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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富于理论创造精神的毛泽东，通过理论、历史、现状的三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从这些材料引出正确的、科学的结论即规律性。毛泽东提出的“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则是这一理论创造方法的简明概括。
一、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路径是理论联系实际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识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伦和实际联系。”…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命题和思路：第一，善于应用马列主义作指导；第二，认真研究中国实际；第三，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实际是手段．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是目的。毛泽东提出的“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这一命题，是指“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
回顾五四以来的中国革命史，当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立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课题：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其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毛泽东一生的理论性创造实践，就是要解决这一课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剿杀的白色恐怖，毛泽东分析和总结了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针对当时党内的各种悲观论调和右倾倾向，坚决反对放弃斗争、放弃武装、放弃革命，倡导“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的要义是：(1)马列主义认为，革命斗争必须要建立革命者自己的武装；(2)巴黎公社革命和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证明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性；(3)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白色恐怖，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自身的武装；(4)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表明，革命者没有自己的武装就必然会被反动势力所镇压：(5)共产党人必须拿起枪杆子，建立革命军队，进行武装斗争，才能推翻反动统治，夺得江山，拯救国家、民族、民众于水火之中。正是有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指导，才有了相应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南昌起义”等武装暴动，才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打下共和国江山并发展强大至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才能使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具有现今强大的国防实力。
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经过讨论，一致通过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七大的口号就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为什么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成为全党共识？为什么毛泽东能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根本原因是广大党员从大革命以来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和八年抗战中的经验教训中，取得了认同。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认真研究中国实际，在各方面作出了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指导了党领导的艰巨革命事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着眼，揭示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同时也决定了这一革命的对象、任务和性质。体现着“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的正确判断；在革命所依靠力量方面，毛泽东从我国特殊历史条件考察，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他部分——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又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英明论断。30年代，毛泽东针对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诘难和担忧，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在古田会议上，及时地解决了党在农村工作条件下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军队，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重大历史课题，又进而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发展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从逻辑关联上看这一难题相得益彰。在“工农武装割据”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对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城市转向农村的认识逐步深化，从而形成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合乎中国需要的革命道路理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经验的“三大法宝”之统一战线，虽然可以表现为人际交往，但并非一般交际，而是政治活动，是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战略高度认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统一战线的战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它直接关系到能否形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的问题等。这些对中国现实问题均给予了科学的解释、理论上的说明，并把这些思想成果通过整风学习普及到全党。经过革命斗争实践和统一思想的理论学习，获得全党广泛认同则顺理成章。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统一，作出了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
二、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之基本原则、方法
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是如何操作的。毛泽东提出的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注重历史研究，注重现状研究三方面结合的原则及方法，即是实现这一理论性创造的操作手段。
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渊源。毛泽东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学习，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在研究学习中，毛泽东更偏重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当以“研究思想方法为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拿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指导革命，这就是方法论。正因为它是方法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就不可能代替各国革命特点、规律的研究，不可能为某一个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提供现成的答案。马克思曾说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列宁也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体体系，要求对每一个原理——都要联系具体的经验加以考察。”列宁在指导俄国革命实践中，也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采取符合俄国社会历史特点的办法来达到俄国革命和建设的目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同具体革命实际的结合，需要许多中间环节，需要一个过程。毛泽东潜心研究哲学，不仅研究哲学的理论化、系统化内容，而且研究它的方法论功能。毛泽东的著作是非常注重方法论功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在解决军事、政治、组织等各种问题时，毛泽东总是紧紧围绕党的思想认识路线(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集中体现)这一核心，注意把问题提到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来解决。从进行战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指导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到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提出莫不如此。
为什么要研究历史，毛泽东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即是为了解中国的特点，中国的特点即是中国的特殊规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深刻地指出：“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很显然，“特点”，中国历史的特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特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等等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一个个基本范畴。而毛泽东注重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则把这些“特点”细化、可操作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原理，得到具体运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统一的一个环节，或者说一个基本方法。
毛泽东注重中国历史研究的范围，主要是***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一特点在其文章中有充分显示。中国近现代历史证明，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不行。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他说“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提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是“革命的科学”，是“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离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准确把握，也就谈不上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只有以前人的理论成果作为研究的起点和指南，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才能分清什么是基本原理什么是具体结论，才能精通它，真正领会其精神实质。
对现状的研究，主要是对当前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实际问题的研究。主要的目的是解决“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 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诸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
该如何研究现状？调查研究是最基本的方法。毛泽东主要运用的调查研究方法有两类。
第一，典型调查。在对所要研究的对象有了初步认识的基础上，深入到一个或几个有代表性的点上，作周密细致的调查，取得第一手材料，并对此进行科学的分析，概括出这一现象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具体方法有：访问、考察、开座谈会，还有蹲点、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等参与调查方法。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是到基层开调查会。对于怎样开调查会，毛泽东总结出了7条办法：(1)被调查者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者百姓；(2)参加者不必多，每次三、五个或者七、八个即够；(3)调查者必须有调查纲目；(4)调查者必须自己口问手写；(5)调查者要满腔热忱，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6)作讨论式的发言，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7)要给予充分的时间。
第二，类型调查。即是将调查的对象进行分类。在每类中抽出若干个案，是进行调查的一种方法。毛泽东讲：“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
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ll这种方法与现代类型抽样调查的方法是很接近的。
