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优秀8篇）》由精心整编，希望在【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写作上带给您相应的帮助与启发。
证券市场教育体系包括教育主体体系、对象体系、内容体系和保障体系等方面，是证券市场基础性制度的重要内容，证券市场教育体系是否健全以及教育效果是否良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证券市场各参与者的素质高低，从而关系到证券市场的规范有序运行和持续稳健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教育体系一直存在严重缺陷，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教育主体未对教育内容进行合理分工，各个教育主体都对个人投资者进行证券投资知识和投资风险教育，从而造成部分内容重复教育；第二，教育对象单一，仅限于个人投资者，其他市场参与者都被排除在外；第三，教育内容过少，基本上只限于个人投资者的投资知识和投资风险，几乎没有涉及其他市场参与者的责任、法制和道德；第四，没有建立教育保障体系，教育效果甚微。这种存在严重缺陷的证券市场教育体系与中国证券市场的运行状况和各种市场参与者的现实表现不相适应，因此，需要构建包括教育主体体系、对象体系、内容体系和保障体系的多维证券市场教育体系基本框架，促进中国证券市场规范有序运行和持续稳健发展。
一、证券市场教育的主体体系
证券市场的教育主体即证券市场的教育者，是指承担教育证券市场参与者职能的机构或组织。由于证券市场是多种参与者在证券法律法规和证券发行、交易规则的约束下参与利益分配的场所，且部分参与者之间存在直接利益链关系，因此，从理论上说，担任证券市场教育者的机构或组织一般不能与被教育者存在直接利益链关系。例如，证券经营机构（证券公司）与在本机构开户的投资者之间存在直接利益链关系，因而证券经营机构一般不能成为在本机构开户的投资者的教育者；基金管理公司与本公司基金的投资者之间也存在直接利益链关系，因而基金管理公司一般也不能成为本公司基金投资者的教育者；证券监管机构和证券自律性组织与证券投资者、上市公司和证券中介机构之间则不存在直接利益链关系，因而可以成为证券投资者、上市公司和证券中介机构的教育者。但是，在我国证券市场中，不仅证券监管机构、证券自律性组织是教育者，由于证券经营机构与个人投资者的联系最直接，对个人投资者进行投资教育也最方便，因而证券经营机构事实上成为了个人投资者的主要教育者，而且各种教育主体的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完全相同，都是对个人投资者进行证券投资知识和投资风险教育。其实，证券监管机构、证券自律性组织和证券经营机构都成为个人投资者的教育者显然是不合理的，即使这些市场参与者都可以成为个人投资者的教育者，但它们对个人投资者教育的内容也应进行合理分工。根据目前中国证券市场运行的特点，以下机构或组织应当或者可以成为证券市场教育的主体，承担教育证券市场参与者的职能，共同构成证券市场教育的主体体系，但不同教育主体的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应有所不同。
（一）国务院法制办
国务院法制办应当成为证券市场教育的主体，是由其行政地位和法定职能决定的。国务院法制办是国务院的办事机构，内设了财政金融法制司，承办全国财政金融领域的法制工作，主要职责是起草或者组织起草财政金融领域重要的法律草案和行政法规草案，承担财政金融领域行政法规的立法解释和宣传工作等。因此，国务院法制办应当成为我国证券市场教育的主体，由其内设的财政金融法制司承担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的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进行证券市场监管责任、法制和道德教育的职能。
（二）证券监管机构
证券监管机构应当成为证券市场最主要的教育主体，也是由其行政地位和法定职能所决定的。证券监管机构是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中国证监会是国务院的直属事业单位，按照国务院授权和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证券市场进行集中、统一监管。因此，证券监管机构应当成为证券市场最主要的教育主体，承担对证券发行者、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市场参与者的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进行证券市场相关责任、法制和道德教育的职能。
（三）证券自律性组织
证券自律性组织主要包括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在我国，证券交易所是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管证券交易、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证券业协会的主要职责包括：协助证券监管机构教育和组织会员遵守证券法律、行政法规等。因此，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都应成为证券市场教育的主体。其中，证券交易所应主要承担对证券公司和上市公司进行证券市场相关责任、法制和道德教育的职能，同时承担对个人投资者进行投资风险教育的职能；证券业协会应主要承担对证券公司和机构投资者进行证券市场相关责任、法制和道德教育的职能。
（四）证券经营机构
证券经营机构（证券公司）可以成为个人投资者的教育者，是由我国证券投资者的规模、结构以及证券经营机构与个人投资者的密切联系等因素决定的。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股票和基金投资者账户总数已多达2亿户，投资者结构是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从股票投资者结构来看，截至2016年2月，我国股票投资者账户总数共有10 161.08万户，其中个人投资者账户数量为10 132.09万户，个人投资者账户数在股票投资者账户总数中所占比重高达99.71%[1]，基金投资者结构与股票投资者结构基本相同，投资者结构的这一特征在数年内都将不会发生根本改变。由于个人投资者队伍庞大，因此，个人投资者教育任务非常繁重，证券监管机构和证券自律性组织由于不直接与个人投资者发生联系，因而难以承担对个人投资者进行教育的繁重任务。证券经营机构（证券公司）作为个人投资者买卖股票、基金的？纪人和为个人投资者提供证券投资咨询服务的专业机构，虽然与个人投资者存在直接的利益链关系，但是，由于证券经营机构与个人投资者的联系最为直接和紧密，对个人投资者进行证券投资教育也最方便，因而证券经营机构在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下也可以成为个人投资者的主要教育者。但证券经营机构对个人投资者进行教育的内容，应以股票、基金的投资知识和投资技巧为主。
（五）高级中学和高等院校
高级中学和高等院校可以成为证券市场教育的主体，主要原因在于高级中学和高等院校在证券市场教育中优势明显、作用较大。高级中学和高等院校拥有教育教学经验比较丰富的专业师资队伍、能够安排较多的教育教学时间，而且有较严格的考核制度，学生的学习压力和动力较大，因而具有明显的教育优势，能够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证券市场教育特别是投资者教育需要从青少年抓起，从高中教育开始。从国外看，美国从1998年开始就在中小学校中开展投资知识的普及活动，加拿大、英国和日本等部分发达国家也已经将金融理财知识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2]我国应借鉴部分发达国家开展投资者教育的模式，做好投资者教育工作。2013年12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大普及证券期货知识力度，将投资者教育逐步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先行先试。”[3]根据调查了解到，接近50%的个人投资者希望完善国民教育内容，希望子女（或自己）在高中或大学读书时能够接受到基础的证券投资与金融理财教育；超过85%的个人投资者对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增加投资者教育内容持欢迎态度。[2]因此，高级中学和高等院校可以成为证券市场教育的主体。高中三年级开设证券投资和金融理财课程，使高中学生初步了解和掌握基本的投资理财知识和技巧。大学的各个专业在三年级时开设证券投资学或投资与理财等课程，对大学生进行全面、系统的证券投资教育，使大学生系统掌握证券投资知识和技巧，全面了解证券市场的运行规律和投资风险，为今后进行理性的证券投资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高等院校也可以面向社会举办证券投资培训班，普及证券投资知识。
二、证券市场教育的对象体系
证券市场的教育对象即证券市场的被教育者或受教育者，按理说，证券市场中所有与证券的发行、交易相关的参与者都应该是教育对象，只是不同的市场参与者由于市场身份、地位和法定职能不同，受教育的内容不同而已。从市场身份和法定职能来看，证券发行者、证券投资者和证券中介机构只能是被教育者不能成为教育者，证券业协会主要是教育者，证券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既是教育者也是被教育者。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教育对象仅仅被限定为个人投资者，其他市场参与者包括证券发行者、机构投资者、证券中介机构和证券监管机构等都被排除在外。这种只对个人投资者进行教育的体制和模式，显然有失公允，而且收效甚微，对证券市场的规范有序运行和持续稳健发展几乎没有发挥积极作用。从中国证券市场20多年来的运行状况以及各个市场参与者的现实表现来看，仅仅对个人投资者进行证券投资知识和风险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证券市场的教育对象必须由单一的个人投资者扩大到所有参与者，即必须将证券发行者、机构投资者、证券中介机构和证券监管机构等市场参与者都纳入证券市场教育的对象体系，这些市场参与者都必须接受证券市场相关责任、法制和道德教育，增强责任意识，提高法制素质和道德水平。证券市场教育的对象体系至少应包括以下四类市场参与者。
（一）证券发行者
证券发行者主要是指股票发行者，包括上市公司和准上市公司。证券发行者是证券市场的重要主体，其行为是否规范，直接影响到证券市场能否规范有序运行和持续稳健发展，直接关系到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中国证券市场自成立至今，许多股票发行者的证券市场责任意识淡薄，法律素质和道德水平较低，存在许多不规范甚至违法行为，主要表现在：第一，部分股票发行者虚增利润、造假欺诈以便高价发行股票骗取投资者资金；第二，部分上市公司违规违法披露信息，重大信息不及时披露、甚至不披露时有发生，更有个别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误导投资者；第三，部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内幕交易和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第四，部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关联交易、兼并收购等途径向关联方或被并购方输送利益，转移上市公司的财产或掏空上市公司，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第五，许多上市公司对股东缺乏回报意识，连续多年10多年甚至20多年不向股东分配现金红利。股票发行者存在的这些违规违法行为，充分说明了证券发行者接受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证券投资者
证券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最重要主体，是证券发行者所需资金的提供者，没有证券投资者，证券市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证券投资者分为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两大类，都需要接受证券市场教育，只是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受教育的内容不完全相同而已。
1. 个人投资者
证券市场上的个人投资者需要接受证券投资教育毋庸置疑，这是由个人投资者的特点决定的。我国证券市场上的个人投资者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点：第一，数量规模庞大。目前我国股票、基金个人投资者账户总数已多达2亿户，其中包括部分没有收入来源的在校大学生和依靠养老金维持生活的退休老人。第二，绝大多数以兼职投资为主。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都是业余投资者，既缺乏专门的投资时间，更缺乏专业的投资知识和技巧，对股票合理估值的判断、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股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等都缺乏认识，盲目投资的特点非常明显。第三，投资行为“羊群效应”明显。由于缺乏专门的投资时间和专业投资知识技巧，许多个人投资者往往偏信证券分析师对市场走势的判断和所推荐的股票。但是，许多分析师对市场走势的判断和推荐的股票并不准确，有的还隐含了配合机构投资者出货的目的，故意误导个人投资者。许多个人投资者缺乏中长期投资理念，热衷于短线投机炒作，“羊群效应”非常明显，偏好追涨杀跌，提高了投资成本，承担了更多的投？Y风险，从而导致较大亏损。第四，抗风险能力较弱。个人投资者的投资资金大多以自有节余资金为主，有的甚至是家庭成员未来的基本消费（如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必需的资金，因而抗风险能力大多较弱。[4]因此，个人投资者必须接受证券投资教育，通过接受教育掌握证券投资知识和技巧，减少证券投资风险，增加证券投资收益。
