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学习和工作生活中，大家都尝试过写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那么，怎么去写论文呢？下面是小编辛苦为大家带来的古文学论文（最新5篇），希望可以启发、帮助到大家。
（一）课堂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
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
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该门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
1.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众所周知，兴趣既是学习的动力和内驱力，又是激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故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常常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成为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只是如何运用该形式并取得相应成效需要教师提供视角和思路并精心组织。长期以来，笔者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围绕“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之思路，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开展了相关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组织”指的是在笔者带领和指导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群，学生自愿加入，建立兴趣小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话题讨论和活动开展都是围绕“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如让群中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分门别类收集整理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民俗文献、民俗图片等古代民俗资料或描写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秩序”是从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问题讨论，有条不紊进行。时至今日，在qq群空间已经了兴趣小组所收集整理的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农业生产、日常饮食、文房四宝、工艺器用、花卉草木、岁时节日、游艺娱乐、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资料和民俗图片，以及古代民俗诗词若干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拓展古代文学的学习空间以及提高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实践能力也不无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位对新文学的成长投入了满腔热情，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地积极开拓的元勋，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作家胡适先生。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关于胡适对学的贡献，常戴着有色眼镜来评价这位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历史人物，也很少对其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这既违背了史家“不掩恶，不溢美”的作史道德，也不符合唯物主义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此，我们应当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作一个全面的回顾，对在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胡适先生重新认识和评价。
胡适对学的贡献主要在诗歌和文学主张方面。早在1915年，二十四岁的胡适在留学美国时，就破天荒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当时与胡适一同去美国的青年，支持胡适的人寥寥无几，但胡适文学改革的意志异常坚定，可以说是义无反顾。当他的好友梅光迪反对他时，胡适写了一首诗进行反驳并自我鼓励：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褂，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作歌今送梅生行，狂言人道臣当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重轻。胡适在这首如同大白话的诗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这一主张早于《新青年》三年，可以说，文学革命发轫于胡适一点都不夸张。与此同时，胡适更不顾在美国留学的同仁们的反对，自己尝试着用白话作文写诗、写剧本。他的《尝试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尽管其诗歌写得幼稚且缺乏情趣，但诗集的开拓之功是不容磨灭的。他在1916年8月4日寄给好朋友任叔永的信中说：“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胡适极力主张废除文言文，改用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作诗、作文，他说：“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台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当他的好朋友都竭力劝他莫冒险提倡学时，胡适的决心更大，他说：“吾志决矣。
