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现象是社会主义的外在特征和外部联系，是社会主义本质在各方面的表现。以下是人见人爱的小编分享的社会现象论文范文（精选3篇），在大家参照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给您最好的朋友。
关键词：道德与法治；教学方法；课前交流；辩论会；小论文
新课程标准指出，课堂教学手段要多样，方法要新颖，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实现课堂教学高效性。教师要力争让课堂教学生动形象、灵活多变，让学生在愉悦的学习气氛中学得新知。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教师应摒弃“应试教育”传统教学思想，改变传统的呆板说教、填鸭式的教法，应秉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的教学理念，以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对学生进行道德与法治教育，让学生接受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洗礼，将课本知识内化为自身的信念。因此，教师要在课堂教学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促使学生主动参与，打造高效课堂。
一、组织课前5分钟交流活动
课前5分钟师生互动是在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种学习活动。教师可事先准备一个小话题，话题内容要与教学内容贴近，让学生无拘无束地对话题进行讨论、想象和拓展。例如教学“可持续发展”时，教师可引入狼与羊的故事。问：假如消灭了狼，羊群会怎么样？这则故事揭示了什么道理？人与大自然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在教师的组织引导下，学生们能够进行热烈的讨论、交流，寻求问题中心点。课前5分钟交流活动不仅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能为接下来的课堂教学奠定基础。
二、开展“小教师”活动
道德与法治课程最大的特点是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学生能利用课本上学到的知识和身边的人谈论自己的看法，阐述道德与法治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的作用。因此，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小教师”活动，先让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教师再进行补充、修正和完善。例如教学“依法保护我们的家园”时，教师可让学生分析以下几方面问题：其一，你所居住的地方周边环境如何？其二，环境污染的原因有哪些？其三，可采取哪些措施改善环境，保护人类生命共同体———地球？学生通过分析和讲述，不仅能认识到自己已掌握的知识与将要学习的知识之间联系密切，而且会觉得道德与法治课程并不抽象，而是实在、具体、可感、与现实紧密相连的，从而大大激发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提高学习效率。
三、组织班级辩论会
在传统教学方式下，教师对一些概念等理论知识照本宣科，让学生感到生硬，难于接受。而在知识讲解过程中组织辩论会，可以让学生们发表不同的见解，使原理越辩越明，进而强化学生的认识。例如，针对“自由是否需要纪律作保障”“青少年上网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等话题，可以让学生们进行正反方辩论。在辩论结束后，教师可针对辩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必要的指导。辩论会的授课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锻炼学生的法治思维，提高学生的道德与法治水平，提升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表达能力。
四、开展实话实说活动
道德与法治课本中旧的事例较多，学生听多了难以产生新鲜感和共鸣。为此，教师可以开展实话实说活动。教师可以预设几个情境让学生实话实说：其一，新买的皮鞋在一个星期内脱底了；其二，新买的电饭锅做饭时锅盖开裂，炸伤了一位老人；其三，新买的电热毯因短路起火，家里着火受灾。让学生假设自己是上述情境中的主人公，思考该怎么办。学生们各抒己见，展开讨论，最后达成共识：一定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制裁违法犯罪。
五、组织情景剧表演
有趣的情景剧可以引发学生的好奇心和表现欲，情景剧表演可以让学生在表演过程中产生兴奋感，可以让学生对课堂问题进行质疑和释疑。例如，讲解“勇于开拓进取”时，教师可以让学生表演小品《追求》。在小品中，学生甲、乙、丙、丁走在回家的路上，各自谈着自己的理想……甲同学希望自己出国留学，乙同学的理想是上一所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挣大钱，丙同学只想混个毕业证，丁同学觉得人生在世应该有高尚的追求和远大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进行生动的表演，教师组织学生进行讨论，这远比教师空谈树立远大的理想更具有说服力。
六、开展试写小论文活动
通过道德与法治的学习，学生们已具备了一定的法律常识。教师可以利用社会上的焦点、热点问题或发生在身边的事情，让学生以论文形式发表自己的见解。如有学生就前些年在我国发生的“非典”疫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写成了小论文，明确表达“抗击非典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这一观点分析透彻，富有逻辑性，有很强的法律价值。教师对学生的小论文给予表扬后，其他同学也开始尝试着写起小论文，论文主题多种多样，从消费市场的打假现象到3•15消费者权益日，再到公民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消费者权益，等等。这种写小论文的尝试既可以让学生主动了解社会现象，又能让学生运用法律知识透过社会现象看社会本质，既能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又能增强学生的法律观念。实践证明，丰富、灵活的课堂教学方法，不仅能提高学生对道德与法治课的学习兴趣，而且能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他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张新颜，李敏。道德与法治课程“综合性”的思考与实践策略[J].中小学德育，2018(04).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随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脱离土地，走出农村，走进城市。当前，我国农民工的总数量达到2亿之多。这些进城农民工，由传统农业部门进入现代工业部门就业的过程中，工业社会化大生产中存在的工伤、失业、疾病等各种社会化风险决定了他们亟需完备的社会保险制度实现风险的分散。虽然这些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和政策有效地分散了农民工的各种社会化风险，对改善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状况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然而，大量调查显示，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现状仍然不容乐观，参保率低、退保现象频频发生，却没有适合农民工群体特点的社会保险政策分散各种社会风险。造成了农民工对社会保险需求与政府供给之间的矛盾与差距。