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教职工，时常会需要准备好教案，借助教案可以更好地组织教学活动。那么大家知道正规的教案是怎么写的吗？如下是可爱的小编帮家人们整理的大禹治水教案精选6篇，仅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古代；石刻；美学；蚌埠涂山
中图分类号：J3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240-03
一、对石刻资源的研究综述
（一）关于石刻资源的研究
石刻，是造型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石刻属于雕塑艺术，它运用雕刻的技法在石质材料上创造出具有实在体积的各类艺术品。
自夏商时期算起，到21世纪初为止，我国石刻文献制作的历史约有3870年左右的时间。进入汉代以后，在石刻文献的制作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石刻文献所涉及的内容已经相当广泛，包括军政资料[1]、传记资料、学术资料、画像资料等许多方面。题名类石刻以汉代人的石刻题名为最早，已有相关文献记载于涂山，并有文人骚客题名留作。
在汉代之前，石刻文献的制作基本上是零星的、自发的出现，汉代则成了自觉的、大规模的制作活动。而我们在充分借鉴成果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增补与加工，将现存的拓本石刻全部收入。
（二）关于石刻资源研究成果的回顾
涂山，又名当涂山，被称为东山，古涂山国所在地，因大禹在此治水，娶妻涂山氏而得名。其“禹王庙会”“大禹传说”被列为蚌埠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面积约3400多平方米。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因涂山景区拥有极其丰富的史籍资源及千年古树、满山石榴闻名而来，留下了丰富可考证的石刻资源。
涂山石刻堪称国宝级稀有遗产，石刻的历史悠久，年代连续，鬼斧神工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涂山上下，从山麓到山顶，从涧壑到绝壁，涂山石刻有2500余处，其中崖刻1000余处，碑刻800余块。涂山石刻种类繁多，有石碣、石阙、碑刻、墓志、经幢、摩崖碑刻、石造像和题名、题诗、题记等十余种类。石刻内容宽泛，书体高雅，构思巧妙，风格万千。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王朝更替、社会兴衰，从涂山石刻的文字中都有准确、可靠的记载。
二、涂山石刻档案的价值研究
（一）史学价值
涂山，又名当涂山，被称为东山，古涂山国所在地，因大禹治水而得名。相传涂山、荆山原是一座山，因大禹治水把山一分为二，使淮河水由南向北流淌，也是大禹娶妻及会诸侯之地，因而，赋予了涂山浓厚的文化底蕴。涂山是大禹治水之地之一，位居安徽省蚌埠市西郊，淮河东岸，满山皆石榴，春来芽发，夏来榴花似火。其“禹王庙会”“大禹传说”被列为蚌埠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涂山禹王宫”是中国闻名的历史文人遗产景观之地，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不无因涂山景区拥有极其丰富的史籍资源及千年古树、满山石榴闻名而来，留下了大量的诗作，如明代宋濂的《游涂荆二山记》、清朝洪亮吉《禹庙》等等，是中华文化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二）宗教价值
道教起源把老子视为教祖，把“道”作为宇宙本源，道教的核心信仰是老庄的神秘主义和养生思想所形成的得道成仙思想。在魏晋时期发展成熟，佛教初来有意和道家保持一致，同时佛道之间也相互交流与借鉴对方的教义理论；明朝时道教走向世俗和民间化；清朝统一后接受了佛教，对道教采取了严格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在法律和政策上保证了人民的自由。
蚌埠怀远涂山宗教以道教为主，涂山山顶立有道教全真教龙门派荆怀堂第十八代住持李永德道长的真人墓塔（1915―1990），碑文载“神针灸济世于民，守教义高风亮节”。经过佛儒道三教融合，王重阳创立全真教，“太上为祖，释迦为宗，夫子为科牌”，“传心十六字”为基本的教义，也就是中国宗教从道家发展到道教，进而与佛教、儒教融合形成三教合一――全真教。
道教的天人合一思想、风水堪舆道术也影响着中国传统建筑的选址、布局和建造。中国道教总体建筑布局为：山门、灵官殿、三清殿、四御殿、三官殿、重阳殿、丘祖殿。道教建筑又称宫观建筑，形式多为传统的群体建筑，即由个别、单一的建筑相互连接形成建筑群。从单个来看，是低矮的、平凡的；从整体来看，是方正、对称严谨的，充分的表现了严肃而井井有条的传统理性精神和平稳、自持、安静的审美心理，它以院落为单元，通过轴线串联形成建筑群，灵活又多变。这种建筑，依次递进展开，形式与宫殿、佛寺、宅第相似。不过道教因为讲“观星望气”所以多楼阁，如涂山禹王宫的眺望台、玉皇殿等。
其次，在位于禹王宫东十几米处，有涂山朝日崖以其倾斜朝阳而得名。石上“朝阳”二字为理学大师朱熹所书。据《凤阳府志》记载：大字之下有“传心十六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觉悟了宇宙万法的真相，即缘起性空的法理，此法理聚集于一身，就称为法身。也就是说，人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人心，就是宇宙的初始。
（三）民俗价值
从我们的生活来看，道比儒的成分要多，可以说我们的思想受到道教的支配。道教取之于民间信仰的一些内容，又将其用之于民间来影响民间信仰。道教收编了民间俗神、神话传说（、女娲、关公、妈祖、观音等），民俗中也融入了浓厚的道教色彩，深深的镶嵌在传统民俗里，例如，本命年拜太岁、祭祀先人烧纸钱、春节祭灶王、贴对联、放鞭炮、接财神、拜天公、闹元宵以及涂山禹王宫的每年三月二十八日的朝拜等。
（四）艺术价值
涂山石刻是指后人根据文化传承内涵对天然形成的石刻所定的名称。从艺术欣赏的角度看，涂山石刻因其大自然巧夺天工，自然形成，表现粗犷，石像精美形象，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同时，这些不同年代的石刻本身就处于山清水秀之地，与大山、绿水相映成趣，为秀美的自然风景增加了深厚的人文内涵。从石刻的内容上看，人们把自己的、生活习惯，都在岩石上体现出来。如下[2]：
启母石：又称望夫石，位于山西南，正襟危坐，传为禹妻所化。怀远县重要文物保护单位，怀远人民政府1997年2月立。（石刻注释：一尊化石生崖边，默默含情眺海天。其旁面字样：涂山氏小字，大字望夫。）晋代王氏《启母涂山颂》：涂山静居，元朗悟几。仁哲以成，永系天晖。是对启母的歌颂，其“永系天晖”与“我造彼昌”镌刻在启母石的西侧、朝禹路北侧。
祭禹台：禹王殿内摆设祭禹台供游人参拜。
台桑石碑：为涂山氏生她和大禹儿子启的地方。
朝禹路石碑：史载“禹会诸侯于涂山”。
安邦石、定国石：《雍正怀远县志》记载：落马涧在涂山北麓，石上有“定国”现石尚存。即在禹王宫后300米处书写“定国”，其前100米处书“安邦”。
“禹娶于斯”石刻：禹就是在这里娶涂山氏为妻。
候人石、锣鼓石：位于卧仙石南，朝禹路南侧，“涂山古道”旁边，上刻篆文“候人兮猗”，还有鸳鸯石、卧仙石等等。
（五）书法价值
涂山石刻不仅向人类呈现了一个艺术史，同时也是一部厚重的书法史。
据了解，由于对涂山遗产保护性差，破坏度极高，大量的遗产被破坏[3]；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蚌埠市邀请了大量的国内著名书画家创作了一大批作品。