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可见他在思想上做好了失败的打算，抱定了百折不回的决心。这些对文言痛加排斥，全盘否定而又不遗余力地实践新文学的观点为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不仅如此，胡适还在报纸上和给朋友的信中大肆宣传学，主张人们都摒弃文言文，改用。他从中国文学史中梳理出学的传统，指出了文学发展的趋势，更从欧洲文学革命取得的经验中获得启发，断定以口语代替远离口语的毫无生气的古文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虽然他的文学革命主张受到了复古派的围攻和喧嚣鼓噪，尽管他只有单枪匹马一个人，但他始终毫不懈怠地为学呐喊，文学革命的信念从来不曾动摇过。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著名的论文《文学改良刍议》。这篇在复古派看来非常荒唐而又离经叛道的文章，却为学注入了一支强心剂，是一篇讨伐文言文的战斗檄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项主张：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今天看来这八项主张并不算多么新颖惊人，可那时却是惊世骇俗之语。这八项主张实是对空洞无物的文言文彻底铲除，虽然有些观点并不是很完美，但它对僵死的文言文已构成摧枯拉朽的扫荡之势。这些文学主张的抛出奠定了胡适作为文学革命大旗手的历史地位。
当然，胡适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学者、诗人、文学理论家，他的思想感情同劳苦大众的思想感情还有不小的距离。因此，他的文学革命主张也只能是在推翻古文学，提倡学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它不可能构建一种内容充实，生动活泼，带有劳动人民感情，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崭新的文学形式。但是胡适在新文学诞生期，为新文学的滋生、培育，身体力行地亲身实践，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当我们回顾那段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无论如何，都应该肯定这位新文化运动先驱曾经立下的丰功伟绩。
(一)重学生轻教师
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倡，建构主义教育理论与双主体教学理论为越来越多的教师所认同，他们开始转变观念，越来越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这是教改中最为可喜之处，因为观念的改变可以促进教改的深入与发展。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时矫枉过正，重学生却轻教师。具体表现在，以学生的兴趣为导向标，忽略了教师自身的引导作用。事实上，素质教育在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这种误区的形成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上，教师的动机是好的，但效果却不能与动机成正比。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模式往往采取“作者介绍———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三段论式教学，这种模式今天依然有着较大的市场。这种教学方式，往往“面”铺得较广，“点”挖得不深，教师更多的是充当了知识的传声筒，因而课堂教学引发不了学生的兴趣。为改变这种现状，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一些教师就通过讲述作者的生平故事、文坛趣事、野史逸闻等相关内容来丰富教学课堂。这样的穿插教学本无可厚非，首先它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其次，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扩大学生的视野，增加知识面。但是，一旦不能把握好“度”，过分倾斜于此，教改就会走向误区———为吸引学生而忽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传授了基础知识忽略了能力培养。客观上，随着教师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学生评教成为教师教学评价的重点，从某种程度上说，教学业绩的好坏取决于学生的喜好。学生评教的角度往往从自身的兴趣出发，要求课堂气氛轻松，不能注意到知识的系统与衔接，不愿接受思考与科研的辛苦。一堂生动的好课就被狭义地理解为多讲故事、多举事例。笔者曾就“如何上好古代文学课”向学生展开调查，70%多的学生认为文学史及作品枯燥了些，要求老师“多介绍一些背景知识、作家生平及相关故事”。此外，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明显感觉到：学生对小说教学的兴趣远远高于诗文教学。教学评价体系以学生评教为主，势必对教师的教学活动产生误导，为获得学生的高分评价，一些教师的教学自然会迎合学生的口味。教与学的相互融洽，应该是教学中的极高境界。然而，以牺牲教师的主导地位为代价换得的“融洽”，应该说是得不偿失的。学生得到的是信息时代网络书籍上轻易可得的“趣味”，失去的是培养能力时代的能力丧失。最典型的莫过于四年本科毕业，毕业论文都无从下手。