因此，研究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的需求与供给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它直接关系到这一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到他们的成长与前途，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农民工社会保险需求与供给的研究，从宏观上来看，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关系到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从微观上来看，直接关系到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本研究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险需求与供给进行研究，力图为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险现存的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这一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保险调查概况
（一）调查目的。本次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对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险需求与供给现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需求层面主要包括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参保情况，对社会保险的了解程度、需要程度，对现行政策的满意程度、意见和建议等方面。供给层面主要包括政府机构、社保机构、企事业单位等用人机构在社会保险供给上所取得的成绩、相关的制度与措施，存在的问题与困难等。
（二）调查对象。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形式。研究小组成员对宜昌市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的农民工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207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193份。受调查对象中，男性占75.6%，女性占24.4%，年龄在18岁至55岁之间。从行业分布情况来看，建筑业领域农民工居多。受调查对象的学历主要集中在小学及以下，初中两个层次。
（三）调查内容。调查问卷共设计五十个问题，内容分为基本信息方面，如年龄、性别、行业、婚姻、受教育情况等，和社会保险需求方面、供给现状方面。社会保险需求与供给现状根据社会保险种类分为五个部分：养老社会保险方面，医疗社会保险方面，工伤保险方面，失业保险方面，生育保险方面。从五个险种分别考察农民工对每种保险的了解情况，需要程度，参保现状，政策满意程度，意见和建议等。
三、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保险需求状况与影响因素
（一）需求状况。从五种社会保险总体来看，农民工对五种社会保险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37.3%的农民工认为养老保险最重要，32.6%的农民工选择医疗保险更重要，20.2%的农民工表示工伤保险最重要，而选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最重要的农民工分别占4.7%和5.2%。而单独考察每一种社会保险，在养老保险方面，农民工对其需求强烈，有73.8%的受调查者明确表示需要或者非常需要养老保险，只有11%的受调查者认为不需要养老保险；而且绝大多数受调查者对养老保险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提高现行养老金水平和降低领取养老金的缴费年限两个方面。72.5%的农民工表示愿意多缴纳费用以提高现行养老金水平，28.3%的受调查者明确指出国家需要改进养老保险金水平；34.2%的受调查者认为领取保险金缴费年限太长是参加养老保险最大的障碍，同时30.5%的农民工表示国家需要改进养老金缴费年限。医疗保险方面，农民工对其诉求也非常强烈，78.8%的受调查者认为需要或非常需要医疗保险，仅仅只有2.1%的农民工明确表示不需要医疗保险。而当被问及生病时会采取的措施，有40.9%的农民工选择会立即上正规医院检查、治疗；选择去街头小医院、私人诊所，自己去药店买药，不到万不得已不去医院的比例分别占18.1%、33.7%、7.3%。另外，受调查者对简化报销手续，增加医保范围内药品种类提出了较为强烈的需求，79.9%的受调查者认为需要改进现行医保制度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农民工对工伤保险的需求程度就更为强烈，81.9%的农民工都需要或非常需要工伤保险；其次就是对简化工伤保险报销程序的需求较强，占到了60.7%。同时59.0%的受调查者希望扩大工伤保险的保障范围和保障人群，使更多的农民工受益。相对于前三种保险，农民工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方面的需要程度较低，明确表示需要或非常需要这两种保险的受调查者分别占63.2%，52.3%，认为不需要的占19.2%和20.2%。在失业保险方面，41.4%的受调查者认为失业保险补贴比率低，32.3%的受调查者希望可以提高失业保险给付金额度。而在生育保险方面，64.8%的受调查者表示生育保险的产假达到需求，23.4%的农民工希望扩大生育保险就医规定范围内的药品、医疗服务设施，20.9%的农民工希望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使更多人受益。
（二）影响因素分析。通过调查和分析，影响农民工社会保险需求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社会保险的了解情况。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受调查者并不了解社会保险或某种社会保险，甚至存在误解。调查数据显示，只有5.7%的人表示非常了解养老保险，7.3%的人表示非常了解医疗保险，而对于工伤、失业、生育保险，仅有5.7%、4.1%、3.6%的受调查者明确表示非常了解。相对应的，受调查者中不了解或只了解一点点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的分别占63.7%、57.5%、58.5%、77.7%、76.7%。农民工对社会保险的不了解或者误解直接大幅度降低了他们对社保的需求程度，也影响到他们合法维护自己的权益。第二，收入状况。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参保能力和参保意愿的重要因素。农民工的参保意愿一般与收入成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收入越高，其参保能力和参保意愿就越强。调查发现，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人群当中，有1.0%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保险；月收入1001-2000元人群当中，有5.2%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保险；月收入在2001-3000元的人群当中，有5.2%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保险；月收入在3001-4000元的人群当中，有1.6%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保险；月收入在4001-5000元的人群当中，有3.1%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保险；月收入在5001元及以上的人群当中，有0.5%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保险。