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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文的题目是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个题目含有某种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意味。不过它通常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指人口和土地垦殖，生产技术以及经济活动的总趋向。总之，它包括可以离开法律和社会制度以及阶级关系讨论的所有经济事实。
这些问题下面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本来，把它们和别的制度的以及社会的现象截然分开，实际上就是和整个历史过程分开，已经是够糟的了。如果再要把人口和土地垦殖分开，把垦殖和技术分开，把这三者和物价以及生产的总趋向分开，那就更是生硬的割裂了。因此我准备大体上把它们结合起来论述。
所以有必要和有可能把这几个问题合并讨论并且把它们和中古史的其他问题区分开，是因为它们都牵扯到近来的经济活动总趋向的讨论中，或者用时髦的术语来说，牵扯到社会收入的“长期运动”的讨论中，史学家们不会忘记最近十余年来涉及中古经济发展方向和速度的主要争论：若干世纪以来经济活动是否持续高涨？它究竟是增长了抑或是衰落了？是什么影响它运动的方向和规模？实际上它引起历史发展的整个体系问题。因为即使能够表明中世纪的发展经过了独特的以至显然不同的各阶段，也仍然还需要考察这些阶段是否长得足以称之为“长期趋势”。
“长期趋势”是个新名词。它几乎是半生不熟就出炉的。但它的基本内容，至少是其某一方面，却早巳为中古史家所熟悉。多布舍和皮朗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问题，由此和十九世纪史学家的既定原理决裂。十九世纪史学家大都主张，中世纪的事是于罗马帝国灭亡之际从无有或者几乎是无有开始的，之后持续发展并无中断，直到十九世纪社会达到繁荣阶段。但多布舍和皮朗却着手证明在罗马和中世纪之间有某种连续性，并从而推翻了(虽然似乎是十分荒谬)中世纪的发展只是简单的持续的观点。因为他们主张黑暗时代并不是新的持续进化路线的起点，而只是晚期罗马衰落趋向的最后阶段，很快就继之以早期中世纪的上升趋势了。皮朗本人则走得还要远一些，他主张加洛林时代中期是一个中断，这样使经济衰落和高涨的平衡更复杂化了？/p>
从那时以来，争论的焦点有了一些转变。已经不是把罗马与中世纪的联系解释得使人人都满意的问题了。人们的兴趣已由罗马—蛮族的联系转到以后时代之间的联系上。中古经济的上升究竟开始于五世纪抑或是八世纪？它是否不间断地一直发展？如果它有中断的话，这种中断的大小与深度是否足以表现为一个时代？如果能划出这个时代的话，是不是能说有一个高涨的时期继之以衰落的时期？
这里，皮朗的理论再次预言了后来讨论的某些方面。他的著名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首次提出了中世纪早期商业扩张和贸易自由，中世纪晚期商业停滞、贸易受管制的假说。但他的理论只限于贸易，而贸易虽然十分重要，却并非中世纪时人们的主要经济活动。但在他之后，各国的一些史学家，有德国的阿贝尔、挪威的什里纳、比利时的万·窝威克、法国的佩华以及英国我们几个，几乎同时研究出，划分整个中世纪经济至少为两个相关的阶殴：发展阶段，以十四世纪初为最高点，衰落阶段，包括十四世纪大部分和十五世纪。
举不出多少重要的新材料来支持这种划分。各地区的史学家常常注意到十一、十二和十三世纪农业和贸易的高涨。关于垦殖和农业发展的各地方的材料是如此明显，大多数史学家都准备接受这一事实。另一方面，中世纪晚期农业生产和垦殖事业衰落的问题都有着许多争论。关于它的事实也早是众所周知的了。从十六世纪开始，德国人就知道并且记下了关于他们的“荒废的村落”，法国史学家也一向知道并且写下了晚期中世纪的耕地荒废和人口减少，比利时史家也同意视十四世纪晚期和十五世纪早期为弗兰德斯城市发展的最低点。但直到最近，大多数这种研究都是由一些对地方事件感兴趣的史学家对有限的地区进行的。科瓦列夫斯基的重要著作也许是唯一的一种恰当地着重指出全欧洲经济衰退问题的较老的通史。不过近年来，经济史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主张，许多地方性的经济衰落事例是涉及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普遍趋势的一种标志，这一衰落趋势占了十四世纪后半期和十五世纪的前半期或前七十五年。
反对的论点自然也有。最近，一位杰出的和备受尊敬的研究英国中世纪农村的苏联史学家科斯敏斯基，在《历史问题》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中世纪晚期农业史的一些英文著作，并批评(确是大力批评)了把十五世纪当作经济停滞和衰落时期的论点。科斯敏斯基教授认为应对这一论点负责的剑桥史学家，是受了其庄园资料的蒙蔽。当时封建的经济结构形态无疑地正处于崩溃之中，但是具有封建性质的庄园资料必然要夸大衰落的规模并忽视封建村落之外的新发展。如果剑桥史学家不这样盲目的话，他们就会看到新的高涨——纺织业、城市扩展，自由农民和无产者人数的增加，而这些都会使经济趋势衰落或停滞的理论成为空话。所以如果把这些新高涨都算上的话，那十五世纪应当是前进发展的辩证系列的最初阶段。
这个问题下面还会谈到。其他的反对意见则没有如此激烈也不是从总的方面来的。大多数提出反对意见的史学家看来并不怀疑西欧大部地区农业衰落和人口减少。他们的怀疑大都限于某些地区和某些经济部门，认为那些地区并未参加这一运动，那些经济部门并未从农业衰落中受害，相反反而得益，例如贸易和工业就是如此。
但是除了这些分歧和意见不一之外，流行的讨论大多未集中在这一变动的事实方面，而是集中在它可能的解释上。在试着估价晚期的衰落和早期的高涨时，历史学家附带把物价、通货、技术、人口等的作用问题中本来所包含着的中世纪发展的根本问题，提到表面上来。
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二）
（英）M．波斯坦
二
通常都认为物价在中世纪早期上升，晚期下降。确实，已公布的中世纪物价材料是很少的。有少许的德国的地方物价零碎材料，达维纳尔的一些颇不完整的数字汇集，以及一些地方性的物价汇集如佩尔克关于克拉科夫的物价汇集等，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大陆上的物价材料了。但是托罗多·罗吉士和贝弗里治关于英国物价的巨著却对历史学家很有用，提供了许多宝贵情况。这些情况明显指出农产品价格在十四世纪中期前上升，在中世纪晚期则有下降趋势。在法国和德国的许多地方，这个趋势被更厉害的货币金银含量减少所掩盖了。但甚至在物价用通行的货币表示出继续上升或至少是稳定的地方，它们按白银计算也是下降的。当然可以说把中世纪的物价用金银来计算是错误的。这一主张对某些商品和某些阶级来说是正确的，对于小麦和裸麦来说却不完全对。但是也用不着把通行的价格折合成相等白银的谷物来确定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因为在通行价格的明显浮动中，很容易发现实际价值下降(有时是急剧下降)的信号。
物价的早期上升和晚期下降实际上已被历史学家普遍接受。讨论已转而追溯到另一阶段，即物价运动的基本原因，主要是通货和人口问题。
通货或货币的状况总的说来影响物价的变动，这是经济史家所易于取得的至为明显的结论，尤其是因为这一结论碰巧还被贵金属供应情况的说法所支持。现在普遍认为，当十二，三世纪欧洲物价上升时期，它从匈牙利、哈尔茨山、蒂罗尔等处得到的白银供应也迅速增加。而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上半期物价下降时，同时也是老银矿产量迅速衰落时期。因此物价的下降和上升是由于新的贵金属矿供应变动所引起的这个结论很难反对，而事实上也从未受到多大反对。它可以在讨论中世纪早期和晚期经济发展趋向的大部分著作中找到。
最近，新出现的通货假说，提出了一个忠实反映我们当代经验的问题，即欧洲的支付平衡问题。马克·布洛赫在其论黄金的著名论文中，试图表明从晚期罗马帝国以来，欧洲一直用黄金作为其主要国际支付手段。主要根据他的提示，伦巴第教授又在这一题目上做了大量工作。
自然这个题目还只能说是一个提要。只是等到伦巴第对它增加了一切必要的论据和材料，才使我们有可能全面估价它甚或批评它。但即使伦巴第的论点得到证实，也只适用于意大利城市的国际贸易或者那些受意大利贸易直接影响的家庭手工业和商业部门。中世纪经济的大宗是不涉及国际贸易的，而且有一些还不涉及任何贸易。对外贸易的涨落不能直接用来说明十三世纪的新的耕地，新的村庄，更多的谷物收成和牲畜以及更多的人口，也不能说明晚期中世纪农业产量和耕种面积的下降。也许我们幸运的是正在摆脱教科书中夸大了的自然经济的观念，并且准备较十九世纪史学家给予早期中世纪以更多数量的贸易和一般说来更多的经济上的多成份性。但也有可能在相反的方向走得太远，把中世纪的农民想象成马来亚的橡胶种植者或阿根廷的牧场主，认为他们是根据国际价格的经济刺激来播种和收获，考虑的全是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这简直就象把黄金供应和中世纪经济总运动的上升与下降的主要问题混为一谈完全一样。
银币是地方贸易的主要中介。我们大家都准备同意布洛赫和万·窝威克的竞见，即黄金主要用来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白银则是日常交换的中介。但即使白银也不易用来计算经济的趋势。如果白银供应的变化引起物价高涨，那这种高涨应该是“普遍的”，即它大体上影响到进入中世纪地方性贸易的所有商品。但是大多数当代的研究者指出，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的运动是不一致的。十二、三世纪时，工业品价格不像小麦价格上升得那么高那么快，而到中世纪晚期也没有下降或停滞。仔细考察欧洲不同地区物价起初上升然后下降的日期，就会发现很难使物价运动的时间和我们所知的白银供应增加以及减少的时间相一致，同样也很难把物价运动的地理分布和矿区的位置连系起来。
更为困难的是，白银储量经常是充裕的，十三世纪末时更为充裕，因此对于用于铸币的全部贵金属供应来说，新开采的金属的减少只有相对地小而又小的影响。更为重要的必定是现有白银储量的使用上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窖藏或非窖藏的比例、或在用作信贷基金的比例有所不同。用更时髦的语言来说，就是“易换现金的选择性”的变化定会较每年新增加的金属量更影响于物价变化和经济活动。
因为我们对“易换现金的选择性”的变化和贵金属的流通知道的很少，所以很难如同把它联系于当代经济的讨论中那么容易地把它和中世纪经济发展的长过程联系起来。十二、三世纪时，信贷和支付的技术有很大改进，商业周转总的来说也迅速多了。一些金银被从埋藏之处或其他非货币使用之处吸引过来。货币的数量一定是大大增加了，这样也从而提高了物价水平。但是难道我们同样能肯定十五和十四世纪流通量缩减了吗？当时的动乱可能引起一些窖藏，可是王室的和其他的税收增加了，从而就会使更大比例的国民收入投入流通。此外，商人和银行家的财政技术并未衰退而且甚至更进步了。因此就绝不能肯定说中世纪晚期整个货币数量减少了，即使有点减少的话，这点减少是否足够扭转当时的整个经济趋势，也是大可怀疑的。
三
根据以上所述重新考虑一下的话，新的金银量和物价以及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大部分就失去作用了。于是定会引出另外一个较以上讨论过的更重要的因素，即人口。从一般的理论观点来看，人口的升降适用于说明我们的证据所提出的所有现象，并且不会引起像其他的解释所引起的那些反对意见。当人口上升时，农业在经济学家所谓的报酬急剧递减的情况下扩展，农产品价格必定上涨。另一方面，当人口下降时，相对于用于农业生产的资源总量和食物需求来说，农产品的供应将较为丰富，粮价也相应下跌。人口的升降还会对物价产生所谓选择性效果，即它会引起农产品价格的相应运动，但是对于不大服从报酬递减律的商品阶格，即大多数的工业品价格来说，却很少影响。
这些还只是理论，而且和所有的理论一样，初看起来，要它适应中世纪经验的无穷变化，似乎是太简单了。但碰巧这个说法还适用于我们从中世纪人口中所知的单独例证。这种例证之一——即垦殖问题必须在此略加详述。这对于人口学家的一般兴趣来说也许相距太远，而且由于它涉及本文所述经济史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也太广泛了。
中世纪早期，内部移民，新村落及新居民点等事例，是说明人口上升的主要证据。英国垦殖事业的研究还属初创阶段，十一至十四世纪人口增长的某些情况可由庄园记录得知。但
在法国和德国，垦殖的研究已较为深入而庄园记录又少，内部移民的证据自然就拿来作为人口增长的证明。同样，晚期中世纪人口的减少可用土地抛荒，耕地缩减来证明，这样人口增减的历史就和农业盛衰的历史溶合在一起了。在农业如此重要，农民如此众多的社会中，它也应该是这样的。
于是，物价，人口、农业生产三者遂以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而出现，经历着大致同样的发展阶段，联系着并且影响及于中世纪经济史的每一重要事件。但是它们之间如此紧密作用，使得很难指出其中那一个是经济变化的主要推动者。有时人口的运动较其他经济变化是更为基本的，但仍然很难把人口趋向当作唯一的或终极的原因。这里正如在历史的其他领域一样，找寻终极原因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循环论。因为如果人口的升降引起中世纪经济总的变动，那么又是什么引起人口的升降呢？从理论上说可能是(但从历史根据上说不大可能)生物学的因素在起作用，即人类的生殖能力起了某种突然的变化。黑死病也许可以看成是一场生物学上的灾难。但黑死病甚至再加上十四世纪的其他大瘟疫，是否能决定中世纪晚期人口的趋向仍然值得怀疑。因为人口下降趋向的信号在黑死病之前出现，而当大瘟疫的直接后果不再被感觉到之后也没有消失。至于其他更重要的生物学的变化，我们一无所知，而且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值得知道的东西会被发现。
这一变化能否从地理学、首先是从气候的原因上加以解释呢？有一切理由可以认为，农业衰落是由十四世纪二十年代连续的歉收引起的。在英国，连续的阴雨和水灾使全国遍布饥荒，在德国和法国，1309—1323年之间也是气候不佳，收成减少。一些北欧学者也把西挪威和冰岛农业经济的持续变化归之于气候剧变。两国在十四世纪前粮食本可自给，到中世纪晚期则要大大依靠进口，实际上停止了自己种植粮食。
