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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题】农业可持续发展
【关 键 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 正 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其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在中国具有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当今世界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农业像中国这样长期困扰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成为左右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持久因素。
虽然中国仅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让占世界总人口22 ％的人口丰衣足食，被世人誉为“世界经济史上持续发展的一桩奇迹”。但是，中国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张、生态环境的加剧恶化等却使未来农业发展面临多重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第1 号国情报告所得出的这一极富挑战性的结论，唤起了人们对中国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深思。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提出了震惊世界的“中国粮食”， 更引起了中国乃至世界对中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的广为关注。
中国究竟应选择怎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构成了中国如何迈向21世纪的主要研究热点问题之一。
一、战略观点（注：根据研究者所提出见解的学科侧重或学科倾向，大致将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概括为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并不是严格按照研究者自身的学科研究领域进行区分。）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的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确保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和合理利用保护资源。
针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应选择什么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在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观点。
（一）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马世骏院士为首的生态学家，就开始倡导中国应该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期，马世骏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筹备工作。认为应以生态控制方法诱导非机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去发展而不是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去保护环境，从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并提出中国应实现以生态经济原则为指导的农业经济持续发展。自此，关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问题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形成了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生态农业论”。生态农业是中国最早触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展战略，且至今仍将其作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
该战略是在总结吸取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集约经营管理，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环、持续、高效”反映了持续发展的宗旨。
2.“效益型农业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持续农业的核心是发展效益型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既是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需要，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一战略就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遵循经济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生产力要素组合；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其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及经济效益，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
3.“农牧结合论”。这一战略认为：为确保中国21世纪16亿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个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实行农牧结合，以农促牧、以牧促农、以农牧产品促加工的“种、养、加”和“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
4.“现代可持续集约农业论”。（注：程序认为中国应该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那种“集约化持续农业”的提法，强调把“可持续的”约束条件作为根本特征，显然是不足取的。）该战略认为中国人多耕地少、自然资源相对紧缺，农村欠发达、多数地区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消费趋势，要求农业在有相应投入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选择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集约持续农业道路。
上述生态农业战略、效益型农业战略、农牧结合战略、现代集约持续战略等，其核心实质都是要试图解决、回答如何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密切相关。
（二）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 农业经济学家虽然不像农业生态学家那样，能够直接敏锐地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道路选择，但是却尤为关注农业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更能从深层次揭示把握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目前，其关注的主要战略问题有：
1.粮食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在《who will feedchina——wake-up call for a small planet》一书中，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农业灌溉用水也将大量移向非农产业部门，且化肥使用量已达报酬递减点，到2030年中国粮食将较目前水平减少20％，中国届时将进口3.69亿吨粮食，这将远超过国际粮食市场拥有的粮食资源，从而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
brown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关于21 世纪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粮食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悲观论与乐观论。
悲观论认为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要维持一定的粮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这意味着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则会增加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从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资源紧缺且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国家来说，追求100％的粮食自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应适度地部分进口粮食，利用人类共有资源最经济地实现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应采取“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战略方针。
乐观论认为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不但不会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威胁，更不会给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粮食造成威胁，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中国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还将是中国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粮食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而科技发展又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投资政策。
2.制度问题。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农业的发展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传统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发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决定着农业经济体制的性质或演变方向。只有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结构变革，提高中国农业整体效率，才有可能使农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此，应实施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
3.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绿色革命前时期、绿色革命时期、后绿色革命时期（ⅰ）、后绿色革命时期（ⅱ），应实施21世纪农业技术创新战略，即改革现有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强有力的创造发展体系和研究方法，确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和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构造可持续农业生产政策支持系统，加强农业科研、推广与教育体系建设，是今后持续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4.农村问题。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论”与“三元化论”。
一元化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过剩，过剩的农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于农村工业化，应以农村工业化为重心，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迅速推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三元论认为中国农村产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失衡加剧，失衡主要表现在时间顺序上的差异、变动速度上的差异、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应是“三化齐动”，即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其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就是要以农民为本，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为目的，寻找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途径与对策，并以是否对农民有利作为评价有关农业与农村政策的准则。
由此可见，农业经济学家主要是围绕“粮食——制度——技术——农村”等农业可持续发展经济影响因素，探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内部运行机理问题。
（三）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 如果说农业生态学家关注农业生态问题，农业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农业内部运行机制问题。那么，农业地理学家则更为注重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粮食主导论”。这一战略认为粮食问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主导中国农业发展的走势和农业政策取向。粮食问题不仅表现为总量不足，也表现为区域供需不平衡；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将继续导致区域农业政策的差异，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与农业政策的区域差异将构成中国农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流，也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关键方面。
该战略认为实现粮食安全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实施的第一性条件。
2.“国土开发论”。这一战略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丰富的劳动力同极为有限的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均工业资源得到优化组合，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战略认为虽然中国的资源形势严峻，但是资源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不仅必须，而且经过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或基本解决食物与农产品的供给。应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国土大开发战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能够养活和养好自己的根本性战略，必须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发尚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国土，着重在山区、草原和海洋，实行全面规划，分区治理开发，纳入国家计划。
3.“发展危机论”。该战略认为中国空前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土地资源供应的危机所在，中国持续农业正面临着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挑战。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物质基础薄弱，地区差异悬殊，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为此，考虑农业发展战略必须强调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协调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组合；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地区资源优势和促进地区间优势互补，力求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4.“生存发展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人口膨胀与迅速老化，农业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蔓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长又很困难，加之工业化起步时间晚、发展起点低、历史负重等原因，今后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大问题在于是否使粮食增产赶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长，最大难点在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体制改革只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改革只是为创造、提高和优化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与配置机制提供制度的保证，既不能代替生产力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升。因此，应实施“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增加农业投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条件，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途径。
总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还是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其从不同视角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概括起来看主要试图集中研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最基本问题，即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发展问题，它们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仍主要侧重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未真正将其转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从而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是“重经济，轻生态”、“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忽视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社会发展”，这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理论源流
回顾历史，中国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工业化偏斜绿色革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其理论支撑同样也基本上沿袭的是“工业化推进战略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沿着这一主线追踪溯源，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形成确立的主要理论源流有：
（一）前苏联的发展理论 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经济建设方针是完全照搬或承袭前苏联模式。适应于这种工业化战略，就要求“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以便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中国所选择的这种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称之为是以牺牲农业发展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以工挤农”战略，确立的根本目标是“强国”，选择的基本战略是超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统购统销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深受前苏联发展理论的影响，其主要理论背景有：
1.协调发展论。该理论十分强调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是工业积累和发展的基础。牺牲农民利益不仅不能加快工业化步伐，而且还可能危及国家统治，主张工业化资金应依靠自我积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村经济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的供应，而轻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农业发展就为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和动力，从而使工农业经济得以协调发展。这一理论虽未能坚持执行，但却是后来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
2.超工业化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两者各有自己的调节范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农业只是被动地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和劳动力。
