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通则颁布以前，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学者对民法基本原则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表层，强调其社会主义性。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本页是敬业的小编枫给大伙儿整理的法学专科毕业论文范文优秀8篇，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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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 新型� 信息底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有多少法律，法律有多复杂，法律的改变有多频繁，以及什么人有责任和知识上的能力就法律提供意见[1]。
法学院应研究和规划法律行业和法学教育的远景，至少思考以下两方面问题。首先，新型工业化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法学人才？近年来，我国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处于低迷状态，引发了法学教育界诸多思考，是不是我们法律相关职业的市场真的已经供大于求？还是我们培养的法学毕业生供不“应”求（此处“应”字作“回应”解，指我们向社会输出的法学毕业生难以回应社会发展对法律职业人能力的需求）。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有研究表明，目前世界各地的法学院都被批评，其录取的学生人数远远超过了法律职业所能录用的数量；研究者认为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法学院是否招生过度，而在于这些教育机构是否真正教了应该教的东西，在于法学院是否能够让法律学生对未来的法律市场做足充分准备[2]。
在新型工业化社会，具备以下两方面素质和潜力的法学人才在未来就业环境中会具有较强竞争力：一方面，能够应对信息社会给传统法律行业领域带来的挑战，对新环境下的新问题具有较强的应变和处理能力；另一方面，能够敏锐发现和及时把握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使其为法律行业领域所要实现的核心价值（公正、平等、秩序、效率等）提供增量。据此，除了具备扎实的法学基础知识和清晰的法学思维之外，法学毕业生在以下方面的能力会被强调：第一，实践能力，并非仅仅是传统42意义上的法律实务技能，而是包含着迅速感知并融入既有法律职业的新变化以及新兴法律行业领域的能力。
第二，创新能力，主要来源于其跨领域的知识结构。第三，持续学习能力，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正在以几何倍数急速增长，并且经常体现为学科的交叉，高等教育给予我们的知识储备很可能在毕业短短几年后便不再满足社会生存需要。我们不停歇地成为新的菜鸟[3]。所以，未来社会评价人才的标准并不仅仅关注其已经具备的知识体量，而是更为关注其持续吸收知识乃至创造新知识的能力。
所以，在相当意义上，学习方法的讲授比知识本体的讲授更为重要。其次，培养上述人才需要法学教育在哪些方面进行改革？相关改革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观察。宏观层面包括拓宽专业口径和相关资源的结构性调整。前者，比如近年来许多高校在尝试探索，而其法学院系也参与其中的大类招生和通识教育，又如通过学科融合助力复合型人才培养等。后者则涉及解构并重新整合教育资源，继而重构法学人才培养框架，包括科研与教学资源共享、院系之间资源共享、高校与实务部门资源共享等。微观层面涉及法学院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授课方式等具体环节。近年来，国外法学教育界兴起的对信息时代法学教育的若干探讨便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的具体改革研究。
二、新型� 当前社会面临转型，社会转型时期的法学教育改革必须把握好战略大局，才能在转型的路口找对方向。具体来讲，便是需要紧密结合我国全面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主动服从国家和社会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大战略需求，打造体现信息时代特征的新型、卓越法学教育模式，强化前瞻性、战略性科研与教学，致力于智库建设与法学教学之间的良性互动。
第二，协同性。新型� 这里，既包括与本校其他学科之间的资源协同，也包括与校外相关实务部门的资源协同。第三，务实性。法学院应注重学生实践素质的培养，社会转型时期的实践素质教育不止步于传统理解上有关专业实务技能的培养，而是除此之外至少包括两方面要求：一是具备宽广的视野，了解发展中的社会对法律从业者有哪些需求，进而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而不是将关注点仍放在过去、倒行着走进未来；二是落实于扎实的行动，锻炼工作环境适应能力和自我学习能力。近年来，北航法学院在推进教育改革过程中，始终秉持上述理念为指引。
法学专科毕业论文范文优秀8篇