(二)重手段轻方法
当今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社会的进步带动了教育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正越来越深入地走进教育，多媒体教学就是最好的说明。小小三尺讲台可视接千里，耳听八方。教学容量增加了，教学效率、效果提高了，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加强了……多媒体教学正显示出其巨大的优越性。正如一枚钱币有正反一样，多媒体教学中也存在误区，这就是重手段轻方法。明显表现在多媒体课件蜂拥而上，教师教学方式方法依然陈旧。以古代文学教学为例，教学方法依然是传统的“三段论”直讲，不同的是将粉笔板书换成多媒体的屏幕显示，配以一些画面与音乐。其最终除增加学生的感官刺激外，与传统的教学效果并无二致。这种现象的形成，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对多媒体教学认识的偏差。作为现代教育技术重要手段的多媒体具有时代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衡量办学、教学的一个重要指征。无论是对学校的本科教学(研究生)验收还是对教师的教学评价，多媒体教学都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因素。多媒体教学的重要性，往往使人们在认识上产生一种错觉：凡运用了多媒体的教学就是教改，就是好课。事实上，多媒体只是适应时展、以计算机作为知识载体的教学手段。多媒体(计算机)教学始终也只能是一种辅助的教学，它不可能改变整个教育过程中的实质，教学的主体只能是教师与学生。这就好比教师是厨师，学生是吃饭者，多媒体是灶具、炊具。饭菜是否可口，关键是厨师的手艺和学生的胃口。灶具、炊具最大的影响只是在于做饭的功效。一堂好课，手段固然不可缺少，关键还是在于教师的教学方法。衡量一堂好课并不能以是否运用了多媒体技术为标准。曾经有幸聆听过中国文学研究所杨义先生的两次讲课，没有多媒体技术的帮助，却依然让我们有如沐春风之感，领略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内涵。应该说，教师的主导地位就体现在教师的知识积累及传授的方法上。重手段轻方法，只能使多媒体教学成为新瓶装旧酒的传统教学模式的翻版，而不能正确合理地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师自身的现代教育技术水平也是形成重手段轻方法的一个原因。多媒体教学中，教师运用最多的莫过于教学课件。课件的来源，或是自己制作，或是网上下载，或是花钱购买。自己制作的课件，因为计算机知识的欠缺，往往只能以幻灯片的形式出现，结果无非是将原来粉笔的板书变为电子板书，换汤不换药，不能有效地发挥多媒体的作用。网上下载或购买的课件，因为“舶来品”的缘故，教师不熟悉教学内容，丧失教学的主动性，很可能导致“照本宣科”。此外，由于现代教育技术水平的限制，课件往往重复使用，修改的概率微乎其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使得教学模式固定化，从而抹杀了教学中的个性、特色与灵活性，限制了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自然也就陷入了重手段轻方法的误区。
二、特色课堂的构建———古代文学教改的应对措施
美国教育学家杜威有句名言“教之于学就如同卖之于买”，也就是说：要让学生会学，教师就必须会教。古代文学教学的目标应该是，让学生在掌握古代文学知识的同时，增加人文素养，陶冶性情、情操，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基于此，笔者认为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优化教材与课堂结构，发挥教师主导作用，构建特色课堂至为重要。古代文学特色课堂构建的前提条件是有效地完成教学内容。原则是充分发挥教师与学生的主体作用。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古代文学知识，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增强人文素养。为此，笔者将古代文学特色课堂分为三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强化记忆的自学课堂
该课堂体系的特色就在于，以学生自学为主，利用多媒体技术，将古代文学的基础知识与古代文学学科的考试相结合。具体操作上，以教师为主导，首先将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介绍给学生，使学生对古代文学史在总体上有一个宏观的把握，以便在今后的学习中做到知识的系统化与完整性。比如，介绍到魏晋小说，可以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脉络加以介绍；学习宋代诗歌，可以将北宋、南宋诗坛加以概括。接着，在多媒体的教学屏幕上显示一个教学单元的基本练习，诸如作家的字号、作品，名句的填空，文学流派的解释，作家创作的概况等基本知识，由学生在课前预习及课堂开卷的基础上随堂完成。学生的练习作为该门课程总成绩的一部分。这样的教学课堂，可以充分优化教材，将教材中最基本的知识以相对少的教学时间梳理出清晰完整的线索并加以强化训练。同时，通过强制也可以加强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与主动性，打好古代文学的基础，杜绝平时作业中的抄袭及期末考试时的临时突击和舞弊现象。
(二)“授之以渔”的能力训练课堂