2. 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的教育更为重要，这也是由机构投资者的特点决定的。相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机构投资者也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点：第一，数量虽较少，但投资规模较大。目前，我国各类机构投资者的数量虽只有29万户，但资金规模却较大，例如，各类公募基金的净值规模就已达到8.34万亿元[5]。因此，机构投资者买卖股票的投资行为能对个股价格甚至股价指数的走势产生较大影响。第二，机构投资者为专业化投资机构。机构投资者拥有专业的投资团队，配备了数量较多的专业投资人员，他们具有丰富的证券市场专业知识，对证券投资品种有较深入的研究，?碛凶愎坏氖奔浜途？力始终关注和参与证券投资。第三，机构投资者大多为中间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资金大多数并非自有资金，而是来自于众多的个人和企业投资者或投保人。如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资金主要来自于广大的基金投资者；保险机构的投资资金主要来自于投保人；证券公司的投资资金，一部分来自于委托理财者，另一部分属于自由资金。如果投资不规范，就可能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第四，机构投资者拥有证券投资优势。机构投资者由于拥有证券投资的专业优势、资金优势和其他资源优势，因而在证券市场中处于强势地位，他们的投资行为能够左右个股价格的走势，甚至能够影响证券市场的波动。[4]最近10多年来，我国部分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和证券公司等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很不规范。主要表现在：第一，部分机构投资者存在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和利益输送等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第二，许多机构投资者缺乏投资理念，投资行为散户化特征非常明显，经常疯狂投机炒作业绩亏损或微利的小盘股，将许多小盘绩差股股价爆炒至数十元、上百元甚至两百元以上，市盈率高达上千倍甚至上万倍；与爆炒小盘绩差股相反，机构投资者将业绩优异的大盘银行股的市盈率打压至5倍左右。可见，机构投资者并没有真正发挥稳定股价和股票市场运行的作用，相反还经常通过操纵权重指标股和追涨杀跌制造股票市场的大幅波动。为了减少机构投资者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抑制机构投资者的非理性投机炒作行为，减少证券市场波动的频率，降低证券市场波动幅度，维护证券市场运行的相对稳定，机构投资者的相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需要接受证券投资的责任、法制和道德教育。
（三）证券中介机构
证券中介机构是指为证券的发行与交易提供服务的各类机构，是证券发行者和证券投资者之间的中介，包括证券经营机构和其他证券服务机构两类，证券中介机构都应成为证券市场教育的对象。
1. 证券经营机构
证券经营机构即证券公司，具有多重身份，既是机构投资者又是证券中介机构。作为证券中介机构，其主要业务是从事证券承销、经纪和投资咨询业务。目前，部分证券经营机构没有履行好其应尽的证券中介机构职责，开展的证券中介业务存在不规范之处。例如，部分证券经营机构担任新股发行的保荐机构时，只荐不保，不对发行新股的企业尽职审核，保证发行新股企业财务数据的真实性，相反，还与发行新股的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形成攻守同盟，合谋造假，虚增利润，提高新股发行价格，欺骗投资者，导致新股上市后业绩快速变脸即业绩大幅下滑甚至亏损。[6]部分证券经营机构及其研究人员在证券研究报告或者为个人投资者提供证券投资咨询服务时，脱离公司的基本面和行业发展前景，推荐某些机构投资者或本机构持有的股票，提出高得离谱的股票目标价，误导中小投资者在高位接盘，为某些机构投资者或本机构在高位出货摇旗呐喊。个别证券经营机构甚至在2015年下半年股市连续暴跌过程中，利用国家委托其操作的维稳资金大幅拉升本机构和个别私募基金重仓持有的股票（如美邦服饰等），非法谋取和输送利益，损害国家和股市的整体利益。为了规范证券经营机构的中介服务行为，证券监管机构必须对证券经营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进行证券中介服务的责任、法制和道德教育。
2. 证券服务机构
证券服务机构是指依法设立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法人机构。主要包括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部分证券服务机构在为股票发行人提供服务时，为了获得更多的服务报酬，不遵守职业道德，甚至不遵守相关法律，迎合股票发行人的不正当要求，或者高估股票发行人的资产，或者与股票发行人合谋造假、虚增利润、提高股票的发行价格，损害投资者的权益。为使证券服务机构的相关行为趋于规范，证券监管机构必须对证券服务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进行证券服务的责任、法制和道德教育。
（四）证券监管机构
自证券市场成立以来，证券监管机构做了大量工作，监管成效也较为显著。但监管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甚至较大偏差，一些突出的市场问题至今仍未根本解决，证券市场发展不规范、运行不稳定仍很明显。具体来说，证券监管机构及其监管至少存在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证券市场的特点和运行规律认识不全面。例如，对投资者结构、投资者投资行为特点及其对证券市场运行的影响等问题认识不足。因此，推出的部分监管调控制度、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甚至适得其反，成为了一些机构投资者获取利益、制造市场大幅波动的手段，如熔断机制等。第二，部分基础性制度改革仍不彻底，缺陷仍较严重。如股票发行制度，目前绝大多数发行新股的公司首日上市流通的股份仍然仅占总股本的25%，新股上市后连续10多个甚至20多个“一”字涨停，但限售股解禁后对市场的冲击却源源不断。第三，对部分金融衍生产品产生的市场负面影响估计不够。如具有杠杆效应的分级基金产品单日的涨跌幅高达50%以上，购买了分级基金的个人投资者遭受严重损失。第四，部分市场制度、政策执行不严格。例如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形同虚设，没有起到应有的威慑和警示作用。第五，对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炒作行为抑制不力。例如，2015年对场外高杠杆配资炒股没有及时处理，导致证券市场个股价格和股价指数暴涨暴跌；又如，对小市值绩差股特别是创业板股票的投机炒作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抑制，导致小市值股票估值高得离谱，创业板股票的平均市盈率最高时接近150倍。第六，证券监管机构的个别官员法律意识淡薄，违法行为严重，利用权力谋取非法利益。因此，证券监管机构的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必须接受证券市场知识及其监管方面的责任、法制教育。
（三）证券中介机构教育的内容
1.证券中介机构的责任
证券中介机构负有对证券发行人的经营状况、会计报表、资产定价、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尽职审查的责任和义务，并且对出具的相关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有连带性责任。所以，证券监管机构要教育中介机构在为证券发行人提供资产评估、会计服务和法律服务时，必须做到尽职审查和实事求是，保证出具的相关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为投资者做出正确投资决策提供真实、准确和全面的信息。中介机构在研究报告或者为个人投资者提供投资咨询服务时，必须从公司基本面和行业发展前景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预测和判断，提出基本合理的目标价，不误导中小投资者。
2.证券中介法制和道德
作为证券服务机构的中介机构在为证券发行人提供中介服务时，必须严格遵守有关证券中介业务的法律法规。其中，证券公司作为保荐机构必须严格遵守《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必须严格遵守《会计法》、《审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律师事务所必须严格遵守《律师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作为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中介机构在证券研究报告或为个人投资者提供证券投资咨询服务时，必须严格遵守《证券法》、《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办法》、《证券研究报告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因此，证券监管机构必须对证券中介机构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教育，增强证券中介机构的法律意识。此外，证券监管机构还需要对证券中介机构进行职业道德教育，促使证券中介机构的中介服务符合相关的职业道德规范。
（四）证券监管机构教育的内容
1.证券市场知识
证券监管机构作为证券市场的监管者，其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应是证券市场监管方面的专家，掌握丰富的证券市场知识，非常熟悉证券市场的运行特点和规律，但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因此，证券监管机构的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应接受证券市场知识教育，了解证券市场的运行特点和规律，取得证券市场监管资格；监管机构应提高证券市场监管法规政策、制度机制的科学性、针对性、稳定性、连续性和有效性，从而提高监管效率。
2.证券市场监管责任
?S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健康运行和保护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证券监管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证券监管机构应该增强对证券市场和证券投资者的责任意识，充分认识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投资行为的特点及其对证券市场运行的影响等问题，根据证券市场的特点推出有效的监管调控制度、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证券监管机构要督促上市公司规范经营，不断提高盈利能力，增强回报投资者的意识；抑制投资者的过度短线投机炒作行为，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价值投资，减少市场的波动频率，降低市场的波动幅度。从而维护证券市场的规范有序运行和持续稳健发展，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证券发行和交易秩序，优化证券市场的生态环境，保护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3.证券市场监管法制
证券监管机构的依法监管是证券市场能够保持公开、公平、公正秩序的根本保障。因此，证券监管机构应当增强证券法制意识，严格遵守证券法律法规和制度，依法监管证券市场及其参与者。这就要求证券监管机构的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必须接受证券法制教育，全面系统学习和掌握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公司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基本法律法规。同时必须严格执行证券市场的各种制度，如股票退市制度等。
四、证券市场教育的保障体系
证券市场的教育主体和教育对象众多，教育内容也非常丰富，涵盖证券的发行、交易和监管等证券市场的各个环节，包括证券市场参与者的权益和责任教育、法制和道德教育、证券投资知识和技巧教育等多个方面，教育者需要聘请大量的教学人员，印刷数以亿计的教育资料，因而证券市场教育工作是一项既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又需要耗费大量财力的系统工程。如果没有健全的教育保障体系，证券市场的教育工作就可能流于形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因此，需要构建至少包括机构保障、法制保障和资金保障等方面的证券市场教育保障体系。