具体体现为以下培养标准：第一，体现新型工业信息化法学教育特色，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了解领域前沿，具有交叉研究意识与能力；第二，坚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律职业精神，公益素质高，社会责任感强，德才兼备；第三，专业基础扎实，思辨能力强，熟悉国情民情，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突出；第四，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法律规则，能够参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2.新型� 依托独特的理工学科资源和浓郁的高科技氛围，北航法学院探索建立“标准化的常规培养”与“定制化的特色培养”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培养具备新型工业化背景的“法学与科技产业结合”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机制。(1)课程体系结构性调整和教学方法改革经过“长城行动计划”等一系列重大教学改革，北航法学院本科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经历了结构性调整，目前的课程体系包括大一阶段的通识教育和书院制培养、大二阶段开设大多数核心专业课程、特色化选修课安排在大三大四高年级阶段。借助学校推进完全学分制的一体化改革平台，北航法学院与其他学院建立课程融合、课程互选机制。
体现科技与法律融合的课程分落于低年级通识课和高年级选修课之中，相关通识课程比如“法律与科技”“全球工业信息化法治思维”“航空航天概论”等，旨在拓展视野和思路，了解领域前沿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同时在高年级选修课中保持并增加空天信法学特色课程的比重，例如航空法、外层空间法、知识产权法与专利检索、信息法、科技证据、建设工程法等选修课程；此外，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中航工业集团、中航勘察设计研究院、中国互联网协会等实务部门联合开展实践类课程。
法学专业本科毕业必需的学分中，以下方面体现出新型工业化法学教育的指向：第一，学生需修满各类通识课共23学分。全校所有学院都可以开设通识课程，包括科技文明、社会科学、人文素养、经典研读四大板块，全校学生均可选择，其中有若干与自然科学、信息革命等内容相关的课程。第二，学生需修完高等数学3学分、计算机基础2学分，培养与科技特色融合的基本条件和能力。第三，跨专业课程至少修满2学分，比如经济学原理、管理学原理等。第四，数据库使用2学分，课程名称是“法律研究与法律写作”，列入法学专业核心必修课加以要求。在教学方法改革方面，北航法学院近年来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探索。一是“互联网+”背景下的教学信息化建设。具体教学实践包括课程中心、智慧教室等。
自2014年起，推行“全生命周期课程”管理模式，健全从课程申报、课程“上课”（满足开课条件，进入排课表）、课程评价到课程“下课”（评价结果不合格）的一整套管理实施方案。所有教师均需建设所教授课程的“课程中心”，课程全程在线化管理。二是在数据库之外，将教学软件平台引入实践类课程。例如法律实务综合模拟平台、法律诊所案件管理系统等，使学生通过软件平台上的电子案卷渐渐熟悉案件的电子化管理形态。国外若干法学院在课程中引入Hotdpcs等软件系统，其立意与此相似[5]。一两种软件的学习并不能够使学生掌握未来法律工作中所可能面对的所有技术软件，但教学操作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时代意识，感知法律行业正在信息技术驱动下发生重要转型，对未来工作环境有所准备，而且某些基本使用方法的通用性，使得学生未来在工作中能更快上手。
（2）协同多方资源，探索复合型人才联合培养北航法学院与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comCERT)合作举办“网络安全高级人才班”，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双方共同制定培养方案，设置覆盖计算机网络与通信、公共与经济管理、法学等多学科交叉的专业课程“网络安全高级人才班”体现了复合型人才培养与应用型人才培养双轨并进的探索。空间法律与政策硕士项目的培训班由联合国附属空间科学与技术教育亚太区域中心（中国）、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主办，培训班以“空间技术应用与法律”为主题，培训内容涉及国际法与空间法、国际外层空间法44的基本框架与体系、国家空间立法、国家空间政策、外空软法、与遥感、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卫星通信有关的法律问题、空间资源开发的法律制度、空间商业发射服务卫星中的法律问题及空间环境保护等。2015年开始，北航法学院与计算机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生，毕业后学生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研究� 目前相关培养有序推进，学生不但需要研习法学课程，还需要前往计算机学院完成相关课程学习；
与此同时，学生深度参与“工业和信息化法治战略与管理重点实验室”中两院联合开展的课题研究活动，为空天信行业实务人员继续教育提供平台。终身学习的政策导向与新型工业化社会发展下知识迭代和交叉增长速度激增的特点相契合，北航法学院通过为用人单位量身打造“定制培养”，助力空天信特色人才培养。(3)智库建设与教学改革联动跨领域协同培养需以师资团队、交叉科研成果等资源为基础，北航法学院通过智库建设平台将上述基础资源加以整合，科研先导、反哺教学、服务社会。目前，北航法学院拥有三个国家级、省部级重点科研基地和战略智库，亦与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等实务部门达成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合培养创新型高端法学人才，共同建设中国司法建设高端智库、决策建议信息港。