“当代的草圣”林散之、沙孟海等还有著名的启功大师等的作品，又如老舍的夫人―胡e青，为齐白石的学生，曾经担任中国画常务理事，她所题“永系天晖”镌刻在启母石的西侧，表达了对启母的歌颂。苏轼诗词石刻“川锁支祁水尚浑，地理汪罔骨应存。怂找讶牖菩苊恚乌雀犹朝禹会村”。意思是说，黄熊庙已经很古老，当地的樵夫也随便的出入，但是禹会村仍然是人们朝拜的地方。禹王宫宫碑：（碑文）香寮亭建于明万历四十二年，是禹王宫唯一现存的明代遗留建筑，上有“风调雨顺”4个大字楷书。原在正殿前左右各有一座，在乾隆二十九年重修禹王宫，西座立为庙碑。禹王碑（复制）：又名岣嵝碑，因为最先发现于衡山的岣嵝峰，故名。原件位于岳麓山顶禹碑峰东，与黄帝陵、炎帝陵被文物保护界誉为中华民族的三大魁宝。禹王碑共77字，字体苍古难辨，郭沫若花3年时间仅识得3字。有谓蝌蚪文，有谓鸟篆。清代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所题字“旷览平成”等摩岩题字在青龙石、白虎石上书。中国建筑精华之一就是遵循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如果说“安邦”是朱雀，“定国”是玄武，那么青龙石、白虎石就是禹王宫的左青龙，右白虎。邓石如别号“笈游道人”，是安徽怀宁人，生于乾隆年间，少时贫苦好学，工四体书，自成一派，世称“邓派”“皖派”。四字体势沉雄朴厚，笔意精探庄严。陈玉龙殿前石碑书法：左边石碑字“夏之兴也以涂山”，右边石刻字“有夏皇祖之庙”，意味着夏朝的兴起从涂山开始，此语出于《史记》，因此，禹王宫也被称为“夏皇祖之庙”。原碑为南宋庆元元年给事中许之及之题，现为北京大学书法家陈玉龙墨迹，他的书法达到了“老辣、苍劲、人书俱老”，他的字左右起伏，颇有动感，疏落有致，落笔苍劲有力，支撑起整个字，虚实结合，似断非断，收笔处反手处理更显力度。他对书法的感悟可以概括为“五感”，即“立体感、节奏感、朦胧感、空间感、时代感”。
（六）美学价值
涂山道教的玄妙思想、神仙境界、奇异方术、逍遥精神、贵生伦理渗透到文学艺术领域的方方面面，道教的自然情怀、浪漫主义深深影响着传统文艺的审美观，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唐诗受道教渲染形成了古奥华丽的风格，如唐代柳宗元的《涂山铭》。宋词中大量词牌名源自道教，如宋代黄庭坚的《涂山》、苏辙的《和子瞻濠州七绝涂山》、苏轼的《濠州七绝。涂山》、梅尧巨的《涂山》。明清小说包括四大名著都蕴含道教神学思想，形成了“智者形象道士化”的传统。书画家王羲之、顾恺之、吴道子、赵孟\等都是道教徒，作品深受道教思想的影响。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着中国传统建筑的选址、布局和建造，像禹王宫的对称、圣像的供奉等。
三、石刻资源综述
石刻艺术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在石刻艺术文化中，无论是文辞艺术、书法艺术还是绘画艺术都名作荟萃，其笔意墨象，魅力无穷。涂山石刻遗存虽少，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历代文人墨客无不来往，放迹自然，王公贵族、达官政客在山水间寻求解脱，热衷于自然风光游赏，吟诗撰文、题词泼墨、摩崖立碑自是文人政客在游赏间常常发生之事。丰富的石刻艺术记载下了涂山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内涵，熏浓了涂山的文化环境氛围。因此，石刻艺术文化需要从各方面加强研究，为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
（一）中国石刻文学对传统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传统道德的发觉与彰扬
中国古代石刻中阐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感人肺腑，如望夫石，在历史记载中，诸多地方凡有此石。涂山望夫石，为民间传说，相传“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启母伫立望夫日久化而为石，后用以指妻子盼夫归的深情，又传扬了大禹的爱国主义精神。相传孟姜女千里到长城脚下寻夫。不料，天色已晚，城门四闭。孟姜女非常着急，便登上凤凰山，在一块大石上向远处的长城望去，她焦急的在大石上来回走动，盼着天色快亮，好早日过关与夫团聚。不想在一夜之间，足迹竟深深的印在了石头上，于是后人便把这块大石称作望夫石，它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妻子对在外的丈夫的坚贞不渝的爱情，也反映了丈夫对保卫祖国的热衷，又表现出古时困难生活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二）中国古代石刻文学在高等院校教学中的缺失以及对策
中国古代石刻跨越了时代、空间的洗礼，在各民族都有所见，从素材上来看，诸多学科都有所涉及；从文学角度上来看，其种类丰富，数量众多，内涵丰富，在人文教育和学术研究等方面有丰厚的价值，作为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认识价值和重大的教育意义，并不亚于其它文学材料，从载体来看，它以碑石为载体，因而也是碑刻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石刻文学也应当归为艺术学科的一个部门，它具有文学的诸多价值与功能，也有艺术的诸多价值与功能，在传统文化中具有综合的价值与更高的文化艺术传承等多方面的功能，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十分稀缺，在高等院校的教学中常常缺失到几乎被遗忘的地步，很多人并不了解中国古代石刻文学的丰厚内容与艺术价值，有些人甚至轻视、故意贬低中国古代石刻文学，以狭窄的眼光来藐视它，因此就自然被逐渐遗忘，对石刻的保护现在已经是到了为中国古代石刻文学进行填补空缺的时候。否则，教学、教育、研究都将是很大的遗憾。
我们应该重新编写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增加石刻文学的比例，考察教材的实际情况，一定要把石刻文学艺术作品增加进去，可以按照时代、地区、民族、功能等不同情况进行考虑，在总体上要有科学的规划与安排，按照一定的比例，选择上乘的石刻作品，有一定的流派代表性、体现出作家创作风格的石刻作品，注意石刻作品的分期选用，比如先秦碑、汉碑、魏晋南北朝碑、唐碑、宋碑、元碑、明碑、清碑等要进行科学选取、合理安排，在题材和体裁选择上要有科学性、实用性和教育意义，强调其社会性、思想性、情趣性，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注意实用性，达到学有所用的目的；注意道德教育题材的选取，达到伦理道德教育的目的；注意美育题材的选取，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注意知识密集型石刻文学题材的选取，达到传授知识、培养技能的目的。此外，还要注意石刻文学作品所涉及到的多方面的内涵与外延性，尽量做到兼容并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既能增长知识，又能陶冶情操、净化灵魂。我们更加注重物质与精神的双赢，使得这一文化遗产能够得到保护和传承，为我国的现代化的教育教学研究工作服务，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真正做到求存共荣。
参考文献：
〔1〕沈叶鸣。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山――涂山[M].蚌埠：蚌埠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6.54.
〔2〕朱勇鸿。涂山名石[EB/OL].http：///Item/Show.asp？m=1&d=635，2014-07-31.
〔3〕陈燕。泰山石刻档案的价值研究与保护[J].山东档案，2014-12-15.30.
〔4〕刘心明。《两汉全书》中石刻文献的汇辑与整理[N].社会科学报，2010-9-2（006）.