这个论点值得称赞但并不完善。拿英国来说，一、二十年的歉收不足以影响到一个半世纪的经济趋势。即使能证明那时英国东海岸下沉，不列颠的水利分布发生了永久性变化，但仍然难于理解为何气候的变化是以“长久地”影响农业衰落直到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而后又能使农业于十六世纪出现高涨。同样难于理解的是何以所谓的雨季周期不但使那些歉收主要由于雨水过多的英国这类的多雨国家农业衰落，而且也使像南欧和西南欧这些歉收主要由于雨水不足的干旱区域的农业也衰落下去。至于说到西挪威和冰岛，仍然需要证明的是，他们从前的几世纪本来靠自己粮食生产能过活，而以后几世纪的农业衰落并非由于纯经济原因，例如由波罗的海输入廉价谷物所致。
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三）
（英）M．波斯坦
四
这样，我们不可避免地又回到更通行的、更纯粹社会学的解释上。通过和欧洲史上其他相似世纪的比较以及和其他文明相似情况的比较，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定会想到按照马尔萨斯的生存标准来说明的人口本身所固有的趋势。我们关于远东人口过多国家人口趋势的了解，尤其是最近对十七，八世纪瑞典人口的研究以及对马铃薯灾荒前夕爱尔兰人口的研究，使我们能知道一些人口过多国家生活资料处于边际状态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在爱尔兰，马铃薯本来在新垦地上长得很好，但上一世纪四十年代主要由于病害突告无收。人口随着婚嫁生育，先前曾使马铃薯产量增加，此时突然面临饥荒。因此认为中世纪的情况有某种相似之处，其晚期生产的下降是对早先过度膨胀的自然惩罚，也不是过手幻想的了。当移民运动发展，新土地不断开垦时，从处女地上得到的收获不断鼓励人们建立新的家庭和居民点。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边际土地的边际性质定要显示力量，而高产的蜜月就会继以长期的报应，那时贫瘠而不再是新的土地，给其耕作者以不断下降的产量和牛羊的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一些偶然的不幸事故，如十四世纪二十年代的连续灾荒等，就足以扭转整个农业生产的趋势，并使人口指数下降了。
这种发展一旦开始，至少从理论上说，就会继续到土地和人口所曾达到的稳定平衡点之外，而由于瘟疫的结果，不适于种植的土地也不再耕作。耕种面积的缩减是如此持久，延续、愈演愈烈，以致在欧洲似乎开始了“长期的抛荒”时期。这个长期过程是否确实存在还未得到证实，但是总的说来，存在抛荒的假设是和中世纪农业以及垦殖的经济基础完全一致的。在一般情况下，十四，五世纪放弃边际土地的压力，正和前些世纪开垦新土地的需要同样持久而强烈。
这个压力可能是垦殖不当或土地肥力衰竭的后果。人们终于发现他们已达到土地生产力的极限，不仅因为他们开垦着新的贫瘠的土地，而且因为他们耕作旧土地的时间也太长了。自然，历史学家不愿主张中世纪土地普遍贫瘠化的理论。但是重要的是不能忽视这一可能性；中世纪时并未敝出足够努力以保持大面积耕地的肥沃程度，尤其是在依附农民的土地上。英国庄园上的小农负担是如此沉重，饲养牲口又受限制，定必很难使他们锐意经营其土地。
当土地受到过度的或不顾后果的耕作时，就需要减少旧的定居面积并迁居人口到新的处女地，以维持日益增多的人口，同时也取代旧的已经衰竭的土地。由于处女地的储备消耗净尽而造成十四、五世纪时对新土地的垦殖中止的事实，使得旧土地的衰竭无法得到补偿。
如果情况确是这样，那么大瘟疫年代人口的减少与垦殖的衰落就不应仅只归咎于瘟疫，而且还应归咎于更根本的历史性原因。人口与农业生产在瘟疫之后走向恢复所经历的缓慢而曲折的道路，可以用瘟疫正爆发于人口和生产处于衰落之际的事实加以解释。持久性的人口过剩也需要由这种下降趋势来纠正，犹如由瘟疫年代的高死亡率来纠正一样。从意大利的例子来看，一直要到第三次，也就是发生于十四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时的最后一次瘟疫大流行之后，人口与生产的平衡，甚至还可说是新的增长的可能性，似乎才又重新建立。
这一假说极而言之还只是试探性的，还只是一种猜想，可能变得不对。这里把它提出来，不是为了说明人口的趋势，而是为了强调历史的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人口的增减，也许是作为生产增减基础的所有过程中最基本的一种，但它本身又可被中世纪农业的上升和下降趋势所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可发现影响人口运动的其他力量，首先是农业增长时家庭结构的革命性的与不可逆转的变化。中世纪史学家应当还记得大份地与小份地的老问题以及“大家庭”某时分裂为当代性质的“小家庭”的可能性。最近的考古发掘，特别是在丹麦，提出了间接的证据，支持早期中世纪的某一时期北德意志的家庭规模曾起了急剧变化这个假说。但是家庭为什么要分裂呢？对这个问题可能有多种回答，其中最受称道的似乎是，移民运动使建立新家庭有了可能，并且普遍开创了破坏大份地的父家长制家庭的一致性的环境。于是移民，生产增长和人口基本单位的革命性变革又一次同时既作为原因又作为结果而出现。
五
生产的增减和技术变化，尤其是农业技术变化有关，尽管整个中世纪技术的发展是相当停滞的。农业技术的变化在早期中世纪也许比晚期还要大，但即使在那时它也并不像一度认为的那样重要。我们曾被告知说，人们在中世纪早期驾驭畜力时把轭具放在牲口肩上，以取代罗马时放在角上或颈项上的办法。但是有证据表明中世纪的习俗既不一致也非一贯，老办法在欧洲某些地区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易于恢复。同样难于按照字面采纳日耳曼移民带来了八牛牵引的具有轮、犁刀和犁板的重犁的普遍使用这一说法。现在的证据认为，从早期的轻型犁到后来重犁的过渡是逐步而缓慢的，重犁在欧洲北部当日耳曼人来了数世纪之后仍未普遍使用。而且只要是在正常耕作的土地上，无论如何潮湿和粘结，轻型犁和较少的畜力同样可以耕出深的犁沟和把土翻转，其效果并不亚于重轮犁。重犁在经常耕作的土地上并不像开垦处女地那样必不可少。当早期中世纪人们扩大占领粘土地带时，重犁和大牛队的使用才变得重要并流行起来。如果确是如此，则起作用的因素并非新犁所代表的技术革命，而是人被召唤去进行的向低地森林大规模开垦的巨大工程。如果不怕说成诡辩的话，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早期所证明的，并非一次使开垦成为可能的重大的技术革新，而是一次迫使人们使用最适合于这一目的的工具和技术的大规模开垦运动。
对平原和森林的开发是黑暗时代欧洲经济的突出事件。但即使这件事，也并非如历史学家一度相信的那样，它既不是新的，也不是一桩大规模的企业。由于最近研究的结果，考古学家现在认为，用火焚烧森林和林区间歇耕种，早在史前时代已经开始，当日耳曼人进入西北欧时已发展很长时间了。我们也不再认为转换耕地和间歇耕作制只是史前的情况，当中世纪之初就完全被更高级的轮作制完全代替·厂。大部分英国农业史家现在准备通过整个中世纪，实际上直到十八世纪，以探索在英国被称之为“内田一外田制”的耕作制度的痕迹，这种制度有一小块永久耕作的核心土地，周围绕以间歇耕作的大片地区，这一地区德国也称之为“外田”。
耕作制度发展的古老历史便是这样地“演奏”出来，散布于大大拉长了的历史时代中。但无论如何延长，这一历史仍然把中世纪土地利用方面的主要进步归之于中世纪早期。以二田制或三田制为基础的永久性田制变得普遍了；从英国的例证看，十二世纪末到十四世纪初之间，田制进一步改善，首先是三田制代替了二田制。这一时期到处都可看到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方面的巨大革新。尼德兰人民完善了他们排干沼泽和筑堤防海的技术；不列颠的牧羊人饲育出高质量的大批羊群，是十二世纪英国农业的主要特征；全欧洲的水磨工人学会了制造和使用上击式水车，加斯科尼的葡萄种植者于十二、三世纪创建了闻名于欧洲史的大面积的专业化葡萄园。
因此，即使保守地估计，也大致可以肯定技术进步在中世纪早期的农业发展中起了作用。但这种改善在晚期是否足以抵偿生产的衰落却是大可怀疑的。从十三世纪末起，技术改进越来越慢，规模也越来越小。小片的圈地，少数地区脱离二田制，散落各处的蔬菜栽培之增加，这大致上就是英国十五世纪的全部技术进步。这时葡萄种植明显传布于全德，大部分系取代耕地而致。经济作物——亚麻、大青，茜草，***、啤酒花等，在德国过去种植小麦和裸麦的一些地区发展起来了。尤其是在荷兰，经济作物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但是如果估计一下价值和面积的话，这些新的收获是否足以抵偿像德国这样受到严重衰落伤害的国家农业衰退的损失，仍然可疑。只有在意大利，十五世纪农业投资的复兴使农业产量整个上升。其他各地则投资和农业都在衰落而不是上升，技术的进步也不足以补偿人口减少和不利的物质条件。
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四)
（英）M．波斯坦
六
自然不应过份指望这种趋势在整个欧洲是一致的，也不能指望它在每个经济部门都同样强烈。我们关于早期中世纪的知识太少，很难在明显的经济一致高涨现象后面探知其地方性特点。不然的话，我们无疑地会知道某些地区在停滞或衰落，而别的地区都在繁荣。我们确有把握说来因河三角洲的贸易并未加入十一，二世纪时的大前进；十三世纪时挪威的经济尤其是贸易下降了；而法属弗兰德斯和阿尔土阿由繁荣走向衰落，同时弗兰德斯却达到全盛。我们还知道，西西里和普罗旺斯十二世纪早期大有希望的发展并未进行到十三世纪，当意大利的和法国的其余地方稳步前进时，它们的经济却处于停滞之中。巴伐利亚则十二世纪末时对平原的移民已经完成并宣告结束。而十二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英国的整个北部和西北部以及英格兰中部的西面一些地方，则处于移民缩减和地价下降的时期。
由于史料相对丰富，比较容易指出十四，五世纪的衰落有例外的地方。意大利的十五世纪在许多方面都是例外。根据间接证据(有些确实是非常间接)，一些意大利史学家最近指出十五世纪时北部和中部意大利仍在逐步前进，农业发展也刺激了内部贸易。其他例外也有发现。北荷兰于十五世纪进入巨大的海上贸易发展时期，而这时英，法，弗兰德斯以至汉萨同盟的商业却处于停滞或衰落之中。很可能就在这时，勃拉邦的巨大集市和南德诸城开始由于汉萨的灾难而受益。在英国，伦敦，也许还有南安普软和布里斯特尔处于繁荣，而其他大部分城市却经历着衰落。在一段时间里，纺织业地区的兴起在有限范围内补偿了农业的衰落。英国、北荷兰，勃拉邦以及弗兰德斯小城市等处的纺织业似乎得益于巨大的呢绒出口中心佛罗伦萨和弗兰德斯四大“来登”的衰落。某些德国史家最近提出，晚期中世纪应视为德国城市繁荣的最高点，而城市的建筑活动应看作是对荒废的村落之补偿。
虽然这个观点尚未证实，但很可能紧接着大瘟疫之后，许多欧洲城市受到资本相对过剩的刺激而经历了一个短暂又令人心迷的繁荣时期。
这类的变态是如此之多，足以推翻一种单一发展路线的想法。它们加强了史学家固有的对概括和总结的怀疑。但任何对这种怀疑的舒适享受却是与经济史家不相容的。在论述经济发展时，经济史家必须假定西欧史上有一种普遍的长期的发展趋势，否则1950年欧洲的经济社会图景看起来就会很像来自950年的了。中世纪晚期材料性质上的矛盾之处，正好可以证实经济史家的某些怀疑，即十四世纪尤其是十五世纪，欧洲经济究竟是否经历了一个发展趋势上的普遍倒退。
如果说我个人倾向于打消这种怀疑、接受普遍衰落的假说，这主要是(虽然不完全是)因为如果认真衡量和验证一下，证据是指向这个目标的。
最重要的验证就是历史的一致性。当然，一致性是很难验证的，因为它需要从一开始就有辨认主要事实和情况的能力。但是，资料总是不断地供给我们以清楚的证据。我们必须尝试在弗兰德斯和汉萨的背景上来说明工商业在各地方的兴隆。同样地方纺织业的繁荣发展也必须和工业总的衰落联系起来，这一衰落不仅影响及弗兰德斯和佛罗伦萨的老纺织业中心，而且影响及大部采矿业。
我们还可对历史的一致性做进一步的验证。我们可以主张，很难把工商业的高涨和经济生活的总情况，尤其是农业的衰落协调起来。在中古晚期，仍然和早期一样，农业是最主要的就业部门和最大宗的国民收入源泉。大致按人口计算，它占到西欧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九十。我们如何能使继续增长着的工商业和一世纪以上衰落的农业生产和国民收入相一致呢？
自然可以设想一个不寻常的作用相反的情况，它可以允许工商业高涨而农业和国民收入却从而陷入缩减之中。如果对城市的商品和劳务的需要主要来自城市居民本身，则情况就可能是这样。它也可能是由于瘟疫引起土地收入的重新组合而致。事实上从未有人主张，农村居民货币收人的增加，是瘟疫导致的社会与人口变化的结果。
这样的变化也许发生过。但即使它发生的地方，它对于城市贸易的普遍影响，也很难说如像最近某些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有利。如果在国民收入与个人收入之间划上一条明确界线的话，那么这方面的许多混乱就可以避免了。个体村民的平均实际收入可能上升，但这一上升并不一定需要导致对城市产品有更高的现金开支总额。这个支出最终要看乡村生产者和地主的全部货币收入而定，这项收入却来自农村居民自己不消费而用来出卖的农产品的总量。这些产品的量不会上升很多，实际上可能降低。乡村消费者的人数肯定减少了，同样全部生产也下降了，而个体消费者的个人消费则可能上升。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农产品价格普遍有下降的趋势，因此即使这里或那里在市场供应上有些微增加，它的影响也大有可能被较低的价格所抵消。这方面唯一的例外也许是那些主要饲养牲畜的地区以及由于畜产品的较高阶格而受益的地区。但是我们知道，城市物价较谷物价格相对要高，所以相对的物价运动可能遏制住对城市产品的有效需求。
贸易繁荣和农业衰落的必要条件是很少同时出现的，一切农业社会中的商人和贸易中心很易于受荒年和农业收入降低的严重影响。单凭这个理由，我们主张中世纪晚期大多数城市处于停滞状态也是正确的。确实，德国的城市最近被说成是这一原则的例外。在接受这个例外之前，需要对德国城市的发展给予更准确的、纯粹经济上的分析。城市繁荣的直接证据十分缺乏。这种证据一些是由兴起的南德城市的日趋繁荣所提供的。但对大多数德国城市来说，只有间接证据可用，主要就是十五世纪修建的漂亮建筑。这一证据不幸与市民的消费问题无关。宏伟的建筑并不表明城市财富日益增加和经济活动扩大。城市进行最辉煌建筑之际，常常并非其工商业最为发展之时。城市建筑的兴建可由一系列社会原因引起，其中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高并非必要条件之一。
和上述这些社会学的理解相比较后，城市建筑这一单纯事实就很简单了。但它们只是由于不曾附有必要的建筑时间和价值估计而显得如此简单。如果把它从年代上和数学上精确地计算一下，建筑的证据有时同样可以用来证明城市的停滞。例如在英国，广泛流行的教堂兴建被用为十五世纪繁荣的证据。但是很明显，许多据说是十五世纪修的教堂，实际上是十四世纪或者十五世纪之末兴建的。更不能肯定，以十五世纪教堂为标志的建筑活动较之十二、三世纪时的建筑活动为更大，乃至只是一般大，那时大量的修道院，教堂，教区教堂，王室和贵族的堡垒都在英国兴建起来。