该课堂的特色主要是对教材中的重点章节有选择地进行专题讲述，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专题教学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参考资料等通过多媒体屏幕介绍给学生，进而教给学生研究的方法。比如，讲解姜夔作品，可以结合周济的《宋四家词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的评论加以讲评。讲授清代小说时，可以将当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研究热点、研究空白等介绍给学生。据笔者了解，这样的教学内容还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认为教师不是教“死书”，能扩大他们的视野，调动和激发他们的科研创新能力。专题研究教学也可以采用讨论教学，可以事先布置讨论题或读书报告，要求学生查阅资料，课堂上以学生介绍资料综述及自己的观点为主。如《聊斋志异》专题可重点分析其女性形象。《聊斋志异》几乎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狐仙鬼女主动找书生，并且一见面就委身于书生，就此可让学生展开讨论，进而深入探讨作者的女性观。教学中，应根据教学课时及教学要点设计好一学期的教学专题，如，唐代文学中的“李白研究”、“杜甫研究”等，教学不要求面面俱到，重在给学生以启发，培养学生的能力。这种教学课堂，可以突出教材的重点，重要的是通过平时的训练，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毕业论文的完成打下基础。同时，也可以避免学生毕业时，论文无从下手，抄袭、剽窃他人劳动成果的现象。
(三)增强人文素质的情商课堂
“情商”是心理学家相对于“智商”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人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在这一点上，古代文学课占据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古代文学作家作品中，很多地方显现着健康健全的人格魅力和优良的民族美德。如果引导得法，古代文学课完全可以成为生动的美育课，给学生以心灵的洗涤与净化。情商课堂的创立就是要联系古代文学作家作品对大学生进行人生教育，以此增加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大学生的审美直觉能力，增进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进一步塑造大学生的健康人格。情商课堂可以通过学生感兴趣的作家生平经历，针对现实生活中的热点话题，展开讨论，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如苏轼生平经历坎坷，但在逆境中始终能保持一份乐观。《潋湖上初晴后雨》《前赤壁赋》《水调歌头》都表现了这一共同特点：人生的不快、不顺、不幸、不如意都在对自然、生活的热爱中得以化解。将苏轼的人生态度与当前大学生找工作的挫折相联系，会给学生很好的人生启示：遇到挫折，如果一味自怨自艾，生活的天空会一片黯淡；只有尽量去寻找、发现生活中的美，生活中才会海阔天空。该课堂也可以在讲解作品时联系相关话题，对现实生活中的普遍现象进行思考。如讲解《红楼梦》时，可将贾府的腐败与当今的社会现实相结合。贾府的腐败包括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三方面，贾府的腐败是它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腐败不仅是封建社会的毒瘤，也是当今社会的毒瘤，通过《红楼梦》的学习，可以知道反腐倡廉的重要意义。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也是大学生最感兴趣、最敏感的话题。《聊斋志异》中一些篇目(如《葛巾》等)的女性毅然离开了原先的“爱人”，可以联系近年来大学生因失恋轻生的现象，探索其原因，对大学生进行爱情观、生命观的教育。此外，情商课堂还可以通过对古代诗词的欣赏、朗读陶冶大学生的性情，培养其审美欣赏的直觉能力，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中，利用多媒体手段，将音乐、画面、朗读等多种手段有机结合，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情商课堂可以使学生从书本走向生活，可以使古代文学教学更贴近现实人生，从而增添时代气息。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优秀传统薪火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高等院校的学生，人格的塑造，对今后走向社会至关重要，因此，情商课堂的构建是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个亮点。
三、结语
一、研究者的阅读能力与层次：
t1、阅读能力：
t 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学，首先要过的是文字关。因为古代文学作品都是用古代汉语写成的，只有多方面掌握古代语言的文字、声韵、语法等知识，能够自如地阅读古文，才能真正读懂作品内容。以广为流传的唐代诗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为例，(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如果不明白其中的“城阙”“三秦”“五津”“宦游”“比邻”“歧路”“儿女”等字词的意思，是无法理解这首诗表现的内容的。
阅读能力还包括对作品内涵的领会能力。譬如有时须了解作者的 背景与写作动机，用中国古代传统的说法是“知人论世”,也就是作者因何要写这首诗？这就需要许多历史、传记、文化背景、创作情况资料方面的积累，下许多考证的功夫。
t 以李商隐的《锦瑟》为例，(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历代评论家都有感于它的难解，它难解在什么地方呢？不在它的字、词、句意，而在于它的背景与动机。关于此诗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这是诗人追怀他死去的妻子王氏，是一首悼亡诗(见《玉溪生诗笺注》);有人说这是一首描写音乐的咏物诗(见《缃素杂记》);有人说这是李商隐晚年追叙生平，自伤身世之辞(见《玉溪生诗笺注》)。持这些说法中的任何一种，从诗的字句都分析不出来，都要有材料为依据，要有考据查证的功夫，如果不了解牛李党争、义山与王茂元之女的婚姻、王氏的夭亡、王义山自己仕途的坎坷，无法做出悼亡、感遇的推测；如不知旧版李商隐诗集以此诗为首，也很难判定其为诗序、诗论；至于王氏是否精通音律与偏爱锦瑟，这就更需要过硬的材料了。由此可见，阅读能力的提高必须以扩大知识领域为基础。
