀释》，刘守鹤的《昆曲史初稿》和《昆曲的宫调解放》，徐凌霄的《纪念曲家袁寒云》等文章，内容涉及昆曲史研究、曲谱、身段谱等资料的搜集整理，特别是杜颖陶先生《玉霜簃所藏身段谱草目》，它是当时乃至现在昆曲研究非常珍贵的资料。不仅《剧学月刊》如此，《戏剧月刊》《半月戏剧》《十日戏剧》《北洋画报》等也都刊载有众多的昆曲文献资料。戏曲表演文化资料的保存是民国戏曲期刊的突出价值。因为技术条件的限制，诸多名伶的表演艺术无法复原和呈现，民国戏曲期刊则通过记录、探讨、评价等方式保存了戏曲表演艺术家的演出情况，成为研究戏曲表演的第一手资料。这不仅对戏曲史、戏曲理论研究有重要的作用，而且给当下的戏曲以生动的参照。
3.文化传播价值作为戏曲传播的媒体，民国戏曲期刊具有文化传播价值。民国戏曲是传统戏曲的延伸和发展，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置身于20世纪前期的文化语境中，民国戏曲必然和西方文化产生交流，具有跨文化传播的价值。透过民国戏曲期刊中有关戏曲演出、论争、改良等内容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保存民族传统文化的努力，以及中国戏曲和西方文化碰撞交流之后所产生的改良冲动。我们认为，民国戏曲期刊研究的文化传播价值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首先，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播的价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人，倡导新的文学观念，抨击传统戏曲；然而以张古愚、徐凌霄等为代表的一批文化人却坚守旧剧立场，发掘戏曲的价值，宣传和研究传统戏曲。张古愚先生创办的《戏剧旬刊》和《十日戏剧》是保存传统戏曲方面的表率。《十日戏剧》上刊载的《保存国剧就是本刊的刊训》一文说：张古愚顶住各种压力，坚持批判立场，发表了大量理论批评文章以实践“保存国剧”的主张，使《十日戏剧》成为当时存在时间最长，影响较大的戏曲期刊之一。其次，跨文化传播的价值。20世纪前期是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时期，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当时的焦菊隐、李石曾、徐凌霄等人都具有西方文化的学养，使得他们的戏曲研究更加系统、科学和开放。梅兰芳访美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戏曲界的一件大事，他将中国戏曲文化介绍到国外，打开了西方对中国戏曲认知的视野。其后，程砚秋也游历了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吸取西方经验，反哺中国戏曲，还写就了《关于改良戏剧的十九项建议》一文。《剧学月刊》刊载了程砚秋在欧洲的活动，相关文章主要有：《巴黎剧院之一瞥》（1934年第7期），《自柏林致本所同人书》（1932年第11期）等。
总之，民国戏曲期刊是当前中国戏剧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民国戏曲期刊不仅具有学术理论研究价值，还具有文献资料价值和文化传播价值。因此，立足于文化学、传播学的视角，系统全面地研究民国戏曲期刊是非常有必要的，期待更多的学者加入这一研究领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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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大家庭的缩影的有利传播环境
各民族的文化和智慧在民族高校汇聚一堂，各民族的语言、心理特征、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歌舞、服饰、饮食文化多姿多彩，使得民族高� 在这样的环境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尤其是进行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育，毫无疑问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因为各民族的同学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自然会懂得民族团结的意义和重要性；自然会理解民族关系的“三个离不开”思想；自然会坚持对待少数民族的“三个尊重”原则。就传播的媒介环境而言，民族高校是展示我国民族政策与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窗口。民族高校的创办，本身就是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重要体现。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育是民族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永恒内容，也是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途径。民族理论与理论政策教育的优良传统和长期实践，使民族高校的各族师生形成了相互包容、和谐相处的大局意识。这样的媒介环境容易使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育入耳入脑，有助于促进各族师生的团结进步。
三、独特的传播媒介孕育出的独特信息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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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少数民族大学生受众的心理因素
