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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冲突/文化的规范性/主文化/犯罪亚文化
犯罪的文化冲突理论是研讨犯罪与文化关系时不能逾越的一道理论屏障。随着犯罪文化学研究的深入，随着对中国本土犯罪问题和有关犯罪学理论的不断重视，我国学者已不满足将认识仍停留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学者塞林根据美国国情所提出的文化冲突理论上。为深入体察中国的犯罪问题，文化冲突理论需要进行合理的中国化。这种中国化既需要继承原有理论的精华，也需要理性反思原有理论的分析限度，本文以文化规范性的视角结合当代中国犯罪实践和社会情势进行犯罪学与文化学的跨学科研究。
一、塞林的文化冲突理论及其分析限度
（一）塞林文化冲突论的内容与意义
文化冲突理论较早地受到了犯罪学家的青睐，尤其是美国学者塞林创立了解释移民犯罪的文化冲突理论。1939年，他在《文化冲突与犯罪》一书中深入分析了移民犯罪的发生原因，并系统地提出了文化冲突理论。塞林主张，作为文明生长过程的一种副产品，社会中必然存在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是不同社会价值、利益、规范和文化准则的冲突。因而，文化冲突易造成个人行为规范的矛盾和社会的不稳定，文化冲突是犯罪发生的原因之一。
经过实证调查，塞林认为：“当一种文化或亚文化区域的规范移入另一区域或与另一文化区域的规范相接触时，文化冲突在所难免。”“文化冲突主要发生于以下三种情况：第一，当这些文化准则在毗连文化区域的边界接触、碰撞时；第二，当某一文化群体的法律规范延伸到另一文化群体的领域时；第三，当某一文化群体的成员迁移到另一文化群体中时。”“文化冲突是社会变迁过程的自然结果，社会变迁导致产生无数的社会群体，每个社会群体对于生活情景都有自己的定义，对社会关系也各有各的解释，而对其他群体的社会价值却全然无知或每有误解。”[1](P129－136)
塞林结合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的特点，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和数据分析美国移民犯罪的现状，解释为什么移民更容易实施犯罪和社会越轨行为。他认为移民犯罪常是由下列原因造成：“第一，新旧文化的行为规范之间的冲突；第二，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第三，从组织良好的同质社会迁移到无组织的异质社会。”[1](P151)塞林的研究一方面将文化冲突与犯罪问题联系起来，意味着犯罪的发生也受文化冲突的支配，标志着文化学的文化冲突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还可在犯罪学中获得新的阐释，并为今后的犯罪学研究开拓了全新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塞林将文化冲突论与当时美国的社会转型和变迁相融合，使文化冲突论对现实犯罪问题的分析具有较强地解释能力，他的某些观点至今仍对当今的犯罪研究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可以说，塞林的文化冲突论在犯罪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中具有开拓先河的学术地位，从此学界对犯罪的文化分析不再仅是宏观意义上的泛泛之谈，开始注重对文化学基本理论与智识思想的汲取，开始注重对特定社会场景、结构和情势变更的体察与反思。
（二）塞林文化冲突论的分析限度
应该说，任何一种理论均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适用空间和效力范围，包治百病、无所不能的理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塞林的文化冲突论尽管具有诸多的积极意义，但在客观上这种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分析能力也存在一定的限度。
从社会背景上看，塞林的文化冲突论是建立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社会转型与犯罪现状基础之上的，该理论适用于当时的美国社会，但未必能够直接适用于当代中国社会。尽管当时美国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均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变迁和犯罪浪潮冲击，但由于历史、宗教、经济和政治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当时美国社会的犯罪情势、综合原因与当代中国社会有着很大差异。美国社会的文化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保守主义的新教伦理文化与外来移民文化的矛盾；而中国当代文化冲突则包容了现代工业文化与传统农业文化、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计划经济文化与市场经济文化等多元文化之间的分歧与争端。塞林的文化冲突论能够解释美国的移民犯罪，但却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犯罪问题的分析和研究。
从犯罪类型上看，塞林的文化冲突论主要是针对美国移民犯罪而衍生出的理论模式，所以，该理论未必能够直接适用于其他犯罪类型的研究。在美国社会中，尽管移民犯罪比较严重，但这也仅是诸多犯罪类型中的一种。塞林的理论对移民犯罪有较强的说服力，但对犯罪、青少年犯罪、白领犯罪以及大量个别实施的传统型犯罪（如人身和财产型犯罪）的研究恐怕就难以胜任了。
基于前面的论述，我们对塞林的文化冲突论应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评价。应该说，为了开展中国犯罪的文化冲突研究，我们需要汲取塞林理论的精华，注重文化规范对犯罪产生的影响，沿着塞林所开创的道路走下去；但我们更应清醒认识塞林理论的分析限度，立足于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现状，将塞林的理论中国化，从而逐渐发展出关照中国犯罪问题的文化冲突理论。
二、文化冲突论：中国化的场景与视角
有关中国犯罪之文化冲突论的形成，需特别考察两个前提：其一，是对当代中国犯罪发生的基本社会场景进行分析；其二，是为文化冲突论选取适当的研究视角，毕竟“知识在本质上是视角性的”[2](P414)。这样研究场景和研究视角共同构成了犯罪之文化冲突论的思维起点和知识基础。
（一）中国场景：现代化与社会转型
文化冲突发生于人类历史的转型时期，社会剧变孕育了它。对犯罪之文化冲突论形成背景的分析，离不开对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读。
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内容就是追求现代化。“现代化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等各方面的转变。”[3]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世界各国先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社会转型之路。社会转型是一个既熟悉又复杂的范畴，它能够导致社会发生深刻而重大的变化。有学者认为社会转型主要包含以下内容：“社会转型与社会常规时期相对应，是社会发展连续性的中断；社会转型也是人们实践活动方式的根本改变；社会转型还是社会基本结构的根本变化；社会转型更是文化模式的变迁。”[4](P21－25)
正如美国学者布莱克所言：“现代化所伴随的是人类业已看到的巨大灾难……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与所提供的机会一样大。必须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创举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5](P37)中国的现代化也存在错位现象，即传统文化因素瓦解速度很快，而现代文化形成的速度则相对迟缓，社会易形成各种制度真空和价值规范真空。
同时，从社会结构上看，我国社会由总体性社会逐渐嬗变为多元性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多元利益主体不断发育，市民社会不断成熟，横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交叉性群体和边缘性群体开始出现（如农民工），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社会分层中的贫富分化开始加剧，不同阶层间的诉求出现冲突、利益形成对立。这样中国社会逐渐嬗变为由不同亚群体和社会阶层组成的多元社会。不同阶层、亚群体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利益主张，不同阶层、亚群体之间逐渐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亚文化。不同群体亚文化的冲突、主文化和亚文化的冲突就蕴涵在由追求现代化和社会转型所构成的当代中国场景中。可以说，离开这一中国场景，对中国犯罪的文化冲突分析就成了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
总而言之，在这种中国场景中，日渐多元的社会酝酿了大量的矛盾和混乱。这些混乱与矛盾在文化上造成了主文化的文化危机，催生了各种犯罪亚文化，形成了犯罪亚文化与主文化的冲突。中国场景决定了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冲突在现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是我国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必然代价。
（二）研究视角：文化的规范性
文化是人类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6](P19)文化具有规范性，能够影响、制约个人的人格和行为，文化规范性是社会内在的运行机理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本质。中国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殷海光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将文化的特征分为四种，即规范特征、艺术特征、认知特征和器用特征。他认为：“一个文化系统中，对文化分子的思想、行为，甚至情感，规定其应当或不应当，善或恶等等预规或应迫，就是规范特征。伦理和道德是规范特征的总汇。宗教有很强烈的规范层面。该种特征常透过社会控制，传统力量，奖励，惩罚，批评等等展布出来。与文化的其他特征相比，规范特征常为主宰特征。不同的文化之核心差别乃规范特征的不同。”[7](P59)受殷海光先生上述论证的启发，本文归纳与提炼出文化的规范性作为研讨犯罪之文化冲突论的研究视角。
文化规范性是文化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是文化的本质属性；文化规范性广泛存在于各种主文化、亚文化甚至是犯罪亚文化中。从根本上看，文化的规范性主要体现为主文化所要求的文化规范，文化的规范性发挥作用常表现为一种社会控制的过程，这种社会控制拥有法律、道德、宗教、习俗等广泛的外在表现形式。
从文化规范性出发，不同文化间存在冲突的根源在于：每一种特定文化均对特定群体具有规范性，规范性要求人和社会遵从特定文化所要求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在转型的多元社会中，一方面，传统的主文化从总体上已开始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并逐渐失去效力、走向瓦解；但传统主文化的某些习俗、观念、行为规范、价值规范依然存在，并发挥指导生活、规范行为的部分效力。而新的主文化仍然在形成之中，新的主文化中的习俗、观念、行为规范、价值规范并未确立起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规范。转型社会中的人们不断地受新旧两种文化的规范、影响与控制，人们突然发现自身不知所措，社会出现了主文化的认同危机。另一方面，不同亚群体受不同亚文化的影响，犯罪亚群体受亚文化极端表现形式——犯罪亚文化的影响，同时本身并不确定和稳固的主文化还要普遍地指引人们的行为，这样，在特定群体中出现了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冲突和对抗，冲突的实质是不同文化规范之间的矛盾。可以说，在我们这个多元社会中，从文化规范性的视角来看，文化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三、文化冲突：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对立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开始重视、检讨和反思西方理论、概念在中国的适用及与中国现实问题之间的关系，并开展了反对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和概念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8](P211)。将国外文化冲突理论中国化，就符合中国学术的这一发展趋势，并有助于构筑专属于中国犯罪学研究的文化冲突论的理想图景。在我国，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主文化的文化危机
文化冲突始于文化的危机，文化危机是文化冲突的第一个环节。所谓文化危机，是指文化遇到巨大的挑战，人的存在受到威胁，主体的文化认同发生动摇，致使现有的文化不再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满足人们的需要，从而引发人们对该文化的怀疑。[4](P125)在一般意义上，一个社会的文化危机主要指该社会主文化的文化危机。当代中国的主文化是国家和主流社会所信奉的一套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及由此衍生的生活方式，它是一个复合、多元、变动的体系。因此，想准确界定其本质含义颇为困难，本文仅指出它包含的大致内容。我国主文化包括现行的主文化和曾经的主文化。现行的主文化包括新中国建立后提倡的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曾经的主文化是指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所形成的文化。①追求现代化和实现社会转型的一个必然代价就是主文化面临深刻危机，我国主文化的文化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已不能满足个人与社会的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文化正处于形成与完善阶段；而依附于计划经济的“左”的一套文化和价值观念仍然对个人和社会发挥着现实的影响。
尽管计划经济时代已终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依附于计划经济的“左”的一套价值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该种文化的特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心高度政治化、道德化。习惯于从政治和道德角度看问题，搞泛政治化。二是价值主体的单一化和价值运行机制的单向化。国家是全社会计划的决策者和代表者，是社会最高的，也是唯一的主体。”[9]而体现上述文化特征的政策和措施在实践中还时有发生，这个曾经的主文化依然流淌在民族的血液里。由于社会主义文化正处于完善之中，传统文化快速瓦解和计划经济时代的主文化未得到彻底清除，所以中国现行的主文化还未完全成熟。
其次，由于现行主文化尚未完全成熟，受西方文化的强烈挑战和社会转型的影响，主文化的文化规范性不断减弱，个人与社会对主文化的文化认同感在降低。
在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十分广泛的情况下，由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先发性，决定了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占有优势，除在经济、科技领域需要向西方学习外，在思想和理念方面我国也仍需借鉴其有益成果，如法治精神就是从西方借鉴而来的舶来品。由于国情不同，我国必须在政治等领域保留自身的特色，而西方文化中的许多糟粕须值得我们警惕。在社会转型中，西方文化的各种因素全面涌入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并对我国本土文化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在我国主文化还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西方文化的冲击势必影响、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甚至出现“全盘西化”的激进思潮。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的不合理因素对我国构成了污染和侵袭，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也对本土文化的生存空间形成了挤压之势。于是，我国现行主文化的文化规范性遭到削弱，个人和社会对主文化的认同感受到影响。
最后，由于社会转型期主文化的不完善和西方文化的强势挑战，在文化层面出现了主文化的真空与文化认同的混乱。
为了满足新的需要，人们功利地抛弃了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理所当然地从人们的生活方式全面退却。传统文化的瓦解速度是空前的，而与传统文化过于迅速的瓦解相比，其他主文化的成熟不能一蹴而就，这往往要经历一个缓慢的文化变迁过程。这样，在主文化中制约和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就出现了真空地带。主文化的真空意味着在文化认同上混乱的出现。各种西方文化、封建文化、依附于计划经济的“左”的文化迅速占据了主文化遗留下的真空地带，造成了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混乱。于是，人们要么漠视各种规范、要么在生活压力下止步不前；人们有可能做出正确的文化选择，但更有可能接受不良文化的指导，实施社会越轨行为。文化认同混乱的出现看似是由于道德失控与教化不力造成的，但实际上源于主文化的不完善和西方文化的强势挑战；更源于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开展。在社会转型中，社会分化为诸多阶层，贫富分化凸现出来，转型的不平衡导致现代化大多停留于城市之中，并形成现代化的孤岛，城乡间差距由此拉大。这强化了城乡二元对立结构，致使社会趋于多元化和各阶层之间出现断裂，致使文化的多元性逐渐形成，导致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文化，城市与农村分享迥然有别的生存方式，并加剧了主文化的危机。
