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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在市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和政协的民主监督下，全市法院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一届七次、八次全委会议精神，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工作目标，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大力推进司法改革和司法公开，全面提升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44972件，审结37070件，同比分别上升22.5%和25.4%;其中，市中院受理各类案件7552件，审结6579件，同比分别上升30.7%和22.5%，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
一是立足审判职能，增强服务大局的主动性。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决策部署，围绕我市重点工作重点项目建设，建立涉“两重”案件月通报制度，妥善审理一批在重点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土地征收、房屋拆迁、金融借贷、合同纠纷以及涉政府机关等案件。先后与包钢集团、一机集团等支柱型企业召开研讨会，邀请经济管理部门和非公企业代表进行座谈，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切实增强服务大局的针对性。认真做好北梁棚改后续服务工作，推广先进经验，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法律保障。积极参与“十个全覆盖”惠民工程，全市法院选派46名干警深入基层一线，担任驻村党支部书记和驻村干部，得到基层干部群众的一致认可。按照自治区政法委和高院安排部署，扎实开展“万里大造林”涉案林地调查评估工作，历时近3个月，已完成涉案6省区林地总面积60%的调查，为该案资产后期处置奠定基础。全市法院立足审判执行工作，共向党政机关和有关单位发出司法建议132件，收到反馈回函81份，有效促进社会管理创新。
二是加强刑事审判工作，推进平安包头建设。全市法院共受理一审刑事案件2615件，同比上升6.2%，审结2248件，同比下降1.9%，判处罪犯2533人，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319人。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严厉打击杀人、抢劫、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和盗窃、诈骗等侵财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依法严惩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依法审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有效维护金融市场秩序。针对涉毒犯罪高发的态势，坚持依法快立快审快结，审理毒品犯罪案件299件，同比上升15.9%，判处罪犯409人，有效遏制毒品犯罪的发展蔓延。大力加强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及特赦案件的审查，共审理减刑假释案件1576件、特赦案件31件。坚持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认真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刑法原则，对2件案件的3名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深入开展量刑规范化工作，有效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认真落实圆桌审判、社会调查和判后回访制度，成立全区法院首家未成年人心理援助辅导基地，切实帮助失足青少年回归社会、改过自新。市中院审理了涉案***达40余千克的谢建葵等5人贩卖毒品案，自治区发改委原正处级调研员富林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内蒙古银行原董事长杨成林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案，内蒙古巨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巨团行贿、诈骗案，包头市石拐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原主任岳云晓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故意损毁会计凭证案，以及内蒙古兴麟房地产经纪公司、内蒙古德邦房地产经纪公司合同诈骗案等一系列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案件。
三是加强民商事审判工作，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全市法院切实坚持民商事审判“六个原则”，充分发挥民事审判调节社会关系、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共受理一审民商事案件23705件，审结19810件，同比分别上升17.9%和22.3%。坚持司法关注民生，依法审理涉及房屋拆迁、土地承包、侵权赔偿、劳动争议、追索劳动报酬等案件2695件，有效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坚持情理法并重，妥善处理离婚、抚养、赡养、继承及家庭财产纠纷案件3379件，有效促进婚姻家庭关系和睦。坚持平等保护、诚实信用原则，审理合同纠纷案件12875件，依法制裁违约失信行为。认真落实最高法院关于民间借贷案件的司法解释，审结民间借贷案件4258件，涉案标的18.6亿元，依法维护我市金融秩序。大力加强商标权、专利权及著作权的保护，妥善审理知识产权案件72件，有效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针对民商事案件总量大、增速快的现状，实施案件繁简分流，推动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相衔接，努力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市中院就房产买卖、保险合同、建筑设备租赁纠纷及农村信用社金融纠纷等案件进行专项调研，有效解决类案法律适用问题，促进全市法院司法尺度统一。
四是加强行政审判工作，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认真贯彻落实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准确把握受案范围，切实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受立案登记制改革影响，行政案件激增，全市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408件，审结286件，同比分别上升142.9%和86.9%;审结国家赔偿案件6件，审查非诉行政执行案件83件。继续推行行政案件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确定昆区法院、九原区法院、达茂旗法院为试点法院，有效预防和减少各种因素的干扰。强化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依法判决行政机关败诉的案件占13.6%，有效监督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积极探索案件协调处理机制，行政案件协调撤诉率达27.9%，切实推动行政纠纷实质性化解。认真落实联席会议制度，出台2014年行政审判白皮书，积极促进行政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深入开展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问题专项调研，调研报告和建议受到市委、市人大和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市政府制定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暂行办法》。
