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这本小说通过被迫害者“狂人”的形象以及“狂人”的自述式的描写，揭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下面是勤劳的小编首席给大伙儿收集的4篇狂人日记赏析的相关文章，欢迎借鉴，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一、波谲云诡的世界图景
“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4]在狂人的日记世界中，定性判断是狂人观察世界、思考问题的基本方式，他也以判断句式作为描述世界、表达自我的基本语法。通过判断句，狂人描述着他对于天地、时间、家庭、他者、自我的感知，绘制出一幅诡谲残忍的世界图景。
在天地之间，狂人看到“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 [5] 狂人审判的眼光如触手般伸向天地，跃跃欲试的蠡测着这个世界：“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6]在狂人的日记世界里，事情似乎总是发生在夜晚。这个时空时而明月朗照，时而天地漆黑，显得光怪陆离，几近恐怖。
狂人审视的目光指向外在天地的同时，也投向自己的私人空间：狂人的“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7],他的日常生活是“太阳也不出，门也不开， 是两顿饭”[8] .在天地之间，狂人感到的是诡异恐惧，而生活空间中，狂人则感到沉闷凝滞。这种“A是B”式的定性判断，使他的生活更显沉重而绝望，永无改变的可能。
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狂人对于自己和人类有着清晰的定位。狂人以一句判断句完全否定了自己的过去：“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9] 同时，狂人对于人类光明的未来却有着确定的信念，他认定并劝诫他人：“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等”[10] 在昏暗的过去和光明的未来之间，当下的意义则在于：“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11] “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是人人太平。” [12] 狂人断定“现在”的意义，就在于终结过去，使“真正”的未来得以到来。狂人的时间观念存在着悖论：如果将来必定是“人人太平”,现在的“改”或“不改”究竟区别何在？若顺遂自然即可，又何必要人人去“改”?若将来并不一定是“人人太平”,而是取决于当下的“改”或“不改”,狂人又为何确信“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13] 活在这世上？狂人并不追问这些问题，狂人只在自己的世界里，用判断句分别赋予了过去、未来、现在以分明确切的意义。
狂人的神经始终紧张，评断着周围人的身份和性质：“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14] “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 [15] 在狂人眼中，周遭人即便有着不同的身份，性质却都是相同的：都是吃人的人。狂人以审判者的眼光，审视着周围人的各种细节，以此印证自己的判断：“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16] 周边的人，无论职业、亲疏、远近，都被狂人判定为“吃人的人”,“我立刻就晓得，他也是一伙，喜欢吃人的。”[17] “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 [18]“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19]“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20]“这是他们的老谱！”[21]狂人对于周围人之所以诡异残忍的原因，也做出了自己的判定：“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22]在狂人的判断中，人和人的关系只剩下两种：一种是吃人和被吃，另一种是同为吃人的同伙。人间在狂人眼中，俨然成了残忍冷酷的地狱。
在狂人的裁决之眼中，家庭更显得残酷而近乎惊悚：“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知道没有，我可不得而知。”[23]在最亲密的亲人身上，狂人却为他发现的极度冷漠惊呼：“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24]“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25]对于最亲密的家人，狂人审视的目光也绝不敷衍。他控诉家人是真凶的呼号，可谓惨绝人寰而又掷地有声。
