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德育，可从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丰富德育的方法等方面开展。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教学 德育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中国近代史是高校的必修基础课程，其内容既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尤其是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教育的生动教材。其中大量英雄人物的道德形象，他们在保卫祖国、反侵略斗争和近代化建设中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为当代大学生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因此，充分运用历史教育的德育功能，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是历史教学的目的之一，也是教师应尽的重要职责。
一、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在历史教学中，除向大学生介绍必要的基础史实，培养发展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外，进行德育十分必要。利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系统地向大学生进行德育，能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开拓进取精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党中央对加强国情教育一直十分重视。当前，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金钱至上、唯利是图和道德滑坡等消极现象。社会对高校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要求和期望。特别是社会上的一些功利主义因素开始渗透到高校教育中，影响到一些大学生。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对德育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运用中国近代史课堂教学这一阵地，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
二、充分备课，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
中国近代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这就需要教师认真钻研教材，有意识地提炼其中的德育素材，以确立德育的达成目标。结合中国近代史教材，在备课中，可把中国近代史的德育内容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进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
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矛盾。振兴中华、救亡图存，始终是激励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持续奋斗的动力和理想。在教材中，先进的中国人为救国救民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这批开明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经世改革的主张；农民领袖洪秀全为建立“理想的天国”而奋起反清；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思想家为突破“洋务运动”的局限而奔走呐喊，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为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而倡导“变法”；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主共和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探索，但历史事实表明这些探索最后都失败了。
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过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上述史实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所以1840～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是培养大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动教材。教师通过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入教学，使大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历史性的选择，从而坚定大学生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决心。
（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从***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为了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为了人民的富强和幸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精神支柱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近代史内容中，既有屈辱的“黑色的历史”，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旅顺口和南京数以万计的人民被屠杀，都令人肝肠寸断，同时也有奋斗的“红色的历史”，这些都可以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自强自立的精神。
在教材中，林则徐等人虎门销烟、抗击英军的英雄壮举；三元里民众不畏强暴、誓死抵抗激烈的武装抗英斗争；老将冯子材镇南关大败法军的凯歌；北洋海军邓世昌、林永升等海军将士血战到底、以身殉国的业绩；民主革命的宣传家陈天华“蹈海自尽”唤起国人的革命精神；国共两党携手抗日最终取胜的辉煌成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光辉业绩，等等。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教师通过对这一系列史实进行教学，使大学生接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坚定发扬先辈们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树立为把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志向。
（三）继承革命传统和优良品德的教育。
中国近代史中蕴涵着丰富的做人道理，教材中汇集了大量近代英杰的素材。例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度责任感；洪仁？临终遗诗坚信“天国祚虽短，光复待他年”的乐观主义精神；黄花岗烈士林觉民“为天下人谋永福”的豪迈绝笔；李大钊不为酷刑所屈服，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仰；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的体现，是先辈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教师通过这些丰富的实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激励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近代史上英雄人物为楷模，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成为学有专长的高素质人才。
三、与时俱进，丰富德育的方法
中国近代史有着丰富的思想教育内容，要达到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达到德育的目的，还需要教师讲究教学艺术，与时俱进，采用多种教育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提高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解释历史的本领。
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常常会涉及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由于大学生虽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定型时期，但人生阅历仍比较有限，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尚不能完全把握，因而需要教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加以引导。例如，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人和事，而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如在讲到洪秀全时，既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肯定他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清王朝及外国侵略势力，为历史做出的贡献，同时还应看到他作为小生产者代表所带有的皇权思想、等级尊卑观念及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等。正是后者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注意教育方法的多样化。
按照教育心理学的原理，德育的过程分为明理、激情、立志、导行等阶段，它们之间互相渗透、促进，德育的最高要求是让学生养成自我教育的习惯，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因此，德育不能单纯地灌输，还要善于点拨，启发学生自己去判断。教师应努力通过言简意赅的语言、画龙点睛的手法、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德育。同时，还应重视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传统的教学中，黑板是主体。在讲课的过程中仅仅是文字的展示，很难让大学生将理性与感性结合起来。现代教学中，多媒体技术在大部分高校教学中已普及，关键是要提高课件本身的质量。例如，在讲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穿插建党__周年来历次党代会的图片，可对加强热爱党的教育起到很好的效果。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结合起来。具体、生动、形象的讲述，能够引起大学生的兴趣，加深感性认识，进一步加深理性认识。例如，可配合教材内容选取有关的电影、录像片断等，组织大学生观看，还可配合各种重大纪念活动和节日，组织大学生开展学术报告会，编历史手抄报，进行历史知识竞赛，参观博物馆、革命历史遗址和图片展览等，使大学生接受活生生的思想教育，在“细雨润物”中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属于主干学科，其本质属性仍然是素质教育，因此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贯彻德育，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既是认真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的要求，又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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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2003年11月24日）[N]。人民日报，2003-11-26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论中国近代革命》
[摘要]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为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民族 奋斗史。民族民主革命是他的主题，旧、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他的内容。回顾中国近代史，探索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历程。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民族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族主义革命。
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中国人民饱受列强的欺压与凌辱，深受国弱民贫的危害。***战争的屈辱、联军侵华的无奈、日本扩张的悲惨遭遇„„但同时，就其本质与主流上来说，中国近现代史又是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民族民主革命、艰苦探索的历史。 1840年，英国发动了世界知名的***战争，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战争以前中过是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战争以后，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破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的社会矛盾也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革命任务也发生变化，由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转变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任务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也拉开了中国革命的序幕。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祖国，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
中国革命的目标是争取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革命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因为前后期的领导阶级分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族主义革命两个时期。
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国家实现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明末清初开始出现了民主政治的启蒙思想；***战争后， 随着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 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建立民主政治的探索， 都以失败告终。