《大禹治水》这篇课文讲的是古代大禹治理洪水的故事。他“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一意为百姓谋幸福的精神被世人敬仰，代代相传。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大禹治水教学反思，望大家喜欢。
大禹治水教学反思范文一《大禹治水》是一个流传千古的传说。讲的是古时候大禹为了治理洪水，为百姓造福，吃尽了千辛万苦，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制服了洪水的事迹。大禹一心一意为百姓谋幸福的精神被世人敬仰，代代相传。
如何引导学生学习这一课呢？我想，可抓住“决心”一词来展开教学。文章教学之初，我让学生先提出问题，然后围绕着问题学习课文。并通过了解鲧(禹的父亲)的故事，透过鲧的治水过程、方法和结果，吸引孩子了解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鲧辛苦治水，用堵的方法，十几年下来，毫无效果，惨遭杀害。禹既为失去父亲而痛苦，更为父亲治水失败所造成的更大的灾难而感到愧疚。同时课文中写到“滔滔的洪水淹没了农田，冲倒了房屋，害得老百姓无家可归”，如此描写洪水的凶猛，灾难的巨大，也从侧面揭示了禹治理洪水的决心。在这样的情况下，禹会出来治水吗？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在前面的铺垫中，我们就可以理解禹下决心治理洪水的决心之大。学生朗读起来也动情多了。
课文中的第三自然段最让人感动。他在外治水10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连自己刚出生的孩子都没工夫去爱抚。为了让学生能深刻地理解大禹的精神，我设计了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情景，然后让学生想像并讨论：大禹这位治水英雄，三次经过家门他分别是怎么想？又是怎么做的？带着疑问让学生再来讨论，结合课文学生明白了：大禹立志要把洪水治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于是，他全心全意扑在治水上，“舍小家顾大家”。他不光带领百姓治理洪水，还带领百姓发展生产，他的心是属于老百姓的。所以顾不上自己的家了。当我问到学生：古时候没有挖土机，也没有铁器，禹治理洪水要挖河要劈山容易吗？他会吃哪些苦？有的学生说：“他可能会被洪水冲走，有生命危险。”有的说：“可能要在野外过夜，有狼呀什么的。”也有的学生说：“禹在外面可能连吃的东西都没有。”在这个基础上再让学生来读课文，效果很好。
第四自然段主要采用深入情境，情中悟理。首先让学生放声朗读，说说心情如何，为什么。学生可能会说：老百姓过上了幸福生活，不再流浪等等。并分组与第一自然段作对比朗读，这样安排，与第一自然段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加深学生对大禹的崇敬之情。然后出示大禹像，引读最后一句话：从此，大禹成为人们世世代代敬仰和爱戴的英雄。课堂气氛调动起来了，学生对大禹的崇敬之情达到高潮。有意识地把思想教育融于语言文字之中，含而不入，隐而不晦，使学生受到崇高的人格熏陶和感染。最后提问：如果你是老百姓，你想对他说些什么呢？学生们说：“大禹，你辛苦了。大禹，你真伟大！”言语的发源来之于具体而深刻的情境，在情动于中而形于外的境界里，进一步挖掘了教材的思想性。
大禹治水教学反思范文二《大禹治水》这篇课文讲的是古代大禹治理洪水的故事。他“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一意为百姓谋幸福的精神被世人敬仰，代代相传。在设计教学目标时，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让学生了解大禹治水的艰辛，感受体会大禹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精神。我就在教学中以文本内容和有关大禹治水的资料相结合进行讲解，拓展延伸。
在教学第一自然段中，让学生观看洪水泛滥的情景，让他们直接感受当时的状况。并在动画情境的渲染下提问：在这滔滔的洪水中，你仿佛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让学生在想象中，再现故事发生时的生活场景，同时也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继续播放洪水泛滥的情景，让学生说说看了以后的心情如何。这主要是为朗读作好情感的铺垫，再让学生通过读来释放自己的感情。第一自然段的教学将画面与音乐良种刺激融为一体，更好地激发了学生对语言的多角度思考，多方位想象，并且通过读来表现起内心感受，自然而然明白大禹治水的原因。
学生没有亲身经历过洪灾，学习第一自然段时就无异于纸上谈兵，而学不好这一段，也会影响到后面内容的教学效果。我先让学生自由读，问：“你的心情怎样？为什么？”这时学生的回答只基于想象，并不深刻。接着，播放了一段洪水冲毁家园的片段，随即又配乐朗读了第一节，这时再问：“仿佛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这次学生的回答从简单的字面理解升华到了感性的认知，一个个感同身受，发言积极，在此基础上，再让学生读好“无家可归”一词，进而读好第一节，便显得水到渠成，事半功倍了。在此环节的教学中，通过激发感性认识来促理解练朗读，打响了头炮，为整课教学奠定了基础。
新课标指出：“应让学生在积极主动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课文第二段用简练的几句话叙述了大禹治水的经过，教学中紧扣“千辛万苦”一词，引领学生细细品读。首先通过看图理解大禹“察看水流和地形”的困难，以及“走遍千山万水”的艰辛，在此基础上启发学生想象大禹可能会吃哪些苦，遇到哪些危险，使学生对“千辛万苦”有形象的认识。其次，抓住“挖通了九条大河，劈开了九座大山”，通过反复朗读和想象，感受治水工程的浩大。以及大禹所承受的难以言说的辛劳，从而加深对“千辛万苦”的理解。最后，让学生谈谈自己对大禹的看法。这样，大禹不怕吃苦，顽强治水的形象就在学生的脑海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在学习“三过家门而不入”一段时，我出示了一组填空，让学生从这一组数字中来体会大禹的公而忘私的精神。教师设计了“儿子会问妈妈什么？”“妈妈会怎么说？”这样的问题，将学生带进课文情境，学生不禁会结合生活经验，将自己想象成文中的孩子，回答中真情流露。反之感受到大禹舍小家顾大家的伟大。最后治水成功了，老百姓又过上了安定的日子，我让学生说说如果你也是其中的一个老百姓，你会怎么感激大禹。另外，课文教学的结尾也相当精彩，在结尾点题：“为什么在禹的名字前面加个‘大’字，叫他‘大禹’呢？”这个问题点明了文章中心，点出了课文结尾“伟大”一词，使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得到了归纳和升华，起到了点题和总结。
在教学这一课时，有这样一个环节，让小朋友通过自己的想象说说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困难，可是小朋友由于缺少生活经验，小朋友不会说，在设计这一教学环节时，教师没有充分地了解学情，只顾着自己让自己的教案精彩，所以导致了失败。
在教学中，我发现只有设计多种形式，才能激发学生的朗读欲望，这与教师平时的教学是分不开的，要抓住字词句对课文进行渗透，让学生自己去感悟，自主阅读。只有多进行语言文字的训练，才能让学生“乐于表达、会表达。所以在今后教学中还应在品读上更下功夫，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从而更体现学生的学。
大禹治水教学反思范文三《大禹治水》是一个流传千古的传说。大禹的精神是可贵的，作为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也是极具典型性的，可是，作为二年级的学生，理解课文所要颂扬的大禹精神和文字表达的特点，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由于学生缺乏对洪水感知的实际经验，因此无法体会到百姓无家可归的悲惨情景，情境创设从一开始就有障碍。为了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滔滔的洪水让老百姓无家可归”这一课文内容，我让学生在读完第一自然段后，让学生说说自己的心情”然后，再辅助以视频加深、巩固印象，让学生从视觉上直观的了解洪水的可怕与危害。