广播出现以后，电台为了吸引更多的听众，戏曲作为最受欢迎的传统娱乐方式自然成为每个广播电台不可或缺的节目。由于广播的娱乐节目种类繁多，在众多的竞争中，戏曲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都更加成熟，以不断改良、创新来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这无形之中促进了戏曲的发展。广播的出现对戏曲演员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随着他们演唱的戏曲在各大广播电台播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妇孺皆知的名人，逐渐脱离在社会下层表演曲艺来维持生活的命运。广播的产生给传统的戏曲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广播出现之前，人们的娱乐方式只有固定的几种形式，而到戏院看戏是最受百姓欢迎的，随着无线电的迅猛发展，收音机的普及，悄悄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方式，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多种多样的娱乐节目，这使得很多拥有收音机的观众不再去拥挤的公共场所观看传统的戏剧表演，这大大降低了戏院的上座率。无线电的产生虽在某些方面促进了传统戏剧的革新，扩大戏剧的影响范围，但无形
二、广播对唱片的影响
最初唱片仅仅是作为留声机的附件而存在的，留声机和唱片都是上流社会的娱乐品，所以唱片作为一种小众的娱乐工具对社会的影响力很小。无线电传入中国不久，上海就出现了许多民营电台，民营电台的设施不完善、资金不充裕，仅靠一些广告费来支撑电台的运营。这样的条件自然是承担不起经常请一些名人、演唱家、乐团等来电台做现场演出，这时唱片就成为这些民营电台的首选。20世纪30年代中期，百代公司制作一张唱片的成本只需1角六七分，批发价为2元2角。这样低廉的价格，购买一次后还可反复使用，所以播放唱片就成为了各广播电台音乐节目的重要素材。但电台的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唱片公司的唱片销量。1935年6月末，英商电器音乐实业有限公司致函上海交通部国际电信局，以欧美各国颁布的有关唱片的法规为由，要求自1935年8月1日起，各电台播送该公司唱片须得该公司允可，及预付每月洋一百五十元，并另提出六项规定。直至1935年12月21日《申报》刊载司法院对此事的决议：留声机唱片，并非出版品，亦非著作物，并无专有公开演奏之权。购买人本其所有权作用，无论如何使用，应任凭自由，出售人、制造人、发行人均不得干涉。通过这次事件，我们足以看到唱片已经不再作为留声机的附件而存在，它已�
三、结语
新闻传播专业的课程可按课程设置的侧重点划分为两类：以“采写编评摄”为核心的侧重于实践教学的课程和以“新闻学概论”、“新闻传播史”为核心的侧重于理论及史论的课程。由于专业的实务性质，长期以来，在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培养过程中，老师往往按照“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教学培养，将自身的经验及知识以“传、帮、带”的方式传递给学生，以期能培养出精英的媒体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和理念带有一定的“手工作坊”的余韵，是传统精英教育的理念。而在慕课模式下，这种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遭到挑战。慕课动辄几千上万的学生、没有任何入学门槛的限制都表明慕课的教学理念已与传统精英教育的理念大相径庭，它是一种普及教学。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慕课所代表的精英文化普及化的方向将成为势不可当的文化潮流，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理念也将遭遇到更大的冲击。
二、慕课对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挑战
1.对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挑战。
慕课的学习看似开放自由，但实际上是比传统教学模式更要求学生具备高度的自我管理能力。能否完成一门慕课的学习，更多地要依赖于学生的求知欲望和自律精神，依赖于学生的坚持能力以及对自我的约束能力。而这对当前新闻专业的学生形成了完成慕课最大的自我障碍，从而导致了慕课通过率的低下。以目前中国慕课的《新媒体概论》一课为例，该课是由浙江大学传媒学院的韦路博士讲授，注册的学生共有13571位，但在课程结束后只有109位成绩合格和160位成绩优秀的学员，其比例仅占注册学生比例的1%左右。可见，慕课模式之下，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种教学模式。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社区大学研究中心助理主任莎娜•贾格尔斯（Shann.Smith.Jaggars）强调，慕课比较适合于为了个人或职业兴趣的学习。如果学生为得到课程学分、获取学位而注册学习，风险就比较高。
2.对学生知识积累的挑战。
每一门学科体系都有其符合逻辑的课程体系，这些课程在授课的先后顺序以及彼此关系上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前后衔接的知识铺垫。在模式风潮来袭的语境下，新闻传播专业目前上线慕课的课程仅为极少数。这些慕课课程的学习需要学生在前期教育中储备了足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否则便在课程学习中有困难。因此，慕课课程并非对于每一个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都适合，它的适用度仍然要视学生的知识积累程度、所学前期课程的情况而定。