由于农民工之间收入差距并不是十分明显，因此收入与农民工的参保意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我们调查数据当中并没有明显地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在收入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收入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险的需求的影响并不是特别明显。第三，行业的差异。由于不同行业的农民工其职业稳定性和面临的风险不同，也会影响到农民工对不同种类社会保险的需求程度。建筑业的农民工由于工作强度大、工伤风险高，希望参加工伤保险比例较高，服务业则相反。用人单位的性质对农民工参保率也有很大的影响，一些用人单位会主动为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大大提高了社保的参保率。第四，婚姻状况。养老保险方面，已婚农民工的参保率（67.0%）高于未婚农民工（49.3%）；医疗保险方面，已婚农民工的参保率（90.4%）也大幅度高于未婚农民工（71.2%）；而在工伤、失业、生育保险方面婚姻状况对于社会保险需求状况没有显著的影响。第五，工作稳定性。调查数据显示，随着每年更换工作的频率由1次及以下逐渐递增到6次及以上，受调查者养老保险的参保率由60.3%逐渐下降到6.9%；医疗保险的参保率由60.2%逐渐下降到7.5%；工伤保险的参保率由56.4%逐渐下降到12.7%；失业保险的参保率由60.5%逐渐下降到0%；生育保险的参保率由64.9%逐渐下降到0%。明显可见，农民工参保率与更换工作的频率成反比，也就是说工作的稳定性直接影响农民工对社保的需求状况。
四、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保险供给状况与影响因素
（一）供给状况。中国户籍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福利挂钩，城乡二元户籍制的弊端明显。近年来，社会逐渐形成共识，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和政策有效地提高了农民工的参保率。国务院总理还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会议确定，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相关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制度。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但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农民工社会保险供给现状仍不乐观。调查数据显示，只有51.8%的受调查者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合同，35.8%的受调查者没有与单位签订合同。当被问及是否有过参加社会保险后来又退保的情况时，80.8%的农民工选择了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但有19.2%的农民工明确表示有过退保现象。而在发生退保现象的农民工中，有15%的受调查者退保的原因是收入不能保障持续交纳保险金，19.2%的受调查者担心交了保险金以后不能收回来，39.4%的被调查者是由于换工作或流动时办理起来很麻烦，25%的农民工觉得社会保险起不到什么作用。养老保险方面，参保率为60.7%，参保者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占54.1%，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占45.9%。绝大部分农民工每年缴纳的养老保险金为100元左右。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则十分可观，高达83.4%，其中64.4%的受调查者参加的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30.7%的受调查者参加的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绝大部分农民工每年缴纳的医疗保险金为60元。与养老和医疗保险相比，工伤、失业、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均比较低，分别为28.5%、19.7%、19.2%。从调查数据我们看到，农民工社会保险供给与需求相比，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滞后现象，政府、社会以及用人单位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险的供给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养老保险方面，当被问及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是否合理，29.0%的受调查者认为不合理或非常不合理。另外，25.4%的农民工对《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中规定的农民工个人缴费比例不满意。医疗保险方面，17.6%的受调查者认为医疗保险的缴费比率不合理；当被问及参加医疗保险有没有减轻生活负担，15.5%的农民工表示医疗保险费用加重了经济负担，57.0%的农民工表示减轻了经济负担，但是效果不明显。而工伤保险方面，58.5%的农民工认为上班单位不愿意承担责任，没有为他们办理工伤保险，受工伤后，选择自己出钱医治与和雇主私了的农民工分别占20.2%、23.3%。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方面更是亟待提高，有70.5%的受调查者在失业期间依靠以前攒的钱，维持一段时间，只有4.0%的受调查者是依靠失业保险生活。
（二）影响因素分析。影响农民工社会保险供给的因素，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分析。
1.政府及社会保险机构方面。第一、法律体制不完善，政府监督落实不到位。大部分用人单位没有与农民工签订合同，所以并未履行为农民工办理社保的职责。相关政府机构对此监管不力。第二、社会保险宣传教育不到位。农民工由于本身知识水平有限，无法了解办理的程序，而社保本身宣传的不到位致使农民工社会保险知识严重缺失。第三、部分社会保险办理机构执行力不够，效率低下，使得本就程序复杂的社保办理变得更加困难，农民工因此而不愿办理。实际上因为本身程序复杂农民工办理的意愿就降低了。
2.用人单位方面。用人单位不负责，不愿分担农民工保险负担，不给农民工买社会保险。由于竞争的激烈，部分企业利用农民工的对自身状况的低要求，试图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来提高价格竞争优势。使得农民工无法获得企业应该给与的社保。
3.农民工个人方面。第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与农民工高流动性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与社保手续跨地区转移方面的限制使农民工的参保意愿下降，另一方面农民工社保体系未能实现区域对接、城乡对接，这最终给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办理设置了障碍。第二、农民工社会保障意识淡化与缺失。由于农民工自身处于弱势状况，对工作的迫切，对待遇的低要求，以及文化程度较低，农民工大部分对是否有保采取了无所谓态度。第三、农民工的非正式就业方式阻碍了农民工及时有效的获得社会保险。
五、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保险供需矛盾及其协调解决