在禹治理洪水的过程中，教案通过“他吃尽了千辛万苦，走遍了千山万水，仔细地查看水流和地形。他带领老百姓挖通了九条大河，劈开九座大山，引导洪水流入了大海。”说明大禹为治水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以及治水工程的浩大。这是全文的关键句，在教学中我紧紧抓住“吃尽千辛万苦、走遍千山万水、挖通、劈开”等关键词让学生反复朗读体会，以及个人谈感受等形式，从学生感悟到禹治水的艰苦与不易。
同时，这一教学内容是全文中最为困难的一部分，学生不能理解“千辛万苦”这个词语中所包含的深刻含义，从而也就感受不到禹这个人物的个人形象，体会不到课文所要表达的中心。所以，能让孩子在老师的引导之下结合生活实际，发挥想象力是最为有效的方法。这一环节的教学，我认为设计还是比较流畅、到位的，我设计了用动画理解“挖通”“劈开”，让学生直观的掌握了这一部分的内容。
禹在治理洪水中发生的感人故事，“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其中最广为流传的一个。如果从煽情，调动课堂气氛这一角度来说，这一小节是个很好的切入点，于是，我采用创设“情景对话”这一方式来进行教学。问学生“如果你就是禹的儿子，你想问妈妈什么呢？”“如果你是大禹，你会怎么说呢？”利用师生的交流，来对禹的个人形象进行概括和提升——禹一心扑在治水工作上，他舍小家顾大家，是个无私奉献的人。
反观自己的教学，我深有感触，我想在很多方面自己还需要不断努力和改进：
第一，对教材分析还应更加深入地钻研，这样才能使教学设计合理有效。没有深入的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只有对文本反复钻研，才能体会文本的精华，从而生发出属于自己的东西。
第二，应该严格遵守“教师主导性和学生主体性”这一要求进行，教师在教学中只扮演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学生能回答的，教师一定不能代为回答，一定要让学生在课堂上做教学的主人。教师应该相信学生，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教师只需在学生确有困难的地方点拨指导，教给学习方法，体现学生的学。这一点是我在以后的教学中必须要改进的。
第三，规范教师的语言。说话时应该尽量简炼，评价语应该尽量多元化。
第四，要关注课堂的生成。在课堂上，随时会有学生灵光的闪现，如何抓住学生的这些语言，将它们与理解文本很好地结合，这也是我在今后的教学中，需要仔细研究和学习的。
一
关于“水”与法律的关系，从文字学的角度切入进行考察，东汉许慎的解释无疑最值得我们注意。他在《说文解字》十部上“廌”部说：“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法，今文省。”“水”旁在“法”中的意义是“平之如水”的象征，这一解释高度凝聚了秦汉时期人们的传统认识，并影响后代中国人的理解。
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进一步作了解释，在“水”下注曰：“说从水之意，张释之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段玉裁是信服和支持许慎的解释。可见“平之如水”的解释既能长期沿袭流传而不被怀疑，确实是有一定的认识依据。从造字结构来看，古“灋”字是由“水”、“廌”“去”三部分合成的，对照出土的钟鼎文和秦基竹简可得到证实。许慎的认识依据可以进一步检索《说文解字》：“水，准也，北方之行，象众水并流，中有微阳之气，凡水之属皆从水。”由此可见在许慎生活的时代，“水”的主要指示特征为“准”，参照段玉裁注可知，“水”当时普遍取“平”“准”之意。
但是关于法字中的“水”旁是“平之如水”之说受到当代少数学者提出的怀疑和新的解释的挑战。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有三种：一、蔡枢衡先生认为，“水”当指把有罪者置于水上，随流漂去，即今之所谓驱逐。[2]
二、武树臣先生提出“水”的原始功能是禁忌与流放，本义是消除犯罪和确保平安。[3]
三、苏力先生以为“水”旁，可以理解为古人强调法象流水是自上向下颁布的。[4]他们均怀疑“水”表示“公平”“正义”的抽象含义。
以上诸家大胆怀疑，又小心求证，使我们对“法”字的认识挣脱了迷信经典的好古传统，进入了一个重新思考探索的阶段。
许慎在观念上没有突破时代流行看法的情况下，又缺乏上古材料验证（证明或证伪）他的解释，可能犯了以他生活时代的认识代替“法”字发生时代的事实的错误。对于“法”字中无意表现的事实，可算得没有参过水的古史材料，可能作了“参了水”的解释，因而出现若干疑点，而且他忽略了“法”对于探寻法律起源的价值，对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
现在，随着地下考古发现的增多和科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我们对于中国早期文明有了更生动、更确凿的认识条件，从而可能恢复“法”字所隐涵的古史原貌，并可见“水”与中国法律起源的内在关系。
二
在出土的上古文物中，甲骨刻辞有“御廌”的字样，周代的铜器铭文正式出现“灋”字。周初彝器《盂鼎》、《师酉簋》、《克鼎》、《恒簋》铭文均刻有“灋”字。由于金文所用质料和书段的关系，其象形程度往往高于甲骨文，金文“灋”字更有利于我们探索造字取象的原始意义。 通过比较金文“灋”字的几种写法，可以确证，“法”是由“水”“廌”“去”三部分构成，但三者位置并不固定，是一组形象的组合。这三者构成“灋”字的原始依据。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追寻“水”的故事，找到在上古初民生活中“水”与“法”的原始联系。
“水”在中国文明发轫时期给初民留下了惊心动魄的记忆，也激发了中华民族最初的意识觉醒。康有为说：“洪水者，大地所共也。人类之生皆在洪水之后。大地民众皆区萌于夏禹之时。”[5]丁山明确提出“《尧典》洪水即中国历史的起点。”[6]透过中国古老的经典我们仍可以管窥一些上古“洪水”的消息：
“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
“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尚书·益稷》）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诗经·商颂·长发》）
由于洪水规模浩大，声势威猛，先民们无不为之震恐色变，惊惧不已。洪水泛滥，山林丘埠都被淹没，“大益横流，无有丘阜高陵，尽皆灭之。”人们的生存空间剧减，大家纷相奔走河岸、争夺山头，原有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式的氏族分立的社会秩序被打破，争战时有发生。
在中华民族的众多民族中都有类似的洪水故事。放眼世界，大洪水可以说是每个民族历史记忆中一个可怕的梦魇。对照全球各地古老民族开创史的传说，无不是从洪水谈起，如巴比伦最早的文献《吉尔加美士》记载的历史，就是从追述“大洪水”开始的，希伯来名着《旧约·创世纪》也是从洪水中的诺亚方舟开始。他们都描述了古老的洪水故事和在洪水面前战战兢兢、震慑恐惧的心理状态。
由于“水”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如此重要，而水的神威又如此超乎人的想像，中华民族把水奉为文明之源。在古人眼里看来，洪水等自然力的巨大威力不可捉摸，他们只好归之于神灵的行为，并乞求神灵保佑，于是原始宗教和神话产生了。水既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命根子，而洪水又是如此可怕，人们普遍认为江河湖海都有神主宰。“水”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神物。中华族对水的崇拜似较其他民族更甚，于是人们想象出超人的水神、水伯、水母、龙王等等，。
水神：“集于天地而产于万物，产于金石而集诸生，故曰水神”（《管子·水地》）
水伯：“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山海经·海外东经》）