（二）犯罪亚文化的滋生
人是文化的创造物，也是文化的拥有者和创造者。犯罪亚文化是犯罪亚群体所拥有的生存方式。在现代化与社会转型背景下，犯罪亚文化影响特定犯罪亚群体，对犯罪亚群体的分析有助于透视犯罪亚文化的滋生和蔓延。犯罪亚文化构成了犯罪滋生的温床。亚群体与犯罪亚群体的嬗变将导致亚文化和犯罪亚文化的嬗变；而亚文化和犯罪亚文化一旦形成又对亚群体与犯罪亚群体产生影响和制约。
经过多年的社会转型，中国已由计划经济变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僵化的社会结构发展为流动性与活力较强的社会结构，由封闭的社会变化为开明、开放的社会，由同质性超强的一元社会发展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多元、多样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广泛形成，并开始发挥着指引内部成员的作用；源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开始逐步收缩，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自由、自治成为趋势。于是，萌发、孕育亚文化的社会条件成熟了。一时间亚文化散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如企业亚文化、大学生群体的校园亚文化、青少年亚文化、同性恋亚文化、官员群体的官场亚文化、商业亚文化、监狱亚文化、民族民俗亚文化、农民工群体的农民工亚文化等。
犯罪亚文化是亚文化的极端表现形式，是对主文化的违背和反动。改革开放以来，犯罪亚群体拥有的犯罪亚文化开始在我国滋生与蔓延。具体说来，犯罪亚文化的本质特征在于以下三点：
首先，犯罪亚文化与亚文化一样均来源于主文化，它们并不是与主文化完全隔绝的孤立部分，犯罪亚文化至少包含主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
亚文化、犯罪亚文化与主文化的关系如同树叶、树枝和树干的关系一样，只有树干的光秃秃的树木缺乏生机和活力，树木需要树叶和树枝的点缀；但任何树枝和树叶都源于树干、离不开树干所运送养料的支撑；同时，树枝和树叶也不能过分旁溢斜出、妨碍树木整体的健康发展，对影响树木整体成长的树枝和树叶，只能对其施以合理的修剪。因此，我国犯罪亚文化是随社会转型从主文化中分化出来的分支和余脉。虽然犯罪亚文化是对主文化的违背和反动，但犯罪亚文化也不是反对主文化的每一方面，而仅反对主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和部分规范。如在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中，青少年人可能会反对主文化所认可的权威（如家长、老师），反对主流教育方式对自身束缚；但他们决不会全盘否定主流社会的一切，他们不会反感对财富与成功的追求，尽管他们可能采取犯罪的方式来获得成功，其实他们更渴望通过努力获得主流社会认可。
其次，与主文化不同，亚文化和犯罪亚文化仅通行于各个社会阶层和亚群体中；与一般意义的亚文化不同，犯罪亚文化的显著特色在于其拥有不良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包含某些意识。
与主文化广泛流通于主流社会相比，亚文化和犯罪亚文化仅在特定群体内适用，这是构成特定亚群体的显著标志。犯罪亚文化专属于犯罪亚群体和潜在犯罪人，是他们的生存方式。这些犯罪亚群体既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恐怖犯罪组织等有组织犯罪集团，也包括一般的犯罪团伙和违法人群（群体、吸毒群体），还包括非组织性的犯罪人和潜在犯罪人（如农民工犯罪中的农民工），等等。
犯罪亚文化为犯罪亚群体成员提供在意识基础上缔结成的身份认同。作为犯罪亚群体的精神基础，意识“是指犯罪人通过犯罪而暴露和宣泄的根本对立于社会的精神现象的综合体，主要包括悖逆的价值取向、对于社会主导文化的病态抗拒心理和犯罪亚群体的‘同类意识’三要素。”[10](P240－241)作为犯罪人之犯罪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意识能对犯罪亚文化成员的行为方式、身份认同、人格与思想产生影响，能催生犯罪的发生与蔓延。在意识推动下，犯罪亚群体成员在共同的生活方式中形成了一致的行为规范、价值规范、语言符号系统和亚群体专有的禁忌和仪式。这些犯罪亚文化因素构成了犯罪亚群体成员区分我们与你们、我们与政府的根本标准，是犯罪亚群体成员的身份标志，并促成了犯罪亚群体内部的稳定和身份认同。因此，犯罪亚文化能以意识整合犯罪亚群体，影响内部成员的人格、思想和行为，促使群体成员遵循犯罪亚文化而实施犯罪。
最后，主文化的文化危机为犯罪亚文化的沉渣泛起提供了机会和可能，社会转型和社会分层则为犯罪亚群体的滋生提供了现实条件。
犯罪亚文化是与主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极端的亚文化形态，两者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在特定区域、群体中，犯罪亚文化的兴起往往意味着主文化的失效或部分失效；主文化在法律、道德、习俗、宗教等方面的充分体现和渗透将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助于对犯罪行为的控制。主文化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化规范层面的真空、混乱，这为犯罪亚文化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封建文化、暴力文化、色情文化、享乐文化、官本位文化等各种影响犯罪发生的不良文化因素，囿于上述不良文化因素的影响，犯罪亚文化的形成条件由此成熟。同时，社会分层、分化导致与主流社会相对应的亚群体陆续出现，主流社会信奉主文化，亚群体往往信奉亚文化甚至犯罪亚文化。信奉犯罪亚文化的群体主要由有组织犯罪集团、犯罪团伙、各种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构成的社会底层群体等社会群体组成。各种犯罪亚群体是犯罪亚文化的现实载体。
（三）文化冲突的本质
在中国场景中，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冲突表现为犯罪亚文化通过犯罪等社会越轨行为违背、破坏主文化及其所要求的社会秩序，主文化通过法律等手段否定、制裁由犯罪亚文化催生的犯罪等社会越轨行为。因此，犯罪是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之间文化冲突的产物。这种文化冲突的本质属性在于以下三方面：
首先，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文化冲突具有附随效应，该种文化冲突附随于现代化与社会转型这一历史进程，并构成人类整体文化冲突的有机组成部分。
人类社会最为根本的文化冲突是文化学中的文化冲突，即人类社会宏观层面新旧文化模式的更替，在我国表现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催生了中国社会全面而深刻的文化转型。在犯罪学中，文化冲突嬗变为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之间的冲突，并继承了文化学文化冲突的普遍性、持续性、内在性、间接性、客观性、全面性等特性。所以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也可称犯罪学中的文化冲突）不能脱离一般意义文化冲突的影响，而是现代化与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必然产物。一般意义的文化冲突源于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差异，犯罪学中的文化冲突也是基于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差异而形成的对抗和矛盾；一般意义的文化冲突强调通过文化转型使新的文化模式获得完善和成熟，进而催生社会的主文化，而犯罪学中的文化冲突也重视对主文化的维护和弘扬；一般意义的文化冲突关注文化对人和社会的规范作用，犯罪学中的文化冲突也注重犯罪亚文化和主文化对个人、社会的规范。故此，没有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就没有一般意义的文化冲突；没有一般意义的文化冲突，也就没有犯罪学中的文化冲突；犯罪学的文化冲突是人类一般意义的文化冲突在犯罪学中的具体体现，是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一种附随产品。
其次，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文化冲突发生于主流社会与犯罪亚群体之间，并直接表现为价值观念、心理及人格的对立，间接表现为犯罪与犯罪治理的博弈；该种冲突归根结底还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对立。
文化冲突不仅表现为主文化和犯罪亚文化的对立，还表现为主流社会和犯罪亚群体的矛盾；但在根本上，持主文化的主流社会和持犯罪亚文化的犯罪亚群体的矛盾和对立还是关于人之思想和行为的冲突。
最后，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文化冲突由综合因素促成，在特定阶段人类无法将其彻底消灭；人类理性的态度是在促进社会整体和谐发展和完善日常性社会治理的前提下，维护主文化的权威和稳定。
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文化冲突是社会转型的应有代价，只要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等因素长期存在，那么这种文化冲突就会长期影响犯罪问题。囿于冲突的长期性，文化冲突是无法通过人为手段加以消灭的。对待文化冲突的策略主要应放到对其的合理控制上来。其实，犯罪亚文化的存在也并不仅意味着混乱和威胁，亚文化存在的本身就是主文化具有生命力和活力的标志，主文化的长期稳定易形成僵化、迟滞的局面，所以主文化在应对犯罪亚文化冲击的过程中，需不断反省自身、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在与犯罪亚文化的互动中求得发展与创新。
犯罪亚文化与主文化既是相对的又是互动的，没有亚文化就不存在所谓的主文化，没有主文化也无法界定犯罪亚文化。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控制的不断完善，某种犯罪亚文化的文化规范性会随其产生的社会基础的瓦解而自然地减弱和瓦解。但犯罪亚文化不会因此而被消灭，它只是改变了形式，因为造成犯罪亚文化的深层社会因素在某种犯罪亚文化源泉干涸的同时，马上又开辟了新的源泉和新的犯罪亚文化。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就是犯罪亚文化以及文化冲突存在的深层社会因素。为维护主文化及其所维系的社会秩序，必须通过日常性治理措施和策略合理地控制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将犯罪亚文化和文化冲突作为我国社会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在日常性治理、法律制度及社会控制的框架下应对文化冲突。
四、余论：犯罪之文化冲突论的分析限度
与塞林的文化冲突论存在特定理论限度一样，本文所论述的犯罪之文化冲突论也同样存在分析限度。只有明确犯罪之文化冲突论的分析限度，才能有的放矢的应用该理论研讨犯罪问题，发挥该理论的最大效益。
犯罪的文化冲突论属于针对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场景而发展出的理论模式，该理论主要研讨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对立和矛盾。故此，在社会类型上，该理论适宜分析主文化与亚文化等多元文化并存的转型社会的犯罪状况，如当代中国社会；但对分析同质性较强的社会的犯罪状况却明显不适宜，如对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和计划经济社会的犯罪问题就缺乏解释力。在犯罪类型上，该理论对分析处于各种犯罪亚文化影响下的犯罪亚群体所实施的犯罪现象是适宜的，如我国当前的未成年人犯罪、农民工犯罪、职务犯罪、白领犯罪等；但对较少或不受亚文化影响的群体或个体所实施的犯罪显然是不适宜的，如偶发性犯罪、激情性犯罪、精神病人犯罪等。在犯罪学体系中，文化冲突属于犯罪原因范畴，是犯罪综合性原因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冲突出发，有助于解释、分析特定类型犯罪的形成原因。根据社会类型、犯罪类型和学术体系方面的限定，本文所强调的犯罪之文化冲突论主要适用于分析转型社会中犯罪亚群体所实施的特定类型犯罪，并侧重于对上述类型犯罪进行原因性探究。
总之，在中国场景中，影响犯罪的文化冲突是主文化和犯罪亚文化的对立与矛盾。文化的规范性能扩展为犯罪亚文化的规范性和主文化的规范性，引申为对具体犯罪的规范性和对具体犯罪人、潜在犯罪人的规范性。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文化冲突蕴涵在不同文化以其规范性影响和制约个人、群体并相互竞争和互动的过程中。这种犯罪的文化冲突论能够合理地呼应中国当代主流社会与各种亚群体并立的社会结构，能够揭示影响中国犯罪状况和犯罪治理的内在机理，进而形成一种分析中国犯罪问题的有力工具。
注释：
①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传统文化的精华记载着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这均属于主文化。实行计划经济所形成的文化作为存在了三十几年的文化形态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文化作为一种习惯一旦形成就会保持其稳定性和惯性，消除计划经济文化的不良影响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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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理论自觉；文化禀赋
[作者简介]李娜，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胡翼鹏，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8-0186-08
郑杭生先生从事社会学研究已经30余年了，他不仅注重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而且更注重对经验研究的理论提升。由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和学科本土论，以及与这“五论”密切相关的其他理论命题，共同构成了郑杭生关于社会学研究的逻辑体系。以社会运行论为主干的“五论”及其衍生命题，既是郑杭生本人社会学思想的集中表达，也是以郑杭生为灵魂的“社会运行学派”的学术皈依，不仅蕴涵着独特的文化禀赋，也体现出了高度的理论自觉。
近年来，有关郑杭生的社会学思想的研究讨论已有不少成果，对郑杭生提倡的社会学理论自觉也进行了一些总结分析。不过，这些总结分析大多侧重于重申理论自觉的内涵和价值，而对其社会学研究达成理论自觉这一学术目标的表现和因素探讨不多。实际上，郑杭生的社会学研究之所以能够达成理论自觉，根本因素是其研究所蕴含的文化禀赋。理论自觉与文化禀赋相辅相成，理论自觉锻造了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学理自性，而文化禀赋则奠定了其学理自性的核心价值。
一
在费孝通“文化自觉”论的影响启发下，郑杭生于近年来提出并大力倡导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理论自觉不仅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前景提供了明确的目标方向，而且也正是郑杭生本人的社会学学术进程的真实写照。理论自觉作为中国社会学的一种学术取向，其“自觉”的核心与前提是创造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郑杭生就带领他的学术团队先后提出并论证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等理论与命题。
其一，社会运行论。社会是一个由不同要素和子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在理想状态下，各个社会子系统和不同社会要素在发挥各自的功能的同时，彼此之间交互影响且协调互补，从而使社会在动态发展中保持平衡与秩序。社会运行存在良性运行、中性运行、恶性运行三种类型，或者协调发展、模糊发展、畸形发展三种状态。特定的社会运行状态是由具体的条件和机制决定的。社会运行的条件包括人口条件、环境资源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和社会心理条件等，而社会运行的机制则包括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等。
社会有机体的运行状况是通过微观层面的社会子系统、社会要素的能动状态及相互关系体现出来的。因而社会运行论解析社会子系统、社会要素各自的功能发挥与综合的功能协调，其终极目的在于考量社会有机整体的运行和发展状况。所以社会学的使命是科学地探索研究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从而使社会尽可能地处于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之中。也就是在宏观层面上理顺一些重大的、基本的社会关系；在微观层面上理顺社会的个体结构，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良好的人际互动模式。
其二，社会转型论。当代中国社会的运行状况，从总体上而言处于中性运行、模糊发展并逐步向良性运行、协调发展迈进的状态中。这种运行态势表明中国社会正处于一种深刻的转变之中，这种转变不仅仅是社会运行状态由曾经的恶性运行向中性、甚至良性运行转化，而且也表现为社会运行性质的转换，即中国社会正在由传统向现代、更新现代的转型。因此，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
研究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转型，都必须从“转型度”与“转型势”两个维度来把握，离开这两个方面，任何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都无以立足。社会转型度是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程度与特点的说明和衡量，反映社会转型的整体状况，包括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等五个方面。而社会转型势则是对社会转型度更进一步的深化，特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或社区转型的能力、态势及其发展趋势的不平衡性。根据转型能力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当前中国社会可以划分为优势级、中势级、弱势级三种不同的转型地区。
