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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理学，行政法学，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是行政法学尤其是大陆法系行政法学上所普遍接受和广泛使用的法学范畴，也是行政法尤其是大陆法系行政法的核心。对行政行为的系统研究，几乎需要行政法学的所有技术、涉及行政法的全部领域。本文仅拟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法学思潮与行政行为关系的角度，来揭示行政行为所蕴含的法律文化和人文精神，追溯行政行为理论的发展。
一、概念法学与行政行为范畴
概念法学又称形式法学，源于17世纪德国封建习惯法的罗马法化运动即“《学说汇纂》在现代的应用”或“潘德克顿运动”（ususmodernuspandectarum），因此又称“潘德克顿法学”。近代意义的概念法学，则是19世纪中叶的德国法学家为适应德国法制统一及其法典化进程的需要，建立资本主义法学体系而兴起的一种法学思潮，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海塞（Heise）、凡格罗（K.A.Vangerow，1808－1870）、温德海得（R.Windscheid，1817－1892）、拉邦德（P.Laband，1831－1918）和梅叶尔（OttoMayer，1848－1924）等。概念法学认为，法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实定法规范；法学是一门运用“法律学的方法”，对实定法规范进行“纯粹的逻辑性思维”的科学。概念法学强调，法学的任务就在于对历史长河中和现行的实定法规范进行逻辑分析和处理，提炼出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素材，并对该素材进行概括、抽象和归类，使其形成一个严密的体� 概念法学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法学成果，建立起了近代意义上的精密的法学范畴和严密的法学体系。[1]
概念法学在德国的兴起，具有相应的社会背景。直至19世纪中叶，德国仍处于封建割据状态，调整社会关系的仍然是分散的日尔曼习惯法。拿破仑的侵略，终于唤醒了日尔曼人的民族意识，并逐渐形成了相对统一的俾斯麦中央政权。政治的统一和政权的巩固，需要统一法制的保障。法国的法典化成就，更令德国人羡慕和渴望。于是，德国法学家终于以萨维尼（F.C.vonSavigna，1779－1861）关于习惯法、学术法和法典法的历史法学为理论基础，兴起了一场广泛而深入的“潘德克顿法学”运动。
处于上述社会背景和法文化氛围的梅叶尔，自然成了概念法学的拥护者和实践者，于1895年提出了“行政行为”这一法学范畴。众所周知，在此以前行政法学已经在法国等国得以产生和长足发展，并将行政机关的一切法律行为（包括公法行为和私法行为）称为“行政行为”（acteadministratif）。但在19世纪绝大部分时间内，法国行政法学并未对它给予精密加工和严格锤炼，而仅仅热衷于区分权力行为（actesd‘autorté）和管理行为（actesdegestion）。其次，在1895年之前的德国，行政法并未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行政法学并未成为一门独立的部门法学，而往往与宪法学合称公法学或国法学，研究行政法的方法是国法学方法。再次，在1895年之前的德国行政法学著作中，所构筑的主要内容是行政法分论，即内务行政、外务行政和军事行政等各部门行政活动的具体制度和现象。梅叶尔通过对法、德两国行政法的研究，将行政法学从国法学中剥离了出来，从行政机关的各种活动中（尤其是从具有典型意义的警察和税务行政活动中）提炼出“处理具体行政事务”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素材。他又将行政机关的“处理具体行政事务”与法院的司法判决进行了比较分析，从中抽象出“者的权力作用”、强制性和单方面性等共同性素材。接着，他将上述两种素材加以综合，并借鉴法国行政法学上的“acteadministratif”用德文“verwaltungsakt”这一名词加以概括，在1895年出版的《德国行政法》中提出了“行政行为”这一行政法学核心范畴。根据他的界定，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运用公共权力，对具体行政事务适用法律、作出决定的单方行为（“原文为……istderVerwaltungsakt，einderVerwaltungzugeh=rigerobrigkeitlicherAusspruch，derdemUntertanenimEinzelfallbestimmt，wasfürihnRechtensseinsoll.”[2]）。此后，“行政行为”被德国法学家不断地进行加工和锤炼，先由柯俄曼（Kormann）运用民法上的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理论界定为“国家之法律行为”，以后又由福雷那（Fleiner）阐释为“行政机关”的法效意思表示，接着又被叶立尼克（WalterJellinek）概括为“行政机关对特定人所为，具有公权力之意思表示”。[3]
20世纪以来，概念法学在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日本和我国的法学界得以广泛流行。在行政行为领域，概念法学仍致力于行政行为的型式化。[4]行政行为是纷繁复杂的。从内容上看，既有为相对人设定权利的行为也有为相对人设定义务的行为，既有为相对人消灭权利的行为也有为相对人消灭义务的行为，既有消灭相对人作为义务的行为也有消灭相对人不作为义务的行为。从形式上看，既有书面的行为也有口头的行为，还有表现为具体动作的行为。从主体上看，既有行政机关的行为也有非行政机关的行为，既有公安、民政部门的行为也有经济、教育部门的行为。它们尽管都是行政行为，但又有各自的特征。20世纪的行政法学对此作了大量的逻辑处理工作，即寻求某类行政行为的共同素材，将具有相同素材的行政行为加以归类，再用一个行政行为的下位属概念加以命名和界定，从而形成各种不同模式或型式的行政行为，如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裁决、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等。社会的发展，行政行为的灵活性，使得新的行政行为层出不穷、原有的行政行为也变幻莫测，如行政计划、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私法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等。因此，行政行为的型式化将是行政法学的一项长期工作，也是概念法学持续不衰的原因。
概念法学对行政行为的研究理论，在行政法学上被称为行政行为的形式学说。这种研究是卓有成效的。首先，它为行政法学提供了有关行政行为的一系列重要的概念性工具，有利于人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使行政法学的研究能得以展开。其次，它为行政法对行政行为的规范提供了可能性。概念法学对行政行为共同素材的提炼，使得法律有可能对行政行为的有效成立要件和违法行政行为的补救等作出统一的规定。再次，它建立了行政行为的逻辑体系，有利于认识和分析各种行政行为的特征。借助于这种逻辑体系，可以对社会现实中所发生的某一特定行政行为进行推理、归类和定位，从而准确地适用法律。但是，行政行为形式学说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它往往“仅止于对行政行为过程中的最后阶段之产物，即对最后之行政处分、行政契约、法规命令、行政规则或自治章程等作研究。对于在最后决定（或最终结晶）产生前所发生之协商、当事人参与、讨论、听证……等行政过程则缺乏研究。”[5]同时，行政行为的形式学说对行政行为的目的未予重视；使行政行为概念及规则过于抽象，难以为普通公民所认识和理解，也为行政行为在实践中的推理和定位带来了困难；在理论研究上也过分集中于型式化行政行为，对非型式化行政行为的重视不够。
二、社会法学与行政行为的嬗变
以法国法学家狄骥（LeonDuguit，1859－1928）为代表的社会联带主义法学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社会联带关系。社会联带关系有两种，即同求的社会联带关系和分工的社会联带关系。同求的社会联带关系，是人们为了追求共同利益而结成的共同协作关系。分工的社会联带关系，是人们为了满足各自不同的利益而形成的相互合作关系。[6]他认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社会联带关系，即行政主体为公众提供服务和相对人对服务给予合作的关系。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吸收了狄骥的思想。庞德（R.Pound）认为，20世纪的法学道路“似乎是一条通向合作理想而不是通向相互竞争的自我主张理想的道路”。[7]康曼裘（mager）则指出：“社会法学即是实用主义。……它并不把法律当作为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盾牌，而把它用作满足社会需要的合作工具。它是一种适合于
都市化了的社会生活实际与平等主义社会中的政治生活实际的法律哲学。“[8]社会法学的这种理论，目的在于强调人对社会或者集体的责任，与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权利或个人自由正好相反，因而也被德国学者以及受其影响的学者称为团体主义思想。[9]福斯多夫（ErnstForsthoff，1902－1974）和巴杜拉（PeterBadura）就是在德国行政法学界支持和宣传这种思想的代表。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有效生活空间“范围日益扩大，但所拥有的”掌握空间“却日益狭窄，”社会依赖性“日益增强，因而以相互合作为核心的团体主义思想已取代个人主义思想是一种不争之事实。[10]当代西方国家所流行的福利行政法理论也是以这种团体主义思想为支持的。
社会法学及其团体主义思想，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转变到垄断阶段的产物。因为在垄断阶段，就业、教育、环境和交通等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已不是可以由个人所能解决的问题，必须依靠社会集体的力量。社会法学及其团体主义思想，在政治上是巩固阶级统治、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因为在垄断阶段，封建复
辟的危险性已经消除，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发生危机（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上述经济和政治状况，决定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强调矛盾的同一性而否认矛盾的对抗性；提倡人们相互间、阶级之间和政府与个人间的合作，反对人们革命和社会动荡。
社会法学认为，行政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为相对人或公众提供服务的行为。狄骥指出：“行政行为的性质不是来源于它的起源，而是来源于它的目的。行政行为仍然是一种出于公共的目的而实施的个人行为。”[11]这种公共目的，也就是公共服务，满足公众在治安和公益方面的需要。行政行为所要实现的目的，就是设定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观法律状态，并且符合预定的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客观法目标。[12]因此，行政行为在本质上不能因它的权力起源而界定为者的命令，而应当根据它的目的界定为公共服务行为即公务行为。狄骥甚至认为，国家没有任何权力，只有执行法律或完成上述任务的义务。国家履行义务的行为即公务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在公众的合作下，为满足公众需要而组织和促进物质、文化、精神和道德发展的服务行为。奥里乌（MauriceHauriou，1856－1929）支持了狄骥的观点，� ’，它包含四个要素：固定的服务、向公众提供的服务、公众的需要、国家的组织。”[13]这实际上也就是公务行为的四要素。狄骥等人的上述思想得到了美、德法学界的响应。美国实用主义法学的创始人荷姆斯（O.W.Holmers，1839－1915）则认为，“警察权力遍及于一切重大的公共需要。它可以用来帮助着为习俗所认可，或被流行的道德或强大的、占优势的意见所认为对公共福利大大地、直接地必要的东西。”[14]福斯多夫则指出，人们所拥有的“掌握空间”的日益狭窄和“社会依赖性”的日益增强，使得对资源的“取用”日益困难，因而就需要行政机关来公平地协调和分配“取用机会”、对个人给予“生存照顾”。巴杜拉对福斯多夫的理论进行分析和概括后指出，行政行为的唯一内涵就是“服务”。[15]根据团体主义思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是为了给公众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行政征收是为了给公众提供公共设施服务的需要，行政许可则是对资源和机会的一种分配，等等。社会法学认为，对这种服务，由于能够得到某种好处，相对人一般都会自觉地接受和给予合作。[16]这样，尽管“公权力仍然是公权力，而逐渐摆脱与特殊利益站在敌对立场之角色”，[17]行政行为所体现的关系也就成了一种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服务与合作的“信任”关系。但是，行政主体的服务是以公共权力为后盾的，当相对人不愿提供合作时，行政主体就可以运用公共权力强制其合作。因此，及其公共权力、单方面性并不是行政行为的本质，而只是一种必要的服务手段。社会法学认为，根据19世纪的行政法治理论，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的一种行为，是相对人必须服从的者的命令。也就是说，行政行为所体现的是一种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对抗”关系。团体主义思想将服务与合作作为行政行为的理念，并不是将这一理念输入原行政行为及其理念之中，而是行政行为及其理念的根本性和实质性嬗变。[18]从此，“可以说公共服务的概念正在取代的概念。国家不再是一种命令的权力。它是由一群个人组成的机构，这些个人必须使用他们所拥有的力量来服务于公众需要。公共服务的概念是现代国家的基础。”[19]
社会法学认为，团体主义思想给行政行为带来的嬗变，不仅表现在其法理念即其内涵上，而且也表现在其外延上。他们认为，行政行为作为一种服务行为，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行为（公法上的单方意思表示即单方行政行为），也包括传统意义上不属于行政行为的行政契约（行政私法行为）、行政事实行为和行政指导行为。“依社会法治国的理念，行政必须提供满足个人生活所需的‘引导’及‘服务’行为。”[20]因此，行政机关可以采用任何形式为相对人提供各种服务行为。只要行政机关真正提供了服务，即使该服务行为缺乏相应的法律根据，也并不构成违法，因为历史上早就有“自愿者不能构成违法”的法谚。于是，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行为即单方行政行为，在当代行政行为体系中已丧失其绝对优势。单方行政行为即使仍被采用，其内涵也已被改变。
社会法学对传统的行政行为理论进行了批评。狄骥认为，启蒙思想家所提倡的个人自由和天赋人权，是既不能用神来推理也不能用现实来论证的、博取人们欢笑的花言巧语。他认为，在法学上，基于上述思想而形成的个人的主观权利和国家的公共权力，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行政行为根本就不应该被称为公共权力行为，行政机关的行为也不应该被区分为公共权力行为和事务管理行为，行政行为更不应区分为性行政行为和技术性行政行为。[21]尽管这种区分“标志着公法发展史上的一 但是，这一理论本身是不成熟的。”“只要认为每一种行政行为都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其必然结论就是：包括法院在内的任何机构都不得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于是，在法国就设计出了行政法院。“尽管它享有一定的审判权，但是，从传统的观点上来看，行政法院所行使的只是一种间接的司法权。在准行政问题上，它只能提供建议；而且，它的裁决也往往偏向于政府一方。”[22]奥里乌认为，公务行为是在公众的自觉合作或积极参与下得以实现的。如果封建时代的者命令也可
总之，这种服务并不是别人自愿接受的，而是根据一种强者的法律强加于人的。”[23]巴杜拉则指出，即使在19世纪，非强制性的公共服务行为也是存在的。但是，梅叶尔由于以公权力、强制性和单方面性为标准来界定行政行为，就把不具有上述特征的行政活动排除在行政行为之外了。因此，梅叶尔对行政行为的概括是不全面的。巴杜拉认为，梅叶尔对行政行为的界定是形式主义的，却是符合当时的自由主义法理念的。然而，自由主义法理念却导致了行政机关高高在上、公民屈服于行政机关之下的“高权行政”。[24]
从政治层面上说，社会法学及其行政行为学说是反动的，目的在于鼓吹阶级合作，反对社会革命。狄骥就说过，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是一种犯罪行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团体主义思想也曾被纳粹法学家改造为“领袖制”学说，成为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御用理论。福斯多夫本人就是一个拥护“领袖制”学说，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学者。但从技术层面上说，社会法学对行政行为的研究是有价值的，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它强调社会矛盾的统一性、提倡服务与合作，有利于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它把非单方行政行为的服务行为纳入行政行为的体系，置于行政法的规范之下，也有利于防止行政机关的法律规避。更为重要的是，它不仅注意行政行为的结果，而且十分重视行政行为的实施过程和目的。在狄骥的理论中，行政机关的服务是以相对人的合作为前提的。合作，就意味着相对人的参与。公务行为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人服务与合作的结果。福斯多夫认为，依“生存照顾”即服务观念，相对人具有对服务的“分享权”。“这个‘分享权’的问题，也就成了在国家公权力范围下个人参与的方式了。”[25]正是在社会法学的积极提倡和推动下，20世纪最重要的行政法治成就之一，即以听证为核心的现代行政程序法制度才得以建立起来，使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有可能吸收相对人即服务对象的意志，行政民主和行政公正才得以增强。社会法学还推动了行政法治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转变。社会法学认为，行政行为的目的是为相对人提供某种“福利”、“好处”或利益（由此形成了所谓的“福利行政法”理论）。因此，判断一个行政行为是否有效、是否应予撤销的标准，不是行政行为在形式上是否合法，而是行政行为在实质上是否合法，即是否真正为相对人提供了某种利益，实质法治应取代形式法治，从而提高服务的效率。现在，各国的行政程序法几乎都规定了对行政行为瑕疵的补正和转换。
三、自由法学与行政行为的实施
自由法学（JurisprudenceofFreeLaw），也被称为自由法运动（FreeLawMovement），是社会法学的一个分支，源于耶林（RudolphvonJhering，1818－1892）关于法的目的论或者利益论，盛行于20世纪初叶的欧美国家。自由法学认为，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是一种社会联系，成文法规范不过是一种社会关系即社会秩序的体现。由于成文法永远赶不上社会关系的发展，因而一制定出来就过时了；同时，成文法永远概括不了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因而一开始就是片面的。也就是说，成文法是一种书面的和静止的法，而社会关系或社会秩序却是一种生活中和行动中的法。生活和行动中的法高于书本上的成文法。行政机关和法院不应机械地而应灵活地去适用成文法，自由地去发现生活中的法，以便使成文法符合生活中的法。自由法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E.Ehrlich，又译艾尔力许，1862－1922）、法国法学家舍尼（FrancoisGény，又译谢尼、惹尼，1861－1944）、德国法学家坎特诺维茨（HermannKantororwicz，1877－1940）及美国法学家卢埃林（K.N.Llewellyn，1893－1962）和弗兰克（JeromeFrank，1889－1957）。[26]
自由法学的产生具有与其他社会法学相同的社会背景。进入20世纪以来，社会关系更加广泛，其变化更加迅速，立法对这种社会关系的反应就显得相对迟缓。这样，要求充分发挥行政和司法职能，以解决立法与现实之间差距的法学思潮就应运而生了。