五是加大执行工作力度，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全市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11285件，同比上升21.4%，执结8280件，执行标的27.4亿元。认真实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在最高法院平台曝光“老赖”2557名，在《包头日报》和包头文明网公布失信被执行人7批668名，有75名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执结标的1880余万元。继续加大反规避执行力度，共限制被执行人出境446人次，限制乘机1250余人次，司法拘留186人。深入开展“打击拒执罪”专项活动，有14名被执行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扎实开展涉党政机关执行案件清理活动，全市法院13件案件全部执结，执结标的2873万元。开展农民工工资集中执行活动，执结相关案件214件，为农民工追回工资313.7万元。市中院与市政法委出台了《关于建立执行联动机制的实施意见》，有效推动我市执行联动机制的建立。依托最高法院平台，启动执行网络查控系统，上下级法院纵向联网，与多家银行横向配合，实施查询、冻结、划扣7398次，有效控制被执行人存款8113.7万元，极大提高了执行工作效率。继续推行淘宝网模式司法拍卖改革，上网拍卖789件次，成交68件1.8亿元，为当事人节省佣金447万元，走在全区法院前列。市人大会连续两年对全市法院执行工作进行专项评议，市中院专项报告两次测评结果均为“满意”。
一是加强立案窗口建设，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全市法院大力加强软硬件投入，全部建成了集立案登记、诉讼引导、费用缴纳、财产保全、司法救助、网络查询等功能于一体的信息化、标准化诉讼服务中心，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诉讼服务。市中院积极推进立案登记制改革，研究制定《立案登记实施办法》，建立了立案工作院领导带班、法官轮流值班等工作制度。自5月1日实行立案登记制以来，全市法院新收诉讼案件23884件，同比上升29.5%，有效维护案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二是化解涉诉信访案件，保障当事人申诉权利。全市法院始终把解决实际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放在首位，认真落实院长接待、法律释明等工作制度，努力解决涉诉信访当事人的合法合理诉求。坚持诉访分离、依法终结的原则，上级机关交办的重点案件和一批疑难信访老案得到妥善化解。市中院开通网上信访通道和远程视频接访系统，接收网上信访案件30件，与最高法院预约开展远程视频接访36件次，有效方便当事人行使申诉权利。
三是完善便民利民措施，提升审判工作效率。认真落实民生案件“绿色通道”制度，积极推行电话预约、网上立案和电子送达等措施，切实方便群众进行诉讼。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巡回审判组织和巡回审判点的功能，开展巡回审判1320余次，为偏远地区当事人诉讼提供便利。积极推进小额案件速裁机制，一审简易程序适用率达65.1%，有效提升审判效率。认真落实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制度，全市法院为当事人减缓免诉讼费297.9万元，为刑事被害人、危困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288万元，充分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
一是大力推进司法公开，完善阳光司法机制。进一步完善“包头法院阳光司法网”功能，公开案件流程信息23403件、裁判文书14781篇；在政务网站发布工作动态、案件信息7480条，在中国 www. 裁判文书网公布文书10224份，有效增强司法工作透明度。充分利用新媒体，通过发布官方微博、微信，进行庭审网上直播、室外led屏公告等措施，努力拓展司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市中院召开新闻发布会6次，新闻通报会1次，发布微博3526条、微信55期272篇。包头中院官方微信影响力在全国法院系统位居前列。
二是大力加强审判管理，提升审判工作质效。认真落实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建立院庭长办案制度，真正做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继续深化司法工作标准化活动，组织庭审观摩42次，对3113次庭审和18127份裁判文书进行专项评查，切实提升法官庭审驾驭能力和裁判文书制作水平。认真落实审判管理例会制度，下发各类管理通报74期。加强科技法庭建设，对全部庭审活动同步录音录像并随卷刻录光盘，有效强化对审判程序的监督。实行案件节点控制和审限跟踪，开展结案集中管理工作，有效控制案件久拖不审、久审不结以及隐性超审限等现象。
三是坚持先行先试原则，推进司法改革工作。市中院在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方面积极探索，结合我市实际，确定昆区法院、九原区法院、土右旗法院和卜尔汉图法庭、麻池法庭、美岱召法庭为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法院和法庭。各试点法院采取重新设置业务庭、实行均衡分案制、审判团队负责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审判工作质效明显提升。内蒙古是全国第二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地区，包头市法院被确定为综合改革试点法院。为积极推动改革试点工作，市中院在充分调研论证基础上，制定了包头中院《司法改革试点方案》和《员额内法官选任办法》，以及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将在自治区高院批准后组织实施。
四是主动接受各界监督，努力改进自身工作。认真落实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对一”联络机制，通过寄送《鹿城法苑》工作季刊、人民法院报，发放征求意见函、开通短信平台、建立微信群等形式，不断拓宽监督渠道和监督载体。全市法院主动走访代表委员1345人次，邀请代表委员参加座谈297人次，旁听庭审、监督执行33次274人。认真对2012年以来各级人大交督办案件进行梳理，就市人大代表关注的10件个案向市人大进行了专项汇报。依法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审理各类抗诉案件29件，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建立舆情快速反应机制，编发舆情报告198期，办理“大法官留言”案件15件，及时倾听和有效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