而今我们从西方社会学引进、利用改造了一些调查研究的新方法，操作手段也日益现代化，但毛泽东的社会调查方法仍然可作我们考察现代社会的方法。重要的问题还不在于调查采取什么方法，如何操作，重要的是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强调的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就是要求经过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使主观符合客观，获得正确的认识。这是研究现状的一个基本立场、观点。
调查研究的基本功能，是详细地搜集材料。毛泽东十分强调领导革命，必须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但是仅仅做到这一步还是很不够的。调查研究的目的不是“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还必须进一步“求是”去研究，找出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
毛泽东的理论创造的基本方法就是，凭客观存在的事实(通过调查研究、历史研究)，详细地占有材料(包括过去和现在)，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从这些材料引出正确的结论、科学的结论，即规律性。毛泽东提出的“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即是这一方法的简明概括。“有的放矢”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实事求是”强调对客观事实的调查研究，产生新的理论。
通过理论、历史、现状的三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是为了解决“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诸问题，或者说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
三、毛泽东的理论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突出贡献
论文摘要：如何应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创建进程的不断深入，推动区域内各个经济实体的发展，有些制约性的问题亟待解决。本文从自由贸易区的现状入手，分析了在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向纵深发展的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着提出自由贸易区应采取的一些对策。 论文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制约性问题 一、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向纵深发展存在的问题 从这几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自贸区）在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成效来看，自贸区的建设正在稳步向纵深发展，比如“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和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成功举办。但是，随着发展的深入，自贸区的建设必将接触到很多制约其发展的因素，因此，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以下一些问题： (一) 经济实体实力的差异性 自贸区地跨东亚与东南亚各国，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各国与各地区的发展必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在自贸区内，会有经济发达程度十分高的新加坡，也存在着经济欠发达的缅甸，老挝；在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程度也很不平均，例如，香港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物流和商贸中心之一，而广大的西部地区发展仍然很落后。这样的局面势必造成自贸区的发展不平衡，发达成员有可能利用区域经济合作的便利优势和自身的经济实力，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优势地位；而欠发达成员的经济利益有可能会受到进一步的损害。 （二）自贸区内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在自贸易内，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货币形式和多种经济发展层次。再加上自贸区幅员辽阔，各种发展水平的经济实体和社会制度交错纵横，这就给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整合带来不小的难度，由于产业级差的存在，对于欠发达成员而言，不公平的合作难以避免。更由于自贸区内的各成员对于合作的目标有不同的解读，也就难以形成各成员利益均能一致的合作模式和机制。 同时，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不仅影响各国自身的经济发展，而且也影响到了自贸区的建设与向纵深发展的进程。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包括菲律宾存在的分离主义分子的活动，印尼的恐怖主义组织的扰乱，南沙群岛的归属纷争等等，这使得各国在实现自贸区建设的规划目标时受到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自贸区建设的进程。 （三）自贸区内各国面临的竞争问题 自贸区内各国都实施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发展战略，都以欧美和日本为主要出口市场，从而使双方经济结构与产业发展大致相似、出口产品也大致雷同。因此，双方在彼此的市场上存在着较大的竞争。同时，自贸区内各国在发展经济，吸引投资方面也存在着激烈竞争的情况，这些竞争关系如果在自贸区内得不到很好的理顺，就容易诱发双方在经贸交往中竞争无序甚至恶性竞争。 （四）金融合作程度仍然落后 首先，跨国跨区域的金融服务不配套，金融产品缺乏，针对区域经济合作的金融创新不足，跨区域的结算渠道不畅，中间业务占的比重小，服务效率低；其次，由于在吸引资金方面各成员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导致一些国家并不热衷于资金的流出，而只关注资金的流入。这样也就造成本国吸收到的资金只能由本国的金融机构经营使用，外国的银行机构难以跨区域开展业务，因此也就限制了区域金融合作的扩大与发展。再次，跨区域间金融监管不配套，层面也不够深入。 （五）东盟的结构建设的限制 由于东盟实行的是国家代表制，这使得东盟的组织机构没有超越国家的能力，形成的决策也不具备超国家的功能。而反观欧盟的发展，首先是经济合作的成功，其次才提出政治合作与组建政治联盟的要求。东盟这种在制度上的差异既为产业转移创造了机会，但也加大了东盟各国之间采取贸易自由化决策的难度，使得东盟各国的经济协调能力低下，决策缓慢。目前，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贸易投资自由化程度上已经落后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这就使得在整合自贸区的进程上增加了更加困难的结构因素的限制。 二、 自贸区建设向纵深推进的相应策略分析 （一）加强并完善政府间的统一协调的机制 随着自贸区不断向深入发展，因此对于各国政府间的协调机制就相应的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区域内重大基础设施和项目，经济发展方向，金融一体化以及物流交通建设等方面都需要各成员政府加强沟通与协作，建立起长效的协调机制。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各种政治差别与经济 差异更需要各成员政府加强协调。但协调的形式又不应仅仅局限在政府的层面上。为此，笔者建议还应该建立起共同的政府引导企业的招商与开拓多边市场的协调机制， 利用各成员间的统一协调机制来扩大多边的经济合作规模。 （二）加快区域协调合作的步伐 自贸区的建设不仅仅涉及到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而且还关系到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设问题。因此，自贸区的建设不仅仅要依靠各成员的共同努力和支持，而且也更依赖于区域内其他区域合作机制的建设。 （1）需要把握区域内各自的不同特点和相互优势，结合地缘关系，利用已有基础，整合资源创新模式。具体在自贸区的建设中，还存在着多个区域性或国家型的经济合作组织，其中包括：“新—柔—廖”增长三角、文莱与印尼、马、菲相邻地区的“东东盟三角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以及大湄公河次区域。所有这些区域经济合作既有高度的互补性，又有一定的竞争性。自贸区的建设要向纵深不断推进，就要和这些经济合作组织加强对接，互通有无。比如，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在一国之内的不同地区之间的合作，其目的是促进成员间的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组成，从而形成区域性的统一市场。从经济因素上看，泛珠三角地区是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之一，在对于自贸区的建设进程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从对外关系上来看，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自贸区的对接和互动有利于开拓更广阔的周边市场。再以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发为例，这一区域经济合作的对象是中南半岛和中国的大西南腹地，并通过中南半岛辐射到整个东盟国家。这一区域经济合作已经经历了10年的开发，现在已日益成熟。如果能够利用好此区域合作带来的契机，东引南进，更好地承担起中国广大内陆和东盟陆上通道和平台的作用，实现区域资源的最优配置，就可以达到完善区域合作长效机制的作用。 （2）从我国国内的层面上看，应该采取更加积极与开放的行动参与自贸区的建设。 首先，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区域经济中，突出区域经济区位优势的先决条件就是发展交通和通讯。因此，为适应自贸区的建设步伐，建立起我国与东盟的立体交通网络就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重中之重。具体而言，一是建立路上运输的通道，比如应加快从中国到新加坡的铁路便捷通道的建设和泛北部湾沿海高速公路等；二是要利用好我国南部沿海的诸多港口优势，实施大港口战略，加快区域内物流业的发展，扩大我国口岸物流与远洋贸易的规模。具体而言，既要加快广州、珠海、深圳3个沿海主枢纽港口的建设，也要加大北部湾沿岸各个港口（诸如湛江、茂名、北海，防城等）的建设，力争把他们打造成多功能的区域性枢纽港口； 其次，消除国内市场无序竞争，打破市场壁垒。应尽快消除行政区域的约束，制定相关措施来消除区域障碍，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这样才能在客观上配合自贸区的建设。具体而言，建议从区域经济合作中最容易实现的旅游行业入手，鼓励和大力发展省际旅游，逐步消除和取缔省际旅游区域限制，推动区域旅游市场的发展，并最终形成自贸区内的统一的旅游市场。 再次，加快区域内经贸服务的发展建设，进一步完善贸易投资环境。为此，笔者建议自贸区内各方按照自贸区的建设进程就贸易、投资、物流等活动应给予特殊的优惠，包括提供简化手续，充分出台刺激生产和贸易的政策等等。同时，在降低关税、处理经济纠纷以及加强物流协调方面实行沟通和协调。进一步简化海关通行程序和出入境管理手续，促进贸易便利化和降低通关费用和运输成本，提高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投资和市场环境。为此，我国应努力使相关政策和收费标准在区域内实行统一，提高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在区域内消除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 （三）扩大金融领域沟通和交流的规模，促进区域金融合作 首先，在金融建设方面，坚持平等协商方式和循序渐进的策略。由于中国与东盟各国在金融实践和金融业务开展上还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双方应不断地进行沟通与对话，以消除彼此的分歧。特别是对于新东盟四国，由于它们的金融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因此，自贸区应该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扶持，以帮助它们在预定的时间内达到自贸区的建设要求。这就需要自贸区的金融发展应立足于区域内各国发展不平衡，经济条件差异过大的事实，采取分层次逐步推进的策略。 其次，加强金融监管，共同防范金融风险。因此应该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加大实现信息共享的力度。在设立区域性金融机构条件尚不成熟之前，可考虑 先在各国中央银行建立区域金融研发中心，建立金融监管部门的合作通道和区域间信息的采集、交流和查询等资源共享机制。 再次，加强区域金融救助，完善金融服务机制。在《清迈协议》的基础之上，中国与东盟各国应尽力使货币互换的方式进一步完善成区域金融合作的基石。同时，各国应建立双方银行的直接国际结算业务，为双方开展进出口外汇结算提供方便，缩短企业资金结算的时间，从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以更加灵活便捷的方式进行结算，健全银行结算制度。 最后是建立起自贸区内稳定的区域金融市场。要充分利用已经建立起亚洲债券基金的良机，发展区域性的有价证券市场，使其有利于稳定区域内的资金流动和各国的金融市场，同时促进经济发展。 （四）积极推进区域内的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 在区域合作中，各种形式的民间组织探讨和交流尤其重要。政府应经常组织各种类型的研讨会，对自贸区的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对策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加强自贸区内各成员进行合作的同时，也应积极建立与其他经济区域的学术交流平台，为自贸区选择出资源互补性强，发展潜力大的项目作为合作对象，共同推动区域合作向纵深发展。 同时，基于自贸区内各国语言复杂，经济差异性大，法律基础不同的特征，各国应积极应对自贸区建设进程的变化趋势，重视自身的人才培养，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同时必须重视区域间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合作，尽快培养出更多既掌握国际经贸交流规则，又精通国际法律与外语的复合人才。这样，各国才能通过人才的优势进而转化成为产业上的优势，带动区域内各个产业的发展，扩大各成员间的经贸往来。 参考资料： ① 王维平：《改进和完善我国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思考》，《区域经济研究》2011年1月。 ② 孙壮志：《中亚的区域经济合作：方向的选择与现实的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4月。 ③ 樊莹：《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利益与特点》，《国际经济合作》2005年3期。 ④ 庄芮，沈净：《中国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新动向、特点与走势》，《珠江经济》2006年5期。 ⑤ 张蕴岭：《世界区域化的发展与模式》，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 ⑥ 《广西统计年鉴》2005~2006各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⑦ AsiaPulse News， China-ASEAN Expo Highlights Overseas Investment， Business & Finance， June 2004.