这里和别的地方一样，发展总趋向的问题和例外的意义问题都会是一个量的问题。把这些繁荣的地区和繁荣的经济部门都算在一起，它是否和欧洲经济的其余部分一样大或差不多一样大？很可能还没有那么大。如果我们先把意大利放在一边(即使是意大利，它十四世纪经济的衰落也是没有疑问的)，繁荣的区域并不足以使天平倾向于这一面。如果某些史学家不这么想，那大多是因为他们研究的是十七，八世纪时起了重要作用的地区，因此通过后面繁荣的放大镜来看十五世纪。
由于这种歪曲的认识，十六世纪的殖民地贸易就似乎比最近研究所证明的还更为重要。同样的，见识短浅也导致了对北荷兰和南德城市经济繁荣顶点时日的提前。更仔细观察一下，则会发现奥格斯堡和纽伦堡之于十六世纪占有主导地位，其起源相对较晚。这两个城市作为重要商业中心已有相当时日，但只是当采矿业于十五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重又复兴，同时汉萨与弗兰德斯冲突使横越欧洲大陆的贸易有了新的渠道，穿越阿尔卑斯山口的贸易转移到布伦纳之后，它们才迅速发展，在欧洲贸易上取得前列地位。
在北荷兰我们从十三世纪起就能看到缓慢而一贯的高涨。但这并不能证明，十四世纪后半期或者甚至十五世纪前半期，北荷兰已经大致达到它在十六、七世纪时的经济重要性。直到十五世纪之末，北欧贸易仍在汉萨、在国外部分的商站、弗兰德斯和勃拉邦的港口和集市以及英国的东海岸和南海岸之间进行。在这个强大而又日趋衰微的汉萨贸易区域内，北荷兰还只起着从属的、地方性的作用。当然，荷兰人在航运方面已达到显著地位，但即使这方面他们在本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之前，也迄未在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航运上建立统治地位。
当把量的分析应用于研究新工业的发展时，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很成问题的是荷兰、勃拉邦和弗兰德斯小城市纺织业的发展是否能够平衡佛罗伦萨和弗兰德斯纺织业的衰落。原料的供应反映了呢绒生产的下降。英国羊毛的输出量(直到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高质量呢绒生产到处仍仰赖英国羊毛)在十四世纪末和十五世纪降低到1350年前的三分之一，而英国的全部羊毛生产无疑也下降了三分之一。
对一致性的验证当然不能只是量的方面。当除了地方性情况以外无法证明非典型时，我们之能够从地方性的或例外的情况中区分出主流来，终究要以替典型寻找出普遍的原因为依据。人们可以逻辑地、历史地把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农业和贸易衰落和人口问题联系起来，也许还可和通货和物价状况联系起来。但另一方面，人们却不能为南德和勃拉邦城市的突然繁荣提出任何相似的普遍理由，因此我们必须把贸易的衰落看作“典型的”发展，是一个时代的独特特征和其发展的主流之表现。
我们的论证就这样以循环而告终。如果这里所提供的从前业已提出的解释——不论它们是人口运动或是货币变化——被推翻了，那么衰落本身的事实就要较它今天所呈现出来的那样更成问题。除非它们被推翻并且来自资料所得到的文献根据的平衡急剧地改变，我们就必须接受这一下降趋势作为工作假说。
偏见和愚信总是人们所固有的，尤其当他们不断地接受那些被认定为真理的所谓真相时，这种病症显得尤为突出。毕竟，在盲目的崇信和执著的渴求中包含的，是对真理的渴望和追求，按照精神分析学的说法，这种追求将导致情绪的剧烈浮动，并造成凭空的猜测和无端的幻觉，从而引导我们滑向谬论的深渊。有一点必须明确——我不认为世界上存在任何除宇宙以外的另一个绝对，甚至在我们本身也无法对宇宙的性质做出确切的答复时，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论断一种妄想的绝对呢？如果我们断言一种事物是所有事物的根源，那么我宁愿承认矛盾是一切的根源。我承认历史的绝对存在，拒绝承认历史的绝对性，一种事物的产生不过是无数事物运动的结果。我非常悲伤地看到，人类惯于以他们的愚昧和无知断言他们所膩想的事实，尽管我承认这确是矛盾的衍生物，然而我所存在的这种状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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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和愚信总是人们所固有的，尤其当他们不断地接受那些被认定为真理的所谓真相时，这种病症显得尤为突出。毕竟，在盲目的崇信和执著的渴求中包含的，是对真理的渴望和追求，按照精神分析学的说法，这种追求将导致情绪的剧烈浮动，并造成凭空的猜测和无端的幻觉，从而引导我们滑向谬论的深渊。有一点必须明确——我不认为世界上存在任何除宇宙以外的另一个绝对，甚至在我们本身也无法对宇宙的性质做出确切的答复时，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论断一种妄想的绝对呢？如果我们断言一种事物是所有事物的根源，那么我宁愿承认矛盾是一切的根源。我承认历史的绝对存在，拒绝承认历史的绝对性，一种事物的产生不过是无数事物运动的结果。我非常悲伤地看到，人类惯于以他们的愚昧和无知断言他们所膩想的事实，尽管我承认这确是矛盾的衍生物，然而我所存在的这种状态不也是如此？事实是，我们存在于自我的悲哀中无法解脱，于是诳念像野草一样从石缝中钻出来，并主导世界。
如果不幸读到这段批判性宣言的人认为我的言论中隐匿着一种不可救药狂傲，我得向您坦承这点，并且我深以为荣。但是，当我面对我所断定的巨大谬论时，我不得不严厉如斯，因为它们看起来是如此地强大，使得于我必须回之以更为凶猛的攻击。问题在于，有什么事实足以论证明代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帝国政府莫明拒绝巨大而可观的海外利益？并且这种解释的理由是诸如：“儒家思想重农仰商的结果”这样的论述。我不想论及这种思想的起源，这脱离了本篇所要论述的范围，但我绝不相信有人会在1000%的贸易利润面前止步，就像意大利并不怜悯斯拉夫人的鲜血而用他们的自由换取穆斯林的财富一般。
1573年6月中旬，一件在当时的菲律宾土著看来无关紧要的小事，于今天被正式载入史册。两艘挂着西班牙国旗的大帆船从马尼拉港驶往墨西哥海岸的阿卡普尔科，船上载着绸缎712匹、棉布11300匹和瓷器22300件，总值30万比索，折白银7.5吨，贸易利润高达600%。这就是被称作“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首航。至此，马尼拉确立了它作为中介港的地位，由西班牙人经营着明帝国与美洲的贸易，他们从帝国的商人那里获取丝、絹、瓷等高级奢侈品，并将之转口到美洲以换取白银，再将这些白银作为支付给明帝国商人的硬通货。这条航线利益巨大，西班牙王室本在1579年王家法令中承诺给予新西班牙、秘鲁和危地马拉的所有西班牙商人通航权，但很快地，王室发现自己犯下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大量的西班牙商人被吸引到这条航线上来，白银流量以每年一倍的数量增长，到1597年便达到了创记录的375吨。西班牙人深感忧虑，1587年一名忠诚的西班牙官员在写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密信中谈到：“许多白银和银币都被运到马尼拉去交换中国的货物，虽然部分仍留在那里，但其余全部都被中国商人运走。”菲律宾总督于1597年复述了这一事实。次年，马尼拉大主教再次向西班牙国王做出汇报：“每年从新西班牙运来的一百万银币全都违返陛下的命令，落入中国异教徒的手中。”王室并非袖手旁观，1593年时王家禁令已被颁布，西班牙王室力图以此限制白银的流出，并将此条航线交由王室专营，但作用有限，西班牙商人不顾禁令以走私的形式予以回应，白银以平均每年80~125吨的数量继续流入明帝国。
大规模贸易的倾向并非始于今日，隆庆元年海禁大开前早有人冒险涉足，但明帝国与美洲的间接贸易确由西班牙人开启。自此以后，帝国的商人被巨大的利润吸引到东南亚，数万人集中在吕宋，带去丝织品、棉织品、瓷器、茶叶、布匹、锦段、丝绒等商品，换回自美洲运来的白银。福建晋江人李廷机曾谈到：“弟生长海陬，少时尝见海禁甚严，及倭讧后，始弛禁。民得明往，而稍收其税以饷兵，自是波恬，或言弛禁之便，盖以贫民籍以为生，冒禁阴通，为患滋大，而所通乃吕宋诸番，每以贱恶什物，贸其银钱，满载而归，往往致富。”张燮在＜东西洋考＞中曾提到：“东洋吕宋，地无它产，夷人悉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它携来，即有货亦无几。”从帝国本土来到这里的海船技术先进，每艘造价仅千余两白银，而所获每每过万，财富的积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帝国的官员、将领大都参与进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南方利益集团。
因为大部分属走私贸易，得到一个确切的数据绝不可能，但一个简单的推导可以说明，100~125吨白银是一个合理的数据。因为当时从阿卡普尔科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平均每年运量达到了150吨，根据当时的航海资料和西班牙官员的信件可以得知，其中的绝大部分都被作为支付给帝国商人的货币而运走，如果排除这个唯一可能的解释，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说明那些白银的去向。万历十年，棉价每匹0.3两白银，绢价每匹0.7两白银，按照每匹最低获利十倍的价格计算，历年自帝国输出的商品根本无法统计，当时普遍的说法是，“从智利到巴拿马，随处可见质优价
廉的中国丝绸。”“他们的丝织品质地优良，所要的价钱只是我们所要价钱的三分之一，他们很容易与我们竞争。”很显然，这样高的价格优势只能出自一种情况：规模化生产。
有充足的资料可以证明，帝国充分参与了这场由西班牙发起的美洲掠夺运动，并且从中受益良多。据估算，作为明帝国纺织业支柱的江南地区17世纪初产棉布已达2500万~3000万匹，丝织品70~100万匹，然而如此之高的产量仍然因海外贸易的巨大需求而导致价格持续攀升，巨大的利润刺激促使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产量，至中清时棉布可年产8000万匹，丝织品600~800万匹。不仅从业人数急剧增加，技术上也出现了新型的机种，值得注意的是，纺纱的工作效率远远落后于织布，使纺车成为技术进步的瓶颈，虽然后来出现了足踏多锭纺车，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生产技术前进的动力只有一个：市场需求。究其根本，阻碍中国发生技术革命的最大因素就是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流入的资本虽然数额巨大，但相对于庞大的中国市场仍然显得过于乏力，中国的市场相对于中国的庞大人口基数仍然太狭小，如果中国的商品输出能够持续增长，迫使全世界持续地以白银甚至黄金作为硬通货支付给中国，那么中国将自发地兴起工业革命。
世界并非没有给中国机会，相反…中国曾经以庞大的商品生产能力赢得了白银的大量流入，它曾理所当然地将以一个伟大帝国的姿态继续君临东方，可这一切都因为明帝国的灭亡而光芒黯淡。如果所谓的“康乾盛世”能够称之为盛世，那么我们要将因无效的人口增长和无效的土地获得而抵消的资本集中称之为什么呢？集中的资本、与资本数量相对应的人口、庞大的市场需求，我相信它们三者可以成为技术革命的支柱，很显然，明帝国的灭亡使我们离它们越来越远，并最终于1840年堕入深渊。例如，根据当时的资料统计，福建省所产的粮食只能养活其本省人口的一半，另一半人必须自谋出路，于是他们选择了海洋。另一方面，帝国政府无力组织农民垦荒，它也没有能力将流动的农民限制在土地上，这最终导致了它的败亡，但却孕育着无限的生机，我们本应欣喜地看到由于粮食价格上涨而导致的人口限制迟迟没有出现，1911年的革命者们却惊恐地看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农村人口过于庞大，城市被无数贫穷的乡村包围，传统工业中最先进的部分已经破产，四处是一片萧条的景象。美洲农作物的传播和清廷的专横造就了4亿人口，但这样的人口增长毫无效率，他们只会消耗大量的资源而无助于国民经济内涵的转变，谁告诉你们美洲财富的流量可以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而增长？诚然，我的假设倾向于将可能当作必然，它也确实滑翔在一根钢丝线上。那就是一个颇为软弱的帝国政府，它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垦荒运动，无力将农民禁锢于土地之上。但请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事实：明帝国的人口增长率远比它的后继者来得低。这其中存在三个因素：美洲作物此时尚未大量种植，限制了人口的直接增长；频繁的天灾和弱化的帝国政府管理体制，共同导致了流民的增加以及开垦荒地的效率低下；美洲白银流入而改变的农业结构对人口增长的影响被抵消了一部分。有一种说法是棉桑导致人口激增，曾雄生在它的＜明清桑争稻田，棉争粮田与圈地运动之比较＞一文中论述到：“据明万历年间归安人孙铨的估计，蚕桑生产和水稻生产两者所需要的劳动力的比例为100:5，棉花也需要比高粱多一倍以上的劳力，于是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必然导致中国农村人口的增加。因此，种桑种棉面积的增加，就意味着对劳力的需求加大，也就是说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必然导致了农村人口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可事实并非如此，栽种水稻与栽种棉桑不仅在劳动时间上存在差异，它们的劳动力也完全不同，后两者的主要劳动力是老弱妇嬬，在无棉桑可种的情况下他们显得多余，在这时不仅弥补了劳动力的不足，甚至为家庭挣得了额外的收入，所以棉桑导致人口激增的说法言过其实。我无意忽略它们的影响，但我同样注意到了，帝国市场自动地通过外部输入大米的方式缓解了这个矛盾。盲目地限制棉桑并不可取，由于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粮食价格的上涨必然无法紧跟丝棉价格的上涨，平易这种价格差距，从外部输入大米是一条必要的途径，它们主要来自东南亚，通过以物以物的方式获得，“暹罗米”便在这一时期为人所知。清帝国出现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降低与自明帝国开始的美洲白银的流入有着直接的关系。先前我们谈到，由于巨大的利益诱惑，帝国南方的农民将稻田改种桑树，北方的农民将粮田改种棉花，粮食产量的下降于是成为必然，田地被分割成碎片，以前用作大规模生产的劳动工具不再具备使用的价值，劳动生产率开始下降。明帝国可以通过大量兼并田产的方式加以弥补，但在清帝国这种方式却被强大的政府力量所阻止。如果明帝国能够坚持下去，如果它的整个体制不那么混乱不堪，它是能够熬过这段艰难岁月的。如果朱由检选择逃到一直忠于帝国的南方，帝国
