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 早上8点，庄浩(化名)就来到位于潘家园的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一个月前，这位北京某同性恋非政府组织(NGO)的代表接到主管部门的通知，要在这里接见比尔·盖茨。
不到一个小时后，一辆别克商务舱旅行车驶抵疾控中心。在两名保镖的护卫下，盖茨身穿浅灰色西服，面带微笑走进大楼。接下来，庄浩、其他NGO的代表，以及几名艾滋病感染者和盖茨坐到一起进行了长达40分钟的闭门交流。
这是2007年的4月18日，比尔·盖茨第十次中国行的第二天。7个月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正式宣布，五年内捐资5000万美元，帮助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传播。
1.首家海外办事处
对于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以及高危人群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福音。近10年来，盖茨基金会已在非洲、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开展防艾工作，10年过后，艾滋病依然是全人类最严重的挑战。在拨给中国的5000万美元中，2000万美元将交由中国卫生部，剩余的3000万将提供给中国民间NGO，其目标对象是13个中国大中型城市以及海南省的男男性行为者、暗娼和静脉吸毒人群。
在盖茨基金会全球所有的援助项目中，防艾是投入最多的一个。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叶雷说，这是盖茨将选择防艾作为中国第一个项目的原因之一。
其实，早在几年前，盖茨基金会在印度启动防艾项目时，盖茨的注意力就已经转到中国。2004年夏天，盖茨展开他的中国之行，叶雷获盖茨邀请，和中国的疾病控制专家、NGO代表、艾滋病感染者一起参加了一个圆桌会议，叶当时的身份是美国疾控与预防中心全球艾滋病项目中国办事处主任。这次会议被认为是盖茨基金会在华布局的开端。
此后，盖茨基金会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调研准备工作。一方面，盖茨基金会每年派出一个代表团到中国高危人群中考察防艾现状。时任北京市卫生局疾控处副处长关宝英向《国际先驱导报》回忆说：“这两年，我带他们去了北京市的男男同性恋场所、针对吸毒人群的***治疗点等地进行考察，他们问得非常详细，不仅仅和医务人员聊，还问到门诊服药的人员服药前后的情况。”
另一方面，在位于西雅图的盖茨基金会总部，对于用什么样的工作模式在中国开展项目，基金会内部也在反复争论。“有好几种模式。一种是把经费交给美国的国际组织，让它们到中国经营；第二种是盖茨基金会在印度的做法：雇一些专业的人员到当地操作。第三个模式是在中国建一个代表处，直接把经费交给当地政府和NGO操作，我们做技术和管理支持。”叶雷回忆说。
抉择的过程有些漫长，大约过了一年多，盖茨基金会才决定用第三种工作模式到中国开展项目，不过，新的麻烦来了。
2.创新的援助模式
由于中国在2006年暂停了所有国际组织在华的注册工作，盖茨基金会不得不推迟一年之后才重启它的中国计划。
2007年11月，就在盖茨基金会承诺捐出5000万美元给中国时，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也终于在北京建国门北大街上一家写字楼内正式挂牌。这间仅能容纳10人的狭小办公室，其办公条件虽然无法与总部媲美，但它却创造了一个先例——盖茨基金会在海外的第一个代表处。
这在叶雷看来，有两个长处。“中国的(防艾)情况不是一个纯粹缺乏经费的状态，而是缺少技术和管理支持，另外做政府和NGO的连接工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但如果在西雅图办公，这样就会缺乏有效率的支持。”叶雷说，此外，如果不设立代表处，由于美国法律的限制，盖茨基金会的钱要想到中国必须经由美国的国际组织，这样间接的操作也会影响效率。
经过不到一年的运转，盖茨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已步入正轨。“在各个省市的防艾工作正在逐步启动，我们的项目不是一个独立的项目，而是跟每个地方现有的防艾项目进行结合，加快它们的工作进展和干预能力。”叶雷说，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目标就是要帮助中国培养出全方位的防艾人才。