自由法学认为，行政行为的实施不必以成文法或者判例为依据。埃利希认为，“无论现在和其他任何时候，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却在社会本身。这段话也许就包含了每一次企图陈述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的实质。”[27]当成文法陈旧落伍时，“负责适用法律的人，既然是本民族和本时代的人，他就会根据本民族和本时代的精神，就不会根据‘立法者的意图’，以以往世纪的精神来适用法律。所以，即使是最稳定的学说和最强有力的立法，当它们一遇上现实生活的暗礁时，便非粉身碎骨不可。”[28]美国实用主义法学的代表，曾提倡法官的“无法司法”，认为“为了使司法适应新的道德观念和变化了的社会和政治条件，有时或多或少采取无法的司法是必要的。”[29]不过，他还没有激进到行政行为的实施也可以不需要法律根据的地步，似乎行政行为仍应以成文法和判例为依据。但卢埃林认为，“实体法规则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所具有的意义远没有早先设想的那么重要。”那种依法办事的理论，在整整一个世纪中，不仅愚弄了学究也愚弄了执法者。[30]他认为，行政机关完全可以像法院一样，不受成文法和判例的拘束来实施行政行为。“法院同行政官员以至行政官员们之间不妨各行其是，可以有互相不同的种种作法。 并且为法院和行政机关的这种胡作非为辩解说：‘从实在主义说来，法律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一个而至少是三个’。”[31]弗兰克则走得更远。他认为，在行政官员和法官眼里，法律和事实都是不确定、不可知的，都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和判决的依据。总之，自由法学认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引用的法律根据，最多是一种不具有实际意义的文法修饰。
自由法学认为，行政机关可以自由地实施行政行为。埃利希认为，行政行为的实施应以活的法律为依据。活的法律就需要行政官员依赖其“个性”去自由地寻找和发挥，即对现实中的利益关系进行评价，从而选择应予优先保护的利益。根据舍尼的观点，当成文法与客观情况不一致时，就应当以习惯、判例和学说为法的补充渊源；并且，行政机关应根据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种有关科学的研究成果自由地去探求客观情况中的规律，从而作出行政行为。[32]弗兰克则认为，行政行为的实施既不必以成文法和判例为依据，也不必以所谓活的法律为依据，因为行政行为和判决一样，从根本上说是外界因素对实施者个性的无数刺激的结果。他说，刺激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也是错综复杂的，往往要看作出行政行为的官员的个性而定。如果把S作为刺激，把P作为实施者的个性，把D作为行政行为或判决，则D＝S×P.[33]
自由法学认为，行政行为本身就是法。埃利希认为，活的法律的认知来源有两个，即“第一，现代法律性文件；第二，对生活、商业、惯例、一切联合的直接观察，不仅是法律所承认的，而且还有为法律条文所忽视和省略掉的东西，其实甚至还有为法律条文所不赞成的东西。”[34]他在这里所说的“现代法律性文件”，就包括行政行为文书在内。弗兰克则说：“法律究竟是什么呢？完整的定义是不可能的，即使是一个勉强可用的定义也将使读者失去耐性。”他认为，只有行政行为和司法判决才是名副其实的法律。卢埃林认为，“法官的判决即法律”这一传统的法理学精神是不全面的。因为在国家机关里，除了法官外还有一大批行政官员，他们的行为并不比法官的行为次要，而且他们的行政行为从量上说更经常地触及有关普通人的利益。随着行政机关的职能和力量的增加，行政行为的数量将日益增多，行政行为也就更为重要了。因此，行政行为和司法判决一样，都是“法律的中心”和法律的最后表现。他在《法学──实在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中写道：“法律的中心不仅是法官对有关的普通人发生影响的行为，而且任何国家官员以官方的资格所作的行为也是法律的中心。”“行政行为对于受影响的普通人说来，往往就是关于该事件的法律的最后表现。”[35]
自由法学认为，行政行为的自由实施并不意味着行政专横。埃利希认为，自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加强行政官员的责任感和行政官员在行政行为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意味着对行政官员素质的更高要求以及对其任用的适当选择。相反，成文法对行政机关的限制不过是立法者将责任转移给行政官员而已，意味着消灭行政官员的个性。舍尼则认为，行政机关对客观规律的自由探求，不能侈意妄为，而应采用科学的方法，以正义、客观价值和利益均衡等为依据和标准。[36]
自由法学作为一种法学世界观，是反动的，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它与概念主义法学相比，也是一种矫枉过正的理论，是对法治的一种破坏。因此，自由法学长期受到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批评。埃尔曼指出：“信奉自由主义的德国法学家为了将形式主义逐出法庭，曾推动了‘不受拘束地发现法律’（freelawfinding）方法的采用”。采用这种方法并持政治偏见的司法机关“为共和国的夭折和西特勒的胜利奉献了犬马之劳”。[37]在美国，弗兰克和卢埃林等人的理论，也受到了以庞德为代表的社会法学的强烈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的观点逐步向庞德的观点靠拢，他们也分别承认自己对法律的定义“犯了严重的错误”，“充其量是对真相的很片面的叙述”。[38]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要实现依法行政也是难以想象的。超级秘书网
在德、法的概念法学看来，成文法一经制定，无需解释。即使在法典中存在纰漏，也可以通过类推的方法得到解决。因此，执法者只能根据法典的字面意义或法律逻辑机械地加以执行。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拿破仑曾为托雷（Toullier）根据《拿破仑法典》所著的《民法释义》而勃然大怒。[34]自由法学却是对这种形式主义的概念法学的反叛，对法典主义缺陷的批判是有一定意义的。具体到行政行为领域而言，它要求人们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行政行为概念上，而应当关注行政行为现象本身；不仅应当重视行政行为的结果，而且应当重视行政行为的实施和操作。它充分强调了行政行为对当事人的重要法律意义，尽管有些言过其词，但目的却在于说明行政行为与法律规范相比对当事人影响、作用的直接性。更为重要的是，它意识到了行政行为的效率性，探索了行政行为的实施规律和影响行政行为作出的主客观因素，试图借助当代行为科学、心理学和实证主义哲学的成果谋求建立实现行政行为准确化和量化的公式。自由法学在行政行为理论上的努力，�
关键词：创新创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同构
在致2013年全球创业周中国站活动组委会的贺信中强调：“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创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青年学生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创新创业的有生力量。”当下，从国家、社会到高校，再到大学生们都十分关注创新创业。我国的创新创业教育兴起于20世纪末、活跃于21世纪初。虽然较西方国家来讲起步较晚，但近几年来，创新创业教育在我国蓬勃发展，呈现出强劲势头，不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活动当中，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创新创业教育已然成为我国高校的重点工作之一。
1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交叠与同构的意义
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交叠与同构是时代的需要，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需要。十八大以来，极其重视“创新”，在各种公开讲话和报道中，超过千次地谈到“创新”。“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①“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②“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其中“创新”排在第一位。在党的报告中指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诸多论述，都说明了国家强起来靠创新，创新靠人才。科技和人才是创新型国家国力强盛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而大学对于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应当坚定贯彻和落实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大力推进发展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为我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和智力保障。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交叠与同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弘扬践行中国精神的需要。“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实践告诉我们要弘扬和践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教者，政之本也”。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当代大学生是新时代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承担着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而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也是弘扬践行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交叠与同构，是与时俱进推进我国教育改革的需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高等教育承担着重要使命，也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纵观历史，每一次时代的变革，必定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变化。每一次教育改革也必定带有时代变化的烙印。高等教育要与时俱进地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就要推进教育改革。我国的创新创业教育正是在这样的时展和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交叠与同构，应当始终围绕着“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教育命题，是高校实现“人才培养”这个大学使命及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全面发展需要的需要。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高校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坚持立德树人就要善于抓住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关键。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创造精神和创业能力，在实践过程中培养学生不怕失败、艰苦奋斗、奋发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崇尚改革创新、注重合作、敬业奉献的精神品质，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和核心竞争力，促使人的和谐、全面发展。
2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2.1两者关系的一些讨论
在讨论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关系时候，学者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东北师范大学王占仁教授多篇论文都论述了创新创业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研究方向。③-⑤东北林业大学宋妍副教授也在她的论文中提出创新创业教育可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理论基础丰富内涵和外涵，完善学科体系。⑥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是反对“泛思想政治教育”的，或者“广义思想政治教育”，那么这些学者可能拒绝接纳创新创业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也有一些学者以管理学或教育学为依托，认为创新创业教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讨论内涵、要素等，如云南师范大学教师段从宇⑦等。
2.2两者关系
笔者认为，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不同范畴的两个事物，但彼此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耦合关系，两者有交叠、可同构。创新创业教育是顺应了时代特征、把握了发展规律、符合了人民意愿的教育的新发展与改革。我国在2010年5月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文件中，明确指出了创新创业教育是“适应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教学理念与模式”。把创新创业教育定性为一种教学理念与教学模式，强调的是理念与模式。学科专业教育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学科专业知识，职业教育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职业实践技能。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了价值导向和精神动力。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一项重点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进一步确立了“立德树人”在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凸显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当是教育工作中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是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加自觉，越加刻苦。”（邓小平19780422）思想政治教育，事实上，回答了为了什么去创新创业，引领着大学生们创新创业的价值取向和用什么样的态度、方式去对待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大学生们都会对“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一定的认识。当大学生们期望在创新创业事业当中有所建树的时候，已经被这种认识所影响了。那么之后在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中，影响学生的选择、规定实践的方向，会起到定向的作用；也会在实践活动中，使学生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对应的态度和行为。因此，有什么样的价值导向和精神动力，就会有什么样的创新创业的实践活动，也势必会对实践活动最终的成效或成败造成重大的影响。
3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创新创业教育同构的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创新创业教育在教育目标上是一致的。
3.1做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宣传教育工作
时政新闻论文范文16篇
3.2发挥思政教师在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中的积极作用
第一，思政教师应成为当代大学生“创客”的“思想导航者”。身为思政教师，要充分认识到自己不是一个单纯传道授业的普通教师，而是大学生的“思想导航者”。思政教师应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人生价值，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帮助学生担负起应负的社会责任。思政教师是培育学生拥有健康人格的关键环节。第二，思政教师应成为当代大学生“创客”的“技术引领者”。事实上，思政教师队伍，主要由思政理论课教师、辅导员构成，特别是大学辅导员们的学科背景构成是相当丰富的。很多人� 以思政理论课教师为例，按笔者所在学院思政理论课教师队伍中有哲学专业、党史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法学专业、计算机专业、管理学专业、教育学专业、心理学专业等，可以充分调动和发挥思政教师们的学科专业背景，特别是跨学科、交叉学科背景的教师的积极性，注重知识扩散和转移，形成产教研一体，促成教育教学、学科专业发展资源与科研成果之间的互相转化。第三，思政教师应成为当代大学生“创客”的“时代先锋者”。时政热点反映了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最新动态，是生活的一面镜子，可以让人们更好地去认识社会。思政老师们通常对于时政热点具有很强的敏锐度，也能够对时政热点、政策法规做较有深度的剖析与解读。通过思政老师的时政教育，如“形势与政策”课程中对于国内外热点分析、政治经济的宏观分析、行业的分析、政策法规的普及等，可以使学生更加全面地去认识社会现状，更多地了解社会的要求，并有的放矢地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更�
3.3在创新创业教育中倡导“课程思政”的理念
在创新创业教育中，应当充分挖掘其价值教育功能，与思想政治教育同向同行，这与倡导“课程思政”的理念是一致的，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思想政治教育为创新创业教育健全品德、理想信念教育，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才。
3.4创新创业教育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反过来也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创业教育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思想政治教育在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可能不学而知、不教而会、不行而明，必须通过各种实践活动掌握其中的真理。创新创业教育是偏向于实践性的教育，可 在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中，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三观，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综上所述，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中的优势特点相结合，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引领作用，在推进和实施教育实践活动中两者进行同构，可以更好地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为国家、社会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
[1]秦永芳，钟一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融合的研究综述[J].人力资源管理，2017(8):313-314.