水母：“玄武步兮水母，与吾期兮南荣”（王褒《九怀思忠》）
由于水神有着超人的智慧和力量，当人们遇到难以决断的争执纠纷时，就求诸水神--投诸于水，让水神裁判。这也许是“水”与“法”建立起的最初最直接的联系。
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周易》记载：“或跃于渊”、“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就透露出“水神”裁判的信息。《乾卦》“或跃于渊，无咎”，反映了古代跳入大河深渊作为神明裁决的习惯。《需卦》“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说的是对俘获物的亨有发生争议时，可以用跳入大河的神明判决手段来判断是非。《讼卦》是诉讼的专卦：“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川”，即对俘获物的占有发生争议不能和解，应投诉于大人，不要使用跳入大河的神明裁判，亦可见《周易》制作时代“水神”裁判渐渐衰落之势。[7]
对照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调查资料，许多原始部族都存在类似的借助“水”神进行裁判和惩罚的法律现象。水神裁判应该说是古老的神明裁判中流行较广的一种，我国南方山地少数民族也有调查记录，如景颇族遇到疑案，难以决断，可请山官等人主持，以“闷水”决曲直：当事人双方各沿一竹竿潜入水中，以在水中停留时间最长者为胜。[8]非常类似在南洋的尼亚士族人中流行的沈水神判也是这样进行的：纠纷是双方均沉于水中，最久者得胜，淹死者即有罪，死是神对他的惩罚。[9]
由此可以推测，“法”字的“水”，是根据原始宗教还处在自然崇拜阶段形成的“水神”裁判习俗的取象。“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法最古老的渊源。因此，“水神”的神明裁判可以说是“水”在法律起源阶段的主要意义。
三
上古洪水灾难的挑战是推动中华文明起源的强大原动力。大禹治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传说，从洪水到大禹治水，与中国国家和法律的起源有着至为紧密的关系。诚如着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从文献与考古结合考察，洪水与治水传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要从洪水到治水谈起。”[10]事实上，从法律文化的角度考察，我们可以说是上古洪水和治水活动直接导致了中国法律的起源。
国外学者过去认为“文明起于大河”，主要指两河流域及尼罗河流域的灌溉水利工程的兴修催生了文明。但是，在中国古代则意味着江河带来的洪水灾难，江河灌溉水利工程没有那么重大的意义。
尧舜禹时代治水主要是为了对付洪水灾难，而不仅仅是兴修水利工程。组织抗洪救灾更重要的是一项社会工程。为了生存而治理洪水，导致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还处于氏族社会阶段的各酋邦，不得不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组织起强有力的治水机构――从治水联盟到治水联合体，最终催生了超经济的国家的出现，即如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原地区国家的最终形成，主要是在从洪水到治水的推动下促成的，这是超越社会大分工产生政治实体的推动力。”[11]中国国家和法的产生是以上古洪水和治水为契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治水导致中国法律的早熟。
现代西方着名思想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非常重视治水对中国文明的影响，在《儒教与道教》中他多次提及治水，并强调：“治水的必要性，在中国与在埃及一样，是一切合理、经济的决定性前提。回顾一下中国整个历史，便不难发现治水的这一必要性是中央政权及其世袭官僚制之所以成立的关键所在。”“
在中国，如前文所述，某些根本性的命运（对我们来说则是史前的命运）也许是由治水的重要意义所决定的。”[12]韦伯的学生、美籍德裔着名史学家卡尔·魏特夫在其代表作《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更明确提出“治水社会”的系统理论。但是他主要是从灌溉农业的认识出发，认为在干旱、半干旱地区，自然条件决定了它的经济形式是治水农业，“治水农业包含特殊类型的劳动分工，它促使耕作加强，它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合作”。[13]治水社会的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管理庞大的人力、物力，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政治权力网，必须确立严格的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于是必然产生专制主义。
治水导致了公共权力的诞生和完善。治水的英雄赢得了人们的支持、尊重和崇拜，成为了公认的权威，他们进而取得了凌驾于民众之上制定法律和规则的神圣地位。
“尚书独载尧以来”。相传尧部落地势低洼，最易受水患。大面积泛滥成灾的洪水超越了单个的酋邦部落的范围 ，为了防治水患，尧部落积极活动，与黄河流域的其他部落组成治水联盟。《尧典》说：“（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大致地说明了尧创建治水联盟的经过。尧主要地是运用神权和族权，建立起 治水联盟，成为最高首领，但是对于参加治水联盟的各部落“未有分职”，治水联盟的组织建设尚不完善。他对于治水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于是“ 咨四岳”，“四岳谓四方诸侯”（《汉书·百官公卿表》），四岳应是各部落首领，四岳一致推荐鲧主持治水，尧舜只得同意，说明尧舜的权力，还没有达到专制擅断的地步。
“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期。…十七年而崩，…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治水需要更为有力的组织，舜组织治水联合体。舜基本上承袭了尧的地位，继续领导治水联盟抗击洪水。由于治水是当时首要的大任务，舜上台以后第一把火，就是严惩主持治水而无功，反而给一些参加治水联盟的部落带来严重灾难的鲧，“殛鲧于羽山”，并且将一些不合作的部落酋长加以惩治。接着重新整顿治水联盟，“设官分职”，任命禹为司空，主持治水，任命皋陶为士，主管刑罚和治安，契为司徒，主管思想教育，弃为后稷，主管农业，…实际上，舜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把治水联盟改造朝着治水联合体迈进。
为了加强治水联盟的联络和沟通，尧舜时期是天子巡狩，至于大禹而变为诸侯朝会，“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尚书·尧典》），“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禹朝诸侯于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国语·鲁语》）
因为治水中不同部族各自的利益不一致，禹不得不发动频繁的武力征讨，统一治水各方的利益，保障政令畅通。据古籍记载：“禹攻有扈”（《庄子·人间世》），“禹伐有苗”（《墨子·非攻下》）。“禹伐共工”（《荀子·议兵》）。“禹伐曹、魏、屈骛、有扈，以行其教”（《吕氏春秋·召类》）。“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始制肉刑。”（《汉书·刑法志》）“防风氏后至，禹杀之”。“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荀子·成相》）“禹征有苗的直接原因，与治水有关。”这大约是“刑起于兵”的历史原形。过去史家只反复致意“刑起于兵”是中国法律起源的路径，却没有注意动兵的原因，因而未能深入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治水活动在其中的影响和作用。