狂人的裁定不仅指向周围，也指向自身。一方面，狂人对于自己的正义感充满了信心：“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另一方面，狂人对于自己是否真正无辜，也进行了重新判断：“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26]对自身属性反复的拷问和判定，既充满矛盾又万分坚决，是《狂人日记》中最触目惊心，也最发人深省的一幕。在狂人充满戏剧性的自我怜悯、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自我确认中，始终不变的是他对于自己判断的笃信。
《狂人日记》是一部由大量判断句铺排而成的小说。“是”字句在《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古典白话小说中多用于介绍人物身份、描述事物特征，充当说明性成分。在《狂人日记》中，“是”字判断句则成了全篇的基本叙述语言。在狂人的日记世界里，从过去到未来，天地间所有的人和事，包括自己，都暴露在一束炽热决绝的裁决者的眼光中。绝对而坚定的判断，支撑起了狂人的整个内心世界。
二、独断乾纲的历史叙述
判断之笔不仅勾勒出了狂人的日记世界，也建构起《狂人日记》的核心话语。狂人不仅判定时空，审判他人，拷问自我，更将矛头直指中国历史：“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27]鲁迅对历史教义中的“仁义道德”发出控诉，吴虞等人继而以同样的句式将批判扩展到礼教纲常：“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甚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28]《狂人日记》宣判式的语言将中国历史指认为“吃人”的历史。
自《狂人日记》开始，“吃人”成了关于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化最重要的隐喻，“吃人”也成了中华文明无法洗刷的罪名。这大概不算冤枉，因为文明本身就意味着对人攻击性 的压抑，并使人的 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文明是人类所经历的一个特殊过程，它使人结成群体，带给人安全；它的功能在于保护人类免受自然之害，并调节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29]然而，文明并不意味着完善[30],它要求人牺牲自己的 和攻击性倾向，这使得人难以在文明中感到幸福。
《狂人日记》是第一篇用写成的以�
文章中的“我”写了十三篇日记，这十三篇日记呈现了一个“迫害狂”眼中的世界：怀疑路边的行人，街边的小孩意图谋害自己的性命；怀疑身边的亲人、朋友会出其不意地把自己给杀了吃掉；最后，竟怀疑自己曾在不经意之间吃了早逝的妹妹的肉。这些在现在的我们看来，是丝毫不着逻辑的，甚至是不可理喻，迫害成性的。
但是，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难道是完全的荒谬之词吗？显然不是的。正如鲁迅先生写的另一篇文章《药》一样，封建社会的庸人完全地迷信着那些民间流传的偏方，而罔顾人之性命。而《狂人日记》中的“我”则把周围的人都当作了这些庸人，这些人真的意图吃人吗？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正如第十三篇中的一段话：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吃人的孩子！这些庸俗的孩子是谁教育的呢？与其说是庸俗不堪的大人，还不如说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悲况和俗不可耐的社会风气。这与吃人有何异呢？吃人损的是人骨，少的是血肉；但庸俗的社会风气破坏的是整个中国的兴盛，破环的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态。
就如鲁迅先生一贯的追求：关怀关心下一代，为祖国培养未来的国之栋梁。这篇文章是对旧中国的无情审判，是对庸俗社会的沉重控诉。
文中有一句“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那么现在呢？我们在吃人吗？抑或是被吃？还是两者兼顾？吃血馒头的人不复存在了，但吸食毒品的人出现了；赌骰子大小的人不复存在了，但留恋于棋牌室的人出现了……我们不应该反思吗？尽管现在的法治社会与旧中国的庸俗社会相比仍是天壤之别。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现在的社会是不无缺点可数的，所以我们应该怀着“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的信念，从小做起，争创和谐的社会。