这一理论对后来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为保证农业剩余产品能够由国家掌握，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并适时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等理论观点，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极为深刻的作用影响。
3.地理分工论。该理论把社会劳动地域分工问题提到首位，研究与社会历史联系到一起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特点、变化和结果，认为应把苏联经济区当作更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体系中的复杂体系进行研究，在社会劳动分工过程中产生各部门经济的专门化并促进这些部门的形成和发展，而在国家之间、国家的各个区域之间、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之间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过程中，应促进各类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在对部门进行空间分析时，应阐明各部门内部劳动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门区和枢纽，而在对区域系统和个别的区域进行分析时，也必须对区域的部门结构、主要的辅助经济部门布局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三个基本因素：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迅速过渡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战争年代惯用的供给制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以及农业布局、地域类型划分及区域规划等均是上述发展理论运用的具体表现。
（二）西方世界的发展理论 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前苏联式传统农业经济体制从历史舞台的退出，以及新型社会主义市场农村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确立，不仅深受国际环境背景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受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制约，更深受来自西方世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其作用影响最为深刻的主要理论有：
1.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可获得“比较利益”，故这一学说亦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够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在开放条件下如果一国根据它当前的比较优势确立产业结构，而根据它的比较优势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就可宏观长期、快速、稳定地获得经济增长。这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已由传统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转变为通过培育一个相对价格能够反映产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由特定资源结构选择确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比较优势战略，以及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比较利益原理牵动下所形成的农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分工协作的不断加强等，均是比较优势理论客观作用的结果。
2.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历史上有多种农业增长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农业增长道路。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那些劳动力稀缺而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认识到了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导致高度无效率的增长。
相反，强调市场需求的诱导创新理论，则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创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产业产品的发明数量与产出销售额密切相关，由此引申出三个命题：技术发明是一种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追求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取决于该项发明产品的预期销售额；而采用发明后的预期销售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产品目前的市场销售额，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和使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盈利性，技术创新的收益是与农业研究的外部效应——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有关，而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率又受到经济利益的支配。
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目前仍然是诱导性的。从要素稀缺性来看，虽然中国农村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备，要素价格无法正确体现要素相对缺乏程度，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仍然为追求产出最大化而寻求相应的技术发明。从市场需求来看，尽管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特别是主要粮食作物还受到遗留下来的统购统销价格体制和行政命令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农产品价格和需求数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确体现市场需求的强度，但由于农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农产品生产规模仍然能较好地反映市场需求规模，因而农业科研单位依然可根据实际需求规模选择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技术创新。
通过综合应用该理论对中国粮食作物育种优先序列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粮食增产政策应该从资源和产品控制，转向以提高单产及开发新的粮食增产来源为中心，认为实现这一新型粮食增产政策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只有通过增加农业科研资源投入、改善科研资源分配，才能够促进推动该政策目标的实现。
3.二元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弱小资本部门与相对强大的传统部门并存形成为二元经济结构，即高工资经济部门如矿业、大农场、工业、大型运输业等部门和低收入部门如家庭农场、手工业、家庭佣工、小商业、临时工等部门并存。高工资经济部门资本相对充足，实行竞争，可产生利润，工人可得到自己的边际产品；低收入部门资本相对稀缺，没有竞争，不产生利润，人们要维持生计，必须要消费多于边际产出的产品，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低收入部门劳动者将转向高收入部门，其宗旨就是要寻求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元化道路，即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国因其特殊的国情，不仅客观决定了全国范围及不同地区存在着二元化现象，而且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或产业也存在着二元现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基本格局。但是，对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认识却形成了4种不同的观点，即三元结构论、双重二元结构论、二极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
三元结构论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主要应从社区的角度来认识，因而可称之为城乡二元结构，其原因在于现代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传统农业部门分散于农村，但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近年来这一结构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乡二元结构已演化成了城市现代工业——城镇乡镇企业——农村传统农业的三元结构。
双重二元结构论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向非农化方面的发展，农村工业在农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结构已由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成了双重二元结构，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关系。
二极经济论认为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表明，中国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经济，而是严重的二极经济，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基本不发生劳动及其人口流动，两个部门因而也不发生整体关联，传统部门的一级劳动力淀积越来越多因而趋于停滞，而现代部门一级则由于发展迅速而越来越重型化因而劳动力也必然趋于停滞。
环二元经济结构论认为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没有注意农业及农村发展问题，导致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并进一步演化成了环二元经济结构。所谓环二元经济结构就是中国经济不但从总体上看存在着具有一定优势的城市及工业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互相区别的“经济元”，而且各个“经济元”内也存在着优势与落后并存的现象，这些大小不等的“经济元”便构成了环二元经济。
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业发展战略的形成演变，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吸收了诸如新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结构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论、小农有限理性理论、落后经济理论以及从宏观角度研究粮食政策、粮食保障和农业持续增长等问题的多种农业宏观经济理论。
（三）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 中国目前最大的生态问题莫过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问题，由此而带来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农田污染、水资源紧缺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农业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常规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续农业发展之路，只能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伴随着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科学家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见解观点。如马世骏的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李澄与郭玮的工农业关系理论、王宏广的要素组合论、冯海发的农业效益评估理论、郭书田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康晓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吴天然的农村工业化理论、赵昌文的农业宏观调控论及牛文元的农业持续发展理论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农业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主要有：
1.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该理论认为当代若干重大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必须当成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衡量该复合系统的三个指标是：自然系统的合理性、经济系统的利润、社会系统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个多目标决策过程，应在生态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拟定具体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使系统的综合效益最高、风险最小、存活机会最大，即就是要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找出生态问题的症结，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技术、行政和行为诱导手段去调节系统内部各种不合理的生态关系，提高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实现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普遍开展的生态农业建设，就是运用这一理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2.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生物在其生长过程中，总是在一定的生长环境中有顺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种生活要素并最终形成一定的生物量，农业生物运动和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就叫要素组合规律。
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高产高效、避免资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费的基础。运用要素组合理论实证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发展的过程，是农作物生活要素数量不断提高、不断组合优化的过程。
3.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农业生物群体，在土地资源、水资源、光热资源、矿物元素资源等的共同支撑下完成其生物学的转换，又在人的参与下完成其经济学的转换，其最终所形成的生物物质体增长，既有每年扩大耕作面积所获得的产品，又有发挥单位面积生产能力的贡献。这里依据支持人类生存基础的粮食产量变化趋势与人口粮食增长趋势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将粮食产品增长作为它自身以及所在区域自然资源的生产函数。
根据推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口增长规律与粮食增长规律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狭义”的可持续发展规定了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同步性，它意味着年人均粮食数量保持常量的状态下，粮食与人口的规模总量增长必须保持严格的对应可比，且服从于“不超出区域承载力阈值”，才能被认为是在“狭义”可持续发展的范围。
依照“狭义”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人口众多，只有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具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只有保证当人口达到零增长时的总规模约有16～17亿，确保按每年人均400kg 计算应达到6.4～6.8亿吨的粮食基本需求，并能够稳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备进一步实现广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门槛”，这也是中国农业在目前条件下必须要实现的首要目标。
虽然无论是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还是要素组合论、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其理论方法及其实际可操作性等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善，但它们毕竟是中国人自己探索开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及其理论渊源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综合研究 世纪之交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农业经济学家还是农业地理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不再把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简单地看成是粮食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从更为宏观综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
为此，中国亟待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宏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这一理论不仅能客观地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特点和实际需求，而且还必需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改变目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大多是个案性、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空泛论述，很少能够将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二）理论借鉴 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运用其理论并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或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尤其是西方学者很少有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就客观决定了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成果或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
几十年来中国绿色革命推广种植的几种高产作物，虽然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却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因此，历史不应再继续重演，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只能是在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明确认识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之上，有选择地借鉴和运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构筑上有所创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从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新型战略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无论是生态农业、现代化集约可持续农业战略，还是农村“三化齐动”、生存发展战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旧带有浓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为色彩，这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政府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度干预。因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只能是在正确体现“适度原则”的宏观调控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个能够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促进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 这一战略既要着眼于未来21世纪中国农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又能促进中国农业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调整，更能充分体现《中国21世纪议程》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政策取向。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重要命题，绝不可能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或运用某一原理及理论透视剖析便能够解决，只有综合考察其影响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战略。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未来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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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业生态学 研究性教学 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Research-teaching Model of Agroecology