三、慕课模式下新闻传播传统教学的优势与契机
无论慕课的发展如何迅猛，从本质上说，慕课只是一种技术性工具。它固然有其对传统教学理念的颠覆部分，但由慕课发展中的问题和不足也展露出新闻传播传统教学模式的价值与优势。
1.慕课不能取代传统教学中师生的人际交流及其所引发的教学效果。
新闻传播传统教学的一大魅力即在于教师与学生面对面的人际交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在讲授知识，同时也在讲授自身在新闻传播实践中的亲身感受以及人生哲理。延续长期以来人文社科教育的传统，教育的内容除了教学课程内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即为师生之间精神的交流和人生感受的分享。这一内容，有赖于传统教学模式在固定地点、固定时间多次授课而形成的人际交流共享圈以及师生之间在课堂、课间和课下的交流互动。而在慕课中，面对素未谋面的成千上万的学生，这些人际交流则很难做到。也正基于这一点，德国鲁尔大学哲学研究所终身教授汉斯马丁•萨斯（HansMartinSars）认为，慕课这种网络授课形式对于化学、数学等学科足够，但对诸如生命伦理学、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就不够，因为这些学科更需要多维度、多层次的讲授和现场交流。更为重要的是，新闻传播学科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科。授课教师的个人新闻传播的实践经历也是学生学习的宝贵财富，其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被分享，是学生从业后的巨大精神财富。从人际传播的角度而言，人们往往不会面对不熟悉的人分享自己的私密经历。而慕课的大规模学生，相对于授课教师而言，却是陌生的存在，授课教师那些经历自然不可能在慕课中得到分享。
2.慕课不能取代新闻传播专业传统教学课程中的实践课程。
新闻传播专业是一个非常看重实践的专业，因此有大量倾向于实践的专业课。如《新闻摄影》、《电视摄像》、《新闻剪辑》以及音效合成等众多需要教师和学生自己动手的实践类课程。对于这类课程，最好的教学方式仍然是传统的上课方式：由老师和学生以班级为授课单位，通过现场教学、对学生作品的现场指导以及点评来促进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操作类的实践课程是延续了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手工作坊模式，而学生也能通过老师手把手的教学学会设备和软件的使用，并在一些细节的技术处理问题上得到老师的专业指点，最终完成课程。需要注意的是，每一个学生在学习这些操作类课程中其不懂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对于设备的使用及专业技术的盲区也是不一样的，这些问题只能由授课教师一个一个地逐一解答。而在慕课模式之下，面对动辄几千上万的学生，教师根本不可能对每一个学生的问题进行解答。因此，这些实践类的操作课程并不适宜于慕课教学，甚至也不适宜于大班教学。
3.慕课模式下新闻传播传统教学的契机。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 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 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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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 在传播内容方面，有 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 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 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德国高校媒介科学方向专业设置情况分析
德国高校传媒教育学科的媒介科学方向，其研究重点包括电视电影、印刷媒体、媒体管理和媒体工艺科学四个方面，下面笔者将分别介绍这四个重点方面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情况。
1．电影电视专业
在德国，电影电视和其他媒介一样，其专业被设置在传媒学科的媒介科学方向底下。这个专业主要学习的是关于可视传播的技术和理论。
下面以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艺术学院开设的影视专业为例，对德国高校的影视专业设置作一个简单介绍。
完成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艺术学院的影视专业一般需要十个学期，有特殊情况可以延长两个学期毕业。经过各四个学期的基础课阶段和专业课阶段，之后是两个学期的毕业学期阶段，全部修完之后，学生可以获得设计学硕士学位。在基础课阶段的第三个学期，学生开始完成分组实践项目，所选项目内容将会影响到学生在专业课阶段的学习方向。在专业课阶段，学生开始学习更为复杂的、以未来� 在这一阶段，学生将主要在电影、摄影、视频、在线媒体等的摄像和剪辑制作方面进行实践。通过这些实践，学生可以将基础课阶段学到的艺术、技术、理论等方面的知识与实际运用结合起来。专业课结束之后，学生需要进行为期9个月的专业实习，之后接受一次笔试和一次口试。最后的总成绩达到“优秀”的学生，还可以申请学习另一个学位，获得第二个硕士学位。