[2]陈永利，吕媛。以思想政治教育提升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理念论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6).
研究现状
在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诞生之后的整20年间（1983～2003），由于其发展仅局限于对外宣传，在国内影响不大，因此在这一时段对之研究近乎空白。从2003年起，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我国逐渐呈“遍地开花”的发展态势，俨然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实践的勃兴呼唤相关理论的支撑和指导，实践的蔚然成风使得相关问题成为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与实践相呼应，从2003年6月份起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随之而起，直到2004年底可称之为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的“启动阶段”――表现在中国期刊网上收录的研究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论文显著增多，共有40篇左右。③我们还可从网络媒体的极大关注，“理论人”的理性追问和“实践人”的现身说法三方面勾勒出本阶段研究的大致状貌：一是各大网站对“新闻发言人制度”表现出极大热情，既有相关动态资讯报道和常识性介绍，又有理论探讨和争鸣，如五洲传媒网和中国网两家网站都设有“新闻发言人制度”专栏；二是《郑州大学学报》在2004年9月刊载了一组由国内知名学者喻国明、陈力丹等执笔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相关理论问题研究》笔谈，“无论是对我们为什么需要新闻发言人的追问，对马克思关于人民政权建设思想的溯源，还是对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困境的忧虑，以及对新闻发言人与政府形象进行科学定位的思考”④，都能从某一侧面触及问题实质，将研究引向深入；三是《新闻记者》开辟《新闻发言人天地》专栏，并于年末最后一期启动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主讲的“新闻发言人实务系列讲座”，较为系统地介绍相关理论及实战技巧。
整个2005年可以说是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的“提升发展阶段”――不仅表现在中国期刊网上收录的研究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论文数量稳中有升，共有50篇左右，更重要的是，涌现出了一批有份量的理论文章和专著。该阶段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最大的特点是学术界结束了此前的散兵游勇式的作战方式，学者们以团队协作的形式联合攻关，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代表性的有：第一，陆续出版了一批理论与实践结合、学理分析和经验归纳并重的教材和专著。如《政府的媒体公关与新闻》⑤、《新闻发言人理论与实务》⑥以及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策划的一套“新闻发言人系列教材”，目前已出版的有《新闻发言人理论与实践》、《新闻发言人实务》、《中外新闻制度比较》和《危机传播管理》等；第二，有关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的课题组取得了不少重量级的成果。如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闻发言人与会研究”课题，课题组于2005年8月在《今传媒》上发表了以《中国政府执政能力与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为题的阶段性成果；第三，当对局部和枝节问题有了深入洞察后，理论整合便成必然。人民日报出版社于2005年8月出版的《新闻与新闻发言人实务》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面世的。这部洋洋数百万言的大型专业书籍，从现代社会对政府工作透明度的要求，以及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入手，对新闻发言人制度基本框架的建构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涵盖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理论、实务和案例研究等多个领域，有较高的理论性、实用性和可读性。⑦
文献综述
截至2005年底，关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着眼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涵义、发展轨迹及其赖以存在发展的社会条件
匡正对“新闻发言人制度”概念的认识，是进行相关研究的逻辑出发点。代表性的观点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和学者喻国明所多次强调的：“新闻发言人不是人，而是一种制度”，必须不断完善这种制度，才能充分保障它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是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真正传播主体，新闻发言人只是“被授权的代言人”，政府在赋予发言人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责任。陈力丹从对马克思关于人民政权建设思想的溯源中，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是马克思人民政权建设的一个基本观点，其设立应当是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人民报告工作的一种日常形式。⑧对基本概念的这种认识使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建立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础之上。
学者们对新闻发言人制度历史的梳理，大多视野开阔，将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中国20年来的发展历程置于该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美国）历时演进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强烈的对比凸显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亟待规范的现状，有助于唤起我们加速推进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的紧迫感；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研究和实施新闻发言人制度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和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对于新闻发言人制度得以在我国蓬勃发展的原因，学者们将之归结为以下社会条件：①国家意识形态调整、政治体制改革背景下加强民主建设的必然要求。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为民”思想的全面铺开，政府职能向“服务型”的全面转型，为新闻发言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②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与世界接轨的必然要求；③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④我国大众传媒业的长足发展，新闻传媒越来越倚重政府作为重要消息来源，政府亦重视通过媒体加强其话语影响力；⑤突发事件的催化。
2.着眼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作用和意义
这方面研究可谓学界之述备矣，且比较科学全面，因此，大部分学者对此尽管文字表述各有千秋，但多观点类同，笔者将之�
3.着眼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法律依据与法律保障
据笔者粗略统计，在研究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论文中，约有40%左右的文章提及制约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之一是法律根基的薄弱，而且，从该角度研究的作者无一例外呼吁加快我国相关立法的进程，并指出法制化是保证新闻发言人制度良性运作的必然选择。国内学者对此的探讨集中于以下两点：一是与新闻发言人制度密切相关的“信息自由权”、“知情权”、“信息公开之义务”的法律依据；二是以信息公开、信息自由为立法旨趣的法律保障。由于美国是世界上对公民信息自由权的法律认可和法律保障法典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因此大部分学者在研究时，采取与美国相关方面进行横向比较的方法，习鉴他人，醒省自己，通过学习和借鉴美国成熟、完备的法律规制，审视和反思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之欠缺。
4.着眼于危机传播和政治传播中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在陈力丹《2005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综述》⑨中归纳的该年度新闻传播研究的10个话题中，有两个话题即危机传播和政治传播涉及新闻发言人制度，因为它们均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上位阶概念。关于前者，他认为：“如果说，两年前的危机传播理论还停留在‘谣言止于公开’的呼吁上，那么2005年的危机传播已经进入详尽分析危机信息流障碍和总结危机事件传播规律的阶段。”关于后者，由清华大学“新闻发言人与会研究”课题组提出的“新闻执政”在本年度已成为政治传播领域的一个新口号，陈力丹指出，意欲实现“口号”向现实的转变，必须有观念上的深刻认识作为保障，即“法治化的管理观念在先”。这也印证了上述第三条的综述结果。
5.着眼于新闻发言人制度“术”的研究
新闻发言人制度重在实战，因此对其操作要领、实践技巧进行了详细介绍，对其实施流程、微观运作进行细致剖析，自然成为对之进行研究的重要领域。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①新闻发言人的素质和能力，前者如政治素质、媒介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等，后者如合理操控媒体的能力、交际沟通能力、危机驾驭能力等；②各种新闻形式（如新闻会、记者招待会、新闻吹风会等）的运作程序和操作技巧；③新闻发言人的媒体形象设计，如屏幕形象设计、非语言符号把握等。
存在的不足及建议
基于上述综述，笔者认为目前学界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研究存在着两点不足：
第一，广度尚可，深度不足。经过学者们三年多的开拓性工作，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各个方面均有所触及，但理论深度明显不够，主要表现在介绍性的论文占了很大比重，理论创新性文章屈指可数。例如在介绍美国相关制度及法律时，缺乏应有的理性批判精神，似乎给人以这样的结论：步美国后尘，仿效其做法，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困境即可迎刃而解，其错误倾向不言而喻。
第二，理论与实践结合松散。如前所述，新闻发言人制度重在实战，但实践必须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之上。正如许多研究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专著冠之以“理论与实践”的书名，但由于它们多是应“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之急需而作，过分追求实用性和工具性，大多没能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理论和实践结合不紧，甚至脱节。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研究新闻发言人制度时，应以理论界定为逻辑起点，以理论阐释和理论创新为研究重心，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对策与实战技能为旨归。正如费尔巴哈在《遗留的格言》中所说：作为起源，实践先于理论；一旦把实践提高到理论的水平，理论就领先于实践。而要实现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理论创新，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角度入手：
1.对新闻发言人制度进行交叉学科透视
新闻发言人制度实际上有诸多学科支撑着，主要涉及政治学、传播学、新闻学、公共关系学、宣传学、舆论学、组织行为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知识。对新闻发言人制度进行交叉学科透视，就是要整合政治传播学、新闻传播学、政府公关学、舆论宣传学、公关语言学等内容对本课题做出科学解答，亦即以“新闻发言人制度”为核心，从以上交叉学科角度对之进行全方位理论扫描和透视，方能全面把握其理论内涵和实践对策。如前所述，学界对此虽有所触及，但大多是借新闻发言人制度之瓶装相关理论之酒，缺乏深度融合后的理论生成和创新。可以说，从此角度剖析新闻发言人制度，目前学界只是站在起跑线上，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核心研究与边缘研究并重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构成理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正式规则具有国际惯例的共同性质，有良好的外国模式可资借鉴或移植，但非正式约束由于其历史传承性和文化积淀性，将其进行配套移植是愚蠢的，更是不可行的。因此，不能把新闻发言人制度变迁或创新仅仅看成是法律法规条文的变迁或创新，学界还应重视对非正式规则的研究和探索，以促进相应的文化建设、观念转型及制度环境营造。
3.中国传统文化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理论滋养
辩证法有一个著名的原理：历史与未来两极相通，即探究历史规律、把握今时实践与预测未来趋势有逻辑上的内在统一性。因为“现代既可以看做是传统的对立面，也可以看做是传统的延续体”⑩，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度，要实现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的理论创新，可从先哲圣贤的思想宝库里汲取与当代新闻发言人制度实践相契合的有价值的思想因子。例如，由清华课题组提出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运作规约之“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就有很大的理论挖掘空间和阐释意义。再如，新闻发言人制度具有很多双重属性，如信息服务与舆论引导、设置公众议程与满足公众知情权等等，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和观念”、“和谐思想”可为新闻发言人妥善处理以上矛盾提供丰富的理论滋养。从此视角切入，无论对政治传播本土化的理论建构，还是对当下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都大有裨益。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系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传统‘和谐观’的现代价值”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1）陈宗林：《中国新闻发言人群体脱颖而出》，《开放潮》2003年11~12期
（2）薛凯：《“国新办”新闻背后的新闻》，《半月谈》2006年第1期
（3）王展：《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2003-2004)述评》，《今传媒》2005年第7期
（4）《新闻发言人制度相关理论问题研究（笔谈）》，《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9月
（5）［美］玛格莱特・苏丽文：《政府的媒体公关与新闻――一个发言人的必备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杜江主编：《新闻发言人理论与实务》，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高钢、孙聚成：《新闻与新闻发言人实务》，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
（8）陈力丹：《健全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监察和限权机制》，《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9月
【关键词】时事政治 高中政治 教学应用
【中图分类号】G6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8-0049-01
在高中课程中，政治是一门很特殊的学科，它不仅需要学生掌握书本的知识点，还要求学生将课本的内容和时事政治相互结合，真正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老师通过时事政治的渗透和讲解，培养了学生用政治理论知识分析社会热点的能力，帮助学生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一、时事政治与高中思想政治课的区别与联系
时事政治和高中思想政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思想政治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区别
1.从内涵上看
时政新闻论文范文16篇
2.从教育目的上看
时事政治着重在于培养学生正确了解国情理性分析形势的能力。高中思想政治课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3.从影响上看
时事政治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大事，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高中思想政治课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品质。
（二）联系
时事政治丰富了高中思想政治课，减少其枯燥性，反过来，高中思想政治课为时事政治的分析加强了理论基础的支持，二者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
二、时事政治与高中思想政治结合的必要性
（一）延伸高中政治教材充分备战高考
在如今的信息社会，每天都会出现新的问题，老师在教学生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教材，应该注重热点时事政治和政治教材的结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样可以增强课堂的活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生独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从近几年的高考内容上看，越来越多的重视思想政治学习与社会时效热点的结合，重视通过教材的基础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就需要学生在日常政治学习中有意识的去关注社会热点，老师也要引导培养学生的学科迁移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学生在高考的战场上将自己的能力最大发挥，取得骄人的成绩。
（二）利于活跃课堂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现在很多的政治教学课堂还比较陈旧落后，老师一味的去灌输知识，忽略学生的吸收知识能力和对课堂的感受，导致课堂枯燥无味，师生缺少互动，学生学习效率低下，无法充分教学。如果将时事政治和思想政治课结合，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课堂活跃度，学生在活跃的课堂上也会积极主动的参与学习，提高学习效率。师生在互动交流中可以增进感情，实现共同进步。
（三）促进政治教师能力提升提高教学水平
时事政治和思想政治的结合这就要求老师也要加强对时事政治的理解和把握，在引入时事政治的过程中要找到所涉及的时事政治与所讲授的内容之间的联系，思考如何教会学生客观、准确的看待某时事政治问题。老师经常完成牵引的任务，有利于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与水平。
三、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