HUANG Lifen, ZHUANG Hengyang, SHEN Xinping, LIU Shiping, LU Jianfei
(College of Agricultur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9)
Abstract "Agroecology" is for agriculture-related undergraduate and professional discipline-based courses, offered to develop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 agro-ecosystems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capability. This article will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teaching "agroecology" teaching, to explore the research-teaching practice in the teaching model to expla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to achieve good results and problems in thinking.
Key words agroecology; research-teaching; teaching model
1 农业生态学教学模式改革的时代背景
1.1 农业生态学的课程性质与教学目标定位
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引起全球生态环境发生急剧变化，了解和掌握生态学知识有助于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提高人类对未来全球变化的预测能力，为全球范围的资源管理和环境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社会的“生态热”推动了生态学的发展，农业生态学是生态学发展中的一个应用性分支，它的出现从生态系统的层次弥补了传统农业学科的不足。目前，农业生态学是面向农学相关专业的本科生而开设的学科基础课。该课程针对当今农业的发展所面临的种种生态环境问题，从宏观的、系统的、整体的角度出发来组织和管理农业，为使农业的发展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这一基本状况而设置。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从农业生态系统的角度宏观管理农业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生态意识，使学生基本了解和掌握：（1）农业生态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功能、基本关系及调控机制；（2）农业生态学的基本分析方法；（3）国内外宏观农业的发展与我国生态农业的实践。
1.2 研究性教学模式在农业生态学教学中推行的必要行与可行性
长期以来，高校教学方法偏死、偏旧，基本上采取教师传授的方式，很少师生互动，影响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为了全面培养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研究性教学作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正被逐步推进。研究性教学的特点有：教学过程的开放性；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学生解决问题、获取知识和能力的实践性、独立性和探索性。它强调科学原理的认知和探索过程，注重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学习的动机，其关键是通过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从而调动学生自身参与知识构建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达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社会竞争力的目的。
为适应21世纪高等教育对创新人才的要求，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基于以往农业生态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笔者根据十多年本课程主讲教师的教学经历，以先进的研究性教学理念为引导，初步探索了农业生态学研究性教学模式。
2 农业生态学研究性教学模式的实践
2.1 教学内容前沿化
研究性教学的主要目的不是传授现有知识，而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因此，教师本身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是研究性教学方法得以有效实施的基础。生态学知识领域发展迅速、知识更新快。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生态学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生物多样性、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且学科最突出的科研成果都发表在外文期刊上。为了及时更新本课程的知识体系，作为主讲教师必须站在知识的前沿，用自身的发现和科研成果不断丰富和补充教学内容。为了紧跟学科的前沿，同时由于教学和科研的双重需要，笔者围绕教学大纲这个主线，不断更新教学体系，将教学内容前沿化，养成了随时关注农业生态学领域最新发展动向的习惯，将权威杂志中与本学科相关的新概念、新发现、新知识和新方法的文献与案例引入课堂教学已成为教学惯例。这些在农业生态学学科领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教学内容不但拓宽了学生的视野，也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把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调动起来，培养了学生主动学习、探索学习的良好习惯。
2.2 教学方法多样化
传统教学过程中往往教师主动灌输地“教”，学生被动灌输地“学”，而本课程在推进研究性教学过程中，运用问题式教学、启发式教学、情景式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并辅以多媒体教学、教学录相观看、生态案例讲解等多种教学形式，使学生喜爱本门课程的学习。在农业生态学教学过程中，每堂课都会设立一些与教学知识点相关的问题，通过这些问题的设置，引导学生主动思考，主动尝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问题式、启发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增加学生对本门课程学习兴趣的同时，师生互动频繁，学生逐步成为课堂的主体。
2.3 考核方式多元化
在农业生态学课程考核中，我们引入研究性教学理念，在考核方式上实行了多元化方式。第一种考核方式是增加平时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比例，由原来的20%提高到30%，对课堂上分析问题、回答问题较好的学生进行加分奖励。第二种考核方式是增加课程论文考核方式。在2010年1月学期末，要求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点，递交生态农业调研报告，选择代表性地区的生态农业模式并提出进一步的建设设想。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很多同学写得非常精彩，对自己感兴趣的区域充分调研，因地制宜地设计特色生态农业模式。第三种考核方式是在闭卷考试中加大论述题和综合运用题的比重，这两类试题重点考察学生综合运用知识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死记硬背概念。
3 农业生态学研究性教学的成效与思考
3.1 农业生态学研究性教学的成效
在农业生态学课程中运用研究性教学模式后，从各方面反馈的情况看，获得了良好的成效。首先是营造主动学习、积极活跃的课堂氛围。学生对于本课程的教学评分一直处于学校同类课程前列，教学督导老师也对课程教学效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学生到课率一直保持在100%，即使在课间休息时间，仍有学生主动复习知识点，主动提出问题。其次是提高了教学效果，学生作为主体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并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农业生态学已成为本专业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另外，研究性教学模式也提高了教师自身的科研素质与教学素质。针对学生课堂的提问与感兴趣的热点问题，教师必须要更充分地紧跟学科的前沿，用实际的案例和充分的数据来佐证一些学术观点，才能够实现教学相长。
3.2 农业生态学研究性教学的思考
在农业生态学研究性教学取得良好成效的同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在增强实践教学环节方面，应增加教学经费的投入，在相应章节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在讲解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章节时，应带学生到田间参观农田生态系统的物种结构、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在生态农业章节，可考虑带领学生参观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园，使学生对现代生态农业模式的理解不是停留在理论上，而是有一个实体轮廓的印象。农业生态学需要学生较为宽泛的知识背景，因此，必须将研究性教学模式延伸至相关课程知识体系，如增强学生的土壤学、作物栽培学、气象学、地理学等知识背景，才能在相应章节的教学中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基金项目：扬州大学教学改革课题基金；2008年度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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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通过解析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的内涵，研究两者间结合的可行性，并以资源优势为出发点，探讨了三种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的结合模式。
一、相关概念解析
1.生态农业的内涵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高度物质和精神文明阶段后，出现了能源短缺、资源枯竭、人口膨胀、粮食不足、环境退化、生态失衡等影响人类社会进步的诸多问题。不少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发现这些问题的产生大都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农业发展手段和模式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于是，他们提出了各种农业发展的模式，生态农业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1970年美国土壤学家阿尔布勒奇第一个提出了“生态农业”一词，1981年英国农学家伍新顿将生态农业明确定义为：“生态上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国外提出的这种生态农业与我国古代的传统农业有些相似，即不使用或少使用化学合成产品，施用有机肥，利用腐殖质保持土壤肥力，利用轮作或间作方式种植。我国的生态农业从根本上有别与西方国家倡导的强调低投入或绝对排斥使用农用化学品的“生态农业”，而是一种典型的可持续农业。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的“生态农业是根据生态学、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原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进行生产经营，可获取良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现代农业体系。”
2.生态旅游的内涵
1965年，美国学者贺兹特（Hetzer）倡导生态的旅游（EcologicalTourism），呼吁人们对文化、教育和旅游界应该重新思考，提供一种旅游目的地文化和环境最小冲击下，追求最大经济效益和旅游者满意度最高的旅游行为。1983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om）特别顾问、墨西哥专家谢贝洛斯·拉斯喀瑞（HectorCeballos-Lascurain）首次提出了“生态旅游”（Ecotourism）一词，原意是指那种在强调某种教育目的的基础上到那些相对受到较少干扰和污染的区域进行自然旅行，其初衷在于通过生态方式的旅游为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系统的质量做出贡献。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并倡导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原则，为生态旅游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002年被联合国定为“生态旅游年”，此后，生态旅游得以在全世界迅速传播，并被广泛的研究和实践。
二、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相结合的可行性分析
生态旅游是一种对环境保护负有责任的特殊旅游方式，它以求新、求知、求乐为心理基础，以欣赏、研究、保护自然和资源为目的。伴随着近年来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新趋势，生态农业是响应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唤，将农业推向了更高的发展空间，而旅游业早已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在这种背景下，为促进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的发展，资源开发者在开发生态农业时，把目光瞄向了生态农业旅游，以提高资源开发的综合效益。生态农业旅游是以农业为依托，使农业与自然、人文景观以及现代旅游相结合的高效产业，是在充分利用现有农村空间、农业自然资源和农村人文资源的基础上，通过以旅游内涵为主题的规划、设计与施工，把农业建设、科学管理、农艺展示、农产品加工与旅游者的广泛参与融为一体，是旅游者充分体验现代农业与生态农业相结合的新型产业。两者的有机结合不但拓展了旅游业和农业的内涵，而且使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得到了高效合理的双向利用。这种可行性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生态农业旅游这一模式，实际上是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二者的优化结合，是生态农业生产、生态旅游活动、生态环境三者合为一体进行开发的一种“生态型”旅游方式，是适应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要求，克服目前传统农业旅游不足，找出一条生态＋农业＋旅游的农业旅游形式。它既能平衡农业经济、社会对农产品需求和人们的旅游需求，又能维持农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农业环境收益、经济收益、社会收益等综合收益最大化，是一条农业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结合模式探讨
1.农业资源占优势的特色产业带动模式（观赏+学习+参与型）
对于那些拥有特色农产品的生态农业区来说，可以以农产品为核心，进行围绕某一种或几种特色农产品展开的主题辐射发展模式。也就是指在一个乡或村的范围内，依据所在地区独特的优势，围绕特色的生态农产品或产业链，实行专业化生产经营，一村一业发展壮大来带动乡村综合发展的一种新模式。专业村镇是这种模式的代表，需要三个基本条件：具有生产某种特色生态农产品的历史传统和自然条件；有相应的产业带动，市场需求旺盛；需要有带动者通过产业集群形成一定的规模。
例如，我们把以果园、育种种植为主题的农业生态旅游推向市场，把果品作为核心，关联带动果园的观光休闲、科技园区果苗培育种植的科技学习、农家的果品品尝节、工厂的加工包装参观等果旅消费，这样不仅可以打通果品销售的呆滞环节，也盘活了所有资源和资产，带动了当地农副产业的快速发展。桂林永福县的罗汉果就可以借用其“罗汉果之乡”的美名，打造一条“三高”生态农业与旅游相联动的模式。
桂林恭城瑶族自治县的生态农业建设从1983年就开始起步了，这20多年来，通过抓沼气建设来解决农村能源问题，通过科学探索找到了沼气与养殖、种植的内在联系，最终建成了“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模式。恭城瑶族自治县开展以“三位一体”生态农业为重点和核心的生态示范区建设，较好地解决了经济和环境保护的问题，符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在西部大开发中要“切实搞好生态保护和建设”的要求，对广大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借鉴意义。2000年5月，联合国国际能源署“可再生能源研讨会”在桂林召开，37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位专家到恭城参观，称赞恭城县生态农业为“发展中国家农村生态经济发展的典范”。近几年，恭城县把生态农业的发展与旅游开发结合起来，又被有关部门连续列为“科技进步先进县”、“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部级生态农业试点县”“部级农业旅游示范点”等等。当地从生活到生产，从种植到养殖，从农业到副业都达到了高科技、高产量、高效益的三高标准，应该充分挖掘生态农业的观赏性、学习性、参与性，让现有生态农业资源的利用价值最大化。
这类农业资源占优势的地区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更加注重农业新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力度，全面改造传统种养技术，发展更完善的生态农业，在大力扶持和发展旅游的同时一定不能脱离了农业这一根基；并且从旅游开发的角度发展未来的生态农业，使传统经济型农业向现代旅游型生态农业转变。游览区内的农业科技示范园、生态农业示范园、科学普及示范园，应该以浓缩的典型农业模式，展示农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展示特色农业生产景观与经营模式，让游客了解足够系统的农业生产进步的知识，使游客与当地农业文化之间建立起一种情感联系。
2.自然旅游资源占优势的“观光+体验”模式
对于那些拥有一定的农业资源，和其他地方相比特色不够鲜明规模也存在着差距的地方，如果拥有较好的自然旅游资源禀赋（清新的山水自然环境、美丽的田园风光、整洁舒适的乡村居住环境等），就可以通过观光游的模式将旅游作为创造更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途径。游览区内的农田果园、花卉苗圃、动植物饲养场应精心包装，让游客找到返归乡村的真实感受，在优美的田园风光和勃发的自然生机中享受回归自然的。
桂林阳朔是我国发展乡村旅游最早的县城之一，“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堪称甲桂林，群峰倒影山浮水，无水无山不入神”，精辟地概括了阳朔自然风光的特征。依托阳朔及周边各镇的自然田园风光来满足游客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需求，如历村、福利古镇、兴坪渔村等，都可以满足体验型游客的要求，“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体验农事活动，组织游客与农民一同采摘品尝，或参加四时农事活动；农家访问，考察生态农业生态村等活动。
当地乡村的特色民居、乡村工艺作坊、乡村农事活动场所应为游客提供能够深入乡村生活的空间，使游客参与农耕活动、学习农作物的种植技术、农机具的使用技术、农产品加工技术以及农业经营管理等，亲身体验农产品生产过程。游览区内提供的可采摘的直销果园、农产品集市等，既让游客有机会购买乡村旅游产品，又充分体验收获的愉悦。
3.人文资源占优势的“观赏+学习”模式
对于在农业特色和自然资源特色方面都不占有优势的农业地区，我们就可以走这条观赏加学习型的模式路线。例如桂北地区，通过挖掘桂北悠久的历史，发达的农业文化、古代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融历史、乡镇“社日”壮族歌圩、瑶族盘王节等民族活动将本地区的人文资源和旅游作最优的结合。这种模式不但要求人们要认同当地农业文化充满差异的地域性特征，还要致力于为当地这些处于弱势的文化找到重新发扬光大的理由。
农业文化旅游资源是不能简单地进行自然或人文的划分的，它综合了自然与人文两方面的特长。我国有一句古话叫“十里不同俗”，所以这类地区在开发时应以农业生产劳动为核心，以耕作制度、劳动工具、劳动产品、生活习俗与禁忌的开发为基本方向。特色耕作制度是农业文化的重要内容，反应了当地农业文化的基本特征。特色农产品是农业生产的果实，可以让旅游者充分体验收获的快乐、了解生活习俗特别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生活习俗及各种禁忌，以生动的形式与充满想象的内容展示了农业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从原始农业到现代农业，劳动工具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农具的使用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农业文化每一点滴的进步，也可以看到我国农业文化现代化的快速发展。认识农具实际上就是认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如果进行适宜地开发，应该可以成为绝好的旅游产品。这些都可以进行观赏性和学习性的开发。超级秘书网
四、结语
目前，中国农业大多仍然以种植业为主，农业结构不合理，农村中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太低，农业经济效益低下。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是产业关联度很高的行业。而生态旅游和生态农业的结合使得在传统的旅游业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种植、养殖、加工和环保等要素，更是一个潜力巨大的新型支柱产业，它能有效地融合第一和第三产业，带动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有助于形成产供销、贸工农、科工贸一体化的生产体系，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生态农业旅游之所以能够在新农业建设中大显身手、大放异彩，是因为“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找到了结合点。生态农业旅游使得旅游资源日益拓宽，囊括了包括农业生产过程、农村风貌、农民劳动生活在内的一切来自大自然的、历史文化的或社会活动的资源。而生态农业的发展更是拓宽农业的食物营养、就业增收、生态保障、观光旅游、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这必将推动生态农业旅游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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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农民观念上的排斥