《狂人日记》是鲁迅向当时人们发出的沉重的呼喊，同时，它也是对现代人们的无言的警告。
记得有一句话：“‘常人’是‘吃人’的，‘狂人’反而是最清醒的。”在四千年的吃人史之后，中国人应去创造“无狂人”的美好社会。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文坛“独尊现实主义”，而鲁迅在诸多创作方法中选择现实主义为主轴之举也被史家过度阐释、定义，现代中国小说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属性问题因此争议不休。
在鲁迅前期小说中，象征性形象大都具有相对明确的指向性，读者较容易沿着它的指向性追寻到它的象征含义。这是因为在鲁迅笔下，除具有象征含义外，自身也具有实在的具体含义；而且自身的具体含义与象征含义之间往往存在着相似的属性，有着一定的推理关系。唯独有《狂人日记》有所不同。在《狂人日记》中，象征性形象自身的含义与象征含义之间既存在着对立性，又有同一性；既无逻辑性，又有一定的推理关系。 象征派与其他现代派一样，大都是有机形式主义者。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他们将形式的重要强调到极致，认为内容即形式，形式即内容，离开了形式无所谓内容。这种理论积极的一面，在于促使人们不断地进行艺术形式的创新；其消极的一面，在于某些花样翻新是以牺牲内容为代价的。 鲁迅为何要在《狂人日记》等一系列作品的创作实践中尝试将象征主义表现法与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相调和；为何不像同时代的某些理论家那样将象征主义艺术方法视为与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相对立的东西？探索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鲁迅的多元创作方法观。 鲁迅在这一点上与卢那察尔斯基的观点较为接近。卢那察尔斯基肯定“为艺术之一形式的象征主义，严密地说起来是决非和写实主义相对立的。要之，是为了开发写实主义的远的步骤，是较之写实主义更加深刻的理解，也是更加勇敢而合乎顺序的现实”。高尔基说：《万尼亚舅舅》和《海鸥》是一种崭新的戏剧艺术，在这里现实主义提高到一种精神崇高和含义深刻的象征境地，“别的戏剧是不能把人从现实中吸引到哲学的概括上面的，—这一点您却做到了。”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迅创造性地运用象征主义表现法的目的。 鲁迅创造性地运用象征主义表现法的目的，首先在于更及时地服从思想革命的需要。面对数千年的封建上层建筑，鲁迅的忧愤是那样深广，为了使艺术形式这一外壳拥有尽可能大的思想容量，即卢那察尔斯基所肯定的“开发现实主义”，鲁迅用了象征主义表现法—这个“内蕴”远远超出“外象”的方法，以便将作品的主题思想延展得更为深广。无独有偶，苏联诗人勃洛克也运用象征主义的表现与现实主义的描写相结合的方法，在十月革命爆发后仅仅两个月便创作了长诗《十二个》，“对布尔什维克革命首先作出积极反应”。这一创作实践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中运用象征主义表现法的目的的认识。 其次在于，思想革命这一任务决定了作品不仅应将观念借具体形象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同时应将具体形象高度抽象化为观念。象征主义表现法有利于浓缩生活、增强作品的概括性。《狂人日记》以它高度抽象的思想性，成为鲁迅前期反传统思想革命小说的“纲”。封建礼教“吃人”这一观念在鲁迅以后的一系列小说中又具体化为阿Q、祥林嫂、孔乙己、魏连受、夏瑜、子君等纷纷被“吃”掉的人物形象。又如，在《阿Q正传》中，若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出“阿Q”这一典型，则不尽符合思想革命的需要；他还必须是“国人的魂灵”。于是“阿Q”这一具体形象不得不高度抽象化为“阿Q主义”的精神特征。 其三在于，思想革命需要作者着力解剖国民的灵魂，并对其进行思想启蒙。象征主义强调表现内心的生活、心理的真实，它的主观性、内向性如果用得恰当，可
加缪认为，“所谓荒诞，是指非理性和非弄清楚不可的愿望之间的冲突，弄个水落石出的呼唤响彻在人心的最深处。”[1],“荒诞产生于人类呼唤和世界无理性沉默之间的对峙。这一点不应当忘记，而应当抓住不放，因为人生的各种结果都可能由此产生。”按照加缪对荒诞的这一阐释，荒诞产生的基础是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世界都处于非理性的状态，而人又想在这种非理性的荒谬状态中，还要抱有“非弄清楚不可的愿望”尽管这种愿望最终可能得不到答案并且是非常无力的，也就是说，荒诞的形成要有两个必备的因素：一个是非理性，一个是无理性沉默。假定加缪对荒诞的这一阐释是合理的，那么鲁迅小说中的一些作品就已经带有了深刻的荒诞色彩。