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革命。从1840年***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79年，即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然而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却对此置若罔闻，甘当“洋人的朝廷”，使得国人对清政府更加失望，国内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等一系列的变法革命运动爆发，一位位爱国主义分子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 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受启蒙思想的影响， 一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发动了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却惨遭清政府的屠杀。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牺牲让我们认识到，想通过改良的方法来救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不能依靠清政府，而是要依靠人民大众。于是伟大的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世界闻名的辛亥革命，要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来救中国。辛亥革命成功了，但它也是失败的。不可否认，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居住专制制度，是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是中华民国却错误地将帝国主义列强当作了朋友，孙中山先生甚至发表了《告各友邦书》，承认各个不平等条约的有效，期望换来帝国主义的支持。这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妥协性。
尽管如此，中国的历史通过这次革命被改变了。我国的社会性质虽然没有改变，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政府，为中国的未来带来了希望。但毕竟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导致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事实证明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然而就在这时，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西主义，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无产阶级是革命性最彻底的阶级，也因为如此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于是，又一批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此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必须拥有一个新的救国阵营，有一场新的、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民主革命，这样，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其本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将“三民主义”取代的革命斗争，也是中国社会制度进步的象征。此次革命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9~1927)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并直接促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拥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此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发起工人暴动，反抗北洋政府统治。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实现第一次合作，促成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1927年，在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中共内部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接连出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大革命宣告失败。
第二阶段(1927~1937)
这一阶段被称为“土地革命”时期。
由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秋收起义后，确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开辟了以井冈山为代表的无数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成功粉碎国民党数次“围剿”。1933年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开始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陕北，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
在此期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并虎视眈眈、不断向南推进。中共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战；而国民党为了稳固政权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最终导致国土沦丧。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结局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1937~1945)
这一阶段被称为“抗日战争” 时期。
以“七七事变”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时期。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代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独立，极大地提高了国际地位。中国在此后称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第四阶段(1945~1949)
这一阶段被称为“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进行重庆谈判，签订关于和平建国问题的协定（即“双十协定”）。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解放战争最终获得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台湾、西藏以及港澳以外全部的大陆领土（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香港和澳门分别于1997、1999年回归祖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史的结束，也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是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又凭借坚船利炮，把中国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却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中国人民为了自由、民主、独立和统一整整奋斗了一个世纪，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此，劳动人民成了新中国的主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我们从中吸取了宝贵的经验。
1、只有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中国近代以来，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农民阶级的义和团运动还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 ， 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也失败了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法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也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最终失败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领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的走向胜利，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历史时间证明，只有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
2、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成立后 进行国共第一次合作 建立黄埔军校，进行国民大革命 基本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
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取得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七七事变后，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3、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时间相结合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走人民路线中国才有希望
4、国共两党 合则两利 分则两伤 团结就是力量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胜的法宝 5落后就要挨打。
通过学习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我们深刻地了解了国情，坚定了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做出了不朽的牺牲，使我们深感肩负的重任。当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便是这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通过不断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够肩负起历史赋予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
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革命中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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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1934 年 12 月下旬，到达猴场（今瓮安县草塘镇）进行了第一次转折会议猴场会议，其中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让后北上到达遵义，进行中国历史上革命的第二个转折会议遵义会议，会议中经过激烈讨论否定了博古的报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取消“三人团”，总结政治和革命经验。遵义会议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关键词：候场会议 遵义会议 毛泽东 基本方针
正文：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
2、红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4 年 12 月下旬，到达猴场（今瓮安县草塘镇）进行了第一次转折会议猴场会议。会议上在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李德、博古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提出要红军“一是不过乌江”在南岸打游击；“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此，中共中央在红军到达猴场的当天（31日）下午5时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会后，红军遵照会议决定，把撤离苏区以来的消极避战变为积极作战，主动出击，恢复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光荣传统。红军按照黎平会议决定的“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的方针，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
于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对党的前途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它的最大功绩在于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和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然而，人们在回顾和研究这段历史时，往往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遵义会议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并没有担任党内和军内的最高领导职务，为什么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只要我们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对党和红军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执行结果及历史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遵义会议召开前（即猴场会议的共识），全党全军已基本形成共识：只有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才能转危为安，摆脱困境。这一认识，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被迫长征并在继续遭受损失、陷入绝境的危急关头召开的。面对惨重的失败，红军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党和红军的高层领导不能不深刻反思：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党和红军的出路在哪里？谁能领导党和红军走出困境、转危为安？答案只有一个，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到遵义会议前，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壮大和遭受重大挫折、面临生存危机的曲折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建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的方向。毛泽东等人还总结创立了一整套机动灵活的红军作战原则。运用这些原则，红军以弱胜强，连续打破国民党军多次大规模“围剿”，根据地和部队不断发展壮大。只要有毛泽东的指挥，红军就能打胜仗，这成为广大指战员有目共睹的事实。李维汉回忆说：“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他领导搞起来的。”[2]这种很高的威望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是毛泽东最终能够成为党和红军领导核心的深厚基础。然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教条主义者轻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迷信本本和外国经验，把毛泽东等人从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斥为“狭隘经验论”，排斥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全盘否定毛泽东等总结的行之有效的红军作战原则，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为了筹划战略转移事宜，中央成立了由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实施的“三人团”，全权领导党和红军。长征初期，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军继续处于被动挨打境地，出发时的8．6万余人渡过湘江后已锐减至3万余人。红军前四次反“围剿”巨大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败的鲜明对比，使广大指战员“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日益显著，湘江战役，到达了顶点”。