禹动员九州数万百姓，从而把整个社会的力量都集中与洪水搏斗。治水联合体的组织进一步加强。“夏后氏官百。”（《礼记·明堂位》在氏族基础上建立了的整个酋邦治水联合体社会，国家政权的雏形开始形成，出现专职司法官员，最高司法官员为“大理”基层司法官为“士”或“理”并且建立了监狱，称为“圜土”。
《周易》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洪范》为中国最古老的法典，相传为大禹治水时上帝所赏赐，以后夏商周皆遵用此法。《尚书·洪范》：“维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湮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怿，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义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洪范》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中国法律理念和基本原则，是中国法律文化史上的宝贵文献。
《陋室铭》是唐代大诗人、哲学家刘禹锡的传世之作。它短小精悍，押韵、骈句的使用使全文读起来朗朗上口，是铭文中的典范。为此，我进行了以下教学设计：
一、故事导入
上课之前讲述本文作者刘禹锡的故事。《陋室铭》如今早已成了家喻户晓的“名文”，其实这篇名文却是被“气”出来的。唐顺宗时，刘禹锡热心于政治革新，得罪了不少当朝权贵，失败后被贬到和州当刺史。按当时的规定，他应住衙门里三间三厢的屋子，可是和州的策知县是个趋炎附势的小人，他见刘禹锡被贬而来，便多方刁难他，策知县先叫刘禹锡在城南面江而居。刘禹锡不但不埋怨，反而高兴地写了一联贴于房门：“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争思辩”，他的这一举动气坏了策知县，策知县又将他的房子由城南门调至城北门，住房由三间缩小到一间半，而这一间半位于得胜河边，附近垂柳依依，环境也还可心，刘禹锡仍不计较，触景生情，又在门上写了两句话：“杨柳青青江水平，人在历阳心在京”。策知县气得脸都发青了，干脆将刘禹锡的房子调到城中一间只能容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仅半年，连搬三次家，刘禹锡想，此狗官欺人太甚了，遂愤然提笔写下这篇超凡脱俗、情趣高雅的《陋室铭》，并请人刻上石碑，立在门前，气得策知县哑口无言。后来，多次调动，刘禹锡被派往苏州担任刺史。当时，苏州发生水灾，饥鸿遍野。他上任以后开仓赈饥，免赋减役，很快使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苏州人民爱戴他、感激他，就把曾在苏州担任过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和他合称为“三杰”，建立了“三贤堂”。唐文宗也对他的政绩予以褒奖，赐给他紫金鱼袋。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大教育家乌申斯基也曾指出：“没有丝毫兴趣的强制性学习，将会扼杀学生探求真理的欲望。”这个故事的导入，不但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而且也使学生的情感受到了感染熏陶，为下面理解作者的情怀创设了良好的情境，正所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
二、解题
学生看注解①，弄懂题目的意思。陋室：简陋的屋子。铭：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文字，后来成为一种文体。这文体一般是用韵的。（并引导学生找出文章韵脚。）押韵的字：名、灵、馨、青、丁、经、形、亭，押“ing”韵。
三、用“五步法”学习本文
1.第一步：读准字音
对生字词必须凭借注解、字典、资料自行解决，难以解决的可以求助老师和同伴。
注意读音相同，形体相近的字：
牍：案牍dú，官府的公文。
犊：牛犊dú，刚刚出生的小牛。
黩：黩武dú，滥用武力，好战。
渎：亵渎dú，冒犯，不恭敬。
2.第二步：规范朗读
读出鲜明的节奏、正确的停顿，读出语气的轻重缓急，读出语调的抑扬顿挫，读出语速的快慢适度，读出感情的喜怒哀乐。
先听教师范读，再指名读，最后自由仿读三遍。
3.第三步：准确翻译
不懂的字词必须借助注解、字典、资料解决，也可以请教老师、同学帮助。
4.第四步：理清文章思路
文章结尾说“何陋之有”，就是说“陋室不陋”。作者为什么这样说呢？请你根据课文内容依次列举四点理由（分别用四字词语或者短句概括），这四点理由之间是什么关系？
①人品高尚②环境幽雅③友人儒雅④情趣高雅
②③④是为了突出①。
5.第五步：背诵默写
（1）抓住文章的思路背诵
（2）默写时注意下列字不要写错
陋室 刘禹锡 案牍 诸葛庐
这节课备课充分，步骤环环相扣，扎实有序，教学过程一气呵成，三维目标落实到位，收到了扎实、高效的教学效果。近半数学生默写全部正确。
四、本节课有以下几个亮点
1.以“读”为线索贯穿整个教学过程
线索明晰，步骤清楚，循序渐进，符合古文的学习规律。
2.注重文言实词、虚词的认知与巩固，提高了文言语感
3.能当堂背诵默写课文，丰富了学生的语言积累
4.设计了新巧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何陋之有？”列举理由
5.教给了学生学习文言文的方法，大部分学生能够运用这种方法自主学习其他文言文
五、本节课的不足
1.教师几乎没给学生质疑和谈个性化理解的机会，牵得太紧，影响了学生的个性化阅读
2.小组合作机会少，效果也不明显
3.规范朗读中要求学生读出感情的抑扬顿挫，可是学生没有充分理解课文内容，是不可能读出来的，要求提前了
六、教学改进
如果让我重上这一课，我将把思路调整一下，把更多的阅读时间给学生，让他们在与学习伙伴的思想交流与碰撞中建构自己新的知识体系，改变单一的师生双边活动为师生、生生多边活动。可以抓“德馨”为突破口，也可抓“铭”的特征为线索。整节课用“诵读”“理解”两条线索贯穿起来，成为一个更加有机的整体。
晴川阁位于汉阳龟山东麓的禹功矶上，东对长江，与武昌黄鹤楼隔江相望。江南江北，楼阁对峙，互为衬托，蔚为壮观。清顺治年间文人程封在其《登晴川阁》诗中写道：“凭栏高倚半江秋，楚国晴川第一楼”。晴川阁的历史虽然没有黄鹤楼、岳阳楼那样悠久，但由于其所居独特的地理环境、独具一格的优美造型以及诸多文人名士的赞咏，使它赢得了重要的历史地位。所以用“楚国晴川第一楼” 冠誉晴川阁是不为过的。
晴川阁由三大主体建筑组成，包括主楼、禹稷行宫和铁门关。现在请大家和我一起去领略一番这座历史上与黄鹤楼齐名的古建筑群的风采吧。
晴川阁主楼，又称晴川楼。它始建于明代初年，为当时汉阳知府倡议兴建，取唐代诗人崔颢登黄鹤楼写下的诗句“晴川历历汉阳树”中“晴川”二字命名。历史上晴川阁屡毁屡建。明清两代，晴川阁先后进行了五次维修，其间遭受最大的破坏有两次，一次是明末农民起义中，晴川阁作为军事要地，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几乎成为废墟；另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在武汉与清军进行殊死战斗，在战乱中晴川阁毁于大火。屡毁屡建的晴川阁重建后规模一次比一次宏伟，清湖广总督张之洞曾亲自为修葺后的晴川阁题写楹联：
洪水龙蛇循轨道
青春鹦鹉起楼台
19XX年，辛亥革命爆发，龟山屡遭重炮轰击，晴川阁受损严重，虽未全毁，但已成摇摇欲坠之势。到了1934年，一场大飓风吹塌了晴川阁。1983年，武汉市政府在重修黄鹤楼的同时，依照清光绪年间的样式修复了晴川阁。阁名是由中国佛协主席、着名书法家赵朴初先生所书。从此，晴川阁与黄鹤楼再次雄踞大江南北，楼阁对峙，交相辉映，成为江城一大旅游胜景，有“三楚胜境，千古巨观” 之美誉。请大家与我一起去登阁远眺，真切的去体会一番临江而立，纵览晴川全景的独特感受吧。大家可以在此凭栏远眺，前后龟蛇之巅黄鹤楼、电视塔赫然在目。
