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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农”作为一个概念是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1996年正式提出。 2000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以及出版《我向说实话》后，“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我国理论界和政府决策层引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中。
中国有9亿农民，占中国人口的9/13。所以说，“三农”问题，是一个关系十三亿人口大国的经济社会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关键词】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
【正文】
一、农业问题
第一、关于增加农业投入。
增加农业投入这个政策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有效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值得重新讨论。这个政策安排的出发点，仍然是把当前复杂的农村体制矛盾问题看作是农业生产问题。从80年代后期以来在农村政策的思路问题上，对所谓加强“农业投入”就长期存在不同意见。因为，在小农经济条件下这个政策瞄准的目标并不是合适的。并且，客观上导致从90年代以来，农业的成本每年上涨10%，农业主产品生产的真实成本、亦即“地板价格”，长期在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天花板价格”上运行。
第二、提高农业科技含量。
从目前情况看，有很多地方包括农业部科技司都说农业增加值中科技进步的贡献超过40%，也就是说农业增产主要是科技投入的结果。人们都认为这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另一方面，农业人均产值、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并不同步增加，科技投入与农业产出的关系似乎并不对应为正值。我们知道科技投入也意味着服务成本，最近三年的服务成本每年上涨超过9%。所以，近几年农民收入下降，一定程度上和服务成本上涨有直接关系。
二、 农村的真问题在哪里？
根据一项直接入户调查的数据表明，最近三年，无论东部、西部还是中部，所有家庭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产出已经是负值。东部因为是资本密集地区，一部分转移收益相对维持了农村稳定，而中西部地区没有这种条件，出现大量的农民撂荒，实际上意
味着农民破产。所以，最近才有各种反映，无论是社会学界的陆学义老先生、还是湖北的镇党委书记，都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经济学角度看，危险就在于农业投入产出多年为负值。所以我从1998年就发表文章说农业到了不可维持、农村经济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而我们现在的某些政策似乎在加剧这种不可维持的问题。
从现行政策比较看，9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收入连续出现4年的增长速度下降，所对应采取的政策，几乎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出现黄金增长并且拉动国民经济增长那段政策如出一辙，政策手段真的是一样的，唯独结果相反。
1979—1982年，国家出台了连续调整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农业主产品价格调整幅度上涨了49%，同期大规模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接着落实15年不变。这两项政策在90年代中期重演，从1994—1996年，也是连续3年农业基本产品价格上调105%，比上次增加了一倍；同期我们大规模落实30年不变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那次价格调整和体制调整双管齐下，造成了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这次双管齐下造成的结果如何？我怎么想慎重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绘这种现象。总之，同样的政策手段在不同的时代使用，效果的差别是比较明显的。
三、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一、城镇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发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最关键就是要提高制造业的效益。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最后解决农村问题。
徐宏源还指出，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开城镇户口的户籍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治标也很重要，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治本。国民待遇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个农村居民无论是刚出生还是年过百岁都得交纳税费。另外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也有待完善。
二、减税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国的农业税、特产税加在一起大约400亿元，而我国一年有1万亿元左右的税收，完全可以免掉几百亿的农业税。农村费改税的问题，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来保证，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厉以宁还认为，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是政府加大投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良种基地的建设；二是农田水利的投入；三是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四是对农民的技术培养。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中药材、养殖等。各地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农民按订单安心生产，公司负责销售。
三、政府措施
