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下面是小编精心为大家整理的跨文化交际论文最新3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并分享出去。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迁移和语用失误
语用语言失误缘于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是对交际意图的错误理解；社交语用失误则起因于对话语社交条件的错误认识，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社交语用失误表现在对社交条件的限制过大、不能满足以及滥用、误用上。针对两种语用失误造成的负面影响，托马斯说道“：语法错误可能使人不愉快或影响交际，但至少在规则上，它是一清二楚的，听话人会立即感觉到它的存在，而且一旦意识到说话人的语法能力较弱，对其是容忍的。然而，语用失误则不然，如果一个非本族语说话人语言流利，对方通常不会把其明显的不礼貌或不友好的行为归因为语言缺陷，而会认为是粗鲁和恶意的自然流露。语法错误可能显示出说话人还未掌握一定的语言能力，而语用失误则可能反映出说话人的人格有毛病。”（Thomas1983，参见何自然1997：206）由此可见，在跨文化交际中，语言失误往往被认为是说话人在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方面有所欠缺，比较容易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谅解；而语用失误由于触及了目标语国家的个人隐私或文化禁忌，不但不能为人接受，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亦难以消除。譬如，日语专业三年级学生A在日本某公司实习，在她专注于自己工作的时候，上司突然来到身边让她去处理其它事务，由于手边的工作尚未结束，于是A对上司说了句“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请稍等）”。没想到，上司听到这句话后非常生气，而A认为“我正在处理的工作很快结束，而且已经说了请稍等了，上司为什么还要发火？”丝毫不清楚上司发怒的原因。确实，从语法层面看，A使用的日语没有任何语法错误，而这句话翻译成汉语也是“请稍等”的意思，但在语用规则上，这种表达形式在重视纵向关系的日本是不能用于尊长或上司的。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一苇可航，同为汉字文化圈国家。长期以来，中日同文同种的认识似乎成为一种常识。然而，实践证明，这种似是而非的错误常识，正是阻碍中日双方相互理解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事例也充分说明对目标语国家文化知识、语用规则的了解在跨文化交际中是何等重要，正确的语言形式并不能确保交际一定成功，语用能力的培养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加强。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如前所述，外语学习的最终目的不仅仅在于掌握正确的语言形式，在全球化空前发展的今天，交际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怎样才能在有限的课堂教学内实现这一目的，不少学者进行了颇有成效的研究和探索。Billmye（r1990）曾以赞美表达为例，就课堂内教师有关赞美语用规则的指导效果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接受了语用规则指导的学生对赞美表达形式的使用基本接近于母语说话者，从而有效证明教师在课堂内进行语用规则的指导对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大有裨益。Kaspe（r1996）也在自己的论文中援引了五个事例，说明教师在进行语用规则指导时，明示的教学方法更能有效促进学生的习得。长期以来，我国外语教学一直以听说读写译五项技能的培养为中心，忽略了对文化知识和语用规则的指导，从而导致学生语用能力低下，语用失误频频。要改变这一现状，首先要更新教师的教育观念，充分认识到培养语用能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将文化知识、语用知识渗透于课堂教学之中，使学生认识到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的文化差异与负语用迁移现象，在发展语言技能的同时，提高语用能力、减少语用失误。其次，要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师自己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首先必须得到加强。Bardovi—Harlig（1992）曾向英语教师提示了一种旨在提高教师语用能力的方法。该方法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时，教师研读一些有关语用学的文献；第二阶段时，认真观察自己的语言使用并收集相关数据；第三阶段时，教师们相互交流、发现问题并就此展开讨论，之后重新收集数据；第四阶段，教师以各自着重研究的言语行为为对象，对教材进行分析、评价；最后则根据收集到的数据和教材分析结果，对教材加以改进或开发更理想的教材。该研究对教师语用能力的提高提供了一个颇具可行性的训练方法。不难设想，倘若教师不具备相当的语用能力，学生语用能力的提高只能沦为一种空谈。第三，教师要设法消除学生对负语用迁移的恐惧心理，培养学生使用外语的习惯。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是一个渐进的、动态的过程（Scarcella＆Oxford1997：264），只有经过初步适应、产生冲突和重新认识几个阶段才能真正实现对不同文化的理解。由于我们的学生都是在外语环境中学习外语，没有太多接触和使用目标语的机会，这个适应、冲突和再认识的过程会相对较长，学生目标语水平的提高也就相对缓慢。教师要设法消除学生对负迁移的恐惧心理，努力营造宽松、活跃的课堂气氛，鼓励学生多用多练，逐步提高学生的语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结语