其三，社会互构论。个人和社会是人类生活共同体最基本的两大行动主体：个人是社会的终极单元，社会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个人与社会之间是一种互构共变关系：所谓互构，是指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相互建构与型塑的关系；所谓共变，是指社会关系主体在互构过程中的对应性变化状态。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共变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存在着对立冲突，也包含着协调整合。由此，需要建立一种能够将个人与社会关系处理得当的新型现代性，促使互构过程中的对立冲突转变为协调整合，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经历着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变，而且经历着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变。在社会转型快速推进过程中。现代性的转换导致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而互构共变是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即社会在型塑个人，同时个人也在建构社会。因而，在具有“自上而下”改革压力与“自下而上”变革要求双重动力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进程中，既要考虑作为社会的国家、集体对个人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个体对于集体、国家等社会存在的影响。
其四，实践结构论。无论是世界范围还是中国社会，社会实践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而且这一变化是结构性的巨变：一方面。这种变化具有普遍性。直接或间接影响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实践行动；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不是局限于某一层面，而是波及各个领域，具有通同共生、连锁反应的特点。造成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根源，是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变化，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的共同作用。那些左右社会生活的重要变化，那些影响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都是这两股力量相互作用造成的一系列后果。
在当代中国，改革不断推进社会的急剧转型，社会实践也经历了急剧变迁，目前已走进了一个新的转折期。这个既取得前所未有社会进步又付出沉重社会代价的过程，使我们能够从经验上更直接地体验到“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及其两个维度”。因此，实践结构论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不仅揭示了世界现代性进程中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模式。也提供了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运行与转型的“双侧视角”：一是在历史长时段中揭示现代性的总体趋势及其逻辑，一是在本土社会转型的具体视域中透视快速演进、交替进行的社会变动。
其五，学科本土论。社会学是在西方社会，特别是欧美文化中生成壮大的知识体系。因此相对于非欧美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西方社会学一直处于强势输出地位，而非欧美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学则长期处于从属追随地位。然而。从国外移植引进的社会学。并不一定与“进口”地区的社会文化完全匹配，所以“进口”地区舶来社会学之后大多存在一个本土化的问题。社会学本土化就是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
社会学本土化是社会学学科发展的世界性特征。社会学中国化就是社会学本土化在中国的体现。社会学中国化的根本目标在于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形成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并使之能够和国际上的强势社会学平等对话，并最终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学的有机构成部分。为此，中国社会学应当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走“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的道路。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即是与国外社会学交流对话，以及对国外社会学借鉴回应基础上“新”生的中国化社会学理论。
上述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和学科本土论，有的已经比较成熟完善，有的仍处于需要进一步提炼升华的阶段，如实践结构论。另外，上述“五论”只是郑杭生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思想的主体骨骼，除此之外，郑杭生近年来还进行了多项极具现实感的研究探索，如有关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探索、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的分析、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倡导等，它们既是对以往“五论”的具体展开，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深入，又成长为新的理论发生点。
二
正如郑杭生本人的总结，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和学科本土论等“五论”及其衍生命题，是“理论自觉”的一个个轨迹点、支撑点，都是立足中国社会的现实变迁，开发传统学术资源，并借鉴国外社会学理论前沿，反思自己、审视别人，进而提炼自己特色的结果。因而，理论自觉是一条贯串“五论”及其衍生命题的“自觉”线索。为我们解析郑杭生社会学的本真内涵提供了恰切的方法论视角。
历史地来看，中国社会学的移植性格，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其实用、应用品格，所以1949年之前的社会学研究普遍重视问题分析和经验调查而忽视理论提炼概括。1979年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这种品格仍旧在相当程度上被沿袭或延续，经验调查和问题分析被置于首位而理论建设被有意无意忽略。郑杭生深刻洞悉这种碎片化研究的弊病，因而积极倡导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并身体力行进行问题和经验的理论抽象与提炼。这种努力既结出了丰硕成果，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肯定，他和他的学术团队被称为社会运行学派，其理论探索被誉为“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由中国社会学家自觉提出来的最早的一个系统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那么，以上“五论”及其衍生命题何以被看作一个系统化的体系？
其实，谢立中在此前就指出，社会运行诸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大体为：学科本土论为社会运行学派提供了目标和方法论方面的前提，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构成了社会运行学派的理论主体，社会互构论则是对这一理论主体的进一步深化。李迎生也认为，诸论是有着比较严密的内在逻辑的统一整体，只有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探求彼此之间的逻辑与关联，才能理解其深刻内涵。他的看法是：学科本土论为该理论体系提供了学理基础，社会运行论是该理论体系的核心，社会转型论是该理论体系的拓展，社会互构论是该理论体系的深化。而郑杭生本人的说法是：社会运行论是基础，社会转型论是深化，学科本土论是追求和方法论，社会互构论则是各论的进一步升华，实践结构论又是在上述“四论”基础上进行的新探索。当然，这一说法是从思考轨迹与研究推进的时序方面给出的先后排列关系，而不必是指理论统一体自身的内在逻辑关系。
从整体上来看，“五论”并不是当其中某一个理论完全成熟定型之后，才提出下一个新的理论命题，而常常是在阐述论证前一个理论命题的过程中，就已经从新的角度对与之关联的新论题作出阐发说明，进而形成另一个新的理论；另一方面，在提出并论证新的理论命题过程中，对于之前的理论也不是束之高阁，而是仍旧适时地作出补充深化，使之更趋成熟完善。因此，“五论”在时序上的关系。只是其提出、论证在时间表上的位置排列。并不等于彼此之间在内在理路上的逻辑关系。也即是说。尽管“五论”是在不同时间先后提出并分别论证建构的，在时间上表现出一种次序性，然而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却并非与其生成时序严格吻合。这表明郑杭生的社会学思想和社会学理论并非范畴与命题的多样自由组合，而是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理路和思维主线。
结合学界同仁的相关看法，以一个简单模型来比拟“五论”的逻辑关系：社会运行论是主体、是核心，从宏观层面上确定了社会转型、社会互构、实践的结构性巨变等理论命题的内容与取向：而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以及其他理论命题则是分支别干，从不同问题、不同视角阐释中国社会的运行，同时也是社会学本土化的具体展开；而学科本土论则是这个模型的说明手册或操作指南，超越社会学的具体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成为对具体社会学理论的社会学阐释。
因此，“五论”不是平行的、并列的关系，而是在内在的逻辑理路上有着主从之分，其间的主从关系是由它们各自在其共同组成的理论统一体中的角色位置决定的。诚如杨敏教授所言，若论开源拓荒，奠定基业，启育后人，融聚新论，诸论之中功德卓著者，非“运行论”莫属。这也应当是以“社会运行”标识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形成的理论流派的本质所在。社会运行论在诸论中的核心位置，源于它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高屋建瓴地规划与阐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历经古典、现代直至当代。一直未能从根本上得到科学界定。如果中国社会学要在社会学世界格局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对这一问题给予富有创意的、合乎理据的回答。郑杭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视为社会学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之所在，视为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建构起点。
郑杭生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主张，源于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留学英国期间的学习和思考。回国之后，郑杭生正式提出自己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这一定义已经得到了社会学界的广泛认同与接受，而且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关键点——社会运行一词也早已成为了日常流行语汇。据郑杭生本人对形成这一观点的思想历程的回顾，社会运行论一方面是对国外社会学两大传统——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的借鉴和吸取，另一方面是对传统中国治乱盛衰的历史变迁的开发和以治乱盛衰为思考重心的学术传统的继承。促使郑杭生关注中国治乱盛衰的历史变迁，除了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的影响，也与他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切身感受息息相关。
郑杭生发现，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的30年间，初步良性运行加上中性运行只有17年左右，而局部恶性运行和全面恶性运行却占了13年左右。这一状况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并非自然而然地良性运行，而是在一定条件和机制下可能陷入恶性运行。而当整个社会陷入像“”那样的全面恶性运行时，不仅整个社会停滞倒退，而且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会受到伤害。同时，通过研究中国历史变迁，郑杭生也发现，传统中国既有许多著名的“治世”，也有不少典型的“乱世”。而当世运离乱或处于恶性运行状态时，也就意味着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经济与文化遭到巨大破坏。因此，社会运行问题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安危兴衰，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关怀家国族群命运，探寻社会发展方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而求治去乱或者说使社会避免恶性运行的思考与努力。也是古今志士仁人的抱负理想。正是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把握。以及对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精神的承继，郑杭生在他的社会学研究过程中自觉地将去乱趋治、实现良性运行作为根本追求。
另外，郑杭生提出社会运行论也是与严复的影响分不开的。百余年前，严复翻译斯宾塞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时，把“SOCIOLOGY”译为“群学”，把书名译作《群学肄言》。显然如此翻译并未忠实于原文，而是有意穿插了太多附会、诠释和投射，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严复的中国传统观念渊源深厚。严复在《群学肄言》的译序中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即社会学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治和乱、盛和衰的原因。探寻使社会达到治康的方法和规律的学问。正是受到严复的启发，郑杭生沿着严复的思路，结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运行状况的反思，形成了社会运行三种类型——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中性运行与模糊发展、恶性运行与畸形发展的观点。尽管运行“三分法”有别于严复的治乱“二分法”，但在精神内涵上却延续了中国社会学发端之初的人文性。
因此，社会运行论融会经典社会学范畴与命题，以及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求治去乱的理念与实践，既从结构功能的角度阐明了社会秩序的动态生成机制。也从中国历史变迁与传统思想中揭示了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逻辑。由此可以这样认为，对国外社会学两大传统的借鉴和吸纳，保证了社会运行论之社会学的学理品格。而对中国治乱盛衰之历史变迁的开发和以治乱盛衰为思考重心之学术传统的继承，则使社会运行论蕴含了独特的文化禀赋。
三
社会运行论不仅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的理论精髓，而且从一开始就根植历史变迁和时代主题，熔铸传统思想和先贤智慧，彰显出深厚的中国文化禀赋。这一文化禀赋，既与费孝通之拓展社会学研究视野的倡导遥相呼应，也与我国当前之社会文化建设的主旋律相得益彰。
文化禀赋是指在某一社会文化环境中生成的社会学理论命题所获得的思想内核和精神特质，并由此表现出异于一般理论的鲜明文化特征。社会运行论被视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特色”得以彰显的重要根源即是其“中国”的文化禀赋。社会运行论之所以是“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并非因为资料对象或研讨问题属于中国社会，也不是由于创建者为中国人的缘故，而是因为其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必要的元素和成分，中国文化给予了社会运行论特定的内涵、特征和表现等。由此，社会运行论的文化禀赋是隐含在其话语、逻辑之中的中国元素，这些元素不是可以被分离出来的知识点，而是与其宗旨、议题融为一体的思想内核和精神特质。社会运行论的文化禀赋彰显了其不同于国外社会学理论之内涵特征的异质性，而这一区别于国外社会学理论的异质性正是其中国特色之所在。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知识门类，社会学围绕大体一致的论题，使用基本相同的概念，是在一种通则性的、普适性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展开言说。不过，所谓的通则性、普适性是从理想状态就其使用的范围和程度而言的，实际上在“普”和“通”的背后，有着深深的西方文化烙印。而与中国的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隔膜。在世界范围内，属于同一个学科群的学者们虽然使用着相同的术语和概念。但是同一概念或术语的内涵却常常因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差异甚大。导致这一后果的直接原因，固然是那些擅长现学现用的学者不求甚解望文生义而造成谬种流传，其实也表明某些理论或概念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其恰切的内涵所指总是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
