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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论法的精神》，我们不难发现孟德斯鸠一生中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悟，并从中领悟到其理论真正的精华。孟德斯鸠(1689—1755)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期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又是法国资产阶级著名的法学家。《论法的精神》是其一生重要的著作，当时的伏尔泰把此书推崇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论法的精神》一书，虽囿于时代的限制，在思想上有其局限性，但在资产阶级的法学著作中，可称之为具有独特风格的百科全书，也是资产阶级法学最早的古典名著。这部著作，对于十八世纪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和实践，起着思想准备和理论指导作用，从而也为资产阶级建立法律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孟德斯鸠把自己的代表著作称之为《论法的精神》，其含义是什么呢？他回答说：“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和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最后，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法律和它们的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应该从所有这些观点去考察法律。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所谓‘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认为，只有从上述法的精神中才能解决自然法与人为法之间的关系，才能进行各种法律分类。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列举了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民族、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历史事实和法律文献，论证某一类型法律制度产生的共同原因。同时，他不仅停留在寻找某些共同原因这一层次上，而且还试图建立某些原则。他说：“我建立了一些原则。我看见了：个别的情况是服从这些原则的`，仿佛是由原则引伸而出的；所有各国的历史都不过是由这些原则而来的结果；每一个个别法律都和另一个法律联系着，或是依赖于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法律。”
从寻找某些共同原因到建立某些原则，在孟德斯鸠法律思想发展中是一个不同的阶段。从他的思想动机和目的来看，所谓建立的某些原则，就是指的一种理性的法则，这种法则能主宰一切，支配一切。凡是根据这些理想法律原则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就是正义的；反之，就是不正义的。他强调“我并没有把政治的法律和民事的法律分开，因为我讨论的不是法律，而是法的精神，而且这个精神是存在于法律和各种事物所可能有的种种关系之中”，并断言法律是代表整个人类的，是人类正义的表现，法律为整个社会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某一个阶级利益服务，不是为一部分居民的利益服务。
由此可见，孟德斯鸠与其以前的法律学者主要满足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不一样，他力图从法律以外，从历史、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去研究法的精神，从社会的进步去探求这种精神在政治、法律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和一般规律，并从法律与其他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探求法律的精神实质，也即探求法律的最高境界。实际上，他所努力寻找的法的精神，首先从宏观上讲，应是一种存在于所有法律当中的价值观念，即人类正义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适用于一切法律当中。简言之，在孟德斯鸠看来，法的主要精神就是正义，法律应是正义的化身。他的这种思想，对资本主义法律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公平、正义作为法律的价值是被普遍接受的。虽然人们对公正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作为价值，公正应在法律之上，而不是相反。
公正也是司法追求的最终目标。英国著名法学家丹宁勋爵说：他作为法官的“基本信念是，法官的作用就是在他面前的当事人之间实现公正。”
司法公正为何如此重要？培根有句名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
美国大法官卡多佐以著名的里格斯诉帕尔默案说明司法公正的重要性。这个案件是一个衡平法院决定不允许一个遗嘱财产受继人——他谋杀了立遗嘱人——享有遗嘱收益。虽然从法律表面上看，这位谋杀者享有继承权，“但是，在这些原则之上还有一个更为一般的原则，它深深扎根于普遍的正义情感中，这就是，无人应当从他自己的不公中获利或从他自己的错误中占便宜。”
那么司法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对法律表面的、肤浅的理解，并在司法实践中机械套用，这是“未参禅”或“参禅有所悟”时的一般境界；深刻理解法律精神，把握其内涵，并能熟练运用法律于办案中，在当事人之间真正实现公正，这才是司法的最高境界。但凡高水平的法官，追求的就是这种境界。裁判结果是不可能做到让双方当事人都满意的，因为总会有败诉的一方(即使胜诉的一方也会有不满意的地方)。然而，努力做到裁判公正，不使当事人有不公正的感觉(即输得服气)，却是法官可以做到的事情。在司法实践中，当法律的规定很明确时，简单地套用法律进行裁判，一般水平的法官都能做到，这时法官只需将案件事实输入法律这部机器里，就可以输出判决书来。瞧！多么省心。这是一般法官所想追求的结果，但这种结果绝不是一个高素质的法官所要追求的司法境界，因为这样做体现不出其应有的司法水平，也不等于就做到了裁判公正。尤其当法律规定不明确甚至存在漏洞时，如何在当事人面前实现司法公正，对法官来讲既是一个难题，也是体现其高超办案水平的时候。凡是一流的法官，这时就像禅师一样，在努力追求一种境界，他要准确把握法律的精神实质，给当事人一个公正的裁判。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实属不易，需要长期的磨砺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需要法官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需要法官拥有除法律之外的渊博知识，成为知识上的“贵族”；需要法官为追求公正的崇高理想，必须长期坚守自己的信仰，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成为道德上的“贵族”。