以上对语用迁移、语用失误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进行了考察，并对怎样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出了建议。虽然语用迁移是导致语用失误的重要因素，但是，只要教师能够提高对语用迁移的认识，意识到加强自身语用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不断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调整课程设计，就可以逐步提高学生的语用能力。此外，鼓励学生多用外语，克服对语用负迁移的恐惧心理，在实践中积累成功交际的经验亦不容小觑。
随着国际化交往的不断深入，世界的融合，来自不同国家或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的交流不断增多，人们之间的这种交流被称作跨文化交际。由于人们所处地域的不同，受到交通、经济等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和文化，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各自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进而发展成了社会规约和习俗。在跨文化交际中，这些不同会对人们的交际带来困扰，下面仅就语言等几方面进行探讨。
语言是人们在日常交流中最常用而且最直接的交际工具。由于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和社会习俗的不同，我们在谈论一个问题时，常常因为一句话不得体，使听众发笑、不快或者气愤。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对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思考。地域的不同语言习惯就有很大差异。在中国邻里之间碰面，见到的第一句话大多是：你去哪了？你吃了么？其实这并不是真的问你去了哪里，吃了没有，这只是我们问候的一种方式而已，甚至可以说这只是一句客套话。而西方人见面更多的是说：hi，goodmorning/after—noon/night，hello……而绝不说我们打招呼的语言。在他们思想中，你要是问他们去哪了，就是干涉他们的隐私，会引起他们的不快；要是你问的是“你吃了吗”，他们则会误会，认为你想请他们吃饭。西方人当夸奖对方说“：你真美！”回答总是“：谢谢”，而我们却认为那是不谦虚的表现，总是回答“：哪里，哪里，您过奖了”。这些语言的不同都与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教育观念密切联系，了解这些对跨文化交际会有一定的帮助。
思想意识是行为的指挥棒，对人们的行为活动起着指定性的作用。霍夫斯特德提出了识别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四个方面，在此仅就权力差距大小而举例，说明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中国文化权力差异大，在称呼语中反映就比较明显。中国人们习惯使用称呼语中不仅包括姓氏，而且加上头衔，或者喜欢使用表明对方身份的称呼语，这样的称呼语表明说话人与对方的权势关系和辈分关系，上下级之间这样，同级别也这样。如张处长、王总经理、高教授、赵伯伯等。而在美国电影中我们经常看到和听到的是儿媳直呼公、婆的大名，儿女和父母也是直接姓名相称，对于我们也难于理解。
经济的发展对跨文化交际起到促进的作用。经济发展代表着一个社会的进步，是当今社会的重头戏。经济发展了，人们才会对文化要求日益高涨，从而文化水平逐渐提升。我们要走出去取其精华，开阔视野，丰富生活。经济的发展也说明社会的和平，为进一步跨文化交际提供了有利的环境。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们才能有机会到不同的地区和国家感受不同的文化，提升生活质量。所以国家的安定，经济的发展是跨文化交际的有利保障。宗教是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宗教体现着不同的文化形式，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特色和不同的文化背景。
我们听到的童话故事就能代表不同的宗教文化影响下的国家特点。西方大多信奉基督。基督是有神教，认为上帝是世间万事万物的主宰者，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教徒绝对敬畏上帝、服从上帝。而在中国人们信仰的儒道佛是无神教。这样东西方就形成了差异，在许多谚语中就有所体现。英语里人们认为上上帝高于一切，上帝无所不在；在汉语里人们这样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中国人认为没有唯一至高无上的神，而且人可以充当众多的神。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帝王，为了巩固其统治，利用儒家的天命思想和三纲五常的礼仪，自称天子形成一整套尊卑有别、上下有序的等级，每个人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不能越位。这样就有了官大一级压死人、胳膊扭不过大腿、小鬼斗不过阎王这样的谚语。