我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和农业大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广大农民已经习惯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另外，由于资金投入、技术服务、文化素质以及社会经济大环境等方面的限制，造成农业新技术在推广应用中难度大、周期长、短期效果差。我国的沼气生态农业技术推广共经历了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都因为质量管理不规范、资金保障与技术服务不到位等各种原因而先后衰落，给农民造成了思想上的阴影。
1.2沼气生态农业推广技术上的困难
沼气生态技术是以沼气应用技术为纽带，连接养殖技术、种植技术、农业工程技术等各技术的综合体系，这套体系随着各种专门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也受到这些专门技术的发展水平和组合方式的制约。在各地的实际推广中，形成了以甘肃省为代表的西北地区“五配套”模式、以辽宁为代表的北方地区“四位一体”模式、以广西为代表的南方地区“猪—沼气—果”模式。然而，在推广过程中，不同地区农民掌握沼气技术的程度不同，沼气配套技术的发展状况等因素，都对沼气生态农业技术的推广带来了实际困难。另外，不同地区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也是自己先研究学习然后再进行本地示范性的推广，这一过程也不同程度地对这项技术的推广应用造成影响。
1.3缺乏资金和政策的支持
作为农业技术推广的一种，沼气生态农技推广同样也需要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和保障。况且沼气生态农技推广又是集沼气建设、种植、养殖为一体的系统性的工程，就更需要丰富的资金支持，完善的政策支持。从目前来看，资金方面，虽然广大农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也有了一定的资金储备，但因为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负担，无法在农业发展上投入大量的资金。如果缺少政府财政的支持，生态农业的发展就无法保障。在政策方面，虽然农村发展生态农业势在必行，但目前国家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政策法律体系来保障生态农业的顺利推广。在农村侵占耕地、乡镇企业污染等干扰着生态农业的建设，有法不依、知法犯法的行为仍很突出。
2沼气生态农业技术推广和应用中的困难与对策
2.1加强宣传教育，培养农民的生态农业观
为了解决沼气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与应用中思想观念上的问题，离不开宣传教育。各级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政府、学校及新闻出版单位等是教育宣传的主力，可以通过学校教育、职业教育及农民技术培训等渠道系统的分期的组织各级干部和农民，进行专门的宣传、教育和培训，让他们认识到国家开展此项浩大工程的重要意义，让他们在内心引起重视，通过教育，让他们掌握生态农业技术的基本知识，消除思想上的排斥。
2.2联系各地实际情况，加快技术研究
各地方政府要结合当地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生态农业发展的全局为出发点，集中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农业科研部门，抓住适合当地生态农技的关键性问题，规划好推广项目及资金，设置推广区域示范点，开展与之配套的相关技术研究。重点要研究出适合本地的沼气建池技术、种养配套技术、日常管理技术，研究出不同模式的沼气生态农技体系，让农民有选择的空间，用先进完善的技术来支撑沼气生态农业的发展。
2.3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
国家把推广沼气生态农业技术作为一项利国利民的战略任务，大幅增加沼气建设的资金投入，这是广大农民发展沼气农业难得的机会。站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高度上，各地政府要充分认识到发展沼气生态农业的巨大意义和影响，积极争取国家的建设项目和资金，并切实的投入到应用推广当中，积极推出相关政策，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
3结语
沼气生态农业技术是国家“十一五”期间重点扶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项目。多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国家在以往的几次沼气生态农业技术推广的成果不是很好。本文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在沼气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中的主要困难有农民观念上的排斥、技术的不成熟及缺乏相关的资金和政策支持，本文通过研究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一解答，希望能对以后的沼气生态农业技术实际推广有所帮助。
【关键词】民族生态学；美国；苏联/俄罗斯；学科比较
【作 者】付广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3-0067-00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thno-ecologies from U SA and Soviet Union/Russia
Fu Guanghu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pared ethno-ecology from US tradition with one from Soviet Union/Russia based on their theory origins， research obj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us makes Condusion that although the ethno-ecologies were born within anthropology or ethnology， and who did the researches were mainly anthropologists or ethnologists， they had great differenc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was the difference of meaning of prefix “ethno-” The prefix “ethno-” within Soviet Union/Russian ethno-ecology was only related to “ethnos”， however， within US ethno-ecology， the meaning of the prefix “ethno-” was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was a kind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ic
Key words： Ethno-ecology； United States； Soviet Union/Russia； Discipline comparison
民族生态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吸引了来自民族学、生态学、植物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到其中来。在中国，民族生态学的发展还比较滞后，存在的理论盲点亦比较多，如国内学术界在学理上对美国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与苏联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之间区分不够，因此难以整合来自两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者，从而影响到整个学科的健康、快速发展。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发展起来的，后来才影响到其他学科，从而扩散成一个庞大的学科；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也是由民族学家提倡，但它属于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的交叉学科，是针对民族地区进行的生态学研究。因此，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有一些相同之处，但相异之处又颇多。本文从理论渊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影响上对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予以比较，希望能为学科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一、理论渊源
理论渊源最能说明一个学科的属性，因此历来学科史的回溯都是指引一个学科发展的必要工作。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在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手中，但由于在理论渊源上有所区别，才导致了它们之间异同共存的现象。
在美国，民族生态学的诞生有一个发展的历程。早在1875年，鲍尔斯（Stephen Powers）就提出了“土著植物学”的概念，是今日民族植物学能够追溯的最早起源。二十年后，考古学家哈什伯格（John W Harshberger）在美国费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学”一词。1914年，美国民族学家亨德森（Junius Hendersen）和哈林顿（John Peabody Harrington）在美国民族学局组织的“动物在塔瓦印第安人中的地位”的调查中首次提出“民族动物学”这一新词［1］。从这一学术史追溯来看，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这两门民族生态学的分支学科的诞生都比较早。直到1954年，“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才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创。康克林通过考察菲律宾哈努诺人（hamunoo）植物术语的内容和结构，证实了民族植物分类的等级本质。康克林提供了第一个人类的自然资源概念的真实洞察，而不像以前的民族生物学研究首先关注的是记录人类对生物的应用［2］pp846-848）。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基本上限制在具体的人与动植物关系的研究上，人类学家们花费大量力气去创建动植物的清单，并记述其使用状况。虽然这样的研究缺乏理论的框架，但却有助于发现传统社会的动植物分类体系的本质。不过在此之后，由于受到认知理论的影响，民族生态学研究开始转向民族科学的方法，即把个体视作文化生成体和把语言视为信息编码的媒介。这样以来，虽然人类学家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仍是记述动植物分类及其应用，但是其目的却是试图依此透视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的深层结构。鉴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主位立场、民族志方法、认知的视角等特征，因此被有些人类学家称为系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还有的学者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学术谱系要比上述更为庞杂，如墨西哥生态学家托莱多（Victor M Toledo）就认为民族生态学是融合了民族生物学、农业生态学、生态民族志意义上的民族科学以及研究自然资源传统管理体系的环境地理学等的总学科［3］（pp5-21）。最近又有学者声称，民族生态学有社会科学、生物科学和阐释艺术与科学3个父母：社会科学中人类学发展了主位立场等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工具；生态学家和其他生物学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细节的适应系统的研究报告；阐释作品展示了反思的必要性和价值［4］（pp5-15）。当然，这些都是一家之言。总的来说，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最初的理论渊源更多地在人类学内部，虽与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有一定的交叉，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所有的民族生态学家都具备人类学家的身份。只不过最近一二十年生态学者的介入使得民族生态学的情况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这一点将在第四部分中详述。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一样，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理论渊源也较为复杂。在苏联存续后期，苏维埃民族学家们认为民族学是一门以研究世界民族为对象的学科［5］（p3）。不过，由于民族总是在一定区域内逐渐形成的，受到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制约，采用各种方式去适应这样的自然条件，因此民族文化常常具备适应环境的特点。科兹洛夫认为“可以把处于目前这种状态下的民族学明确为其研究范围包括民族共同体这一最稳固和最重要的人们集体生活形式之一的产生和存在的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学科。”［6］（p215）这样，摒弃了传统研究范围“本位主义”态度以后，民族学家们积极地参加了反映社会需要的新领域的工作，民族生态学的形成正是如此。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勃罗姆列伊（Julian Bromley）也类似地指出：“当代民族学由于自己的主要研究课题的多样性，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同民族（民族社会）过程各方面的研究都有关系。这对于围绕民族学所形成的日益众多的相邻学科――从民族经济学和民族生态学到民族社会学和民族心理学，尤其如此。”［7］（ p246）事实上，早在1981年，勃罗姆列伊就发表了《人类生态学的民族方面》一文，虽然文中尚未提到“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但其中关于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的特点、各民族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特殊性等民族生态学原理已在这篇论文中得到充分运用。与此同时，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体编写的《社会与自然》一书中也已包含民族生态学的许多原理，比如该书强调指出了历代民族文化传统对保护生态是有意义的［8］。勃罗姆列伊还在1982年俄文版的《民族学基础》第三章“非洲各族”单列“地理环境”一目，其中言道：“非洲的地理条件十分复杂，各种自然因素及其区域性配合都很协调，为非洲境内各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生态条件和相应的食物和技术资源。几千年来，人们适应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过程，构成非洲各民族全部经济文化史的物质基础。”［5］（p155）在借鉴同仁们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科兹洛夫充分吸收了来自人类生态学的思想，于1983年正式提出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的学科。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是一门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相互渗透而形成的学科。由于其与人类生态学的密切联系，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的特点，而且这一特点表现在生物方面，也特别表现在社会文化方面。民族生态学形成的比较缓慢，是在吸收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与人类生态学有关的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的。1978年开始的由美苏两国民族学家、人口学家、体质人类学家等共同参与的“为提高各民族和民族群体长寿率开展人类学和民族社会学的综合研究”，对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9］。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产生的，它吸收了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变成了民族科学的一个亚领域，后来也受到农业生态学、阐释学以及环境地理学等学科的影响；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是在民族学界内部产生的，是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交叉而产生，甚至包含有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学科的若干领域，可见其理论渊源之混杂。
二、研究对象
苏联民族学家勃罗姆列伊认为：“每个学科的对象是在形成一定传统的学科实践中形成的。在确定今天某一学科的轮廓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传统……而一个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相应地又同阐明它与相邻知识领域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7］（p235-236）从勃氏的上述论断足可得见研究对象对一个学科的重要性。民族生态学自也不能例外，其研究对象的确定对学科的存续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从康克林1954年提出“民族生态学”之后，学者们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一直有所争论。然由于康克林不是特别重视理论上的研讨，因此这项工作留给了后来的民族生态学家。到1964年，斯特蒂文特（William Sturtevant）提出，“ethnoecology”一词中的前缀“ethno-”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指的是那些从群体自观出发的研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就变成了群体自观下的生物内在联系［10］（p216）。稍后，美国人类学家布罗修斯（J Peter Brosius）等人在界定民族生态学时暗示出其研究范围是传统群体如何组织和分类其环境知识和环境过程［11］。这样看来，民族生态学在当时的研究对象是处于传统社会的群体，范围则仅限于这些群体如何认知环境，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不过，民族生态学家马丁（Martin）认为，民族生态学涵摄了地方性群体与所有的自然环境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研究范围包含了民族生物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医药学以及民族动物学等诸多亚领域。在研究对象上，民族生态学家大多聚焦于土著人环境知识的研究，但他同时也指出，民族植物学家也乐意研究农民传统的农技实践，而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土著人［12］（pxx）。当然，一些生态学家、人类学家正试图扩大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他们认为不仅农村居民值得研究，城市中也有民族生态学存在的空间；不仅要研究特殊群体的传统生态知识，而且要关注漫长历史时期内的生态变迁。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家仍然继续关注传统居民的动植物利用和资源管理实践，关注这些传统生态知识在维护生态安全上的独特价值。
与美国有所不同，苏联式民族生态学最初就是围绕民族（ethnos）来展开的，因此任何跟民族有关的人类生态学问题当然是其职责所在。这里的“ethnos”不同于英语中的“nation”或者“people”，用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勃罗姆列伊的话说就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相对稳定的文化特点、确定独立的心理特点以及区别于其他类似共同体的联合意识的人们共同体”［13-15］。一般来说，“ethnos”大致相当于英语学界流行的“ethnic group”。正是根据这样的理解，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ethnos）的特点［8］，而且其所涉及的问题超出了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和民族人口学的范围。“该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体在所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谋取生存的传统方式和特点，当地生态系统对人体产生的影响，族群或族共同体同大自然作斗争的特点及对自然界的影响，它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民族生态系统形成和发挥职能作用的规律等等。”［16］到1991年，科兹洛夫主编出版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理论和实践》的论文集，共汇集16篇论文。除涉及生存保障体系外，它还与地理学、人口学、生物学、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相交叉，阐述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各民族的生计、饮食、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体质、人口再生产和心理等方面的影响。科兹洛夫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民族生态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在自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生活的各民族共同体的传统生存保障体系的特点，复杂的生态联系对人们健康的影响；研究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以及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系统形成的规律和功能［17］（p43）。实际上讲的就是各民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科兹洛夫接着论述道，首先要研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生物适应和与他们的经济活动相联系的社会―文化适应，这些适应反映在物质文化特点（饮食、服装等）中，甚至反映在民族植物学和民族医学中；其次研究人们在个体和集团层面对周围环境和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环境之心理适应的主要方式，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等；再次还需研究族群和自然的关系，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并借助利用那些物质资源的传统进行生态学教育和其他目的的教育［17］（pp43-44）。与1983年发表的2篇论文相对照，科兹洛夫在1991年的这篇前言中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补充了一些原来尚未涉及的内容，如“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等。对于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央民族大学任国英教授认为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学与生态学两学科的交叉，他们（指苏联/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家）的学术理念是将生态环境与各民族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本学科的研究框架内。”［17］（p44）堪称一语中的。