或许可以抛开早已成为累赘的北方各省，得到脱胎换骨的改变。在财政上，粮长制度将像洪武年间一样行之有效，经济管理体制将抛开北方单纯而并不富产的农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趋务实，帝国财政也不会如此无效率地被用以维持如同陕西那样的贫瘠之地。
马尼拉大帆船的航行远远无法满足帝国对白银的迫切渴望，至少有三条主要贸易航线存在于帝国与他的四邻之间，如果我们将吕宋形容为帝国与美洲的中继站，那我们不妨将马六甲视作帝国与欧洲的桥梁。早在隆庆元年的那份诏书颁布以前，马六甲就驻扎着许多帝国的商人，那些来自福建的人与来自浙江的人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分工体系，前者通常由于到来的时间较早而负责当地的商业运营，后者由于家乡作为商品输出地的有利条件而负责船货的运输，这些帝国的商人和葡萄牙人、荷兰人、亚美尼亚人和阿拉伯人一起经营着获利极大的印度－东南亚－中国贸易航线，或许因为包含一些信仰的因素，葡萄牙和荷兰人扮演了一个颇具攻击性的角色，他们与当地的穆斯林展开竞争，并多次试图以武力驱走穆斯林商人，取得香料群岛的控制权。明帝国的商人则从帝国本土运来大量的纺织品、瓷器和草药这样的生活用品，换回的主要是香料，还有不少珍珠和玛瑙。越南、缅甸和暹罗作为这一地区贸易体系的分支，作用不可低估。尽管他们与帝国的贸易大都以朝贡贸易的形式存在，但对生产力非常落后的他们而言却是极其重要的，这使得他们可以通过宝石换取不少生活必须品，有时为了获得某些诸如纸张、铁器这样的东西，他们可以冒险进行走私。
马六甲与中国的航线起初也是以走私的形式存在，它的另一端很可能在距浙江舟山百里之遥的双屿港，那里地势险要，悬于海洋之中，在被走私集团占据以前，是个荒无人烟的小岛。它的腹地是浙江，帝国最富产丝绸的省份，同时也是帝国粮食和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那里水运交通发达，在历经多年的发展后，繁荣富裕作为一条真理已深入人心，它的城镇化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们享受着白银大量流入带来的种种好处。双屿的走私贸易是在1548年被朱纨摧毁的，根据他的说法，“海寇勾引各夷占据双屿港相传二十余年”，可以推断，双屿港早在1528年以前就成为了国际走私贸易的一个重要据点，海洋贸易或许因为帝国政府的禁令而受到了限制，但商品的大规模输出从未间断，同样引自朱纨的说法，“土著之民，公然放船出海，名为接济，内外合为一家。有力者自出资，无力者转展称贷，有谋者诓领官银，无谋者质当人口；有势者扬旗出入，无势者投托假借。双桅、三桅车樯往来。愚下之民，一叶之艇，送一瓜。运一樽，率得厚利，训致三尺童子亦之双屿为之衣食父母。”每日往来双屿与外洋之间的船只上千艘，这些人在那里筑码头，建仓库，设-§ 医院，开商店，盖教堂，其繁华程度可见一斑。浙江巡抚朱纨如此厉行海禁，被冠以“专擅妄杀”的罪名落职按问，最后仰药自尽。
双屿虽被破，朱纨却身首异处，官员们不再敢于谈论海禁，大量的贸易活动被转移到月港和澳门继续进行。1567年，帝国政府最终宣布开放海禁，其间还间隔着嘉靖三十年的海禁放宽。根据当年朱纫自己的看法：“大抵制海中之寇不难，而难于治窝引接济之寇；治窝引接济之寇不难，而难于治豪侠把持之寇。”＜明史＞记载：“舶主皆贵官大姓”。大量的资料可以证明，帝国的南方利益集团早已深受海洋贸易的影响，他们大规模地参与了国际贸易，并使帝国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个时候，他们在北京的宫廷里拥有大量的代言人，已经能够直接影响到帝国政府的决策，帝国政府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农业情结深重的保守主义者们所把持，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在白银的诱惑下选择转换阵营。
马六甲的这条航线可能将大量的白银带入帝国，而且也是海洋贸易的主要渠道，否则就无法解释长期以来困扰帝国的白银缺少问题是如何得到解决的。葡萄牙人登上了澳门，开辟了一条从里斯本到果阿，从果阿经马六甲再到澳门的航线。可以断定的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前，我们找不到任何欧洲商品向亚洲大量输出的记录，即使为他们自己所称道的纺织业，其最低成本价格也在中国商品的三倍以上，尼德兰最好的棉织品的质量仍不能与产自中国杭嘉湖的丝绸相比，这促使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先后采取行动限制中国商品的流入。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资料可以证明，1602－1682年中国的瓷器输出达到了1600万件。因为种种因素，大量产自美洲的白银的确通过葡萄牙人的航线源源不断地流入帝国，中途经过了印度，有一部分长期滞留在那里，其余大部分来到东南亚，通过购买香料的形式置换掉一部分，剩下的汇合马尼拉航线的白银被中国的商人运走。留在东南亚的那些白银一部分通过穆斯林商人回到印度，其
余部分由于拥有香料和宝石的交易而放缓了流入中国的速度，但最终仍然来到了中国。此外，葡萄牙人通过澳门得到了特殊的贸易地位，由于日本自始至终都无法得到与帝国直接贸易的权力，所以葡萄牙人可以通过转手中国货物获得每年二百三十五万两白银的收益，现代的日本学者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日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如果日本在初始的官方贸易时便遵守游戏规则，他们是不会落到如此境地的。
帝国政府禁止与日本的贸易确有充分的理由。早在朝贡贸易时，他们便常常没有国家作为信誉担保，他们所谓的朝贡不过是地方番主为了获得与帝国的贸易机会而产生的自发行动，逾期不归已被他们当作赚取利润的必要手段，他们的番主不仅在朝贡贸易时相互之间大相争执，甚至通过与帝国的海盗集团勾结的方式掳掠东南沿海，帝国的东南沿海深受其害。杨守陈在＜议倭＞中指出：“倭拏舟载其方物戎器，出没海道而窥伺我，得间则张其器而恣肆侵扰；不得其间则陈其方物假称朝贡。”“倭夷来朝，利与中国关市久留，鄞守臣趣有司牵海舶行，倭操短兵操乎，杀纤夫数人，知鄞县朱讷驰骑入其曹，语译者以祸福，约三日出关乃定。”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没有涉及到多少幕府的利益，幕府对颁发“勘合”（朝贡的证明，国家保证信誉的证书）并没有严加审核，致使其成员组成异常杂乱。“今朝廷未纳其贡，而吾郡先罹其害。芟民稼穑为之舍馆，浚民脂赏炎之饮食，劳民筋力役使防卫，昼号而夕呼，十征而九敛，虽鸡犬不得宁焉！且彼且纵使无道，强市货物，善谑妇女，貂珰不之制，藩宪不之问，郡县莫敢谁何，民既哗然不宁矣！”帝国希望通过禁止对日贸易的形式遏制危害的蔓延，却反而加重了危害。倭人与中国的海盗勾结，肆意妄为，无恶不作，严重干扰了正常的贸易秩序，所以在1567年海禁大开时帝国政府仍然坚持禁止对日贸易便在情理之中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虽然由于先前所述的原因而被排斥于直接贸易体系之外，但是它却是帝国白银的几个主要来源之一。日本富产白银，日本人在石田、但马、佐度、甲斐、秋田等地开采银矿，用“银山银吹”的方法使矿渣分离，提高了白银产量，从而使白银成为他们的主要硬通货。当时日本市场上中国商品的价格非常高，一斤丝市值六两，一斤丝绵市值二两，红线一斤七十两，水银一斤三两，每一针值银钱七分，一口铁锅值银一两。银矿的大量开采促使日本的白银价格持续降低，而此时由于银荒所导致的银价居高不下却困扰着明帝国，这无疑大大刺激了日本白银的对外输出。“让白银继续留在国内造成高昂的物价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输出白银以换取明帝国的商品，然后再将商品运回国内高价销售才是获利的良方。”抱持着这种想法的人必然不在少数，即使他们无法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解释当初的经济现象，但人类是被现实利益所驱动的一种生物，他们总会想方设法赚取利润，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的规律就显现出来了。
这样的走私让人由衷欣慰，因为它是以商品持续而大量的输出为存在前提，白银和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帝国的腰包，全世界不断地向帝国支付硬通货，这一直支撑着帝国工业的发展。现在，我们将视野回到1550年。我们注意到世界上最具活力的两个商品生产地区，在西方是法国北部、英国和尼德兰，在东方则是中国的江南。它们都依靠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美洲运来的大量黄金和白银支撑其工业生产，这些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流入最终造就了技术革命，却没有使得它们的运输者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然而，西班牙并非没有下意识地保护本国工业，但面对国内低廉的白银价格所造成的高通胀率，那些黄金和白银持有者根本无意服从王室的命令。事实是：黄金和白银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西班牙所能承受的极限，对外输出是缓解危机的必要手段。英国、法国北部和尼德兰的纺织业最先尝到好处，接下来这种趋势开始向世界蔓延，不久以后到扩散到中国。
大量的白银流入在导致物价上涨的同时，解决了一直困扰帝国政府的白银短缺问题，使实施银本位真正成为可能。我们必须注意到，由于帝国发行纸币的失败导致了对白银和铜钱的迫切需求。后两者最终成为相互竞争的货币，虽曾一度出现铜钱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那种建立在社会对铜钱普遍认可基础上的信用关系是经受不住私钱泛滥的打击的，最终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继位时，白银与铜钱的比价是1：3000，黄金与白银的比价跌到了1：13，显示美洲白银的流入持续增加。16世纪末17世纪初时，西班牙市场金银的比价浮动于1：12.5到1：14之间，而同时期明帝国的比价却浮动于1：5.5到1：7.5之间，如此悬殊的汇率差距在今天必然因金融资本的迅速流动而立即平衡，但限于那时的信息、交通因素，这样的平衡显得非常缓慢，并且是以帝国黄金的输出为代价，这样的趋势无法持续很久，白银的不断流入必然导致金价的上涨，从而在某个临界点形成对黄金的迫切需求。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正
是建立在银本位的基础之上，在他通过帝国政府的名义正式宣布改革前，民间早已储备好大量的白银用以支撑帝国的货币信用，被货币危机折磨了近百年的明帝国从此步入了新的时代。
城镇开始迅速发展，大批新兴市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很多都是以专业生产丝棉著称。这些市镇人口普遍超过两千，无暇统计他们之中有多少受益于海外贸易而发达，因为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海外贸易是其税收的主要来源，帝国的海关数据也支持了这种论断。但根据当时的记载，“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袂。”“闽广人贩其归乡者，每秋航海来贾于市，无虑数十万金。”“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赀而来者，白银动以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万计。”而万历后期福建月港的统计是29000两白银，其余主要港口都低于这个数字。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大量的税收被逃避了，帝国损失的尽管难以统计，但其数额必定极其惊人，因为1567大开海禁前，几乎所有的货物都是通过走私渠道输出境外的，那一部分流失的税收无法统计。
贸易保护主义的基本立足点是发展本国生产力，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在经济自由化和一体化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的大前提下，贸易保护主义除了使用传统的关税作为保护的手段之外，还加强了对非关税壁垒的设置和使用，如苛刻的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等，以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贸易保护与贸易自由化这对矛盾体将会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应如何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基于对以上课题的关注，本文在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并试图透过现象揭示保护的实质。然后，本文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最终得出“新贸易保护主义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这一结论。文章的最后部分，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作者提出了几点具体的应对措施，建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熟练掌握WTO相关规则，借助政府和中介机构的力量，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地抵制外国无节制抢占和恶意冲击，以保护各国在自由贸易过程中应得的利益。
关键词：新贸易保护主义；贸易自由化；世界贸易组织
引言