一是开展专题教育活动，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按照市委统一部署，扎实推进“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召开专题研讨会3次，深入开展谈话谈心活动，查摆“不严不实”方面突出问题249个。深入开展“严纪律守规矩、转作风敢担当、重实干树形象”专项活动，进一步改善司法作风。积极开展党员领导干部示范抓引领工作，深入联系点27次，进行工作调研和政策宣讲，努力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
二是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先后举办民诉法司法解释、行政诉讼法、刑法修正案九、民事裁判文书制作等多期专题培训班，有效提升法官对新法律的理解和适用能力。通过加强对一线法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务人员的分层次培训，有效促进司法水平和职业素养提升。组织开展司法警察技能训练和岗位练兵活动，着力提升警务保障工作水平。举办20xx年全市法官论坛，将优秀论文和裁判文书汇编成册供干警交流参考。全市法院参加上级培训48次450余人，法官队伍司法理念和司法能力明显提升。
三是认真落实“两个责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认真落实党组主体责任和纪检部门监督责任，逐级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定期通报违法违纪案例，用身边事、身边人教育干警，切实增强警示教育的效果。市中院出台严肃审判纪律16项铁规禁令，随案发放廉政监督卡，开展廉政回访，实现廉政监督的全覆盖。认真开展司法巡查和审务督察，开展工作纪律、司法作风、公车管理、执行案款管理等专项检查27次。市中院办结信访举报案件186件，全市法院有22名干警受到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行政记过等纪律处分。
一年来，全市法院有18个集体和36名个人受到市级以上表彰。市中院涉农金融案件审判、涉诉信访、司法调研、司法统计、网络宣传等多项工作受到最高法院和自治区高院表彰。土右旗法院被最高法院评为“全国模范法院”。各位代表，上述工作成绩的取得，是市委坚强领导、市人大和市政协有力监督、市政府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全市法院干警，向长期关心支持法院工作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当前，正值社会转型期和改革关键期，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相互叠加，法院受理案件数量明显增加，毒品犯罪、民间借贷、征地拆迁、劳动争议及合同纠纷等类型案件数量上升幅度明显。特别是立案登记制实施后，一些疑难复杂案件进入法院，进一步增加了审判工作难度。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部分法官的司法理念、业务素质、司法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个别案件还存在程序瑕疵、法律适用不当等问题，部分干警司法作风不正，“六难三案”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司法环境还不理想，个别当事人躲避送达、恶意拖延诉讼、进行虚假诉讼等不诚信行为屡有发生，严重浪费司法资源、影响审判效率。法官职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随着工作强度和职业风险的增加，法官待遇偏低的问题日益凸显，人员流失较为严重，案多人少的问题更加突出，法官工作压力明显增大。对于这些问题和困难，我们将认真进行剖析，切实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在此，也恳请各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法院的工作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一、忠实履行职责，维护公平正义
加强刑事审判，维护社会稳定。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458件，判处刑事罪犯838人，其中判处有期徒刑以上598人。充分运用刑罚手段，重点打击群众反映强烈、对我区投资环境和社会治安造成较大影响的故意伤害、抢劫、黑恶势力等严重刑事犯罪及盗窃、集资诈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共审结此类案件208件，判处罪犯349人。依法严惩职务犯罪，审结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案件15件28人。严厉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审结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案件4件，判处罪犯16人。继续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轻微刑事犯罪以及具有自首、立功等情节的被告人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判处缓刑、免刑、管制等罪犯240人。同时，不断扩大刑罚的宣传教育力度，公开审理了与张淑侠拐卖儿童有关的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等一批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扩大了审判的社会效果。
加强民商审判，促进社会和谐。共审结各类民商事案件2905件，解决争议标的2.73亿元。坚持平等保护、服务发展的原则，依法审理了涉及借款合同、金融保险、股东权益纠纷及股权转让等案件603件，解决争议标的8336万元，维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秩序。妥善审理了婚姻家庭及继承、赡养等案件1203件，着力将家庭这一社会稳定基石加固筑牢。妥善化解涉农纠纷，审结了土地流转、农业承包经营权、生产资料买卖等案件16件，依法促进了农村稳定和农民增收。及时审理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435件，采取先予执行医疗费、诉前保全肇事车辆等措施，依法维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继续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原则，多途径解决纠纷，促使当事人自觉服判息诉。民商事案件调解结案2086件，调解率达71.8%，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矛盾。