社会学是现代西方文化背景中生成的知识体系，是一种舶来的异域文化知识，故而才有本土化、中国化的诉求。当然，除了社会学的中国化、本土化诉求之外，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等学科和领域同样有中国化、本土化的要求。当前，有关“中国化”的讨论和研究可以说已经汗牛充栋、浩若烟海，涉及中国化的理论可能、实践途径和衡量标准等方方面面，其中中国化的实践途径尤其受到格外关注。就社会学的中国化途径来说，关注本土文化元素并将其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成为海内外学者们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共识和共同选择。如美国的林南等，港台的金耀基、叶启政、萧新煌等，大陆的费孝通、郑杭生等，他们毫不例外地将中国化的目光转向了传统思想文化资源。
传统源于过去，是“活着的过去”，是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㈣。不可否认。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社会开始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现代西方的特征。然而，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赓续传承、绵延不绝，在现代化、全球化高歌猛进的当下，仍旧坚韧顽强地影响着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也就是说，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社会虽然在西风激荡之中发生了剧烈变化，可是在变化之中仍有坚持和坚守，特别是深入文化基因的价值观念，在千变万化的形式之下，仍旧保留了一如既往的内核。由此，回溯历史、关照过去，能够使我们透视现代性的迷幻表象而获得一种自知之明。
也正是如此，“开发传统”是郑杭生社会学的基本原则和重要理念，因为只有深入研究传统思想文化，找到中国社会文化的根柢与特质，才能保证社会学在服务社会需要中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如上文所示，基于严复的启发影响以及自身的人生经历，郑杭生开发传统的视界主要聚焦于中国社会治乱盛衰的历史轨迹和历代学者以治乱盛衰为思考重心的思想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建构起了社会运行论的基本体系。社会运行论与孔德和马克思两大社会学传统的根本宗旨一脉相通，同时也包含着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治乱盛衰和历代思想家“求治去乱”的思考与实践的凝练概括。尤其是“去乱求治”作为善治理念，与社会秩序与进步、社会良性运行的终极关怀是一致的。社会运行论既然是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变迁实际中来的，当然也能够回到历史实际中去，对治乱盛衰的历史轨迹及其思想传统作出清晰透彻的理解诠释。相应地，“去乱求治”思想传统中的某些元素既可以作为有效分析认识当代社会的有益成分，同时可以“反哺”社会运行的理论思考，给予社会运行论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开发传统”有多种方式和多种视角，郑杭生关于社会学开发传统的方式主要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郑杭生指出，只有加强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和民族性融入社会学中，才能使社会学在中国生根发展，才能创造出与中国国情和社会文化相吻合的社会学。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是郑杭生社会学的文化禀赋的一个重要渊源。在郑杭生看来，通过科学地反思传统中国社会关于社会运行条件和机制等的思想与文化，继承和弘扬历代优秀的社会思想，有利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妥善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真正使社会学服务于中国社会及中国社会大众。因此，郑杭生不仅在他的经验研究与理论建构中时刻贯穿着社会思想的有益元素，而且切实完成了一大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著述。
早在1995-1996年，郑杭生曾组织学术团队搜集资料，为进一步开展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作准备。资料选编以社会运行论为指导原则，分为七个专题：社会变迁的轨迹——治乱盛衰：治世的社会条件及运行机制；达到治世的途径与手段；治世的理想模式；乱世的社会根源；乱世的治理与控制；乱世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和危害。以此为基础，郑杭生与其他合作者一道，发表了多篇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大都收录在四卷本的《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中，成为“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2010年出版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1世纪社会学研究生系列教材”的主打著作，标志着郑杭生及其学术群体运用社会运行论进行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以社会运行理论作为诠释框架。从历代学者考量社会问题、规划社会理想的具体话语情境——治乱盛衰——人手，开拓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这种新视野应用社会运行理论的知识系统与理论范式，综合考量某个社会精英或学术流派的思想学说和行动主张。逻辑呈现他们如何以社会运行与社会秩序为中心，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回应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展开去乱求治的理性思考和实践。
郑杭生及其学术群体运用社会运行论进行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取得的良好效果，说明社会运行论不仅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变迁，是从历史中来的，而且能够回到历史中去，熔铸历代思想家关于治乱盛衰的思考探索，使社会运行论与传统社会思想互构共契，进而达成同一关系。从历史中来，又回到历史中去，从而使其以社会运行理论获得了深厚的文化禀赋。表现出鲜明的中国色彩。
四
社会运行论根植于传统中国治乱盛衰的历史变迁脉络，并熔铸历代仁人志士探索去乱趋治的传统社会思想，同时坚持社会学的基本精神和深层理念。毫无疑问，这一品格使社会运行论既具备社会学的一般性质，又涵蕴中国文化的特殊禀赋。而与社会运行论有着密切逻辑关联的其他具体理论，如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以及对以上诸论作出社会学阐释的学科本土论。也都具备来自传统的文化禀赋。
传统和现代两者之间除了有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一面，还有相互依存、相互吸收的一面，……社会转型论就是一种主张传统和现代既对立又统一的新型的现代化理论。正是基于这一判断，郑杭生坚持认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本质，是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郑杭生之所以强调这一转型观，不仅源于他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理论洞悉。也源于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当下的中国社会不是一个全新的社会，而是包含着诸多传统因素的社会，仍旧处于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过程之中。也正是因为对中国社会文化赓续不绝的延伸性具有深刻理解。郑杭生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主张构想、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的总结规划，无不立足于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这一基本社会事实，不仅特别强调传统对当代社会进程的深刻影响，并且注意从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有益元素，从而使社会转型论及其深化命题具备了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文化禀赋。
社会互构论对当代个人与社会关系动态演进的阐述和诠释，也包含着来自传统社会思想和历史文化的启迪与影响，因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核心。社会互构论的另一主要阐释者杨敏教授指出，社会互构论实质上是以社会学理论的方式，对中华文明的“柔性融和”与“和谐大同”等传统脉络的延伸。“柔性融和”是社会互构的一种表达机制，这一过程使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重新组织起一个共生空间，这些多元文化的核心结构如价值、理念、信仰等。要素结构如符号、象征、意义、仪式等，规范结构如习性、风俗、禁忌、戒律等，在此发生交叉、重叠、复合，在相互调适、修正和改造中发生协同性的转化，即互构共变。各种原生文化的差异性、具体性、多样性得到吸纳，其共同性、一般性、普遍性也得到升华，最终汇聚为一个新的复合型文化体。因之，社会互构共变，特别是互构谐变的思想，同样根植于传统思想文化，同样具有中国的文化禀赋。
实践结构论的中心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快速转型背景下，社会行动与社会生活发生的结构性巨变问题。尽管这一理论的着眼之处是“当下”的社会生活与社会行动。但是这个“当下”得以展开的前提——现代化、社会转型，在郑杭生的理论中都与“过去”、传统密切关联，因而实践结构论仍旧没有跳出传统的“掌心”，仍然笼罩着“过去”的“阴影”。这一点也可以从郑杭生有关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意义的说明中一见端倪。郑杭生指出，通过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发掘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概念和命题，把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经验理论化、概念化，进而形成理论原理或学说，不仅能够为当下社会生活提供来自历史文化传统的知识支持，而且可以进一步丰富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丰富完善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就此而言，实践结构论同样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有着不解之缘，具有来自中国文化的独特禀赋。
学科本土论的“本土化”取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传统社会思想文化的有益元素纳入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当中，从而使其具备中国的文化禀赋。郑杭生指出，社会学的中国化首先是立足现实，同时也与弘扬传统分不开。而所谓弘扬传统，就是中国社会学注意吸纳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治乱盛衰的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人的社会学给以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开发传统，并不仅仅满足于应用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去分析打量过去曾经发生的、被资料文献纪录而有幸留存至今的那些事实，而且要将由此呈现出来的过往事实所蕴含的情与理，融入既有的理论视角中，生成诠释当下的新理论。郑杭生近年来大力倡导的“理论自觉”，就是对学科本土论——即社会学中国化——的进一步深化与升华，其主要表现之一是对传统资源作出自己的理论开发，结合中国社会的悠久历史文化和丰富学术资源，进行原创性的或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
综而言之，郑杭生的“五论”无不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无不具备独特的中国文化禀赋。而这一文化特质都可以在“理论自觉”那里得到积极回应。因此，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文化禀赋。不在于将传统社会思想文化收编帐下当作资料和对象，而在于将那些仍旧对现代、对当下产生深远影响的过去之情和理，化为自身的有机构成。故而，社会学的社会思想文化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分析、解释记录在案的历史文化事实，而更为重要的是要将历史文化事实所涵蕴的情理、智慧转化为当下的理论元素。
五
世纪之初，费孝通先生在推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又曾大力提倡“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要求将传统社会思想与历史文化中那些在现代社会仍旧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观念、意识、价值等，纳入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之中。使中国社会学达成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费孝通先生拓展社会学界限的实质，就是要求中国社会学应注重对“人”的研究，要在其社会学研究中融入那些在现代社会仍有顽强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元素。从而有效提升中国社会学的认识能力。
关键词：新课程改革；民俗文化；兰州市；《品德与社会》课程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131-02
世纪之交，我国启动了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2004年11月11日在南昌召开的“民俗教育与当代社会”高层论坛上，来自全国的一批著名文化学者和民俗学家建议，我国应尽快把民俗和乡土内容纳入中小学教材［1］。只有民俗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才能真正起到弘扬和传承民俗文化的作用。本文以兰州市为例，从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的特点入手，论述民俗文化进小学《品德与社会》课堂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的特点
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是在小学中高年级（3-6年级）开设的一门以儿童社会生活为基础，促进少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良好品德形成和社会能力养成的综合性课程。从教材的内容来看，该课程结合小学生认知特点，以儿童社会生活为主线，按照儿童学习、生活、交往的范围，把个人、家庭、学校、社区、家乡、祖国、世界等内容串联在一起，融品德教育、行为规范教育、法制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国情教育、历史和文化教育，地理和环境教育等内容为一体，培养学生参与社会、学习做人的能力。在贯彻国家课程标准的前提下，彰显教材的地方特色。甘肃省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中心编写的这套教材深入挖掘并展现西北地区的课程资源，选用了许多西部的风景名胜、人文景观，贴近学生生活，从而培养学生热爱家乡、关心家乡的发展变化的情感［2］。使学生在了解和认识家庭、社区、国家、世界等不同范围的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在学国历史、文化、民族和民俗的过程中，激发学生爱家乡、爱祖国的思想情感，并进而放眼世界，走进地球村。
二、民俗文化进小学《品德与社会》课堂
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的内容涉及面广，包括：民俗、历史、地理、文化、道德、法律等与公民素质养成相关的各种知识，尤其是小学高年级《品德与社会》课与民俗文化密切联系的内容更多，既有我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也有丰富多彩的异域风情。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依托有效的课程资源，根据自身条件开发、利用本地区的社会资源，挖掘素材，积极开展民俗文化知识的教育，将其转化为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有效教育资源，使课本知识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从小培养学生面向祖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阔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增强小学生对社会生活文化的认知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
（一）我国民俗文化进小学《品德与社会》课堂