现在请大家随我一起参观其他的景点，此时映入眼帘的是“荆楚雄风”碑，碑上的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是由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荆南观察使李振义所书。“荆楚”是指古代楚国大地，“雄风”本意是指楚国人的那种英勇顽强，开拓进取的精神。而在这里则主要是赞颂晴川阁依山傍水，居高临下的磅礴气势。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座连接龟山的古代城门就是铁门关。铁门关始建于三国时期，它背倚龟山，俯控江浒，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上可追溯至春秋战国，下至近代的武昌辛亥革命，其间三国时期的争战最为激烈。据史料载，孙吴军为扼守龟山这一军事要地，依山傍水修筑这铁门关，北可防曹魏南下，西可挡蜀汉东进，其关雄峻险固，易守难攻，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孙权曾先后令陆涣、陆逊、诸葛谨领兵驻守，以抗魏、蜀。从三国到唐初的数百年间，铁门关经历多次攻守激战，声名日噪，又被称为“虎豹关”。唐玄武德年间，汉阳建砖城，铁门关军事要隘的作用渐退，逐渐成为汉阳城对外文化、经贸交流的一条重要通道，而这一历史遗迹也成为人们游览的场所。铁门关在明代初期、中期保存还是比较完好的。它的军事作用日渐削弱，但其文化、旅游、观赏价值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突出和重要。明代末年，铁门关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当时清兵南攻，明王朝摇摇欲坠，而统治者又迷信风水，轻信凿断龙脉便可保江山。因明从 “火”，清从“水”，水能克火，而龙则是水中精灵，要使大明朝不灭，须凿断龙脉。于是，他们在武昌蛇山南楼处开山凿洞，在汉阳龟山铁门关处毁关挖山，称之为“龟断颈，蛇断腰”。然而，此举并未保住大明江山，却使得一代名关铁门关毁于一旦，仅剩一段段土基墙座。清代，有人在铁门关的土基上修建了一座关帝庙。相传，三国英雄人物关羽曾在龟山东麓长江边洗过他的赤兔宝马，故而将此地命名为洗马口。到民国初年，由于战乱，铁门关仅剩的遗迹连同庙宇等都一起成为废墟。
1990年铁门关开始复建，于1993年元月竣工。从此，一座气势巍峨、雄姿英发的铁门关又展现在江城人民面前。复建后的铁门关为三拱城门形制，与北京天安门城门内拱相比，此处的铁门关要高出一倍，它比南京挹江门之拱也要高出三分之一。可以说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并且比历代的铁门关都要宏伟壮观。关上有二层楼，一层厅内陈列有《三国演义》中人物塑像。
各位朋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禹碑亭。相传大禹治水“功成刻石衡山”。这块石刻被后人称为“禹碑”，由于原刻在湖南衡山的岣嵝蜂，故又称“岣嵝碑”。唐朝时期就有关于禹碑的传说，当时的大文豪韩愈还为此赋诗。但是好多人寻遍衡山却未曾见过此碑。直到南宋嘉定年间这块碑才被人们发现，并被人摹刻于三峡的夔门和长沙的岳麓书院。禹碑上共有77个字，文字奇特难识，有人认为是“蝌蚪文”，有人认为是“鸟虫篆”，还有人断其为“篆书”，历代想辨识者众多，但都不能解其中义。虽各家解释都不相同，但都认为碑文大意是： 禹受舜命，坚苦卓绝地治理了洪水，使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至此以后，禹碑闻名天下，被摹刻于全国各地的名山之中，大江之畔。晴川阁的禹碑就是清朝着名文人毛会建历尽千辛万苦自衡山摹刻于此，后又摹刻于西安碑林。但晴川阁的原碑已毁，现在的这块是从西安碑林摹刻于此。历经了百转千回，才得以呈现于此。
这个大殿叫禹稷行宫，也就是禹和稷的别墅。“禹”就是指治水英雄大禹，“稷”则是指后稷，是大禹的助手。相传大禹治水，救民于水火，稷则教民种植五谷杂粮，救民于饥寒，由此禹稷得以并称。
再看这块无字碑，它是明代的遗物，用整块的汉白玉雕刻而成。1983年出土时是断裂的，经修复成现状。或许大家在全国各地见过不少类似的碑，但我们此刻所见的这块却同大禹治水有着不解之缘。古神话传说龙生九子，九子九样，都似龙非龙。这只看起来像龟的，也是龙子之一，名叫赑屃。传说赑屃好负重，背负着三山五岳到处兴风作浪，而大禹降伏它以后，它转而帮助禹治水，并立下汗马功劳，大禹为表彰其功绩，便让它背着这无字碑漫游神州大地。大家想想看，禹表彰其功绩，却为什么碑上一个字也没写呢？ 之所以只字未写，是为表明它功绩卓着，书之不尽。告诉大家区别赑屃和龟的一个简单的方法：看它的脚，龟足像鸭掌，有蹼；而赑屃的脚和龙爪一样，五指是分开的。
这个圆形的透雕物，叫“落地罩”，也叫“垂花门”。你若细心的观察体会，则会发现上面许多有趣的装饰。大家请看落地罩的上方有一块雕刻牌，若直观地看其外形像“凤”字的外框，因此，此牌叫“凤”字牌。这个牌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条龙，上方正中间有一个珠，合起来为“双龙戏珠”之意。珠的下面是一个“寿”字，“寿”字下缀着两枚方孔钱币；上方则刻有一只倒飞的蝙蝠，这里，“倒”通“到”，“蝠”通“福”，合起来就是“福到了”的意思。因牌中包含有“龙”、“凤”，所以又称“龙凤呈祥”。以上这些都反映了清代建筑的装饰技巧。再看上边横梁上的木刻图案中，有四个小海马，其寓意为大禹治水的精神和功绩名扬四海。大殿廊檐下的“万世蒙泽”四字门额，意思是大禹治水使世世代代炎黄子孙享受幸福和快乐，是由书法大师沙孟海所书。檐柱上的这幅对联：
三过其门虚度辛壬癸申
八年于外平成河汉江滩
上联讲的是大禹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新婚时也只在家呆了几天；下联意为大禹经过八年治水，治理了黄河、长江、汉水、淮河等河流。这幅对联是书画大师刘海粟的手笔。院子两边廊亭的壁画，体现了古时的社会风情。
好，现在我们一起到禹稷行宫的主殿参观。禹稷行宫始建于南宋时期，距今已有八百年的历史，原名为禹王庙。明朝天启年间更名为禹稷行宫。我们眼前的这座建筑是清同治年间重建的。殿内有大禹治水的塑像，高3.8米，是用玻璃钢制作的。大禹身着布衣，头戴斗笠，手持疏导流水的工具“耒”。他虽为首领，却身先士卒，积极投身于治理洪水的艰苦斗争中，且“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种敢于与自然抗争的勇气和公而忘私的可贵精神，深得后人敬仰。塑像的背衬是“禹迹图”，根据1137年的石刻放大绘制的山川流域图，该图记述了大禹治水的历程。上方的“德配天地”匾，是表明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可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墙壁的左边是古代文献中有关大禹治水的文字记载，右边则是全国各地现存的大禹纪念地的图片。
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在读过沈兼士《鬼的原始意义试探》后，致函沈氏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法”正是这样一个字，对它的破解，即可作一部关于法律起源的文化史。本文试图从“法”字“水”旁本身表现的事实出发，结合古老的传世文献和地下出土文物，证诸神话传说和文化人类学材料，探寻中国远古初民 时代 法律文化事实和观念，以期有助于理解“水”与中国法律起源的内在关系。 一
关于“水”与法律的关系，从文字学的角度切入进行考察，东汉许慎的解释无疑最值得我们注意。他在《说文解字》十部上“廌”部说：“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法，今文省。”“水”旁在“法”中的意义是“平之如水”的象征，这一解释高度凝聚了秦汉时期人们的传统认识，并 影响 后代中国人的理解。 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进一步作了解释，在“水”下注曰：“说从水之意，张释之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段玉裁是信服和支持许慎的解释。可见“平之如水”的解释既能长期沿袭流传而不被怀疑，确实是有一定的认识依据。从造字结构来看，古“灋”字是由“水”、“廌”“去”三部分合成的，对照出土的钟鼎文和秦基竹简可得到证实。许慎的认识依据可以进一步检索《说文解字》：“水，准也，北方之行，象众水并流，中有微阳之气，凡水之属皆从水。”由此可见在许慎生活的时代，“水”的主要指示特征为“准”，参照段玉裁注可知，“水”当时普遍取“平”“准”之意。 但是关于法字中的“水”旁是“平之如水”之说受到当代少数学者提出的怀疑和新的解释的挑战。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有三种：一、蔡枢衡先生认为，“水”当指把有罪者置于水上，随流漂去，即今之所谓驱逐。