[3]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说：“指战员们怨声载道，有的骂娘，责怪中央领导不力。”[4]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岗位上来，成为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呼声。经过毛泽东因势利导的说服，党内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从惨痛的教训中醒悟过来，深感只有纠正错误的军事指挥，党和红军才能摆脱被动。党内高层认识上的渐趋统一，保证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毛泽东此时虽然身处逆境，无权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但他为挽救危局，一再向中央提出扭转被动局面的战略性建议。红军进入湘南后，毛泽东建议中央抓住各路国民党“追剿”军尚未靠拢的有利时机寻歼敌之一部，以摆脱被动。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在红军即将北上湘西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途中，布下20万大军张网以待。在党和红军又一次面临险境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力主红军西进贵州，到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寻求发展。这一重大战略决定，不仅使党和红军避免了可能遭受的覆没危险，也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在决议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战略战术；毛泽东不但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其核心领导地位也得到中央领导集体其他成员的一致认同。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5—17日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全面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张闻天根据与毛泽东、王稼祥事前共同拟定的提纲，代表毛、王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随后作了重要发言，深刻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具体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正确方针。王稼祥紧接着发言，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多数与会同志都同意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意见。“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5]张闻天也认为，“在目前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在取消博古、李德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后，尽管当时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毛泽东却说服了大家，坚持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责。因为这样既有利于团结一些思想认识还没有完全转变的同志，也有利于与共产国际的沟通联系。虽然毛泽东没有最高领导职务的名义，但并不影响他在党和红军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不妨碍党内其他同志对他的领导地位的认同。因此，1935年10月15日，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红军长征情况时就说，在遵义会议上，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6]张闻天也认为，“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7]从我们党的历史看，李立
三、王明当时都没有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但由于他们的错误路线在全党得到贯彻，因而成为两次“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邓小平也没有担任过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谁也不会否认他是我们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毛泽东在没有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情况下，能够在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发挥核心作用，除了他本人卓越的领导才能，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有充分的党内民主作保证。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是一个民主团结的领导集体。邓小平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和他都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毛泽东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但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8]这是对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最好说明，也是对党的其他领导同志的高风亮节的充分肯定。
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中国革命历史中，正因有这几次转折会议，才有今日的新中国。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伟大的革命先辈们虚心的接受和相互听取建议和做出的正确结论，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革命先辈们的高风亮节，这也是我们当代人应该学习的，永记历史，用历史提醒自己。 参考文献：
[1] 《列宁选集》，第2卷第37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3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3]《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第8—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4]《遵义会议的光芒》，第2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5]《周恩来传》上，第34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6]《陈云文集》，第1卷第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7]《张闻天传》，第205—20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8]参见郭德宏：《中共党史论集》，第290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关于郑州市科技馆的调查报告
调查时间:2013/4/14
调查地点:河南省郑州市科技馆
调查对象：馆中各种仪器、物理现象
调查人：石龙龙 喻国军 许翔 李双 马越 张露
调查分工：石龙龙 李双 负责报告的书写与排版喻国军 许翔 负责材料的收集、整理马越 张露 负责照片的拍摄、取证
正文
前言：
本次调研主要是通过对郑州科技馆的参观，从而使大家进一步了解河南省近现代以来所取得的成就，通过采访一些人和自己的亲身观察等方法，进行此次活动旨在观看当代中国所现有的科技成就，也是与过去的历史有一个比较，同时也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创新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和重要课堂，回顾历史，展望未来，认识和了解当代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古代的中国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才有了那一段屈辱的历史。国家分裂，人民受苦，遭受世界各国的欺负。中国人不应该、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记，刻写在中国近代的镜头、侧面或片段，虽然斑斑点点但历历在目同时铭记历史，作为新时代的我们要勿忘国耻，时时激励自己，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使命，为新中国的美好明天而奉献自己的力量。
主体：
1、调查方法及经过：
我们几个人分工好，然后各个人采访的采访，拍照的拍照，记录的记录，观察的观察，用了几个小时进行调查，然后在结合自己的观察以及旁边别人的讲解了解到了各种不同的先进的仪器，还有一些大自然的各种物理规律及现象。有的甚至通过自己的亲身尝试来体验不同仪器的奇妙之处。
2、调查分析：
不管人们有没有意识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从近代产业革命发生以来，科学技术所显示出的最巨大、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功能，也是科学技术的主要社会功能。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因素，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 科学技术已经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经济社会发展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3、主要观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因为，科学技术有利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基石。人类社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科学技术越来越凸显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力量，知识经济实质上就是以科技为第一主产力的经济。建设现代主义的社会主义特色的国家，也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它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 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网络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手机、电脑那些昂贵的奢侈品步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着我们的文化。正是因为科学技术具有如此的重要性，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也在多种场合提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很大地进步，步入了科技强国之林。但是，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我国很多技术都受限于发达国家。所以，我们应该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作为当前社会的一员，我们不仅应该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还应该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具有献身科学的勇气和决心，具有用科学技术来发展全人类的博大胸怀。更重要地是，要热爱科学，尊重科学！
我们都知道由于从明代14世纪60年代末始以来，中国对外长期实行“闭关
锁国”政策，影响了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并使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与此同时，欧洲成为现代科学的发源地，生产力突飞猛进，科学技术获得迅速进展。中国逐渐拉大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我们国家停止了发展，可是历史却是不会因为谁而停留。因此中国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了令人心酸但又难忘的屈辱历史。中国人不应该、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记，虽然斑斑点点但历历在目：从***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旅顺大屠杀到南京大屠杀；从***走私、掠卖华工到火烧圆明园；可谓惨不忍睹、闻所未闻！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爱与恨、和平与暴力被定格在这段屈辱的历史上，痛定思痛总是民族复兴的开始 ，时刻警示着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当勿忘国耻，要振兴中华。而这些所有的结果都是因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
4、基本结论：
几十年前前辈们就知道了要想富国必须得有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生产力是富国强兵的唯一之道，古代的中国其实并不缺少聪明睿智的人才，仅从四大发明就可以看出。但是从上世纪开始，为何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中国却几乎沦落到了亡国灭种的地步，从这次参观科技馆中我们可以真切的体会到中国开始逐渐走向富强了。在科技馆中观看到了各种先进的科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近几年我国在航空航天事业方面的发展。在科技馆三层的航天交通展区中，显示了进、近几十年中我国航空事业的迅猛发展，在1999年5月10日，首发成功地将我国自行研制的风云一号、实践五号卫星准确运送入轨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同年11月20日将同期研制的神州号载人飞船送入轨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中国重视研制各种应用卫星和开发卫星应用技术，在卫星遥感、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定位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研制和发射的卫星已广泛应用于经济、科技、文化和国防建设的各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且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经历过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所以也更加的可以体会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前提。所以国家领导人重视教育，鼓励创新等等，这些举措让我们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与此同时也吸引了一大批爱国人士的积极响应，他们有的甚至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而回国，准备为国家的建设尽一点自己的力量。例如我们都知道的两弹元勋邓稼先，他是我国***、***之父，还有就是不顾一切阻扰誓死要回到祖国的两弹一星
钱学森，为我国的导弹和卫星的研制立下了汗马功劳。1995年5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这是继1956年号召“向科学进军”、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中国科技事业发展进程中第三个重要里程碑。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及相应的国际合作。我国进行了多种空间科学实验，在晶体和蛋白质生长、细胞培养、作物育种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中国空间科学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若干创新成果，在空间物理学、微重力科学和空间生命科学等领域建立了具有一定水平的对外开放的国家级实验室，建立了空间有效载荷应用中心，具有支持进行空间科学实验的基本能力。