国务院朱镕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二是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三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四是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五是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六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另外，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的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认为，解决三农问题，不应该让大量的农民进城，而应该将农产品加工厂放到农村去，让农产品附加值留在农村，要让农村有更多的力量来解决教育和福利的问题。 他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当仍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特色中寻求答案。虽然汉代农业已是遥远的过去，古为今用，汉代农业发展的各项特征，仍可为今人之借鉴。第一，公私单位应该为农业提供现代的科技，使农业生产得生物科技之赐，致力发展有价值的经济作物。第二，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的乡土重建的方案，在于农业为工业配套。近年来，大陆农村也不断尝试建立农村工业，然而绩效未彰。第三，公私有企业及学术单位，均须不断提供市场资讯作为农民决策的依据，应使农民不致有“赚一次，亏三年”的痛苦。第四，国家必须注意建设农村交通设施及建立供销网络，使农产品迅速进入市场。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近些年，国家对三农问题越来越重视，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农村会越来越好，农民生活也会更加幸福，中国也会由农业大国转变成农业强国。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意义
首先，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能够保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且还在增加。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饭碗只能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必须养活自己。“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
其次，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如果没有农民对社会稳定的大力支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只能是空中楼阁。如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最后，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需要。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目标。对照这个目标，最大的差距在农村；实现这个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
【参考文献】
《农业社会学》 朱启臻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我向说实话》 李昌平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三十年》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农业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 主办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1981-2000 《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 何增科， 周凡 主编 重庆出版社，2008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冯海发 著 新华出版社，2006
《农业循环经济模式与途径》 叶堂林 著 新华出版社，2006
论文摘要：当前国际形势异常复杂多变，多极化、全球化与信息化量变累积和加速效应凸显，冷战后国际秩序酝酿重大调整，中国与世界互动日益紧密，国际角色更加吃重。
论文关键词：国际形势 金融危机 形势与政策
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空前增强。
首先，美国金融危机重创世界经济。美国举债消费无度以致债台高筑，金融创新与投机过度且监管严重缺失，加之对次贷危机处置不力，致使房价续跌、信用违约激增与信贷紧缩，美国五大投行与全球最大保险公司等破产、易主或改行。美国金融危机迅即蔓延世界，全球资产大幅缩水，发达国家已全面步入衰退，预计2009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严重下滑。其次，各国紧密联手救市，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之争激烈。美欧日已累计投入数万亿美元救市，主要经济体连续同步大幅降息，七国集团、20国集团、IMF、“金融稳定论坛”等成为各国协调应对危机的平台。危机凸显美国支配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弊端，欧盟与“金砖四国”等力主变革、强化监管并减少对美元过度依赖，各方围绕国际金融新秩序激烈博弈。
主要大国力量消长与战略态势转换加快，多极化明显加速。
首先，美国内外交困。伊拉克、阿富汗战事与“反恐战争”久拖不决，新兴大国群起，金融危机削弱美国软硬实力，布什执政“末日效应”加剧，美国被迫加速转向大国协调与多边机制，民主党“新政”势必收缩战线、更多关注国内难题。其次，“多强”更加主动进取。英、法、德纷纷推出国安战略、强化对外战略谋划，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金融危机、俄格冲突、伊朗核问题等热点上表现突出。俄罗斯“梅普组合”振兴经济与对外出击并举，在能源、军控、金融、地区热点等举足轻重。日本坚持联美与重亚并举，力争大国地位。印度多管齐下，“身价”看涨。再次，传统与新兴大国复杂互动。美欧加强协调应对新兴大国崛起，同时围绕金融、气候等主导权激烈争夺。俄格冲突、北约东扩、东欧反导、俄罗斯高调重返拉美彰显美俄遏制与反遏制斗争深化。美印批准核协议、日印签署安保共同宣言，彼此相互利用、提升战略关系。西方对华强化防范与利用两手，着重以“大国责任”施压。“一超多强”格局量变显著加快，多极化提速。
全球地缘战略竞争呈现新态势，周边动荡与风险加剧。
首先，大国地缘争夺加剧。美国控制伊拉克、增兵阿富汗、渗透巴基斯坦、力推北约东扩与东欧反导部署、强化亚太军事同盟与前沿部署、扩张海权，凸显其以大中东反恐为重点、兼顾东欧东亚两翼以遏制俄罗斯与中国、称霸欧亚大陆与海洋的地缘野心。俄罗斯凭借对格鲁吉亚反击强力反制北约东扩与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呼吁订立新的“欧洲安全条约”，在独联体、北极与西太更趋活跃。欧盟稳步东扩，打造“地中海联盟”、争夺对非洲与中东影响力。亚洲经济崛起引发大国加紧角逐亚洲，美国欲构筑美日印新三角、加大对南亚东南亚投入，日本拉拢印度、渗透东南亚、强化海权，印度坐大南亚与印度洋、多方出击。大国地缘争夺更向太空延伸，太空竞赛持续升温。其次，周边国家政局动荡不已，热点更趋复杂。转型困境、政争加剧、治理失效、经济恶化与外部干涉交织，致使阿富汗、缅甸、朝鲜等政局不稳，巴基斯坦、尼泊尔、泰国政权更迭。“三股势力”再度猖獗，南亚频发重大恐怖袭击。“朝核”因朝鲜政局生变可能反复，“伊朗核”僵持不下，印度与巴基斯坦围绕如何应对越境恐怖活动分歧严重、矛盾激化。
全球性非传统安全挑战更加突出，全球治理供不应求。
首先，各类问题集中爆发。缅甸风灾、中国四川地震、印度大洪水、北美飓风等大灾不断，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气候、能源、粮食与金融四大危机环环相扣、接踵而至，投机炒作致使原油、粮食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数度暴涨，严重冲击发展中国家。亚丁湾、红海与马六甲海峡等海盗肆虐。其次，全球治理备受掣肘，多边机制急待强化。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时间过半，发达国家食言发展援助等致使反贫困任务犹艰。巨灾不断呼唤多边救灾体系，大国趁机干涉企图与弱国防范心态严重致使救灾低效。金融资本无限扩张与兴风作浪，全球金融衍生品恶性膨胀，美国滥用美元霸权转嫁危机，国际有效监管难以到位。全球变暖加剧，发达国家极力推卸责任，发展中国家面临发展与减排两难，“后京都协议”博弈激烈。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战后机制与八国集团均被指陈旧，“增加新的常任理事国”、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吸纳新兴大国进入八国集团、改革多边机制以实现公平高效的全球治理呼声高涨。