在教徒中，上帝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神。除了上帝之外，人不能再有其他的偶像和神灵，所以他们说：“Humanbloodisallofacolor。”人类血的颜色都是一样的。因此，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不能用我国的宗教文化来衡量和体验西方国家基督文化，否则极易引起交际障碍。文化礼俗习惯会直接影响到交际质量。譬如在交际场合如何介绍他人，一些国家就存在着差异。在英语国家中介绍的顺序一般是：将男子介绍给女子；在同性别中将年轻者介绍给年长者；将未婚女子介绍给已婚女子；将同性别中地位低者介绍给地位高者。而中国的介绍顺序基本相反，不分男女，按以下顺序介绍：将长辈介绍给晚辈；将职位高者介绍给职位低者。再如送礼礼仪。中西方都很讲究送礼，它是促进人际关系发展的一种方式。送礼，中国人讲究情谊，西方人讲品味和艺术。中国人送礼时，收礼人要谦虚一番不当面拆看，然后将东西放起来；西方人送礼时，收礼人会直接表达感谢之意，然后当面拆开，表示自己很喜欢礼物，表示对送礼者的尊重。
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依据各自的饮食特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中西方饮食也势必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西方人更多关注的是食物的营养及自身的生存问题。大都认为“吃”是为自身注入能量，来保持身体的结实，抵御病菌的侵袭，即使口味千篇一律。带血的牛排与大白鱼，白水煮土豆，虽有“味”而不入“味”，如同嚼蜡，却保持了材料的原有味道。虽然现在的中国人也讲究营养保健，也懂得爆炒烹炸会损失部分营养，有时还是宁愿选择后者。中国人追求的是美味和享受。中国有句俗语：“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味道是烹调的最高准则。在称赞美食时，总爱说“：色香味俱全”，家庭宴请时，主人常自谦道：“菜烧的不好，不一定和您的口味，就凑合着吃吧”而绝不说，“菜的营养不高，热量不够”等语言。西方人烹调方法的单一，使得烹调过程和使用器具都更加准确化，按照规范行事。看看菜谱就能知道，西方菜谱中都以“克”计量，而且西方人总是拿着菜谱去买菜，做菜，因此西餐就显得缺少特色。中国人推崇的是随意和创造。用料量描述“一匙”、“半碗”、“少许”比比皆是，没有准确标准，以口味而定。
综上所述，影响跨文化交际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以上几点的简析希望能为不同地域、不同国籍的人们更好的进行交流和缩短思想距离，带来几分便利，对跨文化交际起到促进作用。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向着全球化、国际化发展，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生来到我国求学，我国众多高校中汇集、体现着多元文化，而在多元文化的交叉碰撞中，不仅充满了由于多元文化对话带来的活力，也存在着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留学生跨文化交际障碍及随之而来的跨文化适应问题，因此，培养、提高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之建立起与中国社会、中国人正确的沟通交流通道，化解文化冲突，顺利度过跨文化适应阶段，度过有成效有意义的留学生活，这对促进我国高校国际化发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很多学者对跨文化交际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本文尝试从文化习得的角度谈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
谈到跨文化交际能力首先必然涉及到跨文化交际。交际是一种交流、沟通，是交际双方信息交流的动态过程，跨文化交际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双方信息交流的过程。跨文化交际学兴起于美国，其奠基人是美国人类学家霍尔(Edward T. Hall)，他在1959年出版的《The Silent Language》中谈到旅居海外的美国人和当地人之间的交际，后来随着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的深入，跨文化交际所指扩大到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交际。由于跨文化交际双方文化背景不同，其语言、思维方式、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交际规则等方面也不同，这样会使双方在交际中产生文化误解、文化冲突等交际障碍，为了有效解决这些交际障碍，跨文化交际双方需要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越强，就越易正确、恰当地处理跨文化交际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困难，保证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二、文化习得