加强行政审判，推动依法行政。采取“审前沟通、审中协调、审后疏导”的工作模式，积极探索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新途径，共审结各类行政案件158件。去年，因征地拆迁引发的行政案件，经协调和解、撤诉处理87件，较好地化解了行政争议。审查非诉行政执行案件150件，对其中106件裁定予以强制执行，有效地维护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严肃性和执行力。同时，积极开展上门普法和司法建议活动，为环保、气象、残联等执法单位进行法律讲座和培训11次，向有关部门、单位发送司法建议6份，向区政府等相关部门印送行政案件审理审查报告5份，依法规范了行政行为。去年，通过发挥行政审判作用，为我市的信达广场、老货运广场、解放路北段等地顺利拆迁提供了司法保障和服务，促进了城市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加强执行工作，缓解执行难题。共执结各类执行案件428件，执结率为95%，执结总标的为5400余万元。继续巩固“无执行积案法院”成果，开展消极执行、拖延执行行为的专项治理，强化执行联动措施，全面提高实际执行到位率。积极开展反规避执行和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活动，通过采取扩大财产查询范围、追加被执行人、限制贷款、融资、高消费、出境等强有力的措施，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力度，成功执结了47件典型规避执行和涉民生案件，依法对15名抗拒执行的被执行人进行司法拘留，对20名拒不履行义务的“老赖”进行“黑名单”曝光，有力地打击了拒不履行义务、规避执行的行为。去年，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执行案件306件，占到全部执行案件的71.5%，依法实现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二、强化为民司法，保障群众权益
完善服务平台，方便群众诉讼。发挥立案信访大厅“门诊式”一条龙便捷服务机制，化解简易纠纷290件，电话、邮寄等预约立案63件，方便了群众诉讼，促进了矛盾的快速化解。与陕西法院公众服务网和12368便民服务热线有效对接，使案件当事人足不出户就可以查询案件流程信息、查阅生效裁判文书、观看庭审直播，拓展了司法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发挥“政法干警一线工作日”和“一村(社区)一法官”便民服务功能，利用法官工作室，定期开展送法下乡活动，发放司法便民宣传手册3万余份，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2600人次，使司法为民的基层服务平台更加顺畅、方便。加大司法救助力度，让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打得起官司，对380件案件的当事人减、缓、免缴诉讼费150余万元，为困难刑事被告人指定辩护人50人次，联系法律援助律师97人次，使普通百姓真正享受到了法律的关怀和公正。
强化能动司法，促进管理创新。发挥金融巡回法庭、葡萄园区巡回法庭以及交通肇事和医患纠纷巡回法庭等各类专业法庭的作用，实行定向专门服务，机动灵活快速地化解矛盾。去年，通过巡回法庭共审理、调处交通肇事、医患、农村集资借款等纠纷160余件。发挥“少年审判庭”的优势，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落实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实施庭前调查、庭中审理、庭后帮教等措施，尽可能地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罪犯。发挥庭审的教育作用，对4件典型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邀请全区科级以上干部和重点岗位干部全程旁听，以案说法，警示和预防职务犯罪。发挥诉前调解的功能，对不属于法院直接受理的40余户出租车主状告渭南市好运、万通、大众等八家出租车公司营运管理权之争，积极采取沟通协调的办法，最终将此纠纷妥善化解，防止了一起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发生。
狠抓涉诉信访，化解社会矛盾。以化解信访积案为重点，以加强源头治理为根本，对涉诉信访案件做到“清仓见底、一抓到底”。积极推进涉诉信访法治化改革，在依法实现诉访分离、规范办理流程、完善退出机制、开展司法救助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开展集中化解涉诉信访案件活动，强化信访工作责任，实行领导包案、法官带案下访、思想教育疏导等多种方式，因案施策、因访施治，成功化解了双王村三组与陕西陆厦房地产开发公司、崇凝六组门面房等一批有社会影响、多年难以解决的信访案件，促进了涉诉信访工作的大幅度提升。去年，共处理各类来信来访700余件次，化解上级交办的涉诉信访案件40余件，确保了重大假日、会议期间信访态势的良好运行，进京访、赴省访和重复访等问题有了明显的改观。
三、推进司法公开，提升司法公信
强化审判管理，提高案件质效。修订完善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建立发回重审、改判案件跟踪反馈剖析制度，坚持案件质效情况逐月通报、季度分析、半年研判、全年评比，实行动态监控案件评估指标机制，提高正常审限内结案率。推进庭审和裁判文书“两评查”活动常态化，在强化精品意识的基础上，评查裁判文书885份、庭审176个，评选出优秀庭审和裁判文书15个(件)，增强了法官的质量意识和责任意识。去年，我院在案件大幅上升、案件难度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仍保持了案件审执结的良好平稳态势，无一件超审限案件，无一件错案，无一件媒体曝光案件，各项审判指标均居全市法院前列。
加强信息建设，强化公开意识。围绕“以公开促公正树公信”的思路，按照省法院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的要求，我院成立了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和网络管理中心，建成了上联省法院、下至基层法庭的专线通信、视频应用和数据交换的法院专网，全方位实行网上办公、网上办案。积极推进裁判文书上网、审判流程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公开平台建设，完善信息查询系统、庭审同步录音录像、司法政务管理等功能，启动执行指挥中心建设，整合执行资源，全面提高信息化在审判、执行工作中的应用水平。
推进司法公开，打造阳光司法。发挥全国“司法公开示范法院”的引领作用，搭建公开平台，扩大公开范围，健全公开机制。推进审判流程公开，新受理案件全部同步录入案件信息，发放司法公开告知书7665份，网上视频直播庭审20件、图文直播5件，扩大了公开的效果。推进裁判文书公开，网上公布生效裁判文书3779件，公开率达95.4%，位列全市法院第一。设立法院官方微博、新闻发言人博客和网上投诉平台，定期发布法院重大审判信息，回应群众诉求和投诉。积极推进司法民主，完善人民陪审员工作机制，新选任55名人民陪审员，使人民陪审员增加至79人，全面实现了陪审人员的“倍增计划”。定期举办“法院开放日”活动，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大专院校学生及社会各界群众800余人(次)走进法院，“零距离”参与法院庭审活动和了解法院，提高了法院工作的透明度。积极开展“审判进校园”和“青春与法律同行”巡回法制报告会等活动，以案说法，增强青少年的法制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去年，共组织各类法制讲课、典型案件宣判20多场次，受到了全区师生的普遍欢迎。
四、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干警素质
扎实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严格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聚焦“四风”问题，认真搞好规定动作，努力改进工作作风。坚持开门搞活动，通过座谈调研、公开征询意见等方式，查找出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共6类24项，并设立台账，建立清单，制定整改措施，逐一划号销账，取得了明显成效。重点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健全党组中心组学习制度，规范党组议事决策程序，深入坦诚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进了班子的团结，提高了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公仆意识，通过党员法官亮身份，组建党员义工服务队和志愿服务活动，提升了党员的向心力。去年，在班子成员中深入开展了“办理一起案件、化解一起涉诉信访案件、联络一名信访当事人、包联帮扶一名困难群众”的“四个一”活动，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和信任。