傅家宝（北京市美协秘书长）：
市美协成立20多年来，相继成立了油画艺委会、中国画艺委会，后来又成立了漫画艺委会。多年来，我们一直想到理论问题，也一直想成立理论委员会，但一直没有能够实现。今年实现了愿望，成立了北京美协理论委员会，其目的一方面是把理论家集中起来，经常讨论研究一些问题；另一方面是将理论家经常讨论研究的一些问题发表出来，同时开阔画家们的视野，在理论上给予他们指导，这对美术界的发展有推动作用。
李树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中西问题”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百年，西方的艺术传到东方来，影响了东方的美术，这是历史的必然。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生活在东方只谈论东方的美术，这已经不可能，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历史阶段。
过去我们看“西”和“中”的关系都是“新”与“旧”的关系，凡是新的都是西方的艺术，所谓旧的都是中国传统的美术，把自己当成落后的。在本世纪末我们看待“西”和“中”这个问题，多少带有民族自卑感。现实中许多人将自己的艺术往西方靠，认为这是新的、现代的。这很危险。更危险的是，西方有些人企图利用他们的价值观，影响中国的艺术，达到全盘西化，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我自己认为经过百年的实践，我们不应该是盲目的崇拜西方。特别是文化艺术，如果你没有自己民族的传统，是不能在世界立足的。我们的理想是致力于重建东方美术的辉煌。
刘龙庭（中国美术出版总社编审）：
中国美术界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团体，来引导美术界的健康发展。现在的美术界，包括美术理论界，是一种涣散状态。美术理论界包括期刊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少了，含有导向作用的文章少了。不管文章长短，我认为应该有一些指导性的东西，当然不包括领导讲话之类。美术界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各行其是”。这种状况主要是对理论界重视不够造成的。美术界的繁荣应该是产生大师的时代。现在称大师的人多了，这些大师都要加引号。社会有它的时代潮流，这个潮流来到之后，力量很大，有人将“八五思潮”叫“八五西潮”。不过现在沉静许多，那种诈诈呼呼、招摇的人少了。美术理论界应该自己管好自己，要达成一个统一的共识，这种共识要起到导向作用。大家你说你的好，我说我的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是不行的。
中国近百年的美术是泊来的历史，为什么西方的东西都是现代的？我们的东西都是传统的？西方的东西都是好的？我们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吗？对于这些问题，美术理论界都没有进行很好地思辩。
中西问题，过去还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中学为体”已经很淡漠，这样的状态的确让人悲叹。
程大利（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副董事长）：
中西方美术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首先是认识的问题。“中国一百年的美术是泊来的历史”，我认为有道理。我们一百年的美术的历史，是走向衰落的历史。这是事实。因为这一百年，出现的大师少了。在这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美术出现这样的现象，我认为是树与果的关系。西方在这百年中也在变化，西方有些有志之士也在哀叹他们传统的丧失，但是好像没什么用。我们谈到全球一体化，能不能拿到文化上来论？文化为什么要与西方沟通？为什么西方没有谈到与我们沟通？文化为什么非要走出国门？植根于五千年的历史本来就是世界的一个存在，文化是多元形式。这是我的困惑。当下老百姓的审美倾向趋于后殖民主义心态。还有个问题我们对传统的研究还不够，停留在形而下的技法上，对传统的精神和灵魂的研究还不够。传统的精神是什么，我认为我们对传统的文化研究的层面是很低的。关于中国画传统笔墨的讨论，在我看来没有最根本的意义。怎么样弘扬传统的精神？怎么样诠释传统的精神？现在西方人瞧不起我们是有道理的，一方面在继承传统上，比前人技术的确低下，另一方面追随西方艺术，视人家而临摹。近20年，我们对现代西方艺术的整个演绎，从积极方面来讲，我们重新研究西方；从消极方面来讲，这种表面的浅层次的研究对中国的艺术发展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传统精神的缺失，艺术标准的缺失，艺术本体精神的缺失，以及舆论的误导，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顾森（中国艺术研究院比较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历史上真正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的中西文化交流有二次。一次在汉代，此后魏晋南北朝的佛教文化，彻底打破了当时的文化结构；一次就是这近百年西方文化的涌入。这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强行推行。这里我们不谈政治，仅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它也有合理的一面。同时也让我们看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在退移，你说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可以保留多少？恐怕很难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是近代中国画产生不了大师，是整个国学产生不了大师。实际上，在不同文明的对话中，西方把中国文明看得很重，始终将中国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是我们自己不重视自己。我觉得我们搞理论的应该在民族传统上下功夫。另外，我们对古典文化的整理显得很不够。包括画家，有很多人很少临摹过古代画家的画，所以他们显得离古代远而离现代比较近。这些只不过是我提出来的现象，作为抛砖引玉。
单国强（北京市美术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馆宫廷部主任）：
中国和西方的学术研究都有西化的倾向，这对西方人无所谓，但中国人自己有西化的倾向，就值得研究。西方人现在是有意识地抵制中国文化，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事实，也是我自己的经验体会。另外是研究方法的问题。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值得注意，此外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不够。为什么中国和西方的融合没有成功的典范，我认为与学者的研究方法以及认识论的科学性有关。中国和西方对中国画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同时我们还要承认我们在中国画的研究方法上有不科学的地方。对西画的研究也是这样。中国和西方文化融合的问题，要相互学习了解，取长补短。在研究方法上，达到共识，这样才会增加合作的可能。
刘骁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杭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理论系主任）：
我认为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很重要。我们考虑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很多是技术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观念方面的问题。中国学者包括我自己，从民族自尊心考虑，很难承认文化有优劣的可比性。民族自尊心是一回事，承认自己民族文化有优劣可比性是另一回事，这样将有助于文化的发展。从明清近代史，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研究及批判，能够说明问题。“五四”运动前后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研究及批判是客观的。当时中国学者已经承认自己民族文化有优劣可比性。