t 研究要精，阅读则要博。读书的面不妨宽一些，古今中外文史哲，都应涉猎，这样才能有利于一个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
t 在这方面，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很少有人能得到他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那样一致的承认。陈寅恪先生治学的范围非常广，除隋唐史外，他还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除历史学外，他还研究佛学、文学、语言学等，并在如此众多的治学领域里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仅就治学工具——语言的掌握，他不仅超过了乾嘉巨子钱大昕，而且比王国维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同时代人回忆，他在欧美除了学习欧洲一般语言外，还学习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回国后又学习满文。因此，在占有资料方面，很少有学者能与他相比。
t2、阅读层次：
t 读书可以分几个层次，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阅读主要分为读文学史、读作品选和读学术经典三个层次。
t (1)读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遗产非常丰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全部熟悉。如游国恩、王起等人编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等一类的着作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及其发展的历史，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大概面目，对于一般水平的人来说，读一种或几种公认写得比较好的文学史很必要。
t (2)读作品选。为什么要读作品呢？因为整部文学史就是由许多时代的无数作家一起创作出来的，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是由当时许多作家一起创作所形成的，一个作家的成就也就表现在其平生遗留下来的作品上。所以无论是对一个作家或一个时代以至相续几个时代文学的研究，都必须立足于作品的研究。
t 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产物，优秀的文学作品凝结着作家高尚纯美的感情，并以优美独特的手法表达出来，有着深厚隽永的艺术魅力，影响着读者的精神境界。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咏。”如研究宋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胡云翼选注的《宋词选》多为词人的代表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词的丰富多彩，而且注释通俗完备，评析精当，是一个影响较大的宋词选本。但如果是研究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就应该尽可能读完他的全部作品。
t (3)读古代典籍。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首先应有个大致的了解。中国古代图书自唐以来一直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古典文学属于集部，但若要深入学习古典文学，对于经史子三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典籍都应了解甚至熟悉，这是研究古代文学基本功的一部分，不能忽视。
经部，收录的是儒家经典。主要包括十三经、古乐、文字等方面书籍，以及解释经书的着作，儒家经典了"十三经"为代表，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春秋》,后《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种，《春秋》分为《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三种，加上《论语》《孟子》《孝经》《尔雅》成十三经。
t 史部，主要是各种体式的史书，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别史、杂史等。研究古代文学，应注意其历史背景，一定要读有关的史书。比如研究先秦两汉文学，要用心读《史记》《汉书》;研究唐代文学，要读新旧《唐书》等等。史部还包括地理着作、政书、目录书等。
子部，收集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的着作。此部范围广，收书也比较复杂，有哲学书，也包括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农学、军事、艺术、宗教的着作，也包括笔记小说和类书。子部中也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书籍，如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等及其有关书籍。儒家思想，主要见于《五经》《四书》;道家之书以《老子》《庄子》最为重要性，儒道之外，法家的《韩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文辞优美，应加以注意；小说家中的《世说新语》记载魏晋名士言行，隽永有味，对后世影响很大，也应阅读。