随着时展，在德国的教育体系中，影视专业，尤其是其中的电影专业，正在逐渐脱离传媒教育学科的领域，独立为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现在德国很多开设电影专业的学校，不仅仅教授学生把电影看作媒体时应该持有的理念和技巧，而是已经将电影专业作为一个分支庞杂的体系来研究。例如，美因茨-古登堡大学在影视专业下面还设有电影院经济方向，这在原本隶属于艺术和文化学科的影视专业中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当然，这种现象还只是刚刚兴起，德国高校影视专业的培养主体方向仍然是为社会输送戏剧、编剧、广播、电影、电视等专业人才。影视专业以培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只有个别理论性较强的综合性大学专门培养影视理论和影视批评人才。
2．印刷媒体
德国高校印刷媒体专业的研究重心并不在报纸和杂志上，而主要是有关印刷技术和图书出版业等方面。以全德比较著名的印刷媒体专业学校――莱比锡技术经济文化学院为例，其设置的该专业必修课包括：数学、物理、材料科学、化学、计算机、创作学、商业管理、设计、图书贸易史、货物仓储科学、图书保管与平衡、出版管理、印刷过程、编辑科学、复制科学、版权出版与媒介法规、德国出版社市场现状、报纸经济、法律框架、统计学、外语、收支平衡、外观与包装、机器管理、媒介与传播政策和质量管理，其中关于印刷技术和图书出版业的课程占了绝大部分，而与报纸直接相关的课程只有报纸经济一门课程。
3．媒介经营与管理
媒介经营与管理专业的培养方向不仅仅针对媒体，而是包括公司、企业、政府机构在内的所有涉及对外形象和宣传的单位。拥有德国最好的媒介经管教育的高校并不是研究型大学或专业型大学，而是一所艺术学院――汉诺威音乐学院，它同时也是德国最好的艺术类院校。
汉诺威音乐学院的媒介管理专业，是少数几个按国际惯例划分学士和硕士学位的德国大学专业之一。该专业的学士招生在每年冬季学期进行，完成学位需要六个学期。这个专业的基础是传播过程的结构、功能和效果，需要特别学习的知识包括：大众媒介的经济学、法学和组织机构学方面的知识 ；如何把握对公众传播的方式、内容和答复方式的具体分寸；媒介的信息和内容结构以及媒介的信息网络 ；媒介内容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影响 ；媒介工作者的工作和工作方式（以记者、制作人和公共关系管理者为例）；公司企业传播的工作方式和实践；媒介企业的运营过程。从课程设置可以看出，该专业的整个教学过程都是以培养具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才为导向的。该专业的培养计划很重视社会科学方法的学习，这些方法包括：对于市场和大众观点的调查 ；对于公共工作的计划和引导；对于任何可能涉及到传播的环节的准备；媒介企业的组织和运营。
该专业的具体课程设置如表2所示。其中，学生完成学士学位至少要完成97学分的学习量。导论类课程主要包括媒介与传播导论、批判主义的社会科学导论和知识性工作导论，都是必修课，以保证学生对媒介和传播科学有一个基本认识，并明确社会学的研究意义，从而融入以媒介科学为主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去。媒介体系课程包括媒介受到的压力、在线媒体的特殊性、国际化媒介的特点和分类媒介特点（书籍、报章、电视等等），教授学生与媒介相关的经济学、法学等知识，使学生了解媒介的运行环境，从而让学生学会理解媒介的行为并能够预测媒介的发展趋势。媒介真相课组的课程包括媒介信息的接受、媒介在社会中的心理本质、传播学的理论研究论争、不同类型传播的理论研究（政治传播、商业传播等等）。通过学习，学生可以尽可能多地掌握对于媒介进行实证分析和实际操作的能力。媒介实务课组的课程包括媒介内容研究、传播者研究、媒介实务理论、特定领域传播者或媒介内容的研究（政治传播、商业传播等等）。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学到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方法论课程主要包括媒介研究、问卷调查、媒介内容分析、特定媒介的方法论研究（政治传播、商业传播等等）。这组课程的教学目的主要在于使学生学会如何对媒介的行为进行文本和社会学分析。而数据分析课组则教授学生如何通过调查和统计来得出结论，该课组包括统计基础、统计分析与统计试验、通过统计预测、数据分析试验研讨课。最后三个课组主要以实践的形式进行，与学生未来的工作关� 学生在学习应对各种案例的过程中，将学到以后工作中可能用到的许多技术，并得到实际训练。
该专业的硕士生教育于每年冬季学期开学，课程需要二到四个学期完成，要求至少达到46学分的学习量。硕士生课程的教学目的和本科生大致相同，但是在课程设置上有所区别。硕士生要求完成的课程组如表2所示。媒介企业课组为学生提供媒介经济和媒介企业运营的具体详细部门，学生可从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进行研究性学习。该课组的课程主要包括媒介经济学问题和媒介经济具体分支研究。媒介市场课组的课程包括新媒体和国际媒体政治，这些课程强调学生的分析能力，学生需要能够运用相关知识对媒介市场竞争的现状和未来进行分析和预测。媒介与传播学课组主要为那些本科阶段不是学习本专业的学生而准备。对于将来要从事媒介管理或者公共关系管理的人来说，具备基本的媒介和传播学知识是必要的。该课组主要包括传播与媒介科学导论、传播学与媒介科学中的现实问题等两门课。媒介与传播研究方法课组包括多元统计与数据分析、数据分析试验与数据分析预测等两门课程。这些课程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学生对于运用数据进行可靠合理分析的能力，是方法论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经济学课组为那些本科没有学习过经济学的学生提供了重新掌握这些基本知识的机会，这个课组包括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控制论和市场等等重要内容。新兴的电子商务内� 小组项目中，几名学生需要按照案例中给定的虚拟内容，进行实际的调查和分析，得出可靠的结论。这些项目总是关于几个重点学习领域的。而硕士生学位论文的准备时间是四个月，学生在准备期结束之后要参加一次口试。
根据学校的不完全统计，汉诺威音乐学院媒介管理专业的一般就业前景是：成为能够对大众媒介传播市场的功能和效果进行研究的专家；公共关系、广告等传播行为的策划与执行者；传播公司或某组织机构的宣传部门领导者；独立组织和成立传播或媒介公司的人。