不断深化司法廉洁意识教育。按照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从严查处的“四严”工作方针，狠抓日常管理和制度建设，积极开展司法廉政教育和作风建设“四治理”主题活动，向全院干警制作发放禁令卡，明确提出八项纪律要求，自觉抵制诱惑，形成抓早抓小抓苗头的态势，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健全司法廉洁制度体系，严格落实廉政监察员、司法巡查、主动接受监督等制度，强化对司法权行使的内部监督，构建“竖到底、横到边”的监督网络，防范和化解岗位廉政风险。加强作风效能建设，以铁的纪律打造过硬队伍，保持对各种违纪违法问题“零容忍”态度，深入开展司法作风大检查活动，从严整顿院风院纪，建立明查暗访长效机制，对庭审活动、工作纪律、司法礼仪等进行专项检查，及时督促整改存在的问题。去年，因纪律作风问题，对六名法官干警进行警示训诫，司法作风得到进一步转变。
1、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及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2、毛泽东政府管理思想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关系研究
3、马克思自由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4、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
5、马克思社会和谐思想研究
6、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研究
7、马克思恩格斯道德教育思想研究
8、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研究
9、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观研究
10、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及其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
11、胡锦涛廉政思想研究
12、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13、意识形态结构视域下中国主导意识形态问题研究
14、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多维审视
15、毛泽东水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16、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
17、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18、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比较研究
19、论马克思的公平思想
20、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21、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研究
22、马克思主义党内关系理论及实践研究
23、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时代化研究
24、现代性的信仰困境与信仰塑造
25、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基本经验与对策研究
26、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政治功能及实现形式研究
27、马克思恩格斯精神生产理论研究
28、马克思资本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9、合法性视阈下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研究
30、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教育研究
31、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哲学思考及其发展分析
32、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及当代价值研究
33、马克思自由观研究
34、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及其构建
35、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研究
36、人类的命运与历史的指向
37、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五次批判
38、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论思考
39、关于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若干问题研究
40、马克思恩格斯幸福社会理论及现实意义
41、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中国城镇化战略研究
42、马克思发展共同体思想研究
43、马克思幸福思想研究
44、马克思政党理论研究
45、毛泽东的日本观研究
46、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方法论
47、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48、列宁晚年政党思想研究
49、中国共产党制度执行力研究
50、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51、执政党视野下的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研究
52、当代中国转型期国民素质现代性及其建构
53、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机制研究
54、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的中国化样态研究
55、马克思生态观研究
56、毛泽东实践智慧研究
57、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研究
58、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认识和把握
59、马克思人类解放视阈中的人权观
6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研究
1、特殊侵权行为归责原则之研究
2、土地征收立法研究
3、非婚同居的法律问题研究
4、婚姻契约观念的限度与嬗变
5、我国夫妻财产制的发展趋势研究
6、意思表示瑕疵理论与立法比较研究
7、医疗损害责任制度比较研究
8、论英国对诽谤的法律规制
9、中国矿业权流转法律制度研究
10、着作权转移规则研究
11、登记对抗下的物权变动及其对抗性问题研究
12、论我国视频网站版权侵权案件频发的原因与应对
13、音乐作品及其权利研究
14、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制度障碍与重构