新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其目的是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通过贸易保护，达到保护本国就业，维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地位的目标。它们在维护民族利益，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旗帜下，行保护之目的，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隐蔽性，手段上的欺骗性和战略上的进攻性等特点。
在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研究中，关于理论来源和特征的研究比较多。本文拟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实质进行归纳分析，并试提出新贸易保护主义将在一定时间内长期存在的观点。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则是通过对当今国际经济形势的分析，根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状，提出运用贸易规则、规避贸易风险；发挥中介作用、建立预警机制；加大政府协调、实现公平竞争；提高商品质量、冲破贸易保护；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具体有效的措施。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研究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渊源
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重商主义”思想，之后经历了“保护幼稚工业”理论、超保护贸易理论、新贸易保护主义四个里程碑式的阶段。
1、重商主义（15-17世纪）
15-17世纪，随着新大陆和新航线的发现，商业活动的范围空前扩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开始产生。通过对美洲、非洲、亚洲的殖民掠夺，西欧积累了巨额的货币财富。与此同时，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封建自然经济的迅速瓦解，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生活对商业资本有着很大的依赖，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也在增加。当时充当交易媒介的货币，主要是黄金和白银等金属货币，它们成为社会各界追逐的对象和社会财富的象征，而拜金主义也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旋律。社会经济的这种剧烈变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中来。在经济思想和政策方面，表现为重商主义的兴起，这便是贸易保护的起点。
重商主义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重商主义流行于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的西欧各国，以“货币差额论”为中心，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威廉·斯塔福。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在对外贸易中少买多卖或不买，用以积累货币，而且积极鼓吹国家采取强制手段禁止货币输出。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资本高度发展，工场手工业已产生，信贷事业开始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当时的封建王朝和商业资产阶级更加需要货币，“他们开始明白，一动不动的放在钱柜里的资本是死的……人们开始把自己的金钱当作诱鸟放出去，以便把别人的金币引进来。”硕士论文
晚期重商主义以“贸易差额论”为中心，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马斯·孟（TomasMun，1571-1641），他指出：“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货币。”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应该允许货币输出到国外，购买本国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或进行转口贸易，发展生产。但晚期的重商主义者仍然坚持买少卖多的原则。贸易差额论在认识上比货币差额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不论是货币差额论，还是贸易差额论，都把货币和财富混为一谈，认为一国拥有的黄金和白银越多，就越富有。总之，财富就是金银，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态，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
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当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但它把货币和财富混为一谈，而且只局限于流通领域，认为财富和利润都是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对外贸易是财富和价值增值的源泉。这反映了商业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货币差额论将货币与商品绝对地对立起来，设法要把侥幸得到的货币保存在国内并把它贮藏起来，而且孤立地对待货币运动。贸易差额论才开始认识到货币运动与商品运动的内在联系2、“保护幼稚工业”理论（19世纪40年代）
19世纪20-40年代，资本主义工业尚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成长时期，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要求保护幼稚工业，特别是当时的德国。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与自由贸易理论相对立的“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形成了。“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List，1789-1846)。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他提出了保护贸易理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各国经济发展必须经历五个阶段，即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不同时期应实行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他从德国当时所处的现状出发，认为德国正处于农工业时期。而想要过渡到农工商业时期，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依靠国家实行高关税等保护贸易政策，进而建立强大的工商业基础。经过比较，他认为使用动力和大规模机器的制造工业的生产力远远大于农业，所以保护和发展工业生产力需要特别重视。而对于农业的保护，他认为，通过保护使工业发达以后，农业就会随之得到发展。
“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在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应该说保护关税政策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提高了他们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对经济不发达国家，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该理论在对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利益也予以承认的基础上，提出保护对象应以将来有前途的幼稚工业为限，保护贸易为过渡时期，自由贸易才是最终目标。
但是，李斯特的整个理论体系是错误的，不科学的。他把自己的生产力理论与古典学派的价值论对立起来，片面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保护幼稚工业”理论是以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全为前提假设。
3、超保护贸易理论（20世纪30年代）
20世纪初，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使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失业使市场问题进一步尖锐。经济大危机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干预对外贸易，实行高关税、外汇限制、数量限制、鼓励出口等措施，以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各国经济学者提出了各种支持超保护贸易政策的理论根据，其中有重大影响的是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83-1946）及凯恩斯主义的超保护贸易理论。凯恩斯主义主张，重商主义保护贸易的政策能够保证经济繁荣、扩大就业。他们认为，政府应该仔细分析贸易顺差和逆差对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影响，以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大量的失业问题。贸易顺差可以为一国带来黄金，可以扩大支付手段、压低利率、刺激物价上涨、扩大投资，有利于缓和与扩大就业量。而贸易逆差则会造成黄金外流，使物价下降，最终导致经济萧条和增加失业。
超保护贸易主义旨在垄断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市场进行进攻性的扩张。它把保护的对象由幼稚工业，扩展到包括国内高度发展或出现衰落的垄断工业。保护的目的也由培养自由竞争能力，转变为巩固和加强对国外市场的垄断。保护的战略由防御转向进攻。凯恩斯主义超保护贸易理论同样有其局限性。理论中提出的对外贸易乘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规律性。
但凯恩斯主义过分夸大了他们的意义，忽略限制新投资，阻止对外贸易顺差的其他重要因素。超保护贸易理论的特点是不择手段的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保护高度发展的工业，以加强其国外的垄断地位，其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贸易理论。超保护贸易理论不是消极地防御外国商品侵入国内市场，而是加紧侵占国外市场。凯恩斯主义者反危机方案旨在解决国内日益严重的失业和摆脱不断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超保护贸易理论对危机起到了缓解作用，但在其原有制度条件下，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和失业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
关键词：融资方式；华谊集团；中影集团；金融贷款
一、电影融资渠道介绍
我国电影业主要使用的电影融资方式有八种：金融贷款、版权预售、政府出资、电影基金、间接赞助、个人融资、广告投入、风险投资、以及海内外企业投资等。随着电影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香港、美国、日本、韩国、英国、荷兰、加拿大地区的资金也逐步进入中国制片领域。而随着这些资金的逐步进入，单一的资金制作的影片比例已经越来越小，混合资金运作已经成为目前我国电影融资的主要形式。
二、案例分析
（一）广告投入的代表——华谊集团。
华谊公司与冯小刚合作的多部电影，如《手机》、《大腕》、《天下无贼》等将广告投入这一融资渠道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以新片《非诚勿扰》为例，影片5000万投资里有一大半是来源于广告收入。（另有招行的独家贷款。）在过去的几年中，华谊兄弟保持100%增长率，占据了国内制片市场40%的份额、电影发行市场30%的份额。从2000年至今，华谊兄弟先后获得来自太合集团、TOM集团、雅虎中国、分众传媒等机构的资金总计4亿多元，这些资金保证了华谊兄弟能够持续不断地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2009年，华谊兄弟正式上市成为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认为，“华谊”兄弟的上市将为国有公司的新一轮发展带来契机。
（二）海内外企业投资代表——中影集团。
由韩三平领导的中影集团把我国的国营制片厂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仅08年一年，中影集团发行的影片票房总收入高达27亿元，占全国票房总产值67%。中影集团以独家、联合、、协助等不同形式发行了国产影片150部，共产出票房19.5亿元，比07年狂增10亿元，全年8部过亿影片中影集团参与。从08年的《赤壁》到09年的《建国大业》，有了中影集团在背后做力盾，影片吸引到许多国内外的影视公司融资。拿《赤壁》为例，总投资额8000万美元的影片投资方包括中国电影集团、美国狮门山制作公司、北京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橙天智鸿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北大春秋鸿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日本AVEX、韩国Show-box等11家单位。该片采取“主打中国文化、集合亚洲资源、全球营销”的制作模式，涵盖了国有、民营、社会、境外等多种渠道的资金，影片上映不到一周内地票房即突破1.5亿元，创造了新的记录，同时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等地上映后均位居首周票房榜之首。