（一）机构保障
机构保障是证券市场教育能够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因为，证券市场的教育工作需要由专门的机构来组织、指导、监督、检查和评价。因此，各个教育主体均应成立证券市场教育的专门机构。具体来说，国务院法制办内设的财政金融法制司应成立证券市场教育处，负责对证券监管机构的主要领导人和主要工作人员的证券监管的教育工作，并对证券监管机构的教育工作进行指导、监督、检查和评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应成立证券市场教育局，负责对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服务机构的主要领导人和主要工作人员的相关教育工作，并对证券公司和证券交易所的教育工作进行指导、监督、检查和评价；证券交易所应成立证券市场教育机构，负责对证券公司和上市公司的主要领导人和主要工作人员的教育工作，并对证券公司的教育工作进行指导、监督、检查和评价；证券业协会也应成立证券市场教育机构，负责对证券公司和投资者的教育工作，并对证券公司的教育工作进行指导、监督、检查和评价；证券经营机构也应成立投资者教育机构，负责对个人投资者进行证券投资知识和投资技巧教育；高级中学的证券市场教育工作可以由教务管理部门负责安排、组织和管理，高等院校的证券市场教育工作可以由教务处或相关的二级学院专门负责安排、组织和管理。
（二）法制保障
证券市场的教育如果没有法制保障，教育者就可能因缺乏压力而消极对待，教育工作就会变得弹性较大、甚至流于形式，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为了保障证券市场的教育取得良好效果，需要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证券市场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将证券市场教育的主体、对象和内容等加以规定。完善的证券市场教育法制保障体系应包括以下三个层次的法律法规。
（1）《证券市场教育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制定《证券市场教育法》，使其与《证券法》、《公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共同构成证券市场的基本法律。在《证券市场教育法》中，需要将证券市场教育的目的、原则，教育的主体、对象、内容和保障措施，教育的组织、监督管理以及法律责任等内容加以规定，《证券市场教育法》是证券市场教育方面效力层次最高的法律。
（2）《证券市场教育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根据《证券法》、《公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和《证券市场教育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中国证券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证券市场教育监督管理条例》，使其与《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等行政法规共同构成证券市场的基本行政法规。《证券市场教育监督管理条例》也应包括证券市场教育的目的、原则。教育的主体、对象、内容和保障措施，教育的组织、监督管理措施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具体内容。《证券市场教育监督管理条例》是证券市场教育方面效力仅次于《证券市场教育法》的行政法规。
（3）《证券市场教育管理办法》和《证券市场教育基金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应根据《证券法》、《证券市场教育法》和《证券市场教育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中国证券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并颁布《证券市场教育管理办法》和《证券市场教育基金管理办法》，使《证券市场教育管理办法》和《证券市场教育基金管理办法》与《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共同构成证券市场教育的部门规章。《证券市场教育管理办法》的内容应比《证券市场教育监督管理条例》更加具体、全面。《证券市场教育基金管理办法》应该包括总则、职责和机构、基金筹集、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和附则等方面的内容。
社保基金的市场化运营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社保基金自身需要积累一定的资金规模，这样才能有效地进行投资组合、规避风险市场化运营还需要我国资本市场的容量足够大，尤其是要有一批成熟的机构投资者供社保基金选择其投资管理人时筛选，如果机构投资者数量不足，就可能影响市场的效率，而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是社保基金市场化运营的基本保障。
1.我国社保基金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资金规模
根据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公布的数据，自2001年11月以来，财政部共向全国社保基金拨入资金607.26亿元。截至2001年12月16日，全国社保基金已累计实现投资收益9.28亿元，形成了包括银行存款、国债、其他债券、中石化新股、已实现的银行存款和债券利息在内的系列资产总额为616.53亿元。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划入社保基金的货币资产，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股票的比例不得高于40％，因此理论上说，入市的社保基金规模应在246亿元左右。但《办法》第三十一条又规定：社保基金建立的初始阶段，减持国有股所获资金以外的中央预算拨款仅限投资于银行存款和国债。也就是说，在社保基金建立的初始阶段，只有减持国有股所获资金才能进入股市。目前减持形成的资金来自于2001年17家上市公司以新发或增发形式减持的23.15亿元。此外，还有海外上市减持筹集的100多亿元资金，但由于外汇兑换方面的限制，这100亿元的资金目前还难以落实。因此，目前可入市的资金只有20亿元左右。
虽然目前社保基金入市规模有限，但从长远来看，社保基金入市的规模潜力巨大。社会统筹帐户的基金用于企业当期养老金的给付，由于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为了保证及时兑付，这部分资金只可用于银行存款和短期国债，不宜进入股市；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个人帐户上的资金实行的是积累制，目前国务院规定还只能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长期来看，在做实个人帐户的基础上，这部分基金也进入全国社保基金：此外，企业补充养老基金即企业年金则将成为社保基金未来增长潜力较大的部分。截至2000年底，我国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有16247家，2000年基金收入70.4亿元，当年支付29.6亿元，历年基金积累191.9亿元。企业年金基金主要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也有个别地方委托金融机构投资运营。由于2000年国务院《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明确规定：企业年金实行市场化运营和管理，建立完全积累的个人帐户，因此以上三笔资金将成为社保基金入市的主要来源，这三笔资金的未来增长潜力十分巨大。至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救济金等基金规模较小，且大部分具有现收现付性质，因此其未来增长对社保基金入市的总体规模没有较大影响。
2.我国证券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机构投资者队伍不断壮大
今年，我国经济仍将保持7％左右的GDP增长率，这为我国资本市场稳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加入 WT0后，资本市场也将逐步开放，中外合作基金和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引入将使我国证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力量进一步壮大。我国目前已经存在的“私募资金”规模高达7000亿元左右，几乎是整个证券市场流通市值的一半，随着《投资基金法》的出台，私募基金有可能早见阳光，这部分基金在具有了合法的地位和合规的投资渠道后，其对我国证券市场运行的影响将日益显露。总体来看，机构投资者队伍的不断壮大，不仅使社保基金在挑选基金管理人方面具有了更多可选择的余地，还有助于证券市场形成一种价值投资、分散投资的理念，从整体上提高社保基金的安全性和收益水平。
3.我国社保基金的市场化运营有了法律法规保障
我国养老保险经历了从劳动保险到企业保险再到社会保险的过程，只有到了社会保险阶段，社保基金的市场化运营才有了充分的法律保障。1991年，我国深沪股市刚刚建立的初期，在同年通过的《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中规定，养老保险基金积累的一部分可以购买国家债券，但没有允许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股市。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要确保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在保证基金正常支付和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可依法把社会保险基金主要用于购买国家债券，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1999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变现部分国有资产、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开拓社会保障新的筹资渠道。2000年5月26日，朱？基总理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建全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和保值增值机制，再次强调了通过股票市场“适当减持部分国有股”的观点，指出：“变现部分国有资产，用于弥补社会保障基金的历史欠帐，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了加强对全国性社保资金的管理，有必要成立国家社会保障基金，并设理事会，负责资金筹集、帐户管理和基金保值增值”。2000年9月，国务院决定建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并设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2000年底，朱？基总理在《关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问题》中指出，关键是要搞好社保基金筹集，中央建立社保基金，主要通过中央财政拨入资金、减持企业国有股以及发行等方式筹集资金。个人帐户基金要全部用于存银行购买国债。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可以委托国外有信誉的基金管理公司在中国境内对社保基金资产进行市场运作。2001年6月13日，了《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同年12月13日，公布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其中明确规定了社保基金投资运作的基本原则和运作程序，社保基金市场化运营从此有了有力的法规保障。
总之，从以上三方面来看，我国社保基金进行市场化运营所需的外部环境已经基本具备。
我国社保基金市场化运营的模式分析
社保基金的市场化运营涉及到设立、管理、投资等各个环节，这里我们只从管理模式、投资管理人和投资理念三方面进行初步分析。
1.社保基金管理模式——混合模式
