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打响新一轮国企改革“第一枪”
赵嘉妮
2013年12月18日08:11 来源：新京报 手机看新闻
原标题：上海打响新一轮国企改革“第一枪”
17日，上海市政府公布“国资国企改革20条”，对发展混合所有制、加强国资监管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作出部署。上海国资在地方国资系统中体量最大，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第一家推出改革方案的。专家预计，在“第一枪”的示范效应下，从现在到明年两会，将是各地推出国企改革细则的高峰期。
发展混合所有制：改变“一只手压倒一片手”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是三中全会提出的精神，也是此次上海国资改革的重点。
其实，地方国企对于混合所有制并不陌生。通过上市，引入多种资本成分，是地方发展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手段。目前，上海国资系统拥有超过60家上市公司，核心国有资产证券化率达到36%。深圳等一些地方的国资证券化率甚至还要高过上海。
“新一轮国资改革的关键，不只是提高国资证券化率。而是通过上市和股权多元化，切实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国资改革专家、上海天强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祝波善说。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首先要从股权结构做起。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指出，在很多上市国有企业，国有股呈绝对控股地位，持股比例达到70%左右。“在这种局面下做决策，别的股东再有异议也没用，因为国有股一只手就可以压倒一片手。”
祝波善认为，在大多数竞争性的领域，国有绝对控股其实并不必要，相对控股、参股都是可以的。未来国有股可以通过减持，或是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来实现股权结构的完善。
事实上，上海已经迈出了这一步，比如平安信托入主上海家化，弘毅投资参股城投控股，都体现了上海国资对待非公有资本的开放态度。“这样政府就可以从管企业中脱开身来，转为管资产，专注于国有资产的投资回报率。”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王建铆说。
回归“企业家精神”：不能既当高官又拿高薪
国企改革，最难改的其实是人。公众比较深切的感受是，很多国企领导人更像官员而不是企业家。事实上他们也是有行政级别的：很多中央企业负责人是“副部级”，地方重点国企负责人是“副局级”„„
国企行政化色彩过浓的弊病，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比如，企业家强调冒险和创新精神，而官员则趋于保守。一个国企负责人，如果在任时不犯大的错误，基本可以舒舒服服干到退休。还有一些国企负责人，一边享受与行政级别挂钩的各种资源，一边还拿着市场化的高薪，公众对此颇有意见。
上海此次出台的国资改革意见中，国企“去行政化”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意见明确指出，要推进市场化导向的选人用人和管理机制。具体措施包括“全面推行国企领导人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合理提高市场化选聘比例，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积极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等等。
当然，“去行政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于国企一把手，短期内全部取消行政级别可能有点难。但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有人不适合干企业，就让他退回政府行政岗位。有的临近退休，退休后再用市场化选聘来招才。总之这个方向一定要坚持。”王建铆认为。
张晖明认为，在通过“去行政化”、让国企负责人完成“身份转换”后，建立长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才能提上日程。对此，上海国资改革意见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可实施股权激励或激励基金计划。人力资本密集的高新技术和创新企业，可实施科技成果入股、专利奖励等激励方案。与激励如影随形的是约束。意见同时提出，要健全与长效激励相配套的业绩挂钩、财务审计、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等约束机制。
建立分类监管：避免公益性国企损害百姓福利
在现实中，人们会经常碰到这样的困惑：一家垄断型国有企业，如果亏损了，外界会指责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如果赚钱了，而且赚得很多，外界又会认为它凭借垄断地位与民争利。