15、非传统商标国际注册问题研究
16、自然资源使用权制度研究
17、消费者撤回权制度比较研究
18、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比较研究
19、个人信息权的界定及其民法保护
20、住宅小区业主区分所有权问题研究
21、一元处理机制下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研究
22、精神损害赔偿的定量研究
23、我国消费者保护中的冷却期制度研究
24、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理论重述与裁判研究
25、惩罚性赔偿的法理与应用
26、我国专利侵权诉讼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27、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理论基础研究
28、食品侵权损害多元化救济机制研究
29、新闻侵权责任研究
30、私法自治视域下的老年人监护制度研究
31、知识产权默示许可制度研究
32、信用评级机构民事法律责任研究
33、我国民法典亲属法编立法构建研究
34、无主财产法律问题研究
35、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研究
36、无权处分合同效力与物权变动模式之关联
37、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38、论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之效力
39、隐私的限制与保护
40、不动产预告登记制度研究
41、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
42、FIDIC合同条件适用性问题比较研究
43、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44、当代中国婚姻法与婚姻家庭研究
45、网络环境下信息共享与着作权保护的利益平衡机制研究
46、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准据法选择机制研究
47、传统手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48、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
49、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
50、私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研究
51、第三方互联网支付经济法规制研究
52、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法律制度研究
53、公序良俗原则比较研究
54、应收账款商事质押法律问题研究
55、我国遗产信托法律制度构建
56、英美不动产登记法律制度研究
57、论担保物权的实现
58、儿童与权利：理论建构与反思
59、人格权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60、数字网络技术背景下着作权法的困境与出路
《 浅谈民商法与海商法的融合 》
【摘 要】我国民事立法采用民商合一的体例，海商法往往被看做是民法领域的一个分支，民法的基本原则对于海商法同样适用。但是，由于海上活动的特殊性，海商法对一些问题作出了不同于广义民法的特殊规定，使之颇具海商法特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草案）》的说明”中明文指出，海商法调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决定了它属于民事法律范畴；同时它又有别于一般民事法律，因而被视为特别民事法律。
【关键词】民商法；海商法；迟延交付；留置权；货运法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只要是《海商法》没有明文规定的，便遵照民商法理论来审理海事争议案件。本文从海商法与民法的密切联系作为切入点，依次从海商法迟延交付、承运人留置权等多个货运法角度探讨民法和海商法之间的融合。
一、概述
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的总和，每种法律制度都调整特定的对象，是划分法律部门的根本依据。民法是私法，它所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1]，而对于海商法的定义，人们众说纷纭，可以说，《海商法》所调整的关系是纵横交错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条：“为了调整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维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的发展，制定本法。”从这条规定来看，海商法作为民法的分支，其所调整的领域主要包括海上运输中发生的社会关系以及与船舶有关的社会关系，主要为财产关系，也包括人身关系。
海商法与民法相比，具有明显特点，海商法虽然以海上运输和以船舶有关的特定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但其内容却涉及民法当中的各项基本制度3。海商法中包括了与物权法相关的船舶自物权与他物权，与合同法相关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与侵权行为法相关的船舶碰撞，特殊的时效问题以及一些涉外法律适用规定。这种包容性是其他部门法所不能做到的，这体现了海商法与民法的亲密关系，体现了二者的融合。
二、海商法与民法之间的融合
（一）海商法与合同法承运人留置权的融合
我国《海商法》第87条规定：“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运费、共同海损分摊、滞期费和承运人为货物垫付的必要费用以及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其他费用没有付清，又没有提供当担保的，承运人可以在合理的限度内留置其货物。”这条规定有一点颇具争议，就是对“其”的解释，到底是指债务人所有还是与债务人有牵连关系即可，在学界争议极大。
为此，我们引入《合同法》第315条的规定：“托运人或者收货人不支付运费、保管费以及其他运输费用的，承运人对相应的运输货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这里使用的是“相应的”一词，即该条款注重的是货物与债务人之间具有的牵连关系，而不一定必须为债务人所有。我认为，对于海商法承运人留置权问题应该融合入合同法的规定，这样才能更好地贯彻了法律规定承运人，留置权的目的，也符合利益衡量所要求的法律原则。更能满足实践的要求[2]。加之我国已经逐渐注意了善意留置权制度的合理性，《海商法》第25条所规定的船舶留置权也没有要求标的船舶必须为债务人所有。所以，在承运人留置权问题上，应当融入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二）海商法中对迟延交付的规定与民法中相关规定的融合