结尾：通过这次科技馆的参观，我思考了很多，也想了很多，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不断进步与科技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人类生活的改善，由蒸汽时代进入了电器时代，与科学技术是万万相关的，虽然环境的不断恶化，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的速度大于人类对世界的破坏速度，这也就是人类能够一直维持下去的关键，所以，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没有人类的今天，作为新时代的我们，要时时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大力发展科技，同时还要牢记历史，以史为鉴，一个民族，若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实际上也就等于失去了民族的记忆功能；失去记忆的民族是可怕的，它会在今天的纷纭变幻的世界大潮中，失去方向，随波逐流，更会不断地重复自己的错误。
[内容提要]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冷战国际史上的重大事件，长期以来为国际学界所关注。根据新近解密的中俄外交档案及相关论著来看，赫鲁晓夫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谈话的意图旨在改善中苏两国的关系，但是中苏同盟经过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已无可挽回地走向最后的破裂。同时，中印边界冲突还使中共中央对印度不结盟政策的实质以及印度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有了重新认识。
[关键词]中印边界冲突；中苏分裂；古巴导弹危机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冷战国际史上的重大事件，长期以来为国际学界所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利用相关档案文献，从更为广阔的国际史的角度研究中印边界冲突在中苏分裂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对于中印边界冲突与几乎同时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之间的关系，对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之前和冲突第一阶段的态度和政策，已有的研究大多引用时任中国驻苏大使刘晓的回忆录以及中，方的相关论著。由于刘晓回忆录和中方有关论著对赫鲁晓夫谈话以及讲话的记载和论述，对认识和判断这一时期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以及中印边界冲突对中苏分裂进程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在依据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新近解密的外交档案和其他可资利用的文献资料，对上述有关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一、赫鲁晓夫同刘晓的谈话和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政策
赫鲁晓夫在1962年10月13日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的会谈及赫鲁晓夫在10月14日欢送刘晓离任的酒会上的讲话，长期以来被研究者们视为苏联为了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获得中国的支持而作出的重要姿态。对赫鲁晓夫两次谈话的内容，在可资利用的档案文献完全解密之前，研究者们基本上利用的是刘晓的回忆录、中国官方编撰的有关外交史和中印边界作战史等著作中的记载。刘晓回忆录除记述赫鲁晓夫两次谈话的基本内容外，还强凋了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苏共中央10月14日为刘晓举行高规格的送别宴会的因素是“一九六二年十月爆发了一场加勒比海危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记载，赫鲁晓夫当时说：苏联应古巴的要求，在古巴设置了中程导弹，以保卫古巴的安全。他希望中国在维护古巴安全方面也采取措施。该书还记述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在10月15日也“请刘晓转告中国政府”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情况。对于苏联上述表态的意图，吴冷西回忆录中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写道：“赫鲁晓夫采取这种态度，同当时美苏在加勒比海关系紧张有关，那时他需要中国支持。”
目前，俄国的有关档案已解密了赫鲁晓夫10月13日的谈话和14日的讲话记录；而从中国外交部现已解密的档案中，尚未发现记录赫鲁晓夫同刘晓这两次谈话的文献。根据俄国的档案，赫鲁晓夫在10月13日同刘晓的会谈中首先阐述了苏联对国际形势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立场。他指出：帝国主义分子已在老挝、阿尔及利亚、也门和印度尼西亚遭到了失败。苏联不仅没在反动势力面前退让，反而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向埃及的纳赛尔提供飞机，给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提供潜水艇，甚至为这些设备配备了苏联军事人员。在古巴，苏联通过向卡斯特罗提供武器和“其他手段”，“已控制了鳄鱼的腹部”。赫鲁晓夫强调说：虽然这些都花费甚巨，“但我们还在这样做，因为它符合革命力量的利益”。对于中苏关系，赫鲁晓夫告诉刘晓：“我们最渴望的梦想就是排除目前分离我们的寒流，重新回归我们在1958年之前所拥有的那种亲密关系……我们两党有责任……建立一个坚如磐石的国际共产主义的共同阵线。”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赫鲁晓夫表示：他认为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诸如谈判、将部队后撤20公里等步骤，都是合理的，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不理智的；印度的立场“是以发号施令为基础，然而边界争端是不能用这种方式解决的”。中国人是“我们的兄弟”，而印度人仅仅是“朋友”。对刘晓通报的中印边界紧张局势，赫鲁晓夫强调说，如果印度发起进攻，苏联将站在中国一边。“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容许有中立。中立将是背叛……我们将始终在一个阵营里，同甘共苦。”在10月14日欢送刘晓的酒会上，赫鲁晓夫希望立即消除中苏同盟中存在的问题，翻开两党关系新的一页。赫鲁晓夫再次告诉刘晓，作为中国的盟友，苏联将在中国同印度的冲突中站在中国的一边。苏共中央领导人科兹洛夫、柯西金等表示：赫鲁晓夫的讲话是代表中央的意见，苏共中央在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把俄国档案资料同刘晓回忆录以及中方外交史著作的记述加以对照，可以发现涉及到认识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的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赫鲁晓夫和米高扬有没有在10月13日和15日向中方通报有关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情况？与第一个问题密切相关的是，赫鲁晓夫同刘晓谈话的目的是什么？在目前解密的有关赫鲁晓夫的这两次讲话的俄国档案中，尚未发现赫鲁晓夫告诉刘晓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以及希望中国在维护古巴安全方面采取措施的记载。过去虽有研究者认为赫鲁晓夫在此次谈话中不可能向中方通报部署导弹的情况，但基本上都是基于推测。另外，根据俄国档案的记载，米高扬是在肯尼迪10月22日公开宣布美国将对苏联开往古巴的船只实施海上封锁之后，才在10月23日将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情况向中方通报的，而不是中国外交史著作中所记载的10月15日。
另外，对于苏联是否在10月中旬之前向中方通报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情况，还可以从苏联部署导弹计划制订和实施本身进行相应的判断。由于整个导弹部署行动计划高度保密，苏联国内甚至都没有将有关情况通知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和驻联合国大使佐林。赫鲁晓夫显然不可能在苏联正紧张秘密部署导弹的情况下，向中方通报有关情况。而赫鲁晓夫之所以决定向古巴运送导弹的一个主要考虑是，他认为美国在11月中旬国会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发现苏联的部署行动。这样，赫鲁晓夫在lO月13日和14日同刘晓会谈以及米高扬15日会见刘晓的时候（如果米高扬在这一天会见刘晓的话），他们是无从想象出，在加勒比海上将会爆发后来那样的导弹危机，因而也就不可能在那时就要求中国“在维护古巴安全方面采取措施”。另外还需要特别关注的重要史实是：美国最早知道古巴正在修建导弹发射井的时间，也是在10月14日上午根据u一2侦察机所拍摄的照片作出的判断。
既然没有可能谈到在古巴部署导弹的问题，那么，赫鲁晓夫这两次谈话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根据业已解密的档案文献和相关研究论著，赫鲁晓夫的主要目的还是想修补中苏关系，避免中苏同盟最终破裂。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前后，中苏两党在这一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给两党两国关系带来了深深的伤害，并使得中苏分歧公开化。但中苏两党都不愿走向破裂，赫鲁晓夫还不断作出友好姿态表示其改善中苏关系的意愿。在军事技术转让方面，赫鲁晓夫在1961年1月21日给中国政府的信件中表示：苏联准备向中国提供米格21-ф13型战斗机的技术，并在中国建厂生产此种型号的战斗机。为帮助中国渡过经济困难，赫鲁晓夫在1961年2月27日还决定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食糖。另外，苏联用硬通货购买中国的1000吨白银，以便中国使用这些硬通货向其他国家购买粮食。中共中央领导人当时对苏联的这些举措给予了极高评价。但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中苏两党关系由于苏共对阿尔巴尼亚的抨击而再度紧张，特别是1962年4月中旬到5月底发生的“伊塔事件”，对中苏关系产生了致命的伤害。因此，当中国向苏联通报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以及中国有可能采取“自卫反击”的时候，在赫鲁晓夫看来，苏联如在边界争端这样的涉及到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上支持中国的话，那么中国也肯定会采取相应的行动缓和同苏联的关系。赫鲁晓夫此时的讲话，同后来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是没有直接关联的。
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前以及冲突爆发后的第一阶段，赫鲁晓夫还在不同场合表明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场，从而也可较为清晰地认识赫鲁晓夫的政策目的。他在10月11日和14日举行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指出，印度的要求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侮辱，“我们对尼赫鲁感到失望”。10月23日，赫鲁晓夫在同以乔治乌一德治为首的罗马尼亚代表团进行会谈时，专门谈到了尼赫鲁的政策和中印关系。赫鲁晓夫表示：总的说来，尼赫鲁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摇摆不定。最近在国大党和反动势力的影响下，尼赫鲁似乎更加倒向帝国主义国家。他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对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场实际上就是反动的。中国方面最近已建议将各自的部队从双方边界线上后撤20公里，而印度方面在反动势力的压力下拒绝了这一建议，它们认为边界必须是“麦克马洪线”。赫鲁晓夫此次谈话的核心几乎就是10月25日《真理报》社论的主旨。赫鲁晓夫在会谈中还谈到印度共产党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立场和态度。他批评印共南布迪里巴德的观点，指出南布迪里巴德的行为将导致印共的分裂。在10月30日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诺沃提尼会谈时，赫鲁晓夫说，苏联同中国的关系不会变得更糟，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印度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采取了错误的立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同乔治乌一德治和诺沃提尼会谈时，古巴导弹危机已开始，赫鲁晓夫在此时依然表示支持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
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在10月22日向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表明苏联政府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立场和态度。苏联在备忘录中说：苏联“完全支持你们通过谈判解决同印度之间的边界争端的愿望。谈判会阻止冲突的进一步尖锐化并为和平解决冲突制造气氛”。这样的路线是符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的。苏联支持中国对“麦克马洪线”的立场，“即麦克马洪线并不是已定的国界线。它是沉痛的历史所遗留下来的”。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10月25日，《真理报》就中印边界冲突发表题为“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普遍和平”的社论。社论谴责印度受帝国主义分子的煽动，已成为冲突的罪魁祸首；同时批评了印度共产党滑向民族沙文主义，损害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苏联公开表明自己立场、支持中国的标志。苏联在11月初还向中方提供有关印度的情报。契尔沃年科在11月3日和5日向中方通报了赫鲁晓夫与尼赫鲁的通信，以及苏印两国官员会谈的情况等。
赫鲁晓夫对中国的示好，并未产生预期的结果。因为此时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中苏两党自1959年以来所有的重大分歧依然存在，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因此，毛泽东在听了刘晓的汇报后决定暂不答复苏联。在刘晓离任的七个星期后，中国才派出前驻印度大使潘自力担任新的驻苏大使，而这一阶段恰好是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的关键时期。契尔沃年科多次要求面见毛泽东，但都未能如愿。除在10月20日向契尔沃年科通报边界冲突爆发的情况后，中方极少再向苏联通报有关情况。对苏联要求中方解释中印边界的“传统习惯线”的请求，中国也只是笼统告之：这段传统习惯线基本上是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而行的。但与此同时，中国方面对苏联在边界冲突爆发后没有立即表态感到非常不满。章汉夫10月24日，在接见朝鲜驻华使馆参赞时说：“谁在侵略，谁拒绝谈判，谁进攻，谁搞颠覆，都是印度。朝鲜劳动党和政府了解真相，了解中国的立场，支持我们，我们表示感谢。苏联报纸至今一字未提。”《真理报》10月25日的社论并未引起中方进一步的反应；《人民日报》在转载《真理报》社论时只是把它放在北越外长支持中国的讲话和北朝鲜支持中国的声明之后。《人民日报》10月25日支持古巴反美的社论，也早于《真理报》社论几个小时。10月24日中国政府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遭到了尼赫鲁的拒绝。随后，《人民日报》在10月27日发表的《从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的文章中，虽然批评尼赫鲁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顽固立场，但同时意在抨击苏联同印度这样的“反动的民族主义国家”交朋友的政策。中共中央在11月14日向全国省、市、自治区发出的通知中特别指出：“通过这场斗争，进一步揭露了尼赫鲁是反动的民族主义者，撕破了尼赫鲁的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的假面具，暴露了帝国主义指使印度反动派进行反华反人民的阴谋，同时也使赫鲁晓夫集团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对苏联在这一时期向印度出售军事物资特别是作战飞机，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愤怒，并判定这是苏联依然继续“偏袒”印度的重要标志。