此外，以《建国大业》、《长江七号》、《宝葫芦的秘密》、《投名状》、《面纱》、《玉战士》、《风云2》为代表的一批影片，就吸引了美国、芬兰、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一批具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制片公司。中国电影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打好全球营销的王牌，中影集团自然稳坐我国电影业的龙头宝座。
（三）银行金融贷款。
在金融贷款这一融资渠道方面，目前已有招行、交行、北京银行等多家银行介入文化产业融资市场。北京地区文化产业融资气氛活跃主要与大环境有关，目前北京市对已经形成一定规模、获得商业银行文化创意产业项目贷款的企业，按照项目贷款利息总额的50%---100%给予贷款贴息支持，这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北京银行以版权质押方式为华谊兄弟提供一亿元的电视剧打包贷款，共14部456集电视剧，包括张纪中的《兵圣》、胡玫的《望族》、康洪雷的《我的团长我的团》等。为控制风险，北京银行与华谊兄弟约定，银行贷款不能超过其投资总额50%。08年，北京银行还为《画皮》提供了1000万元版权质押贷款。在这个项目上，北京银行不仅在贷前对借款人提出严格的用款计划、还款措施，采取了个人无限连带责任等有效的担保措施，贷中、贷后还采取了十分严格的监管措施。截至2008年9月末，北京银行累计审批通过文化创意企业贷款46笔，8.53亿元。《长江七号》、《赤壁》、《深海寻人》、《白银帝国》、《爱情呼叫转移》等影片都获得了北京银行的融资支持。
据第一财经日报的消息，一些新的融资模式也正在进入我们的视野。香港国际影视展及HAF（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已经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影视展以及电影投资会，以外，亚洲电影节及韩国釜山PPP计划、东京影展及东京国际映画节、中国台北金马影展等也具有一定的融资功能。
三、发展中国电影投融资体系的建议
客观上说，我国电影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国家已经明文提出一定要发展好中国电影。这也给中国电影的良性发展带来了很好的政治气候。公务员之家：
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电影业应继续在投融资的体系上投入更多的注意力，进一步完善政策，推动我国的电影投融资模式的建立。在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的同时，要对它们的经典案例进行分析，以此来完善我国投融资体系。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成本昂贵的胶片电影已经满足不了观众日益增长的对电影的需求量，发展好数字化电影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也是我国电影业要继续努力的方向之一。此外，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如果能开发好农村电影市场，吸引7亿的农村观影群，这将大大加速中国电影业的发展。
一、茶叶：18世纪中西贸易的核心商品
在20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使他们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1〕虽然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直到16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Giambattistaramusio）在其出版的《航海记》（NavigationeetViaggis）才首次提到茶叶。〔2〕1606年，荷兰人首次从万丹将茶叶输往欧洲。〔3〕在此后一百余年间，茶叶并未成为输往欧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号（Kent）在广州购买470担茶叶，价值14000两白银，只占其船货价值的11％，而所载丝绸则价值80000两。〔4〕1715年，英船“达特莫斯”号（Dartmonth）前往广州，所携资本52069镑，仅5000镑用于茶叶投资。〔5〕1716年，茶叶开始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两艘英船从广州携回3000担茶叶，价值35085镑，占总货值的80％。〔6〕18世纪20年代后，北欧的茶叶消费迅速增长，茶叶贸易成为所有欧洲东方贸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贸易，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RobertConstant说：“茶叶是驱使他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7〕
从17世纪20年代起，英国东印度公司（EIC）在绝大部分年份中，所购买的茶叶都占其从中国总进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占71％。在1785—1794年中，这一比例提高到85％。〔8〕虽然瓷器、漆器、丝绸和其他中国商品的需求由于欧洲“中国风格”（Chinoseries）的流行仍在增长，但公司宁可让这类商品的贸易由其船长和船员利用他们的“优待吨位”（Privilegetonnage）去经营，本身则集中全力经营茶叶贸易。〔9〕19世纪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都占其总货值的90％以上，在其垄断中国贸易的最后几年中，茶叶成为其唯一的进口商品。
茶叶贸易不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在生死攸关，而且对英国财政也至关重要。从1815年起，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获利都在一百万镑以上，占其商业总利润的90％，〔10〕提供了英国国库全部收入的10％。〔11〕
荷兰是18世纪西方各国中仅次于英国的最重要的对华贸易国。荷兰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主要有五类：茶、瓷器、粗丝、纺织品（包括丝绸、南京布等）、药材杂货等。〔12〕虽然荷属东印度公司（VOC）最早将茶叶从中国运往欧洲，但直到18世纪40年代初，其输往欧洲的茶叶主要购自来到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在18世纪最初的十年间，荷印公司在与巴城中国帆船的易货交易中每年尚有10—50万盾的盈余。〔13〕随着欧洲对茶叶需求的迅速增长，荷印公司已不满足于中国帆船运往巴城的茶叶数量。1728—1734年，在巴城茶叶贸易继续进行的同时，荷印公司从荷兰派出11艘船，直接前往广州购买茶叶。其中两艘船中途遇难，另外9艘船运回总共1350000荷磅（1担＝125荷磅）的茶叶，价值1743945荷盾，占全部货值的73.9％，获纯利2334459荷盾。〔14〕由于用来购买茶叶的白银短缺，1734年以后，荷印公司董事会放弃从荷兰直接派船到中国的努力，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买茶叶，同时仍鼓励中国帆船在巴城的茶叶贸易。1740年，荷兰殖民者尽屠巴城华人，巴城华商贸易网络破坏无殆，〔15〕茶叶贸易随之衰落。到18世纪50年代，巴城茶叶贸易停止。〔16〕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对华直接贸易，直至1795年荷人因拿破仑战争而退出对华直接贸易。从18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茶叶均是荷人从中国输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这一时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叶占荷人输出的中国商品总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过85％。
资料来源：Jorg,Prcelain,P.217-220.
从第一艘美国船到达中国起，茶叶就是其寻求的最重要的商品。1784年，美船“中国皇后”（EmpressofChina）号首航广州，带回3002担茶叶，价值66100两白银，占该船总货值的92％〔17〕然而，美船并不象同期的欧洲船只那样几乎主要从事茶叶贸易。1792年，6艘从广州回航的美国船的总货值为317270两白银，其中茶叶11538担，价值为165440两，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8〕1840年，美船在广州购买货物总值2766240两白银，茶叶价值1411391两，仍是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9〕在19世纪初到3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美船在华出口货物中，茶叶价值约占30—40％。至1837年，美船的茶叶货值首次超过60％，达到65％。〔20〕1840年，美船购买19333579磅茶叶，占其在华购货总值的81％。〔21〕
在18世纪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瑞典、丹麦、美国的对华贸易中，茶叶所占的中国货值比率也高达65—75％不等。〔22〕由于英国茶叶进口税高达100％，欧洲大陆国家购买的茶叶历来靠走私进入英国获利。1784年英国国会通过抵代税条例（CommutationAct），英国本土茶叶消费税由100％降至12.5％。〔23〕欧洲大陆国家的白银来源逐渐枯竭，加上走私茶叶入英国已无利可图，他们在1885年以后逐渐退出茶叶贸易。广州的茶叶贸易为英人所支配，小部分为美国商人分享。***战争前几年，广州每年出口茶叶350000担，价值94450000银元，占中国出口货值的70％。〔24〕二、白银：西方购买茶叶的主要支付手段
当18世纪20年代以后欧洲各东方贸易公司竞相从事对华贸易时，他们均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欧洲产品几乎在中国找不到销售市场！18世纪的中国经济建立在手工业的农业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发达的手工业和国内市场使中国在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一百多年以后主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RobertHart）在其《中国见闻录》（ThesefromtheLandofSinim）中仍写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25〕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和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使欧洲产品的中国市场非常狭小。然而，唯一例外的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亚当·斯密（AdamSmith）说过，当社会财富增长时，对白银的需求有两个层面的动力，一是作为货币促进商品的流通，二是作为奢侈品的标志。〔26〕在当时的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主要源于第一种动力，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作为主要通货的铜钱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交易，世界上尚无第二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如此迫切地需要白银。而欧洲人对茶叶的需求仅能用白银支付。大规模的中西贸易由此找到的支点：西人用白银交换中国的茶叶！
甚至早在古罗马时期，西方已需要用贵金属购买丝、丝绸与香料。〔27〕16世纪末以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日本、欧洲和美洲运来大量白银购买中国丝绸。〔28〕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成为最大的茶叶买主，18世纪末，美国成为第二大茶叶买主。从18世纪20年代至***战争前，流入中国的白银绝大多数由英、美人输入，主要用于购买茶叶。
17世纪中叶以后直到18世纪末，银元一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华的主要商品。也如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英人的银元源自西班牙的美洲属地。银元通常被装箱输往中国。每箱一般装4000个银元，1637年英船首航广州，就携带62000西班牙银元（realsofeight）〔29〕在18世纪初，中国贸易规模尚小，英人对华输出只相当于对印度输出的十二分之一。〔30〕16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官员在和印度的贸易中投资430000镑，其中实物部分为111000镑，白银320000镑，其投资的利润率为100％。〔31〕在1708－1712年间，英人每年对华出口商品值仅5000镑，而出口白银则高达50000镑。〔32〕从18世纪中叶，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
资料来源：1760-1799年的数字见：Pritchard,P.399;1800-1823年的数字见：W.ECheong,"MandarinsandMerchants,JardineMastheson&Co.aChinaAgencyoftheEarlyNineteenthCentury",p.19,Bangkok,1979.