我国《海商法》对于货物迟延交付的规定有着明显的漏洞，我国《海商法》第50条第1款规定：货物未能在明确约定的时间内，在约定的卸货港交付的，为迟延交付。何为“明确约定的时间内”？如果承托双方迟迟不能达成共识，并且承运人违反直航适航义务，进而迟延交付给货方造成损害，货方如何以法律为依据向船方索赔，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合同法》第290条第1款规定：”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可见。承运人在运输期间的适当履行，表现为其按照运输合同约定的期间履行其义务和在合理的期问履行运送义务两种情况。但对于《合同法》第290条和《海商法》第50条的关系，学者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海商法》与《民法通则》、《合同法》是普通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海商法》对于迟延交付已有明确的规定，故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理应不予适用，《海商法》所规定的迟延交付的文字意义极其明确，不具有扩充解释的空间，对其进行司法解释无异于二次立法，不符合立法原则和程序”。[6] 也有人认为，《合同法》第290条应该适用，因为《海商法》第50条并没有对迟延交付进行确切定义，所以，《合同法》的规定仍然可以补充适用[7]。
此外，从举证责任上来看，在货物迟延交付上，海商法的规定也不尽完善。
我国合同法采取严格责任原则，如果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则货方在此情况下，只需证明承运人的迟延交付、自身遭受损失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可。
我国海商法未对货物迟延交付举证责任作出明确的规定。海商法迟延交付的规则基础是过错责任制度，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主张迟延交付损害赔偿的货方，应该在以下范围内举证：承运人迟延交付货物、自身有损失、前述二者的因果关系、承运人具有不可免责的过错。我们知道，对于免责条款的举证，海商法第51条第二款规定：“承运人依照前款规定免除赔偿责任的，除第(二)项规定的原因外，应当负举证责任[5]。”但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并不适用于迟延交付，在迟延交付的举证问题上只能参照民法的规定，所以，在实务中，由于在运输途中，货物在承运人的掌控之下，让货方寻找证据，证明承运人的过错是非常困难或者成本极高的，这对于货方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这明显违反了民法中的公平原则[4]。
笔者认为，对于迟延交付问题，下个明确的定义是必要的，我国立法机关应当着力完善迟延交付制度的立法。如果基于目前的状况，我认为应当采取海商法合同法相融合的方法应对。
三、结语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私法的基本法是民法，即《民法通则》。民法的原则性规定和各特别法的具体规定，共同构成了民法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合同法、担保法等。而海商法的以问题为中心的、非逻辑化的、灵活的、唯用性的法律思维不同于民法思维具有特殊性；海商法以效率优先、航运秩序的倾向性保护、对契约自由的限制为其独特价值取向：海商法有其所独有的各种特殊的法律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既要看到海商法与民法原理的冲突，又要看到海商法的特殊性；既不能盲目地排斥其他法律的适用，也不能用其他法律代替海商法的适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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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文广。我国海商法承运人迟延交付确定标准之不足[J]中国海商法年刊，2008(00)。
《 探析民商法中的连带责任 》
摘 要 民商法中的连带责任主体涉及范围很广，不仅有国家机关、企业法人还包括了合伙组织以及个人，民商法对于这些主体的连带责任亦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包括了共同侵权情况、共同危险行为和共同责任三种情况下出现的连带责任；这一规定的出台是为了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但是随着法律的运行，该规定也出现了一些侵犯其他人权利的弊端，因此，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对连带责任进行了研究，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民商法 连带责任 合法权利
作者简介：张笑荷，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法学专业本科在读。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2-281-02
我国民法和商法都有涉及连带责任的规定，但是对于该规定的细致化划分和适用并没有完善的法条。民商法之所以提出连带责任也是为了防止债务人之间互相推卸责任的现象发生，在现实中，该规定的适用率也比较高，足可见连带责任设立的重要意义。
一、连带责任的内涵
至今为止，我国民商法中并未从法理的角度对连带责任进行过全方位的定义和解释。然而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连带责任进行了研究和解释，比如 “连带责任是违反连带债务或共同侵权行为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不问各自应承担的份额， 也不分先后顺序，都应根据权利人的请求全部或部分承担而无权拒绝的民事责任”等。这些概念指出了连带责任的具体适用办法，但是在推广中并不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就目前来说，人们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认可性观点：连带责任是一种涉及责任主体比较多，但是任何一个主体都必须对全部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一种规定。
二、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
民商法规定了普通民事责任的构成要素：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主观过错。但连带责任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责任，当然满足以上基本条件是必须的，除此之外还应满足如下条件才可：其一，债务人至少是两人以上。其二，连带责任人与债权人之间是一种债的关系，而且密不可分。其三，连带责任涉及的客体必须是种类物，这是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一旦客体为特定的物，那么债务由其他债务人进行清偿也就难以实现。其四，连带责任的履行，必须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事前约定。
三、连带责任的类型化分析
民商法中涉及的连带责任种类繁多，且法律均对之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本文就几种常见的进行分析研讨：
（一）共同行为之下造成的连带责任
共同行为之下造成的连带责任可具体分为以下两种：其一，共同侵权情况下产生的连带责任。所谓的共同侵权情况下产生的连带责任是指两个以上（包括两个人）由于有着共同主观故意或者过失，而且由于这种原因造成了对他人利益的一定损害，从而一起承担债务责任的一种连带责任。据规定，这种情况下的连带责任是需要所有责任主体共同承担的，但是实际执行却会出现一定的问题，比如说，如果造成他人利益损害不是由于责任人主观故意或过失，那么是否还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呢？对此基本有两种观点：有的人认为由于不是行为人主观意识造成的，就不应让其承担连带责任；反对者则以造成的结果为依据，认为既然实际当中他们的行为已经造成了他人利益的损害，那么不管主观意识如何，都应该为其承担后果。由于没有确切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往往会视情况而定。其二，在共同危险行为下产生的连带责任。具体上来说，在存在共同危险行为之下，一旦出现无法明确具体责任人造成的损害结果，即要对共同危险行为人判定承担连带责任。相对于共同情况下造成的侵权行为的连带责任不明确情况，这种连带责任在相关的法律条例中获得了认可。这对连带责任的具体实施也有现实的意义，能够弥补长期以来对于共同危险行为造成的侵权责任的判决的一大空白，可以说这是法律的进步和司法实践的有效结果，有利于我国的法律制度建构和法治文明建设。