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壮丽的山河”中“我们的‘母亲河’”的内容，学习时可与兰州地处黄河上游，是全国惟一的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的特点相联系，积极挖掘本地民俗文化知识（如马家窑文化、伏羲庙、黄河水车、羊皮筏子、黄河铁桥、黄河奇石等），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和认识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衍，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始于黄河流域。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壮丽的山河，富饶的土地，都印证了“母亲河”对华夏民族的滋养和哺育。而早在四五千年前，兰州先民就依黄河而居，耕牧渔猎，筑屋制陶，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马家窑文化，将绚丽多彩的彩陶艺术推向了巅峰。自秦汉以来，兰州黄河沿岸的众多渡口，就将大西北与中原地区紧密相连，从汉武帝设金城郡开始，兰州一直是中原王朝开拓经略西北的军事政治重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造就了兰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使其成为集黄河文化、民族文化、丝路文化于一身的陇上名城。从历史地理上来看，长期的过度开发，水土植被的严重破坏，导致黄河经常泛滥，给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发出“一定要根治黄河”的号召，在黄河中上游植树种草，防止水土流失；在下游加高加固黄河大堤，防止洪水泛滥。经过多年整治，现在黄河水患已得到了全面治理。但由于黄河中上游地区水土流失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黄河下游形成的“地上悬河”还在继续升高，这些问题依然是黄河汛期的一大隐患。近年来，由于人口增长和工农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黄河无节制地开发和利用，使黄河水不断减少，特别是在下游，黄河已多次出现断流的现象，给下游工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为了解决西北和华北地区的缺水问题，国家正在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滚滚长江水将被引入黄河，使黄河再现生机和活力［3］。今天的兰州城市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在学生了解黄河流域悠久的历史文化知识的同时，对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节约用水、治理黄河污染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使学生热爱家乡、关心家乡，为家乡建设献计献策。
近些年来，由于文化研究的冲击，文艺学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研究对象的泛化、研究方法的游移、学科边界的模糊和学科独立性的动摇，导致了学科性质的困惑和学科前景的迷茫。面对文化研究的强劲势头，"转向"说、"跟风"说、"劫持"说、"终结"说、"拯救"说、"扩容"说、"侵占"说、"跨学科"说、"大杂烩"说、"国际化"说、"殖民化"说，以及究竟是"文化研究遭到文学研究的劫持"，还是文化研究"入侵""劫持"了文学研究？可谓歧见蜂起，异说纷呈。"冷战"，有持续升温之势。
为了协调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为了应对当下中国文艺实践所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谋求文艺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多元化、多样化发展的思路和可能，我认为重建文艺社会学，是必要的。
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并非我的发明。至少在2001年4月的扬州会议上，陶东风先生即有过明确主张。尽管我把80－90年代的文艺社会学研究统称为"学科重建期" ，并把再提"重建"的目标之一，定位于承传上个世纪的未竟事业。但本文之缘起，仍可视为对陶氏话题的展开与延伸。
一、 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
文艺社会学和文化诗学
文化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是作为文艺社会学，继尔是作为艺术文化学介绍到国内的。1995年大连"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后，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把它当作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研究"。1997年，乐黛云先生仍将其视为"跨学科文学研究"和"跨文化文学研究" 。此后，尤其是1999年南京"世纪之交：文论、文化与社会"学术会议后，文化研究发展迅猛。据最新资料介绍：始于20世纪60年代英国伯明翰学派流行文化的研究方法，目前已经应用于全球。而国外最有名的人文网站"Voice of Shuttle"对文化研究的界定是："文化批判主义／理论和社会学、传媒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经济学、文学以及其他代表了当代人文主义领域中’文化’层面领域的交叉点" 。尽管究竟何为文化研究，学界仍有不同意见，但可以肯定地说，作为具有全球性的学术文化思潮，文化研究既是在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将文学研究泛化、策略化、意识形态化了。
关于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研究的渊源关系，文化研究的创始人理查德·霍加特有过清晰表述。他不但认为作为文化研究的"当代文化社会学"是对"传统称为文艺社会学或文化社会学的领域"的扩展，而且提出了应该把"文学社会学"当作"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的思路与构想。 而他关于当代文化研究所应该关注的五大问题 ，其实也无一不在文艺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唯其如此，阿兰·舒特尔华斯在论及早期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宗旨时曾明确指出："在’中心’里这些是很一致的：为了开展文学的社会学研究或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的社会学研究……对于这个中心来说，很明显的一项任务即是培养在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学家。"约翰·科纳在《作为社会学的批评：解读媒介》中也强调："’文化研究’是在社会－文学的考察中形成的，继而在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德·威廉斯的著作中得到重要的发展。"
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如此看法，文艺社会学专家又如何见识？
法国著名文艺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曾根据韦勒克、沃伦的《文学原理》，把文学社会学研究归纳为三种：作家社会学、作品社会学、公众社会学。他认为：三种学说中，第二种源远流长并发展很快。而"理查德·霍加特及其伯明翰现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功绩在于专攻这一课题的另外两个方面，这一总体态度的特征就是从文学出发，通过社会学的方法，达到一种社会化的文学。"
德国学者西尔伯曼，也把文化研究当作文艺社会学研究的新发展，将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和社会，1780－1950》（1958）、R·霍加特《文学的用途》（1956）与《文学和社会学》（1966）等著作，作为重要的文艺社会学文献加以推介。而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法国波尔多"文学和大众艺术技术研究所"，也被同样作为国际著名的文艺社会学研究机构而加以列举。
无论从学理的角度还是从学科史的角度看，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特别是和文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逻辑关联性，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那么，文化诗学和文艺社会学关系如何？
由于文化诗学本身就是新历史主义的别称，是格林伯雷对新历史主义的另一种命名；而新历史主义，既是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现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
基于担心随着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漫无边际地泛化，从而使建立在"文学文本"研究基础上的文学理论，有失去起码的学术品格和学科独立性的危险，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提出了建立"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早在南京会议上童庆炳先生《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便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文化诗学"研究专辑，更给人以中流击水力挽狂澜之感。在文艺学何为？文艺学何能？文艺学何去何从似乎越来越不明朗的学术语境中，倡导一种既立足于文学本位，又具有视界融合特点的"文化诗学"范式，是适时的，极具建设意义的。
不过，在倡导"文化诗学"之时，又以"文化研究"来贬斥"文艺社会学"，却有点使人不得要领，匪夷所思。
作为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教义"的文化诗学，尽管在理论上有些"无法定论"，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历史主义之"新"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对不同理论视域／体系／原则／方法所持的具有包容性的"开放的态度"。为了更加有效地探讨资本主义文化中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福柯主义和欧洲（尤其是法国）的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等等，都成为文化诗学的资源。用格林伯雷的话来说，即"都对我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的形成发生过作用"。有论者将文化诗学的理论假设归纳为"新历史观"、"文本的阐释"和"文本的扩张"三大特点 ，是精当的。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其"文本的阐释"绝不仅仅是"审美"的，甚至主要不是"审美"的。它重视的是"文本"和"语境"的关系。而在对这种关系的阐释中，他们所喜欢使用的又偏偏是那种不但"无诗意"，甚至根本就是"反诗意"的商业化术语。正如格林伯雷所言："艺术作品是一番谈判以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
他们之所以要用"流通"、"谈判"、"交换"之类的商业隐喻来阐释文本，是基于有意识地要解构经济和非经济的二分法，借以"说明似乎是最不沽名钓誉、远离铜臭的高尚实践（包括艺术），其实也在最大限度地谋求物质或象征的利润。上层建筑不只是单纯地受经济基础的支配，它也参与了经济基础的构成。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新历史主义企图找出社会流通的踪迹是如何被抹擦掉的。" 而这一学术旨趣和目标，恰恰是西方现代文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立场之一。
当然，"新兴的文化研究与原来的文艺社会学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但必须强调和补充的是：第一，与"原来的"文艺社会学有很大的不同，不等于和"现在的"文艺社会学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传统的"文艺社会学和"现代的"文艺社会学本身便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关于这一点，童先生在《文艺社会学及其现代形态》 一文中有过透辟分析，不用赘述。第二，这种"很大的不同"主要是表现为"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童先生在文中特别指出了方法："经过’审美’和’语言’的洗礼后，文化研究也找到了新的批评方法，那就是紧紧地从文本的语言出发来揭示文本的思想蕴涵，而不是像过去某些批评家那样，脱离开文本的语言，发一些议论。"这与上面所强调的"不同"，以及对离开文学文本的"无诗意或反诗意的社会学批评"的批评所构成的意指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关系，本文将在下一节讨论。这里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文艺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不同，尽管也包括了方法，但主要的不是方法，而是对象。前者的研究对象是"文艺"，而后者则是"文化"。由于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无一不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文化研究也就把它的研究对象无边际地泛化、无限度地扩张到了几乎无所不包的地步。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也是学界最大的"不满"。正因为如此，本文才提出要重建文艺社会学。
当然，就文学研究领域的某一个体而言，他完全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学术选择。他可以成为一个文学研究专家，也可以并可能成为一个卓越的文化研究专家。而且我还认为，在转型期和全球化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文化研究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性，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就学科而言，文艺学却不可能也没必要对什么都发言，不可能也没必要包打天下。有论者称：越俎代庖，已成为一种"学科霸权与侵略"；而文学理论的"文化化"倾向，则是当前我国文论研究中"最主要、最流行、最隐蔽也是威胁最大的问题"。 "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有沦为二流社会学、经济学的危险。" 这是否有点"危言耸听"，可以讨论。但毫无疑问的是，跨学科研究，必须以本学科的特性、独立性为基点、支点和出发点。否则，它不但有大而无当、大而化之之虞，而且有自毁安身立命基点之险。理查德·霍加特的告诫在今天仍不失其警醒意义："……我们将迟早停止谈论文学，而发现我们自己只是在谈论历史、社会学或者哲学，而且也许只是在谈论糟糕的历史、糟糕的社会学和糟糕的哲学。"
霍加特曾将文化研究的领域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属于历史和哲学方面的研究；二是属于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三是文艺评论。而文艺评论，他认为"是最重要的"，并批评了那种"忽视""必不可少的"文艺批评方法的倾向。
将"文化诗学"定位于"文化研究的专为研究文学文本的分支" ，是符合霍加特把"文学社会学"当作"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的构想的。而这一"分支"，只有提到"最重要的"高度，才能予以充分估价。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走向文化诗学"和"重建文艺社会学"，其学术旨趣是根本一致的。二者的不同点主要在于：文化诗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而文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文艺"――它不仅包括文学，而且也包括其它艺术门类，如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戏曲、影视、建筑等；其次，就文学本身而言，它研究的也不仅仅是"文本"，同时也研究文学的社会过程、社会机制、社会团体、社会管理、社会预测等等。
二、 "简单的""机械的"和"精致的""富于想象力的"
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在方法论上并无高下之分
重要的是理论范式和学科自律的确立
理查德·霍加特在《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一文中，曾区分了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文学社会学。他指出："文学社会学中的某些研究是简单化的和机械的，而有些则是精致的和富于想象力的，大多数则介于两极之间。最有效的文学社会学能够阐明某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文学作品的特性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这种研究可以涵盖大众艺术和高雅艺术，对于某些当代大众艺术则具有特殊的价值，诸如电影，其完整的创作过程，要受到一系列不同因素（经济的、物质的、职业的影响）。"
上述区分是必要的，重要的。文艺社会学（包括文学社会学）既有简单的、机械的、庸俗的；也有精致的、富于想象力的、科学的。那种"最有效的"，自然应该是既不忽略文学艺术的"特性"，又能阐明"制约"或"影响"这种特性的"社会因素"的理论范式。
毫无疑问，"语言论"转向的理论成果，也在现代文艺社会学中沉淀了下来。戈德曼宣称："发生学结构主义是在假设事实的评判和价值的评判之间，理解与解释之间，决定论与目的论之间的一种综合。"