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关系问题，离不开中西政治的关系。学术圈里经常讨论的问题是近百年来，哪种力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破坏最大？近百年来，中西的关系问题，已经谈了很多年。如果离开社会政治文化，我们纯粹从美术方面来谈，可能每个人都会有道理。关于中西的关系问题，“五四”运动讨论的范围最广，所以谈到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一定要联系“五四”运动的自由民主科学的精神问题。这些问题始终没有反省，没有得到解决。“五四”精神被中断，导致中西的关系问题处在一种不正常的关系。
文化之间是有差别的，不能因为它涉及到的是形而上，涉及到民族积淀的问题，我们就不能碰。文化不是抽象的，它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的。美术的问题也是如此。没有经历过的我不说，我认为像“八五思潮”中的艺术家的社会背景，他们的身份与最后选择的艺术形式都有关系。所以我们谈起文化，谈起中西的关系问题，就不能关起门来谈纯粹的精神。
尹吉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副教授）：
现在的艺术家和学者们的学术规范和学术理论几乎来自西方的模式，我们现在开会的方式也是西方式的，像这样的开会方式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是少见的。中国和西方的学术传统存在着不同，比如：关于中国徐旭生对远古神话传说的叙说，有的西方人是根本不承认。中国和西方的学理传统之间存在矛盾。实际上，关于中国远古神话传说，在中国许多古籍文献中都有记载。中国学术通过历史熟悉了解的方法而得出结果。西方的学术传统和它们的法律学术传统是一致的。他们讲究证据、推论、逻辑、事实。在美术评论方面也是这样，传统的画论、诗论是通过熟悉了解而得出结果。现在我们的学术传统的情况在改变，当代中国艺术评论也出现了西方学术传统中的方法。在中国和西方碰撞的这20年当中，到底西方哪些东西是当代中国所需要学习的？到底西方哪些东西是对当代中国有影响？这是需要我们去研究的。我们曾经作过一个当代中国美术评论史这样的研讨课题。大家讨论20年当中中国美术评论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是通过陌生的方式运作的？还是通过熟悉的方式运作的？我们想作基本的定性。现在讨论的有关吴冠中的话题，其实他是用西方的眼光，但是他的表述方式不是西方的，不是从西方法理关系论证出来的。他是以个人的熟悉关系这样的方式表述。类似问题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李一（《美术观察》）副主编）：
在当前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下，我们的美术评论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标准？另外，还想讨论一下美术史学的问题。我较同意中国和西方碰撞的这20年当中中国美术评论基本来自西方的模式的说法。当代中国美术评论的原创性不是太大，建树很少，无法与西方的美术评论和中国古代的美术评论相比。中国古代美术评论是经过长期的阅读得出的结果。如果我们需要在21世纪建立一个新系统，我认为我们有许多方面需要从中国古代美术评论中借鉴。
赵力忠（中国画研究院副编审）：
谈到中西文化的冲突，我认为事实上文化是多方面的，在东和西之间，还有其它的文化，这种文化一般不被人重视。比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是一种文化。文化的冲突从大的方面到小的方面，无时不有，无处不在。首先要清楚精神文化的出发点，它的根在哪里？我认为精神文化的出发点在于人，以人为本。从古至今，东和西的文化都体现在这一方面。东和西的文化是殊途同归，合而不同。原来我对文化消失、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入侵等这样的词语感到担心，现在却不是。科学与文化之间是有差别的，科学的东西是可以被取代的。文化的东西更多是积累，它们有深厚的与浅薄的差别。深层的文化是通过不断地积累，不断地修正，不断地丰富而形成和发展的。流行文化基本是单薄的，表层的，新鲜的，传统文化基本是深厚，丰富的。文化没有取代的关系。
梁江（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博士）：
我们谈起“中”和“西”的文化冲突时，有可能自己也是模棱两可；我们谈到“中”和“西”的文化交流，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给文化人自己留了点面子。事实上，我们很少有“中”和“西”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本身就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入侵。与我们从西方得到的东西相比，我们给予西方的可以说微不足道。谈起“中”和“西”的文化冲突、融合、碰撞，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说的。因此，我们要注意评价标准的问题。东方和西方在思维方法、文化理论结构之间有区别，我们中国文化的学理、学统、学术规范【WWW.BAIHUAWEN.com】等与西方有区别。我们能不能将他们接轨？能不能将他们融合在一起？这样的问题我觉得难度很大。我们怎样将他们融合在一起？就像有的学者提出的那样，我们现在中国画怎么没有标准。社会也没有一个示范，一个规范，一切好像乱了套，价值观念也变了，给我们留下的疑问就很多。我们文人的力量很小，改变不了这种社会风气。具体来说在美术方面，在美术评论方面，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许多场合，也要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本来想建立一个学术规范或艺术规范，但自己的力量却很小，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作用不大。“中”和“西”的文化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一下很难说出结果。
陈履生（北京市美协理论委员会秘书长）：
最近我参加了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的“北京链接：媒体与建筑”座谈会，会上谈了许多与当下相关的话题。从本世纪建筑的发展来看，50年代的十大建筑，实际上是西学本土化的实践。随着改革开放，大批的学建筑的学子回国，新的建筑也在不断出现，这又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特别是目前关于国家大剧院的争论，实际上反映出我们如何对待西学的问题，反映出如何引进西学的问题。回过头来看中国的美术，在近百年中西融合的实践中，我们的这种融合是被动的。在这融合的过程中，一直有对抗。美术的中西问题，是20世纪的一个老话题，20世纪美术家中的许多人曾经费了毕生的精力来解决这一问题，不能说没有成果，也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必然首先面对这个问题，必须要应对这个问题。中西融合是大问题，至于谈到笔墨问题，谈到国家大剧院问题，这些都是很微观的，但是反映了中、西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进入新世纪，我们在谈论文化的问题时还要考虑一下技术的因素，日新月异发展的高新技术，对21世纪中国美术将发生新的影响。围绕网络，围绕信息产业，对我们传统的宣纸、笔墨与技术相联系的文化都是一种挑战。所有这些我认为都是我们在讨论中西融合时应该考虑的。
刘曦林（北京市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
傅家宝（北京市美协秘书长）：
市美协成立 20多年来，相继成立了油画艺委会、中国画艺委会，后来又成立了漫画艺委会。多年来，我们一直想到理论问题，也一直想成立理论委员会，但一直没有能够实现。今年实现了愿望，成立了北京美协理论委员会，其目的一方面是把理论家集中起来，经常讨论研究一些问题；另一方面是将理论家经常讨论研究的一些问题发表出来，同时开阔画家们的视野，在理论上给予他们指导，这对美术界的发展有推动作用。
李树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中西问题”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百年，西方的艺术传到东方来，影响了东方的美术，这是历史的必然。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生活在东方只谈论东方的美术，这已经不可能，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历史阶段。
过去我们看“西”和“中”的关系都是“新”与“旧”的关系，凡是新的都是西方的艺术，所谓旧的都是中国传统的美术，把自己当成落后的。在本世纪末我们看待“ 西”和“中”这个问题，多少带有民族自卑感。现实中许多人将自己的艺术往西方靠，认为这是新的、现代的。这很危险。更危险的是，西方有些人企图利用他们的价值观，影响中国的艺术，达到全盘西化，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我自己认为经过百年的实践，我们不应该是盲目的崇拜西方。特别是文化艺术，如果你没有自己民族的传统，是不能在世界立足的。我们的理想是致力于重建东方美术的辉煌。