目前世界上各国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模式一般分为三种：一种是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模式，是指将社会保险基金委托给某一专门机构管理和投资运营。其特点是有政府直接管理或由政府相关部门和非政府专业人士组成专门委员会管理，社会保险信托基金主要用于购买国债，大部分基金是作为政府预算计划的一个重要支柱而投向公共部门，因此投资风险是由政府承担的。一种是基金会管理模式，即通过独立的基金会组织管理社会保险基金，如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局，作为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基金会组织，负责基金的日常开支和管理与投资运营。还有一种就是商业经营型基金管理模式，即由政府授权的养老基金组织管理社保基金的模式，智利的养老基金运作就是这种典型。智利养老金计划的主要特点是实行个人资本化帐户，就是每位加入者都拥有一个个人帐户供存取缴费及积累之用。积累的资金由特定的私人机构即养老基金管理公司AFP（Penion Fund Administrator）来管理。AFP是私人性质的股份公司，新制度建立时成立了14家基金公司，1994年达到21家，目前又合并为8家。其主要职责是养老保险费的收缴和给付以及进行基金投资，每个管理公司自主决定按什么标准收取管理费，而职工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管理公司，并可于半年后在基金管理公司之间自由转移帐户。在1981年-1999年的19年中，智利养老基金的收益率在剔除通货膨 胀因素后平均增长11.2％，成为私营养老保险制度成功的典范。因为5％的收益率就能保证职工薪金 100％的替代率。智利养老保险基金通过市场竞争，大大提高了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益。笔者认为，我国的社保基金管理模式是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为基金会形式，它是由政府有关部门组建，一方面可直接用于银行存款投资国债，另一方面委托基金管理人投资于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债券和金融债等，因而是一种混合模式，这是符合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实际情况的。同时，对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成立的基金，可通过独立的养老基金会组织运作，但也应向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申报批准。
2.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市场化准入
智利等拉美国家的经验表明，对基金管理者的限制抑制了市场竞争，导致基金管理的高成本和低收益。因此笔者认为，作为我国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的候选人除了现有的基金管理公司外，也应包括有一定规模实力、无重大违法行为、经营业绩良好的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截止到2001年12月31日，我国证券市场上共有封闭证券投资基金48支，基金管理公司16家，基金规模690亿元。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3支，基金规模超过100亿，基金规模已接近800亿元左右，但目前国内基金管理人的整体管理运营水平还有待提高，如果只在为数有限的国内基金管理公司中选择范围太窄，应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基金管理公司和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及证券公司作为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的候选人。自2001年以来，券商纷纷增资扩股，已有28家经纪类券商“晋升”为综合类券商，目前综合类券商总数已达42家。截至2002年2月底，我国证券公司总数已达121家，较2000年底增加 20家，资本金已达900亿元，可以说券商的规模和实力也具备了担任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的资格。至于投资公司，原则上也应和券商一样可以作为投资管理候选人，但事实上由于其业务范围很广，其规模又难以与大型券商抗衡，所以其作为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的可能性不大，但投资公司作为国有资产变现的重要载体的作用应得到重视。投资公司在资产重组与财务顾问服务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完全可以利用其业务特长在国有资产重组、不良资产剥离及国有资产变现方面发挥作用，当然这一部分资产也可以进入全国社保基金。市场准入的市场化的原则就意味着对各种类型各种所有制形式的金融机构实行国民待遇，通过公平、公开、透明的竞争筛选出合格的基金投资管理人。
3.社保基金投资理念——指数投资与价值投资
由于社保基金在追求稳定收益的同时尤其注重资产的安全性，因此指数投资和价值投资将是其主要的投资策略。指数投资是模拟市场组合投资或投资于指数基金。在我国，由于目前还没有推出统一指数，现有的深沪指数难以反映大盘总体真实走势，因此暂时不能投资于指数期货，但可以通过对入选成份指数的股票进行总体组合投资，进行模拟化的指数投资。一般来说，入选成份指数的股票都符合业绩优良、流通盘较大、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有持续稳定的现金流等特征，因此能够较好地回避市场风险。有些学者提出社保基金要实行和市场组合一致的被动的指数型投资，因而可以不必在挑选基金管理公司上花工夫，还可以防止“寻租”和“腐败”行为。但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基金经理人队伍的素质参差不齐，管理水平有高有低，即使是被动的指数投资，也存在执行方面和职业诚信方面的风险。况且，频繁地调整股票投资组合，其交易成本本身就很高，即使是每月一次调整，其交易成本也不会很低，而且由于调整时间的滞后，使得投资组合调整的合理性有所下降，因此，社保基金理事会负有对基金投资管理人进行筛选的职责，而且社保基金的部分投资可实行模拟化指数的投资，所谓模拟就是参照但不完全复制，有选择地投资，这也是符合当前我国证券市场投资风险较大的实际情况的。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法律体系；问题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2024202
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在我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行政行为，行政必须依法(国家和监管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离开了法律，不仅基金市场将失去控制，缺少规范、指引和保障，基金监管机构也没有了监管的标准、权威、手段和基本前提。笔者通过对几个国家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法律体系以及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法律体系的介绍，来分析我国现有证券投资基金法律体系框架下存在的一些需要完善的方面。
1 法律规范
包括专门法律即《证券投资基金法》,相关法律包括《公司法》、《证券法》、《信托法》、《合同法》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主要是证监会制定的有关基金的部门规章，如《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五个配套规则：《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销售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基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办法》、《托管行管理办法》,还有银监会、保监会、人民银行、财政部的一些相关规章。
2 证券交易所规则
为规范基金的上市、交易，上交所和深交所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规则，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基金上市规则》、《证券投资基金上市协议》、《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上市规则》等。
通过对上述几个国家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法律体系的分析，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笔者认为在现行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法律框架下应当重点对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加快基金业的立法，建立基金业监管的配套法律制度。
基金业的立法要从机构的创设、运作和监管三方面分别进行立法：
从机构创设的角度看，基金业立法首先要解决的是资金从哪里来和资金如何来的问题。从我国现行的监管法律体系来看，只有《公司法》、《合同法》尚可以规范基金业，但是，对基金法律关系的实质――信托关系在《信托法》中尚无专门的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尽快修订《信托法》,或者在《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出来，另外，应当建立一部与此相配套的《财产法》。
从机构运作的角度来看，要在对基金机构建立严格的资格审查制度、市场准入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基金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在现有《公司法》的基础上，制定完善的、统一的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机构的创设标准；建立基金经理人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等；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从立法的角度难以全面的保护基金投资人的利益，虽然颁布了《证券投资基金法》、《信托法》、《公司法》、《证券法》这样的基本法律，但是缺少诸如国外一些国家制定的《投资顾问法》、《投资者保护法》等配套的法律制度，出现投资人的权利缺乏法律专门保护的尴尬局面。
从监管的角度来看，虽然《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出台，但基金监管的法律体系的系统性、科学性、有效性尚待实践的检验，中国基金业爆发式增长之后，修改《证券投资基金法》正当其时，社会各界的呼声已经很高。笔者认为，随着基金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和立法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修改《证券投资基金法》的基础上，出逃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法》,就基金监管机构、职责、措施及法律责任等做出统一的规定。
第二，基金托管人法律地位缺乏独立性。
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所采用的治理结构类似于英国单位信托基金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的最重要一个特点就是基金托管人与管理人相互分离，两者没有任何关联或隶属关系，同时强调基金托管人对管理人实行监督和制衡。但在基金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之间的关系界定不清，基金托管人在实际上缺乏独立的法律地位，两者之间各级及其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也不是很明晰，这无形中就减少了基金管理人的责任感和基金托管人的监督作用，明确基金托管人的法律地位对于保护投资者利益极为重要。
基金托管人受托人的地位决定了其须依法理为基金和基金持有人的地位而管理和处分基金资产。但在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中，基金托管人的地位和职责都较为含糊。《证券投资基金法》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规定》都要求托管人具有保管基金资产的职责，监督基金的投资运作，但并未明确规定基金托管人为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对基金管理公司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基金公司作为基金发起人又与基金托管人共同签订基金托管协议，并有权提名基金托管人，从而使得基金托管人始终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由于基金托管人独立法律地位的缺失，我国现行法规中规定基金托管人有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之职责，但这种监督却难以实现。