这个困惑，实际上是国企功能定位不清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指出，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具有垄断性质、本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国企，却存在过度市场化的倾向。“对于这类企业，考核它的指标不应该是赚多少钱，而是能否向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为此，上海市提出，要明确国企功能定位并实施分类管理。竞争类国企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功能类国企以完成战略任务或重大专项任务为主要目标，公共服务类国企以确保城市稳定运行、实现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并引入社会评价。
显然，实施分类监管后，国企不再是简单地追求“资产保值增值或企业利益最大化”，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谋求“百姓福利最大化”。这也是国企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本意。
在完善分类监管之余，上海还提出，将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到2020年不低于30%。上缴收益按产业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保障各三分之一支出。“不能让国企赚了钱成为一小部分人的超额福利，而应该成为全民共享的红利。”王建铆说。 新华社记者 何欣荣 叶锋
■ 影响
国企改革制度红利可期
多地国资改革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中，将出现“改革竞赛”
12月17日，市场关注多时的《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正式出炉。A股市场也将从过去国资改革版图式炒作，向制度红利引发的全面性、系统性、趋势性机会转变。
继12月5日浦东金桥停牌之后，12月11日兰生股份也宣布停牌，12日发布公告称兰生股份大股东兰生集团与上海东浩实施联合重组。紧随其后的上海梅林也于15日晚间发布公告限制性股权激励草案。
这仅仅是拉开了上海国资改革的序幕。目前，由上海市国资委监管的大企业集团超过40家，上海国资系统上市公司合计65家，其中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资委的有53家。在这些企业中，一些属于大集团、小公司类型企业，出于避免同业竞争和整合产业链的考虑，很多存在资产注入和整合的需要，或将催生新一轮的并购重组浪潮。
“如果说前一轮上海国资改革主要体现为大集团的主业定位和整体上市，那么新一轮的改革则是在分类监管基础上，将竞争类企业完全推向市场，以市场为导向。”申银万国分析指出。
《意见》规定，上海国有企业将优化国资流动平台机制，以分类监管为基础，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突出市场导向和产业发展的竞争类企业，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和股权激励制度，并且按照竞争类、功能类、公共服务类三类进行分类管理。
在海通证券分析师姜超看来，改革将使公益性行业加大国家投入，自然垄断行业将把自然垄断环节和可引入竞争环节分开，一般性竞争领域完全放开。除“供水、供气、供电、公共交通”等公益性行业和“电网、油气管网、铁路路网、电信网络”等网络型垄断环节外，其他领域政府均鼓励打破垄断，引入竞争。
据悉，目前除了上海外，山东、安徽、广东和重庆等地的国资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中。
中金公司分析师王汉锋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地方政府将从之前的“增长竞赛”过渡到“改革竞赛”，地方国资是改革竞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在到明年两会，将是各地推出国企改革细则的高峰期。 新华社记者 桑彤 王原
■ 背景
新一轮国企改革大幕开启
目前，国资委面临的最大任务之一，即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启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同时，要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具体包括将国有资产监管转变为国有资本监管，成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提高国企红利缴纳比例等。
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国资委副主任、党委副书记黄淑和表示，将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出新的部署。要认真准备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争取三中全会后尽快出台，形成上下联动的改革局面。
业内人士认为，尽快落实三中全会要求，在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中，推出新的国资国企改革方案，或许是近期内国资委的一大任务。目前，地方版国资国企改革方案开始发布具体措施，国资委目前尚未出台操作性较强的具体政策。