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司法公正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它与严格依法办案的观念的联系十分密切，司法公正就要求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做到严格依法办案，就必须正确处理好法与情的冲突。在孟德斯鸠法律思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法律总是要遇到立法者的感情和成见的。有时候法律走过了头，而只染上了感情和成见的色彩；有时候就停下来，和感情、成见混合在一起。”
可见，孟德斯鸠认识到法律经常会和感情发生联系，有时会产生冲突。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他认为，法律不能走过了头，只从感情出发。司法实践中，当法律与情理相冲突的时候，执法者往往感到困惑和棘手，也最容易使其对具体而明确的法律规定视而不见，“制定”一个例外，以情代法做出裁判。这种自由裁量权的随意行使，实际上否定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根本就不是一种“衡平”或“正当背离法律”的方法。孟德斯鸠认为，如果对法律制定例外的规定，实际上就破坏了法律的原则的规定，其结果后患无穷。他举例说明：“查理七世说，他获悉在以习惯为准则的地区，诉讼当事人违背王国的习惯，在一个案子判决三、四、六个月之后才提起上诉；所以他规定，除非检察官有舞弊或欺诈情事，或是有阻碍当事人起诉的重大明显的原因，当事人应立即起诉。”因为有例外的规定，结果当事人在30年后还在上诉。
情理因素要不要考虑？法官在裁判时肯定要考虑，但是坚持严格依法办案是首要前提，不能为了个别案件裁判合乎情理而损害整个法治的尊严。法官在遇到法与情冲突的时候，并非毫无良策，只有舍弃法律规定的唯一办法，在坚持严格依法办案的前提下，是可以找到妥善解决此类问题办法的。
孟德斯鸠还把法律区分为自然法和人为法两部分，人为法又分为国际法、政治法和民法。他认为，人为法富于普遍性；政治法使人类获得自由，民法使人类获得财产，国际法则是自然地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这几种法律的渊源、目的和性质是不同的。
《论法的精神》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查理·路易·孟德斯鸠最重要的著作。它以法律为中心，又遍涉经济、政治、宗教、历史、地理等领域，内容极为丰富。特别是它以独特方式研究和论述了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国际法学等一系列课题，成为一部独具风格的资产阶级法学百科全书。
探寻和阐释法律的精神，是本书的中心内容，也是它对法理学的最主要的贡献。孟德斯鸠主张从法律与其他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探求法律的精神实质。他认为法律与国家政体、自由、气候、土壤、民族精神、风俗习惯、贸易、货币、人口、宗教都有关系，法律与法律、与它们的渊源、立法者的目的以及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各种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把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是法律的精神。因此，“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
（1）法律与政体的联系：
首先政体如何与有无法治直接相关。专制政体意味着恐怖、专横和暴力，“既无法律又无现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君主政体虽由单独一人执政，却遵照固定的和确立了的法律；至于共和政体，它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不待说是有法治可言的。其次，政体对立法权的归属有重要影响。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共和政体下，“有一条基本规律，就是只有人民可以制定法律。”在实行贵族政治的君主政体下，君主和少数贵族握有立法权。在专制政体下，则无所谓立法权。此外，政体对法律的繁简、法律体系、法律内容等，也有重要意义。
（2）法律与自由的统一。
在法治国中行政权没有专横垄断的余地，因而只有在法治国才有自由。一个人只有受法律支配才有自由，我们自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法律之下。自由不是可胡作非为而是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在一个国家里，也就是说，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3）法律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
这是《论法的精神》在法理学上独树一帜的一个主要标志。孟德斯鸠非常强调自然地理环境对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作用，甚至认为这种作用具有决定性。他认为，在拥有广阔平原的亚洲不能不实行专制，“因为如果奴役的统治不是极端严酷的话，便要迅速形成一种割据的局面，这和地理的性质是不能相容的。”“在欧洲，天然的区域划分形成了许多大小不等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法治和保国不是格格不相入的。”
炎热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使人们懦弱而不能维持自己的自由；相反，贫瘠的土壤和寒冷的气候能磨炼人的意志和性格，使人勇敢、坚强而一心捍卫自由。所以，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首先要考虑这些因素。
（4）法律与其他事物或现象的关系。
孟德斯鸠在分析法律与居民谋生方式的关系时说：“一个从事商业与航海的民族比一个只满足于耕种土地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范围要广得多。从事农业的民族比那些以牧畜为生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内容要多得多。从事牧畜的民族比以狩猎为生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内容那就更多了。”
《论法的精神》是资产阶级法学最早的经典著作，它不仅为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提供了理论武器，而且也为资产阶级国家和法律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模式和原则，追求自由、主张法治、实行分权的理论。它出版后当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美风靡一时。本世纪初期它又被译成中文，在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中发挥了启蒙作用。