“习得”的概念最早是在语言教学理论范畴内提出的，语言习得是与语言学习不同的掌握语言的方式，七十年代美国语言教学理论家克拉申(S.Krashen)在其输入假说理论中进一步系统地提出学习与习得的假说，认为习得是潜意识的、日常的、暗含的学习，之后学者们发展并丰富了语言习得的研究领域。海姆斯提出“交际能力”包括了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能力，该概念的提出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习得任何语言都要习得其语用规则和文化”（刘润清1999：167）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语言知识蕴含着文化因素，语用规则的形成也与该语言社团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学习一门语言，也就是学习该种语言所属的文化，同样，习得一门语言的过程，也是习得该种语言所属的文化的过程。第二语言学习的最终目标是获取跨文化交际能力，而“跨文化交际的根本特征是如何发现、认识和对待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刘珣，2000:124）可以说，发现第二文化与母语文化的差异，并适应这种差异的过程，也是跨文化交际能力获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第二文化习得起着重要作用。以下谈的文化习得主要指第二文化习得。
三、文化习得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一）文化习得与跨文化语言交际能力
来华留学生在中国学习汉语或其他专业，生活中与中国人交往，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障碍，汉语中的汉字、词语、语法等都是需要克服的困难。不少留学生发现，他们在课堂上完全听懂教师的讲授，也掌握了相关的语言知识，但在日常生活与中国人及交流中，经常发生听不懂甚至误解的情况。原因就在于，在课堂上学习的词句，教材对词语的释义缺乏跨文化语境，同时留学生们也很喜欢利用词典等工具书通过翻译法来获取对词句的理解，不仅大大降低了对词句含义理解的准确性和词语的运用能力，而且因为他们在运用所学的词句与中国人进行交流时，受自身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交际规则等的影响，而非中国文化的影响，从而造成了信息传递的误差，对跨文化交际造成了干扰。只有在具体的跨文化交际语境中不断运用所学运用词句，经过不断的文化习得过程，才能排除母语文化的干扰，理解所学词句的文化含义，正确进行跨文化交流。
（二）文化习得与跨文化非语言交际能力
人们的交际渠道除了语言渠道，还有非语言渠道。非语言交际是语言以外的交际行为和交际方式，最早的分类是鲁希(Ruesch)和基斯(Kess)提出的，他们把非语言交际分为手势语言、动作语言、客体语言三类(Ruesch and Kess，1956)，之后不断有学者对此进行归纳和区分。国内学者毕继万先生借鉴西方学者比较统一的认识，把非语言交际分为四大类：体态语，包括基本姿势、基本礼节动作及人体各部分动作提供的信息；副语言，包括沉默、话轮转接、各种非语言声音；客体语，包括人体的衣着修饰、个人用品等提供的信息；环境语，包括空间信息、时间信息、声音、灯光、颜色、标识等（毕继万，2009：339）。非语言交际也是人们重要的交际手段，萨莫瓦和波特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研究专家认为，在面对面的交际中，信息的社交内容只有35%是语言行为，其他都是通过非语言行为传递的(Samovar et al，1981:155)。非语言对语言交际有辅助作用，如强调、重复、补充、调节等，在语言交际发生障碍时可以挽救甚至代替语言交际。非语言交际与文化密不可分，一种文化下的非语言交际行为是在人们在该社会文化环境中潜移默化习得的，是文化习得的结果，人们在交际中根据一定的文化规约来使用。在同文化的交际中，人们自然、无意识地使用非语言手段来进行交际，而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对异文化的非语言行为则非常敏感，容易产生文化误解甚至文化冲突，如OK的手势，在中国，习惯表示“零”，在美国，是“好、行”的意思，在巴西，则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动作；又如交谈中的目光交流，中国人出于礼貌、表示尊敬的心理而避免长时间直视对方，欧美国家的人们则认为目光交流时间过短是缺乏诚意、自信的表示。可见，不同文化背景的非语言行为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不同文化下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跨文化交际中，与语言一样，同样会因为文化差异而引起文化误解和冲突。
（三）文化习得与跨文化适应能力
毕继万认为跨文化适应能力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部分，“指跨文化交际双方相互之间交际适应能力和对异文化环境的适应能力。”要提高跨文化适应能力，要在跨文化认知、跨文化意识等方面加以培养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