（一）供需矛盾。将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保险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结合起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险供需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数量上的供不应求和性质上的供需脱节。从需求现状可以看出，农民工对于社会保险总体需求非常强烈，但现实中社会保险覆盖率供给不足导致了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偏低，覆盖率偏低，也就是供不应求。而从社会保险的供给现状来看，社保的现实供给没有充分满足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导致供给效率降低。如，15.5%的农民工认为医疗保险不仅没有降低他们的生活负担，反而加重了经济负担。这种供需脱节的现象进一步激化了社会保险供需之间的矛盾。
一门学科的建立、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对其理论体系的探讨与争辩，体育社会学自70年代在我国发端以来，一直有部分专家专注于该学科理论体系的探讨，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专家学者们就体育社会学理论基础问题长期、深入的探讨对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铺垫与推动作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早期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尔后部分社会学领域和体育学领域学者认为它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近年来，有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即它既具有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属性，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也有学者提出了体育社会学只有一个学科属性，即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观点。孰是孰非，还需学界的进一步讨论与争辩。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界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就什么是体育社会现象、构成体育社会现象的前提条件、什么样的体育社会现象才有研究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学实践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论、观点、应用等在内的范例，范式可以用来揭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结构，为某一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模型。[1]有人认为“范式”这一学术词语已逐渐替代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学界大致持这一观点，即实证与思辨研究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军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初始阶段注重解释主义(思辨)研究范式，发展阶段具有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色彩，现阶段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解释主义研究方法相互渗透和融合几个阶段。[2]吴贻刚等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较单一，主要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主，虽然也有一些使用了冲突理论的范式，还有一些运用了后现代主义范式，但总招来结构功能主义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框架主要援引自社会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结构功能理论、角色规范理论、符号互动论、女性主义论、社会越轨理论、社会转型理论、非政府组织理论、公共服务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等。比如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不同时代体育应完成的历史任务和承担的历史责任，运用符号互动论分析体育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组织之间的互动以及组织与组织间的互动，运用角色规范理论解释体育游戏与运动竞技对参与者的社会影响，运用社会越轨理论解释竞技体育异化问题，运用社会排斥理论探讨体育中弱势群体体育、体育权利与公平问题等等。其中，运用结构功能主义来解释体育现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论应用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问卷调查法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应用越来越普遍，有学者就体育社会学中与问卷调查方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陈海燕对6种体育期刊1999-2003年间以调查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进行分析后认为，多数研究者忽视了对研究方法的介绍，在抽样调查中，抽样方式介绍不明的占20.6%,在调查资料的处理、分析和表达方面，多数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观解释和说明上。[4]杨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问卷调查方法的使用，在问卷统计处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类统计分析，注重对现状的描述；但从整体发展来看，呈现出由常规统计、单变量统计分析向多元统计分析发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释研究发展的趋势。[5]斯迪虎认为体育社会学因果关系的本质存在于决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数理统计是关于体育社会现象之间量的相关分析，任何具体的量都有质的规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质的规定性以及数量关系背后的社会背景情况，就可能做出肤浅、错误的解释。因此，体育社会学的数理统计中，即使两个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系数，并且具有统计意义，也不能因此作出两个变量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而应遵循数理统计与逻辑实证相结合的原则。[6]杨威的研究也赞成上述观点，建议应注重信度与效度问题、抽样方法问题(随机不等于随意)、统计分析问题(过于相信两个变量间的统计结果分析，忽略体育社会现象间的复杂性)、结果的理论解释问题(厚于资料收集与现状描述，薄于理论分析与解释),并介绍了目前体育统计教材中鲜有论及的定类、定序变量回归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实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从而提高研究成果质量。[7]除传统的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外，一些学者逐步开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典型调查、个案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来研究体育运动中的社会问题，使体育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运用向前迈出一步。