集部，收历代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着作。一人着作的集子称别集，多人着作合编一起的集子称为总集。别集，如李白的《李太白全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韩愈的《韩昌黎集》等。总集，如《昭明文选》、《全唐诗》等。文学评论，如《文心雕龙》、《沧浪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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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二、收集材料的注意事项：
t 1、广搜博采，多多益善。大量有系统地阅读有关文献，可以借助于目录学，如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补正》等书的指引，一部部地查找。一定要宽泛一些，以免顾此失彼。
t 2、透彻理解，发现问题。重要的材料是一字一句地读，反复读，方能获得透彻的了解并从中发现问题。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注意于古人行文的细小处发现并获得对问题具有关键作用的材料。搜集材料，要有耐心和恒心，注意积累，在阅读过程中要花工夫记下有价值的材料和心得体会。
t 3、避免先入为主。应该做到一切从材料出发，而不是根据已有的观点来对材料进行取舍。例如要研究一位诗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读他的作品集，读他的有关资料，了解前人对他的研究状况。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你所发现的有些问题前人已经研究过了，那么这样的问题就不再有研究的必要；但也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有些方面你认为值得研究但是别人尚未涉及的，另一种是有些问题别人虽然研究过，但你自己的体会有所不同，或者别人的结论与你所掌握的材料有矛盾，或者你所掌握的材料正好可以对前人的某一观点做补充，那么，这些独到的体会都将是适合你研究的课题。这样确定下来的选题比先主观地选个题目，然后很辛苦地往下做要容易得多，写起来也不会泛泛而论和流于一般化。
t 4、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资料检索工具。研究古代文学过去主要靠背诵，现在背诵当然不能荒废，便在已经发展到信息时代的今天像旧时读私塾那样用很多时间背诵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因而可以运用网络，但要注意披沙淘金，如学术期刊网等。
t三、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
t 研究方法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种具体的操作手段，手段是否有效，如果撇开研究者本身的因素，主要看它能否与处理的对象相应，研究方法应该是根据研究对象而确定的。
t 近二十年来，古代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多元化有密切关系。我国传统的考据、点评等批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历史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仍然被广大研究者所运用；此外，现代西方众多的文艺研究方法，如神话原型批评方法、心理分析方法、形式主义批评方法、语义学、符号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新批评方法、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都有所尝试，而且在运用这些批评方法时，还常常交叉、灵活地运用。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进展。
公元805年，以王叔文、王？为代表的改革派在唐顺宗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政治革新运动———“永贞革新”。但是仅仅持续了百余天，这场运动便在保守势力的反攻下以失败告终。刘禹锡作为“二王八司马”中的骨干，被贬为朗州司马。“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刘禹锡的确做了十年的朗州司马，但他所作“新辞”(竹枝词)之地却不在朗州，而是在夔州。刘禹锡何以要作《竹枝词》，个中原因我们从作者作品入手自然更为可靠。他说：“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使善歌者扬之，附于末，后之聆巴？，知变风之自焉。”刘禹锡认为屈原居沅、湘之间而作《九歌》，朗州即今湖南常德一带，东临洞庭湖。屈原《九歌》产生的沅湘流域和刘禹锡谪居长达十年之久的朗州，属于同一个地域空间。虽然刘禹锡《竹枝词》作于夔州，但是朗州十年成为其无法忘怀的生命烙印。他与屈原在同一片土地上同遭贬谪，无疑会在其心中萌发复杂的情感共鸣。这就为日后夔州《竹枝词》的创作埋下了伏笔。这份久久未曾迸发的情思，直到长庆三年(822)刘禹锡到达夔州，耳闻目睹了“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才找到了合适的切入点，完成了九篇《竹枝词》的创作。刘禹锡在《竹枝词引》中明确提出了《九歌》与《竹枝词》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沿波讨源，从《九歌》入手来在探讨《竹枝词》的主旨。关于《九歌》，东汉王逸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状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怨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王逸《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屈赋注本，王逸为楚地之人，离屈原生活的时代也相对较近，所以其说法比较可信。