贵族是什么？想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番理解。在一些人眼中，贵族阶层是一群社会的寄生虫，食利者：生活奢华无比，愚蠢无知，依靠家族的实力和吃祖宗饭的人。但是，这种思想就有些片面。在历史的进程中每种阶层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性和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贵族阶层也同样如此。
历史上的贵族阶层同样也为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不可泯灭的功绩，在读过《论法的精神》之后，我认为贵族的作用主要有三点：
一、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贵族起到了整合有限的社会资源，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二、在封建社会的不断的集权的过程中，贵族起到的抵制封建皇权和宗教势力的扩张；
三、在战乱时代，贵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护佑劳动者，保存社会生产力的作用。
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封建社会中，他们所起到的作用是整合有限的社会资源，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在当时人们对自然的改造能力相当有限的时候，在社会资源并不是很充足的情况之下，国家是无法通过向现在一样通过大范围教育来实现国民素质的提高。
就像建国初期我们无法同时实现共同富裕一样，只能通过一部分特殊地方或阶层的优先发展，提高自身的素质与能力，然后在已扩散的形式逐步提高。而当时的贵族阶层就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他们占有大量的社会生产资料，有能力接受系统的教育。
从而注定他们能够在历史的进程中担任一个具有巨大社会推动力的阶层。久而久之，随着时间的检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承的重担就落在了贵族阶层的肩上。而随着这个责任的重担不断增加，社会的资源也不断向贵族集团靠拢。至于在后期贵族阶层不断地腐化、堕落。
成为社会单纯的寄生阶层，我认为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制度出现的一种惯性，一种异变。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就曾经提到过制度的精神与制度一样。当一个阶层，一种制度的中心的精神因素发生质变之后，那么他可能就只具其表，而失去其内在的精华。就像老子、庄子、孔子等一批贵族（虽然是没落的），他们对我国历史的进程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有人可以否认吗？他们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充满了贵族与皇权和宗教的斗争。每一个盛世的出现都是三种势力达到相对平衡的时期。在一个权力平衡的状态之下，往往是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对较快，人民生活相对安定的时期。在这种平衡的构建之中，贵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在元代之前，贵族在历史上都是一个相对比较活跃的阶层，皇权也并没有向后期那样，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
但是，当蒙古帝国入主中原，中国的阶级构成发生巨大变动之后，再加上战争的破坏，中国的贵族阶层普遍衰落，逐渐消失于历史之中。同时中国政治进入了专制主义发展的高速时期。在明清之前，皇权并未发展到顶峰的时候，每个参政的贵族团体都力图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影响当政者的施政。
在为本团体争取利益的同时，统治者为了避免政治权利的丧失而时时保持警惕；同时，当时的宗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占有大量的社会资源，贵族的参与也为社会保存了大量的而有效社会劳动力。这三种政治势力的平衡为封建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大的的作用。
孟德斯鸠在其作品《论法的精神》中就提到了贵族的这种监督作用。欧洲社会能够在封建社会时期一直保持相对比较民主的状态，贵族发挥了主要的限制君主权利的作用。当欧洲的路德教派的创始人在发表《九十五条论纲》被教会通缉的时候，对路德进行庇护的就是当地的大贵族。在这段时间内路德的创作活动和社会活动为以后路德教派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于贵族阶层在历史的进程中，占有大量的人口与社会资源，在一个王朝的末期，为了争夺国家的统治权而不断进行的战争。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贵族对封建社会的统治阶层的更新和对人民的庇护作用。当一个封建王朝腐败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人们去寻找一个强有力的势力范围去寻求庇护。
但战争爆发的时候，贵族在向农民收取一定代价的情况下，同时还会给予农民强有力的保护作用，士族大庄园有能力提供一整套封建社会生活需要的生产生活环境。，所以当一个国家发展到末期的时候，总会有大量的农民脱离国家而成为附庸而存在，而贵族为了自己的生存会努力培植自己自己的力量，客观上起到了保护作用，为人民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
《论法的精神》是十八世纪上半叶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查理·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最重要的著作，内容涉及广泛，它以法律为中心，又遍涉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宗教、道德、哲学、历史、地理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展示了一幅广阔的思想画卷。特别是它以独特方式研究和论述了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国际法学等一系列课题，成为一部独具风格的资产阶级法学百科全书。