传统的"因果关系"，在他那里成了"同源关系"。而线性的"决定论"，也为众多更加审慎的"促进论"或"影响论"所取代。就是在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学派那里，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概念，其实也受到关注。埃斯卡皮关于"文学是什么"的分析，便是从"语言"和"文学性"出发的。只不过他将"语言"和"交际"、"文学性"和"社会性"结合起来加以分析而已。通过对语言具有"物品－意义"、"能指"和"所指"这一首要特性和双重意义的分析，他提出了"作为交际的文学"的概念。而作为一种社会性的"交际"，文本所具有的"超出语言之外的意义"，便构成了文学的特性之一。也就是说，"仅仅是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人们才可以插入一些新的意义而不破坏它的同一性。"于是，"一部具有’背叛的能力’的作品，一部带有那种随意性的作品是具有文学性的……这种随意性能使得作品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中表现出与在它产生的那种历史环境中以显而易见的方式表现出的意义不同的另一种意义。"
这也就是所谓"创造性的背叛"。"创造性的背叛"是理解文学现象的钥匙之一，它指的是"对作者创作时的实际意图的无意或有意的曲解。这种重新阐释可能挖掘出作者自己未曾意识到的作品的潜在意义，或者增加一种预料不到、甚至可以代替原意的新意义。"
而意义阐释的空间具有无限可能的作品，便是经典的永恒的作品。
皮埃尔·V·齐马的"文本社会学"，也是一种精致而有效的阐释方式。基于传统的社会学批评"基本上都未涉及作品本文的语义、句法和叙述结构"，他尝试将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学批评和不起批判作用的经验的文学社会学综合起来，从而建立一种既是"批判"的又是"经验"的文学本文社会学的社会学批评。它同只关心作品的主题或观念的"批判"的文学社会学的区别，就在于"它关心的问题是：社会问题和集团利益如何在语义、句法和叙述方面得到表现"；它同那种排除了价值判断的"经验"的文学社会学的区别，则在于它"不放弃批判的评述"，主张把本文结构及其产生的条件与读者的各种元本文联系起来。
这种既强调"文本"，又强调"元文本"；既强调文本细读、语言分析（包括语义、句法和叙述方式等），又强调意识形态意义的揭示，把"理解"和"解释"、"经验"和"批判"统一起来的文本社会学批评方法，可视为继戈德曼之后的又一综合创新。而这种视界融合，集审美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于一体的文本社会学批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霍加特归纳并命名的"品质阅读"和"价值阅读"辩证统一的方法，即所谓"某种形式的审美阐释和文化阐释的辩证综合"（陈太胜语）。
由是观之，如果说文化研究找到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的话，那么，这种方法和那种精致的、富于想象力的、有效的文学社会学方法，并无二致。甚至可以说，它们本身就是一回事。在强调文化研究的"新方法"时，有意无意地只拎出那种简单、机械、庸俗社会学的批评加以对比、烘托、反衬，是不够恰当有失公允的。脱离文本缺乏诗意或反诗意的批评，在文艺社会学中有，但在文化研究中也同样有。文化诗学呢？在我看来，"诗意"或"诗性"之有无，并不因为"诗学"之命名而有所益损。因为"诗学"本身说到底，也就是文学理论。文化诗学和过去所指称的文学文化学，似乎也没有什么的区别。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文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极其广阔多样的。有的研究，如对文艺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研究，与文本的某种程度的脱离，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的。有的研究，则需要诉诸社会学的调查、统计方法。尽管这种定量研究，是没有诗意的，但并不意味着就是简单的机械的无效的。
当然，我在赞同"走向文化诗学"之余还要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更为重要的动机还是出于学科史方面的原因。
80年代以来，文艺学领域的"热点"太多，"更新换代"太快，新名词新概念乃至新学科层出不穷，有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之感。这一方面固然表明了文艺学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但另一方面似乎也表明了文艺学的确还是个"不太成熟"的学科 。有论者批评文艺学领域的"追新逐后"和"赶潮综合疲惫症"，认为"高频率的结构调整，没有形成研究定势，更遑论优势。" 语虽尖锐，但令人深思。1987年，钱中文先生便提出"必须建立我国科学的文学社会学"的构想。但在1987－1997这十年间，文艺社会学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距离钱先生提出的目标，似乎尚有很大距离。尽管文艺社会学对于我们来说绝对不是个新名词，早在20－30年代，便有大量译介。到了40年代，更是出现了要为"文艺心理学"、"文艺形上学"争得"文艺社会学"同等地位之呼声。但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丰富历史文献和学术资源，学科性质和学科边界相对清晰也相对成熟的学科，在近20年来的文艺学研究中，却相对"沉寂"（童庆炳语）了。1998年8月我曾在北京图书馆对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研究成果进行过调查：按书目全文方式检索，分别为103、57、23个；按主题词检索，分别为65、50、20个；按书名检索，则分别为39、15、11个。数据表明，在文艺学分支学科中，文艺社会学研究明显滞后。其成果大约为文艺美学的1/4，文艺心理学的1/2弱。书名的比例差所以稍小，恰恰又表明了文艺社会学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单一。
不过，在文艺社会学相对"沉寂"的时期，童庆炳先生的研究还是卓有建树的。1994年，他和程正民先生共同主编并出版了的《文艺社会学·传统与现代》。他认为：文艺社会学是文艺学中一种传统而又现代的理论与方法。说它是传统的，是因为它古已有之。说它是现代的，是因为无论是"西马"，还是60年代的"接受美学"，以及7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批评"，都表现为以现代的形态向文艺社会学"回归"。这一论断是精当并极具启示性的。传统与现代，不仅打通了古今中外，而且也为我们认知继"新批评"之后的"新"批评、继"语言论转向"之后的"文化论转向"，提供了清晰的理论地图和坐标。正因为如此，我才始终认为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其实也就是一种具有"现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
在完成了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社会学"，以及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文艺心理学研究"之后，1997年，童先生等北师大学者又推出了另一博士点基金项目的理论成果《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可以认为，在分别对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所推出的文艺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不但显示了研究者学[]术思路的连续性、承递性，而且也显示了学术旨趣和目标的综合性、创新性。而文艺社会学和文艺心理学在方法论上的结合或综合，其实也就成为文艺社会学学科建设在90年代中后期所呈现的理论形态的多元化、多样化趋势与走向的重要标志之一。
不过，随着90年代中后期文化研究的异军突起迅猛发展，文艺社会学学科重建的工作似乎突然被搁置、中断了。当然，这种情况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即文艺社会学研究，在包罗万象的文化研究中，其实得到了深入和发展。毫无疑问，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又一次"转向"中，文艺社会学是个得益者、受惠者。尽管这种得益与受惠，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实质性的。就这一点当然也仅仅限于这一点而言，可以认为，提出"重建"，只不过是为了给文艺社会学"正名"，或者说图个"虚名"而已。
三、 怎样重建文艺社会学？
文艺学分支和社会学分支
技术的、批判的、实践的
在重建问题上，陶东风提出要打破文化与社会存在的一元论与依附论，把文化理解为一个不仅反映现实，而且建构现实的基本的社会实践。因此，不仅要用社会理论来解读文艺现象，同时也要从审美的、文艺学的角度解读社会现象，用审美现代性来反思现代社会，诊断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偏向。
把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文化活动当作参与历史过程的一种基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力量，既是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支点，也是20世纪文艺社会学一个基本出发点。豪塞认为："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可以互为主体和客体。"它们之间的影响具有"同时性和相互性" 。正是本着这一思路，杜书瀛才反复强调：文学既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人类创造世界的一种方式。它的创造物是具有物质形态的精神存在物，并以此积极参与到"历史创造人"的过程，从而创造"历史的创造者"。
如果说关于文艺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偏重于学理的探讨，那么关于文艺学和社会学在方法论意义上的互动性与辩证法，则不仅在学术史的意义上重申了利维斯的基本立场及其现实意义 ，而且也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揭示了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文化研究的基本路向与价值。
长期以来，在国内的文艺社会学研究中，一般都是讲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艺现象，而用文艺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则较为鲜见。正如有论者言：文艺学在方法论上所能提供给文艺社会学的非常有限，其根本原因在于文艺学本身很少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方法。而文艺学和社会学在理论方法上的"互为主体和客体"的互动性与辩证关系，实际上也就涉及到文艺社会学学科定位这一具有普遍性、根本性的问题。
作为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事实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文艺社会学，即"文艺社会学"和"社会文艺学"。国内关于文艺社会学的学科定位，有"美学"说、"社会学"说、"文艺学"说数种。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文艺学定位。国外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它一度从属于艺术社会学，一度从属于文化社会学，一度又从属于文学理论、文学学或知识社会学、阅读社会学或文明建设社会学，并在其中加以讨论。"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学。同为社会学定位，其中也有不同的理论与学派。其根本差异在于："究竟从哪种社会学的立场――如从历史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的、新实证主义的、批判的、经验的、功能主义的以及行为主义的等等――来阐述这一问题" 。
因此，重建文艺社会学，首先便应该根据不同的理论立场，建构和拓展作为社会学分支的文艺社会学和作为文艺学分支的社会文艺学。当然，根据约定俗成和惯例，无论是属于社会学分支还是属于文艺学分支，我们还是可以统称之为文艺社会学。但有两点必须明确：第一，分属两大学科的文艺社会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不应该相互诘难与颠覆。国内学界曾以"没有文艺的文艺社会学"来非议经验的、实证的文艺社会学，其实是一种"越位"。第二，作为社会学分支的文艺社会学，在它的研究对象或方法中，必须有"文艺"或"文艺学"的因素、特征、性质。也就是说，并非任何方式的社会现象的解读，都属于文艺社会学。《文化研究》第2辑的"哈贝马斯论话语政治"，以及对北大百年校庆的文化分析等，即如此。对于社会现象、社会文本的解读，如果没有本着文艺学的视角与方法，那么，它只是一般的文化研究。
其次，在两大分支之内，还应该重视不同学派的建构与拓展。
关于20世纪的文艺社会学研究，国内一般将之分为四大学派：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社会学、理论批判的文学社会学、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文学社会学、实证主义的经验的文艺社会学；或者分为实证主义经验派、批评辩证派、发生学结构主义、苏联的文艺社会学。而国外，则将其分为两大流派："经验的实用的文学社会学"和"理论批判的文学社会学"（德国，菲舍尔·科勒尔）；或"经验的"和"辩证的"（法国，齐马）；或以法国实证主义为依据的"具体－经验性的研究流派"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一般理论流派"（苏联，尤·H·达维多夫）。声称"至少有三千种考察文学事实的方法"的埃斯卡皮，则以"对处于社会之中的文学的研究和对文学中的社会的研究"
两种方式，对其加以概括。
我认为，"经验的应用的"和"理论的批判的"，应可概括20世纪文艺社会学研究的不同流派和方法。这两大流派，其实也就表征为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合理性形式和价值合理性形式，以及哈贝马斯关于知识分子角色的经典研究――将知识分子功能划分为技术的知识分子功能和批判的知识分子功能――在文艺学领域的分化与对立。
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文艺社会学，是20世纪西方文艺社会学的主流。其研究对象极其广阔繁复；其主要特点，在于谋求一种"处方性知识"。关于这一学派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法国波尔多学派颇具代表性。注重社会调查、统计分析并建立数学模型，是这一学派的方法论特征。
与实证经验派的文艺社会学相反，理论批判的文艺社会学则对此持抨击与否定态度。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便曾因此而与经验派公开论战。他认为专注于作者、作品、读者的外部交流关系的经验社会学研究，其实是从纯商业角度出发，给用户提供资料，寻找潜在的市场。这种方法无助于促进对作品的社会理解，而"只是一种有益于想要搞清楚哪些方法可以赢得顾客而哪些不能的商的技术" 。故此，法兰克福学派反对只把文学当作一种纯粹的社会现象加以研究，而是坚持历史、美学、社会辩证统一的立场，强调理论思辨的方法和"否定的美学"、"批判的理论"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功能。
尽管上述两大学派的研究路向与学术旨趣相悖，但在国内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说花建、于沛的《文艺社会学》（1989）偏重于经验实证派路径，那么姚文放的《现代文艺社会学》（1993）则偏重于理论批判派路径。两种不同的路径和方法，其实也就预设了前者后来转向了文化产业与文化政策研究，而后者则走向了审美文化批判的学术道路。
由于国内学界素来有重理论轻实证的倾向，因此，在学派建设中，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固然重要，但波尔多学派所代表的实证主义经验研究同样重要。正是本着这一基本判断，我认为金元浦最近主持的一组文化研究个案分析，在方法论意义上应予特别关注。据报道，这一个案研究已经引起了"普遍关注与高度评价"。这也恰恰表明了实证的经验的文艺社会学，对于当下文艺学建设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儒家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儒家道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D03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4-0010-13
在拙作《儒家道德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一文中，笔者提出要将儒家道德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融合起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可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或称为儒学社会主义）。使用“儒家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只是为了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中国思想文化特色和强调科学社会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道德主义之间的融合，不排除使用其他更恰当的表述。“儒家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早已有人提出过，但这一概念被用来指传统儒家思想，而不是指融合儒家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近代才出现的概念，而且有其特定的基本含义，那就是主张建立以财产公有制或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人人平等、社会公正的理想社会。是否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制或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判定一种理论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依据。我们注意到，先秦儒家并不主张财产公有制或生产资料公有制，它虽然主张“天下为公”，然而这里所说的“公”并不是指公有制。“天下为公”字面上含有天下是公共的这种意思，但主要指的是政治上把天下传给贤者而不是传给嫡子。而且，除了“天下为公”这一表述之外，在先秦儒家经典中并未见有其他有关建立公有制的主张。因此，将“社会主义”这一帽子戴在先秦儒家头上是不能成立的，也是不严肃的。先秦儒家思想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倒不如说是道德主义的。正是这种道德主义可以与科学社会主义融合起来，我们才可以在这种融合的基础上构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基础的理论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其基础理论的关系