从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一些信息：《九歌》是屈原在放逐之后，依据楚地民间的祭祀歌舞所作，其中寄托着自己的“愁思”“冤结”。那么，“它既是从俗的怨歌，又是屈原个人的抒情诗。祭神与抒情相融，鬼事和人事结合；若即若离，虚虚实实，成为神曲、民俗与诗人内心情感的综合体。从这个角度看，‘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正好道出了《九歌》即事抒情的总特征。”《楚辞论•历代咏赞屈原诗词选》辑录了从汉至唐五十三位诗人的七十三首诗词作品，其中有抚古思今，借屈原之酒杯浇一己之块垒者，亦有祭祠临江，托有情之诗文寄百代之敬仰者。作品咏赞的具体对象，或为遭贬而不弃故国，或为愁苦而长怀忠直，以至于最终自沉汨罗的高尚峻洁之人格魅力。既然这些文人对屈原人格及其思想评价如此之高，那么反映屈原思想的《九歌》等楚辞作品在他们看来，表达出“履行忠诚以事于君，不见信用而身放弃”也就很自然了。这种寄兴说并未在唐代终止。相反，却愈演愈烈。到了南宋，洪兴祖作《楚辞补注》时，“几乎对每一篇他都要诠释出其‘存君兴国’的微言大义。”既然如此，置身于以忠君爱国思想为重要准则的封建传统伦理道德之中的刘禹锡，自然无法逾越这道天堑，更何况其贬谪遭遇又暗合了屈原这位以忠贞而见放的诗坛巨擘。那么，刘禹锡学习屈原在沅湘间作《九歌》的方式来作《竹枝词》，又怎能没有与屈原相似的情感寄托？
二
刘禹锡在《竹枝词引》中提到他因《九歌》而作的《竹枝词》有九篇。我们不妨一一来看。第一首：“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陌上动乡情。”此诗所写为思乡之情。前两句交代了时间、地点。春草初生，蜀青，南人或许只是不经意的歌唱，便触动了客居于此的北人几多愁肠。第二首：“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头；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红花开着，春水流着，然而作者面对盎然春意却流露出浓浓的伤春之情。难道是刘禹锡下车伊始即对当地男女流水落花般的恋情感慨不已？客观地说，这首诗从作者政治上悒悒不得志，借楚辞中“香草美人”的方式来表现内心世界的角度理解更具说服力。第三首：“江上竹楼新雨晴，?西春水？文生；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雨过天晴，春波微漾，来来往往的人共唱歌行，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但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杨柳”意象。“杨柳”意象从《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开始，便被诗人们赋予了送别、离愁的含义。此处正是以乐景来反衬诗人包孕在文字深处的几许愁思。第四首：“日出三竿春露消，江头蜀客驻兰桡；凭寄狂夫书一纸，住在成都万里桥。”此诗化用杜甫《狂夫》而来，却能不着痕迹。昔日杜甫虽寓居成都，在万里桥西结草堂而居，但心中却时时不能忘怀帝都长安，生活的落魄和客居蜀地的乡思让他难以释怀。有着某种相似经历的刘禹锡，于诗中表现的正是此种情怀。第五首：“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春来。”前诗情系少陵，此诗意托明妃。王昭君曾遭画师所诬而远嫁胡廷，刘禹锡作为改革派而贬谪蜀地，虽情生此境，却不多言一字，作化蛇之举。第六、七首可一并来看：“城西门前滟？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恨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瞿唐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两诗都以托物起兴破题，或用“滟？堆”以突出坚不可摧，或用“十二滩”以表现路途难行，接着转入正题，懊恨人心不能似石头那样坚，长恨世道却比水道还要险。知人当须论世，这两首诗，正是政治命运多舛的刘禹锡在贬官之后对世道人心深刻体味后的真实表达。第八首：“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个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猿啼”亦为相传已久的愁悲意象。刘禹锡于此诗一语道出真谛：猿啼之声令人悲愁，但这啼鸣本身并不是感伤的根源，它仅仅是牵出愁情的诱因，只有亲身所感之人，才能深味其中三昧。第九首：“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作者以写实的笔法客观展现了当地的劳动生活风貌。这九篇《竹枝词》，从寄寓的情感来看，是一个整体。它主要表现的是刘禹锡被贬之后才不得展，志不得申，又客居蜀乡，心恋魏阙的悲郁心情。从汉唐间诗人对屈原的评价，可知他们对屈原作品的认知、评价仍是定位在王逸所创立的“兴寄说”基础之上的。刘禹锡曾明言其因屈原作《九歌》，“故作《竹枝词》九篇”，但这只是说出他学习了屈原，而这种学习一方面是形式层面，如借鉴民歌、选择了数字“九”等。另一方面是精神层面，指与屈原相似的经历以及对屈原人格的敬仰等。至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刘禹锡作于夔州的九篇《竹枝词》，其创作主旨并非歌唱爱情。其创作起因是受到屈原的启发，其创作形式也是像屈原一样汲取了当地民歌的新鲜养分而别开生面，而最为重要的，是其创作精神———远祧屈原风神，将自己比作屈原式人物，抒发其为正义事业而遭贬谪之后的客愁与深切怨愤。经过一系列分析、探讨，实验小组得出了基本结论。笔者在肯定学生取得进步与成绩的同时，将评价的重心放在过程而不是结果上，让学生在反思中通过自我评价发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其实，总结评价环节结束，也就意味着本次研究性学习的完成。但我院指导教师为了提高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额外增加了一项学习内容，即正确运用资料，用尽可能准确、规范的学术语言对基本观点和结论予以阐述。本文即为本次研究性学习的基本观点进行文字总结的产物。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