刘龙庭（中国美术出版总社编审）：
中国美术界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团体，来引导美术界的健康发展。现在的美术界，包括美术理论界，是一种涣散状态。美术理论界包括期刊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少了，含有导向作用的文章少了。不管文章长短，我认为应该有一些指导性的东西，当然不包括领导讲话之类。美术界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各行其是”。这种状况主要是对理论界重视不够造成的。美术界的繁荣应该是产生大师的时代。现在称大师的人多了，这些大师都要加引号。社会有它的时代潮流，这个潮流来到之后，力量很大，有人将“八五思潮 ”叫“八五西潮”。不过现在沉静许多，那种诈诈呼呼、招摇的人少了。美术理论界应该自己管好自己，要达成一个统一的共识，这种共识要起到导向作用。大家你说你的好，我说我的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是不行的。
中国近百年的美术是泊来的历史，为什么西方的东西都是现代的？我们的东西都是传统的？西方的东西都是好的？我们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吗？对于这些问题，美术理论界都没有进行很好地思辩。
中西问题，过去还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中学为体”已经很淡漠，这样的状态的确让人悲叹。
程大利（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副董事长）：
中西方美术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首先是认识的问题。“中国一百年的美术是泊来的历史”，我认为有道理。我们一百年的美术的历史，是走向衰落的历史。这是事实。因为这一百年，出现的大师少了。在这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美术出现这样的现象，我认为是树与果的关系。西方在这百年中也在变化，西方有些有志之士也在哀叹他们传统的丧失，但是好像没什么用。我们谈到全球一体化，能不能拿到文化上来论？文化为什么要与西方沟通？为什么西方没有谈到与我们沟通？文化为什么非要走出国门？植根于五千年的历史本来就是世界的一个存在，文化是多元形式。这是我的困惑。当下老百姓的审美倾向趋于后殖民主义心态。还有个问题我们对传统的研究还不够，停留在形而下的技法上，对传统的精神和灵魂的研究还不够。传统的精神是什么，我认为我们对传统的文化研究的层面是很低的。关于中国画传统笔墨的讨论，在我看来没有最根本的意义。怎么样弘扬传统的精神？怎么样诠释传统的精神？现在西方人瞧不起我们是有道理的，一方面在继承传统上，比前人技术的确低下，另一方面追随西方艺术，视人家而临摹。近20年，我们对现代西方艺术的整个演绎，从积极方面来讲，我们重新研究西方；从消极方面来讲，这种表面的浅层次的研究对中国的艺术发展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传统精神的缺失，艺术标准的缺失，艺术本体精神的缺失，以及舆论的误导，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顾森（中国艺术研究院比较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历史上真正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的中西文化交流有二次。一次在汉代，此后魏晋南北朝的佛教文化，彻底打破了当时的文化结构；一次就是这近百年西方文化的涌入。这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强行推行。这里我们不谈政治，仅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它也有合理的一面。同时也让我们看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在退移，你说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可以保留多少？恐怕很难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是近代中国画产生不了大师，是整个国学产生不了大师。实际上，在不同文明的对话中，西方把中国文明看得很重，始终将中国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是我们自己不重视自己。我觉得我们搞理论的应该在民族传统上下功夫。另外，我们对古典文化的整理显得很不够。包括画家，有很多人很少临摹过古代画家的画，所以他们显得离古代远而离现代比较近。这些只不过是我提出来的现象，作为抛砖引玉。
单国强（北京市美术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馆宫廷部主任）：
中国和西方的学术研究都有西化的倾向，这对西方人无所谓，但中国人自己有西化的倾向，就值得研究。西方人现在是有意识地抵制中国文化，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事实，也是我自己的经验体会。另外是研究方法的问题。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值得注意，此外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不够。为什么中国 和西方的融合没有成功的典范，我认为与学者的研究方法以及认识论的科学性有关。中国和西方对中国画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同时我们还要承认我们在中国画的研究方法上有不科学的地方。对西画的研究也是这样。中国和西方文化融合的问题，要相互学习了解，取长补短。在研究方法上，达到共识，这样才会增加合作的可能。
刘骁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和西方文化冲突的问题，我觉得容易陷入西方中心主义或者东方民族主义，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多问题要深入研究，认真对待，不同领域要不同对待。笼统地说是一回事，具体地说又是一回事。20世纪东方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不断变化的时期。在21世纪，我认为东方文化慢慢地会建立自己的新系统。总体上说，一方面我们要变古为今，另一方面我们要变洋为中。我认为变洋为中是个大问题。我们现在处于弱势，在强势文化面前，当然要学习，要放开眼界，大胆地吸纳西方文化，逐渐融入它们。这是通过对话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对话才会有危机感，才会有发奋，发奋之后才会融入，才会有自己的东西。我认为21世纪我们会建立自己的“话语”，当然这种“话语”不是中国威胁论，不是中国要称王称霸，而是中国要有自己的“话语”权力，也应当有自己的“话语”权力。
杭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理论系主任）：
我认为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很重要。我们考虑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很多是技术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观念方面的问题。中国学者包括我自己，从民族自尊心考虑，很难承认文化有优劣的可比性。民族自尊心是一回事，承认自己民族文化有优劣可比性是另一回事，这样将有助于文化的发展。从明清近代史，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研究及批判，能够说明问题。“五四”运动前后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研究及批判是客观的。当时中国学者已经承认自己民族文化有优劣可比性。
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关系问题，离不开中西政治的关系。学术圈里经常讨论的问题是近百年来，哪种力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破坏最大？近百年来，中西的关系问题，已经谈了很多年。如果离开社会政治文化，我们纯粹从美术方面来谈，可能每个人都会有道理。关于中西的关系问题，“五四”运动讨论的范围最广，所以谈到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一定要联系“五四”运动的自由民主科学的精神问题。这些问题始终没有反省，没有得到解决。“五四”精神被中断，导致中西的关系问题处在一种不正常的关系。