二、苏联向印度出售军事装备、古巴导弹危机和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政策的变化
有关苏联向印度出售军事物资的问题，后来成为中苏论战的一个主要内容。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赫鲁晓夫“支持印度反动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同美国一起，用军事援助，去鼓励和帮助印度反动派向中国进行军事挑衅”。而赫鲁晓夫则认为，苏联向印度出售先进的军事武器和装备，是社会主义阵营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争取印度的重要手段之一。到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之时，印度已接收八架运输机，米格21型战斗机尚未交付。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在拒绝向中国提供核技术之后，却在原子能领域加强同印度的合作，并在1962年10月就和平利用原子能援助印度的问题达成协议。
鉴于苏印的此种军事合作，中国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之前就指责苏联说：苏联以低价卖给印度战斗机，这是不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赫鲁晓夫在10月13日同刘晓会谈时也对此作了特别的解释。他指出：“了解这种情况的人都会明白，这种出售不会影响印度和中国在边界冲突中的力量对比。没有人可以只用直升机和运输机打仗，也没有人可以使用这些飞机赢得战争。”刘晓在离任前拜会米高扬时曾提到这一问题。周恩来在10月8日接见契尔沃年科时特别强调：印度使用的苏制米式直升飞机和苏制运输机，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运送军需，这对我们前方战士是有影响的。对中方的抱怨，赫鲁晓夫希望向中国提供战斗机以表明自己是中国真正的朋友。因此，契尔沃年科在10月8日同周恩来会谈时曾提出，苏联将同意在中国生产改进型的米格21PF型战斗机，并提供技术援助。这一举措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尚属第一次，但中国并未接受这一提议。另外，为进一步向中国表明苏联的政策立场，赫鲁晓夫在10月14日下令推迟向印度交付米格21型战斗机。对周恩来在10月8日会谈中所关注的苏联卖给印度飞机和直升飞机的问题，契尔沃年科10月22日正式向章汉夫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解释说：“到目前为止，苏联一共卖给印度8架AH-12型飞机和20架M-4型直升飞机。很明显，这几架飞机没有什么军事意义，也不会影响力量的对比。”
中国对古巴导弹危机的态度和反应，对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中苏的矛盾和分歧更加公开和加深，双方的关系实际上已经破裂。要认识古巴导弹危机同中印边界冲突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古巴导弹危机在赫鲁晓夫对中印边界冲突态度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除前文所提的苏联向中国通报在古巴部署导弹情况的日期外，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必须予以高度关注：苏联部署导弹的决定和进展情况，赫鲁晓夫决定从古巴撤出导弹后希望中国支持他的行动，中国的反应对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采取新政策，特别是苏联恢复对印度的军售的影响。
有关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意图，学界已进行了系统而详实的研究。对于赫鲁晓夫的决定，米高扬、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持有不同意见，但并未说服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确信，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美国不会发现苏联的部署行动，因而应在此之前完成导弹部署；等国会选举结束后，他计划访问华盛顿，并当面告诉肯尼迪有关情况，届时肯尼迪除了接受现实外没有别的选择。赫鲁晓夫甚至认为，到11月告诉肯尼迪有关部署导弹的消息后，美苏关系将会得到改善。1962年5月24日，赫鲁晓夫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和国防委员会联席会议，正式讨论在古巴部署导弹的问题。导弹部署计划由苏联国防委员会和苏军总参谋部负责制订，7月4日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批准后，赫鲁晓夫在7月7日予以批准。到10月22日，苏联在古巴的军事力量共计有41902名军人，12枚“月神”战术核导弹。42枚中程导弹，80枚***，42架伊尔28型轰炸机（其中7架完成组装），42架米格21型战斗机，24处地空导弹基地。
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后，美国决策者经过内部讨论，决定采取海上封锁的措施，禁止一切运往古巴的进攻性军事物资。10月22日，肯尼迪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美国不能接受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古巴导弹危机全面展开。10月24日上午10时，美军正式实施海上封锁；就在同一天上午，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表示希望解决导弹危机，因为在他看来，继续与肯尼迪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会有什么成效，所以他提议运送导弹的船只停止前进，或就地等待封锁结束，或返航。10月25日，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从古巴撤出导弹。26日，苏联船只全部掉头返回苏联，《真理报》当天头版标题是《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28日上午，赫鲁晓夫主持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承诺不入侵古巴，苏联撤出导弹，主席团还决定立即广播给肯尼迪的信件。肯尼迪听到苏联答复的广播稿后如释重负，肯尼迪政府通过“美国之音”发表了欢迎赫鲁晓夫决定的声明。至此，古巴导弹危机的紧张局势开始缓和。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事后对撤出导弹的决定作了辩解。
如果赫鲁晓夫在10月22日之后需要中国支持他，那么也是需要中国支持他撤回导弹的决定，《真理报》10月25日发表的社论毫无疑问是要达到这一目的。但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所作所为大失所望。对于古巴导弹危机，中共中央的基本立场是：“我们反对的是苏联在美国的要挟面前惊惶失措，放弃维护古巴政府的主权，也反对美国要求对古巴实行国际监察，侵犯古巴主权。”陈毅后来明确指出：“我们认为根本就不应该把核武器运进古巴，既然运进去，就不应该随便搬走。运进去经过古巴同意，撤出来也必须经过古巴同意。随便运，随便撤，都是错误的。苏联不是依靠人民，依靠反帝反殖的力量，而是依靠核武器，以古巴为赌注同美国赌博。”此外，中共中央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支持古巴，从11月3日至6日，连续在古巴驻华大使馆前举行群众集会，据报道有超过500万人参加集会。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表一系列声明和文章，通过赞扬古巴的反美斗争，批评苏联的政策立场，将中苏在古巴导弹危机上的分歧公之于众。在这些声明、社论和文章中，中共中央只字不提苏联在结束古巴导弹危机中的作用。而《人民日报》在11月5日发表的题为“大无畏的古巴人民是最强大的战略武器”的社论，更是将赫鲁晓夫的政策称为“绥靖政策”。11月16日，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再次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可能是对这一时期苏联政策的一个回答。
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作出这样的反应，是试图利用几乎导致发生核灾难的事件来积累政治资本。于是，赫鲁晓夫决定改变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立场。11月5日，《真理报》发表题为“谈判是解决冲突的途径”的文章，再次表明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多次发泄他对中国政策的强烈不满。苏联外交部在一份报告中说：在古巴导弹危机最危险的时候，当需要两国“形成统一战线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时”，中国除了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个声明外，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支持苏联。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在11月14日决定恢复对印度的军售，12架米格-21型战斗机陆续运达印度，第一批4架战斗机在1963年2月交付印度，成为苏联在政治上支持印度的重要标志。中国对苏联此举的反应极为强烈。在中共中央看来，苏联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是“出卖我国，背叛盟友”。中国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余湛1962年12月12日同苏联代办梅晓滋夫就中印边界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其中特别表明了中方对苏联向印度出售军火的愤恨。余湛说：你们给印度武器，印度用你们给它的飞机、汽车把军队运送到前线向我们进攻。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我们对此十分愤慨。……问题不在于数量，你再多给些我们也不在乎。但是你们这样做，是在政治上给印度很大的支持。尼赫鲁这样顽固，不愿和平解决问题，你们要负一部分责任。……使印度感到它背后除了美国支持外，还有苏联的支持。
对于赫鲁晓夫政策的变化，章汉夫在11月7日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说：为什么从10月25日到31日仅仅5天之内就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在25日古巴的局势非常紧张，赫鲁晓夫害怕，怕得要死……因此赫鲁晓夫就骗我们，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赫鲁晓夫起初试图以苏联支持中国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的立场，来换取中国方面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支持苏联，因此短期内对中印边界冲突持观望态度。但是，“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美苏核对抗的危机中，受到了美国公开的羞辱，在全世界面前大丢面子。他对我们坚决支持古巴的立场，对我们反对肯尼迪提出而经他同意的对古巴进行国际监察的侵犯古巴主权的行为，恼羞成怒。于是从这个时候起，赫鲁晓夫发动了新一轮的反华浪潮”。中共中央明确的结论是，“苏联对印度采取了一味迁就的错误政策，缺乏原则”。
三、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对中苏分裂进程的影响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影响和意义是深远的，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和中苏关系的破裂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中共和苏共“在某些原则问题上是有分歧的，诸如和平过渡、战争与和平、支持各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南斯拉夫等等问题”。而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支持印度是“国际修正主义伙同印度反动派打击、孤立我国”的最好证明。中国外交部新近解密的文件显示，中国认为“1963年以来，苏联就中印边界问题反华比以前更加公开露骨，更加恶毒嚣张”。因此，赫鲁晓夫“是个叛徒，不是无产阶级”；他同敌人勾结，反对苏联，反对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可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同他团结起来”。中共中央领导人从1962年底开始强调，要在国际斗争中同修正主义争夺领导权。这样，中苏同盟经过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已无可挽回地走向最后的破裂。
中印边界冲突还导致中共中央重新认识印度不结盟政策的实质以及印度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后，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只是一个形式，一个招牌，印度已经同英美结了盟。有人说我们把印度推向西方，实际上我们不推，它已经倒向西方”。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猛烈抨击印度共产党特别是印共主席丹吉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态度。
中国根据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经验和教训，决定进一步加强中国核力量的建设和发展。中国认为苏联之所以“勾结敌人，在核扩散问题上出卖我们”，是因为“修正主义害怕马克思主义会变得强大起来”，害怕中国拥有核武器。因此在危机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试验工作以及核科学技术工作，正式成立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发展和拥有核武器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最为重要的国家利益。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中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然而，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和指导思想，具有与时俱进的特殊品格，它决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决不是终极的真理，而是发展的学说。因此，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指导着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另一方面它又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得到发展。这中间经历了四个过程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于中国的革命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是与我们党的历史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把中华民族振兴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告诉我们，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离不开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我理解，这就要求与党的全部实践活动既紧密联系、又相互作用的党的理论活动，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而探索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要遵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般规律，进而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要遵循党的建设的一般规律，进而探索和把握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可以说，遵循一般规律进而探索和把握中国的特殊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又结合实际要求，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实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任务。