正如叶雷所说，促进政府和NGO的合作是叶雷和他的同事的一个工作重点。“这样的话可以让防艾工作快速达到理想境界。”叶雷说。关宝英也同意这个做法，接受《国际先驱导报》时，这位北京市性病艾滋病协会副会长说：“北京市算在全国做得比较好的，但管理起来的艾滋病感染者才不到总数的30%。”而相比之下，扎根“基层”的NGO对这个群体更为熟悉和了解。
叶雷提供的解决方案是以计件方式给钱。“比如NGO找来一个人来检测，就可以拿到100块钱，负责做检测的政府卫生部门做一份检测也可以拿100块。”叶雷解释说，这样一来，NGO找的人越多，拿到钱越多，介绍来的人越多，政府检测部门拿到的经费也越多，这样它们的积极性就比较高，互相之间也更愿意配合。”
这样的工作重点其实也是盖茨本人的想法。“中国防艾项目的策略计划交到总部后，他很快批了下来。”叶雷说，2007年的那次朝阳疾控中心之行，盖茨就是为了这个计划专门进行考察的。
3.花钱和挣钱一样用心
那天，陪同参观的关宝英原以为，盖茨匆忙看一下就走了，但没想到他见到每一个的人群代表都细致地了解情况。平易近人、责任心强，这是盖茨留给关宝英最深刻的印象。“他问感染者人群，抗病毒的药物由谁提供，政府在其他方面有没有免费的治疗。”关宝英说，他显然是有备而来，原本20分钟的访问延长到40分钟。
属于庄浩的时间只有短短两三分钟。“他一直在倾听，不太多讲话。”庄浩回忆说：“我和他就如何开展男男性行为(MSM)人群防艾工作进行了一些交流。我跟他说，我们计划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与各界的协作，建立MSM社区与国内防病治病的资源方的转介通道。”让庄浩颇感意外的是，离别时，盖茨欣然为该组织写下了一句鼓励的题词：Your work is very important. Bill Gates(你们的工作非常重要！比尔·盖茨)
叶雷最钦佩盖茨的地方在于他的专业。“盖茨对自己投入基金会的每一分钱都非常重视，不是随便听别人说这个项目好就投入这个，那个不好就不投入。他不是走马看花，而是非常深入地了解和研究。”叶雷回忆说：“我们经常聊有关艾滋病、公共卫生方面的问题，我发现他对这些问题的了解比很多专家还要深入。”
防艾只是盖茨基金会在中国推行的第一个项目，5000万美元也只是首期投入。在今年年底之前，包括农业技术、防治结核在内的两三个大的项目将陆续启动。今年秋天，盖茨将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展开他的第十一次中国之行。跟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将不谈微软，只谈慈善。
看了“高考作文素材：比尔·盖茨”
从“铁公鸡”到头号慈善家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 1993年秋天，非洲刚果(金)。
梅琳达在死气沉沉的城镇上游走，狭窄街道两旁的商店全都钉上了木板，犹如死城。城外露天市场上，几个妇女把少得可怜的一点儿蔬菜放在地上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梅琳达用目光搜寻了一下走路的妇女，看看他们是否穿鞋？结果令她很失望：没有，她们全是赤脚。
陪同梅琳达一起前往的男友比尔·盖茨也不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此时，年仅38岁的他就已经坐拥数十亿美元的财富，却没想到这个地球上还有人连鞋都没得穿。
1.财富与压力
然而，盖茨的怜悯之心只是受了一点点触动，却没有付诸行动，他挥金如土的个性仍然没有多少改变。这一年，热衷收藏的盖茨在纽约索斯比拍卖行以万美元从一位收藏家手里买来柴尔德·哈萨姆的《花房》，比原主最初出的550万美元价格高了近四倍。一年后，他又砸下3080万美元买进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巨匠达·芬奇那本18页的笔记，这对于已经拥有83亿美元资产的盖茨来说，无异于九牛一毛。
是年，美国人共捐款124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7%，此时的盖茨还是一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1994年是盖茨的生命中悲喜交加的一年。这一年元旦，他和梅琳达终成连理。婚礼上，盖茨在拉奈岛包下了全部轿车、直升机和250间酒店客房。同年，盖茨深爱的母亲却不幸死于癌症。