今年以来，“三公消费”、“八项规定”等对纪律问题提出严格要求。国资委网站12月6日的消息显示，国资委纪委严肃查处了中粮集团所属中粮肉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肉食公司）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
国资委消息显示，中粮肉食公司个别领导人员，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中央纪委、国资委党委三令五申，顶风违纪，性质严重，影响很坏。查处这起典型问题，充分体现了国资委党委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四风”的鲜明态度。中央企业务必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
随后，国资委再次强调了纪律工作。其中，包括要落实八项规定，纠正“四风”等。 新京报记者 赵嘉妮
东都镇率先打响河道综合治理第一枪
我市召开柴汶河河道综合治理工作动员大会后， 东都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分层召开镇党委扩大会议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及村两委成员会议，详细传达有关会议精神、要求，明确部署有关目标任务。由于柴汶河河道综合治理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该镇为强化组织领导，落实目标责任，保证治理工作顺利实施，确保打响施工第一枪，成立了由刘善辉市长为组长，高自海主任、张润健镇长、高慧主任为副组长，抽调农办、党政办、建委等有关部门精干人员为成员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之间明确分工，严格分解落实目标责任，并制定了一系列工程施工进度日汇报、重大施工事项及时汇报和集体决策等制度，确定了“稳中求快，质量第一”的河道综合治理工作宗旨。由于柴汶河河道综合治理70％的工作量集中在该镇辖区近3公里长的河段内，任务重、战线长，该镇为确保工程在3公里长的战线上全线同步施工，领导小组又下设两个施工现场指挥部，分别由高自海主任和高慧主任具体负责，带领技术人员24小时轮流现场指挥调度，及时解决工程建设中遇到的难题，确保工程顺利实施。
3月16号，该镇率先打响河道综合治理施工工作第一枪，目前已取得实质进展。
东都镇三措并举，确保工程顺利实施
东都镇河道综合治理工作自全面开工建设以来，不断强化措施，严格落实，河道治理各项工程得以顺利推进。
一是安排人员紧密配合市指挥部技术专家实地勘察河道地形地貌，精确测量河道宽高度，科学绘制河道规划图，进一步拿出了更为合理可行的河道治理方案。二是安排人员结合“八。一七”矿难事件血的教训事实，采取发放明白纸、出动宣传车、用高音喇叭广播等形式，在沿河两岸群众中大张旗鼓宣传河道综合治理的好处及其紧迫性和重要性，使河道综合治理工作深入民心，取得了群众的普遍理解和支持，部分拆迁户和林果栽植户主动要求拆迁和砍伐。三是该镇在河道综合治理运作中，按建设程序规范化操作，坚持项目法人负责制、工程招投标制和建设监理制。工程施工过程中由监理公司监督工程施工质量和进度，严格控制河道治理的质量和进度，镇领导小组随时随机抽查工程施工质量。通过一系列规范化措施，进一步完善工程质量保障体系，提高工程效益。
截至目前，该镇由于措施得当，落实到位，河道综合治
理工作得到全面顺利推进，已完成拆迁户，砍伐林果株，清理河道米，挖填沙土石方，修筑坝堤米。
辛亥首义第一枪究竟是谁打响的文章摘自：《晚霞》2011年14期，作者：冯天瑜，原标题：谁打响“辛亥首义第一枪”关于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由谁打响的问题，长期以来的流行说法是：其人为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代表熊秉坤。然而，对于打响首义第一枪的究竟是谁这一问题，持不同意见的也大有人在。时至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此一公案应当获得确切了断，我的《辛亥首义史》一书求索原始文本，对这一问题做了考证和辨析。
一、据熊秉坤的早年文字，打响“辛亥首义第一枪”的并非熊本人
对“熊秉坤打响首义第一枪”之说发出异议的，不仅有多位辛亥首义参加者，更来自熊秉坤本人早年的纪实文字。
熊秉坤呈交湖北革命实录馆《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一文对1911年10月10日起义前后的情节有详尽记述，尤其对当日傍晚发生在工兵第八营营房的一系列细节进行了高密度的描写。该文追述八月十八日（公历10月9日）发生的汉口、武昌两革命机关被清方破坏，彭、刘、杨被捕、牺牲等变故，更详记八月十九日（公历10月10日）工八营方面的细节：该日傍晚，营中革命士兵焦急等候城外炮队发炮，以便起事，然始终未闻炮声信号。而清方军官加紧戒备，对士兵控制甚严，气氛极度紧张。熊文称，“将至日暮”，熊秉坤正在营房楼上一排宿舍向本棚副目陶启元等革命同志布置“待举动”，忽然听得二排宿舍有骚动声响，熊秉坤本人当时的行状为：急忙至棚内携取枪械，即闻枪声四起，子弹齐飞，二排兵士已暴动矣。熊文进而记述发生的事变：