总体而言，关于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仍停留在借鉴与援引母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阶段。尽管近年来有学者介绍了西方国家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理论、视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从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流变”、“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述评”等，但具体应用还不多见，并且在应用过程中还需对援引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本土化的考量。
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
随时间与政策变化而有所侧重。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的社会功能、体育改革、体育娱乐理论、体育与大众传播媒介等主题上。9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与生活方式、体育人口、假球与黑哨等社会问题、社区体育、竞技体育异化、体育产业、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全民健身理论和实践、体育体制改革等主题上。近10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与农村体育、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北京奥运会、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等主题上。
农民与农村体育随着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召的提出，农民与农村问题逐渐进入学者们视野，农民与农村体育问题也一跃成为体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此相关的课题立项、成果发表数量剧升。以体育学人最为看重的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立项为例，2001年至2004年该基金没有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立项，但从2005年开始，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的立项呈现出波浪式上升趋势。这一研究热点在整个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最近两年，学者们对农村体育和农民体育倾注了更多热情，社科立项也向“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的相关研究作了较大倾斜(如图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录于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以“农民、农村体育”为命题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学者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就以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对不同地域农民体质与体育锻炼现状的调查分析与对策探讨；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或和谐社会建设为语境的农民、农村体育发展问题的探讨；农民、农村体育需求问题的探讨；不同地域农村体育项目与文化的传承、发展、出路、困境等，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农村体育发展对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等内容。总体来说，这些问题的探讨丰富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对农村体育的发展也颇有指导意义，但从理论上来看，采用问卷调查对现状进行量的描述与分析偏多，通过实地调查与访谈结合量的分析阐释现象背后的质的研究较少；研究对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较单一；宏观研究偏多微观研究较少；从实践上来看，对指导农村体育发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体育公共服务问题随着我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公共服务问题受到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体育公共服务问题也随之受到体育界的关注而成为近年来继“农村体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热点。2001年至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立项颇多，2001年0项、2002年1项、2003年5项、2004年2项、2005年0项、2007至2008年各一项、2009年2项、2010年6项、2011年7项。2001-2011年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论文共计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间总数的94.6%。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现状、困境、影响因素，体育公共政策供给主体、供给方式、供给模式、供给制度与制度创新，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运行与评价等内容进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理论，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或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目前我国建立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应该肯定这些研究成果为促进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做了重要的铺垫。但目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在理论上尚未完全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理论框架，在实践上尚未使得这一“体系”规范、有序的运行。[8]甚至可以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因此，还需要体育社会学者们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作进一步的研究。