4．媒介技术
媒介技术专指在媒介行为中将运用到的特殊技术，像写作这种很多行业中都要运用到的一般技术，很少会被列入其中，设置为专门的课程。在德国的专业设置中，媒介技术专业更多与艺术、设计、信息技术和多媒体等领域联系在一起。
以柏林经济工业学院的媒介技术专业为例，其媒介技术专业的教学包括四方面主要内容，分别是互动传播、媒介与传播科学、多媒体公司的内容与计划、文化娱乐与经济的关系。其课程设置如表3所示，该专业可以在实际竞争中提供给学生运用社会科学知识去思维的能力，可以培养学生在面对一个项目时运用多角度和跨学科的知识架构去考察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适应现代工作要求的能力。学生将会掌握多媒体工具的开发与使用技术，多媒体传播方面的法律知识，互动传播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以及实际工作中可能运用到的各种技术。毕业生可能在以下领域找到合适的工作 ：媒介音频或视频项目开发与制作、实际问题的多媒体实现、多媒体项目的策划与管理、多媒体项目的质量监督。
结论
根据笔者的资料收集情况，共有20所德国高校开设的媒介科学方向的专业和课程设置有较详细的资料可以考察。在这些高校的专业和课程介绍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几个词分别是 ：“技术”出现20次，“经济”出现15次，“电影”出现14次。
我国没有叫做媒介科学的专业或课程。笔者对照德国的学科分类体系，将研究重点是电视、电影、印刷媒体、媒体管理和媒体工艺科学的相关专业和课程放入了这个体系，并据此找到了9所开设“媒介科学专业”的中国大学。在这9所大学的相关专业和课程资料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几个词分别是：“新闻”出现55次，“广播电视”出现29次，“编辑”出现18次，“管理”出现8次。
通过关键词分布情况的对比来看，中国和德国在媒介科学方向的专业和课程设置都是以媒介活动中的应用技术为主。但从中国媒介科学相关专业介绍中出现频次最高的“新闻”一词来看，新闻采访与写作技术不仅被纳入了这一学科方向的教育中，而且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一点与德国高校不把新闻写作归入媒介技术一类的做法有很大不同。
另外，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德国高校传媒教育中的媒介科学方向是偏重于应用技术学习的，这与偏重于理论学习的传播学方向有着很大的不同。正因为学科方向定位如此，媒介科学方向与传播学方向在课程设置上差别极大：传播学科的意图更加理论化，着眼于更高抽象程度的研究；而媒介科学的教学目的则注重实际的媒介操作和实用技术的学习。而德国高校教育也把这两者的专业界限划定得很清楚。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研究生；高等教育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的内涵
新闻传播学硕士是一个介于学士及博士之间的研究生专业学位，新闻传播学要求本专业硕士具有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基础、独立的思考能力。世界上最早开办新闻传播学硕士学位课程的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其专业涉及新闻的各个领域，毕业生在美国乃至世界各主流媒体十分活跃。而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本身起步较晚，无论是学科研究还是人才培养，都是在借鉴西方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学制一般为学分制，学时为三年，前两年是基础课和专业课学习时间，课程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通常可以修完绝大部分学分；第三年用来完成毕业论文、毕业实习以及求职。毕业后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证书以及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开始于1978年，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招收一批新闻学硕士研究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自己培养的高层次的新闻教育人才。经过几代新闻人数十年的努力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培养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自己的模式，逐渐规范化。
二、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的特点
（一）人才培养的多元化
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培养注重多元化。近年来，跨专业报考新闻传播学硕士的人数比例逐年上升。跨专业学生在接收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可以将这些理论方法与自己本科专业所学的专业知识相结合，进行深入的辩证思考与分析。在学科交汇处提出新的理论设想，进而取得新的研究成果，促进学科融合发展。当前，业界需要这样既具有新闻专业素养又拥有其他领域专业知识储备的复合型人才。结合近几年状况来看，部分新闻从业人员也开始选择读研深造，他们的加入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战案例资料。
（二）课程设置重应用性