1700—1753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有178艘船前往中国贸易。我们已知其中的65艘船共载7099068两白银或每船平均携带白银109226两。〔33〕若以109226作为178艘英船每船携银的平均数，则在1700—1753年，英船共运19440000两白银到中国。
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扩大对华的货物出口，主要是铅、锡和棉花，白银在总货值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然而，由于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迅速增长，白银输华的绝对量仍持续增加。1758—1762年，公司每年对华输出货物值174000两，白银219000两。〔34〕1760—1770年，公司对华输出总值中，白银约占50％。到1795-179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3％。〔35〕但由于每年对华输出总值高达5373015两，白银输出每年平均仍有739994两。
如果1754—1759年英人平均每年输华白银与1758-1762年相当。即每年219000两，则在1754-1759年间，英人共输1314000两白银到中国。通过以上推算，我们可估计，1700—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53875032两白银到中国。1823年以后，英人已无需再运白银前往中国了。荷兰人在18世纪也输出大量白银到中国。但在18世纪50年代以前，相对于其他西方人，荷人是唯一无需主要依靠白银来购买茶叶的。虽然荷印公司也曾从事过荷兰与广州的直接贸易。由于荷兰开拓了大片东方殖民地，拥有在中国市场上畅销的热带产品，如胡椒、锡、香料等。荷兰人坚持对华易货贸易的战略，以热带产品与中国帆船交换茶叶，这一战略在巴城中国帆船贸易时期似乎实行得相当成功。随着欧洲市场对茶叶需求迅速扩大，荷人拥有的胡椒之类热带产品在中国市场之外也相当畅销，因此，荷人不得不从欧洲或亚洲其他地方商馆调运白银到巴城，其中一部分用来购买茶叶。〔36〕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30年代，每年从荷兰运往巴城的白银多达6800000—7900000荷盾。〔37〕1728—1734年，有9艘荷船从荷兰直接驶往广州，其总货值为2533359荷盾，白银占96％。〔38〕1735年后，荷印公司决定放弃荷兰与中国间的直接贸易，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货资本为每船30万荷盾，〔39〕其中部分资本用来在巴城购买胡椒等产品以便销入中国，换取茶叶。在18世纪30年代后期，荷人每年在广州销售胡椒约50万荷磅，在40年代，每年在广州销售胡椒达150—200万荷磅。在50年代的某些年份，胡椒销售额高达300万荷镑。〔40〕300万荷镑胡椒约值180000两，相当于荷人在广州购买的茶叶价值。由于三角贸易使荷人在巴城购买的茶叶费时较长，茶质也差，难以在欧洲市场上与其他西方公司竞争。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荷兰与中国之间的直航贸易。然而，正如其他西方公司一样，荷兰产品也无力在中国打开销路，因此公司决定，从荷兰出发的船只每艘携带30万荷盾的银元前往中国。〔41〕从此以后，荷人也象其他西方人一样，主要以白银购买中国茶叶。
虽然美国商船迟至1784年才到中国，但不久之后，他们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茶叶买主和最大的白银供应者。在中美贸易初期，美商提供的大量洋参与皮毛在中国销路颇佳，其货值足以支付所购买的中国商品的货值，19世纪初以后，美商的皮毛来源逐渐枯竭，其在广州的皮毛市场也受到英人的激烈竞争，白银成为美国支撑对华贸易主要手段。美船在欧洲购买制成品销往拉丁美洲，换取白银后，绕南美合恩角前往广州购买茶叶、丝绸和瓷器。在1805—1840年间，美商共运61484400两白银到广州，每年平均1607899两。
根据以上估算，在1700—1840年间，从欧洲运往中国和美国人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45〕
欧人和美人输华的白银都来自西属美洲。美洲白银生产集中于两个地区，即上秘鲁（UpperPeru，现玻利维亚）和新西班牙（现墨西哥）。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30年代，秘鲁所产白银占西班牙属美洲输出白银总量的65％。〔46〕1581—1600年，仅是上秘鲁的波多士银矿（Potosi）每年就生产白银254吨，约占全世界产量的60％。18世纪初以后，黑西哥成为世界最大的白银产地。1803年，黑西哥所产白银占全美洲的67％。〔47〕从18世纪以后，80—90％的美洲白银都由西班牙的“银船”运往欧洲。由于欧亚贸易的迅速扩大，从美洲输往欧洲的白银大部分又转输到东方。研究美洲白银流通史的著名学家威尔逊教授（CharlesWilson）指出，“毫无疑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欧洲出口的白银至少与其接受的白银一样多。”〔48〕
欧洲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导致西班牙银元大量持续流入中国，银元在中国，特别是在沿海地区，越来越多地取代银块作为通货使用。广州的商务交易主要用西班牙银元结算。美洲白银持续流入欧洲成为欧人对华贸易的基础。然而，西属美洲的白银产量与迅速增长的西方对华贸易所需的银元数量并不同步增长。由于很多银矿枯竭，从1790年以后，美洲白银产量开始下降。1811年，西属美洲爆发独立革命战争。这场持续15年的革命战争摧毁了很多银矿，美洲的白银产量大为减少。
另一方面，欧人的殖民扩张活动的费用也增加了白银的消耗。1784年以后的20年间，英人在印度扩张直接统治地盘，在美索尔（Mysore）以及和马哈拉特（Maharattes）的战争使英属印度政府财政支出，对现金需求愈为迫切。〔49〕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从伦敦运送白银到广州。白银的短缺使其他欧洲国家逐渐退出对华贸易，将地盘留给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前者在19世纪初以后找到了以***取代白银作为对华贸易的支柱，而后者除部份***贸易外，依靠他们与西属美洲革命者的友谊，在西属美洲独立战争期间及以后仍可获得白银。
三、***：取代白银交换茶叶
就如其他麻醉品如***、***一样，***也是罂粟属植物果实（PapaverSomniferum）的制成品。***种植的起源时间和地区尚未确定，但在欧洲出现之前很久，就已在中东种植。古埃及人保存了最早有关***的记载：6000多年以前中东的苏美尔人（Sumerian）就已种植罂粟花作为观赏之用。公元一世纪，***经希腊传入欧洲大陆。在小亚细亚，种植***已成为一种行业。〔50〕在中世纪，作为东西方贸易中介的阿拉伯商人将***种植及其功能的知识传遍东方各个角落。***于唐代经阿拉伯商人传入中国。中文“阿芙蓉”，“***”，“芙蓉”等名称即源于阿拉伯语“Afyun”。在西方向中国的商务扩张过程中，葡萄牙人最先将***作为商品输入中国。葡人以澳门为基地，将印度麻洼产的***运入广州，葡人对华***输出规模尚小，在1767年以前，每年输入中国约200箱。〔51〕可以说在英人于18世纪60年代开始其***贸易之前，中国稍具规模的***贸易尚不存在。
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对华进出口贸易迅速扩大，贸易逆差也日趋严重。1765—1766年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商品是对华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间，这一比值是256％。英国国会通过替代税法后的1785—1786年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叶）比对华出口的商品多328％。〔52〕尽管其间英人不断输入白银，但仍不足以弥补迅速扩大的中国商品进口造成的贸易逆差，导致公司在广州资金周转屡屡发生困难。1784年公司在广州的财库尚有214121两白银的盈余，到第二年，就出现了222766两的赤字。1786年，赤字高达864307两。1787年，更达904308两。〔53〕为了平衡茶叶贸易造成的巨额逆差，公司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无论其合乎道德与否。从英属孟加拉运送***到中国的计划最先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ColonelWatson）提交给公司的加尔各答董事会，并得到该董事会成员，公司重要官员惠勒（Wheeler）的支持。该计划的初衷原为增加税收以弥补英属印度政府的财政。〔54〕由于公司的广州财库日益支拙，公司驻广州监理委员会（Supercargos）要求英属印度总督给予财政援助。其具体作法是：英属印度政府***批发给有***特许经营权的散商，这些散商在广州出售***后将收入纳入公司的广州财库，广州财库支付散商伦敦汇票，后者可于英国将汇票兑换成现金。〔55〕英属印度总督和公司董事会接受了这个计划，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事务局（OpiumCorporation），垄断印度***生产和出口。
麻洼（Malwa），比哈尔（Behar）和比纳莱斯（Benares）是印度主要的***产地。比哈尔和比纳莱斯处于英国印度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因此英人较容易地建立起一套***强迫种植制度。公司每年丈量种植***的土地，确定其地界，再通过中介人和居住在***种植区域的农民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种植者可得到公司的预付款，收成时再将产品以合同确定的价格卖给公司。如当地农民未和公司签订合同就擅自种植和出售***，其财产就立即被没收。〔56〕农民交付公司的粗***尚需在公司专设的***工厂里精炼、干燥、称重、装箱，每箱约重140英磅。〔57〕强迫种植制度使公司仅以每箱300卢比的价格得到***。〔58〕这两个地区所产的绝大部分***都沿冈吉斯河（Ganges）运到加尔各答港，以便出口到中国。1779年，***在广州的售价每箱为500—600银元，三倍于其最初的价格。〔59〕***运销中国原由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公司船只遂不再直接经营***在中国的运销。转而在加尔各答拍卖给向公司申请到***经营特许权的散商，由他们具体经营运销***往中国。〔60〕麻洼则在印度土邦政府的管辖下，在其境内，***就如稻米和棉花一样，可以随意种植与买卖。麻洼***少部份由葡人运至葡属狄莫恩（Demaun）港出口中国，大部份由当地人运至孟买出口。孟买为麻洼***的主要集散地，距麻洼约400—500英里，从麻洼到孟买须经过英属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公司在其管辖地实行一种“***转运税”缺席制度（Transitaduty），每箱***过境需付200—400卢比。通过强迫种植和“转运税”制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但基本上垄断了印度的***生产和运销，而且也解决了在广州的金融问题：印度***在中国销售的收入用于代替白银，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
在18世纪最后十年中，每年从印度销往中国的***约为2000箱。〔61〕1800年以后，每年输入中国约4000箱。1822年以后，英人加速对华***输出，当年输华***7773箱。1832年达21605箱，到1838年更高达到40000箱。
美国商人也不择手段地为弥补其对华贸易逆差及与英国人竞争而努力，虽然美船在世界各个角落寻求能在中国销售的产品以便购买高利润的中国商品，但仍无法获得足够的商品来代替白银以平衡对华贸易。当美国商人获悉可带来巨额利润的***后，也毫不犹豫地加入对华***输出。印度是***的主要产地，但却被其对手英国人牢牢控制，美国人因此转向土耳其的士麦那（Smyrna）——其地所产***虽质量稍次，但仍为中国瘾君子所接受。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34年解除对***运销的垄断之前，是美国人获得***的唯一地方。美人何时开始对华输出***尚不清楚，但至少不迟于1805年。当年三艘美船从士麦那携带120箱***前往中国。〔62〕两年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已警觉美国人在***贸易上的竞争。〔63〕1805—1808年，美船每年从土耳其运出的***不少于200箱。1816年，美船“狮子号”（Lion）携带11万银元和60箱***来到广州。〔64〕1817年，土耳其出口的***高达1900箱，次年的数量更多，主要为美人贩运。〔65〕由于英人垄断了***主要产地，美人输华***数量远远落在英人之后。1818—1833年，美人总共输入中国的***价值4925997银元，平均每年307875元，只相当于对华出口的10％，而同期英人输入中国的***价值104302948银元，平均每年6518934元，〔66〕等于东印度公司从中国的全部出口商品总值。〔67〕
根据马士的统计，1800—1838年，输入中国的***达422676箱，每箱平均价约750银元。〔68〕18世纪最后十年共有20000箱***输入中国。因此，从1790—1838年，输入中国的***价值239045040两。
对于美国人，***贸易收入可部份取代用于购买中国商品的白银。1827年以后，美人加紧对华输出***。输华的白银随之剧减。1821-1830年十年中尽管中美贸易有所扩大，输华白银则仅有4064400两，只相当于，前十年的21.5％。
对于英国人，对华***输出使他们平衡了50多年以来持续的对华贸易逆差，再也无需运送白银到中国。相反的是***贸易的收入不但扭转了对华商品贸易逆差，还有大量盈余可换成白银运出中国，正如当时一位美国商人抱怨：“***贸易不但使英人有足够的钱购买茶叶，而且使他们能把美国人运到中国的白银运回英国。”〔69〕1807年，英属印度总督指示孟买、马德拉斯槟榔的英国殖民地首脑，原先各地准备运往中国的白银都改运加尔各答，因为公司广州监委会已有足够财力应付交易。当年，从广州运抵加尔各答的白银有2431000两。〔70〕此后公司不断从广州运出白银。
从1812年以后，公司为英国散商提供汇票服务，以转移其***利润，运送盈余白银的事务主要由散商进行。
对于中国、***非法输入导致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对人民身心、财产和社会安全的损害。19世纪初以后的30年间，吸食***恶习从沿海迅速扩展到内地，从城镇到乡村，从士农工商到达官贵人，无处不在。“一经嗜烟，刻不可离，中人之家往往破产。”〔71〕由此激发的罪案更不可胜数。其次，导致白银外流。这又引起银贵钱贱。19世纪初银一两约合铜钱1000文，到***战争前夕，银两竟达钱1600文。农工、手工业者和高人平时所得为铜钱，交付各种赋税则需折成白银，负担大为加重，各省拖欠赋税日多，造成清政府财政危机。第三，破坏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吸食***使社会购买力降低，白银外流引起金融混乱，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市场交易。1838年林则徐在调查苏州、汉口等商埠后上疏，“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烟而已矣。”〔72〕***对中国的危害深为朝廷有识之士所悉，他们激烈主张朝廷应严禁***。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既然***贸易提供了英属印度政府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既然***能代替白银，维持每年给英国政府提供了300—400万英磅财政收入的茶叶贸易，既然***是英印中三角贸易的基石，英国总理鲍美斯顿爵士（LordPalmerston）对中国政府禁烟的反应是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