加强基金托管人的监督职责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变我国的基金托管人选择方法，将托管人的选择权直接交到基金持有人手中，才能真正让托管人成为持有人的人去监督基金管理人。设立基金持有人代表大会常设机构后，这一问题可以获得解决。同时，应降低我国的基金托管费率。目前，美国基金的托管费为0.1%至0.2%,德国仅为0.04%,而我国目前托管费为0.175%至0.25%,明显高于国际水平。托管银行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会放松其监管职能。因此，建议应尽快发展托管银行，通过市场竞争，降低现有的托管费率，这将有利于我国基金业的健康发展。
第三，完善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根据2004年《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规定，基金管理公司都建立了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人数不得少于3人，且不得少于董事会人数的1/3,这对于加强基金公司的管理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基金公司的独立董事完全由基金公司的股东提名，因此所聘请的独立董事只对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负责，而并不对基金持有人负责，他们并不承担维护基金持有人利益的职责。当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出现矛盾时，独立董事必然维护基金管理公司利益。即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只能完善基金管理公司的内部治理，不能起到监督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持有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运作的功能。
第四，私墓基金的立法及监管缺位问题。
【关键词】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合法化 法律监管
在国外，法律对私募基金投资者的资格有严格规定，所以私募基金被称为“富人的游戏”。反之，在中国，私募基金游离于法律规范之外，几乎所有的机构和自然人都可以成为私募基金的投资者，所以国内业内人士称其为“大众化的”。只此一点，足见我国私募基金市场的混乱及法律监管的缺失。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概念
一般认为，私募基金根据投资对象的不同，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私募产业投资基金，二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创投基金及私募股权(private equities)基金是私募产业投资基金的主流，对冲基金则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主流。在我国，由于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是政府主持和管理运作，所以私募基金主要就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结合私募基金的特点和证券投资的特点，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是指通过非公开方式募集，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可流通的上市公司股权及其衍生品或其他有价证券，投资者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资金管理方式。
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存在的问题
合法性模糊。在2000年年底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草案第七稿)》中，有关私募基金的条款被视为其有望在中国获得合法地位的标志。同时，相关部门积极出台了《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和《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等部门规章，使私募基金以及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有望逐渐走向合法。但是2003年10月正式出台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私募基金，只在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了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或者接受特定对象财产委托从事证券投资活动。然而具体管理办法，却由国务院根据上法的原则另行规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依然没有获得法律上的“合法化”。
法律政出多门以致监管混乱。正是由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没有合法化，导致了政出多门、监管混乱的现象。首先，不同形式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分属不同部门监管，可能出现同一种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不同部门监管中出现监管不一致。例如，同为集合资金信托业务《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和《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对投资者人数限制和运营管理要求各不相同，且分属中国银监会和证监会监管。其次，在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监管制度的构建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政府登记审批部门，监督管理部门等部门利益的博弈，相关部门都想通过规章的制定和监管的执行来获得实际的行政职权，进而获得登记审批利益和监管利益，规章和法规规章难免成为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借口。最后，监管不力容易增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化发展趋势。
运作不规范。一、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的资格无限制。在我国，只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基金投资信息，就可以直接或者通过基金中介机构成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也因此被有关人士称为大众化的。此外，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人多为证券投资业内人士，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投身到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领域，法律规范差异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有不同的资格或能力要求，投资者和管理者无资格限制地进入必将增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运作中违法风险。二、最低收益的运作方式不合法。基金管理人为了吸引客户，大多对客户许下最低收益率、最低收益额等私下承诺。在我国，无论是《民法通则》、《证券法》还是《信托法》的现行有关条款规定，从来都是否定保底条款的。所以，即使基金管理人和投资者有书面合同，也很难得到法律的保障。三、运作资金来源不规范。现实中，投资私募证券基金的资金除来自于个人或公司的合法的自有资金外，还有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甚至是违规的银行贷款所挪用的公款和非法集资款等等。很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发起炒作时，就是与证券公司联手，以先期委托资金和股票做抵押，两倍或三倍于委托资金的方式从银行套取贷款炒股票或在一级市场申购新股，银行的信贷资金难以阻挡地流入了股市。同时存在国有企业的资金、上市公司增发募集的资金也在保底收益承诺的诱惑下，铤而走险投身于证券市场。一旦股市下跌，银行和上市公司的业绩和信誉都将产生不可低估的损失。四、运营投资风险巨大。首先，高财务杠杆增大投资风险。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资金管理人的自有资金与借贷资金的比例往往非常高，用少量的资金就可以进行巨额交易，这种操作加大了市场风险。其次，存在“黑箱操作”风险。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很少受金融当局的监管，操作缺乏透明度。基金的风险与基金经理的经营风格和风险偏好密切相关。外界的监管政府和投资者很难得到基金投资方向、投资规模以及基金运行情况等方面的准确信息。第三，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是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能够部分化解但不可全部避免的，加之市场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的市场关联性以及投机者间的激烈竞争引起市场整体的需求变动，可能造成理论上可避免的系统风险将难以避免或分担。第四，基金经理的道德风险。基金经理除了获得固定的管理费用之外，还可按业绩提成，就可能为追求更多的个人利益而，使投资者的资产冒更大的风险。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法律体系的构建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合法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合法化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大势所趋：首先，合法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将会直接冲击公募基金的垄断地位，给开放式的公募基金带来更多的压力和竞争以及监督，增强金融市场竞争的充分性。其次，合法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将会扩展投资者的投资方式，增加市场的投资渠道，拓展基金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同时，基金产品种类增加，基金投资者可以因不同类型、不同偏好而选择不同的基金，成为活化证券市场的一个契机。最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可以尽可能地利用民间资本，为民间投资者提供合法的投资渠道，同时为我国产业政策的实现聚集资金。
完善登记备案制度。美国由于是金融业的成熟市场，其私募基金实行的是“豁免注册登记”制度。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处于成长阶段，投资者和基金管理者都还不够成熟，且基金各主体在信息量、财务能力等方面强弱差异较大，所以美国的“豁免注册登记”制度不适用我国。我国现有情况可以豁免注册核准，但是必须到证监会备案登记，明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备案登记制，提高基金公信力。
规定基金管理者和投资者的资格和人数限制。在我国，私募基金的特定投资者，是指合格的个人(包括家庭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借鉴美国相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证券基金投资法》起草小组的专家认为：个人资金的下限是20万元、机构资金的下限是100万元，投资者人数2人以上、200人以下，这只是对数量上一个粗浅的限制。参照我国《证券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二百人的”为公开发行，相对应地，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发行对象的人数则应该小于等于二百人，这一规定是比较合适的。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已于7月1日实施，现将实施《运作办法》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银行应当认真学习贯彻《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和《运作办法》，规范运作，切实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
二、各基金管理公司申请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应当按照《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申请材料的格式与内容》（见附件）的规定报送基金募集申请材料，并严格按照《基金法》和《运作办法》的有关规定，拟订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有关法律文件草案。