以智库建设为依托，一方面，加强与校外相关实务部门的联合科研、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加强与本校计算机学院、信息工程学院、航空学院、航天学院、飞行学院在课程、培养项目和师资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协同师资力量，建设跨学科交叉研究师资团队，聘任跨学科研究专家加盟本基地教学科研团队。联合科研成效通过课程、讲座、论坛（比如北航互联网法治论坛、北航建设工程法律与金融论坛等特色论坛）等多元载体具化到人才培养领域，学生深度融入课题研讨。在2015年教育部法硕评估中，分析北航法学院近年来毕业生就业去向结构，就业于航空、能源、工程、电信等国家战略行业法务领域的，占法硕就业总人数的41%，体现出本基地培养新型�
三、新型� 十多年之后的今天，状况并未从根本上获得改善，前文已表，法学就业率近年来持续走低，也许并不能够完全归咎于招生。伴随新型工业化社会发展脚步日益加快，复合型高级法律人才需求与学校培养力度不足的矛盾愈发突显。信息技术不可阻挡地加速崛起，“信息处理变得越来越像是水、电一样的公共基础资源”[7]，这一切使得法律人对若干问题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否则，可能我们是在把学生培养成二十世纪的法律职业人，而不是二十一世纪的法律职业人。我
2、以智库建设增效人才培养环境高校的科研与科研机构的科研之间较大不同在于前者以服务教育、引领教学、反哺教学为其重要目标之一。
北航法学院以服务国家战略为人才培养和学术科研的重要指针，致力于国家智库建设，且所建均为交叉学科综合性战略智库。智库建设使得跨领域师资协同、交叉科研引领下的研究型教学成为可能，智库部分研究成果通过多元渠道进入人才培养领域，使得基地培养的法律人才政治敏锐性强，视野开阔，紧跟前沿，并且更加注重知识的转化应用，智库建设与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互动互生的协同发展路径日显成效。有研究者认为法学院有机会在信息时代承担起“知识中心”功能，具体方法是借鉴自然科学学科的实验室建设，有效地将科研、教学和实务融为一体，每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都既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也创造新的知识，同时培养学生[8]。
这一理念与北航法学院近年来开展的智库建设不谋而合。3.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类型元素交叉自获批教育部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教育基地以来，北航法学院一直� 我们探索将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类型关键词“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加以元素交叉，亦即“做乘法”的思路，衍生出更为体现北航特色且更具有战略性、竞争力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新类型，即新型� “复合+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至少体现于两方面：一是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选择具有复合型元素的实务部门作为实践教学合作单位，比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中航工业集团法务部、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等；二是所建交叉学科综合性战略智库的教学研究团队中不但有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也有来自实务部门的专家。“复合+国际”型法律人才培养主要体现于与国际相关组织合作开展复合型人才培养。4.信息化元素体现于教学内容和形式北航法学院在教学内容和形式上均注意�
日新月异的科技变革至少已经影响了法学教育四十年，早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LEXIS数据库使用，随后不断有科技创新并应用于法学教育和法律实务领域。曾经人们难以想象法律从业能力包括会使用计算机，也并不要求法学教育过程中把计算机作为教学工具，但现在已经难以想象法律从业者不会使用计算机。如果说，计算机只是法律人日常使用的一般工具，法律从业者的核心技能并未在实质上发生太大变化；那么，当前某些技术兴起所带来的新型工具（比如e-discovery,documentassembly,legalprojectmanagement,predictivecoding,AItools等）却预示着科技将开始实质性地影响法律人的从业类型、工作方式和工作内容，进而对其在能力上提出了新要求。如果这些工具如预想那样在未来法律服务中占据主导地位，法学院便有责任帮助学生做好胜任未来工作的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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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对策：总结入党个人表现陶渊明比喻句，事业单位文化建设闭幕词先进辞职信的答复问候语教案了教学辞职：策划书汉语拼音入党贬义词：孟浩然简讯朗诵写作指导留言，记事诗歌，好段测试题：举报信对联体积歇后语写法。
朗诵格言语说明书的国培述廉的自我批评可研究性韦应物好词的小升初好句议程征文，应急预案模板现实表现答谢词，写人礼仪好词：作文小结教学方法述职述廉听课。
论文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实施已5年有余，然而今年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以及上海地铁的逆行，再次将监督的作用推上前沿。