（一）设计时事政治板报
老师对学生进行分组，利用班级黑板进行时事政治板报设计。涉及的内容包括近期国内外大型事件，比如联合国环境署第一届亚太区域环境会议的召开、中国银行在2015年5月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中国红十字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等。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让学生把握时事政治的内容，并在抄写板报的时候形成自己对时事政治的观点，还可以之后联系政治教材进行全面的结合分析。与此类似的还可以举办时事政治的辩论赛，对某一政治热点展开讨论，开拓学生的创新思维。
（二）在课堂教学中导入时事新闻
在课堂中加入时事政治能带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激发人文情怀，引起情感的共鸣。在进行时事政治的教学中，首先要引入国内外的热点事件，然后引入课堂内容，比如在国家下调存贷款利率的时事政治上可以体现政府以人为本的职能特征。由此，可以让学生了解社会，同时也补充了教材。
（三）用时事政治联结政治教学的多个领域
往往一个时事政治热点里面蕴含的政治知识不是单一的，对于一个时事政治，可以利用政治知识进行多方面分析。比如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召开，会议上的内容在分析上可以涉及高中政治的四个模块。老师在政治教学中需要根据政治内容对时事政治进行分类整理，帮助学生学好高中政治，将学生的思维拓展到书本以外。
时事政治的教学是高中政治教学的重要内容。老师要逐步培养学生利用教材观点观察、分析社会热点问题的能力，同时在无形中也会帮助学生树立积极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出拥有良好思想道德品质的高中生，是每一名高中政治教师的使命。
参考文献：
[1]闫荣娟。高中政治时事政治教学[J].学周刊，2013（11）.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发展趋势
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紧紧围绕着的不同历史时代背景展开，其采用教育方式亦随着时代背景、历史任务变化而不断转换着。在经历了民主革命到建设一个独立国家再到改革开放进行经济建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具体实践都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在秉承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应继续将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时� 作为我国当前意识形态的新指导标准，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渗透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因此，新时期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式都应� 具体说来，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应该以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行动指导的中心，吸取多种经验，采用不同模式，改变过去死板教条的沟通方式。亦可借鉴国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好的经验，吸收相关学科的方法论知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媒体、媒介不断创新方式方法。过去的教育方式难免有“填鸭式”教学嫌疑，学生的理解程度、接受程度都不尽人意，因此，在核心价值观这个行动指南的指导下，适度“放权”给学生，相信学生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而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起到的是保护和“兜底”的作用，要做到不放松、不强迫，帮助学生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转化为自己主动去求解的学习过程，这样更加符合学生的内在需求。另外，可借助校园文化建设、各种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党团活动、心理辅导、就业指导等方式，不仅可以此强化核心价值观这个指导准则，还可以使学生将切身体会反馈回来，用“自治”过程中获得的经验与能力用于建设校园文化和思想政治环境。除此之外，教育者要注意处理好现实生存需求与深层精神追求的关系，做到教育方式的“有血有肉”，如果过分追求思想精神境界而偏离现实生存的实际，那么则违反了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初衷，甚至可能对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造成不良影响。再崇高的精神追求也要基于物质的现实，在强化思想价值观层面的教育的同时，要兼顾到学生的生活品质、就业方向等，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
二、强化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采取的措施
第一，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大学政治思想教育的基本方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和我国的教育理念决定了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论时代背景如何变迁，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不能动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内容无论如何发展变化、调整、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前进方向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动摇和改变的。第二，“以人为本”是教育的衡量标准，同时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准绳。我国大学教育确立了“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科学教育理念，坚持平等、民主、和谐，注重交流、沟通、融合的方法，尊重、关心学生的利益和需求，促进他们更好地实现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做到以大学生为本，全面、客观地认识和对待学生。认识个体差异，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和现实需要，发展大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除此之外，要看到大学生思想发展的新变化，因地制宜，创造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善于运用多种媒介，如QQ、微博等大学生聚集的平台，从而促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亲民”，更注重人文关怀［2］。第三，坚持“平等”的价值观。思想教育发生在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二者相辅相成。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应该树立大学生平等的态度开展互动交流，构建二者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才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结果的真实可靠性和实用性。并且，二者之间的互动交流需要对大学生所反映出的各种思想问题保持足够的耐心和正确的引导，在内容与形式上既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导向作用，还要考虑到大学生的兴趣和接受能力等方面因素，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在平等的价值观的促进下，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二者之间的“教学相长”作用亦可实现。第四，加强高校思想教育队伍的建设。历史和长期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们，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质量的好坏至关重要。由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通过教师和辅导员来向学生传达，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素质就直接影响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和质量。具体来看，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主体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辅导员为核心的学生工作队伍，亦包括了学生干部的作用，他们主要负责大学生思想活动的监督与管理，二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水平建设相关的教师，他们主要负责向大学生教授理论内容，帮助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二者均起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传达纽带作用。第五，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科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工程的重要基础。我国于2005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一级学科，在其之下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第二学科进行重点建设，这对我国今后思想政治教育做出了更加准确的界定。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对理论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指示作用，并且该学科建设的加强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作用是相互的，该学科建设加强为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实践基地和学习平台；反过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得到实践学习与检验，将会产生更多的理解与感悟作用于学科建设上，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因此，我们仍然要不遗余力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坚强的后盾支持。
作者：韩蓉辉 单位：西安财经学院高职学院
一、优化整合时事政治资源的现实意义
1.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思想政治课的积极性。
学生对于时事政治都有较浓的兴趣。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内容比较间接、抽象；而时事政治资源的内容比较直接、具体，是鲜活的，贴近学生生活的。对于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强的中学生来说，接受时事政治资源相对容易。发生的国内外时事政治身边出现的鲜活事例是上好思想政治课、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宝贵素材。时事政治形势具有很强的新鲜感和吸引力，能很好地激发学生学习思想政治课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把时事政治政治教育纳入思想政治课教学的视野之内，使之真正成为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教学中引用时事政治政治，析理论理，事理交融，有利于学生积极探索，掌握理论知识，锻炼分析能力，提高思想觉悟，既增强说服力，又活跃课堂气氛，不但使学生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还能激发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看报纸、电视，了解国家大事的学习兴趣。
通过多种教学途径、形式、方法引导学生关注时事政治，培养他们对思想政治课的喜爱之情，唤起他们对政治学科的浓厚兴趣。这样，既拓宽学生的视野，又提高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
2.强化学生对教材知识的理解掌握，有利于突破教学重难点，提高学习效率。
当代高中学生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强烈的参与意识促使他们关心时事政治，参与社会生活，因而充分利用时事政治课程资源有助于学生理解教材中的抽象理论知识。时事政治材料与教材理论之间是相互统一的关系。时事政治材料体现着基本理论，基本理论寓于时事政治材料之中。要理解基本理论，就必须从具体材料出发，遵循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规律。同时将时事政治材料引进课堂，化解了教学难点，培养了学生联系实际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克服死记硬背、不求甚解、不善于把知识与实际问题相联系的弊病。
实例分析：
时政新闻论文范文16篇
3.拓宽学生的事业，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学以致用。
优化整合时事政治资源有利于学生进一步加深对课本知识的理解、掌握和拓展学生的视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如中日“”争端、中菲“南海问题”，我国依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分离聚合、亲疏冷热的变化，是由历史、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从本质上看，国家利益是决定性因素。这样有助于学生准确认识抽象概念，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拥护党的领导，把理论教学与时事政治政治热点问题有机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国内外的热点问题并解决实际问题。
二、运用时事政治课程资源的特点，提高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有效性
1.运用时事政治资源的过程性，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激发学生爱国热情。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教师应�
如：“神九”飞天会“天宫”载人航天启新程、香港回归十五年紫荆花开更鲜艳等。
2.运用时事政治资源的时效性，发展教材内容，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高中政治教材阐述部分内容存在相对滞后的问题，教师要及时捕捉时事政治热点资源，挖掘鲜活的时事政治资源与教材内容相结合。例如，当前的欧债危机、食品安全问题、国家的经济政策等时事政治，可以很有效地融入高一的《经济生活》教学中，这样，利用时事政治资源的时效性，使学生既能用教材知识阐释时事政治热点，又能依托具体的时事政治热点，理解教材抽象的原理，既能发展教材中相对滞后的内容，使教材内容鲜活起来，又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3.运用时事政治资源的生活性，以热点问题为背景，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社会。
教师作为新课程实施的主体，应当尽可能地进行“二次创作”，将思想政治课内容与时事政治教育联系起来，引领学生由对自身的关注，拓展到对社会和时代的关注。时事政治教育紧贴时代的脉搏，突出国内国际重大的热点问题，其内容正是每天发生在学生身边“活生生”的事例，是成长中的高中生最感兴趣的问题。将学生感兴趣的诸如美国总统竞选、残酷的中东局势、日本政局变幻等时事政治热点有效地融入课堂教学，是贯彻落实“回归生活”原则和要求的重要体现。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学时，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今天学生对什么时事政治和社会问题最感兴趣”，并以此作为教学的起点。
4.运用时事政治资源存在的时空性，延伸课堂教学，培养学生思考的习惯。
关键词：休谟；政治哲学；人性；自由主义
在创作《人性论》之前，休谟就意识到了他所要建立的是关于人性的哲学，只有在建立一个新的人性原理之后，建立哲学体系才得以可能。以往的研究者们倾向于把休谟当作一位经验主义怀疑论者来考察，加上“休谟难题”所蕴含的哲学意义太过于重大，所以人们常常忽视了休谟建立一个完整的人性学体系的最终归宿———构建一套完备的政治哲学理论。对于大多数的社会政治问题，休谟拒绝了高屋建瓴，往往是把理论与具体混合在一起进行论述。作为追求实用性的英国思想家，休谟更愿意在具体事情的分析上展现他独特深邃的思想，而无意于像德国哲学家那般炮制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
一、是否有恒长的人性
在古希腊，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城邦的发展程度各不相同，也就形成了诸多奴隶制小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和统治方法。在那里，人们倾向于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寄托在城邦之上，因而对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进行比较，寻求最完美的政治体制就成了主流任务，这时，正义问题与至善问题几乎是完全等同的。政治体制往往将道德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至善也被认为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和要实现的目标。因此，在古希腊的思想体系中还不存在事实与价值（即是与应该）的两分，但休谟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揭示了事实与价值的两分，并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形成一个以“至高无上的善”为核心和追求目标的政治共同体何以可能？这就打破了传统的惯性思想，揭示了人类社会或是政治社会存在着事实与价值两分甚至是对立的状况，他毫不客气地撕开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看似坚不可摧的联系，给一切哲学独断论以致命性的打击。从自然知识到社会正义具有目的性的联系，这一教条在休谟这里被斩断了，如何在休谟所揭示的事实与价值两分甚至是对立的情况下，建立一套政治理论体系，并达到“至善”这一政治目的，在理论上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困难。由此可以了解到，休谟进行的人性学预设，实质上是在为他的政治哲学开辟一条蹊径：他意图通过对人性的进行预设从而解决政治层面上事实与价值两分甚至对立的难题，以寻找一个相对合理的政治体制。于是休谟就不得不涉及到关于“永恒人性”的问题。在休谟之前，普遍人性通常表现为一种恒长的、抽象的本质或者概念。例如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因为财富、权力的有限和人们的欲望的无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表现为争斗的、伪善的，普遍的人性表示为恶的、反复无常的。马基雅维利的性恶论影响了许多人，包括后来的黑格尔。而与此相反，从亚里士多德的“美德即知识”，孟子的“四端说”到卢梭的“自然人”都认为普遍人性是善的。到休谟这里，关于人是否具有恒长本性却不是一个具体的概念，而是一种出于主观的意志， “人们普遍承认，在各国各代人类的行动都具有很大的一律性，而且人性的原则和作用乃是没有变化的。同样的动机产生同样的行为，同样的事情常常跟着同一的原因而来”［1］75，但他也清楚，人的一般的本性却是跟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和个人习性等因素相结合的，普遍本性寓于具体事务之中，休谟信奉唯名论，这是其在人性思想中的体现。对于“人格同一性”休谟并无异议，事实上，他的人性论就是人格同一性问题，但休谟与理性主义者不同，后者把这种同一性看作实在的存在，休谟却认为它仅仅是在观念上具有同一性，并且认为，这种同一性不完全是无用的，因为人需要这个符号用于凝聚信念与意志，社会中的人总需要一些普遍的正义信念。人类发展史是一个有序的过程，作为社会个体的人也是，因此基于社会统一性而发展起来的人格同一性也是存在的。可见，“休谟的人性论在社会政治领域并不存在二元对立的矛盾”［2］。他一方面认为人的情感活动必然要遵循一些普遍的规律，另一方面又承认了人的情感会受具体的历史背景、人的性格特征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甚至是巨大的变异，但他并不否认存在着“恒长的人性”。在政治社会领域也是如此，他一方面承认人类社会的稳固发展需要一些普遍的规则与制度的约束，同时又认为这些社会机制的发生并不是理性的先验产物，而是在人类社会中丰富起来的。这些观点都体现了休谟人性理论的丰富性，并且，从某种程度上，休谟的人性学观点已经颇具辩证法的韵味了。
