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是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本文是细心的小编Waner为大伙儿找到的8篇陈寅恪的相关文章，欢迎参考。
陈寅恪一向推崇学术独立，尝语后学：“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学问。”
1953年，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准备请陈寅恪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为此还特意安排陈寅恪当年的得意门生、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汪篯，带着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南下广州，劝陈寅恪北上。年岁已高、双目失明、数十年备受漂泊之苦的陈寅恪，早已把南国当成自己最后的归宿，所以提出了北上的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在给中国科学院的正式答复中，陈寅恪明确表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陈寅恪坚决拒绝了所长一职。
这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很难堪的话题，以陈寅恪对历史、对现实的“通识”，他当然明白这样做是极大的不合时宜，但这就是他的倔强秉性所在。
1954年1月郭沫若再次写信邀请陈寅恪，可是在陈寅恪看来失去了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的学术根本就不成其为学术，毅然予以拒绝。
祖父右铭公于1895年秋被清廷任命为湖南巡抚，此时全家已由武昌迁回长沙，在湖南长沙巡抚署后花园“又一村”拍摄的6岁的陈寅恪(右一)和兄弟姐妹们合影
1958年，文化界开展了反对“厚古薄今”的运动，指责陈寅恪为封建主义立场之种族文化论者。中山大学历史系更是召开针对陈寅恪的批判资产阶级历史学大会，接着有学生发表文章，批评陈寅恪的学术观点，说他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毒素，是一面资产阶级的“大白旗”，应当拔掉。
陈寅恪没想到自己在讲坛上耕耘了32年，却被看不懂他的论著和论文的学生扣上“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帽子。更有甚者竟然不顾事实，在大字报中说他在教学中“贻误青年”。
陈寅恪从未受到过这种奇耻大辱，�
陈寅恪的强烈抗议，引起了校方的高度重视。后来校长许崇清、副校长陈序经等人多次登门拜访，表示对他的尊重，并再三挽留；相关人员也在党内受到批评，做了检查，并登门向他道歉，他才勉强收回退休的要求和同意不搬出学校，但仍坚持“不再上课”。1959年，历史系招收隋唐史专业研究生，请陈寅恪做导师，他感到学术不自由而加以拒绝，夫人以及助手黄萱多次劝他复课，也被拒绝。自此，陈寅恪离开了自己深爱的讲坛。
陈寅恪故居，位于广州市新港西路中山大学校区内东北区309号2楼。此楼楼高两层，为美国麻金墨夫人为纪念其丈夫于1911年所捐健，故名“麻金墨屋”，原是岭南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葛佩之住宅，其后王季思、杨国荣、容庚、商承祚等知名教授也曾在此居住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陈寅恪教授一直居于此楼的二楼。
晚年，陈寅恪的学问已不为主流推崇，但他仍然沉浸在自己所构筑的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著作。他对自己的文字极其在意，特别强调文责自负，著作里的每个字都是自己的，不允许别人做任何改动，哪怕是一个标点。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先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1962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唐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动。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1890—1969)，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坚持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在““””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从1966年冬开始，多次被迫进行检查交待，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补充。陈寅恪数次递交的“我的声明”则充分显示了其心态与风骨。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陈寅恪极力维护着自己的“尊严”，支撑着早已平静等待死亡的病残之躯，度过这一千多个恐怖与痛苦的日子。1969年10月7日，备受折磨的陈寅恪由于心力衰竭凄然逝世。
对于自己的倔脾气，陈寅恪早已深有觉察，他曾赋诗“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自恃，但他的倔，并非恃才、矫情，而是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体现，是其“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的坚定信念的表达。
陈寅恪脾气倔，倔得近乎“狂妄”。系里组织拜年，被他拒之门外；北国政要来访，也被多次挡驾。即使是像郭沫若、陈毅、胡乔木、章士钊、竺可桢等名流政要，也需先征得其同意方可，而且不管来头多大，他不想见的坚决不见，毫无商量的余地，其中最惨的是吃了闭门羹的康生。
1962年康生南下广州来到中山大学，向校领导提出要见陈寅恪，陈寅恪以生病为由，称不便接待。无论学校办公室的人如何动员，陈寅恪就是不见，甚至还赋诗“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自娱。吃了闭门羹的康生心中自然不快，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陈寅恪所著《论再生缘》时，康生简单几句话就使该书在陈寅恪有生之年没能出版。陈寅恪因自己的倔脾气，留下了终生遗憾。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 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先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