（二）委托代理行为中产生的连带责任
代理行为和承担连带责任是不等同的，只有代理行为出现违约的情况下代理人才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代理人明知道自己代理的行为是违法的或者不能够履行的还故意为之，就必须承担连带责任，法律之所以规定委托代理行为中的连带责任就是为了制止这种明知违法而故意为之的代理行为。这种连带责任是一种事先的规定，能够更为有利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平。
（三）由承担保证导致的连带责任
由保证导致的连带责任往往是由于在前期保证阶段对保证方式和具体办法要求不明导致的。债务人不履行合同中的约定就会出现责任承担的问题，因而保证人的责任是无法逃脱的。但是法律规定了如果提供保证的人是两个以上就必须事前说明担保人之间的具体责任，如果前提忽视了这一点，在承担责任的时候就会转化成共同承担。一旦债权人无过错，承担者之间就共同负责赔偿，这种情况时常发生在公司的侵权纠纷案件之中，民商法将这种连带责任种类融入其中也是为了有效的阻止或者减免这种侵权行为的发生。
四、设立连带责任制度的立法意义
综上可以得之，连带责任的每一个主体都有承担全部债务以实现债权人合法权利的义务。当然同样的，债权人也可以根据法律规定或者事前约定对任何一个连带责任债务人进行债务的追偿。其中的连带责任主体有两种：第一，这些债务人本身就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第二，这些连带责任主体对于内部责任并不应该承担。这里就存在一个点，为什么法律要规定一些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人来承担一份债务的全部责任呢？因为这种规定无疑就会加重本身不应承担责任的人或者是本应该承担部分责任人的责任，这就引出了设立连带责任的意义：即使某些债务人本不需要承担一定的债务或者不需要承担全部债务，但是由于其与真正债务人存在一定的法律关系或者事实的关系，通过连带责任的绑定，让他们去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真正债务人的违约行为，从而更好的保证债权的实现，是一种共同作用实现或者制止违法行为的制度和规定。
五、民商法中连带责任存在的问题 (一)随着民商法规则的变化，司法中有关损害人利益的赔偿发生了本末倒置的现象
实体法与民商法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因此民商法的制定、修订以及适用都不能忽视实体法，且需认可实体法所要保护的一切利益，否则民商法的存在就等同于形式，不能真正保护当事人的合理权益。此外，一旦现实中程序法和实体法发生了一定的冲突，首先要以实体法为主，这是考虑当事人利益的需要。司法实践中最典型的一种本末倒置就是人身损害赔偿方面的规定：为了配合程序法中的共同诉讼，把实体法中发生的共同侵权现象进行重新定义和认识。
（二）法院没有正式受理侵权行为之前，不追究未被起诉的侵权者和被起诉的侵权者之间分担的责任
从法律角度来看，在案件受理之前不追究未被起诉侵权者的责任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从司法的角度来看，对责任人和赔偿范围进行圈定还是十分必要的。实践中，一旦原告对其中一部分侵权人进行起诉，法律则忽视对其他侵权人责任的追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显失公平。法律的本质是公平的，因此法院受理原告对侵权人进行的诉讼，理应当进一步确定责任的承担。但是对于那些未被起诉的侵权人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而置之不理是有悖法律对人们的保护意义的。
（三）把原告拥有的选择权调到执行阶段之后存在不合理之处
司法实践中，倡导能够合并的诉讼不要分开行使，鼓励人们减少诉讼，尤其是在共同侵权的案件中，更要坚持减少诉讼的原则。但是权利的最终行使依然掌握在原告手里，法院只能规定，不能要求其如何行使。且实体法给予原告的实体权利和诉讼请求权往往会发生冲突，比如原告只对部分侵权人进行起诉，这种权利的行使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目前法律将原告的选择权行使放在了执行阶段之后，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试想一下，在执行之后再让原告进行诉讼对象的选择，那么有很多在前期应该得到解决的问题就难以执行，这种做法显失严谨，且对侵权人以及原告也存在一定的不公平。
六、完善我国民商法中连带责任的建议
（一）在《侵权法》中填入必要的公共诉讼
必要的公共诉讼主要分为固有的必要公共诉讼以及类似的必要公共诉讼。固有的必要公共诉讼指的是当诉讼标的一样时， 要让几名当事人共同进行诉讼。并且，法院应对该种诉讼一并审理。简言之，在几个当事人和对方当事人中只存在一个诉讼标的时， 若当事人想要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以及义务的时候，法院应要求几人一起提起起诉。类似的必要公共诉讼指的是把诉讼标的客观上的牵连性质也纳入到考虑的范围内，法院对几人一起起诉或者是将相同的情况合并审理，而与此同时，几人也能够一起或者单独被起诉。
（二）把共同侵权所承担连带责任的一类诉讼归类必要诉讼
我国程序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当事人权利，因此想要更好的保护原告的诉讼权利、被告的权利以及连带责任人应该具备的权利，就应该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尤其是要将共同侵权所承担连带责任的一类诉讼归类必要诉讼，而不能一味的将其认定为共同诉讼，其目的亦是为了更有效的保障承担连带责任的责任人在承担责任之后可以有法可依，向任何其他债务人进行追偿。据此，原告也就可以任意的在承担连带责任的责任人中选择一人或者多人来要求赔偿。
（三）债务人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之后的追偿
债务人承受连带责任实际上就是要加强债务人相应责任，让他担负那份本不应是自己承担的局部责任。并且，为了让债务人的利益得到保障，批准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之后可以再追加其他的债务人并让其偿还。但是从目前来看我国仍然没有法律方面的制度来规制具体的相关程序以及赔偿的数额，若跟实际情况相结合，一般来讲可以通过如下方法予以解决：其一，根据多个债务人自己约定的比例来偿还。这个方法适用的前提就是连带责任债务人之间通过约定确定每个人应该赔偿的数额，一旦有人向债权人承担了赔偿责任，在向其他人索要赔偿的时候，也要按照事前的约定分别索要，每个债务人对约定债务额之外并不承担责任。其二，按照债务人中每个人的过错大小进行相应的偿还。这种方法运用的前提是，能够确定每个责任人对造成损害的结果承担了相应责任，一个或者多个责任人对债权人进行了清偿。之后可以按照每个人过错大小确定责任比例，从而再按照相应的比例来对其余债务人进行追偿。这种办法从实质上来说是较为公平的。其三，连带责任人向主债务人进行追偿。此办法运用的基础条件即连带责任人本身是没有过错的，也不应该承担任何的连带责任，只是由于事前有约定必须按照约定先对债权人进行赔偿，事后再按照约定向主债务人进行追偿的一种办法，此类型的救济途径是严格受法律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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