文化之间是有差别的，不能因为它涉及到的是形而上，涉及到民族积淀的问题，我们就不能碰。文化不是抽象的，它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的。美术的问题也是如此。没有经历过的我不说，我认为像“八五思潮”中的艺术家的社会背景，他们的身份与最后选择的艺术形式都有关系。所以我们谈起文化，谈起中西的关系问题，就不能关起门来谈纯粹的精神。
尹吉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副教授）：
现在的艺术家和学者们的学术规范和学术理论几乎来自西方的模式，我们现在开会的方式也是西方式的，像这样的开会方式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是少见的。中国和西方的学术传统存在着不同，比如：关于中国徐旭生对远古神话传说的叙说，有的西方人是根本不承认。中国和西方的学理传统之间存在矛盾。实际上，关于中国远古神话传说，在中国许多古籍文献中都有记载。中国学术通过历史熟悉了解的方法而得出结果。西方的学术传统和它们的法律学术传统是一致的。他们讲究证据、推论、逻辑、事实。在美术评论方面也是这样，传统的画论、诗论是通过熟悉了解而得出结果。现在我们的学术传统的情况在改变，当代中国艺术评论也出现了西方学术传统中的方法。在中国和西方碰撞的这20年当中，到底西方哪些东西是当代中国所需要学习的？到底西方哪些东西是对当代中国有影响？这是需要我们去研究的。我们曾经作过一个当代中国美术评论史这样的研讨课题。大家讨论20年当中中国美术评论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是通过陌生的方式运作的？还是通过熟悉的方式运作的？我们想作基本的定性。现在讨论的有关吴冠中的话题，其实他是用西方的眼光，但是他的表述方式不是西方的，不是从西方法理关系论证出来的。他是以个人的熟悉关系这样的方式表述。类似问题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李一（《美术观察》）副主编）：
在当前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下，我们的美术评论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标准？另外，还想讨论一下美术史学的问题。我较同意中国和西方碰撞的这20年当中中国美术评论基本来自西方的模式的说法。当代中国美术评论的原创性不是太大，建树很少，无法与西方的美术评论和中国古代的美术评论相比。中国古代美术评论是经过长期的阅读得出的结果。如果我们需要在21世纪建立一个新系统，我认为我们有许多方面需要从中国古代美术评论中借鉴。
赵力忠（中国画研究院副编审）：
谈到中西文化的冲突，我认为事实上文化是多方面的，在东和西之间，还有其它的文化，这种文化一般不被人重视。比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是一种文化。文化的冲突从大的方面到小的方面，无时不有，无处不在。首先要清楚精神文化的出发点，它的根在哪里？我认为精神文化的出发点在于人，以人为本。从古至今，东和西的文化都体现在这一方面。东和西的文化是殊途同归，合而不同。原来我对文化消失、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入侵等这样的词语感到担心，现在却不是。科学与文化之间是有差别的，科学的东西是可以被取代的。文化的东西更多是积累，它们有深厚的与浅薄的差别。深层的文化是通过不断地积累，不断地修正，不断地丰富而形成和发展的。流行文化基本是单薄的，表层的，新鲜的，传统文化基本是深厚，丰富的。文化没有取代的关系。
梁江（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博士）：
我们谈起“中”和“西”的文化冲突时，有可能自己也是模棱两可；我们谈到“中”和“西”的文化交流，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给文化人自己留了点面子。事实上，我们很少有“中”和“西”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本身就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入侵。与我们从西方得到的东西相比，我们给予西方的可以说微不足道。谈起“中 ”和“西”的文化冲突、融合、碰撞，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说的。因此，我们要注意评价标准的问题。东方和西方在思维方法、文化理论结构之间有区别，我们中国文化的学理、学统、学术规范等与西方有区别。我们能不能将他们接轨？能不能将他们融合在一起？这样的问题我觉得难度很大。我们怎样将他们融合在一起？就像有的学者提出的那样，我们现在中国画怎么没有标准。社会也没有一个示范，一个规范，一切好像乱了套，价值观念也变了，给我们留下的疑问就很多。我们文人的力量很小，改变不了这种社会风气。具体来说在美术方面，在美术评论方面，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许多场合，也要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本来想建立一个学术规范或艺术规范，但自己的力量却很小，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作用不大。“中”和“西”的文化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一下很难说出结果。
陈履生（北京市美协理论委员会秘书长）：
最近我参加了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的“北京链接：媒体与建筑”座谈会，会上谈了许多与当下相关的话题。从本世纪建筑的发展来看，50年代的十大建筑，实际上是西学本土化的实践。随着改革开放，大批的学建筑的学子回国，新的建筑也在不断出现，这又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特别是目前关于国家大剧院的争论，实际上反映出我们如何对待西学的问题，反映出如何引进西学的问题。回过头来看中国的美术，在近百年中西融合的实践中，我们的这种融合是被动的。在这融合的过程中，一直有对抗。美术的中西问题，是20世纪的一个老话题，20世纪美术家中的许多人曾经费了毕生的精力来解决这一问题，不能说没有成果，也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必然首先面对这个问题，必须要应对这个问题。中西融合是大问题，至于谈到笔墨问题，谈到国家大剧院问题，这些都是很微观的，但是反映了中、西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进入新世纪，我们在谈论文化的问题时还要考虑一下技术的因素，日新月异发展的高新技术，对21世纪中国美术将发生新的影响。围绕网络，围绕信息产业，对我们传统的宣纸、笔墨与技术相联系的文化都是一种挑战。所有这些我认为都是我们在讨论中西融合时应该考虑的。
一、问题提出及相关文献回顾
现有公司治理文献，一般按照股东持有股权情况把企业股权分为高度集中或相对集中，寡头垄断和股权分散三种模式。股东拥有剩余利润索取权，但股东对作为人的经营者并不具有完全信息，使得股东未必拥有剩余利润的实际控制权。要解决剩余利润的分配问题，就必须解决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差距，即对经营者进行监督，由此演化出剩余利润索取权问题、剩余利润控制权问题以及问题。[1]“监督如何有效"和“收益分配如何最优"是公司治理的两个关键问题，但是，这两个问题常表现为“鱼与熊掌"。要提高监督效率，最好的模式是股权集中；然而，在股权高度集中或相对集中的上市公司，实际上存在着大股东与经营者之间，以及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两类委托关系，[2]此模式下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效率得到了保证，但也带来了控股股东与经营者合谋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可能性，这样，公平性就沦丧了。既要有监督效率，又要兼顾中小股东的利益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包含着内控机制、外控机制以及内外控机制整合的公司治理机制是解决现代公司由于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所导致的问题的各种机制的总称。
内部控制主要表现为激励问题，而委托人与人之间的风险和利益的分摊则是关键。詹森和麦克林（1976）[3]从公司人的激励问题出发来研究公司债权和股权的分配问题，开启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理论的研究，公司金融中对激励的研究从此开始。法玛和詹森(1983)[1]在理论的框架下探讨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问题，这也即产生了经典的“内部人"和“外部人"的问题。而以拉丰(2002)[4]为代表的激励理论较为全面地涵盖了激励机制设计的相关问题。