（2）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进行了科学回答，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道。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
第二次伟大革命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邓小平理论也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五大修订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
“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邓小平同志从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角度，对如何在实际中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作出的精辟论断。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基本的指导原理和一般的指导原则，只能从总体上概括实际生活的一般现象和规律。这些基本原理、原则和规律，只有与各国不同时期具体的国情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曾鲜明地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使之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这个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作出的科学回答，与毛泽东同志的深刻见解一脉相承，交相辉映。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邓小平同志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3）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核心主题，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新任务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解决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建设没有解决或没解决好的新课题。 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历史方位也发生重大变化：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新世纪新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对党和国家提出新的要求，党的建设面临两大历史性课题：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江泽民站在时代高度，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邃理论洞察力，以新的视角深刻
地总结了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80年的奋斗历史经验和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根本问题。时代的挑战、社会的变迁、历史的责任、人民的愿望，要求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好两大历史性课题，“三个代表”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观、领导观和解决两大历史课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其中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物质基础；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整合价值取向与道德观念，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与先进文化的发展内涵统一起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方向和保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党的群众路线，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完成十五大确定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制定了正确纲领，同时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指明了方向，成为新世纪新阶段党的立国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4）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向前推进，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在中国的重要体现。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蕴涵着深远的理性思考，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我们党在认识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升华，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在新时代中国的运用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坚持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根本核心，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在新时期中国科学的运用和发展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质。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下根据国情、世界发展趋势总结出的新的理论成果，它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精髓充分贯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
这个学期通过学习中国近代史，让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中国要独立和自强就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的符合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
***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使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龚自珍“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这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内部团结和力量凝聚是抵抗外辱和实现复兴的基本前提。共产党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共产党最初登上历史舞台时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但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中国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要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反动统治的任务，就不能不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过程。从***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进行了近80年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等，这些斗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但最终都失败了。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没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最终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给人们以重要的启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必须有新的阶级领导和新的思想指导。
建国后，在党的号召下，全国人民也曾经克服了多少艰难险阻，如抗美援朝、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等，其社会动员之广泛、组织领导之有力、应对行动之迅速，取得成效之显著，让全世界都不得不由衷地表示佩服。在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旦有事，只要党和政府一声号令，马上就会闻风而动，群起响应。之所以能这样，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在民心。政权的稳固主要靠民心，失去民心就丢掉了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石。但民心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行动赢得的，它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仆用炽热的诚心换来的。如果没有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心里没有人民群众，只知对上负责，养尊处优，那就必然会失去民心。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
选择共产党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因辛亥革命失败而迷茫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为他们的斗争开拓了通向胜利的新航道。从此，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选择共产党的正确性：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并且深入到工人中做群众工作，它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广大人
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根本对立的；它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指明了走向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全部活动都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为他们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它就敢于相信、发动和依靠群众。中国共产党采取群众路线的革命方法，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也不可能采取的。这个情况表明，它能够胜利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
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由此可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道路是中国的必然出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此外，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中国共产党诞生90年来，从一个只有53名党员的小党到今天拥有7800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党 ，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落实到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来，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问题上来。
总的来说，党的性质、宗旨，坚定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以党为领导核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长期执政是所有政党追求的目标，共产党也不例外。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适应执政环境，加强执政能力方面，做出了相当的努力，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和战略高度，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鲜明地提出来，自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先进的政党。
由此可见，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中国的发展道路坎坷曲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中国近代史所闻所感
（○）百年动荡 历史必然
自从中国这片土地上有人类以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生活在一个大“圈子”里。东部和南部是浩瀚的大海，西部和西南部有高山高原和沙漠，北方有高原。总之华夏民族从一开始就生活在这个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
这个圈子里的自然条件总的来说应该不算太坏，这是这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基础。随着民族历史的发展，人民的生活经验的积累，此民族在文化和科技上逐渐地进步，曾经长时间地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与此同时，它的统治阶级也在一步步的进化和发展，统治阶级吸取前朝经验，越来越会驾驭臣民，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容易，集权制度越来越完善，作为一国元首的皇帝也越来越舒服。
时间不知不觉的溜进了十八、十九世纪。此时，外面的世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主要国家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政治制度。近代科学正在蓬勃发展，已经取得的相当的成就，不可胜数的科学巨匠和文化名人实际上已经奠定的未来几百年乃至更久的世界面貌和世界形势。第一次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一些国家的经济已经比较发达。所有这些发生的时候，中国还停留在“天朝上国”的思维惯性中。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克服时空的局限，从而出现跨区域的交流。而此时的中国以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就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位置和时期。中国王朝落后的文明，受长久的、陈腐的和愚昧的思想影响至深的统治者和民众，面对先进的、充满欲望的外来者，注定要写就一段与以往不同的历史。
（一）***战争短评