两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仅仅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也基本上限制在传统的居民群体，范围主要围绕这些群体的植物、动物、土地的分类与利用以及他们资源管理的实践等传统生态知识来进行。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研究对象界定为族群或族共同体，范围是与族群或族共同体有关的生态环境的方方面面，范围十分广泛。从这个意义上讲，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与当前欧美人类学界流行的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类似。
三、研究方法
对一个学科来说，确定其研究对象之后，就会面临着如何去研究的问题，亦即采用何种研究方法的问题。民族生态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要在方法论上有自己独特之处，方才能得到相关学科学者的承认，在学术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因此它很大程度上采借了其正规的资料收集方法。为了解被研究群体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会设计几个层级的问题，他们首先会问本地有哪些生物？其中有哪些植物？其中有哪些是树？常绿树和落叶树有何差异？这里有哪些不同种类的针叶树？针杉和松树有何不同？……这样一直到最低层级为止［18］（p60）。通过向该群体的不同的人提问同样的问题，经过分析综合，基本上就能够获知被研究群体对他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的认知总图。不过，后来民族生态学家们逐渐发现，由于他们采用这种假设性的分类，一些被访谈者可能会依照访问者的逻辑去推定，甚至创造出当地没有的事物来。于是民族生态学家们只好又重新依靠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法，虽然这两种方法费时又费力，但好在这两种方法的有效性很高。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需要正确记录动植物的当地名称、学名、科属，必须涉及到它的日常用途和仪式用途、利用的部位以及特殊的去除毒素之类的加工技术，甚至还需要了解有关的神话传说，以便更好地把握它们在地方文化中的功用。有时，研究者还被要求采集和保存那些他们记录下来的动植物标本和材料。当然，如今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虽然在资料采集和分析方法上与以前差别不大，但他们看待这些资料的视角却有了新的变化。比如美国民族生态学家纳扎里（Virginia D Nazarea）就指出，民族生态学是“从某个点出发的视角”，它不仅要摒弃以前那种无历史和政治的倾向，而且要看到权力和风险在塑造环境解释、管理和妥协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民族生态学者才能在跨学科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充当主角［19］（pp1-19）。
苏联民族学家们认为直接观察是获取民族学情报资料的基本方法，但苏联民族学界起初转向“综合集约调查法”，后来则以夏季短期的小组或个人旅行来排斥综合调查，总的来看是逐渐放弃了“定点”的直接观察方法。鉴于上述民族学调查方法的走向，民族生态学的奠基者之一勃罗姆列伊声称一定要坚持直接观察、定点长期调查的方法，同时还可以根据研究客体变化的实际情况适时采纳问询调查法、历史比较法、类型学方法等其他的研究方法［20］（pp136-146）。但勃罗姆列伊的主张未能坚持多久，苏联就遭遇了解体。随后，民族学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学科危机。正是在这个阶段，科兹洛夫总结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发展历程。在1994年出版的《民族生态学――学科形成和问题史》一书中，科兹洛夫全面阐述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学科性质、基本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及与其他学科间的关系；其中还对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和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人进行研究，开拓性地把移民和民族冲突问题纳入民族生态学研究的视野［17］（p43）。从前人翻译的2篇论文和任国英教授的总结来看，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仍然坚持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同时吸收了人类生态学的方法，从而在方法论上有了自身一定的支撑。20世纪末以来，由于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研究注意同国际接轨，研究中借鉴和引用西方的理论观点，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17］（p44）。笔者曾就这一问题向俄罗斯继科兹洛夫后最负盛名的民族生态学家亚姆斯科夫（Anatoly N Yamskov）请教，他认为苏/俄民族生态学依然坚持经典的田野工作方法，创造性地发展了民族生态系统的概念，同时注意使用精细的统计数据和自然地理资料。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由于诞生在认知人类学内部，因此它不仅继承了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而且以其独特的研究步骤和视角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初创于20世纪80年代，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才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因此研究方法上更多地依赖民族学的直接观察的方法，同时也适当吸纳了系统生态学等理论与方法。只有在俄罗斯民族学界与西方人类学界广泛交流一段时间以后，民族生态学研究才获得了新的理论与方法源泉，从而推动了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四、学术影响
一个学科的生命力是否够强，关键还在于它的学术影响力。对美苏两种传统民族生态学的学术影响的分析，笔者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看其民族学人类学内部的影响力；二是看其对其他学科学者的号召力；三是看其对境外国家和地区学术的辐射能力。
美国式民族生态学诞生于人类学内部，本身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亚领域。虽然认知人类学在20世纪60-7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但随着实践理论、阐释人类学以及反思人类学的出现，民族生态学本身也成为某些学者清算的材料。不过，在文化人类学内部，民族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还是得到广泛的承认的。这从《美国人类学家》、《美国民族学家》、《当代人类学》等顶级杂志上刊登的为数不菲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论文上可以得到证实。在人类学界之外，民族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也得到了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学者的认可，还有的学者针对性地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讨，如墨西哥生物学家托莱多、资源地理学者巴顿（David Patton）都有专门的研讨文章问世。不过，最能说明一个学科影响力的也许要看它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辐射能力了。由于美国社会科学在当今世界研究社群中居于统治地位，单从其数量庞大的实践者、分配到的资源以及学科方法论的影响力上就可以略见端倪，因此美国式文化人类学领导着世界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印刷文本的广为传播更是奠定了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学术优势地位［2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如今也已在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中国、墨西哥、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英国与美国同文同种，因此较早接受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坎特布理肯特大学的埃伦（Roy Ellen）博士更是这一领域中享誉世界的学者，他与《皇家人类学刊》合作出版了名为“Ethnobi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kind”的特刊，集7篇专门研究于一体，足见民族生态学在英国人类学界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在俄罗斯国内，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学者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传统的影响，如今他们在英语写作中已把自身原来应用的“ethnoecology”改称为“ethnic ecology”，且认为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跟美国的文化生态学或生态人类学相差无几［22-24］。
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创立较晚，但不论在苏联时代，还是在俄罗斯时代，都能在民族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还成立了民族生态学部，专门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从1997-2005年，俄罗斯民族学家与体质人类学家联合会共举办了5次大会，每次会议都有15-20篇的民族生态学专题研究论文参与［22］。在论文的发表上，俄罗斯权威的民族学期刊《民族学观察》（即以前的《苏联民族学》）从1975-2004年共刊发了24篇民族生态学方面的论文，虽然与民族政治研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跟民族心理学、民族社会语言学等其他新兴研究领域一起处于第二序列［24］。值得高兴的是，俄罗斯的学者们还在圣彼得堡创立了名为《民族地理学与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丛刊，专门刊发民族地理学和民族生态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学术研究之外，学者们还积极参与生态学评估。1999年，民族生态学家斯泰潘诺夫（Valery Stepanov）还主持编纂了《民族生态学评估方法》一书，为俄罗斯民族生态学家参与生态学评估提供了学术指引。由于民族生态学研究在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了上述良好的基础，因此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进行研究时也深受影响。对此，亚姆斯科夫曾经说道：“在土著人土地权利和传统居住领域内进行研究的许多专家，他们有着民族学、地理学、生态学（生物学）以及社会学的训练背景，如今喜欢称呼自己为‘民族生态学家’。”即使在一些地方法案的建议草稿中，甚至流行的术语“传统自然资源应用领域”（TTUs）也正在转变成“民族生态学领域”［25］。不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学术影响力下降，因此俄罗斯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对外传播并不是很广泛，仅在原来的加盟共和国内流布。中国从1984年开始译介相关理论，然迄今为止，仅译介过科兹洛夫的2篇论文，且其中尚有不同程度的重复之处。2009年，任国英教授的《俄罗斯生态民族学研究综述》一文算是稍微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两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在人类学或民族学界内部仍充满活力，都对其他学科造成一定的影响，也都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辐射力。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更具活力，如今已经得到植物学、生态学等领域学者的认可，跨学科的合作日益增多，兼且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向外传播更为广泛，如今已经影响到世界上主要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大国。
五、结果与讨论
透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发现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于民族学或人类学界内部，从事研究的也都是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但两者之间却有着比较大的区别。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苏联（俄罗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不同的对象所致。我们知道，美国号称为“文化人类学”，其研究的对象是人及其文化，文化在其中尤占重要地位，这跟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始终追求理解土著居民的生态观念有着根本联系。苏联（俄罗斯）既然号称为“民族学”，而且在实际研究中都是围绕“民族”（ethnos）来进行的。苏联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仅表示着与“民族”（ethnos）或族群单位相关，而并不像美国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是一种主位的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前缀“ethno-”意义的区别乃是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之间的根本差别。鉴于这种意义上的差别，一些俄罗斯学者已经采用“ethnic ecology”来指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
在准备和阅读材料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苏联/俄罗斯民族学者都认同这种跨领域的学科。如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切什科（Sergei Cheshko）就认为民族学中出现的民族生态学等之类的亚学科大部分都是夭折的分类。因为它们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学者们只是继续做他们过去做的东西罢了，而且以后这些亚学科的继承者会为他们抓住的一点皮毛而沾沾自喜起来，甚至会声称一切事物离开了生态学无法解释［26］。切氏的论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在学界内部划分一下势力范围，而没有理论方法上的升华，这种划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上，如果民族学人类学者因为沉迷于分支领域的研究，而未能坚持“全貌观”的基本准则的话，那么这种分支不要也罢。
依上述认知去审视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我们会觉得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其自身的学科特点，而且具备完善的方法论工具，是一种人类学生态研究范式的更新。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不然，它更多的是对人类生态学的一种类比，主要作用在于划分学术领域，既没有形成独特的学科特点，也没有完善的方法论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一无是处，它所开拓的文化适应不完善的思想、对不同族体的心理适应的研究、景观民族特点的论述，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生态研究仍然具有其独特价值。
（致谢：俄罗斯科学院亚姆斯科夫博士曾向笔者提供他的论文电子版以供参考，还在电邮中耐心地回答了笔者的疑问，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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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可以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战略性的调整
我国的农业由传统向现代生态农业迈进的转型中，除了要考虑必要的技术支撑和市场发展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气象保障最为基础，我国地域辽阔，各个地区的农业结构分布特征不同，根据气象保障可以有效的调整生态农业的产业结构和布局，使得生态农业经济最大化。
1.2提高对生态农业生产的服务
我国人口的基数越来越大，对粮食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如果粮食产量无法提高，随之带来的社会矛盾会越来越大，给我国的发展会埋下安全隐患，但是如果一味的扩大种植面积，只会使得自然植被减少，土地沙漠化严重，水土流失，这样只会激化生态环境的恶化，而这些问题又会反作用生态农业的生产发展，因此加大对农业的生产服务是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2气象保障对生态农业的影响
2.1气象保障对生态农业生产的影响
气象保障部门只是单纯的提供气象信息，不同的农业生态作物在不同气候下所受的影响也是不尽相同的，因此要对农业提供气象保障，有效布局生态农业结构，就需要明白气候与作物生长的关系，以下几个因素是最为主要的：温度因素，温度对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和产量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农作物的活跃生长温度要大于10℃，作物在生长气期每天温度累积的总和，称之为积温，根据积温基本上我国可以划分出5个温度带，分别是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以及寒温带。当白天温度和阳光适宜便于作物光合作用，可以产生更多的养分，夜间温度低光照少，呼吸作用下降，便于自身养分积累；水分和光热，不同作物对水分的需求是不同的，比如水稻甘蔗等作物就是需要水分多的作物，而甜菜高粱等就相对需要较少，然而我国降雨量分布极不均衡，年降水量以400mm为标准，东西主要产业分别是种植业以及畜牧业，又以800mm年降水量将南和北划分为水田农业以及旱田农业。当水分和光热在空间地域上结合得越好，作物的生长也就越好，不同季节不同气候不同地域水分和光热相差加大，因而对农业作物的生产也有着重要制约作用。
2.2气象保障对生态农业发展的影响
随着现代化气象设备的运用，目前我国的气象预测也越来越准确，气象保障可以为农民提供良好的预防提示，及时掌握天气变化，做好作物生产的保护对策，从而保障生态农业的健康发展。其主要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产业结构，气象保障服务可以精准地提供各个地区的气候条件，便于作物根据自身的生产特点进行产业布局，从而避免盲目的产业结构调整；影响产量和质量，在不同气候环境下，作物的产量由于受到温度、光热、水分等因素的影响，会导致作物产出的质量和产量都受到影响，其气象保障正好可以根据准确的气候信息指导种植方法的改善，从而达到效益最大化；预警自然灾害，保护环境，天有不测风云，往往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会使得收成颗粒无收，良好的气象保障服务可以提前预警，便于对作物提前做出方法措施，以免受灾，气候的变化往往也会改变作物生长环境的变化，气象保障服务可以提供有效的天气数据，便于作物种植的转移，从而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
3进一步加强气象保障服务
随着农业结构升级，对气象保障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高，需要更专业更精确的气象保障，对此，除了继续保持发挥原有的气象服务优势外，也要努力提高气象服务标准，拓展更多的气象保障渠道，进一步推进气象观测业务的力度与精细度，针对不同地域不同问题开展更专业的研究探讨，加大气象部门的专业技能培训，密切联系农业基层，从而为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进一步提供更优质的气象服务保障。
4结语
标准体系根据不同地区资源禀赋，选择和创建适宜本地区发展的“双链型”生态农业模式，并制定相应标准，进行示范推广，形成地区特色生态农业和支柱产业。因此，各地应因地制宜地选择和创建适合本地区发展的“双链型”生态农业模式，不能盲目照搬照套其他地区的模式。近年来，通过对创建的“双链型”生态农业模式的配套技术体系，逐步深化、熟化和生产实践应用，制定了基于“四水”（水禽、水产、水生蔬菜、水稻）、“特粮特经与畜禽”、“特粮特经与畜禽、水产”等3种资源禀赋的13项地方标准（其中江苏省11项，扬州市两项），并颁布实施，初步构建了“双链型”生态农业模式示范推广的技术标准体系，为生态农业模式的标准化，提供了操作规程。
1基于“四水”生态种养模式的技术
标准江苏省里下河地区水资源丰富，水稻种植、水生蔬菜种植、水禽养殖和水产养殖等“四水”种植业和养殖业异常发达，形成了宝应荷藕和有机稻米、高邮麻鸭、邗江扬州鹅、兴化大闸蟹、盱眙和江都龙虾等各具地方特色的种植养殖带。在传统的种养基础上，嫁接生态循环的现代农业理念，研究集成了水产-水生蔬菜、水禽-水产、水稻-水产、水稻-水禽等生态农业技术体系，并研究制定相应技术标准。目前已颁布实施的“四水”种养模式有9个，分别是：《茭白-克氏原鳌虾共作技术规程》（DB32/T1687-2010）、《克氏原螯虾-水稻共作技术规程》（DB32/T2346-2013）、《克氏原螯虾-水芹共作技术规程》（DB32/T2339-2013）、《克氏原螯虾-荷藕共作技术规程》（DB32/T2340-2013）、《克氏原螯虾-芡实共作技术规程》（DB32/T2338-2013）、《克氏原螯虾-鲢鳙混养技术规程》（DB32/T2337-2013）、《牧草-鹅-水稻链式操作规程》（DB32/T1157-2007）、《牧草-鹅-水稻-鸭链式操作规程》（DB32/T1667-2010）和《有机稻田套样克氏原螯虾生产技术规程》（DB3210/T54-2013）。