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提升。首先，冷静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成功举办重大外事活动，执政与外事能力增强。2008年是中国和平发展与民族复兴进程中异常艰难与大创辉煌之年，党中央强化内外统筹，充分发挥群众积极性，夺取抗击年初冰冻雪灾与“5?12”抗震救灾胜利，有效处置“3?14”事件、奥运火炬境外传递风波与“问题奶粉”事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从容应对金融危机，风险管理与“危机外交”能力增强，以人为本、开诚布公、与人为善的中国形象更加鲜明。排除反华势力干扰破坏，成功举办奥运会与残奥会，亚欧峰会备受瞩目，“神七”宇航员顺利出舱，综合国力与大外事能力显著提升。其次，积极应对国际热点，“负责任大国”更受世界倚重。稳步推进朝核、伊朗核、气候、苏丹、缅甸、津巴布韦等“棘手”问题的公正解决，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承担力所能及责任，成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信心源”。
在当前国际战略形势下，中国外交战略始终是坚持以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结盟、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政策。
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始终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着眼点之一。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在国际事务中不扛旗、不当头，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
加速自身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把经济建设搞好。只有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才能为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把争取和维护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
我们积极致力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处理国家关系既要维护自身利益，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努力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不断扩大互利合作。对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应坚持对话，不搞对抗，力求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为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问题和实现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途径；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为和平解决钓鱼岛和南沙群岛等历史遗留的领土和海域争端问题打开了新思路。我们反对冷战思维，提倡新安全观，主张平等参与，协商一致，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我们重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积极作用，主张加速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
我们消除了““””所造成的封闭状态，以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不断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各种形式的经贸科技交流。
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进外资金额较改革开放以来大大提升。中国积极推动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重视并积极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的活动，重视同其他全球性、洲际性、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建立和发展友好交流与合作。
结语
在对外开放中，我们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并取得良好的成效。
摘要：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种复杂的不确定和非传统因素分化演绎，为中国的国家发展和对外交往提出了新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认清形势，明确目标、思路变得尤为重要。尽管世界局势的复杂性和变化性在加剧，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关键词：国际形势；外交；合作；共同体
我们抛开意识形态之对立不言，单就国家的利益博弈而论。中国，目前处于守势，而日本，美国之类的国家则是出于攻势。他们视中国为未来国际地位的最大挑战者，那正是因为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举世瞩目，成为21世纪真正的世界大国，才使他们对中国的崛起虎视眈眈，警惕加倍！
就意识形态、社会体制而言，中国目前仍处于转型期，相当于落后世界先进主流50年。但是这种逐渐形成的并且正在完善的社会体制一旦崩溃，势必将动乱频仍，民不聊生。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为韬晦策略，而在目前形势之下，已转为主动突围。
2006年11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中非数十国论坛足以见证了中国的国际发展战略方针:是以新时代的步伐在迈进，是以寻求外部合作为主的外交政策。
对当前的中国而言，最大的国际问题莫过于台湾和朝鲜问题。台海局势，关乎世界格局，牵涉中、美、日、俄世界各极，这也是中国和平统一的关键关口。而对中国台湾的回归有极大异议和阻力的无疑是美国和日本，他们与台湾
“渊源”颇深，单在目前的局势下，大家都在观察对方的举动，以伺机获得主动。恰恰中国与日本在东海问题上也是纠葛不休，另外，日本首脑“拜鬼”也时常引发中国民众被屠杀时留下的伤痛。那么，现任日本信任首相安倍是否将依照自己的承诺不再参拜“神社”，是否有与中国修好之意，中日真能合作开发东海能源吗？台湾问题在好的发展趋势之下日本还会如此干涉吗？我们均不得而知，更有待观察。
当然，还有多年来一直充当台湾“老大哥”--美国，它是“割舍”，还是将要采取什么奇异的干预对策，它在“霸主地位”之上将给于台湾什么样的支持，我想它连自己也不知道。因为这是一个互相牵制的时代，谁也不希望为了局部而危害全局，更不想在国际上落下有损威信的骂名。
朝核问题，最终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中、美、日、俄、韩、朝的六方再次聚头。而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忧虑，从立场上很难做到像美国那样“超脱”。50多年来，朝鲜至少在对美国、日本、台湾关系等原则问题上没有出卖过中国。不管朝鲜的内政如何，中国在国际上都不能保持中立，而必须站在朝鲜这个“让人爱恨交加的家伙”一边。