本文将针对该法实施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并尝试提出强化监督职能、提高监督水平的对策和建议。
论文关键词：监督法 监督水平 自身认识
一、贯彻实施《监督法》的重大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下简称《监督法》）于2007年1月1日依法开始施行。
该法是我国各级人大常委会在监督本级人民的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过程中必须遵守的重要法律，该法的制定完善了我国有关监督的法律体系，使得监督过程有法可依。
其实施是国家对人民利益的有力保障，对于地方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监督职权、健全监督机制、增强监督实效、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及程序化建设的重要步骤。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监督法所规范的，不仅包括各级人大常委会如何行使监督职权，还包括“一府两院”如何履行接受同级人大常委会监督的义务。
五年来，《监督法》的颁布和实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有效推进了我国民主法治的进步，固定了一些社会认可的好的做法与经验，监督程序更加规范、情况更加透明、监督重点更加突出，监督方式更加完善等。
可以说，《监督法》实施的每一步都是党和政府社会管理事务中的重点，为“发展才是硬道理”保驾护航。
二、《监督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但是法律的实施是动态发展的过程，且法律本身也需要不断完善，监督法在实施过程中，凸显出了理论和实践的差距，随着信息的传递、各种阻力的影响，其威信和作用被削弱。
笔者认为，在《监督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一）监督认识尚需提高
自《监督法》颁布以来，人们对人大监督职能的认识有所提高，但无论对于监督者还是被监督者而言，真正从国家政治制度的角度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来认识人大监督权的却很有限，普遍存在着监督意识薄弱的问题。
首先，地方监督缺乏明确性，监督对象发生偏离。
对事的监督多，而对人的监督力度缺乏。
这种“对事不对人”的监督方式存在严重的弊端，导致工作处于重重包围之下，而个人行为却游离于《监督法》之外，存在治标不治本的问题。
其次，地方人大以事后监督为主，严重缺乏事前监督。
“事后严格监督，事前忽视监督”现象突出，从而增加了事故的发生率，因此我们往往会看到事故发生以后，监督成了重点。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监督更是如此，事后监督的“杀鸡儆猴”成本高，且效果不明显，影响了监督工作的效率。
再次，一些被监督者缺乏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和观念，在思想上抵触，在行为上规避。
有的认为人大监督是例行公事，对其开展的监督活动不屑一顾；有的认为监督就是挑刺，是对其工作的否定，对人大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听之任之，对专项工作报告回避问题，办理人大提出的审议意见敷衍了事；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向人大汇报工作时主要负责人不到场，人大评议其工作借故不参加的现象。
（二）自身建设尚需完善
监督法本身就是一个带有强制性的法律，怎样确保监督法的有效执行是重要前提条件。
地方《监督法》的执行力度在于地方人大。
地方人大有监督权、立法权、决定权、人事任免权。
宪法所设定的这些职权充分体现了地方人大作为地方最高权力机构的法律权威地位，提高了地方人大在中国地方政治活动中的影响力，然而地方人大的监督与法律的要求差距较大。
地方人大一般以临时组织为主，没有专门的监督机构；临时组织的成员往往是非专业的，在素质上不适应人大监督工作的需要，因为在地方人大的选举中，往往只考虑政治素质、代表阶层，而常忽视其参政议政能力，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尤其是在重要的违法审查过程中，既没有专门的审查机构，也没有明确审查程序和审查时限，这就导致了监督的作用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
因此，笔者认为监督法的建设、完善和实施需要有高标准、严要求的机构，其执行也需要有专业人员的积极参与，才能有效力、有力度、有影响。
（三）监督体制尚需理顺
《监督法》第32条明确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做出的司法解释的监督职权，同时还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具体审查司法解释的法律程序。
可见，地方人大是地方公民代表参政、议政、监政的权力机构，但监督法的具体法规以及决议的执行却需要“一府两院”的配合，地方人大并没有实际的直接强制执行权。
法律的执行如果缺少强度，就如同白纸空文，势必不利于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
同时，《监督法》建立了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职权的公开行使制度，然而在监督工作实践中，地方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却受到地方“一府两院”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人大虽为法律制定的地方最高权力机构，但地方党委并不受监督；（2）地方甚至出现反其道而行的现象，即党委监督人大，并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