三、《运作办法》实施之前已经成立或已获核准尚未完成募集的基金，原基金契约下列内容不符合《基金法》、《运作办法》的，应当在本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的规定，将原基金契约修改为符合《基金法》、《运作办法》规定的基金合同。
（一）原基金契约中有关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程序的约定不符合《基金法》第七十一条至七十五条、《运作办法》第三十八条至四十三条规定的，基金管理人应当会同基金托管人按照《基金法》、《运作办法》的有关规定，修改原基金契约的有关约定，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二）原基金契约中有关开放式基金收益分配方式的约定不符合《运作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基金管理人应当会同基金托管人按照《运作办法》的有关规定变更原基金契约有关约定，将开放式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明确为现金方式，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后实施。
四、鉴于《基金法》、《运作办法》对基金财产投资于国债的比例、基金财产投资于股票、债券的合计比例以及开放式基金收益分配次数、比例未做限定，《运作办法》实施之前已经成立或已获核准尚未完成募集的基金，拟变更原基金契约有关基金投资比例、开放式基金收益分配次数和比例约定的，应当按照《基金法》、《运作办法》的规定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形成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公告后，方可变更原基金契约的相关约定。
五、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在执行本通知的过程中，应当认真履行诚实信用、谨慎勤勉义务，切实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拟采用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应当认真验票，由公证机关全程予以公证，并在公告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时公告公证书全文、公证机关及公证员姓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四年七月十五日
附件
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申请材料的内容与格式
一、申请材料的纸张、封面、页码和份数
（一）纸张应采用幅面为209×295毫米规格的纸张（相当于A4纸规格）。
（二）封面
1、标有“XX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申请材料”字样；
2、拟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名称、申请人名称；
3、正式报送申请材料的日期；
4、公司主要承办人姓名、联系方式。
（三）申请材料的页码应置于每页下端居中，按内容分章节安排页码顺序，例如：1-4、或者1-4-1，章节之间应当有分隔页。
（四）份数：申请材料一式3份，其中至少1份为原件。审核期间内容有修改的，除最初正式申请的原件留存中国证监会外，审核通过后，公司应当提交书面和电子版（光盘）申请材料（定稿）各一份。
二、申请材料目录与内容
（一）承诺函
公司承诺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的所有申请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合规；申请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内容一致，文字简洁、内容清楚。
（二）申请报告
主要内容包括：拟募集基金的基本情况；拟募集基金符合有关规定条件的说明，拟任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符合有关规定条件的说明；拟募集基金的可行性；基金管理人签章。
（三）基金合同草案
（四）托管协议草案
（五）招募说明书草案
（六）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资格证明文件
（七）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最近三年或者成立以来的财务会计报告
（八）基金管理人董事会决议
主要内容应当包括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有关基金募集申请的决议、对基金经理人选的审核意见等，独立董事的意见应当单独列明。
（九）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十）基金产品方案
1、关于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理念、投资策略的说明材料；
2、关于基金目标客户的说明材料，根据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说明基金所面对的目标客户及其风险、收益偏好；
3、关于基金投资组合管理方法的说明材料，说明基金以什么原则、方法及评价指标来保证投资组合计划的贯彻和实施；
4、选择业绩比较基准的理由；
5、基金的模拟投资分析或实证分析；
6、基金投资风险的管理工具及防范措施；
7、可行性分析材料。包括同类品种的国际比较、市场需求、流动性分析等。
（十一）募集方案
1、募集方案及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2、销售机构及销售计划；
3、本次募集的合规控制制度。
（十二）准备情况
1、说明基金人员准备及具备基金从业资格的人员在基金运作各环节中的分配情况，并就拟任基金经理及研究人员情况作出专项说明；
2、说明基金的投资、交易、清算等技术准备情况及开放式基金危机处理计划；
3、说明基金为投资人服务的措施，如有关材料送达方式、投资人投诉处理方式等。
关键词：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筹集；使用
为维护投资者信心，进而稳定证券市场，我国于2005年7月1日颁布实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以下称保护基金）。保护基金的筹集和使用是保护基金制度中的关键环节，其中存在的问题对保护基金功能的发挥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着力予以完善。
一、对保护基金筹集问题考察及完善建议
（一）保护基金筹集途径及风险评级的问题考察及完善建议
《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基金按照取之于市场、用之于市场的原则筹集。”⑴按照这一原则，第十二条规定了基金的来源。根据保护基金公司2007年-2009年年报可得到如下数据(从各筹资途径所筹资金数额及占筹资总额的比例)⑵： 交易经手费（亿元）证券公司上缴基金（亿元）申购冻结资金利息（亿元）捐赠利息、投资和受偿收入（亿元）
2007年20.338(19.063%)28.403(26.623%)56.593(53.046%)1.352(1.268%)
2008年15.784(13.8%)44.026(38.73%)44.257(38.94%)9.596(8.44%)
2009年28.518(29.85%)40.810(42.71%)13.490(14.12%)12.731(13.32%)
作为市场化的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举措，保护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于证券公司所上缴的费用。从表中数据可知，证券公司上缴费用在保护基金筹资总额中所占比例正逐年上升。根据《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证券公司按其营业收入的0.5-5%缴纳基金，具体的缴纳比例由保护基金公司根据证券公司风险状况确定后，报证监会批准，并按年调整。缴纳的费用在证券公司的营业成本中列支。由此可知，我国是根据证券公司风险的高低采用浮动费率制，这种收费机制有利于促使证券公司自觉提高风险控制水平。然而，《管理办法》对证券公司的风险评估及根据评估结果确定费率标准的具体办法未作规定。目前，保护基金公司已经有证券公司在缴费方面的评级方法，并根据评级结果，对证券公司确定不同的费率。
对证券公司通过评级分为A，B，C，D四类，A类再分为AAA，AA，A三个级别，B类分为BBB，BB，B三个级别，C类分为CCC，CC，C三个级别，D类只有D级，AAA级的证券公司的缴费费率为0.5%，AA级为1.0%，然后依次增长0.5%，D级证券公司的缴费费率则为5.0%。⑵虽然保护基金公司运用了风险评级，但是在实践中，证券公司为了少缴基金，可能会隐瞒问题和风险，以增加讨价还价的砝码；甚至以商业贿赂收买基金公司工作人员，以降低名义风险值，监管机构即便能查出来，也会多花时间和精力，导致风险延后和加剧。⑶对风险评级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根据前一年的证券公司的收处置情况，投资者诉讼案件的数量，证券公司的盈利水平等实际情况加以确定，使进行风险评级所依据的信息尽量客观透明，从而让风险评级的结果更加公正，更好地发挥风险评级机制对证券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
（二）证券公司缴费费率的问题考察及完善建议
《管理办法》对证券公司的缴费费率规定为0.5-5%，所缴费用从营业成本中列支，在实际操作中，风险高的证券公司缴费费率也会达到4.5%以上，从2010年11月份的月报显示，缴费费率在2.5%以上的证券公司为42家，占统计范围内的证券公司总数的39.6%。⑵然而，美国每家证券公司只需交纳150美元的年费，香港则是证券买卖双方各缴付成交金额的0.002%（每宗50，000港元的证券交易，双方分别须缴付1港元会费）。由此可见，我国所规定的费率较高。这会给证券公司造成较大的经营负担，证券公司则可能将此负担转嫁给证券投资者。从各国（地区）的收费情况来看，费率是逐渐降低的，如美国将以前的浮动费率改为很低的固定收费。此外，加拿大投资者保护基金每年收缴的费用比率以不超过全部成员单位总收入的1%为限，这样从总体上降低了证券公司的缴费负担。因此，在保险基金达到一定规模且证券公司的整体质量逐步提高的基础上，我国也应逐步降低收费，并可对保护基金公司每年对证券公司的收费总量作出限制，这样既能保护投资者利益，也有利于证券公司的发展。 转贴于
二、对保护基金使用问题考察及完善建议
（一）对保护基金使用对象的问题考查及完善建议
《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了基金的用途，然而对保护基金的使用时机及可以获得赔偿得债权人的范围均未具体规定。作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保护基金的动用应有其他保护机制予以配合，否则保护基金将难以承担重负。对此，证券监管当局应将出现风险的券商所的客户账户转移到监管当局设立的特别清算账户中，避免券商做小委托理财账户的亏损，做大挪用客户保证金的行为，监管当局在条件适宜时应当促使券商建立专门的缓冲基金账户，作为投资者赔偿得备付金，最后方可动用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⑷
这里的“债权人”指向的是证券公司，对保护基金公司而言，称为“证券投资者”更为恰当。《管理办法》如果对“债权人”的范围不加以界定，必然会影响到赔偿工作的展开，投资者也不能确定其是否属于保护基金的保护范围，对投资者信心的维护也是不利的。因此《管理办法》有必要对“债权人”的范围界定清楚。对此，在界定“债权人”范围之时，可以不区分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而主要采取排除的方法，将对证券公司倒闭负有责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联人及其他过失方排除在外。
（二）对保护基金使用限额的问题考察及完善建议
关于保护基金对每位投资者给予赔偿的限额，《管理办法》没有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则对投资者的损失分为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和个人债权，对两者采用不同的赔偿标准，对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的本息予以全额赔偿，对个人债权则将资金额段按不同比例予以赔偿。对个人债权的分段赔偿是为了防止部分投资者在利益的驱动下，违规购买高利金融产品，从而防范道德风险，培养投资者的风险意识。然而，个人债权中包括证券公司挪用客户股票、债券而形成的债权，对该部分债权，投资者不可能预计到高风险，因此不应成为打折赔偿的对象，而应该将该部分债权和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归于同一类，获得全额的赔偿。对于个人债权部分进行赔偿的上限，可以参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规定，并总结实践中的经验，作出具体的规定。比如对单个投资者的损失进行赔偿的最高额为30万元，对10万元以下部分全额赔偿，对10万元以上部分90%赔偿，并可以采用现金和有价证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补偿，对现金部分所占的比例予以明确。只有作出区别对待和对赔偿限额予以规定，才能提高投资者的风险意识，谨慎投资。