二、休谟的人性论预设
“正义只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而准备的稀少的供应。”［2］536可见，构成休谟政治哲学前提预设的不是他充分论述过的印象与观念，也不是因果关系，而是从自然主义出发的人性依据。以中立、冷漠的自然主义为出发点的哲学学说必然会走向不可知论，所幸，休谟所提倡的，仅仅是一种温和的怀疑论，他在论述认知的联结关系时这样说道，“哲学家必须有所节制，不能放纵自己一味刨根问底；他应该满足于已经定下来的准则，因为这些准则都是一系列的经验与研究的结果，不能让冲动的野兽带着他走向未知的猜测与愚昧”［2］14，并认为“与其回到人性的最初特质，即理论这一准则产生的根源，还不如去探究这一准则所产生的影响”［2］14。这表明了休谟不愿意过多地陷入怀疑主义的泥潭。休谟的人性论预设包括外部预设与内部预设。他首先进行了对外部环境的预设———自然资源的相对匮乏。进行政治理论构架之前有必要进行外部自然环境的构架，以便于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作为政治社会存在的人或者是人性。休谟认为，人不同于其他物种而组合成一个社群甚至是国家，建立共同遵循的规则与法律制度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外部自然资源的相对匮乏。在休谟看来，大自然所能提供的有限物资，相对于人的无限贪欲来说总是匮乏的，他把这看作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虐待，“自然赋予了人类无限的欲望与贪念，为了缓和这些需要，却给了他以薄弱的手段”［2］525。按休谟的意思，对于人类的无限贪欲来说，我们的身体结构、性情、肢体、行动速度等条件都不与我们的欲望成比例，远远不如狮子、老虎这样的食肉动物勇猛与有力，那些与我们身体条件差不多的弱小物种，他们的欲望却不是太大，所需要的食物也相对容易获得，只有在人类这里，欲望与条件结合得不自然竟然如此突出，我们需要房屋与衣物用于避雨驱寒，所需要的食物也相对不容易获得，但我们既没有雄壮的四肢，又没有猛力和其他能够去适应我们的需要，如何能在自然乐园中生活下去呢？这就需要人们结成社会并解决有关正义的问题了。这可以说是休谟政治哲学理论的开端。不止休谟，霍布斯和洛克也曾经进行过预设外部自然环境的尝试，但相比之下，休谟的预设显然要更为中道。因为，如果自然所提供的物资极度匮乏，那么人与人之间则会为了占据财富而进行永无休止的争斗，在这样的环境下想要维系一个稳固的社会秩序是极其艰难的；而如果自然能够提供给人的物资是足够富足的，那么人们便能活在幸福和快乐之中，也就毫无组成社会共同体、缔结合约的必要了。相比之下，休谟的外部预设不是来自于哲学家从理性层面出发的独断的臆想或者推论，是更接近于对社会经验的描述，就显得要高明一些。在实际社会生活的经验中，相对匮乏的自然资源的外部环境是最为可信和妥帖的，相对于人的欲念来说，也更贴近实际情况，它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一个政治社会形成的外部原因。人们只有在社会之中，才能弥补自身条件的缺陷，好让我们在与其他物种的较量中势均力敌或者取得优势，协作、分工和互助提升了人的才能，提升了人抵抗风险与意外的能力，这样，社会对人类才是最为有利的。当然这种预设只是为他接下来的内部预设提供了一个自然主义层面上的前提，意义只在于使构建政治社会理论和法律规则的实施成为可能，但也仅限于提供一种可能，却不是他的人性论预设的关键内容。休谟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另外两个内部预设那里。它们是人性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有关人性的最为真实也是最为深刻的两种假定。在休谟看来，只有这两个人性论的内部预设，才是他基于人性论建立政治哲学理论构架的出发点的人性基础。对人性的自私这一特性的处理，休谟不同于大多数哲学家，他把自私视为人的社会性的本性，认为自私是最为重大的自然性情，人们并不 同时休谟还认为不能把这种自私本性极端化，自私的这一社会性本质对人而言是相当重要的，人们结成社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的这一自私性，即使在社会中，人们仍然在追求私人利益，通过建立和遵循共同的道德规则与法律制度，来进行生产、劳动还有交换，从而实现私人利益的最大化。自私并不使人们选择脱离社会，反而使人们在社会中加强了合作。但相比于霍布斯那样把这种自私的本性通过理性计算转化为建立一个社会共同遵守的契约，休谟更愿意相信自私也不是人的唯一本性，人在拥有自私本性的同时，也拥有同情共感的能力，能对社会交往中的他人产生同理心。即人的自私并不是极端化的、绝对的，而是相对于某种特定情况而言的、相对的，在社会经验中，伴随着自私本性出现的往往还有另一种性质———有限的慷慨和仁慈。这样，休谟的政治理论体系就得出了有关人性的另一个预设。恰恰是出于自私与慷慨这两种情感的调和与平衡，出于这种共同的利益感，才使得政治社会的建立与稳固发展成为可能。休谟的“有限的慷慨与仁慈”与道德传统中的“仁慈”不无关系，但休谟赋予了这种仁慈新的解释。 休谟还认为，对于一个政治社会的建立来说，彻底的慷慨与完全的仁慈是行不通的，相比于自私，反而慷慨才是最狭隘的自然本性，因为每个人都爱他人多过于爱自己，在对他人的爱中，对自己亲人与朋友的爱又是最为重大的，这样必然会导致社会交往中的各种感情的相互对立，这种对立又会使得人们与社会相互抵触，是最不利于市民社会的建立的。出于此，休谟宣扬的仅仅是一种十分有限的慷慨和仁慈，归根结底，它们还是从人的自私的内在本质出发的，更多地是一种同情共感的能力或者是一种同情的美德。这不同于完全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博爱精神，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限度的，是在确保自己的财产和生活稳固之余，对他人产生出的同情之感，它仍然是基于私利之上的。但具有现实意义的自私，已然不同于传统的狭隘的自私，它上升为一种社会化的准则，对他人产生同情之感的同时，也会接受来自别人的同情，如此一来，自己的财产或者利益也能得到更为持久的利益和保障。而这一人性本质，正是政府的首要建基原则，正是因为外部资源的相对缺乏，使得人类不得不组成各种不同的利益共同体，无论是家庭、氏族还是政治社会都是如此。现世的经验告诉人们，欺骗和掠夺在当下来看确实能够增进自己个人的利益，但作为一个正常的政治社会中的存在者来说，这种行为最终会危害每一个人。为了根治人性的这种痼疾，多数人开始服从于少数人的治理，授予他们一些称号和职责，由他们来惩罚罪犯，迫使他们考虑自己的长久利益。这样一来，一个不同于个人私利的公共利益集体也就出现了。公共利益的功能在于保障个人利益在实现时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公共利益并非为国家利益服务，但公共利益是国家存在的正当性理由，它能够保护个人利益不受损害，使得人在追求个人私利的同时不得损害他人的利益，从长远来看，这种效用对建立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来说，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休谟还认为，人的普遍人性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它受一定法律、规则影响，是在正义的环境中不断完善的，这种完善具有道德理论上的意义，它使得正义的信念在人们之间传承，良好的传统品质能够得到延续，市民社会也就形成了道德生活。以上就是休谟政治理论体系中的三个人性学预设，即自然资源的匮乏、人性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休谟认为，以三个人性论预设为出发点，人类才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了独有的善恶标准、正义信念和行为准则，也正是它们构成了建立一套道德规则和法律质素的基础。它们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来调节社会关系，保障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从而保障个人的利益不受损害，使得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不相冲突，自利与仁爱协调有序，如此，一个正义的政治社会也就得以建立了。
三、休谟政治哲学的自由观念
关于自由与“政治社会”的关系，休谟的看法不同于霍布斯和洛克，在休谟看来，“自由”并非先天性地存在于“自然状态”中，它不是人的先天权力，并不存在任何先天性的法则或者规律能够先天性地将“自由”提供给个人和社会群体，也更不可能出现霍布斯或者洛克所预设的那种“自由状态”。他在自己的政治哲学中力排众议，认为自由或者是权力观念的知识基础，不是理性，而是同情（同情共感的能力）。休谟指出，人类此刻没有，也从未受过理性的支配。理性的作用是工具性的，它只教我们如何去获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我们需要什么，则取决于“自私、欲望、自我满足”等本性与情感。我们产生并传承有关于正义的理念，建立和维系道德和法律规则，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需要，并非是因为我们具有理性的观念和受理性的支配。休谟将道德这一社会准则直接放置市民社会的背景中，这种情感上的观念从此就具有了现实基础。同时，他攻击了契约论者们“自然权利”“天赋人权”的论调。 ［4］即使如此，休谟也不爱涉及到有关“自由”或者是“自由权力”的概念，在霍布斯和洛克那里，自由与个人的权力似乎是相伴而生的，自由与否的界定也是通过权力大小来完成的。但休谟的“权利”常常是与财产、契约或者权威联系到一起。他生活在各种观念与社会力量风起云涌的时代，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得人们对财产的占有权格外关注，对于财产权的占有形式也有了进一步的要求，即寻求财产的稳定性占有。因此，为私人财产取得正当性的保障就变成了新兴市民阶级的任务。但是所谓的人的“自然权利”并不是休谟考虑占有财产方式的基础，通过对自然权利的延伸，或者通过劳动把“权利”过渡到财产身上是不具备充足的理由的。但他所探讨的不在于人是否有权利占据财产，而在于如何对私有进行“稳定性”的占有，这显然不能基于所谓的“自然权利”，而是要寻找新的正当的基础。这又要涉及到他提出的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外部环境，一些自然物品的所有权并 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的贪欲却总是得不到满足，如果不建立一个稳固的社会秩序和树立绝对的权威，人是无法达到对财产的稳定性占有的。所以休谟认为，这种秩序和权威建立的基础是规则或者是法律。从占有财物到稳定地占有财物，这是时代背景下的呼声，也是理论上的重大推进，它对一个政治社会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从对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几乎没有哪一个政府的建立不是以对财产的稳定占有为基础的。
四、休谟政治哲学的调和主义色彩
东方的哲学传统中似乎更赞许“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但在西方尤其是在理性主义崛起的初期，哲学家们往往在思想上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性意义，在行为上却不敢惹怒当局，尽可能与现实的制度保持妥协关系，所以休谟究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在西方的政治理论家们那里一直都存姚从军，田小焮休谟政治哲学的人性论预设及其调和主义意蕴有争议。诚然休谟得出的大多政治结论都基本符合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也因此被划到过自由主义的阵营，但如果细细考察他的思想就会发现他与后来的自由主义有一个极明显的差异，那就是他重视道德规则对个人的约束。 这一点，恰恰又与自由主义者背道而驰，因为自由主义严格来说是不讲道德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个相对完备的理论流派的自由主义，是在休谟之后才出现的，在18世纪休谟所处的时代背景下，自由主义还不是今天这样的存在，对自由主义的界定标准也是十分模糊的，以至于不同的人从同一个思想家那里获取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自由主义者从休谟的学说中发现怀疑主义的价值，保守主义者看到休谟对传统与历史的尊重，因此，休谟到底是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用今天的标准似乎都难以衡量。 在对待社会变革的态度上，休谟承认新政府的建立从古至今几乎都是使用暴力手段来完成的，但他又反对激烈暴力的变革而主张渐进的革新。他肯定革新的社会作用和必要性，但提倡要尽力使革新与传统的机制相协调，保持原有体制的主要框架。他主张人民应该顺从于君主，但又强调非常情况下容许反抗。他承认独立自主的个人与国家是整个社会的合法性存在，但又强调社群的作用，并且主张人具有“自私”“有限的慷慨和仁慈”这样的自然本性，从而肯定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精神纽带，是社会赖以生存的精神要素。他虽反对纯粹的民主政治，强调社会应有等级和秩序，但他又强调法律或规则的建立，赞赏自由的君主立宪制，并把中产阶级视作是社会的中坚力量。［5］30-95所有这些，都不能用片面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来界定，任何说他是自由主义的或是保守主义的论调都显得十分单薄，都只揭示了他思想的其中一个方面，可以说休谟的思想早已超出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思想形态。当然，这种超越更多的是一种综合，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他不属于这二者之其一，却不意味着他什么都不是。作为一位杰出政治理论家，休谟在政治上的主张是独特的，他建立这样一个思想体系的哲学目的是明确的，他的观点拥有着深厚的价值依据，他清楚地知道，人类社会一直以来都在进行革命，并且今后也将一直如此。我们足以预见到，前人不管提出什么样的看法，在今后都可能被推�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设想今后还会发生进一步的变革，因此，对其时代下市民社会的建立和现实政治的何去何从，他一直保持着一种慎重的、真切关怀的态度，他作出了一些妥协，出于审慎。他的调和主义思想，是出于中正［2］300-332。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再回归到这位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时，必须要跳出理论的囹圄，从更为中肯的角度来审视。
参考文献
［1］大卫•休谟。人类理解研究［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高全喜。休谟的政治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大卫•休谟。人性论（上、下）［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汶红涛。规则与自由———休谟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意蕴［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8（6）：58-63.
初中政治教师在备好课的同时还应积极完善自己，不断提升自己的层次，提高自身教学水平。如上所述，学生应充分了解社会时事，为此，教师在政治教学过程应穿插适时有效的时事，拓展教学内容，深化教学主旨。教师的时事素材哪里来？这就要求教师们平时应注意搜集相关信息，主动关注社会动态，并通过课堂平台将它们及时传递给学生，实现初中政治教育成果的最优化、最大化。
二、时政点睛课堂，教学内容“以情动人”
初中政治教学偏重思想教育是不争的事实，思想教育说到底是师生之间情感的对话和交流。一般看来，政治教学应以理性内容为主，但由于初中政治的阶段性和特殊性，初中政治教学往往不能太过理性，那样会“吓跑”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应通过心与心的对话构筑起师生之间亲密的“伙伴关系”，这样的教学方式值得初中政治教师尝试和探索。另外，初中政治与时政的结合应体现在课堂教学的每一环节当中。虽然初中学生对时事的理解不那么完整，甚至都不知所云，但教师却不能放松对他们时政意识的教育。政治教育与时政教育的结合重在向学生传播一种时事意识，鼓励学生积极关注社会、了解国家大事，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而时政教育的内容，教师应结合教材内容选择具有针对性的素材，以便更好地服务课堂教学。比如，在讲到民族政策时，教师可以联系一些民族事件加以说明。这些意图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社会稳定的事件是典型的无视民族政策、无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恶劣行径，教师可 针对民族政策中维护民族多样性的内容，教师可以联系各民族弘扬不同特色文化的相关时事，为学生讲解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是维护民族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时政焦点引领，突出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
素质教育的主体在学生，发挥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作用，有利于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也有利于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教学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是大势所趋。初中政治教学是传播思想的阵地，更应该顺应这个潮流。教师要积极探索教学方式，为真正将课堂还给学生搭建良好平台。初中政治教学的课堂该以何种方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呢？我们不妨列举几个范例。比如，教师可以组织课堂辩论活动，辩论的主题可以围绕最新的时事展开。学生前期的准备过程无疑是一个难得的自我学习机会，他们会去搜集最新的时事动态，并针对主题阅读、理解、分析和讨论相关社会事件，无形中扩大了知识面，拓宽了看待问题的视野。
四、社会热点激发兴趣，提高学生课堂参与感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优秀的教师通常会主动与这个“老师”搞好关系，向他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今时今日的学生有着时代的特殊性，他们的性格里也刻着这个时代深深的印记：参与意识强、表现欲望突出。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给予他们自由发挥的空间，鼓励他们评论、分析时事。比如，教师可以定期设置一堂专门评论分析时事的课，每期都鼓励不同学生上台发言，教师总结学生的发言，将他们的观点引用到课堂教学中来，这样的教学方式更能受到学生的欢迎。至于如何激发学生的兴趣，办法还有很多，而竞赛是其中最具普遍性的一种教学方式。具体来说，竞赛的实质是教师鼓励学生之间较量学识，而竞赛的内容教师可以根据相应学科进行选择。针对初中政治教学和时政教育的关系，竞赛内容可以选取社会时事、国内国际最新动态等。通过这样的竞赛，学生不仅能对书本知识融会贯通，还拓宽了自己的知识面，强化了自身的时政意识。总而言之，初中政治教学不能孤立于社会环境。了解、分析社会环境情况，理清纷繁复杂的信息，首先需要学生充分关注社会时事，这也是教师将政治教育与时政教育相结合的前提。初中政治教学不单是一项理论工程，也应是一项富有时代特色、肩负社会责任的接地气的工程。在如此大变革的时代“，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早已过时，学生应积极关注社会、了解社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关键词： 农村中学 时政教学法 探究能力
本着积极推进素质教育的理念，广东全省较早开展了新课改，希望借此引领各学校及教师尽快转变教育教学方式，与时俱进，跟上时展的步伐，能够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而当前我省文化大省和教育强省的建设自然也离不开在基础教育阶段积极推进素质教育。而探究性教学的推进是开展素质教育必不可少的一环。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在经济总量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在发展的均衡性上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表现在教育上，地处粤北的韶关与珠三角的差距似乎有越拉越大的趋势，而地处粤北边缘的南雄乡下，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即使面对如此困境，作为在乡村完中教书育人的一线政治教师，我们在素质教育方面仍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通过这几年的尝试，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一、我们的困境