北京奥运会研究2001年北京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权，引起国人的振奋，举国上下为之欢庆，体育界更是如此。此后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报道不绝于耳，同时，学界对北京奥运会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从内容上看，涉及奥运理念，奥运会场馆、设备，运动队的备战，奥运会对城市与社会的影响等问题，从时间上看，奥运会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术、条件等的准备性研究，奥运会后主要注重对奥运会各方面的分析总结和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方向的思考等问题。其中不乏从社会学的视角去研究与这一主题相关的问题，如“影响我国女性2008年奥运会成绩的社会学因素分析”、“2008年奥运会与北京的流动人口问题”等等，这些研究对我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这一研究热点逐渐淡出多数学者们的视线。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与退役运动员保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从90年代初讨论的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到“体教结合”,再到以学校、家庭、社会多元化培养的讨论不曾停止过。由于退役运动员不再安排就业，没有退役后的保障，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选择从事体育运动训练，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后，公众的金牌意识逐渐淡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面临更大困境，体育界不得不再思考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调查、问题总结、对策分析、模式探讨上，也有关于美国、日本等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介绍与比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或者视角来分析问题，如“美国学校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社会学归因”、“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不同层次利益整合的机制”等。通过对相关文章的梳理不难发现，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宏观层面或中观层面，对微观层面的研究极少，比如通过个案研究，深层次追踪不同年龄段的运动员对从事运动训练的看法，随着社会变迁与政策变化，家长对子女从事运动训练的态度变化，从微观层面探寻因果关系。
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介绍与比较研究除了上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来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成果介绍与比较研究颇多，这可能与早期的学者们呼吁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体育社会学译着与成果介绍相关。在着作方面，国内有关学者翻译了部分国外着作，如卢元镇主持了《美国体育社会学》的译介、清华大学组织翻译了美国学者JayJ?Coakley的《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金季春主持翻译了《体育科学指南》等等；[9]在论文方面，有的探讨了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论、视角等理论问题，[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来国际或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与发展趋势，[17][18][19]有的对中西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与热点进行了比较研究，[20][21]还有的专门探讨了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对外联系。[22]这些成果使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们了解了国外同行们的研究现状、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同时也有专家指出在借鉴与参考的过程中应考虑本土化的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特点
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通过对近10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阅览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往往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不管是课题、毕业论文还是期刊论文，都热衷于选择大而难的课题，也倾向于选择思辨性的课题而非实证性课题，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 期，体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观视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国现行体育学各级课题规划和评审导向中，微观研究课题得不到重视，难于立项。此外，体育学各级课题资助金额小，难以完成以长期田野调查、访谈、观察等方法为手段的资料收集与分析论证的微观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浓厚的政策导向色彩从对近10年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几个主题的逐年成果数量来看，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国家提出“三农”问题、提倡新农村建设、倡导和谐社会建设，则以此为背景的和与此相关的论文相继涌现，并成倍增长，尔后逐渐冷却。关于“北京奥运会”论题的情况如此，关于“阳光体育运动”论题的情况亦如此。北京奥运会后主席提出“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方针，则以“体育强国”为题名的论文不久便见于各刊物，中国知网以“体育强国”为篇名检索2001-2011年论文共计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来总篇数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们的体育社会学研究紧跟政策，亦步亦趋，这虽体现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应以社会学视角分析体育中的社会问题，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方法，以供政府部门决策参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门做出某一决策后，再一窝蜂地去解读某一策略的内涵，讨论对与错、可行性等等问题。
缺乏学理探讨纵观近十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大多在描述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定的对策与建议；或直接提出问题并陈述作者的观点与看法。从以往的思辨性研究向实证研究倾斜，再到思辨与实证研究的融合，可以说体育社会学研究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很大发展。理论指导实践也来源于实践，我们总在借用他人的理论来指导或解释我们的实践，未在的实践中形成符合我国社会环境的理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不能止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三段式论述，而应有更深层次的学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