由于基本专业的特殊性，新闻传播学在人才培养上更加注重实用性、应用性。在专业课程设置上，比起本科阶段来更加注重的是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学习，并且在进行了系统的概论学习后，细化专业学习。应用型课程的设置将当下新兴的科学传播技术和先进的新闻传播理念引入课堂，弥补研究生在实践能力方面的短板，以更好地进行学术研究，使学术研究贴近实际生活，实现学术成果对实际生产力的转化，促进新闻传播理论更好地应用到实际的新闻业务中。这也能使研究生毕业后更快速地融入专业工作，使研究生教育与时俱进。
（三）注重思维及能力培养
与新闻传播学本科生相比，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强化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塑造，通过研究和讨论，引导学生对理论进行思考，结合新闻业务案例进行研究。在这一过程中，锻炼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使学生建立逻辑思维能力，辩证地理解新闻传播理论，进一步研究新闻业务，发展学科理论学说。研究生教育需要从学术层面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在深刻理解新闻传播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案例进行研究分析，对学说进行发展或批判。研究生教育精且细，才能形成理论架构的系统搭建，逻辑思维的准确塑造，科研能力的着力培养。在不断训练的过程中获得的能力，是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
三、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的意义
（一）促进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发展
我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均起步较晚，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基本是在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过程中结合实际的新闻传播事件进行的，主要是对新闻业务和新闻事业发展的探索。其研究实用性质较强，相应的理论色彩就比较弱。传播学引入新闻学界后，经过一代专家学者的探索，将二者磨合，新闻学和传播学已经彼此交融，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批判思想已� 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更加强调学科的融合，将二者的思想理念与研究方法融汇，以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探索新闻学研究。研究生教育就是在着力培养一群从事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人才，培养其科研能力，鼓励热心学术的学子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储备人才。
（二）提升新闻传媒行业的竞争力
从新闻传播业界的角度看，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对我国新闻传媒行业的推动作用也是相当大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将新闻传播学术理论转换为新闻传媒行业的生产力，促进我国新闻传媒传播能力的提升，扩大我国新闻的传播影响范围，提升我国新闻的传播影响力，提高我国的国内外舆论引导能力，进一步增强我国现当代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新媒体的出现、社交媒体平台的强大给新闻传播力的提升带来了新的问题，如何在这样一个形势多变的环境下加强我国的新闻传播力，需要学界的研究者们不断提出新问题和新视角，反复地进行研究，探讨出最好的方案、办法。
（三）符合研究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随着本科毕业生数量的逐年增加，本科毕业生就业的压力持续增长，而本科文凭的竞争力却未曾增长。这使得本科毕业生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越发处于劣势地位。就目前的状况来看，硕士研究生在就业时相较于本科生会更有自信心、更有竞争力，部分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以及企业对高学历人才有更多的需求。尤其是西部地区、基层单位，研究生的优势较大。在工作中，学生在研究生阶段所接收的教育和培养出的思维能力能促使其在事务处理上看得更远、考虑得更周到、处理得更妥帖，这种能力使研究生在工作发展上有着足够的后劲。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行业，甚至从国家的角度来看，都十分重要。国家传媒影响力的拓展、新闻传媒行业的发展以及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本身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规范的高等教育，需要高校和专家学者们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予以重视，完善学科教育体系，丰富研究生教育内容，鼓励学生刻苦钻研学术，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的健康发展。
作者：周婉馨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1］董天策。新闻与传播专业型硕士的培养目标与模式［J］.新闻与写作，2014（4）：65-68.