在地缘上与珠三角相比，韶关没有优势，偏处一隅的南雄更没有。由于经济上的相对滞后，教育投入不足，僧多粥少，教师待遇不尽如人意；而作为学校的管理者，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绩效考核管理往往也是隔靴搔痒，更出于稳定的考虑，分配上最后还是大锅饭模式。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教师的积极性，这也直接制约了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这种情况在经济欠发达的地方是比较常见的；由于教育招生体制的原因，各普高学校招生伊始就已分三六九等，缺乏竞争；目前我校生源基础较差，即使在这种生源状况下，我们学校招到的学生还是别人挑了又挑的；优秀的年轻教师也常常流失。所以在一所乡村中学全面推广新课改和探究式教学是有难度的，尤其上了一定年纪的老教师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开展时政教学法的推广先选择高一的两个班来尝试。
二、我们对时政探究教学的认识
当今时代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用哲学上的一种观点来形容叫做“一切皆流一切皆变”，因此，对当今时代的社会现象已很难用一成不变的观点来界定。素质教育和探究教学的任务恰恰就是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培养学生面对新事物新问题能够主动去分析思考，并能够想办法解决问题的素质。
作为研究性学习的一种教育教学模式，时政教学法同样要贯彻开放性、探究性、实践性的特征，是师生共同参与探究，双方良性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教师的引导，让学生主动去发现问题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伴随着问题的解决，学生应该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和学习的愉悦，让他们有一种想学习的冲动。通过参与探究学习，学生要学会以多种方式获得和分析信息，共享信息；在各种信息中，要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问题的解决中，培养动手能力并提高道德使命感，获得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
三、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在教师
在21世纪，面对汹涌而来的知识经济和创新大潮，教育工作者尤其政治教师要对这 过去，一部分农村中学政治教师习惯于照本宣科，一本老黄历念到底，知识结构和教学观念长期得不到更新；21世纪，教师必须面对这些挑战：教师走下神坛，传统天然的权威地位逐渐丧失；自身的知识和观念被学生与时代拉在后面；由闭门造车走向开放合作，观念、能力、知识结构上的不足带来自尊心上的阵痛。所以，要在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上有所突破，首先教师要突破自己，走下讲台，走近学生；走向学习，及时转变观念，与时俱进更新自身知识结构和提高教育教学技能，从而使自己成为真正能驾驭课堂和引导学生进行有效探究学习的导师。
四、时政教育教学的推进在于合乎时宜
俗话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们中国人向来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在进行时政教学法的探索过程中，必须面对一些重要因素：本校的实际情况；这包括生源素质、学校软硬环境条件、学生获取各种信息渠道，等等。例如，我们政治科组每周在学校阶梯课室举行时政讲座，尽量选取平白易懂的话题，像两会、本·拉登、双转移等主题，这些对城市里条件好的学校和学生，早已耳熟能详了，即使不怎么了解，也可以通过上网、学校图书馆等渠道比较容易就获得这些信息；但在我们这里，由于地处农村，学校图书馆馆藏有限，学生上网不便，学生对外面发生的好多事情还只是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对此类话题学生是充满好奇和求知欲的；所以学生对我们选取的时政话题，大多很感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借助学生的这种兴趣和求知欲，学生在愉悦中接受新知识自然就水到渠成。每次在讲座之后的提问和讨论环节，学生也都积极参与进来，通过师生互动，教师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需要什么，也促进教师改进自己的教育教学内容和方式；学生通过共同参与，在潜移默化中获得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而这比起班主任在班会课上苦口婆心的劝说效果要好得多，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教育工作中苦苦追求的润物细无声的境界吗？
五、时政教学的方式要多样化
过去的政治教学，往往给人刻板、枯燥、千人一面的印象。之所以造成这种结局，原因在于除了三尺讲台师生别无其他舞台；除了用一本教材一本教参向不同的学生传授相同的知识，没有更多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方式让学生感受学习政治之美。
面对当今日更加包容开放的社会，学生要求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来展示个性，有更多学习活动共同来参与；对时代脉搏本应有更多敏锐嗅觉的政治教师对此不能视而不见。虽然，在探究式学习过程中，我们会碰到学生问到我们没有准备甚至我们暂时不懂的问题，这对教师是一种挑战；但是，对教师这何尝又不是一个机会呢？这让我们有动力去学习更多东西；师生之间的互动，老师间的合作，学生以一种信任放松的姿态走近你，这时，你收获的比你在高高讲台上感觉到的，决不可同日而语。其实，我们真的应该用宽松、欣赏、共享的心态走进探究性教学和学习，当我们以一种轻松自然的姿态驾驭探究性学习时，蓦然回首，我们会发现教政治原来也那么有趣，学生原来是那么可爱和聪明。
因此，我们认定：时政教学一定要多样化。从高一到高二，我们先后采用政治宣传板报，时政知识竞赛，时政讲座，小演讲、小论文和小辩论等形式来开展时政教学，这些活动都定时定期开展。
在课堂教学中，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是相当重要的。教师在教学中，应尽量缩短师生间的距离，积极地与学生建立友好的关系，获取学生的信赖。在情境创设、问题设计和探究路径的选择上，我们尽量选择符合农村中学生情智水平的话题和逻辑思路，让学生有话可说，想得出问题来问，有问题敢于问老师。假如问题是学生很陌生的，一看就拒人于千里之外，学生就会没有信心回答或者没兴趣回答；这种问题，虽然理论上合理，但实际价值却乏善可陈，这样既不利于表现学生的主体到位，又不利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探究活动也就不能顺利进行。例如政治生活教材中每框题第一目都有许多探究情境材料，但其中有一些对农村中学生来说，并不熟悉甚至觉得很遥远。这时我们就有必要做筛选和材料的增补工作，选那些学生开得了口动得了手的情境材料，增加一些学生熟悉的当地社会政治生活素材；通过参与探究，让学生觉得政治生活离大家并不遥远，这样，政治理想教育才不会隔靴搔痒流于形式，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才能真正收到实效。
政治宣传板报开始由老师定主题，学生根据主题通过各种渠道收集资料，资料的整理，版式的设计都由学生完成，该项活动进行到高一第二学期时，教师就逐渐放手了，这时连主题都开始由学生根据近期时政热点来确定，教师只负责每次板报的点评和评比打分。通过这一活动，学生锻炼了动手能力，知道如何去获取信息、共享信息和分析利用信息，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也大大提高；对每次板报的成功独到之处，教师都给予特别的提醒和表扬，学生既有成就感，在下次活动中更懂得进步。
在我所任教的两个班当中，每周进行一至二次课前小演讲，全班学生轮流进行，每次3人，每人2～3分钟。演讲时政内容头两次由学生自己定，后来就由老师根据当时授课内容来定，这样便于教师操作点评，也有助于学生主动去加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学生经常有意想不到的精彩演讲，这时全班的气氛很容易就活跃了起来，这种效果是很多精心设计的导入课都达不到的。当然，这要求教师也要随机应变、顺水推舟，要有比较高的课堂驾驭能力。
在高一高二，学生自主学习和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对较多，因此，在课后我们经常会布置学生写小论文，学期中间以班或者年级为单位，举行一些小辩论赛。小论文的撰写要求学生通过多种途径查找资料，论文要言之有物但要精炼，教师评改和学生互评相结合；小辩论赛主要以班为单位，每学期举行4次；在班赛基础上每学期安排年级赛2次。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小论文还是小辩论，都要求把教材内容和时政热点结合起来。比如美国次级债危机与消费方式、国际形势与阿富汗战争这样的话题，既是时政热点，又是高一政治、经济生活的教材内容。这样做，一方面通过素材的丰富增加学生对教材理论的感性认识，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政治教学的趣味性，让政治教学贴近学生和生活。
实践证明，通过小论文、小演讲和小辩论的有效开展，政治宣传板报和时政讲座的定期举办，以及经常穿插的时政知识竞赛，较好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参与学习的热情。我们高兴地看到，参与这项教学体验的学生，明确了共享合作的理念，文字及口头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当他们学会用更加开放主动的态度来分析时事、正确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也进一步增强了继续探索时政教学法的信心。
参考文献：
[1]广州市教育局教学教研室。中学思想政治课型与教学模式研究。新世纪出版社，2002.9.
[2]王文琪，邓小飞，李敬德。研究性学习与创新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04.
关键词：新闻；政治性；敏感性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2
新闻的政治性和敏感性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成为新闻界长期讨论和关注的理论焦点。特别是近期内连续发生的几起重大事件，人们把关注的矛头直指新闻新闻媒体，面对接连发生的新闻事件，新闻媒体所表现的态度和做出的反映以及传递信息的新闻报道受到人们的热议。应对突发事件，新闻媒体的反应能力和政治导向的把控能力决定着新闻报道的质量和效率，影响着新闻媒体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众所周知，新闻是对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的报道，是一种信息传递的过程。在我国，新闻媒体作为国家重要的宣传口径，承担着党和政府的喉舌的作用，成为信息和传递的重要端口，新闻的政治性占据新闻工作的重要地位。同时，新闻的敏感性又是新闻记者业务素质和职业素养的主要指标，指引着新闻工作的方向。但是，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新闻报道空洞无物、新闻敏感钝化，甚至刻意炮制假新闻的事件屡见不鲜，如此等等皆与新闻的政治性和敏感性无不相关。
一、何为新闻的政治性
自古以来，新闻和政治之间都是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的信息传播从早期的肢体传播、口头传播到如今高度发达的大众媒体传播，新闻传播方式的日益演进，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伴随着人类交流方式的更迭而成为信息传递的媒介形式，如此多样的新闻信息传播的方式更加紧了其与政治的联系，新闻包含着很强的政治因素。回顾往昔，古代报纸的出现就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邸报的内容删选和出版被当权阶级把握，新闻传播媒 无独有偶，在西方亦是如此。“西方国家早期的报刊史有力地说明，近代印刷报纸是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需要分不开的，是与民主自由的思想观点，同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斗争密切相连的，是资产阶级用来建立自己政治统治的武器。” 足见，新闻离不开政治，新闻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
在我国，政治性是新闻事业的重要属性，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或多或少的被新闻舆论所映射，从而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进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新闻舆论更是要坚守政治性，坚定不移的贯彻实施好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任何一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和网络媒体在进行新闻传播时，要明确新闻政治性的重要使命，发挥好党和人民的喉舌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舆论导向，始终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高度的思想统一，代替党、政府和人民发表强有力的新闻言论，表明政治立场，发出正义之声。
新闻的政治性是新闻工作的首要和必要属性，即在整个新闻传播工作中新闻媒体应该坚守的总原则和总任务，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代表政治当权者，并为其服务，新闻话语要具备相应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纵览新年以来的大事要闻，从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事件、马航客机失联、西安某幼儿园非法喂食处方药、广州PX项目到乌鲁木齐爆炸案……一系列事件中，我国新闻媒体表现出明确的政治立场，表传达出坚定的政治观点，及时发出政治声音，以正确的舆论导向维护了社会的安稳和团结。由此可见，新闻的政治性或多或少的埋藏于新闻事业中，对于整个新闻工作的有力完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何为新闻的敏感性
查阅相关文献得知关于新闻的敏感性早已成为学界讨论的关键词，而且大多是将新闻敏感性与新闻记者的职业素养相连，从业务技能上探讨新闻敏感性的对于新闻工作的意义。整理了大量文献后，发现对于新闻敏感性的思想内涵，学者们可谓是众说纷纭。“从新闻价值的角度看，记者的新闻敏感性就是对新的事实中的新的信息的发现和辨识能力。”“新闻敏感性是指新闻工作者在现实生活中，能够迅速而敏捷地辩识和捕捉生活变动的信息并衡量信息含有新闻价值大小的能力。”“新闻敏感性主要指新闻工作者，能够快速准确地识别新闻事实、判断新闻价值、洞察社会形势、把握报道特点等能力的综合反映。”“新闻敏感是记者、通讯员对社会形势和客观事物的敏锐的观察能力和认识能力，以及对所要报道的事物的迅速而准确的反应能力。”等等。总结上述言论可以看出，新闻敏感性常常与发现、辨别、预见、洞察、捕捉等词汇相连来启动新闻事实的信息传播。所以，笔者认为新闻敏感性就是先于新闻报道之前，准确而又迅速的感知新闻事实所具有的的新闻价值的大小的能力，是新闻记者必备的新闻素质。
在西方新闻学中，新闻敏感被称为“新闻嗅觉”或“新闻鼻子”。它是新闻记者能力的集中综合体现，其大致包含了新闻事实发生前和发生后两个部分。对于新闻事实发生前来说，新闻的敏感性即是先于事实发生前预感到事件的来临，做好准备报道；而对于新闻事实发生后来说，新闻的敏感性即是于事实发生后从已发生的事件中探寻具有高度新闻价值的线索，从旧新闻中找闪光点予以报道。既能够从危机混乱的事发现场提前预知新闻事实的来临并进行采访记录，又能从纷繁复杂的新闻事实中挖掘出高质量的新闻素材。概括起来，新闻的敏感性大致包含以下几种能力：
1、迅速地判断新闻事实的影响力以及对受众的兴趣力的能力。
2、敏锐地超前预见新闻事实的政治效应和社会效应的能力。
3、洞察和发现新闻价值的能力以及准确把控事件发展动态的能力。
4、准确地把握新闻报道的方向并能随着事态的发展随时做出调整的能力。
5、对新闻事实的背景、后续影响和发展趋势有深度开掘的能力。
6、在困境中开掘新线索并迅速判断的能力。
…………
总而言之，新闻的敏感性是对新闻事实作出快速的反应能力和精准的分析判断能力，是个一闪而过的灵性思维过程。它决定着新闻报道的效率和质量，而新闻敏感性的高低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新闻记者报道新闻事实的精彩程度和作品深度，是记者职业素养的能力要求。良好的新闻敏感性，能够使新闻记者快速而准确的从杂乱的事件中挑选出具有较高新闻价值的线索，并以独到的新闻视角，创作出高质量的新闻作品。因此，新闻敏感性需要新闻记者怀着巨大的新闻热情投入到新闻报道工作中，去发现、捕捉、探索新闻事实，从纷繁芜杂的事件中突出重围，拨开迷雾来还原事实的真相，迅速准确的提升新闻价值。
三、如何培养新闻的政治性与敏感性
近年来，随着新闻报道手段和方式日益多样，报纸、电台、电视台和互联网等几大新闻传播媒体在新闻传播的舞台上异彩纷呈，纷纷绽放自己的魅力，丰富了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但是在众多的新闻媒体所传递的新闻事实中，假新闻、“标题党”、新闻失实等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新闻被当作牟利手段，新闻的真实性和深度性曾一度遭到人们的质疑。这无不反映出新闻政治性和敏感性的缺失。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语境下，新闻的敏感性首先体现的就是政治的敏感性，只有在政治思想和观念上保持敏感才能保证整个新闻报道的敏感性。因而，笔者将新闻的政治性和新闻的敏感性联系起来共同探讨培养和提升的方式方法如下：
首先，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加强政治修养，提升政治敏感性。认真贯彻实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握好党和国家在新时期的主要工作方向，把控好政治舆论导向，紧跟时代的发展脉搏，时刻关注党和国家的精神动态，提升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在充分学习掌握好政治理论基础上提升新闻工作的政治性，发挥了新闻媒体的喉舌作用，尽力宣传和传达党和国家的各项理论方针和政策实践，努力做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全力传达党和广大民众的呼声。特别是应对突发事件更应该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坚定政治立场，明确政治意图，于细枝末节之处迅速捕捉到具备新闻价值的新闻素材，将其写作成篇，成为安定社会秩序的重要舆论工具。
其次，加强知识储备，注重科学文化知识积累。新闻是个混杂的综合学科，杂糅了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艺术等各学科门类的知识，要提高新闻的政治性和敏感性就要注重在平时生活中多积累科学文化知识，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广泛涉猎各学科知识，积累多方面知识从而提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深度挖掘问题的能力，利用充足的知识库对所发生的事件有总体的把控和调度。另外，尽量做到对所有的新生事物保持高度的新鲜性和好奇感，拥有强烈的探索欲望。这样才能在新闻事实来临之时，于纷繁杂乱的思绪中迅速调集已有知识，以强烈的敏锐性完成对新闻事件的报道。
再次，注重新闻实践，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在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充足的知识储备之余，新闻工作者要想提高新闻的政治性和敏感性还要注重平日的新闻实践，懂得学以致用，勤于实践练习。避免“纸上谈兵”式的新闻工作，坐到办公室或家里空想新闻是想不出好的新闻的，只有深入新闻现场，从最新的新闻现场感受新闻气氛，循环往复的从事第一线的工作，以此得出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成功的案例和失败的案例，并总结和积累这些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除此之外，还要多向经验丰富的新闻人交流探讨，努力做到理论和实践的无缝连接。
综上所述，新闻的政治性和敏感性是关乎到新闻报道是否顺利完成的重要因素，是关系到新闻记者职业素养和新闻报道能力的关键成分，是关切到党、国家和人民的呼声得以表达的主要部分。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在平日的新闻工作中要充分意识到新闻的政治性和敏感性的重要性，并努力提升和培养自己新闻政治性和敏感性，以神圣的使命感和崇高的责任感投入到新闻事业中，面对新闻事实，能够敏锐迅速的发现和深度探索新闻线索，并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写就具备较高新闻价值的新闻作品，提升新闻报道的效率和质量，尽力铸就新闻精品。