另一方面，在世界大的格局下，美国跟中国一道同为大国，他们一起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其目标应当更远大:共同合作，维护一个有利于世界长期和平与繁荣世界体系。美中关系是个“密切而复杂”的问题。
或许，在某些时候，老美会想一些闲不住的做法来对中国进行“围堵”和“制衡”。比如前不久，美国曾游说韩国和日本加入“北约”，在这之前还劝说过澳大利亚，这不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霸权”而向中国和俄罗斯逼近吗？
而中俄目前的关系仅止于“互有所需”这一极其表面而又脆弱的层面，并隐藏着深层的风险。这一深层风险就是，随着两国的相继崛起，双边关系可能会再次面临“变”的格局。但是，在对待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围堵”时，中俄将会毫无疑问的“对外”。
在美国与欧洲诸国看似亲密的关系渐行渐远时，他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向中国靠近，欧洲援华政策便是最好的例证。他们希望中国变，但是不宜过激，以免引起社会动荡。社会稳定了，也就稳住了欧洲人对中国大片市场的幻想。因此，他们非常关注中国的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如果中国的改革不稳定，引起了社会动荡，它所有的投资可能全都泡汤。而保持社会稳定，也正是中国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中欧在将来的合作中一定会走向好的趋势！
参考文献：
[1]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谭祟台等《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
[4]杨万钟主编《经济地理学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在过去的__年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在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中，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尽管世人在评论中国时会有不同的声音，持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但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中国在世界媒体的报道中已成为出现频率的国家之一，所有这些都能使人直接地体会到中国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
衡量和评估一国国际地位主要看两方面因素：一是综合国力。二是外部世界。
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认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如何解读和把握这种变化的意义和启示？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客观地讲，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变化最活跃的一支力量。从纵向看，中国正处在过去几个世纪发展最快的时期；从横向看，中国的发展变化正对世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胡锦涛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在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联、深入互动的关系表现得更加明显。
变化一：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是综合国力增强
（1）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将现代化规律和本国国情有机结合，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度空前增强。中国广泛参与全球和区域合作，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__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20__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近22%。
变化二：中国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力量。
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不仅对本国经济、而且对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为应对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这][些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对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增强信心、稳定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不断增多，国民经济企稳回升。
变化三：中国深入参与国际体系调整，将牵动世界格局走向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国家深陷衰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从金砖四国的迅速崛起，到发展中国家有一席之地的20国集团(G20)，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作为金砖四国中的经济体，中国正从世界舞台不太中心甚至一度边缘的位置向中心位置靠近。作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进出口国，第三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国家，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备受瞩目，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动深化与中国的合作，新兴大国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协调，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维护其利益，各国对中国的借重明显增强。
变化四：“中国模式”等软力量大幅提升，推动发展模式多样化
此次金融危机，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和影响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框框，又不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而是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相结合。在强有力的国有经济支持下政府由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和监管，使得中国具有较强的规避危机与应对危机的能力。
总的来看，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世界的目光逐渐聚焦中国，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