总之，保护基金的筹集和使用事关保护基金的生存和发展，应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以发挥保护基金维护投资者信心和证券市场稳定的积极作用。
［1］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Z】；
［2］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2007年年报，2008年年报，2009年年报，2010年11月月报。；
新法规
修订中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及配套细则、券商创新11条
制度变革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将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
门槛调整
①券商集合计划的最低客户准入门槛由现在的五万元统一降为一万元，而公募的最低门槛为1000元
②限额特定资管计划成立条件由1亿元调整为3000万元
③允许对集合计划份额进行分级
渠道创新
①允许券商代销各类金融产品
②取消营业网点设立的主体资格限制和地域限制，允许券商客户网上开户
投资扩围
①一般集合理财计划中增加短融、中期票据、保证收益及保本浮动收益理财等
②限额特定资产管理计划投资品种扩大到商品期货、商业银行理财计划、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品种。
新法规
根据保监会拟定的险资运用13条新规
制度变革
①保险资管公司将由专门管理保险资金的金融机构转型为综合管理养老金、开展公募管理业务、发行保险资产管理等多种资产的专业资产管理机构
②投资未上市企业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的比例分别由不高于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5%、4%上调至10%、8%，但两项合计不得高于10%
③实现可投资资产全托管，维护保险资产安全完整
渠道创新
保险资金可委托给券商和基金公司
投资扩围
①可投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有担保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②保险公司未来在融资融券领域，可参与存单质押融资、债券回购、证券转融通、账户间融资四类
③境外投资领域，可投资品种有望拓展为货币市场类、固定收益类、权益类、不动产类产品，以及以这些基础资产为标的的投资基金
新法规
根据修订中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修订完成的《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有关问题的通知》
制度变革
①允许基金管理公司同时上报多只基金的募集申请，推动基金产品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转变
②取消对持股5%以下股东的准入审核，取消内资基金公司主要股东持股比例不超过49%的规定
渠道创新
允许基金公司设立专业子公司，将部分业务进行服务外包
投资扩围
允许QFII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允许投资中小企业私募债
新法规
《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征求意见稿）》
资管模式
从“一对一”资管模式向“一对多”逐步过渡
投资门槛
单一客户起始资产不得超过100万，并实名制
投资范围
关键词：投资基金；信托；法律关系；共同受托人
截至2002年底，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数量已达71只，其中54只封闭式，17只开放式，份额达到1300多亿，达到深沪两市a股流通市值的10％以上。证券投资基金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对投资基金法制的理论研究，特别是解决在理论和实践上长期困扰我们的投资基金法律关系问题。
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制建设概述
随着我国投资基金从无到有，进而蓬勃发展的过程，与之相应的法制建设也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7年到1997年。这十年处于试点阶段，基金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国家的政策和一些地方性法规，没有专门的全国性的立法。
基金最早的立法是1992年深圳市出台的《深圳市投资信托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它属于地方性法规。该《暂行规定》借鉴了国外有关基金立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调整基金发行、管理、运营等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1993年上海市也颁布了《上海市人民币信托基金暂行管理办法》。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经国务院颁布了《设立中国境外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但这是一部专门调整境外发行并投资于国内产业项目的投资基金的法规，其他基金不适用。1995年开始，有关部门就开始起草“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没有出台。因此，在这一阶段，我国投资基金的发展基本上可以说是无法可依。
第二阶段以1997年《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为开端。经过十年的试点工作和经验积累，我国基金全国性立法工作时机已经成熟，经过多年酝酿的全国性《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终于出台。《暂行办法》出台标志着我国投资基金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也标志着我国有关部门对基金的监管在规范化、法制化的方面上了一个台阶。1998年《证券法》颁布实施，1999年《合同法》颁布实施，2001年《信托法》颁布实施，这一系列直接涉及证券投资基金运作和当事人主体的相关民事法律陆续出台，进一步完善了基金的配套立法。随着即将出台的《证券投资基金法》颁行，我国投资基金立法将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⑴。
根据各国的立法和实践，投资基金主要有两种组织形态：契约型投资基金和公司型投资基金。公司型投资基金是以公司法为法理基础设立的，而契约型投资基金通常是以信托法为基础来构架其法律关系的。我国的《暂行办法》规范的是契约型投资基金，由于《暂行办法》出台时我国还没有信托法，只能采取无名契约的方式来确定投资基金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因此存在投资基金的法律构造和当事人法律地位不明确等问题。下面，我们拟通过对国外成熟市场各种契约型投资基金当事人法律关系模式的比较，对我国投资基金法律关系模式应作出的取舍和抉择进行分析。
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来看，我国大力发展的投资基金主要是证券投资基金，本文所论述的仅限于证券投资基金，因此，以下所提到的投资基金均指证券投资基金。
二、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本质与模式
（一） 契约型投资基金和公司型投资基金
根据基金的法律基础和组织形态不同，可以将投资基金分为公司型投资基金（corporate type）和契约型投资基金（contractual type）。公司型投资基金是具有共同投资目标的投资者依据公司法组成的以盈利为目的的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投资公司。投资人——公司股东按照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根据投资回报情况领取股息、红利。公司型投资基金的结构，通常有三个当事人：（1）投资方。即投资公司，是公司型基金的所有权人，以发行股票的方式，建立基金，其股东即为受益人。（2）管理方。管理方是投资公司的顾问，提供调查材料和服务，双方订立管理契约，由管理方办理一切管理事务，收取管理报酬。但有关资金运用和证券买卖的重大事项，仍然由投资公司董事会策划，经决定后再委托证券经纪人代为执行。（3）保管方。投资公司将募集资金指定银行或信托公司为保管方。签订保管合同，保管投资证券，并办理每日每股净资产的核算，配发股息和过户手续等。
契约型投资基金是指基于信托企业原理，由管理者、托管者和受益者三方当事人构成的投资基金形态。它由三方当事人构成：（1）管理人（委托人）。它是基金的发起人，由它来发行基金受益凭证，募集资金，然后将募集的资金交给受托人保管，同时对所筹集的资金进行具体的投资运用。（2）托管人（受托人）。受托人一般为信托人或银行，根据信托契约规定，接受委托，保管募集的资金及其他业务和会计核算业务。（3）受益人（投资人）。是认购受益凭证的投资者。他通过认购受益凭证，参加基金投资，成为基金当事人，并根据持有的受益凭证份额分享基金的投资收益。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采取的是契约型。
（二）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本质
投资基金是信托在商事领域得到运用和发展的一种财产管理制度。我国的《暂行办法》将证券投资基金定义为“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即通过发行基金单位，集中投资者的资金，由基金托管人托管，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资金，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投资”。日本的《证券投资信托法》将证券投资基金定义为“基于委托人的指示，以将信托财产投资于特定的有价证券之运用为目的之信托，且以将其受益权分割，使不特定的多数人取得为宗旨”。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投资基金具备信托的一般要素和法律特征。
信托是指委托人将财产权转移于受托人，使受托人依信托目的为受益人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信托关系包括两个基本构件：一是委托人将特别财产转移到受托人名下；二是受托人依信托目的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处分。契约型投资基金投资者应募后即将其资金转到保管公司名下，而管理公司与保管公司则根据信托契约约定的基金资产运作目的对之进行运营，所得权益交与投资者（受益人）。可见契约型投资基金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信托关系的两个构成要件相吻合，当事人的关系为信托关系。这种信托关系是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的制度框架。这种制度的优势就在于产权界定清晰、职责分明，是一种既有分工合作，又有监督制约的多边激励制约机制，因而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大陆法系的亚洲各国，无论日本还是韩国，在立法引进信托制度之后，信托都成为投资基金唯一的和法定的组织形式。
正是因为证券投资基金本质上是一种信托，因此，很多国家都将投资基金纳入信托法来调整。但需要指出的是，投资基金是信托制度的发展和创新，这种信托关系具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委托人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受托人资格的专门要求及受托人的分工配合与相互监督等方面。这些特殊性使各国都对之进行严格监管，许多国家都在信托法之外，用专门立法对之进行规
范。如美国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日本、韩国、香港及我国台湾地区等都对证券投资基金进行专门立法。
（三）契约型投资基金法律关系模式的比较
契约型投资基金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如英国、日本、德国、韩国、香港等的契约型基金要受到有关信托法规的规范，并以规定三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信托契约为其典型特征。从有关国家的情况来看，在契约型基金具体信托结构安排上，大致有瑞士模式、日本模式和德国模式三类，三种模式各有利弊。
1、瑞士模式。瑞士模式通过一个“集合投资契约”（collective investment contract）规范当事人（基金管理人、投资者）之间的权利义务，该契约可以另行指定托管人，也可以没有托管人。如果委任保管银行，该保管银行也是该契约的签约人。瑞士模式将投资基金作为一笔组合资产，保存于独立帐户中。因此，基金契约虽然没有在签约主体以外产生明显的新主体，是一种只有两个必要当事人的信托，但独立帐户已经事实上游离于投资人和管理人而独立存在。这种契约型基金的独立性不明确，它代表了未引进信托制度的民法法系国家对投资基金的法律处理。