***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对外战争具有特别的意义。天朝迷梦就此终结，乱世的序幕正式拉开，清王朝的腐朽无能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清王朝恶梦的开始。
战争带来的是否全是坏处值得讨论。当然战争必然死伤，这是一个不可置疑的坏处。割地割出的香港现在仍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若是在清政府手下，说不定仍默默无闻。此战后小农经济的瓦解，开始产生更先进的近代工业和手工业。此战后，国家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国家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中国自此才走上了痛苦而漫长的自省和自强之路。
（二）太平天国运动短评
它是民众为主体的人民运动。虽然声势好大并一度如日中天，最后还是被镇压下去了。各种对失败的原因的长篇大论都让人觉得索然无味，而它宣布的一些纲领或条文挺令人回味。其中包括“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一夫一妇，女子不缠足，男子不考四书五经。如此朴素，人性的纲领反映了普通底层民众的淳朴的愿望，天真而美好的愿望，在当时的时代这是难能可贵的。其中有的不太现实然而有的又真的实现了。
（三）义和团短评
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体现了普通民众中的忠君爱国的思想，不过也体现了普通民众的愚昧无知。作为一个愚昧帝国的臣民，其必然也应当是愚昧的。
（四）洋务运动短评
洋务运动是以统治阶级中先进官僚为主发起的一场强国运动。“求富，求强”的口号体现了他们改革自强的愿望，但从这个口号本身也体现了他们的局限性——根本性的症结不清楚，根本性的东西不变，富强如何求得到。洋务运动的局限性是由较为复杂的原因导致的，在一定程度上，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很难克服的。对于这样一场运动应该给予极大地肯定。洋务运动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在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均有所建树，在改变社会风气，改善民众观念方面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
（四）戊戌变法短评
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以其较为开阔的视野和明辨的思维，往往在思想和观念上走在时代的前列。他们对社会矛盾有较
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有相对更为明智的办法。从《海国图志》到《少年中国说》，这无不体现了先进知识分子渴望国家进步，富强的愿望。而戊戌变法就是知识分子为主发起的变法自强，救国图存的变革运动。
（五）孙中山短评
袁世凯确实是工于心计，颇具谋略，很有手段，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当了总统，后来又复辟当了一阵子皇帝。孙中山积极改革却经常不顺利，似乎孙中山在计谋上可能确实不如袁世凯。孙中山自己也说，“维持现状，我不如袁；开拓未来，袁不如我”。这句话说得颇有见地和自知之明。袁世凯放着好好地总统不当还想当皇帝，这至少从现在的眼光看实在是愚蠢的。在眼光和胸怀上，孙中山比袁世凯强。大丈夫“谋万世，不谋一生”，从这来看，孙中山比袁世凯有谋略。
（六）李鸿章短评
李鸿章是一代晚清名臣，是晚清的中流砥柱。李鸿章文武全才，出将入相。对内兴办洋务，修铁路，造轮船，开矿，办纺织厂，发展近代邮电事业，支持戊戌变法等等。对外斡旋与列强之间，请外援，外交谈判。他俨然是大清国的大管家。
作为晚清的位高权重而又忠心为国的李鸿章实在是劳苦功高，即使是讨好慈禧从某种角度看也是更好的实行自己的政策，试想得罪了慈禧或得不到她的支持，如何能更安全更好地行动。也许在他看来稳定的局势压倒一切，仗打不起，所以能调停就调停，哪怕拉下脸来去求，哪怕暂时忍气吞声呢。正是因为类似的一些原因，他一度背负卖国贼的骂名。当然不能说他做的所有的事都是对的，但是总的来说他是为国着想，他是有眼光和远见的。不过也有局限性的，那就是不改变皇帝和太后的统治地位（笔者自己这么认为）。不知他是否想过反清，有人劝过他造反，他没有，似乎没有记载他对清政府有任何不忠的想法和行为。这原因可能很多，可能他是受传统忠君思想影响太深，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当一个治国之能臣，可能他觉得反清太困难了，风险太大了，还可能是朝廷给了他太大的荣耀，他觉得皇恩浩荡了，还有可能是他当时老了，没有如此的野心了。他自称大清国的裱糊匠，这比喻贴切而有些许悲凉。
（七）顽固派短评
凡是到变革时，受旧观念的影响深刻的人总要反对。观念的改变是最难的。那些顽固派也不是简单的人物，那些大臣们也是“饱学“之士。他们如此执着的原因（个人私利除外）恐怕是统治者长期教育的结果。他们用（修改过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作为选拔官吏的考试科目，读多了肯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读了一辈子古书，而且他们祖上祖祖辈辈读这些书，信奉这些。突然有一天有人跳出来大张旗鼓地要推翻这些，他们当然受不了。当然用现在的眼光看，他们实在是不可理喻。比如修个铁路都要极力反对，难道他们不知道火车比马车跑得快吗？实际上他们是坐井观天。那些顽固派大多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缺乏实践。他们不需要火车，因为他们不那么着急赶路，但是他们不知道战场前线上火车追着马车跑那十万火急的情形。
顽固派实际上就是一种脱离实践或不关心实践的一种势力。
（八）爱国主义短评
爱国在和平年代里是不容易体现的，而在乱世则彰显得气势恢宏。中国近代史的这段杂乱的历史很好地诠释了爱国主义。事实上，以前的的任何朝代这一点都比较模糊。而晚清，正是需要爱国的时代。我们颂扬谭嗣同，虽然他们与袁世凯慈禧这样的老奸巨猾比起来稚嫩和天真许多，但我们都称道他们而不称道袁世凯和慈禧。因为他为了变法改革不怕牺牲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应不应当效仿暂且不提，至少这种精神令人敬佩。面对列强进犯，不论是战是和，出发点是国家和民族，面对变法改革，不论变与不变，关心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对国家的利弊。争论和分歧只是角度不同，出发点是相同的。而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方向对了，办法总是有的。
不论是抗击法国的清朝士兵，还是抗击英国的三元里农民，他们都是受了爱国主义的感召而不顾个人安危。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各个阶层都以不同的方式走在爱国这条道路上。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近代史画上了句号。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题词也象征地给近代史做了个总结：自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
垂不朽！
参考文献
（1） 李侃等。《中国近代史》（第四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4.1.
（2） 苏同炳。《清代史事与人物》。北京。紫金城出版社。 2010.4
《浅谈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
摘要：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人物选择的道路、革命策略决定了他的立场、成就和历史功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历史命运。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使中国这个备受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关键词：近代中国 历史命运 革命策略 社会主义
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从***战争开始，就由其性质决定了，那就是要反帝反封建，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富强。对此，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仁人志士似乎都没有异议。尽管他们都怀抱着这样的理想，但基于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所选择实现理想的道路、方法和谋略也是大大不同。
1、不同的救国道路
林则徐在封建皇帝的支持下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又在失去封建皇帝支持的情况下无奈承认其失败。洪秀全则继承了林则徐反对帝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以其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宣告了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阶级是不甘于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命运的。但不同于林则徐的是，洪秀全完全和封建皇帝站在了对立面，在反对封建皇帝的同时反对帝国主义，洪秀全和他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既反帝又反封的革命，对以后的革命开启了极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孙中山就称自己为洪秀全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在方式方法上、在谋略方略上也很明显受到过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影响。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其反帝反封建的目标错了，而是其用来反帝反封建的路线、方法、谋略方略还不能够把这一历史任务更加彻底、全面地完成。而从戊戌变法开始，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所进行的维新、变法，在反帝反封建这两个方面都显得畏首畏尾得多，甚至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是反封建有力，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敢明确反帝的目标。到了孙中山的后继者蒋介石则更是沦落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虽然蒋介石也想靠一种力量来摆脱这种附庸地位，但由于其政权的性质是反人民的，是建立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他始终不敢，也不愿发动人民起来反帝反封建。
2、蒋介石缘何失败
德国哲学家曼海姆曾说，“法西斯主义有它自己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看法。总的说来，它是行动主义的和非理性的。”蒋介石政权的失败，还在于它有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及其法西斯纳粹党同样的极端非理性。对照来看，中国的蒋介石在反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在坚持自己的“知易行难”时，在热心地用权谋周旋于军阀混战时，在高叫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时，与法西斯的以上特点极为相似。蒋介石甚至在1931年的“国民会议”的开幕词中公然宣称，当今世界所有的三种理论――法西斯蒂、共产主义、自由民治主义中，“唯有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依据，以工农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而共产主义则“不适合中国产业落后的情形，及中国固有的道德”，至于自由民治主义更是“各据议席”，“众难塞胸”，“今岁不征，明岁不战，使共产主义军阀坐大于中原也”。言词之间对自由民治主义充满了不满。
由于蒋介石毕竟是主要投靠英美势力的，尽管他倾慕法西斯主义，也还不得不有所顾忌，所以，他在鼓吹了一番法西斯主义后，并没有忘记为自己粉饰。他首先拉出国民党最大的权威、国父孙中山来为自己掩饰说:“总之，每各国各有其客观环境，世间决无可以完全移植之政治，此之必须融汇中外学说，研究国内实况，而后可以定医国之不易良剂也。主权属于全体人民，系所亲定，最后之目的在于民治，而所以致民之道，则必经过训政阶段，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接着又贼喊捉贼地说:“领导素无政治之民族，自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况既明定为过渡阶段，自与法西斯蒂理论有别。至民族主义必与民权民生相提互证，则绝无流于国际侵略的危险，而以大同为鹄的可知矣”。这样，蒋介石就自以为得计地把自己的法西斯主义偷梁换柱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了。
蒋介石从根本上不懂得法西斯主义不仅是最非理性的，而且还是侵略性最强的一种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国内制度，还和世界范围的侵略扩张同步，二者不可单独存在。蒋想在国内实行此制度，如果没有对外扩张，是绝没有可能成功的，即使世界上的其他法西斯在国内一时成功了，也还要面临在世界上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的较量，他们只有在这一场帝国主义的大战中取胜，才有可能延续其寿命，而如果战败，则一定彻底破产。蒋在国内实行法西斯主义，在国际上依附更强大的帝国主义集团，虽然能在国际帝国主义战争中生存下来，但由于其不能采取对外扩张之策略，则中国人民所受的压迫必定非常沉重，这就使得蒋的政权面临国内外的强大压力，非常脆弱。事实也正是如此，蒋在抗日战争后由于坚持独裁、坚持法西斯，很快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唾弃。
3、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
因此，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这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被历史选择的结果。法西斯主义不被历史选择，前已阐述，资本主义不被历史选择，则在于其是一种对内实行民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主义，对此，马克思早就深刻地揭露过，马克思认为:“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毫不掩饰了。资产阶级自命为财产的捍卫者，但是难道曾经有什么革命党发动过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那样的土地革命吗？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纯用贪污不能满足自己掠夺欲望的时候，难道不是都象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凶恶的勒索手段吗？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家公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所应得的股息吗？当它们以保护‘我们神圣的宗教’为口实反对法国革命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禁止宣传____吗？他们为了从朝拜奥里萨和孟加拉的神庙香客身上榨取钱财，难道不是把扎格纳特庙里的惨杀和卖淫变成了一种职业吗？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面目！”
因此，中国唯一选择只能是社会主义。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对出现的各类弊端进行改革甚至变革的问题。也许现在我们仍有许多方面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这不是社会主义造成的，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遗产，需要一个清除过程，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允许资本主义发展，并且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好处，对中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也有好处。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我们走了弯路，但改革开放以后，经过这样的一段约三十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前列，世界上也开始有很多人在热烈讨论中国的崛起问题，这都有力地证明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终选择社会主义的救国方略的正确性。但尽管如此，仍可能会有许多国人不满足于这个成就，不满足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程度。不过，如果我们放弃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采取历史主义、现实主义的态度，我们就会认识到，社会主义毕竟使我们这个备受欺凌的将要亡国甚至灭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成为了一个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更何况，社会主义为中国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即使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相比，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优势，这就为中华民族实现进一步的伟大崛起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当然，要彻底、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潜力，还需要我们以极大的智慧、勇气和毅力去探讨、去思考、去发现。