从理论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包括两个基本部分：一是基础理论部分；二是应用理论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是马恩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而其中两个部分的构建逻辑次序应该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然后将这种基础理论应用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用理论。然而，实际的情r是，在改革开放前，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因而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而是直接与中国不同阶段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不同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用理论。
导致这种理论构建实际情形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其中有两个原因是主要的：一是救亡图存的民族生存压力；二是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敌视态度。
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正值中国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期，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全民族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传统思想理论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因而试图从世界各国思想库中寻求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济世良方。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马列主义是解决中国存亡问题的先进思想理论，于是致力于这种思想理论的传播，并将这种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根本问题。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没有时间考虑甚至根本没有想到要将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构建一种能解决中国存亡以及中国未来健康发展的中国理论的问题，而是直接将马列主义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的巨变时期，北伐战争、对共产党的围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几乎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一点冷静思考如何对待传统思想文化、是否要从传统思想文化中继承什么的问题，更不可能想到要把马列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融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当时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将先进的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是教条的，还是结合中国实际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几经挫折，最终产生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但中国革命胜利后，历经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的折腾，直到实行改革开放，才先后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新时期中国实际结合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治国理政思想等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改革开放前，中国没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固然与当时救亡图存的严峻形势直接相关，但也与当时中国处于急剧社会变革时期的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敌视态度有直接的关系。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彻底了专制王朝，中国进入了对传统思想理论进行全面清算的时期。在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之所以会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沦入或正在沦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根子就在于当时的社会（清朝）以至秦汉以来的皇权专制主义社会所依据的思想理论，主要是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理论――孔孟之道。在清王朝已经被的情况下，他们将仇恨的怒火均指向了旧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理论，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响亮口号“打倒孔家店”。在这种情况下，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是如何彻底清除孔孟之道的影响，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把被认为是先进的各种理论与陈腐的儒家思想理论融合起来。在所有先进知识分子中，信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更为激进，因为他们所信奉的思想理论被认为是针对当代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认为是先进的西方自由主义建立起来的更为先进的理论。他们所追求构建的是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类似于比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认为是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先进的俄国十月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他们与传统思想文化决裂的情绪更激烈，态度更坚决。这种情形和态度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延续到改革开放，而在“”中达到了极致，其显著标志是“破四旧、立四新”和批林批孔运动。在这种对传统思想理论持敌视态度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考虑把被认为是最先进的马列主义与落后腐朽的儒家思想理论融合起来。
再次，是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理论基础、论证和辩护的需要。党的十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处于建设的过程中，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给它提供理论支撑。这种支持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给它提供理论基础，也就是要使核心价值观乃至整个当代中国价值观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核心价值观只有置于这种理论的基础之上，它才会成为丰富的、鲜活的、能与社会公众的民族文化心理对接的。二是给它提供理论论证，也就是要使核心价值观的正确性、合理性、逻辑性（自洽性）得到有说服力的阐述，使人们能够信服它，进而认同它、践行它。缺乏这种理论上的严格而充分的论证，即使采取再强力的措施对人们进行宣传、教育和灌输，一种价值观最终都不可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三是给它提供理论辩护，也就是对在核心价值观面临各种批评、责难、反对的时候能够有效应对，使之立于不败之地。这要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充分而有力的理论论证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核心价值观是不可能得到辩护的。但是，辩护通常是它已经有了理论基础和得到了理论论证之后发生的，而且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由于时代和条件的变化，任何一种价值观都会面临种种挑战，因而需要有理论为它提供辩护，并在辩护的过程中修正和完善它。核心价值观正是在这种辩护中与时俱进的。自从党中央提出建设核心价值观以来，我们在理论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尚未建立能够为它提供理论基础、论证和辩护的系统理论。今天提出构建儒家社会主义理论，其重要意图之一就是要将核心价值观置于系统完整的理论滋养和保护之中。
复次，是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和特别强调弘扬优秀传统，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是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形成的思想文化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文化？显然，它不会是科学社会主义，但它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文化进行转化和发展形成的。同时，它既然是对传统文化的转化和发展，那它也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传统文化，但它又与传统文化有承继关系。因此，这种思想文化应该是一种新的思想文化形态，这种新的思想文化形态是用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当代人类的先进思想文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为了突出其中国思想文化特色，我们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从这种意义上看，今天提出构建儒家社会主义既是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当代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必然要求。
最后，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需要。伴随着我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强大，文化强国建设和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再次提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并对中华文化如何走向世界作了全面部署，从此“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上升为国家战略。当我们提出要让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要让什么样的中华文化走出去、什么样的中华文化才能真正走出去、什么样的中华文化走出去后能够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这样一些问题。中华文化延绵5千多年，源远流长，其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纷纭复杂，但从历史形态来看，中华文化可以划分为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我们要推出中国传统文化，更要推出中国当代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当代的思想文化，也是中国当代文化的精神内涵，而其中的基础理论更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核和实质，也是当代中国文化中最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内容，是当代中国文化区别于其他一切文化形态特别是当代西方文化的基本标志。在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基础理论走出去，通过它走出去增强整个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因为这种理论才集中体现了中国对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主张和谋划，是解决当代世界面临的种种难题的“中国方案”。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理论未完全形成。今天提出构建儒家社会主义理论，正是为了促进这种基础理论的形成，并使之成为当代世界最先进、被别的国家所重视的从而想要拿回去的思想文化。当这种理论形成的时候，中华文化才可能是其他国家最需要的文化，因而也才能够真正走向世界。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可能性
前文已经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是三种基本因素融合的结果，即科学社会主义、儒家道德主义和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先进思想文化。在这三种基本因素中，科学社会主义和儒家道德主义又是更基本的因素，因为这两种因素规定了这种理论的基本性质：它是社会主义的，同时又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将这种理论形态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
从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科学社会主义历来被视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理论的对立物，可以说它是被作为儒家思想理论的批判者和替代物引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它与儒家思想理论似乎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经过近百年的复杂历史进程，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我们过去的那种对传统的激烈反叛情绪慢慢地冷静了下来。开始逐渐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传统文化并非都是糟粕，其中有许多合理的、有价值的内容，它们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寄托和价值追求，也程度不同地反映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性和规律。当我们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对传统文化中优秀内容的继承和弘扬的问题，就会想到传统文化与作为我国当代指导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会思考有没有可能将两者融合起来以形成一种具有民族根基的中国社会主义形态的问题。如果我们认真考虑到所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所理解的传统文化是那种已经融入我们血脉、成为我们基因的那种原生态的（先秦的）儒家思想文化，那么，对科学社会主义与传统文化能否相融合问题的回答就是肯定的了。
在拙作《儒家道德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中，笔者把儒家思想理论视为一种道德学说，称为儒家道德主义，并从道德的角度探讨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这里再从两种理论在性质和内容上的非对立性（相容性）、类似性和互补性三个方面对两者融合的可能性作些进一步的阐述。
两种思想理论能否融合，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两种理论在性质上是否对立。一般来说，两种性质对立的理论谈不上融合，充其量只能是一种理论可以从其对立的理论中吸取一些有益的因素或借鉴它。衡量一种思想理论基本性质的主要依据有三个方面：其一，它是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少数统治者的立场上；其二，它主张建立的社会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还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其三，它追求的社会理想是人人平等的公正社会，还是自由竞争的两极分化社会。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科学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主张通过解放无产阶级达到解放全人类，而自由主义实质上是站在在自由竞争中取胜的少数资产者的利益的立场之上的。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平等社会；而自由主义主张建立以财产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自由社会。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建立“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自由人联合体；而自由主义主张个人自由发展和凭实力自由竞争，而不考虑竞争必然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近代以来的历史事实表明，自由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彼此之间都从对方吸收了一些有益内容，但它们没有发生融合的事实，甚至也没有融合的意向，而且也许永远也不可能融合，其原因就在于它是两种水火不容的理论。