这种突出的矛盾导致不良监督现象的出现，使人大行使监督权遇到了严重的阻力。
如在现行的体制中，地方各级人民的政府的一把手通常也是地方同级党委的第一副书记，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主任，既不是同级党委的副书记，也不是常委，排在政府一把手之后；且如果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由当地党委书记兼任，还会出现自己监督自己的尴尬局面。
因此，人大常委会如果要监督政府的工作，从现实的工作角度有些理不直、气不壮，甚至还有无从下手、无所适从的境况，与其监督不了，还不如不去得罪人。
于是在各级人大的监督中，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人大监督工作讲成绩的多，提问题的少；表扬的多，批评的少；肯定的多，挑刺的少；有时谈到问题也是避重就轻，或者干脆把问题说成是提希望，绕道而行。
正如当今社会上群众戏说的“党委搭台，政府唱戏，人大鼓掌，政协看戏”。
三、对策与建议
（一）提高监督认识，强化监督职能
首先，地方人大要提高自身的认识。
宪法和法律赋予其监督“一府两院”工作的权力，并对监督的方式和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因此，地方人大常委会有必要、也有义务加强监督工作，要有充分的自信和胆略，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监督；要充分运用评议、调查、视察以及质询、罢免和特定问题调查等监督手段；要加强责任意识，克服畏难情绪和不敢碰硬的思想，而没有必要时刻考虑党委的意见、意图、是否越权等，要认识到监督是法定权力与法定义务，切实履行监督指责才是对党的意志的最好贯彻，而如果不监督，就是失职、渎职，甚至是对人民群众和对社会的犯罪。
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成员要切实担负起监督这一神圣职责，不断促进“一府两院”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服务质量，切实推进各项工作稳步发展。
其次，“一府两院”也需要强化对人大监督的认识。
不但要认识到人大的监督职能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体现，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构成，而且要认真学习《宪法》《监督法》等有关人大监督职权的法律制度，并且还要主动配合人大的监督工作，形成良性互动，使监督成为一种自然和习惯，公正司法、依法行政。
（二）创新监督形式，提高监督水平
监督的不完善，一方面是上述监督体制存在一定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受到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较重、传统政治心理习惯依然存在，成为阻碍人大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创新监督形式，提高监督水平。
第一，重视民主政治文化的建设，从思想上为监督制度的创新扫除障碍。
第二，监督应突出重点。
坚持共同享有的原则，要把老百姓最现实、最迫切、最关心的利益问题和焦点问题作为监督的重点，切实做到工作安排有重点、活动开展有重点、执法检查有重点、调查视察有重点，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对监督各尽其能的和谐相处局面。
第三，强化公民的法治思想，使人民知法、懂法、依法办事，增强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鼓励群众自觉行使监督权，逐步形成全民监督意识，使监督权实现由高层化向文化性、民众性、民主性管理的转变。
营造有利于人大监督制度创新的文化氛围。
（三）加强对财政计划和预、决算的监督
财政是进行各项事业和计划的基础，笔者认为人大工作要做好监督工作，必须认真把好财政监督这一关键点，从而提高有效监督。
监督法第三章规定的“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这项工作内容早就列入了人大监督的范畴并在实施，但这些监督到目前为止，都有程式化的倾向。
如每年一次的人代会上就有相关的专门议程，定期召开的常委会也有相关的议题安排。
譬如对财政预决算报告的审查，可以说，一次人代会开下来，代表们虽听了相关工作报告，但对财政的钱怎么花的，花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几个代表真正清楚，因为报告的内容十分粗略，但鲜有不通过的例子，这样就不可能真正起到审查、监督的作用。
因此，在财政监督中，需要加强《监督法》中的计划和预算监督，提高监督措施的强硬性，必须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报总账与查细账的关系、原则审查和绩效审查的关系、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查和审计审查的关系。
对不执行预算方案和不配合接受监督的，果断先立案，后处理。
只有这样，《监督法》才能得到全面实施，才能有效避免各类事故的发生，才能保护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使党和政府在执政过程中真正做到知法、守法，减少腐朽，才能使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步伐再迈出更为坚定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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