《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
摘 要：辛亥革命的爆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对近代中国经济而言，辛亥革命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思想，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但没有能带领中国经济真正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关键词：辛亥革命；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经济思想；社会基础
时光流转，一个世纪以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无疑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那么，就近代中国经济来说，辛亥革命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一、辛亥革命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晚清以来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思想
中国自进入封建专制社会以后，重农抑商和政府主导就成为封建时代经济思想的主要特征。重农抑商是农业社会在经济思想上的突出体现，政府主导则是专制体制的题中之义。1840年中英***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内忧外患，清政府的统治危机重重。从1840年到1911年，即我们常说的晚清时期，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开展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例如：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后允许私人设厂、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以后实行的一系列新政。特别是晚清时期的新政，其主要内容有：倡导振兴工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民间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制定并颁布了《商人通例》、《公司律》、《试办银行章程》、《筹办矿物章程》、《铁路总表》、《奖励公司章程》等诸多促进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法规；对私人业主按照投资额度给予奖励等，这些措施的实施，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重农抑商与政府主导的经济传统在政策层面逐渐地为振兴工商、允许并鼓励私人自由发展实业的思想所代替，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开始在中国社会中产生并逐渐发展。不过，专制政权的改革始终甩不掉浓厚的政府干预的色彩。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后成立了真正资产阶级的政府――南京临时政府，中国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接下来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中就汇聚成一股强大的进步思潮。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只有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实现中国的独立自强，而发展资本主义最好的方式便是任民间自营，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为此，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法令，比如《临时约法》中就规定了“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民自由保有财产”、“人民营业自由”等等，从法律和政策层面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了传统经济思想的转变，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在中国社会日益成为主流。借鉴当时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经验，倡导自由资本主义之路，南京临时政府亦明确表示政府不直接出面办实业。资产阶级政权的非专制性导致对政府干预倾向的比较彻底的放弃，进而使得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在中国快速发展。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环境，在中国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的轨道之外，又并行了一条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轨道。“民族资本主义的春天”就是当时自由经济思想在社会中的反映。
二、辛亥革命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和基础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们普遍认为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与民权主义已经实现，之后要谋求的便是实现民生主义。于是，当时全国上下在“振兴实业”上一度形成了较高水平的思想认同和比较一致的行为取向，这就为推动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较为稳固的社会基础。辛亥革命的政治影响转化为经济发展实际成果的重要途径之一就在于它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比较积极的社会环境。孙中山在民国创建伊始就主持制订了一系列奖促工商的法规法令，为发展工商业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更是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族经济发展的政策，如，对私人财产严加保护；在中央成立实业部，地方成立实业司，专门负责管理和振兴实业；制定银行条例，鼓励民间新式金融业的发展；制定并颁布《商业注册章程》，允许私人自由申报设厂；之后又陆续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工商保息法》、《矿业条例》、《审查矿商资格细则》、《公司条例施行细则》、《商人通例施行细则》、《农商部奖章规则》等一系列法令：实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的学校教育，推动新思想的传播，激发人们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意识，这些思想都是包含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主流思想，即有了自由、平等才会有持久的交换，有了持久的交换才会有经济的繁荣兴旺，以上这些对当时民国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促进效应。毋庸置疑，南京临时政府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是积极的、迫切的，传统的抑商政策此时在政策层面已经烟消云散了。
从经济上看，辛亥革命为20世纪初期的中国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社会生产提供了前提和条件，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引向近代工业化的道路。1912年，孙中山在《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中就写到：“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的前夜，商业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五十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1912年，孙中山亲自发起筹备中华实业银行，并自任名誉董事长。黄兴、宋教仁等在湖南倡办中华汽船公司和湖南五金矿业股份公司，此外还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建设垦植协会和国民银行。于右任、陈英士等发起建设蒙藏交通公司。各省的中下层革命党人也多从事实业活动。
辛亥革命后，学校数目和在校学生数量都逐年增长。1912年，学校数量达到87272所，比1910年增加了44576所；学生人数达到290多万人，比1910年增加了165万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达到13478人，是1909年人数的三倍，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和实业经济的进步培养了各类人才，同时也带动了出版印刷工业的兴旺。这样，在当时社会上就形成了一股象征时代进步的发展实业的热潮，或多或少地优化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环境。反过来，这股热潮渗透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又进一步深化了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思想。辛亥革命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黄金时期”，这集中体现在民国初十年的发展上。1911―1915年，全国各地成立的经济团体达到107个；清末十余年所建银行总共不过17家，而仅1912年一年新建银行即达14家，此后更是新增不绝；自1914年起中国经济的各项统计指标均呈现较大幅度的提升。辛亥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为中国民族经济迈出了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第一步。
三、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作用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没有能带领中国经济真正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诚然，辛亥革命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积极的环境，使得近代中国经济获得了一定发展。可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局面是相对的，阶级局限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终究致使辛亥革命对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作用是有很大限制的，中国经济没有能在辛亥革命之后真正走上资本主义发展之路。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根深蒂固，到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市场的掠夺和投资侵略，其在工矿企业的投资远远大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力量。中国封建政权则在客观形势的迫使下逐渐放松了对民族企业的束缚，然而一旦有利可图，他们便会对商办企业进行种种形式的勒索。回望民族工业自身，大多处于设厂的起步阶段，存在着资金、技术、营销、经验等多方面的困难，尤其是在购买外国机器设备的时候经常受到外国商人的敲诈。同时，民族工业的资本家为了减少封建官僚的各种勒索，凡是与清政府及其官员打交道，都不得不借助于绅商的力量，因而他们也就不可避免地与封建势力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在内受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的形势下，民族资本力量微弱，可以说是在夹缝中生存与成长，机器工业和手工工场业的发展长期处在低水平的状态。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政权，但它没有在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就是到20世纪初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水平总体上也还是很低的，资本主义没有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相当软弱。
直到抗日战争前为止，整个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也只有10%左右。并且这一时期民族经济的发展更多地是依靠规模不大的中小企业。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水平低，因此不能很好地破除自然经济的局限，形成广大的国内市场，封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中国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此外，辛亥革命是很不彻底的，这个“命”是在不触动封建主义利益的基础上“革”的，因此，封建专制主义被运用于经济领域就导致了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其实质不过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它丝毫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从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同时还受到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1922年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由自由资本主义轨道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轨道过渡。尤其是经过1929―1930年的几次新军阀混战，蒋介石政权得到巩固，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全国性政权，这样，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就被迅速改变了。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控制下，民族资本只有或被兼并或相附合，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成为崎岖的小路。有资料显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1922年后表现得跌宕不定，到1931年时彻底陷入了窘境。
参考文献
[1]石波。辛亥革命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J]。湖北社会科学，1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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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佳坚。浅议辛亥革命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J]。金融经济，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