2基于“特粮特经与畜禽“模式”的技术标准
2.1经济林果隙地种草养畜禽的生态农业模式
相对缺水的苏北平原和丘陵山区，土地资源丰富，随着农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效益良好的经济林果得到了迅猛发展，既改善了当地的自然生态，又积蓄了林果土地资源。近年来，通过生产实践，利用林果下面的隙地资源，种植牧草，发展畜禽养殖，创建了林果隙地土地资源的循环农业模式。研究制定了《林-牧草-鹅-链式操作规程》(DB32/T1668-2010)，并由江苏省质监局颁布实施。
2.2鲜食玉米秸秆（牧草）养畜禽生态农业模式
鲜食玉米是深受城乡居民喜爱的食材，许多农户采用分期播栽的方式，以达到均衡上市、获取良好经济效益目的。每年到了10月、11月最后鲜食玉米上市后，就在玉米行间套种冷季型牧草如多花黑麦草、紫云英等养鹅或牛、羊，同时将鲜食玉米秸秆，作为畜禽养殖的天然饲料。创建了鲜食玉米-奶牛-牧草生态农业模式，制定了《鲜食玉米-奶牛-沼气-牧草链式操作规程》（DB32/T1158-2007），并由江苏省质监局颁布实施。
3基于“特粮特经与畜禽、水产”模式的技术
标准在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相对均衡的地区，根据种植与养殖的对象和规模，进行合理的水、土资源的配置，使种植业与畜禽养殖业和水产养殖业协调发展，同时使农业废弃物得到循环利用，通过延长生物食物链，延伸农产品产业链。
3.1经济林果与畜禽、水产并重的种养模式
近年来，通过集约化种养示范，创建了在经济林果下种植牧草养殖畜禽、畜禽粪经生物发酵肥水养鱼的模式。资源配置：区域面积为1,000hm2，则林（果）、牧草所占耕地为650hm2，开挖建设水禽、渔共育的池塘250hm2，沼气、畜禽舍、围栏场地等配套设施25hm2，基础设施占用75hm2。一般养殖牲畜800~1,000头或养殖20,000只以上家禽规模时，建设500m3左右的沼气池。研究制定了扬州市地方标准《林-牧草-鹅-克氏原螯虾链式操作规程》（DB3210/T55-2013），并由江苏省质监局颁布实施。
3.2鲜食玉米-牧草轮套作与畜禽、水产并重的种养模式
通过集约化种养示范，创建了与特粮特经作物轮作、套作牧草、秸秆与牧草养殖畜禽、畜禽粪经生物发酵肥水养鱼的模式。资源配置：区域面积为1,000hm2，则鲜食玉米或牧草种植所占耕地面积为800hm2，畜禽舍、围栏场、青储池等配套设施面积120hm2，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占用80hm2。养殖羊14,000~15,000只，或肉牛2,000头，建设沼气池800m3左右。制定了江苏省地方标准《鲜食玉米-肉牛-沼气-克氏原螯虾链式操作规程》(DB32/T1686-2010)，并由江苏省质监局颁布实施。
二“双链型”生态农业模式产业化示范推广
1建立江苏省农业标准化
示范区为了快速推进“双链型”生态农业标准化的示范推广步伐，应在“双链型”生态农业模式实施的集中区，建设江苏省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其主要目的就是起到示范带动作用，让周边的农户看得到、学得会、用得上。如江苏省生态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在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支持下，2008年在江都市仙女镇银河农业生态园，建成了江苏省“双链型”生态农业标准化示范区；2010年在邗江区公道镇现代渔业产业园，建立了江苏省克氏原螯虾繁育与规模养殖标准化示范区；2012年在邗江区方巷镇徐氏鹅业合作社，建成了江苏省林间套种牧草养鹅标准化示范区；2013年在高邮市送桥镇江苏普兴循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循环农业示范基地，开始建设江苏省牧草-畜（禽）-渔标准化示范区。以上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的建设，为“双链型”循环农业模式的推广提供了示范样板。
2创建“双链型”生态农业模式
产业化运行机制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是农民土地承包条件下，分散的、千家万户式的自主生产经营。为达到“双链型”生态农业模式的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生产经营，必须创建良好的“双链型”生态农业模式产业化运行机制，将农户组织起来，将土地集中起来，发展规模的“双链型”生态农业产业。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双链型”生态农业标准化示范园区，大多采用“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示范区＋农户”的运行机制，其生产经营的基本框架是，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联合科研单位创办示范区，以示范区为样板带动周边农户参与。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对示范区和参与农户实行农资统供，统一生产过程控制，生产的农产品统一回收，统一品牌销售、优质优价。
3创立品牌
农产品发展“双链型”生态农业的根本目的是生产出高附加值、有“品牌”的生态农产品，如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等，偏离了这一宗旨，生态农业就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双链型”生态农业模式标准化、产业化的最终目的就是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从根本上、源头上实现农产品的无害化，达到创立“品牌”农产品的目的，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能够与国际接轨，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如宝应“倾心”牌莲藕汁、仪征“馋神”牌风鹅、高邮“红太阳”牌双黄鸭蛋、邗江“刮刮叫”牌鲜食玉米、兴化“红膏”大闸蟹、盱眙“盱眙龙虾”等知名品牌，市场价格通常比相应普通农产品高得多。
【关键词】 农业生态学 精品课程 改革 建设 探讨
农业生态学是生态学与农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的典范，是研究农业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和变化规律的一门学科，在培养、提高学生的系统分析问题和综合解决问题能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提出了“西部开发，生态要先行”的号召。为此，农业生态学更应该密切联系西部实际乃至全国的农业发展实际，在挑战中深化发展，进一步完善农业生态学课程体系可谓势在必行。
在我国1987年起陆续设立农业生态学课程的形式下，石河子大学从1985年开设此课程，初定为选修课，经几年的努力与完善，1994年正式规定为农学专业必修的学位课程，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校的农业生态学学科体系已逐步发展起来，在农学、植保、资环、林学、畜牧等专业均开设了农业生态学课程，并在教学中受到学生广泛欢迎及教学部门的好评。2007年作为我校精品课程重点建设，作为一门年青的学科，农业生态学的地位、意义、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体系等方面还有许多改进与完善。
1.课程改革与建设内容。近几年，农业生态学作为石河子大学精品课程的教学项目，我们围绕课程建设任务书，对农业生态学课程进行了全面建设，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主要涉及：教学观念更新问题；农业生态学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更新和优化问题；教学方法、手段改革问题；教材建设问题；实践性教学内容、方法、途径改革问题；成绩考核方法、方式问题；教学实习基地陈设及教学实验室设备改造问题；教研组内教学任务配置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研究和实践。
2.课程改革与建设成效。
2.1 革新教学观念，重新定位农业生态学的课程性质。突破原来我校将农业生态学作为专业课，只限于农学开设的局限，目前将农业生态学重新定位在：突出专业基础课的地位，同时作为农业、生物等自然科学大领域范畴的重要课程，面向多个专业开设，在提高大学生生态环境意识上发挥积极作用。近几年，新开该课程的植保学、园艺学、生物学、动物科学等专业的学生普遍反映比较感兴趣，丰富了知识，提高了认识。
2.2 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再原有农学专业基础L，依据不同专业关于生态学课程的性质、教学重点、任务的不同，对原有农业生态学课程进行调整，将生态学授课内容分为两大部分，即基础内容(包括生态学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及生态意识的掌握)和应用内容(结合典型区域进行原理的应用与实践)。尤其在生态学应用上，从不同专业出发，以专题、讨论等形式讲授。加强了新设置的课程体系和内容的完善，体现了针对性强、新颖、实用特点。
2.3 实验课的内容和形式的更新。以往生态学实验开展一直依托农学系作物栽培与耕作实验室，没有独立的实验室，更没有仪器设备的专向投入，实验开展主要以演示性实验为主，没有发挥本学科的特色，严重制约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目前除对原有内容进行更新外，增加了生态学研究新方法和技术的应用以及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内容，由原有的培养学生实验技能为主转向技能与运用理论知识综合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并重。
2.4 教材建设和教学素材的收集。针对生态学涉及面广，灵活性强等特点，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形成了主教材，试验教材、辅助教材，更替教材等一系列教材建设，同时积极组织主编或参与编写了相关教材，跟上学科发展的步伐。另外针对抽象的章节，收集了图片等素材百余张。
2.5 充分发挥现代化教学手段。在教学手段上，结合多项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积极采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研制了效果较好的、多套CAI课件，并建设了教学网站，实现了教学内容的直观性、立体性、易更新性和教学过程的趣味性、交互性、高效性。
2.6 探讨适合生态学学科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包括直观式、参与式、案例分析、教研结合、双语教学等，将教学研究和改革的成果逐步用于教学实践。充分利用直观性强的材料(图片、影像、动画)，积极组织学生的参与热情，将目前的生态学热点问题以课程论文、讨论课、学生自讲课等形式引入教学，根据不同的专业特点加以灵活运用，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了教学效果。
2.7 优化和改革课程考核体系。对于有实验实习的必修课，普遍采用全程化课程考核，包括平时成绩、课程论文、实验成绩、实习成绩、结业考试成绩。避免了以一次期终考试定优劣的局限性，引导学生注重平时的学习、积累。选修性的课程，没有实验实习，主要是采用课程论文、平时、期末的成绩来进行课程考核。
3.课程建设的创新点。近几年，针对不同专业，经过教学内容确定以后，如何通过最合适的形式使学生能掌握这些内容，是课程教学是否成功的又一个关键环节，为此本课程精心组织教学，尽力达到教学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进行了以下探索，与以往课程建设相比，并取得很好的效果。
3.1 充分发挥教学与课研相结合，系统授课与专题讲解相结合。结合教师丰富的科研知识，在教学过程中每讲授完一部分基础内容，就进行一个专题的讲解或分析。这样使学生不但了解了农业生态学基本原理，也学会了如何将理论运用生产实际之中去的方法，同时也了解了目前农业生产中尚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途径。使学生不但掌握本课程理论知识，同时获得了较强实际工作能力，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3.2 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实现学生主体性和教师主导性的统一。由于大部分学生来自于农业领域，对农业生产都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对于农业生态学中存在的问题也有着一定的想法，通过课堂讨论和研究性学习过程，可激发他们的学习和创造热情，强化了教学中的学生主体性意识，变学生的被动性学习为主动性学习。实践表明：通过课堂讨论、学生当老师、研究性学习及课程论文撰写等方式，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3.3 广泛应用先进的教学手段，实现效果与效率的统一。除传统的直观教学方式外，还广泛采用电化教学、多媒体教学等手段，为此还收集了有关录像材料，制作了多媒体教学课件。不但增强了教学的直观性，提高了授课效率，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教学素材和设备的不足。鉴于学生对英语的需求，即将开设双语教学。
3.4
以农业生态学为主体，进行外延发展形成特色学科群。在农学开设农业生态学课程体系基本成熟的基础上，相继在植保、园艺、资环、畜牧等专业开设生态学课程。以生态学为核心，与环境学相结合，课程组完成了生态环境科学概论、绿洲农业学、生态环境保护、环境监测与评价等课程的开设与完善。面对开课学生从农学院走向整个大学，涉及的专业电相应增加。形成了我校的特色学科群。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的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确保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和合理利用保护资源。
针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应选择什么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在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观点。
（一）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马世骏院士为首的生态学家，就开始倡导中国应该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期，马世骏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筹备工作。认为应以生态控制方法诱导非机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去发展而不是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去保护环境，从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并提出中国应实现以生态经济原则为指导的农业经济持续发展。自此，关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问题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形成了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生态农业论”。生态农业是中国最早触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展战略，且至今仍将其作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
该战略是在总结吸取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集约经营管理，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环、持续、高效”反映了持续发展的宗旨。
2.“效益型农业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持续农业的核心是发展效益型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既是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需要，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一战略就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遵循经济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生产力要素组合；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其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及经济效益，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
3.“农牧结合论”。这一战略认为：为确保中国21世纪16亿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个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实行农牧结合，以农促牧、以牧促农、以农牧产品促加工的“种、养、加”和“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
4.“现代可持续集约农业论”。（注：程序认为中国应该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那种“集约化持续农业”的提法，强调把“可持续的”约束条件作为根本特征，显然是不足取的。）该战略认为中国人多耕地少、自然资源相对紧缺，农村欠发达、多数地区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消费趋势，要求农业在有相应投入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选择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集约持续农业道路。
上述生态农业战略、效益型农业战略、农牧结合战略、现代集约持续战略等，其核心实质都是要试图解决、回答如何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密切相关。
（二）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农业经济学家虽然不像农业生态学家那样，能够直接敏锐地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道路选择，但是却尤为关注农业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更能从深层次揭示把握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目前，其关注的主要战略问题有：
1.粮食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书中，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农业灌溉用水也将大量移向非农产业部门，且化肥使用量已达报酬递减点，到2030年中国粮食将较目前水平减少20％，中国届时将进口3.69亿吨粮食，这将远超过国际粮食市场拥有的粮食资源，从而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
Brown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关于21世纪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粮食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悲观论与乐观论。
悲观论认为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要维持一定的粮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这意味着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则会增加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从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资源紧缺且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国家来说，追求100％的粮食自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应适度地部分进口粮食，利用人类共有资源最经济地实现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应采取“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战略方针。
乐观论认为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不但不会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威胁，更不会给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粮食造成威胁，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中国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还将是中国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粮食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而科技发展又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投资政策。
2.制度问题。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农业的发展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传统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发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决定着农业经济体制的性质或演变方向。只有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结构变革，提高中国农业整体效率，才有可能使农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此，应实施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
3.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绿色革命前时期、绿色革命时期、后绿色革命时期（Ⅰ）、后绿色革命时期（Ⅱ），应实施21世纪农业技术创新战略，即改革现有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强有力的创造发展体系和研究方法，确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和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构造可持续农业生产政策支持系统，加强农业科研、推广与教育体系建设，是今后持续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4.农村问题。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论”与“三元化论”。