缘该三棚内之支队长金兆龙，得坤改定时限信后，方将准备一切，被本排排长陶启胜窥破，带护兵二名从之。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中一会员程定国（即正瀛）持枪开击，陶带伤逃死于家。于是人声沸腾，枪弹如雨，一、三排亦继起。……营主阮荣发、右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各持手枪向上射击，口称“不用呶噪！”声未几，程定国一枪中右队官及司务长。营主见枪毙两人，正跑走时，忽又一枪毙之。于是全营振动。坤于是下楼吹哨笛集合队伍……
这段文字清楚表明：与清方营官、队官、司务长、排长在二楼发生正面冲突，率先暴动的是二排正目、共进会支队长金兆龙等，其中共进会员程正瀛响应金兆龙“动手”召唤，向排长陶启胜开枪，又向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及营主阮荣发开枪，此即“首义枪声”。
二、“熊一枪”之说何以渐据主流
中华民国建立后，随着辛亥武昌首义在民国开国史上意义的日益张大，熊秉坤关于工八营起事的表述逐渐发生变化。改变的一个关键点是，熊秉坤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参加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在一次聚会上，孙中山指着熊秉坤向在场者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1918年10月10日，孙中山为上海《晨报》撰文，称“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以后在《孙文学说建国方略之一》中又有“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之说。“熊一枪”之称由此鹊起。
熊秉坤是辛亥首义单位工兵第八营的共进会负责人，与武昌首义现场相距万里之遥的孙中山，后来显然是从宏观角度称首义单位代表人物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而以孙中山的权威，“熊一枪”之说从此广为流传。而真正打响首义第一枪的程正瀛又于1916年在党人内争中被贾正魁处死，沉入长江，失去申辩可能。
熊秉坤20世纪20年代、30年代、50年代发表多篇忆及辛亥首义的文字，与1912—1913年间撰写的《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九团三营营长前工兵八营革军二正队副队长金兆龙》、《前工兵八营革军第二正队五支队长程正瀛（即定国）》，以及1918年撰《武昌起义谈》等文，在谁打响首义第一枪问题上大相径庭，其总的趋势是，打响第一枪的人物，从程正瀛演变为熊秉坤，而且有关由熊秉坤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情节，由模糊渐趋明朗，细节愈益具体生动。
三、求索原始文本，打响“辛亥首义第一枪”的应该是金兆龙、程正瀛，熊秉坤理应认作辛亥首义的发难单位代表人物，但也堪称辛亥首义功臣
熊秉坤的后作《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1957年发表），在首义开端及打响第一枪等关键情节上与前作《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1912年）等文中的陈述大异其趣。
1912年撰写的《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称起义前夕熊氏在楼上，取枪时，“闻枪声四起”，又记述二排士兵程正瀛枪击二排长陶启胜，其后，熊氏方下楼，吹哨集合。1957年发表的《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则说熊氏在楼上巡查，见二排排长陶启胜迎面跑来，“熊开枪对其射击，陶下楼逸去”，金兆龙、程正瀛与军官冲突，“下楼不得”，与枪击无关。这一关键细节的改变，使“首义第一枪”的桂冠移植到熊秉坤头上。
熊氏一生多次著文言及“首义第一枪”，前后差异甚大。综考之，以熊氏撰于1912—1913年间的《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等文较为可信，因为——
（一)此三文离首义为时不远，记忆确切；（二）其时当事人（包括程正瀛、金兆龙）大多健在，基本情节彼此佐证极易，不容虚构；(三）著文者熊秉坤1912年时尚未受名位等因素影响，较可能留下自然、真实的回忆文字。
可佐证10月10日傍晚工八营发难实况的材料，还有报人胡石庵撰于1912年农历二月的《湖北革命实见记》，记述了工八营正目朱思武10月11日凌晨对胡石庵陈述的工八营发难情形：
适有该营后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巡查各处，窥见同志金君（名兆龙）皮盒内有真子弹数排，吼而起，以掌披金额，曰：“尔谋反耶？”金大怒，狂叫曰：“反！反！即反矣！”即以手叉陶颈，推卧床上。众同志闻声哗起，于是有蒋遂杰、王仲烈、程正瀛等各出枪械，一面呼迫全营起事，一面以枪杆击陶脑，陶晕绝，乃整队下楼。下楼时又有排长张文涛抽刀阻止，立被同志刺死。督队官阮荣发持枪喝住，亦即枪杀，营中其他官长相率逃去。同志等乃会合全营兵士整队出营，直奔楚望台。
这里提到最先与清方军官扭打并枪击者，是金兆龙、程正瀛等，没有提及熊秉坤，这与熊氏早年的文字记载相一致。
回忆录是值得重视的材料，但往往带有忆事者的主观色彩，须加以考证，以辨析其真伪，不可轻信、滥用。
熊秉坤是工八营革命党人代表，是发难过程的重要组织者，虽非由其打响第一枪，然对首义贡献甚大，理应认作辛亥武昌起义发难单位代表人物，堪称辛亥首义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