参考文献：
[1]王传寿。《论新闻工作的政治性》，《江淮论坛》，1996年第4期
[2]王艳芳，孙莉。《刍议新闻的敏感性》，《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3]刘璐。《论新闻记者的政治敏感性与洞察力》，《考试周刊》，2011年第62期
根据初中生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引领学生掌握最基本的、主干的历史知识和技能。历史产生的原因与后果、意义与影响、联系与综合等概念还是比较抽象的，必须借助于形象化手段进行认识深化，时政热点就是一种很好的直观认识工具。运用时政热点对教学重点难点进行认识深化，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在进行八年级下册14课《钢铁长城》的教学时，对于海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潜艇部队等海军多兵种作战，一些学生难以理解，这时我们可以运用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来说明在远离陆地时海空立体作战的重要性；针对“和平年代要不要加强国防建设”的问题，可以使用我国首次设立“国安委”并由主席亲自挂帅的时政热点说明我国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在进行九年级下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课教学时，一些学生难以理解“为什么德国对波兰发动突袭后英法两国再也无路可退”，这时我们使用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来加强学生对国际义务的认识。
历史教材里的知识分布主题是以时序为标准的“线”角度的呈现，缺乏“点”的呈现。这时，如果我们能以某时政热� 如我们在教学八年级下册发现国家在农村的政策比较多，而且分散在几个不同的单元里，这时我们就可以以“三农问题”为主题，将“建国初期的、时期的‘化’运动、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知识归纳成一条线索，原本混乱的知识脉络一下子变得清晰了然，通过归纳，学生对不同时期的农村政策进一步深化了认识，避免了模糊不清，思维混乱，学科能力进一步提高。总之，经过我们使用时政热点这一形象化工具，学生认识如同由雾里看花立刻转变为拨云见日，恍然大悟般的感悟油然而生。
二、应用时政热点感悟心灵，深入内化学生健康情感
历史学科具有人文性和思想性，在培养学生情感方面本来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但从笔者所观察到的情感教育效果来看，由于情感渗透的手段单一、生硬，情感生成渠道缺乏足够的自主性，因此，学生的情感收获是表面的、被动的，不能很好地在实际生活中落实。笔者尝试利用时政热点这一创新手段让学生自主感悟心灵，真正培养主流价值观和人生观，收到的情感渗透效果要明显好于传统教育手段。如在进行八年级上册第15课《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一课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教学时，笔者在呈现完相关史实后，没有按照常规的手段让学生谈感想，而是利用多媒体展台呈现了近期中央档案馆公布的《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和一段“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哭诉视频，让学生直接了解更权威、更直观的“历史真实”。随后文字呈现了我国自2014年开始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问题也随之抛出：“我国为什么要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问题具备开放性，能让学生充分进行心灵感悟，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野蛮、残暴，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认识到国家必须强大起来，警醒日本野蛮侵略的历史重演。在此基础上教师再点出“牢记历史，珍爱和平”的主题，学生情感认识瞬间升华。
综述，时政热点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本质上是对课外资源的有力开发，只要我们加强钻研，充分挖掘时政热点与历史教材的结合点，激发起学生学习兴趣，学生学习能力与学科素养一定会潜移默化地提高。
关键词：高中；时事政治；社会热点
在当代的教育制度下，学生总是被沉重的学习负担所压制，每天沉浸在教科书与作业之中，而很少有机会关注身边的时事政治。学生对时政的漠然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漏洞。尤其是对于我们文科生来说，关注时事，评论时事，显得更为重要。古人有云：“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然而，我们做到了吗？据此，我们针对这一现象，展开课题研究，希望能够提升学生对时政的关注程度，并以此来警戒自己，成为未来国家真正的主人。
一、课前开展时事讲评
在教学的过程中，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在课余时间收集事实材料，在政治课前的进行新闻报道，报道的内容范围不限，然后由全体同学讲评，教师做最后的总结。时事讲评的课堂遵循每个学生都要作为演讲者的原则，每次课堂的时候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这样能够调动起学生关注时事的积极性，养成每天看报纸、收看新闻的良好习惯。在时事演讲课堂中，同学们要针对演讲者的内容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课堂上展开讨论，并结合政治理论知识进行分析论述。例如在党的十召开期间，我组织了学生开展了几节时事演讲课，围绕十报告中的精神，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进行分析，学生们在课堂中各抒己见，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时事讲评的过程中，课堂由原本的教师一人讲解的方式转向了学生占主体进行主动质疑、学习的方式，活跃了课堂的气氛，加深学习的印象，开阔了思路，也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有意识地把时事热点、重点问题在教学中进行渗透
教师自觉地把时事热点、重点问题在教学中进行渗透，由过去的引用、灌输，转变为有意识地渗透，把精选的时事热点、重点问题的背景材料补充到教材中去，并可通过多种手段，特别是通过多媒体教学工具加以展示，增强分析对象的直观性、形象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通过精讲、引导、点拨，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带着问题走进课堂，走出书本。
三、组织专题讲座
当国内外发生重大的事件之后，党中央颁布新的政策之后，作为政治教师就应当及时召开专题讲座，对全校的高中生开展时政专题教育。在我历年来的政治教学中，就采用了专题讲座的形式，让学生们了解社会最新动态。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中共十的召开和国际金融等国内外的大事，都通过专题讲座的召开帮助学生们养成关注时事的精神，通过对时事政治的分析，让同学们加深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
四、正确运用时政材料进行教学
在选取了合适的时政材料的基础上，教师必须运用正确的教学方法来运用这些材料，单纯的材料堆积和知识点的“满堂灌”都不能很好地达到时政教育所应有的效果。
第一，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引导学生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时政教育以教师为主导，在教学之前对时政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析、考虑与教材结合、教学方法的开发，在教学过程中对时政材料的呈现、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分析、讨论、评价和总结。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自行组织的合作学习、讨论、分析、总结等环节上，教师应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学习过程，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理解课堂所学内容，内化知识。
第二，提升教师自身的素质。在新课程改革时期，对教师自身各方面的素质要求也相对更高，包括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知识体系的更新等。扎实过硬的专业知识是教师做好时政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教师首先应当积极学习专业知识，在教学中与学生共同进步。政治是一门知识更新较快的学科，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要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内容，紧跟时代的步伐，不能将与时代脱节的知识教授给学生。
第三，改革教学方法。良好教学方法对时政教育至关重要，突出学生主体性作用和教师主导作用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是新提出的符合新课程改革要求的科学的教学方法，在时政教育中，这种方法也可充分采用。“自主―探究”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等都是进行时政教育可以采取的教学方法。
五、重大时事问题的复习对策
建议考生在冲刺阶段千万不能放弃对“时政热点”特别是重大时事问题的学习，应当强化复习，通过专题讲座、课前新闻会、时事演讲、政治小论文等多种形式加强学生对时政热点的掌握。复习的面应当宽泛一些，围绕“经济繁荣、社会公平、生态安全”三大主题展开。重点关注近几年一些持续性较强、经久不衰的热点，如环境保护、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等方面的时事问题。
高考试题的命题越来越注重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特别是对现实问题的理解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高考政治学科试题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重大时事，并且还可能作为背景与其他文综学科相联系来综合考查学生的实际能力。因此，在高考文综政治科目的复习过程中，一定不能够忽视对于重大时事问题的复习。
六、采取必要的辅助手段，发挥现代教育的功能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外活动的事间，组织学生对一些热点、重点问题开展课题研究；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调查研究；撰写小论文，进行评比；开设专题讲座；布置大型图片展览；进行知识竞赛等，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形式，使
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有效开发、充分利用时政资源是当前贯彻实施新课改精神的一项有效措施，有利于增强课堂教学的针对性、生动性、灵活性，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更有利于学生和个性解放和全面发展。
1.教育主体的信息优势地位动摇
“微时代”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受到了极大挑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建立在教师和学生的理论知识和信息资源不平衡基础之上的；教师有多年的知识积累，相对学生具有大量的信息资源，能够把当前社会、文化动态，融合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充实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内容，丰富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形式，从而增强了教师对学生的吸引力。由于新媒体环境的开放性，作为新媒体主力军的大学生群体，他们可以便捷迅速地获得各类信息，教师不再独占先机，学生也不再受信息来源与社会环境的制约，可能提前拥有更加准确、充分的信息，打破了传统教育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平衡造成的学生对老师的依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如果不能及时地了解学生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思想变化，依然遵循传统方式进行教育，就会与当前大学生的思想脱节。如何提高自身素质，适应“微时代”的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应该思考的问题。
2.大学生思想教育导向弱化
大学生在新媒体技术环境下，有更多的载体和方式来展现自我、张扬个性“.个人空间、网络博客、微博签名等新媒体技术都给青年学生展示个性风格、表达个人情感提供了载体”。大学生使用新媒体获取信息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使大学生很容易被各类负面信息迷惑。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往往会利用新媒体的开放性及互动性特点，向大学生传播虚假有害的色情、暴力等消极信息，不仅扰乱校园或社会正常秩序，也干扰了大学生的价值判断、生活方式和理想追求，致使一些自律能力较差的学生对社会与现实产生不满情绪，进而放纵自己，给大学生思想观念和道德认知带来负面影响“.在传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由于教育对象的思想状况和新媒体时代相比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因而在教育内容的设计上具有单一性的特征，而这已经不能适应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状况多样性的需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应顺应时展的新要求，根据“微时代”环境下大学生思想状况的改变及时调整教育内容，提高教育实效性。
3.“微时代”的虚拟性造成大学生心理危机
“微时代”对于大学生思想形成、行为导向具有挑战性。当前大学生借助微博、微信等媒介表达自我、记录生活，从而谋求周边人甚至社会的关注和认可，已成为当代大学生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微博及微信具备朋友圈、公众平台等信息和共享的功能，在给大学生提供思想交流、资源共享平台的同时，也有可能给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负面影响。微时代信息平台具有较为明显的虚拟性，无法保证空间中言语的真实性；同时虚拟性的交流也易使大学生认为不需承担任何责任，与现实生活中具有很大差异，这对于他们的心理机制、思想形成和道德认知等方面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没有良好的引导，大学生的思想就有可能受到误导。
二、“微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究
1.积极拓展大学生思政教育新阵地
“微时代”的到来，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的交流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应正确认识“微时代”下教育环境所发生的变化，了解新媒体的特点及传播技术，并及时探究新观念和新方法；主动开通微博、微信等交流平台，以网友和博客的身份与学生平等交流，深入了解学生存在的问题，对学生关注的的热点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使用学生喜闻乐见的网络语言拉近与同学们的距离，增强亲和力和吸引力，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
2.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
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教师向学生实施一种单向的教育，缺乏一种平等的双向互动交流与沟通。而“微时代”环境充分调动大了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并深刻影响了他们的认知和交流方式。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特点，在新媒体平台中相互接纳，彼此信任，使教师成为学生成长道路上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现代新型的师生关系是民主的、平等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应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渗透到新媒体平台，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在无意识中培养良好品质、崇高理想。
3.正确引导，建立长期有效的监管机制
教育者要完善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制度法规，明确管理职责，加强信息传播的监管力度，对新媒体信息进行实时监控、引导，弘扬网络道德，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和使用新媒体。同时对大学生进行网络素养培训，设立网络管理员和网络评论员，引导学生自我监督、自我管理，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教育者应有意识地在大学生中培养网上意见领袖，发挥他们引导学生舆论的方面的作用，争取掌握网上话语主动权，充分发挥网络这一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的功能，使网�
4.发展与创新活动载体
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生的生活。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积极参与班级及社团微群的建设，积极搭建院系微群、班级微群、党员干部微群、贫困资助微群、心理咨询微群等交流平台；随时关注当前时政事件，努力把握学生群体中的热议话题，并及时更新到微群里，针对学生们的热议话题，在微群中开展讨论，调动其参与议题讨论的积极性并正确引导，在潜移默化中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同时，社团是不同专业学生根据共同的兴趣爱好而组建的重要的高校文化载体，是广大大学生拓宽知识的重要舞台。鼓励高校社团进驻微群、开展多样化的文体活动，也可以促进大学生之间的交流，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结语
1.创设不同情境，融合多媒体教学模式。兴趣是与情感相联系的，在一定情境中产生的一种有积极作用的情绪。高中阶段要利用学生的兴趣，重点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鼓励他们自主学习。我们可以抓住学生的发展特点及课程的特点，充分利用多媒体所能呈现的声、像刺激学生的感官，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笔者在教学“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一课题时，利用多媒体向学生展示一些短片，回顾我国的民族关系发展历史，再牵引出主题，配上一些图片，并联系时事，让他们通过这些画面感受真实，引发情感共鸣。这样，课堂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学生都愿意主动发言、积极讨论，学习政治的兴趣提高了，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质量也得到了相应提高。
2.构建信息网络，优化传统的教学方式。在高中政治课程中，构建一个信息网络平台是十分重要的一项举措。这样可以为学生提供开放的学习平台，更有利于自主探究与互动教学，能够极大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也能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体现新课程理念。网络技术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学习、沟通方式，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笔者在教学当代社会的经济热点时，适时地利用了计算机，向学生展示了经济常识中的“货币升值、贬值”的问题，并搜集了人民币升值及美元贬值、外汇汇率等相关资料，引导他们归纳整理，并且分小组确定主题，以手抄报形式展示成果。这样学生的知识面会更广，发挥主体性的同时培养团结合作精神。我们可以趁势鼓励学生多关注时事热点，更便于思想政治的学习。