一元化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过剩，过剩的农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于农村工业化，应以农村工业化为重心，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迅速推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三元论认为中国农村产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失衡加剧，失衡主要表现在时间顺序上的差异、变动速度上的差异、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应是“三化齐动”，即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其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就是要以农民为本，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为目的，寻找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途径与对策，并以是否对农民有利作为评价有关农业与农村政策的准则。
由此可见，农业经济学家主要是围绕“粮食——制度——技术——农村”等农业可持续发展经济影响因素，探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内部运行机理问题。
（三）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如果说农业生态学家关注农业生态问题，农业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农业内部运行机制问题。那么，农业地理学家则更为注重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粮食主导论”。这一战略认为粮食问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主导中国农业发展的走势和农业政策取向。粮食问题不仅表现为总量不足，也表现为区域供需不平衡；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将继续导致区域农业政策的差异，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与农业政策的区域差异将构成中国农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流，也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关键方面。
该战略认为实现粮食安全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实施的第一性条件。
2.“国土开发论”。这一战略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丰富的劳动力同极为有限的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均工业资源得到优化组合，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战略认为虽然中国的资源形势严峻，但是资源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不仅必须，而且经过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或基本解决食物与农产品的供给。应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国土大开发战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能够养活和养好自己的根本性战略，必须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发尚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国土，着重在山区、草原和海洋，实行全面规划，分区治理开发，纳入国家计划。
3.“发展危机论”。该战略认为中国空前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土地资源供应的危机所在，中国持续农业正面临着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挑战。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物质基础薄弱，地区差异悬殊，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为此，考虑农业发展战略必须强调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协调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组合；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地区资源优势和促进地区间优势互补，力求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4.“生存发展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人口膨胀与迅速老化，农业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蔓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长又很困难，加之工业化起步时间晚、发展起点低、历史负重等原因，今后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大问题在于是否使粮食增产赶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长，最大难点在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体制改革只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改革只是为创造、提高和优化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与配置机制提供制度的保证，既不能代替生产力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升。因此，应实施“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增加农业投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条件，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途径。
总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还是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其从不同视角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概括起来看主要试图集中研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最基本问题，即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发展问题，它们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仍主要侧重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未真正将其转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从而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是“重经济，轻生态”、“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忽视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社会发展”，这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理论源流
回顾历史，中国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工业化偏斜绿色革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其理论支撑同样也基本上沿袭的是“工业化推进战略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沿着这一主线追踪溯源，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形成确立的主要理论源流有：
（一）前苏联的发展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经济建设方针是完全照搬或承袭前苏联模式。适应于这种工业化战略，就要求“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以便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中国所选择的这种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称之为是以牺牲农业发展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以工挤农”战略，确立的根本目标是“强国”，选择的基本战略是超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统购统销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深受前苏联发展理论的影响，其主要理论背景有：
1.协调发展论。该理论十分强调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是工业积累和发展的基础。牺牲农民利益不仅不能加快工业化步伐，而且还可能危及国家统治，主张工业化资金应依靠自我积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村经济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的供应，而轻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农业发展就为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和动力，从而使工农业经济得以协调发展。这一理论虽未能坚持执行，但却是后来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
2.超工业化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两者各有自己的调节范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农业只是被动地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和劳动力。
这一理论对后来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为保证农业剩余产品能够由国家掌握，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并适时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等理论观点，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极为深刻的作用影响。
3.地理分工论。该理论把社会劳动地域分工问题提到首位，研究与社会历史联系到一起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特点、变化和结果，认为应把苏联经济区当作更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体系中的复杂体系进行研究，在社会劳动分工过程中产生各部门经济的专门化并促进这些部门的形成和发展，而在国家之间、国家的各个区域之间、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之间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过程中，应促进各类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在对部门进行空间分析时，应阐明各部门内部劳动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门区和枢纽，而在对区域系统和个别的区域进行分析时，也必须对区域的部门结构、主要的辅助经济部门布局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三个基本因素：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迅速过渡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战争年代惯用的供给制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以及农业布局、地域类型划分及区域规划等均是上述发展理论运用的具体表现。
（二）西方世界的发展理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前苏联式传统农业经济体制从历史舞台的退出，以及新型社会主义市场农村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确立，不仅深受国际环境背景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受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制约，更深受来自西方世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其作用影响最为深刻的主要理论有：
1.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可获得“比较利益”，故这一学说亦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够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在开放条件下如果一国根据它当前的比较优势确立产业结构，而根据它的比较优势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就可宏观长期、快速、稳定地获得经济增长。这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已由传统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转变为通过培育一个相对价格能够反映产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由特定资源结构选择确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比较优势战略，以及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比较利益原理牵动下所形成的农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分工协作的不断加强等，均是比较优势理论客观作用的结果。
2.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历史上有多种农业增长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农业增长道路。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那些劳动力稀缺而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认识到了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导致高度无效率的增长。
相反，强调市场需求的诱导创新理论，则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创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产业产品的发明数量与产出销售额密切相关，由此引申出三个命题：技术发明是一种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追求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取决于该项发明产品的预期销售额；而采用发明后的预期销售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产品目前的市场销售额，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和使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盈利性，技术创新的收益是与农业研究的外部效应——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有关，而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率又受到经济利益的支配。
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目前仍然是诱导性的。从要素稀缺性来看，虽然中国农村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备，要素价格无法正确体现要素相对缺乏程度，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仍然为追求产出最大化而寻求相应的技术发明。从市场需求来看，尽管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特别是主要粮食作物还受到遗留下来的统购统销价格体制和行政命令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农产品价格和需求数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确体现市场需求的强度，但由于农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农产品生产规模仍然能较好地反映市场需求规模，因而农业科研单位依然可根据实际需求规模选择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技术创新。
通过综合应用该理论对中国粮食作物育种优先序列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粮食增产政策应该从资源和产品控制，转向以提高单产及开发新的粮食增产来源为中心，认为实现这一新型粮食增产政策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只有通过增加农业科研资源投入、改善科研资源分配，才能够促进推动该政策目标的实现。
3.二元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弱小资本部门与相对强大的传统部门并存形成为二元经济结构，即高工资经济部门如矿业、大农场、工业、大型运输业等部门和低收入部门如家庭农场、手工业、家庭佣工、小商业、临时工等部门并存。高工资经济部门资本相对充足，实行竞争，可产生利润，工人可得到自己的边际产品；低收入部门资本相对稀缺，没有竞争，不产生利润，人们要维持生计，必须要消费多于边际产出的产品，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低收入部门劳动者将转向高收入部门，其宗旨就是要寻求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元化道路，即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国因其特殊的国情，不仅客观决定了全国范围及不同地区存在着二元化现象，而且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或产业也存在着二元现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基本格局。但是，对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认识却形成了4种不同的观点，即三元结构论、双重二元结构论、二极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
三元结构论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主要应从社区的角度来认识，因而可称之为城乡二元结构，其原因在于现代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传统农业部门分散于农村，但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近年来这一结构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乡二元结构已演化成了城市现代工业——城镇乡镇企业——农村传统农业的三元结构。
双重二元结构论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向非农化方面的发展，农村工业在农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结构已由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成了双重二元结构，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关系。
二极经济论认为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表明，中国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经济，而是严重的二极经济，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基本不发生劳动及其人口流动，两个部门因而也不发生整体关联，传统部门的一级劳动力淀积越来越多因而趋于停滞，而现代部门一级则由于发展迅速而越来越重型化因而劳动力也必然趋于停滞。
环二元经济结构论认为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没有注意农业及农村发展问题，导致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并进一步演化成了环二元经济结构。所谓环二元经济结构就是中国经济不但从总体上看存在着具有一定优势的城市及工业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互相区别的“经济元”，而且各个“经济元”内也存在着优势与落后并存的现象，这些大小不等的“经济元”便构成了环二元经济。
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业发展战略的形成演变，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吸收了诸如新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结构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论、小农有限理性理论、落后经济理论以及从宏观角度研究粮食政策、粮食保障和农业持续增长等问题的多种农业宏观经济理论。
（三）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中国目前最大的生态问题莫过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问题，由此而带来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农田污染、水资源紧缺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农业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常规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续农业发展之路，只能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伴随着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科学家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见解观点。如马世骏的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李澄与郭玮的工农业关系理论、王宏广的要素组合论、冯海发的农业效益评估理论、郭书田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康晓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吴天然的农村工业化理论、赵昌文的农业宏观调控论及牛文元的农业持续发展理论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农业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主要有：