如此巨大的变动使盖茨的精神和感情受到巨大打击。这位世界首富开始重新思索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方向。这一年，在父亲的建议下，他拿出了9400万美元，建立了威廉·盖茨基金会，这就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前身。一年后，在纪念母亲逝世一周年时，盖茨夫妇将1000万美元捐赠给华盛顿大学，并以母亲的名字建立了玛丽·盖茨奖学金。此后，比尔和梅琳达还捐献了100万美元给西雅图的福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
然而，美国民众只注意到他的财产在1995年已经涨到129亿美元，他的慈善义举鲜有人提及。真正的转折出现在。这年9月， 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高达十几亿美元，囊中羞涩的联合国一度濒临财政破产的边缘。美国有线新闻网(comN)的开山鼻祖特德·特纳出人意料地宣布，向联合国捐款10亿美元，用以应付财政危机以及其他发展性援助项目。
美国媒体纷纷在显要位置报道这一义举，并将特纳描述成美国新一代慈善大亨的领军人物。这个评价一点都不过分，10亿美元捐款几乎要占特纳个人资产的三分之一。中国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工作部主任张雯当时人在美国，她记得特纳对媒体说：“我捐了这么多钱给联合国，世界首富你的钱在那干吗？”
有的报刊甚至历数美国各大富豪的家财和捐款数额，并笔锋一转，指责盖茨身为世界首富怎么可以一毛不拔。 在媒体的渲染下，要求盖茨捐赠金钱、回馈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压力。
2.煎熬与触动
对于美国连篇累牍的抨击，最先感到不安的不是盖茨，反而是他的父亲。比尔的父亲老盖茨在当地算得上一位德高望重的退休律师，他的母亲玛丽在西雅图地区也曾是一个有头有脸的社会活动家，对慈善事业一向相当投入。
但在盖茨看来，每个人有每个人回馈社会的方式，微软公司解决了数万人的就业，推动了高科技产业的繁荣，带动了美国经济的活跃，这难道不是对社会的贡献？但社会对他的需求不只于此，每天都有无数的求助信、请求信雪片般飞来。
可是直到一年后，一篇媒体的报道才让盖茨“痛下”慈善的决心。，正在盖茨面临微软官司，并陷入心灵煎熬时，《纽约时报》星期日版上的一篇文章，使他们夫妇受到深深触动。这篇文章运用数字和图表，勾勒出世界上的不同国家在收入、健康保健和平均寿命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文章说，在全球范围内，90%的疾病发生在贫困国家，但这些国家的人民，却只有10%的保健资源。
这篇文章再次唤起了盖茨夫妇1993年非洲之行的切身体验。梅琳达后来回忆道：“我记得，这是我和比尔第一次谈论，这些疾病对于孩子们是多么悲惨。我们问自己，我们能做些什么？”
夫妇俩先是把文章寄给老盖茨，之后又去找他细细商量。比尔激动地对父亲说：“我们或许可以做些事来改变这种状况。”他们请求老盖茨帮助自己学习和掌握卫生保健方面的知识。从此，威廉·盖茨基金会的重点，开始转向卫生保健领域。一毛不拔的“吝啬鬼”开始大笔捐赠“挥金如土”了。
3.变化与满足
当初老盖茨一再催促盖茨履行一个公民回馈社会的“义务”，还为之焦虑不已。盖茨后来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了他和所有人的想像。其实，人们还忽略了一个细节，在19，盖茨和梅琳达就成立了一个新的基金会：盖茨图书馆基金会，致力于通过公共图书馆使更多人有机会使用科技资源。，盖茨图书馆基金会更名为盖茨学习基金会，随着名字的改变，基金会的工作重心也发生变化，由资助公共图书馆转变为资助家庭困难和少数族裔的学生，让他们有上学的机会。
盖茨的慈善义举就如同他的财富一样节节攀升。是年8月，老盖茨向外界披露了一个惊天消息。他在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宣布，盖茨计划捐出他按照当时的计算所拥有的1000多亿美元的财产，只留给他的孩子每人1000万美元，捐款主要用来帮助那些遭受艾滋病和疟疾困扰的病人。