《论法的精神》一书反映了当时处于社会下层的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对于政治与经济的愿望。全书在政治理论上极力主张建立相互制衡的三权分立。目的是为了避免独裁的人的产生。独裁的人往往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大权于一身，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在法律理论方面阐述了法律的定义和种类，法律与各种事物的关系，刑法和民法的理论，以及立法的理论。孟德斯鸠认为法由事物本性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也就是事物之间的内在规律。由此将法律分为人定法和自然法，提出了立法应与政体相互适应的原则。并且讲述了法律与防御力量、进攻力量、政治制度自由、公民自由、气候、土壤、贸易、宗教习俗、货币等各种事物的关系。
全书在经济理论上认为私有财产权是人类的自然权利。在地理环境决定论中孟德斯鸠认为法律应当考虑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土壤等，和人们的性格、感情有关的这些因素。
该书首先讲述了政体对立法权的归属有重要影响。孟德斯鸠认为政体的有无与法治有着直接关系。专制政体意味着恐怖、专横和暴力，既无法律又无现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所以在专制政体下，根本就无所谓立法权。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相比虽由也是单独一人执政，却遵照固定的和确立了的法律，所以君主政体下，君主和少数贵族握有立法权。至于共和政体，它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但并不等于说就是有法治可言的。但是有一条基本法则，就是只有人民可以制定法律，共和国的人民的权力是相对平等的。三种政体对法律的繁简、法律的体系、法律的内容等，也都有着重要意义。
三种政体最突出的表现应当是人民的自由度是完全不同的。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强调了法律与自由的统一。他认为法治国中行政权没有专横垄断的余地，因而只有在法治国才有自由。一个人只有受法律支配才有自由，我们自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法律之下。同时他又强调了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在一个国家里，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去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很明显独裁的专制政体是人民所不希望的，人民被极大的奴役着。君主政体也是不太保险的，共和政体则需要防止人民的委托人隐蔽自己的腐化。腐化了的委托人常常口口声声称赞人民的伟大，来掩盖自己的野心；他们不断赞赏人民的贪得无厌，来掩盖自己的贪得无厌，最终让人民陷入不幸之中，人民的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为了约束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者尽可能的避免独裁，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原则。在他眼中，一个国家的权力不能完全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必须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部分。孟德斯鸠关于三权分立最初的学说的研究是以罗马为背景的。罗马人民掌握有最大部分的立法权力，一部分的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一部分了；元老院掌握大部分的行政权和某一方面的立法权，并且同时掌握一部分的司法权，具有任命部分法官的权力，并以此来对抗人民的权力。国家的权力被分别掌握在不同的人手中，他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制衡，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一人独裁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三权分立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是具有一定进步作用的。
三权分立真正的实践者是美利坚合众国，并且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完善。根据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联邦政府由国会、总统和联邦法院分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是最高立法机构，有权弹劾总统和联邦法官；总统是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行政高级官员、执行各项立法，拥有军事统帅权和外交权，总统的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总统及其所任命的各部部长不对国会负责，在紧急状态下总统可采取宪法以外的非常措施；联邦法院由若干终身任期的大法官组成，是最高的司法部门，对宪法和各项法案有最终解释权，有权裁决涉及国家和各州之间的重要案例。罗斯福新政时期，行政权力全面扩张，打破了旧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的平衡，确立了以总统为中心的新的三权分立的格局。
三权分立的本质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虽然有利于防止独裁统治的出现，但是三权的分立和制衡是在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跟其他所谓的民主的制度一样，并不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三大国家权力机关相互制衡，有时也容易导致效力低下。事实上，在实践中美国也难以彻底贯彻三权分立原则。
我国现代化建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全面改革的今天，需要借鉴并吸收被实践检验证明的他国体制的精髓部分，加强并完善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而更好的体现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这将对我国的国家建设是大有裨益的。