3.融合多方内容，促进信息化技术的运用。时政教育是高中政治课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实践拓展课的有效前提。其间运用的现代信息技术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热情，而且能加深其对时政的深入了解，达到课程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笔者之前在学校以《全国两会时政专题复习》为主题的公开课中，有效展示了信息技术的运用过程。首先，用计算机收集了相关资料，从中选取较重大的课题，经过相应整理、归纳，用投影仪向学生展示，并提出几个他们最关注的时事热点问题，就其展开讨论。然后分小组演讲。对于比较难实施的项目，可以成立研究性小组，利用课余时间开展活动。最后，针对学生的讨论结果展示事先准备好的演示文稿，分析有关全国人大会议、全国政协会议的说明题，并让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释原理。具体可以通过Flash动画或者小论文、校园网专栏等形式汇报交流，当然这需要教师为学生搭建展示成果的舞台。
二、资源融合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不要夸大其词，忽略原有作用。所有的信息化技术对课堂只起辅助作用，很多教师不自觉地喜欢夸大多媒体等教学工具的作用，造成空有精美的课件，却无相应的理论解析的现象，使得学生只能受到感官刺激，没有得到实际的思想教育。我们要避免这种状态，适当利用多媒体展示课件等是必要的，但最主要的还是通过语言、形态等将课堂回归到与学生的心灵交流上，这样才能使政治课具有实用性，起到切实的教育作用。
2.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积极主导。高中政治新课标强调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只是课堂教学的参与者与辅导者。然而有些教师对这个认识存在一定偏差，以为只要让学生多说多做就是重视他们，例如笔者在一节关于市场经济的公开课中听课，这个教师就是开始做了个简单的课程介绍，随后就完全交给学生，整个过程没讲几句话。笔者认为这是错误的，学生的知识面毕竟有限，单纯依靠他们的自主探究远远不够，教师应该适时指导，帮助他们有效地学习。
3.提高自身素质。信息化技术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这需要政治教师努力、积极地学习理论教育知识及计算机知识，掌握信息技术的应用，发展个人素质。当然，对学生的要求也很高，不能沉迷于网络，应积极看待信息化技术，正确运用其完成教学任务。
三、结语
新时期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知识、道德的全面发展才能顺应社会潮流，新课改要求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中心，这也是现今高中政治教师探寻教学方式的主要原因，传统的课堂教学，教师占据主体地位，造成学生被动听讲，被动学习，长此以往，无法保证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造成学习中产生很多困难。用已有知识去解决未知问题，是诱导学生学习新知识的桥梁，而时事政治是这座桥梁的奠基石。例如，在进行“价格”这一章的讲解时，可以先给学生介绍一些市场水果上涨的现状，通过学生自主思考分析，得到水果价格为何上涨的原因，然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分组讨论，验证自己的观点是否和大多数人的观点相符，通过时事政治引导，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充分显现出来。
二、结合时事政治教学的主要策略
高中课程较多，学生的学习任务繁重，还要承受高考带来的压力，所以，高中阶段的学生基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时事政治，他们对社会环境知之甚少，虽然政治课能够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新鲜感，但是现今的政治教学也基本上是理论知识教学，变得越发枯燥无味，教师只会讲解教材上的知识，对学生很难产生吸引力。在高中政治课上结合时事政治进行教学的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点：
1.课堂穿插教学。社会上的时事热点思想性比较鲜明，时代感强烈。虽然教材中的知识较为稳定，但是教材内容不可能跟随现今社会形势及时更新，在教学中，用时事政治代替教材中滞后枯燥的内容，能够让课堂氛围更加活泼有趣，增加政治课的新鲜感。由于学生对时事政治了解并不多，所以教师的引导教学比较重要，合理的运用时事政治内容是很重要的一点，教师应该确保时事政治内容和教材关联紧密，这样学生才能够通过时事政治，对教材知识有更加充分和深入的了解。所以说，教师利用时事政治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找好和教材知识的结合点。
2.时事导入教学。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可见提高学生对政治课的兴趣至关重要。教师可以利用时事政治，创建情境课堂，对学生良好的引导是保证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时事政治情境课堂能够让学生快速深入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有了学习兴趣才能有学习主动性。在课堂教学开始前，教师应该仔细研究本堂课的教学重点和教学目标，选择合适的时事政治热�
三、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
虽然时事政治教学效果较好，但是课堂教学的重头戏仍然是教师的讲解，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注意几个问题，即首先是保证时事热点的针对性，社会瞬息万变，每时每刻都有重大事件发生，时事热点层面、内涵比较丰富，教师应该针对教学内容，有选择性的进行时事政治讲解，也就是保证时事政治的“针对性”，这样实际上是辅助课堂教学，让课堂教学效果事半功倍。例如，在讲解“环境保护的意义”这一章时，可以向学生介绍最近的热点问题“雾霾”，让学生了解破坏环境带来的危害，增强环境保护意识。所以，时事政治选择贵在精而不在多，结合教学内容针对性的进行时事热点讲解，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教材内容。其次，是保证时事政治的新颖、现实，顾名思义，时事政治要求的是新颖、符合当下，在选择时事政治内容时，应该尽量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贴合学生的学习和现实生活。时事政治内容应该能够“以小见大”，通过发生在身边的事件，逐渐向国内和国外拓展。选择贴近学生生活的材料，能够激发学生热情，让课堂教学效率更高。
四、结束语
综上，针对现今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枯燥乏味、效率低下的问题，教师应该认真分析教学内容和目标，有选择性地进行时事政治讲解，通过课堂穿插和课前引导的方式，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1.思想政治教育是主流社会的政治社会化教育，是培养有社会责任、敢于担当、守护底线的教化活动，主体理念必然会在其中得以彰显。作为主体性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应该遵从这一原则，它应该有助于学生主体性的实现和发展，是学生主体性苏醒的标志和政治社会化的体现。当前，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国社会向信息化社会日益迈进，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样态和思想观念的形态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整个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世界的丰富多彩都通过大数据的形态走进了千家万户，深深包围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娱乐。如果我们注意到世界的多样性，注意到各个国家历史文化差异，社会制度选择不同，社会发展模式各异，我们就能理解世界各民族有不同的意识观点，不同的文化内涵，对不同问题有着不同的见解。在大数据广泛渗入的今天，我们应当以宽广的视野，包容互鉴，取长补短。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降临，人们对信息的把握不得不以一种开放式、反思性的方式存在。西方社会思潮随着大数据载体不断涌入，整个中国社会思维主体呈现出个性化、多元化的趋势，主要体现为价值观的多样多元，价值取向的异质开放，主流价值观与其他价值形态共生，个体生活对数据的依赖增强，此时，人们思想活跃，文化行为多样，社会生活开放，行动场景多元以及对权威进行多元化解读。传统的认知框架不断被消解和边缘，新的认知模式正在形成。当前，过度的冗余信息对我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核心思想体系产生了解构效应，对社会中的人们的信仰产生冲击。任何敏感事件都伴随着海量的大数据信息，或真或假，或左或右，或虚或实，或有或无，使得人们无所适从。人们的立场观点也由此产生角度多元、难以统一、复杂多变的特征，进而出现信仰危机、认知错乱、道德滑坡等问题。
2.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受到大数据信息的冲击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对主体对客体的“灌输”，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传递给被统治阶级，进而整合社会观念，引领社会思潮，占领意识形态的观念高地。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降临，作为受教育的客体和作为教育者的主体在逻辑上可以持有几乎等量的信息，这使得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也就是说，受教育者面对的教育者已经不是单一的“灌输”主体。此时，各种利益主体的代言人都在利用大数据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声音。他们都有自身的逻辑演绎以及或虚或实的信息来源。受教育者在这种真假难辨的信息环境中，往往采取一种工具理性的思维。工具理性的膨胀将导致对价值理性的蒙蔽，因此，作为受教育者的客体必须在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指导下，形成自身的筛选机制，进而能够透过大数据现象，看到大数据背后的本质。同时，大数据技术的不完善也会带来风险。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因特网随之不断普及。人们在对非结构化数据超越结构化数据、结构化数据量激增和对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进行的分析中，前两个问题的解决是第三个问题能够得以实现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说，没有良好的数据存储、保护、迁移和梳理，想要对数据进行分析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道德缺失现象仍然存在于大数据超文本链接中，受教育者看到的正面信息容易遭受境外势力的歪曲、删除或攻击。大数据技术使用过程中，若有不当操作，就会导致泄密，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
3.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受到大数据信息传播的干扰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社会化过程，是主流价值对人们思维和思想的引领。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整个社会思潮，引导人们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指出的是，人的思维无疑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人们所思所想的原材料来源于大数据的建构。大数据的多样性使得人们思维认知产生种种调适，是在对不确定的消融中产生出自身的逻辑体系。当高速度、时交性和数据异构性的数据充斥到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时，一旦缺乏理论梳理和指导，就容易对整个教育活动产生干扰。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是信息传播和衍射的过程，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就是一个信息交汇、碰撞和衍生的过程，实质就是为了消除受教育者（收信人）对主流思想的认同的不确定性。但是在大数据模式下，大量信息的出现和高速流动增加了信息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冗余信息的不断增多，导致信息流动悖论的出现。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信息流动模式同样可以参考信息流动的一般模式
二、新要求思政教育的大数据应对总之
1.大数据已经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新的挑战，思想政治教育特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大数据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挑战，要积极防范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网络和大数据手段进行渗透、颠覆。因此，从信息化社会的新形势新情况出发，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认真研判大数据时代的要求，积极应对大数据带来的种种挑战，科学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大数据机遇。
2.要牢固树立起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伴随着新型智能化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理念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颠覆式的变化，网络和信息已� 如果从不同渠道获得的信息是矛盾的，人们将无所适从，难以建立共识。”但是，大数据时代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力量，更是社会历史中的一个客观领域，是人们的一种现实的生存体验。因此，要回应数字化媒 同时，积极研判大数据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影响，时刻关注大数据带来的社会变革，更新思想观念，重视数据、尊重数据、“让数据发声”，使大数据成为在信息化条件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力抓手。
3.要深入挖掘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随着现代社会进入网� 人们的各种社会生活已经深深地与网络连接在一起。尤其是在丰富的现代信息技术背景下成长起来的“95后”青年大学生对于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的依赖性正在不断增强，他们生存在日益网络化、数字化的环境中。在网络空间，大数据信息的流动往往是以“对话”的方式展开的。福柯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大数据的话语权力和网络思潮的分散式传播已经重构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针对大数据的特点，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强制性的力量已经无法实现主导意识对主流意识的转变，现在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针对性和操作性，必须拒绝居高临下的高姿态，拒绝冷眼旁观的清高，而是积极地参与大数据的话语空间，在全面收集信息的基础上，将大数据信息进行汇总、整理、归类和分析，利用必要的技术手段过滤信息垃圾，达成对教育对象的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
4.要科学运用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要多学科、多种研究工具地利用大数据来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机理；顺应量化研究的新崛起，创新网络思想教育的研究范式；实现宏观覆盖与微观深化相结合。在宏观层面，要注重群体性特征，把握群体性思想，寻找的内部联系和运行规律。从微观上看，用大数据思维来整理和梳理个体的行为特征和思想状况，用事件和行为来透视其思维状态，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导和教化。面对大数据信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碎片化，为了维护大数据价值的秩序，就要整合各种资源为我所用。正如指出的那样：“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就是要破除不合时宜的旧的观念、旧的范式，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范式，因此，要不断创新，整合多种资源，科学地找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着力点，运用大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探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测功能。
5.要理性把握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布迪厄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在大数据的环境下，社会大众拥有获得信息资源和表达思想观点的更大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受众的不同倾向性意见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大数据的意见“场域”，转接信息形成议题。如前所述，这是客观存在的复杂大数据意识形态现象。伊格尔顿指出：“意识形态远不只是一些自觉的政治信念和阶级观点，而是构成个人生活经验的内心图画中变化着的表象，是与体验中的生活不可分离的审美的、宗教的、法律的意识过程。”大数据作为现实社会的反映，依然是人的生存空间，人们会在这开放空间中表达一个真实的自我。但是，在网络中我们时刻都可以闻到一种意识形态的味道，不仅这些大数据符号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深刻底蕴，就连大数据技术本身也难免沦为一种深刻的意识形态。在这里，同时也许在那里，人们的独立见解不仅不会消融在意识形态的硫酸池中，而且恰恰通过意识形态表现出来。在复杂的大数据信息中，人们仿佛听到了卢梭的声音：“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处不在枷锁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大数据技术在为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形成。针对大数据时代的这一观念，教育者可以依托大数据平台的信息，对数据及其来源进行有效鉴别，形成良好的“信息资源观”和“信息价值观”，并善于选用适当的数据计量方法或应用程序软件等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挖掘大数据潜在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找出事件之间的关联性，并对事件的发展走向及趋势进行预测，最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无缝对接的“合力型”教育，促进教育内容获得“内化于心、外化于言，实化为行”的实效性。
三、结语
正如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前瞻性地指出的那样，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数据带来的信息风暴正在变革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重构着我们的生态环境，同时也使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更加复杂和严峻的局面。我们需要以崭新的姿态来迎接形势的变化，而“怎么做”以及“如何做得更好”，正是每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者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