2、德国模式。德国模式又称二元制模式，德国在1956年制定了《投资公司法》，明确了它的投资基金一律采用契约型。该法的两个特殊的设计是“特别财产”和“保管银行”。特别财产是投资公司募集并管理的基金，由于其特殊的法律地位，投资公司与保管银行不得请求对其强制执行，而此特别财产分割的权益由受益证券加以表示。这样，特别财产与信托法上的“信托财产”并无二致，投资者的地位与信托受益人的地位也无区别。区别在于：通过两个契约并存来规定投资者、投资公司（管理人）、保管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一是投资者与投资公司订立信托契约。投资者购买受益证券时，取得信托契约委托人兼受益人的地位，投资公司则处于受托人的地位，是“特别财产”的名义持有人，负责财产的运营；二是投资公司与保管银行订立保管契约。保管银行负责“特别财产”的安全与完整，并依投资公司的指示处分该财产，同时负责监督投资公司依信托契约办事，并对其特定的违法行为提出诉讼，甚至有权停止投资公司权利的行使。因此，该法以特别财产为中心，规定了投资公司、保管银行、受益权者三足鼎立的法律关系。保管银行是基金的守卫者，此保管银行不同于美国投资公司法的保管银行，其权限较广而功能较大。
在这种二元制模式下，投资基金三个当事人不像日本法予以统一结合在一个法律关系上，而是信托契约及保管契约规范三当事人的关系。该模式通过投资人与管理人的信托关系保证了投资者在发生纠纷时可以直接向管理人主张权利，有效地保护了投资者利益。弊端是投资人与保管人不存在契约关系，一旦保管银行违反义务，投资人不能直接向其主张权利，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权利。
3、日本模式。日本模式又称一元制模式。依照1951年日本《证券投资信托法》，整体结构以证券投资信托契约为核心，以该契约连接管理人、托管人、受益人而形成三位一体的关系。具体地说，由基金管理人在发行受益凭证募集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之后，以委托人的身份与作为受托人的基金托管人（保管银行）签订以基金投资者即受益证券持有人为受益人的证券投资信托契约。据此，受托人取得了基金资产的名义所有权，并负责保管与监督，委托人则保留了基金资产投资与运用的指示权，受益人则依受益证券的记载享有信托基金的投资收益权。可见，日本的做法是用一个信托契约来规范所有关系人的权利义务。这与德国法上的构造显然不同。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也采用日本的模式⑵。
日本法上的构造，简化了基金关系人的法律关系，并明确了管理人与投资人及管理人与托管人之间的一种信托关系，这些无疑较德国法的构造更进步，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基金管理人的委托人地位有悖于信托法法理。在典型的信托关系中，委托人应对信托财产拥有原始所有权（我国《信托法》亦有如此规定），而基金管理人显然不具备该条件。其次，托管人扮演的受托人角色也值得商榷。据信托法理，受托人应当积极参与财产经营，而日本模式中的托管人对基金资产只有保管和监督权，导致“消极信托”。上述问题造成受益人与管理人、托管人权利义务不明，一旦产生纠纷，受益人就有可能缺乏对管理人主张权利的法律依据，对托管人主张权利又因为后者只是消极信托而难以取得效果。
从以上各种模式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契约型基金组织结构在处理当事人法律关系方面的立法难点集中在基金管理人的法律地位的确定，而基金管理人法律地位的确定的困难则又来自于投资基金治理结构的特殊性，即除基金财产所有权与受益权的分离外，还有基金财产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但不管各国如何对基金管理人的法律地位进行确定，都毫无例外地规定基金管理人对基金受益人或持有人负有诚信义务，目的都是为了使管理人承担与信托受托人义务相当的义务。
立法上采何种形式规范契约型投资基金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与契约型投资基金运作机理相符合，以有利于保障投资人为准则。这是我国相关立法在借鉴他国模式时应有的出发点。
三、我国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分析与模式选择
（一）从现行法规分析我国投资基金法律关系
信托法律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原本是不存在的。以日本为始，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努力消除法律制度不同的障碍，成功地将信托制度引入本国。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在《信托法》颁布之前，我国尚未确立信托法律制度，因此1997年之后的新基金均采用契约型形态，以《暂行办法》的规定作为基金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指引，以基金契约条款体现、约束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我国《暂行办法》的实践来看，设立基金，发起人必须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订立“基金契约”，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必须订立“托管协议”，从形式上更类似于德国模式。但是，由于缺乏《信托法》的指引，以及证券投资基金本身法律结构的复杂性，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在法律构造上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由于受托人的缺位，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契约保障和法律救济。
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不明是我国契约型基金的最大问题，特别是基金持有人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之间的关系不明。基金契约如果是作为投资基金运作的“根本大法”的话，应该以基金实际运作后的核心当事人——管理人、托管人、投资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为基本内容，但是《暂行办法》没有明确规定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的含义，《暂行办法》实施准则第一号《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的内容与格式（试行）摘要》（以下简称《基金契约摘要》）第23条规定：基金契约经三方当事人（基金发起人、管理人和托管人）盖章及三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后生效。但是，此时投资人尚未确定，更不可能签署基金契约，因此有学者认为投资人不是基金契约的当事方，不能享有契约权利，因此无权追究基金管理人或托管人的违约责任。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投资人虽未签署基金契约，但其购买、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使其成为契约当事人并从而享有契约权利。但笔者认为后一种
观点仅是从保护投资人角度出发的一种法律上的推理。由于目前绝大部分基金契约均未将投资人（持有人）列为基金契约当事人，即使列出也未规定投资人如何成为契约当事人，即缺乏类似“投资人认购或申购本基金份额，经基金管理人确认后持有本基金份额的，成为本契约当事人”的条款。在我国投资基金的现行法规中将基金发起人、管理人及托管人作为基金契约当事人，而将投资人排除在外的做法无疑有违以投资人为核心的原则，有本末倒置之嫌。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对受益人利益的漠视，另一方面还是对投资基金的本质缺乏把握。我们在立法时，首先要把握基金当事人法律关系的信托本质。证券投资基金的品种、结构、管理方式、规模都是随着证券市场以至整个金融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但无论怎样变化，其本质也即形成的经济关系是稳定的。违背基金的信托本质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投资者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护。有些基金管理机构借基金财产为本机构谋取超过信托本身限定的应有利益，有些基金管理机构把建立基金作为本机构获取投机股票、期货所需资金的一种手段。由此可见，我们在制定《投资基金法》时，必须始终把握证券投资基金这一信托本质，树立信托观念，按信托本身客观规律办事，对证券投资基金进行规范。
（二）我国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模式选择
正如美国著名信托法学者斯科特所言：“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结构和形态，与律师的想像力一样没有限制”，各国对于证券投资基金法律结构的设计可以有各种形态。但无论采取什么形态，讨论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结构不能离开投资基金法律制度的核心原则，那就是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我国《投资基金法（草案）》第1条明确指出其立法目的“为了规范投资基金的管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因此，我国对投资基金法律结构的设计上，应尽量体现投资者本位原则并方便其权利的行使。为体现这一宗旨，根据我国现有投资基金法律制度和《信托法》的规定，结合“二元论”和“一元论”两说的优点，笔者主张“共同受托人模式”，即以投资人为委托人兼受益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为共同受托人。理由是：基金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实质上是受托人权能的一种分割。除管理事务内容有所不同之外，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义务与信托受托人的义务基本一致，都负有双重的对物和对人的义务。在对物的义务方面，双方都负有管理基金资产的义务。在对人的义务方面，双方都负有为基金持有人的最大利益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的义务。共同受托人的设计，将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都纳入了信托关系中，既符合基金管理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强化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对基金持有人的义务，又解决了长久以来困扰立法的一个死结。
在信托法上，共同受托人指因共同接受委托人在信托行为中的委托或者有关国家机关在国家行为中的指定，而对信托财产负有为他人进行管理或处理职责的数人。对于受托人的数量，大多数国家的信托法，均未作限制性规定。日本信托法、韩国信托法都未对受托人的数量规定最高限额，美国信托法对受托人的数量也持如此态度。根据这些国家的法律，某一具体信托关系中受托人的数量，完全由委托人、法院或有关行政机关在设立这一关系时，根据实际需要自行决定，因此，在这些国家中，共同受托人现象盛行。在一项信托是由共同受托人执行的情形下，每一个受托人都负有法律赋予受托人的义务，一旦违反这些义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共同受托人模式”的出发点，在于赋予投资人信托法上委托人与受益人的双重身份，以期最大程度地保护其权益，并将所谓“受托义务”同时赋予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以利上述目标的达成。
综上所述，《信托法》颁布以后，我们应当更新以往我国对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设计思路，并按照《信托法》的原则将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塑造成一种以基金契约为核心的信托关系。在信托模式的选择上，由于共同受托人制度较好地体现了信托法律制度的特征，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方便了投资人行使其合法权利；确立了管理人和托管人之间分工制衡的机制和对投资人的连带赔偿责任，有利于遏制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现有的“经理人控制”现象并彻底清除托管人“托”而不“管”的痼疾，尤其是明确了投资人兼为委托人和受益人的法律地位，加强了对其利益的保护，较充分地体现了证券投资基金的立法宗旨，因此值得我国相关立法及司法机构予以关注。
－－－－－－－－－－－－－－－－－－
参考文献：
⑴ 贺绍奇．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透视［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