二、武树臣先生提出“水”的原始功能是禁忌与流放，本义是消除犯罪和确保平安。
三、苏力先生以为“水”旁，可以理解为古人强调法象流水是自上向下颁布的。
他们均怀疑“水”表示“公平”“正义”的抽象含义。 以上诸家大胆怀疑，又小心求证，使我们对“法”字的认识挣脱了迷信经典的好古传统，进入了一个重新思考探索的阶段。 许慎在观念上没有突破时代流行看法的情况下，又缺乏上古材料验证（证明或证伪）他的解释，可能犯了以他生活时代的认识代替“法”字发生时代的事实的错误。对于“法”字中无意表现的事实，可算得没有参过水的古史材料，可能作了“参了水”的解释，因而出现若干疑点，而且他忽略了“法”对于探寻法律起源的价值，对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 现在，随着地下考古发现的增多和 科学 研究 方法 的更新，我们对于中国早期文明有了更生动、更确凿的认识条件，从而可能恢复“法”字所隐涵的古史原貌，并可见“水”与中国法律起源的内在关系。 二
在出土的上古文物中，甲骨刻辞有“御廌”的字样，周代的铜器铭文正式出现“灋”字。周初彝器《盂鼎》、《师酉簋》、《克鼎》、《恒簋》铭文均刻有“灋”字。由于金文所用质料和书段的关系，其象形程度往往高于甲骨文，金文“灋”字更有利于我们探索造字取象的原始意义。 通过比较金文“灋”字的几种写法，可以确证，“法”是由“水”“廌”“去”三部分构成，但三者位置并不固定，是一组形象的组合。这三者构成“灋”字的原始依据。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追寻“水”的故事，找到在上古初民生活中“水”与“法”的原始联系。 “水”在中国文明发轫时期给初民留下了惊心动魄的记忆，也激发了中华民族最初的意识觉醒。康有为说：“洪水者，大地所共也。人类之生皆在洪水之后。大地民众皆区萌于夏禹之时。”
丁山明确提出“《尧典》洪水即中国 历史 的起点。”
透过中国古老的经典我们仍可以管窥一些上古“洪水”的消息： “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 “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尚书·益稷》）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诗经·商颂·长发》） 由于洪水规模浩大，声势威猛，先民们无不为之震恐色变，惊惧不已。洪水泛滥，山林丘埠都被淹没，“大益横流，无有丘阜高陵，尽皆灭之。”人们的生存空间剧减，大家纷相奔走河岸、争夺山头，原有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式的氏族分立的 社会 秩序被打破，争战时有发生。 在中华民族的众多民族中都有类似的洪水故事。放眼世界，大洪水可以说是每个民族历史记忆中一个可怕的梦魇。对照全球各地古老民族开创史的传说，无不是从洪水谈起，如巴比伦最早的文献《吉尔加美士》记载的历史，就是从追述“大洪水”开始的，希伯来名着《旧约·创世纪》也是从洪水中的诺亚方舟开始。他们都描述了古老的洪水故事和在洪水面前战战兢兢、震慑恐惧的心理状态。 由于“水”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如此重要，而水的神威又如此超乎人的想像，中华民族把水奉为文明之源。在古人眼里看来，洪水等 自然 力的巨大威力不可捉摸，他们只好归之于神灵的行为，并乞求神灵保佑，于是原始宗教和神话产生了。水既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命根子，而洪水又是如此可怕，人们普遍认为江河湖海都有神主宰。“水”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神物。中华族对水的崇拜似较其他民族更甚，于是人们想象出超人的水神、水伯、水母、龙王等等。 水神：“集于天地而产于万物，产于金石而集诸生，故曰水神”（《管子·水地》） 水伯：“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山海经·海外东经》） 水母：“玄武步兮水母，与吾期兮南荣” 由于水神有着超人的智慧和力量，当人们遇到难以决断的争执纠纷时，就求诸水神--投诸于水，让水神裁判。这也许是“水”与“法”建立起的最初最直接的联系。 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周易》记载：“或跃于渊”、“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就透露出“水神”裁判的信息。《乾卦》“或跃于渊，无咎”，反映了古代跳入大河深渊作为神明裁决的习惯。《需卦》“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说的是对俘获物的亨有发生争议时，可以用跳入大河的神明判决手段来判断是非。《讼卦》是诉讼的专卦：“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川”，即对俘获物的占有发生争议不能和解，应投诉于大人，不要使用跳入大河的神明裁判，亦可见《周易》制作时代“水神”裁判渐渐衰落之势。 对照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调查资料，许多原始部族都存在类似的借助“水”神进行裁判和惩罚的法律现象。水神裁判应该说是古老的神明裁判中流行较广的一种，我国南方山地少数民族也有调查记录，如景颇族遇到疑案，难以决断，可请山官等人主持，以“闷水”决曲直：当事人双方各沿一竹竿潜入水中，以在水中停留时间最长者为胜。
非常类似在南洋的尼亚士族人中流行的沈水神判也是这样进行的：纠纷是双方均沉于水中，最久者得胜，淹死者即有罪，死是神对他的惩罚。 由此可以推测，“法”字的“水”，是根据原始宗教还处在自然崇拜阶段形成的“水神”裁判习俗的取象。“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法最古老的渊源。因此，“水神”的神明裁判可以说是“水”在法律起源阶段的主要意义。
三
上古洪水灾难的挑战是推动中华文明起源的强大原动力。大禹治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传说，从洪水到大禹治水，与中国国家和法律的起源有着至为紧密的关系。诚如着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从文献与考古结合考察，洪水与治水传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要从洪水到治水谈起。” [10] 事实上，从法律文化的角度考察，我们可以说是上古洪水和治水活动直接导致了中国法律的起源。 国外学者过去认为“文明起于大河”，主要指两河流域及尼罗河流域的灌溉水利工程的兴修催生了文明。但是，在中国古代则意味着江河带来的洪水灾难，江河灌溉水利工程没有那么重大的意义。
尧舜禹 时代 治水主要是为了对付洪水灾难，而不仅仅是兴修水利工程。组织抗洪救灾更重要的是一项 社会 工程。为了生存而治理洪水，导致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还处于氏族社会阶段的各酋邦，不得不超越生产力 发展 水平，组织起强有力的治水机构――从治水联盟到治水联合体，最终催生了超 经济 的国家的出现，即如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原地区国家的最终形成，主要是在从洪水到治水的推动下促成的，这是超越社会大分工产生 政治 实体的推动力。” [11] 中国 国家和法的产生是以上古洪水和治水为契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治水导致中国 法律 的早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