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就要从下面三个环节去分析。
1．国际学界最关注的是理论
国际新闻传播学界关注的是理论问题，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是指将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浓缩和组织起来的由相互关联的抽象的概念所构成的体系。需要澄清的是，理论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缺乏科学理论所要求的批判特征的“准理论”，意识形态具有固定的、强烈的、不可置疑的假设，充满了无可置疑的绝对命题与规范性类别。然而，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话题有的时候与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难以有实际的研究意义。另外，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长期满足于对策研究，缺乏理论关怀。对策研究表面上看有利于企业、有利于政府，但是，缺乏理论基石的对策性研究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没有理论基石的对策最终仍然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为此，学术要回归学术，学界要为理论做贡献，这样贡献可以是对别的理论的验证、批评、质疑与整合。当然，我国新闻传播学应把其研究的最高目标定位为提出或发展原创性理论，这样的理论不但可以利用本国的经验材料去证实或证伪，还可以利用别国的经验材料来证实或证伪。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陆的新闻与传播研究还未真正提出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而香港地区却做了一个示范，如祝建华在研究中国互联网的扩散和使用的经验数据上，提出了“新媒体权衡需求理论”瑏瑢，并可以接受别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材料的证实或证伪。根据笔者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经验，国外的匿名审稿人的审稿意见第一个关注就是论文是否有理论性的贡献，理论性贡献越高，就越有可能发表。为此，要实现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关键之一就是发展理论。
2．方法的国际化是关键
要发展理论来实现国际化，就离不开方法的国际化。在SSCI的期刊上发文章，其一是定性研究方法，然而，“中国学者目前从事的大部分‘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是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瑏瑣，新闻传播学很多定性研究也是如此。其二是定量研究方法，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定量研究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82年—2000年)以受众调查为主，主要方法是社会调查；第二个阶段(2001年至今)运用定量研究的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增多，主要方法是内容分析和社会调查。瑏瑤然而这些定量研究与国际顶级研究相比，还相距甚远，比如在抽样上，严格的随机抽样，比如多层分阶段的抽样很少，样本多选学生，而面向整个人口群体的不多，在传播学社会调查、内容分析、控制实验三大主要研究方法中，控制实验的不多且质量也不高。在数据分析上，结构方程模型、多层线性模型应用等复杂的分析方法很少看得到，即使有，其数据分析也描述得不太清楚。比较研究、长时间的数列分析更是难以看到。研究方法的主要作用在于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研究的公开性、客观性、经验性的要求瑏瑥。研究方法的发展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关键性一步，如伽利略通过实验法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假说，社会学的奠基性人物迪尔凯姆利用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写出经典名著《自杀论》。因此，绝不可认为研究方法是雕虫小技，无足轻重。祝建华曾经提到四个在SSCI的有效的发表策略瑏瑦，有三个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即跨国度、跨文化比较研究，多种研究方法、多种数据来源，长期的跟踪研究。当然，研究方法并不仅仅是量化研究，还应该包括定性研究、历史比较研究等在内的经验研究。经验研究虽然在实质性的领域、风格以及性质上千差万别，但都有类似的结构，并且在逻辑上恰好有八个组成部分：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也称“洋八股”。“洋八股”是组织研究的一种简约有效方式，将核心观点和发现置于“八股”的结构之中，研究者才能周密、清晰地思考自己的研究和现有文献之间的关系、假设和资料之间的关系等。瑏瑧同时，也能帮助读者一目了然看清楚这些关系。因而，只有以“洋八股”的思维模式去组织研究成果，才能为国际传播学界所承认和接受。
3．流利、地道的英语是前提
在现今学界，英语已成为发表国际论文的语言。瑏瑨尽管祝建华以以色列人、日本人、德国人、荷兰人为例认为，新闻传播学者的国际化是由英语以外的其他因素造成的，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英语能力仍然是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一个瓶颈。如在国内学者发表的英文论文里，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式英语”或“翻译腔”。根据笔者的经验，如果没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在投稿的时候就会直接被审稿人退稿，甚至连参与匿名评审的机会都没有。因此，流利、地道的英语是国际化的前提，其他相关研究也显示如此。如Salager－Meryer发现资历深浅、网络渠道多寡等因素对于论文成功发表的关键因素正在降低瑏瑩，但是研究者的语言能力仍应得到重视，对于非本族语研究者来说，语言能力和与语言以外的因素(即研究能力)裹挟在一起阻碍研究成果的发表。Flowerdew对香港地区学者的调查瑐瑠和St．Joah对西班牙学者用英语的分析瑡瑐发现，用英语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已� 语言表达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如词汇量不足，缺乏精确表达自己观点的手段，局限于用简单的英语，文字不够简洁、精炼等。
二、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