与内部控制系统相对应，外部控制机制包括法律和政治途径、产品和要素市场竞争、公司控制权市场、声誉市场等。Shleifer和Vishny (1997)[5]重启了运用法律来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大门，而LLSV的系列研究探讨了法律与中小投资者的保护以及公司价值等的关系。而且也正是LLSV(1999)[1]提出，在股权高度集中的上市公司中，公司治理问题的主要方面是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问题，即第二类问题。
Jensen（1993）[6]从公司的研发和资本支出角度测度公司内部控制系统的效率，发现很多公司的内部控制系统运转不灵，Jensen指出了公司治理内部控制机制的失败，认为组织性劳动的控制问题以及监管的无效率问题是内部控制机制与生俱来的。对此，Jensen从外部控制系统提出了许多弥补内部机制不足的建议。受Jensen思路启发，本文希望从“委托链"①加长的无效来剖析内控机制中的监督无效率问题，并从制度层面提出一些建议。
二、多重委托框架的漏洞：从冯文谈起
冯根福（2004）[11]针对股权高度集中或相对集中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提出了双重委托理论。我们把冯文作为引子，推出双重委托的悖论性。
（一）冯文主要观点介评
冯文认为在股权高度集中或相对集中的上市公司，除了存在大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关系，还存在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委托关系。
1. 大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
冯文假设1：上市公司中，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都希望投资回报最大化。
冯文假设2：股权高度集中或相对集中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强，而经营者弱，大股东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行事，全体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问题，实际转化为大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问题。
冯文假设3：在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委托关系中，分散的中小股东是弱势群体，是无效委托人，在对经营者的监督中采取“搭便车"的行为。
根据以上3条假设，冯文构建了大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激励相容合约。[7]
2. 中小股东与人之间的委托关系
在股权高度集中或相对集中的上市公司，主要是大股东在履行监控经营者的职能，然而大股东付出的监控成本需要上市公司进行补偿。由于大股东有其自身的利益，他们在运用其掌握实际控制权的同时，可能会寻机采用各种方式从中小股东那里掠夺财富。作为弱者的中小股东为了有效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或受损最小化，除了积极寻找法律保护外，还须寻找人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以实现大股东对其利益的损害趋于最小化，间接实现和大股东相同投资回报最大化的目标。同样，作为委托人的中小股东也需制定激励与约束其人的合约。[7]
冯文假设4：中小股东在监控其人时是有效的委托人。
从上文可以得知，冯文提出的双重委托实际指的是“中小股东中小股东人大股东经营者"这样一个框架，这实际上是三重委托，冯文所谓的第二类委托问题实质上是第三类问题。②
（二）冯文的矛盾以及双重委托悖论的导出
冯文的创新是第三种的提出，设置第三种的原因是，中小股东是一个松散且非常不稳定的群体，中小股东必须通过一个代表来行使委托权，这就是说，冯文认为中小股东实际上不能有效地履行委托责任，即他们不是有效的委托人，但是，冯文在第三种委托的模型中又作出了中小股东是有效委托人的假设，即假设3与假设4之间明显是矛盾的。 这一点，冯文在结论部分也指出第三类有效的关键是中小股东委托的有效。
权且假设中小股东是有效的委托人，冯文的思路仍然是有问题的。我们作一极端假设：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由绝对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组成，股权分配如图1、2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A代表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B、C、D、E等代表公司的中小股东。B、C、D、E等中小股东的股权比例如图2，如果B、C、D、E等中小股东寻求一个人――权称为“中小股东合作组织"。假设中小股东组成的合作组织的股权结构也是高度集中或者是相对集中的，如图2所示的情况，很显然B是 “中小股东合作组织"中的控股股东。则C、D、E等又成为新的合作组织的中小股东，在“中小股东合作组织"下B、C、D、E等中小股东对人的监督和激励实际上同A、B、C、D、E等股东对上市公司经营者的监督和激励的情形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中小股东的人是完全可能与大股东进行合谋的。
B作为“合作组织"的控股股东要对“合作组织"进行监督，由于中小股东要对作为人的“中小股东合作组织"支付费用和监控成本，则“合作组织"中的C、D、E等股东的理性选择是“搭B的便车"。全部中小股东对合作组织的监控和激励问题变成B的问题，当然，因为B是所有中小股东中股权占比最大的，如果A对中小股东“过度寻租"，受损失最大的是B，B存在着对A和“合作组织"进行监督和监控的积极性，而且C、D、E等也深知这一点，“搭便车"是其必然的选择，对于更小的股东来说，用“脚"投票的转换成本很小，它们更愿意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在这种情况下，B承担了C、D、E等转嫁来的对“合作组织"的监控成本，其对C、D、E等次级中小股东的新的寻租行为就有了产生的动力。
既然我们考虑到A的道德风险，那么我们也不能忽略B存在的道德风险。B的实际角色是两重的，既是“中小股东合作组织"的实际委托人，又是其它中小股东的人，它的双重角色使其它中小股东面临道德风险。假设B与C等中小股东齐心，则B代表中小股东合作组织和A进行谈判，同时假设谈判结果是A减少对中小股东的寻租数量为r0，设B占中小股东合作组织的股权比例为τ，则B获得的返还租金值为τ・r0，者的成本为V(r)（r代表租金），则B的实际获得为τ・R0-V(r0)。假设B与A进行合谋，则A返还的租金数量减少b，则为r0-b，其中A为了获得B的支持，会私下满足B的效用追求，假设用货币表示为a(a＜b)，但是，由于租金返还的减少，其它中小股东的利益受到侵害，会在证券市场上对公司的绩效造成影响，假设这种影响货币化为函数式f(b)，则A获得的效用增加为u(b)-f(b)，而现在B获得的总返还租金为a+τ(r0-b)-f(b)，则在道德风险存在的条件下，当满足下面不等式a+τ(r0-b)-f(b)-V(r0-b)＞τ・r0-V(r0)时，B会背叛C等中小股东的委托而与大股东A合谋以期望获得更高的利益。
在A、B“合谋”的情况下可以假设v(r0-b)=0，得：
(a-τb)+V(r0)＞f(b)（1）
在中小股东对监控情况信息滞后的情况下，f(b)很小，这就使B难以避免背叛委托的诱惑。其类似于大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合谋。根据我们的分析，中小股东同其人之间的委托实际上表现为B与中小股东合作组织之间的委托，可表示成如下模型：
其中，r代表控股股东(或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数量；τ表示B的股权占中小股东合作组织的总股权的比例，r′代表B侵占中小股东合作组织中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数量。
如此，若C、D、E等再组成一新的合作组织来监控B，则寻租如依次进行下去，ABC…，最终受迫害的仍然是散户，此结果和我国股票市场的实际情况没有差异。所以，双重委托模式不但不能解决大股东的寻租行为，而且加重了很多处于真正弱势的中小股东的“迭次"租金的支出，以此为基础设计的公司治理机制并不能帮助到真正弱势的中小股东和外部投资者，而且也不会得到中小股东的支持，中小股东更愿意选择机会主义行为来对抗自己利益的被侵害。况且，即使最终通过层层实现了对控股股东的有效监控，但是，层层以致成本的加大也违背了企业降低交易成本的本质。
机制设计需要涉及到两个基本问题：信息效率问题和机制的激励相容问题。机制设计要尽量简化传递过程中的复杂性，或使一个机制合理运行而使用较少的信息，因为较少的信息意味着较少的机制运行(交易)成本。[8]我们认为多重委托不是机制设计最好的选择，在机制设计过程中我们更希望减少层次，而不是增加层次。
命题：在公司内部治理中，如果单重委托无法形成有效的激励和信息传递，那么多重委托必定是无效的。如果单重委托有效，那么双重或多重委托又有什么必要？如果多重委托有效，那么在单重委托中的无效委托人问题又怎么会存在？我们权且把此命题为“多重委托悖论"。③
三、多重委托框架的弥补与保障：制度环境