二、非理性语境下荒诞的产生
鲁迅于1918年4月完成的小说《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在《狂人日记》的开篇，鲁迅就交代了小说主人公“狂人”的基本情况，说“狂人”是迫害狂患者，“多荒。唐之言”[2],然而病愈后又“赴某地候补矣”[3],这段关于“狂人”的背景介绍就已经暗示了小说的荒诞色彩。小说中，“狂人”作为一个迫害狂患者，亦或是一个封建文化压迫下的异端觉醒者，他本身的精神状态是非理性的，同时，在“狂人”眼里，他周遭的人，都是想吃掉他的，这样“狂人”所生存的“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社会环境也是非理性的，如此，就构成了荒诞的一个要素，即人和世界的非理性。小说中，“狂人”虽然在世人眼里已经疯癫，但是“狂人”本身并未停止自身的思维活动，全篇“狂人”一直执着、恐惧和探求的问题就是“吃人”,他一直在怀疑自己的兄弟和村中的其他人是要“合谋”吃掉他，而且“狂人”还看出被吃的不仅是自己，而是历史满本都写着“吃人”,但是，不论是“狂人”的哥哥还是赵贵翁、何医生，周围的人都是把“狂人“当作疯子看待，都否认“吃人”一事的存在，因此“狂人”对“吃人”的探究和追问终究也没有得到直接而明确的答案。周围人对“狂人”的“吃人”的疑问的“没有的事”“从来如此”的应答，于“狂人”而言无异于搪塞和欺骗，这种搪塞也构成了周遭世界对“狂人”的沉默和屏蔽，由此，对于“狂人”而言，世界无理性沉默这另一个构成荒诞的因素也显现出来了。《狂人日记》通篇，“狂人”都病态而偏执的想要弄清“吃人”的本质，而周围人都把“狂人”视作不正常的异类，自然也不会正视、探讨和回答“狂人”的问题，这种对“狂人”的规避和漠视无异于宣告了“狂人”所面对的世界的集体无理性的沉默，至此，“狂人”对“吃人”一事的挣扎的呼唤，事实上得到的是“吃人的”的世界的沉默地应答。“狂人”和世界之间的荒诞关系已经形成。
三、荒诞之下“狂人”的抗争
加缪认为“荒诞是希望的对立面”[4],在荒诞的世界中“斗争被回避了。人融入荒诞，并在融为一体中消除自身的本质特性，即对立性、破坏性和分裂性。”[5]也就是说，人和世界的荒诞关系一旦形成，人们就会处于无希望的状态，人们所做的一切的求索、挣扎和抗争都变得无意义，不论怎样做，在荒诞的世界中人们斗争的意义都被荒诞消解殆尽了。在鲁迅的小说中，人和所处世界的荒诞的关系虽然已经出现，但是人对所处环境的抗争不但没有被回避和消解，反而作为小说的线索之一时时出现在文章当中。在小说《狂人日记》中，“狂人”本身的行为和他所处的生存环境都是荒诞的，但是“狂人”的抗争意识并没有被荒诞所瓦解。小说中，“狂人”对周遭的人和事儿是具有强烈的对抗性，不论是给他看病的医生还是他自己的大哥，“狂人”都设定他们是“吃人者”而加以戒备。同时，面对“吃人”的环境，“狂人”不是坐以待毙，他尽管被认为是疯子，但是仍然以劝说为武器进行努力的抗争，不断的规劝身边的那些“吃人者”们不要再继续“吃人”,而且还对“吃人的人”发出振聋发聩的警告，告诉他们“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6].“狂人”在荒诞中没有放弃规劝“吃人者”的希望，他也没有放弃对于未来的希望，小说结尾他仍然坚信孩子是可以救的，“没吃过人”的孩子们仍然是未来希望的所在。通观《狂人日记》,鲁迅把整个故事置于了荒诞的境地，但是却并没有像加缪所言，因小说表现的世界的荒诞而抵消了小说中主人公的抗争性和对未来的希冀。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曾说过，“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7],荒诞使人们的希望成为了虚妄，但是这种虚妄中不免又蕴含着新的希望，在荒诞之上保持一份抗争性和不灭的希望，这或许是鲁迅在表现荒诞这一现代性命题的过程中的一种创新。
加缪对荒诞这一命题进行系统的哲学探究和阐释是在20世纪40年代，鲁迅的《狂人日记》写成于1918年4月，可以说在《狂人日记》写成的那个时代，我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和40年代的法国有很大差距，还没有达到足以支撑具有现代性意义的荒诞感产生的程度，而鲁迅已经在小说中展现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荒诞感，并把当时所需要的抗争精神融入在荒诞中，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创举，虽然鲁迅先生自己未必是主观上试图对荒诞进行理论探讨和文学图解，但是我们仍可以说，这是鲁迅对于我国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进行的一种具有前瞻性、先锋性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