1.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该理论认为当代若干重大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必须当成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衡量该复合系统的三个指标是：自然系统的合理性、经济系统的利润、社会系统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个多目标决策过程，应在生态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拟定具体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使系统的综合效益最高、风险最小、存活机会最大，即就是要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找出生态问题的症结，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技术、行政和行为诱导手段去调节系统内部各种不合理的生态关系，提高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实现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普遍开展的生态农业建设，就是运用这一理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2.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生物在其生长过程中，总是在一定的生长环境中有顺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种生活要素并最终形成一定的生物量，农业生物运动和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就叫要素组合规律。
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高产高效、避免资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费的基础。运用要素组合理论实证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发展的过程，是农作物生活要素数量不断提高、不断组合优化的过程。
3.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农业生物群体，在土地资源、水资源、光热资源、矿物元素资源等的共同支撑下完成其生物学的转换，又在人的参与下完成其经济学的转换，其最终所形成的生物物质体增长，既有每年扩大耕作面积所获得的产品，又有发挥单位面积生产能力的贡献。这里依据支持人类生存基础的粮食产量变化趋势与人口粮食增长趋势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将粮食产品增长作为它自身以及所在区域自然资源的生产函数。
根据推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口增长规律与粮食增长规律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狭义”的可持续发展规定了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同步性，它意味着年人均粮食数量保持常量的状态下，粮食与人口的规模总量增长必须保持严格的对应可比，且服从于“不超出区域承载力阈值”，才能被认为是在“狭义”可持续发展的范围。
依照“狭义”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人口众多，只有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具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只有保证当人口达到零增长时的总规模约有16～17亿，确保按每年人均400kg计算应达到6.4～6.8亿吨的粮食基本需求，并能够稳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备进一步实现广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门槛”，这也是中国农业在目前条件下必须要实现的首要目标。
虽然无论是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还是要素组合论、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其理论方法及其实际可操作性等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善，但它们毕竟是中国人自己探索开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及其理论渊源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综合研究世纪之交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农业经济学家还是农业地理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不再把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简单地看成是粮食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从更为宏观综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
为此，中国亟待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宏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这一理论不仅能客观地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特点和实际需求，而且还必需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改变目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大多是个案性、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空泛论述，很少能够将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二）理论借鉴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运用其理论并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或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尤其是西方学者很少有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就客观决定了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成果或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
几十年来中国绿色革命推广种植的几种高产作物，虽然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却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因此，历史不应再继续重演，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只能是在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明确认识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之上，有选择地借鉴和运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构筑上有所创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从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新型战略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无论是生态农业、现代化集约可持续农业战略，还是农村“三化齐动”、生存发展战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旧带有浓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为色彩，这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政府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度干预。因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只能是在正确体现“适度原则”的宏观调控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个能够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促进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这一战略既要着眼于未来21世纪中国农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又能促进中国农业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调整，更能充分体现《中国21世纪议程》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政策取向。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重要命题，绝不可能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或运用某一原理及理论透视剖析便能够解决，只有综合考察其影响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战略。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未来的呼唤。【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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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生态学；教学；实际应用
农业生态学是应用农业生态学原理和系统分析方法，把农业生产作为一个整体，研究起结构、机能、生产力及其调控和管理的学科。他是应用生态学的一个分支，√★√着重从客观整体上研究农业生产。我国正在大力实施生态农业建设工程，推动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合格的生态农业建设人才，可满足我国生态农业发展对科技人才的需求。通过《农业生态学》系统课程建设，可培养不同层次的掌握农业生态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的高素质生态农业应用人才，对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包括《农业生态学》《作物生态学》《生态农业设计》3门课程。本课程教学在安徽农业大学已有20多年的历史，2005年该课程为安徽农业大学校级重点课程建设，2007年被为安徽农业大学校级精品课程建设，2009年被为安徽农业大学省级精品课程建设。农业生态学是农学、园艺、植保、资环、桑蚕、种子、茶学等专业的必修课或选修课，生态农业设计是农学类专业的选修课，作物生态学和农业生态学是作物遗产育种学、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植物营养学、农业气象学等学科的研究生课程。现每年选修的人数超过300人。随着我国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全国出现“生态热”，特别是大学扩招以来，我校选修《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的专业和人数越来越多，导致《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不同程度存在着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设备短缺、教学手段落后、教材建设滞后、时间湔雪环节薄弱等问题。因此，为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开展《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建设势在必行。
1取得成果
1.1转变教育教学思想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的，适应我国现代农业不断向产前和产后延伸的需要，适应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让学生系统地掌握农业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农业资源开发利用、生态农业建设、农村可持续发展、绿色和有机食品生产等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使学生能自觉尊重生态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注意资源的保护，为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服务。培养系统观点和生态环境意识，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培养，重视学生个性、爱好、特长发展的需要，坚持“宽专业、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的培养目标，夯实专业基础，加强实践教学，强化科研训练，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创业型人才。1.2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1）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针对农学等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本课程组提出了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的构成和建设思路。课程组反复修订了系列课程教学大纲、实验实纲，为校内外专家认同。教学手段：按照各专业的要求及学校学分制教学计划原则，修改了农业生态学课程的教学大纲，确定以“理论教学扎实+实践环节强化+技能培养延伸”为指导的农业生态学课程教学组织思路。教师以教学大纲为基准，编写教学日历、认真备课、写讲稿，利用多媒体教学方法；注重将科研、生产实践最新成果、问题充实到教学中。（2）立体化教材建设。主编或参编不同层次的教材；出版不同形式的教材；出版和使用的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教材有纸质版和电子档（ppt、音频、视频、Blackboard等）两种形式。农业生态学、草地生态学、生态农业设计、农业可持续发展概论、耕作学等全部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其中农业生态学使用课程组教师参编的部级教材。课程组还研制了农业生态学、草地生态学、生态农业设计。农业可持续发展概论、耕作学等5门课程的多媒体课件（ppt），其中农业生态学通过Blackboard教学平台实现了网络辅助教学，部分课程教学中穿插音频、视频等教学内容。编辑不同内容的教材：主编和参编的5本教材作为相应课程的理论课教材；主编和参编的教材作为系列课程的实验实习教材；参编的和收集的与系列课程有关的书籍（共49本）可作为教学参考书。1.3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1）探讨启发式教学方法。改革传统的重理论轻实践和灌输式等习惯教学方法，在理论和实践教学中，总结出一套适合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特点的教学方法，如“问题分析法”“对比分析法”“讨论式教学法”和“互动式教学法”等。（2）利用先进的教学手段。结合校多媒体课件研制项目，制作完成等6门课程的多媒体课件，并投入使用，其中农业生态学通过Blackboard教学平台实现了网络辅助教学。同时，根据农业生态学学系列课程各门课程的特点和教学大纲要求，课程组制作了相关挂图20多幅，收集了农业生态学案例100多种，作为辅助教学手段。1.4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1）实验室及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结合农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及综合实验室建设，对与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实验实习有关的实验室进行合理布局，添置先进仪器设备，新建仪器和设备，完善了实验室条件；在大杨店校教学科研示范基地建立农业生态学实习基地1个；在肥东建立“农学类专业实践教学基地”1个；在庐江建立“农业生态学实习基地”1个；在滁州建立“草业科学专业教学实习基地”1个。（2）实验教学的改革：立项建设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2个；实验指导书与实验报告书配套使用，课程结束后实验报告书交课程组保留存档；采取“先实践后理论”的教学顺序，增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改革课程考核办法，加强学生对教师的监督。教师对学生的每次实验报告都认真批改，实验成绩的评定办法为：总成绩=实验报告成绩×50%＋技能测试成绩×50%。实验课程结束，要求每位学生在实验报告书中写出对本实验课程教学及授课教师的评价。（3）实习教学的改革：通过立项建立了3个校外实习基地，为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的校外教学实习提供了保障。每次实习均提前制订详细的实习计划和实施方案。实习考核采取现场操作、实习报告以及交流等全面考核。要求学生每人规范撰写1份实习报告（一律用A4纸打印，以便装订保存），在规定期限内，交给指导老师评分；分班级进行实习报告交流，评选优秀实习报告；将有关实习内容列入相关课程考试题。1.5教学及管理制度建设建有完整、系统、科学、合理和规范的教学及管理制度，如“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组制度”“耕作与生态教研室青年教师培养制度”“耕作与生态教研室教学经费使用办法”“耕作与生态实验室管理人员职责”“耕作与生态教研室研究生及毕业实习生管理制度”“耕作与生态教研室公用电脑使用管理规定”以及“耕作与生态教研室毕业生论文答辩工作计划”等。建立教学文件及档案，并有专人保管。建立试卷库，规范成绩考核。课程组师资队伍在年龄、学历、职称等结构方面均较为合理，“团结，认真，和谐，奋进”的精神较强。发表了一系列教学科研研究论文；指导了一批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
2创新点
该成果从农科高等院校实际出发，紧扣农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具有较多的创新点。概括起来，创新点有以下几点。2.1提出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的构建思路以转变教育教学思想为先导，提出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的构建思路；以立体化教材建设为突破口，推动师资队伍建设、实验室实习基地建设、教学及管理制度建设；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的，推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考核办法等的改革。2.2系列课程立体化教材建设主编或参编不同层次的教材共7本，其中副主编部级教材3本，参编部级教材3本，参编省级教材1本。出版和使用不同形式的教材，包括纸质版和电子档（ppt、音频、视频、Blackboard等）2类。编辑不同内容的教材，包括理论课教材、实验实习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等。2.3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创新创业能力立项研究并实施综合性实验项目2个，立项建立校外实习基地3个。通过加强实验室建设和实习基地建设，改革实验实习教学，强化了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3应用和推广
该成果是安徽农业大学农业生态学教学多年的实践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在农业高等院校的教育中具有极强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可行性。3.1理论研究成果丰富针对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开展了理论研究，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第1期教学成果2001年完成（校级），2005年校级重点课程和2007年校级精品课程立项后，进行完善、提高，应用时间为2001年9月至2008年7月。第2期教学成果2008年完成（校级），应用时间为2006年9月至2012年9月。教学成果主要内容已分别在农学、烟草、农学（种子方向）以及种子（高职）等专业完成了3a以上的实践检验，教学效果明显，学生成绩优良率达85%，实验实习优良率达90%。2005年《农业生态学》被列为校级重点课程（2005-2006年），2006年在项目完成验收时，有关专家对本课程评价较高，等级为优秀，2007年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2007-2008年）。2008年6月通过验收，等级为优秀，专家组给予了很高评价，一致认为“研究工作认真、扎实，研制过程都有详细的记录，是应予肯定的特色，值得所有课建项目学习。”2009年被评为安徽省教育厅《农业生态学》精品课程项目（教高［2009］9-3-36）（2009-2014年）。学生对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满意率达90%以上，网上教学评价为优良。系列课程之一《农业生态学》已通过Blackboard教学平台实现了网络辅助学。完成了10余项校级教育教改研究课题、并撰写和发表数篇教学研究论文。3.2应用研究取得实效2007年1月，开始实施以双创型人才培养目标为指导思想的实验教学体系。对课程进行针对性的动态调整和完善；制定一系列管理制度并在实践中实施，动态跟踪人才培养全过程，及时反馈和调整。健全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体系。建立了完善的教学质量综合测评制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制度化、良性运转的验教学质量监控的动态过程，确保了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积极倡导和鼓励学生参与各类科技创新大赛，参与安徽农业大学每年的大学生创新基金项目申报。各类比赛，成绩可喜。本项成果的实施和应用不仅优化了我校的学科专业结构，增强了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能力，使人才培养更加符合社会需要，在社会上产生良好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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