结论
在工业革命以前，西方人不能为其东方贸易提供除白银之外的任何有较大市场的产品。直到18世纪后期，英国人运往中国的印度棉花才在中国市场上有一定销路，然而，销售印度的产品收入远不足以购买中国商品。为了购买以茶叶为主的中国商品，从事对华贸易的西方国家都在18世纪运大量的白银前来中国。当西属美洲白银产量下降以及西方的殖民扩张费用增加时，欧洲大陆国家难以维继贸易平衡，纷纷退出对华贸易行列。只有英国人依靠印度的***重建其对华贸易结构，在对华贸易中获取巨大利润。当中国政府厉行禁烟的措施使以***为中心的中英贸易结构面临崩溃危险时，英国政府立即诉诸于战争。***战争并非象西方的中国学权威费正清所说的“是一场根源于中西方间不同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与国际秩序观念的文化冲突”，〔73〕而是英国追求经济利益而强加给中国的战争，与西方在殖民扩张时期于印度、美洲、非洲发动的战争在性质上并无任何不同：从商务扩张到武力征服。当时的一位善品中国茶叶的英国人是这样评述这场用武力强迫中国接受***交换茶叶的战争的：“一场从一开始就是非正义的、不择手段的，使英国人蒙受长久耻辱的战争……。不列颠的旗帜从此成为保护无耻交通的海盗旗帜。”〔74〕
注释：
〔1〕EarlH.Pritchard,"TheCrucialYearsofEarlyAnglo-ChineseRelations,1750-1800",p.163,Washigton1963.
〔2〕这位威尼斯人所知的“茶叶”并非目睹，而是从一位到过中国的威尼斯人处得知。“ThemaThee"p.13.museumboymans-vanbeuningenRotterdam,1978.
〔3〕乌克斯（Ukers）则认为荷人在1610年从日本和中国输入茶叶。WilliamUkers,"AllaboutTea",vol,1.p.23,p28,NewYork1935.
〔4〕H.B.Morse,"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1635-1834",vol,1.p.144.Oxford,1926.
〔5〕Morse,"Chronicles",vol.1.p.148.
〔6〕其中“苏珊那”号（Susanna）所载货值54000两白银，茶叶1565担，价值45000两，见：Morse,vol,1,p.157,K.N.Chaudhuri,"TheTradingWorldofAsinandtheEnglishEastIndiaCompany",P.538,Cambridge,1978.
〔7〕LouisDermigny,"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aCantonauXVIIIeSiecle,1732-1833",3vols,vol,2.p.545,Paris,S.E.V.P.E.N.1964.
〔8〕Pritchard,"CrucialYears"p.395-396.
〔9〕MichaelGreenberg,"BritishTradeandtheOpeningofChina,1800-1842",p.3.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1.
〔10〕A.J.Sargent,"Anglo-ChinaCommerceandDiplomacy,P.51,Oxford,1907;Prichard,"GrucialYears",p.163.
〔11〕Greenberg,"BritishTrade",p.3.
〔12〕C.J.A.Jorg,"PorcelainandtheDutchChinaTrade",p.217,TheHage1982.
〔13〕Kristof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15,TheHage1958.
〔14〕DeHullu,"OverdenChinaschenhandelderOostindischeCompanieindedertigjaarvande18eeeuw",in"BijdragentotdeTaal-,Land-enVolkenundevanNederlandschIndie(BTLV),vol,73,P.42-43,TheHage1917.
〔15〕如：巴城华人甲必丹，大茶商连富光即在1740年被荷人逮捕流放。见：B.Hoetink,"NiHoekong,KapiteinderChinezenteBataviain1740",inBTLV,vol,74,1918.
〔16〕LeonardBlusse,"StrangeCompany:ChineseSettlers,MesizoWomenandtheDutchinVOCBatavia",p.137-138,Leiden1986.
〔17〕Morse,"Chronicles",vol,2.p.95.
〔18〕Morse,Chronicles",vol,2.p.204.
〔19〕茶叶的数量与美国船货总值数字引自：FosterRherDulles,"TheOldChinaTrade",p.210,NewYork1970,茶叶货值系推算而出，从19世纪初到30年代，广州茶叶价值每担在23-26两之间，在此以中章价245两计算。
〔20〕Yen-pingHao,"TheCommercialRevolutioninNineteenth-centurychina:TheRiseofSino-WesternMercantileCapitalism",p.16,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Berkeley1986.
〔21〕TimothyPitkin,"AStatisticalCiewoftheVommerce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Harford1816,Reprintedin1835,NewHaven,P.301.
〔22〕ZhuangGuotu,"InternationalTradeinChineseTeain18thCentury",p.30-33,APaperPresentedtothe34thInternationalCongressontheAsianandNorthAfricaStudies,HongKong,1993.
〔23〕该条款同时也规定，英国东印度公司必须供应本土足够的茶叶，并以不超过成本加法定利润的价值出售见：HohcheungandlornaH.Mui,"TheManagementofMonopoly;aStudyoftheEastIndiesCompany''''sConductitsTeaTrade,1784-1833",p.xi,U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Press,Vancouver1984.
〔2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70－1875》，卷1，第258页，北京，1962年。
〔25〕Greenberg,"BritishTrade",p.5.
〔26〕AdamSmith,"AnInquairyintotheNatureandthe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p.188,NewYork1937。
〔27〕H.A.CrosbyForbes,JohnDevereuxKernanandRuthS.Wilkins,"ChineseExportSilver1785to1885".p.22.MuseumoftheAmericanChinaTradeMassachusettes,1975.
〔28〕参见：庄国土《明季中国丝绸的海外贸易》，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和海上丝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99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29〕Morse,"Chronicles",vol,1.p.21.p.307.
〔30〕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1〕Morse,"Chronicles",vol,1.p.71.
〔32〕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3〕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34〕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5〕Prtichard,"Crucialyears",p.394,396,399.
〔36〕C.C.F.Simkin,"TheTraditionalTradeofAsia",p.231,NewYork1968.
〔37〕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43.
〔38〕ibid,p.69.
〔39〕Jorg,"Porcelain",p.27.
〔40〕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43.
〔41〕Jorg,"porcelain",P.35.
〔42〕Dermigny,"Canton",P.521-524.
〔43〕18世纪下半叶欧洲商船较以前大，但所携白银在输华货值中的比例也稍低，这两方面出入可能大体互相抵消。
〔44〕在对美国1805-1944年对华商品和白银输出额估算时，各家所据资料不同，其结果也稍不同，Yen-PingHao引用的是参议院档案（U.S.SenateExecutiveDocument31.19thCongress,lstSession）以及Homans所著《历史统计资料》（HistoricalandStatisticalAccount）。Morse引用的是K.S.Latourette所著的《1784-1844年美中早期关系史》（TheHistoryofEarlyRelationsbetweentheU.S.andChina1784-1844）载于"TranslationsoftheConnecticutAcademyofArtsandScience",vol,28,NewHaven1927,Cheong在其所著的“MandarinsandMerchants”（P.54）也引用相同资料。
〔45〕这个数量不包括西班牙人经马尼拉输入中国的白银。
〔46〕D.A,Brading,"MexicanSilver-MiningintheEighteenthCentury:TheRevivalofZacatecas".LatinAmericanseries,No.277.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Reprintedfrom"TheAmericanhistoryReview,vol,L.No.4.Nov..p.666.1970.
〔47〕A.Kobata,"TheProductionandUsedofGoldandSilverinSixteenth-SeventeenthCenturyJapan",in"EconomicHistoryReview,"SecongSeries,vol,,2.p.247.August,1965.
〔48〕CharlesWilson,"Trade,SocietyandtheState",inE.E.RichandC.H.Wilson,eds,"TheEconomyofExpandingEuropeintheSixteenthandSeventeenthCenturies",p.511,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7.
〔49〕W.E.Cheong,"TradeandFinanceinChina:1784-1834",in"BusinessHistory'''',p.40,January,1965.
〔50〕J.m.Scott."TheWhitePoppy:AHistoryofOpium",p.5,London1969.
〔51〕"ChineseRepository",vol,5.p.546,April,1837,Morse,"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ChineseEmpire",vol,1.p.173,Shanghai1910.
〔52〕Prichard,"CrucialYears",p.143.
〔53〕Morse,"Chronicles",vol,2,p.95,100,118,135.
〔54〕M.D.NathanAllen,"OpiumTrade",p.12,reprintedinBoston1973.
〔55〕Prichard,"CrucialYears,"p.217-218.
〔56〕"ChineseRepository,"vol,3.p.238,Feb,1837.
〔57〕,"OpiumandEmpire:ChineseSocietyinColonialSingapore,1800-1910'''',p.53-55,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0.
〔58〕Allen,"OpiumTrade",p.10.
〔59〕"ChineseRepository",vol,5.p.546-547,April,1837.
〔60〕Dulles,"Old,ChinaTrade",p.115.
〔61〕〔62〕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vol1.p.238.
〔63〕TylerDennette,"AmericansinEasternAsia:ACriticalStudyofUnitedStates''''PolicyintheFarEastinthenineteenthCentury'''',NewYork1992,reprintedin1963p.115.
〔64〕Dulles,"Old,ChinaTrade",p.147.
〔65〕Dennette,"AmericansinEasternAsia",p.115,120.
〔66〕Dulles,"Old,ChinaTrade",p.147.
〔67〕Dulles,"Old,ChinaTrade",p.148.
〔68〕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1页，北京，1955年版。
〔69〕Morse,"IteratioalRelatios",vol,1.p.238-240.
〔70〕Dulles,"Old,ChinaTrade",p.147.
〔71〕Morse,"Chronicles",vol,3,p.54-56.
〔72〕御使章沅奏折，《史料旬刊》第9期，天字第311页。
〔73〕《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5，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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