我们认为，内控系统的失灵至少缘自下面问题未得到解决：（1）中小股东有效的委托人地位；（2）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真实性；（3）对于违反契约的有效惩戒。因此，系统内的委托深化受监管效率问题的困扰，要保证中小股东对大股东的有效监管，必须依靠外部制度环境辅助。
（一）法律环境与执法声誉
在公司治理的外部约束中，主要依靠政府行为和法律审判制度。对于政府来说，若针对的是国有企业，而政府又是其大股东，依靠政府来约束政府难免有“自说自话"的嫌疑，其监督效力以及公正性未必得到公众认可。
国有企业领导者的政治化倾向明显，但缺乏市场化意识，在中国缺乏企业领导者（包括高层经营者和大股东代表）“接管市场"，但不缺乏“接管官场"，企业领导者往往不是因其绩效差而被接管，而是因非经营性因素。在企业的经营中，企业家质素是影响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然而，企业家能力的展现需要一个与企业家身份相协调的公平竞争的舞台与环境。而这个公平环境是不能靠政府行政力来保障的，能实现这一目标的更好选择是法律制度。
然而，中国经历了很长时期的计划经济，调节市场经济的法律粗糙或缺位，但不可否认，中国的经济即便备受诟病的国有企业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Allen等（2005）[9]认为中国没有完整的经济立法，但是中国企业仍然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他们把这个成绩归因为中国企业之间声誉的需要。我们的前期研究证明了政府执法声誉可以降低企业实际控制者的寻租程度，[10]在中国现阶段，对于法制建设中的立法与执法关系问题，我们认为关键的是建立执法声誉。
（二）政府代表的声誉
“内部人控制"作为第一类问题常被用来描述国有企业的结构特征。然而，随着中小投资者权益受保护的重视，大多数学者又倾向于“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占的问题"，“内部人控制"问题似乎已经不是主要问题。然而，国有企业的第一类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在国有股权集中的企业中，经营者是企业股东的人，国有大股东是实际委托人。可国有股权的所有者为国家，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政府代为管理国有股权，这样就形成了“人（大股东代表）"监督“人（经营者）"的问题。结果是国有股东代表与经营者的关系往往由监督关系变成合谋的关系，此合谋既非以国家资产最大增值为行为目标，也不以实现中小投资者投资的最大回报为目标，而是以最大化收益为目标。这使得“第一类"和“第二类"问题同时存在。只是“内部人"是经营者和大股东代表的“联合"，“外部人"是其他股东，故而形成了“内部人"对国有资产和中小股东利益“兼侵并吞"的局面。国有资产实际所有者缺位造成了中国国有大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效率不确定。
而要解决国有股东的监督效率问题可从两个方面入手：(1)提高国有股东代表的公信力。这种融合了“委托"和“法定"两种特征，除了规范政府的委托程序外，还要加大对政府人的约束（法律的、行政的、组织的以及道德的）。(2)引入股权竞争结构。国有大股东虽为政府机构，但其由于不同的利益本位而对企业实际控制权进行竞争所产生的制衡使其监督能力得到显现，这可以弥补产权缺位的不足。
（三）分成契约效力与信息披露声誉
理论的实用性最终离不开指标的可观测性，而可观测性又依赖于信息获取。信息所产生的成本使很多原本看似有效的机制变得无效，这些成本除信息搜寻成本外，还有信息滞后成本。
如果我们把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分成契约（买股票相当于买了一份合约）看成大股东为中小股东提供替代监督服务而中小股东支付相应租金的一份合同，则从物权行为理论思想看，这份合同除包括债权行为，还包括大股东转交服务的行为和中小股东转交服务价金的行为。但大股东的服务质量却无法在签约时得知，即便租金已被大股东抽取，中小股东仍然不知道服务的质量，这份合约的标的可以认为是“信任品"。由于信息滞后，这份契约带有典型的不完全性。
要解决信息滞后所产生的信息成本问题，需要上市公司及时并真实地进行信息披露，但实际上信息的缺失甚至也发生在董事会内部成员身上，[6]这也就难怪被寄予厚望的独立董事们[7]处境尴尬了。在信息披露中法律的作用有时很微弱。因为针对“信任品"，获得信息已经很晚，而且“信任品"负作用的表现也可能很迟缓。即便发生责任，追究也很困难，中小股东想获得赔偿很难。不过，对信息质量的直接控制可以完善或补充披露立法的上述不足。然而，“信息为真"的本身尚需后验，信息滞后给管制者带来的麻烦也是至为深重的。要解决信息可信问题，可引入中小股东的惩罚机制，使企业实际控制者因害怕中小股东报复而高质量的信息。
四、结 论
本文从中小股东委托效力出发描述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中的内部控制机制的不充分性问题。通过分析，我们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我国公司治理中问题和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同时存在，在治理思路上要统筹视之，过多强调一方而忽略另一方都有失偏颇，或者我们可以认为它们统属“内部人控制"问题的不同表现形式。（2）在公司治理方法上，内部治理机制的不充分性主要表现在委托系统中的中小股东监督无效、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界定不清以及中小股东信息滞后，完善公司治理体系要充分发挥外部制度信号的作用。（3）为了弥补制度环境的局限，本文提出了构建政府声誉、国家执法声誉、企业信息披露声誉以及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良性信息传递机制。
我们认为中国公司治理问题的审视不仅需要从内外机制设计角度着手，更重要的还在于考虑公司治理环境，这个环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还包括整个社会的良好信誉，而良好社会信誉的实现又需要一个长效激励机制。
注 释：
①“委托链”：每一层委托关系在一个组织的加深就构成了委托链。下文冯根福（2004）提出的双重委托是其一个例子。
②本文是反对所谓的“单重委托”理论与“双重委托”理论的提法的。但为了与冯文的术语相谐和，我们姑且用其定义的“单重委托”的概念。
③现实中，几乎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摆脱多重委托的命运，那这一事实是否在暗示组织规模与委托层级之间存在某种配比，以达到一定条件下的“次优”呢？对这一猜测我们另文讨论。
主要参考文献：
［1］Fama Eugene F. and Jensen Michael C., 1983, ‘Agency problems and residual claims’. Jesse Isidor Straus Profess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2］La Porta R.，Lopez-de-Silanes F.，and Shleifer A，1999，’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Journal of Finance，Vol. 54，No. 2.
［3］Jensen，Michael and William Meckling，1976，‘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3. No. 4. P. 05-360，October.
［4］Laffont，Jean-Jacques and David Martimort，2002，the Theory of Incentives: The Principal-Agent Model，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Shleifer，A. and Vishny R.,1997，‘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Journal of Finance，Vol. 52，No. 2.
［6］Jensen，Michael C.，‘The Modern Industrial Revolution，Exit，and the Failure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July 1993).
［7］冯根福．双重委托理论：上市公司治理的另一种分析框架――兼论进一步完善［J］．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新思路，经济研究，2004（12）．
［8］田国强．经济机制理论：信息效率与激励机制设计［J］．经济学（季刊），2003（2）．
［9］Allen F.，J. Qian，and M. Qian，2005，Law，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