第二年，威廉·盖茨基金会和盖茨学习基金会合并成为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工作重点也合并在一起，致力于扩大以下四个方面的权益：全球卫生保健、教育、图书馆公用计算设备以及给予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弱势儿童和家庭的支持。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刚开始是在老盖茨的住所地下室办公，后来搬进位于西雅图的一座两层小楼，共有工作人员216人，包括儿童健康顾问、公众健康管理专家、律师、财务人员等。据说盖茨平均每周都会抽出10小时忙基金会的事情。
为了用好基金，盖茨甚至快成为半个医疗问题专家了。他在巴西度假期间，还饶有兴趣地通读了分子生物学家詹姆士·沃森的《基因分子生物学》一书。盖茨透露：“生物学使我们人类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病魔。我目前就在阅读一些关于肺结核和艾滋病的书籍。我很喜欢普通生物学，如人的免疫系统什么的，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当然这也跟我们的基金会的工作目标有很大的关系。”
援助效果非常显著。盖茨基金会捐助项目实施以来，已使非洲一些国家的儿童疫苗接种率大幅度提高，每个儿童的平均接种费用从不足1美元增加到10美元，成功地挽救了100多万人的生命。盖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我看来，两种感受是类似的——‘人们买了多少软件’和‘挽救了多少生命’，都是很漂亮的数字。”
在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叶雷眼中，盖茨夫妇是一对非常敬业的慈善家。“ 他们每到一个地方，纯粹是来学习访问的态度，来了解到底什么回事，问题在什么地方，关键的事情是什么；如果盖茨基金会要参与的话，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是一个谦虚学习的态度。”叶雷说，盖茨曾公开跟员工说，他最近几年来感到个人最大的满足，在于投入到提高世界公平性的事业中，他觉得这样很有意义。(本文部分内容源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比尔·盖茨新传奇》一书)
美国式慈善是怎样炼成的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 这已经是托丽第六次要求她的邻居捐钱了。
“你能捐十块钱吗？这些钱都是用来帮助中国孤儿的。”这位年仅10岁的美国小女孩在门外对她的邻居央求说。从5岁开始，托丽每年都要参加一个为中国孤儿募捐的“希望行动”，每次，她都要给所有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或打电话或主动上门，说服他们捐款，而到每年的圣诞节，她也告诉亲朋好友，她不要礼物，只要钱，然后捐出去。
中国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工作部主任张雯跟托丽的母亲是好朋友，这样感人的故事，张雯在美国生活时经常碰到。俨然，慈善在美国不仅是企业家的“爱好”，而是一场全民运动。
1.好施传统
美国印地安那大学慈善研究中心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有67%的美国家庭向慈善机构捐过款，高收入家庭(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上、财产在100万美元以上)的捐款比例更是高达98%。事实上，过去40年来，美国人的年均慈善捐款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希望工程发起人、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说，过去几年，美国年人均捐款达到800多美元，而中国连10元人民币都不到。
美国人热衷慈善很大程度上跟他们宗教信仰有关。《圣经》中路加福音里的一段经文：“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这跟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是一个道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张雯就在美国创办了专门帮助美国家庭领养中国孤儿的慈善组织，她对美国的慈善文化非常了解。“美国教会强调‘十一奉献’，就是指神要求大家把年收入的10%捐给教堂。”