祝建华指出，个人学术训练和机构奖惩体制均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国际化有影响瑐瑢，但比较而言，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影响更为显著。为此，笔者将从机构层面奖惩体制和个人的学术训练两方面分析如何实现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
1．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设置提高
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水平，需要对机构层面奖惩体制进行设置，实行制度激励。
(1)职称评定采取SSCI或英文要求制度
教师和研究人员最关心的问题可以说是职称问题，利用职称评定进行激励会有很大的动力。如中山大学人类与社会学院规定副教授申请教授，至少要发表1篇SSCI论文。现在各大高校都将SSCI作为重要期刊。由于SSCI的论文基本都采用匿名的同行评议审查制度，因此可以以此作为职称评定一个重要标准。当然，除了SSCI的论文，还可以采用“在同行匿名评审的新闻传播学重要国际会议或者在国内外发表英文稿件的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作为代表作参与职称评定。
(2)学术期刊应实行严格的双向匿名审核
我国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的载体，其审稿程序还存在很大问题。根据笔者的经验，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第一时间就能收到收稿回执，在规定的时间内无论是退稿还是送审都有明确回复，而且送出去匿名评审后的退稿肯定会有审稿意见。为此，我国的一些新闻传播学优秀期刊应该按国外SSCI期刊采用的方法招募审稿人，无论是中文和英文一律按照类似的标准来审阅稿件，并且及时给作者提供反馈意见，体现匿名评审机制，形成有国际影响力期刊。目前，我国一些期刊已经有了一定的尝试，如高校文科科学前沿系列期刊等的审稿流程基本跟国外SSCI相仿，但是，要建立的不仅是英文的双向匿名的审核学术期刊，还应将其推广到中文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上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
(3)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单独评奖制度
我国现在人文社会科学评奖很少以论文单独设立奖励，更不要说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单独评奖制度，这一方面可能是我国的SSCI论文发文数量少，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管理者并没有真正重视SSCI论文。事实上，在国外SSCI发表文章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才是真正体现科学研究的高水准。要促进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就要建立这种评奖制度，这种奖励仅仅针对颁发在SSCI发表的论文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通过评奖制度来加大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的动力。
(4)拨出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国际研讨会
新闻传播学有三大最重要的国际会议：ICA(国际传播学协会年会)、NCA(美国全国传播学协会年会)、AEJMC(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年会)，这三大会议的共同特点是：收取全文而不是摘要投稿，格式要求跟在SSCI发文一样，采取同行双向匿名评审，接受率一般都低于50%。在这些会议上，不能凭借关系和金钱，完全凭借文章的国际学术水平。因此文章如果被接受，意味着其具备在较好的英文期刊如SSCI上的潜力。但是，这些会议规定，一旦接收了论文，该论文至少派出一名作者出席会议并发言。笔者曾于2011年投稿到AEJMC第94届会议并被接受，2011年8月到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出席会议，前前后后虽然花了一大笔经费，但在与国外学者沟通交流、了解国际研究规则上都大有长进；2012年虽然投稿后也接到AEJMC和NCA的邀请，却由于经费的限制未能成行。因此，要提高研究者的国际化水平，鼓励其在SSCI上发表文章，就需要设立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学国际研讨会。
2．个人的学术训练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设置
是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策略，而个人的学术训练对国际化也很重要。
(1)要多与国外学者合作交流
Flowerdew对香港地区学者的调查表明瑐瑣，他们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67%是和他人合作发表的，而这其中又有46%的是同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合作发表的。相关研究表明，对英语非母语的学者来说，与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合作是他们国际化的宝贵经验。瑐瑤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要与世界学术对话，需要派研究者到海外长期进修，资助研究者参加国际会议，长期、有系统地购置国际传播书刊等。
(2)要改革当前的博士生招生制度
可由目前的考核制改为考核制和申请制相结合，最终变为申请制。中国人民大学近年已经开始进行一些改革，如2013年部分专业的博士考生托福、雅思、GRE等英语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后，可申请免外语初试。这样的改革还可以走得更远，香港的博士生招生采取申请制，除了英语成绩外，科研成果尤其是在SSCI发表的文章是申请成功与否的关键。鉴于SSCI发表的文章的公信力，国内大学也可以拿出一些博士生指标来实行申请制，吸引具有国际化能力的科研人才直接就读博士生。
(3)要开设系列的研究方法必修课
在传播学SSCI期刊上，美国博士生成为重要的作者群，如《新闻与大众传播》《传播研究》《传播理论》等。这主要得益于美国的博士生教育非常注重基础性理论和方法训练，无论何种专业方向，无论博士的个人兴趣所在，“传播理论与历史”“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都是必修、必考的；而博士一旦专业方向确定，就具有极大的专业性，是按照理论+方法+专题研究这样的课程结构来设置。瑐瑥而中国的新闻传播博士生课程中，“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很少成为博士的必修课。国外SSCI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中的文章，方法的要求都是目前国内新闻传播院校的课程未能提供的，如结构方程模型、时间序列分析、分层线性模型等。
(4)要抓好学术英语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