把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加以比较，情形完全不同。它们虽然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理论，但在性质上不是完全对立的。首先，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全人类普遍获得解放和自由的共产主义；儒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改变现存社会制度，但主张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其次，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但不绝对反对市场经济；儒家虽然不主张公有制，但它也不主张私有制，当然也谈不上反对市场经济。最后，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全人类解放，包含了对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深厚感情；儒家虽然主张爱的等级差别，但也包含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情关怀。从这些方面看，科学社会主义与先秦儒家不仅不对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容的，甚至是相似的。
科学社会主义与先秦儒家的相似性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两者都主张建立一种人性化、人道化、人情化的理想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将这种社会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儒家道德称之为“大同”社会。它们在这种社会的基础和实现路径方面的主张不同：就社会基础而言，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而儒家没有这样的明确主张；就实现路径而言，科学社会主义主张通过无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而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如果我们将它们关于这种理想社会构建的思想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它们十分相似。这种相似主要体现在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儒家道德主义主张“天下为公”，而且，虽然它们对理想社会构想的细节不尽相同，但它们构想的理想社会都是不同时代人们都很向往的美好社会。二是两者关注的焦点都是人完善和发展的理想人格问题，即“成人”的问题。儒家道德主义重视人的道德人格完善的问题，而科学社会主义关注的焦点是人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获得全面而自由发展，因而人的完善、发展是两者的共同轴心。而且，两者都认为人的完善和发展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自我建构或造就的结果；个人的完善和发展离不开共同体，而共同体的和谐又离不开个人的完善和发展，两者互为因果、良性互动[1]。
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之间可互补的内容更为丰富。从两者之间最重要的相似方面看，它们之间互补对于今天中国主流价值观构建尤其具有意义。
【摘要】从化学发展为社会建设带来的贡献、危害以及人们应如何对待化学、利用化学等方面着手，介绍了化学在人类生活与和谐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化学 和谐社会 生命科学 环境污染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化学是一门中心科学，它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需要都有密切关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化学是一把双刃剑，在作出贡献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许多威胁，随着化学品的大量生产和广泛应用，给人类本来绿色平和的生态环境带来了黑色的污水、肮脏的大气。
一、化学给社会带来的贡献
化学是自然科学的组成部分，它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和性能之间的关系，以及物质转化的规律和调控手段的一门科学，是一门中心科学，它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需要都有密切关系。化学教育的普及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提高公民文化素质的需要。化学关乎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生活在化学世界里。
1.化学与生活。不知你对微波炉加热食品的原理是否熟悉，其中包含的原理是：当分子（主要是极性分子）接受了微波辐射的能量后，会在极短的时间内从相对静态转化为动态，通过分子偶极高速旋转，会产生很强的热效应。这种加热方式被称为“内加热”，是微波诱发的一种有机反应。有人将微波辐射称为有机合成中的“高能技术”，它的发展空间十分广阔，前景不可限量，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2.化学与生产。在肥料家族中，既有农家肥，也有大家熟悉的近代化肥，还有鲜为人知的稀土微肥。稀土微肥的主要成分是硝酸稀土，其中镧、铈含量各占28%和51%。稀土农用是中国首创，它对稳定我国耕地面积，提高单产，促进农业丰收，缓解人口增长与土地资源紧张的矛盾有着良好的作用。
3.化学与能源。能源是指能提供能量的自然资源。现代主要能源是煤、石油和天然气，它们的储量都极其有限。因此，各国在积极寻找新能源。氢能就是最佳选择之一。氢燃烧时发热量大，燃烧产物只有水，洁净、无污染。但氢在常温下是气体，作为能源材料，在储存、运输和使用的诸多方面受到了限制。储氢合金的问世解决了这一问题。储氢合金可以和氢气形成金属氢化物，从而固定氢气，加热后又可以把氢气放出来，其储氢的密度可以大于氢气瓶。合金的组成和结构是决定其吸氢量的主要因素。在节能方面，化学也起着重要作用。如燃油乳化、煤的合理利用等。
4.化学与生命。生物体系以生命物质为基础构成，生命过程本身就是无数化学变化的综合表现。在研究生物体的物质基础和生命活动基本规律的领域里，化学不仅提供方法和材料，而且在提供理论、观点、技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没有核酸就没有生命。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中的奥秘就在核酸。生命的基础是蛋白质，而核酸就是复制蛋白质的精灵。也就是说核酸是生命遗传物质的基础，是遗传信息的载体。经过几十年对核酸的研究引发了基因工程革命，基因工程以超过我们想象的速度发展着，带来了一批突破性的成果――抗病虫转基因物质的研究取得巨大成功，“无性繁殖”取得成功，基因工程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提高农产品品质基因诊断、基因治疗、基因疫苗、器官复制和再生等方面将会有更大的贡献。
二、化学给社会带来的危害
化学给社会带来的最直接的危害是环境污染。
1.水污染。水是一切细胞和生命组织的重要成分，是构成自然界一切生命的重要物质基础。由于人类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在使用水的同时，也往往使某些有害物质进入水体，引起天然水体发生物理和化学上的变化，造成水污染。水污染按污染物质的类型可分为：病原体污染、需氧物质污染、植物营养物质污染、石油污染、热污染、有毒化学物质污染、无机物污染、放射性污染。
2.大气污染。工业文明和城市发展在为人类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把数以十亿吨计的废气和废物排入了空气中，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圈几乎成了空中垃圾库和毒气库。是什么让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变得如此肮脏呢？
答案就是大气污染，它正在影响我们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健康，腐蚀材料和建筑物等。
三、人们应当如何对待化学的利与弊
近年来发生了很多食品安全的事故，例如豆腐里面的吊白块，食品里面的苏丹红，更有“三鹿奶粉”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其根本原因就是奶粉中的添加剂“三聚氰胺”。商家用意何在？无非是想获得更大更多的利润。
化学其实并没有什么利弊，关键是人们如何去看待它，使用它。用在合适的地方它就是对我们有利的，如果居心不良的话它就是对我们有害的东西。
生活中，很多地方会用到电池，电池为我们带来了方便，可以不用插上电源使用，但是使用过的电池如果随意丢弃却会污染电池四周的土地。如果集中回收还是可以预防这件事情的发生的，甚至可以再次利用。
总的来说，化学在我们社会的建设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也许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危害。我想只要我们所有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理性地对待它，发挥其所长，寻找办法对付危害，和谐社会的脚步离我们将越来越近。
关键词： 社会文化知识 跨文化交际能力 中职英语教学
外语交际与母语交际不同，用母语进行交际的人属于同一文化背景，而外语交际的双方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外语交际能力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能力。要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就必须把传授社会文化知识作为外语教学的重要内容。
一、语言与社会文化知识之间的关系
“文化”一词含义非常广泛，它包括社会信仰、传统观念、风土人情、文学艺术、衣食住行等，因此可称为“社会文化”。社会文化与交际密切相关，是一整套约定俗成的社会生活方式的体系。就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讲，语言有以下几种功能：（1）交际功能。语言是人们交际中传递信息的工具，而交际是语言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2）载体功能。语言在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反映着社会文化，并将其一层层地积淀下来，世代相传，所以语言是社会文化的载体。（3）指导功能。人们可以通过语言对别人施加影响，也可以从语言中得到知识，接受教育。因此，语言与文化不可脱离或单独存在。
东西方人由于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不同，因此在思想、信仰、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差异很大。这些差异反映在语言中，则涉及词汇、句法、礼貌用语、禁忌语等方面。
比如，汉语中表示亲属的词特别多，而英语中这方面的词语却很少。如汉语中的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在英语中只有一个对应词uncle，伯母、婶母、姑母、舅母、舅妈、姨妈在英语中只有一个对应词aunt，而“嫂子”、“弟妹”等词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的称谓。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汉民族封建文化非常重视家庭结构特征，无论哪一方面的社会关系，都必须按亲属称谓进行规定。英语中没有类似的文化背景，因而缺少与汉语称谓一一对应的词汇。
二、在中职英语教学中讲授社会文化知识的必要性
由于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及追求升学率或考试过关率，中职英语教学往往也过分注重词汇和语法的讲解，不太重视社会文化知识的传授。结果不少学生虽学了几年英语，却仍难以进行较自然、有效的交流。既然语言不能脱离文化单独存在，那么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就应该重视相关社会文化知识的讲授，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三、社会文化知识的教学原则
加强英语社会文化知识的讲授，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意识。
教学内容必须与时俱进。社会文化知识不仅应包括历史事实，更应注重研究当代社会中的文化现象。
在比较两种文化时，应重视各民族文化的特点，对任何文化都不带有歧视或偏见的态度。
四、社会文化知识的教学内容
行为方面——包括衣食住行、购物、文化活动等；社会生活方面——包括工作场所规定、婚姻与主要社交礼节等；体势语言如面部表情、手势等。
五、社会文化知识的讲授方法
（一）实物与图片
讲授社会文化知识如仅依靠书面教材，学生听起来会感到比较抽象。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可使用邮票、明信片、报纸杂志的插图等实物和图片辅助教学。由于中职生英语词汇有限，听力水平一般，教师可用英语和母语结合起来讲解和表述，以便学生理解。
（二）多媒体教学设备和网络
电脑、投影仪、电子白板、播放机等多媒体教学设备与网络能生动、自然地反映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英语文化的内涵。在运用此教学方法时，应注意处理好影像与文字、英语与母语的关系，使教学内容与教材一致。为强化教学效果，教师可事先提出问题，在学生看完视频或听过相关材料后，进行口头问答或讨论。
（三）常用课堂练习的类型
1.多项选择
在多项选择中，可创设一个情境，选择项为回答，以下是一个关于礼节的练习：
You have been having a headache for a week and have just started to feel of the parents of your friends says：“How are you？”，What would you do？
A.Start talking about your problem.
B.Say：“Not bad，thanks.”
C.Say：“Thank you，how are you？”
D.Say：“Thank you，and you？”
（答案是B）
2.填空
填空是创设情境后让学生回答，不同之处在于它要求学生写出答案，其难度略高。如：
Situation：You have been invited to dinner at an American friend’s home.
You are about to sit down to eat，but you want to use the toilet before dinner？
Question：Could/Can I use the bathroom？
Your friend’s answer：Sure.
（注意：这类练习的主要目的是练习运用社会文化知识。）
3.模仿
模仿相对而言难度较大，但如选题适中，往往更能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如：
Situation：At a restaurant.
Student A has ordered food but the server brought him a different dish because she has forgotten what was originally ordered.
本练习要求学生扮演饭店顾客与服务员的角色，练习用“澄清事实”与“争议”这两项语言功能，由于情景设在饭馆，争议的内容具体，因此难度并不太大。需注意的是，中职生词汇量较少。为使活动较顺利地进行，教师不仅应选择合适的学生，而且应补充一些相关的词汇和短语。
4.对比
对比是讲授社会文化知识的有效方法。
（1）利用教材内容与本国文化进行对比。
如中职英语教材中一般都有关于节假日的文章，教师可要求学生将中外节假日（如圣诞节、春节等）作比较，并让学生区分出这两个节日期间常用的不同祝愿语。
（2）选择一些社会文化差异的练习，比较中外文化的特点。
You are visiting an American friend in her new apartment.You like the apartment and you want your friend to know .What would you do？
A.Say：“Your apartment is nice.How much is the rent？”
B.Say：“The place is really nice，I like it a lot.”
C.Say：“I like your apartment”。Then pick up some things.
D.Say nothing，but walk around and look at everything in the apartment.
（答案是B）
中国人询问同学或朋友物件的价格是常见的事，但在西方，这是一种禁忌。教师对这类文化差异可能已讲过多次，但在与外国人交谈时，不少中国学生仍会下意识地提出这样的问题，通过练习可以避免犯类似错误。
六、结语
外国文化不可能自然习得，它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获得。因此，在教学中讲授英语社会文化知识就十分必要，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升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在英语教学中进行社会文化知识的讲授目前已取得一些成效，但由于这方面的教学历史还较短，有待我们进一步努力和创新。
参考文献：
[1]邢福义。文化语言学增订本[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