在学校，美国小孩从小就接受慈善教育。“比如学校会教小孩把自己的小眼镜卖了捐给救世军(慈善组织)，他们是帮助穷人的。”张雯说，每年，美国各种各样的筹款活动不胜枚举，“每个人一点点就是一股很大的力量，重在参与。”
张雯的朋友，美国驻华大使雷得的夫人，也是这样践行她的慈善理念的。“她自己作为大使夫人，说句话号召大家捐款就可以了，但她不干，而是叫自己的孩子到中国儿童福利机构看孩子，教孩子唱歌。她自己也曾把东西捐出来做慈善义卖，把钱捐给中国的打工子弟小孩。”张雯说：“慈善是一个得到的过程，如果光给钱，你可能就没有得到。你自己参与以后，你的心才在那。”
2.制度鼓励
如果说美国普通百姓热衷慈善是因为信仰基督教中的“互济文化”，那么富人捐款或许跟基督教中“罪富文化”有关。基督教认为富人天生就是“罪恶之人”，富人要想进入天堂，惟一的途径就是将自己的全部财富都捐赠给穷人。
这样的教义已经深深扎根在美国钢铁巨头安德鲁·卡耐基的人生哲学之中。1889年，这位美国私人慈善事业的伟大奠基者之一在《财富的福音》一书中写道：“过不了多久，那些遗留下巨额财富(而不在有生之年将之捐赠出去)的人们就会受到公众的唾弃。人死富有，死而蒙羞。”据说，这本美国现代慈善事业的经典之作是比尔·盖茨最钟爱的书籍之一。
如果说这些是美国人参与慈善的内因的话，外因就是美国的退税制度。旅居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记者 袁莉说，在美国，捐款减税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便是捐了旧衣服都可以要求减税。政界人物参加竞选时，媒体常会查他们的报税表，根据减税数额判断他们是否热衷公益事业。从美国总统到地方议员都有因为税表上减税数额少而受到大众舆论讥讽的事例。
3.透明度高
除了在退税制度上存在差距外，跟美国相比，中国慈善组织的数量也少得可怜。徐永光介绍说，目前中国有100多家慈善组织，而美国有100万家。美国民间捐款每年大约有2600亿美元，志愿服务时间折合为金额也大约相当于这个数，而且美国一半以上的捐款都来自民众。
慈善部门多了之后，必定带来竞争，竞争必定带来透明。“在美国，那些公募机构是完全民间化的，它们只能依靠他自己的信用发展壮大，如果你的信用出了问题，就不会收到捐款。”徐永光说，这种竞争性使他们对捐款的使用都保持高度的透明。“很简单，为了发展，每个机构都会尽最大可能的提高自己的公信力，捐款人问捐款用到哪里，公募机构都要给予交代和解答。”
海尔总裁张瑞敏先生
海尔总裁张瑞敏先生在比较中日两个民族的认真精神时曾说：如果让一个日本人每天擦桌子六次，日本人会不折不扣地执行，每天都会坚持擦六次；可如果让一个中国人去做，那么他在第一天可能擦六次，第二天可能擦六次，但到第三天时，可能会擦五次、四次、三次，到后来，就不了了之。鉴于此，他表示，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不能事事无所谓。
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不欣赏无所谓的人。一次，有两个人来应聘，一个是牛津的学士，一个则连大学都没读。他没有对他们两个直接面试，却用了另外的方法。他派人观察两个人的生活习惯。那两个人同去了麦当劳，学历高的因为觉得身份高，嫌麦当劳的工作人员动作慢，而学历低的却面带笑容地面对每一个人，最后还主动把吃剩的食物倒入垃圾箱里。
仅仅是这一个表现，盖茨就选择了那个学历低的。有些人不理解，问盖茨，他说：“He is the best !”因为他对什么事都有所谓，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
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岳飞
在金人入侵的**年代里，立下了“还我河山”的壮志，他一生征战沙场，死而后已。当岳飞率领军队屡败金兵，建有大功的时候，有人赠送美女以示慰劳，岳飞说：“金兵未灭，难道是大将安乐的时候吗？”宋高宗要为他建宅第、立家室，以褒奖他的赫赫战功，他又辞谢道：“金兵未灭，何以为家？”岳飞一生矢志不渝，终于留下千古美名。
丰子恺先生
丰子恺先生的《剪青藤随想》中有一段话，说的是一群孩子化为青藤，一个园林工人拿着巨剪把青藤的头全部剪了。以前看不懂，现在有些懂了。头没了就等于没了脑袋，如果园林工人能想一想，只剪藤头，即“孩子们的头发”，那就不会如此了。园林工人之所以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无所谓……无所谓青藤的死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