由于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导致政治制度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们确实需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盲目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不仅误读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也将会极大的危害了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任何的改革，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共和国中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任何的举措都有可能工程浩大，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毕竟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是建立在研究西方社会的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有极大的局限性，并且由于三权分立各部门相互制约，在他们的利益、目标各异时，常常难以达成一致，最终将导致工作效率降低，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国家将难以应付。正如汶川大地震，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反应如此快速，就是因为我们团结一致，联合出击，积极应对灾难。我们成功的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可，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体制度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志，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这些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十分佩服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羡慕我们的。我国应当根据本国国情，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小心谨慎的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进之路，切不可盲目崇拜。
佛教禅师认为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参禅有所感悟时，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至参禅彻悟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就是参禅的最高境界。要真正读懂孟德斯鸠大师的《论法的精神》这部经典之作，还是需要多多学习专业知识才能真正有所感悟的。
司法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回答了这一问题。与一般的法律学者主要满足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不一样，他力图从法律以外，从历史、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去研究法的精神，从社会的进步去探求这种精神在政治、法律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和一般规律，并从法律与其他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探求法律的精神实质，即探求法律的最高境界。他的这种思想，实际上超越了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本身的区别，站在另一个高度审视法律的价值。因为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公平、正义作为法律的价值是普世的，虽然人们对公正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作为价值，公正应在法律之上，而不是相反。
对法律表面的、肤浅的理解，并在司法实践中机械套用，这是司法工作者的初级境界。要深刻理解司法的最高境界，就要领悟“法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孟德斯鸠把自己的代表著作称之为《论法的精神》，其含义就是：“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和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最后，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法律和它们的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应该从所有这些观点去考察法律。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所谓‘法的精神’。”追求司法的公正就要研究法的精神，而非法律本身，怎样做到把法的因素与社会因素有效结合、公正司法，是每个高水平的法官所要追求的境界。
但怎样理解其内涵，并能熟练运用法律于办案中，在当事人之间真正实现公正，在实践中是很难把握的。因为但凡裁判结果都是不可能做到让双方当事人都满意的，总会有败诉的一方。然而，努力做到裁判公正，却是法官可以做到的事情。在司法实践中，当法律的规定很明确时，简单地套用法律进行裁判，一般水平的法官都能做到，这时法官只需将案件事实输入法律这部机器里，就可以输出判决书来。这是一般法官所想追求的结果，但这种结果绝不是一个高素质的法官所要追求的司法境界，因为这样做体现不出其应有的司法水平，也不等于就做到了裁判公正。尤其当法律规定不明确甚至存在漏洞时，如何在当事人面前实现司法公正，对法官来讲既是一个难题，也是体现其高超办案水平的时候。孟德斯鸠法律思想，对法律工作者理解司法公正很有帮助，因为他认为：“法律总是要遇到立法者的感情和成见的。有时候法律走过了头，而只染上了感情和成见的色彩；有时候就停下来，和感情、成见混合在一起。”可见，孟德斯鸠认识到法律经常会和感情发生联系，有时会产生冲突。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他认为，法律不能走过了头，只从感情出发。凡是一流的法官，这时就像禅师一样，在努力追求一种境界，他要准确把握法律的精神实质，给当事人一个公正的裁判。
孟德斯鸠认为，如果对法律制定太多的例外规定，实际上就破坏了法律的原则的规定，其结果后患无穷。他举例说明：“查理七世说，他获悉在以习惯为准则的地区，诉讼当事人违背王国的习惯，在一个案子判决三、四、六个月之后才提起上诉；所以他规定，除非检察官有舞弊或欺诈情事，或是有阻碍当事人起诉的重大明显的原因，当事人应立即起诉。”因为有例外的规定，结果当事人在30年后还在上诉。
在司法实践中，当法律与情理相冲突的时候，执法者往往感到困惑和棘手，也最容易使其对具体而明确的法律规定视而不见，“制定”一个例外，以情代法做出裁判。这种自由裁量权的随意行使，实际上否定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不是一种“衡平”或“正当背离法律”的方法。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司法公正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它与严格依法办案的观念的联系十分密切，要做到严格依法办案就必须正确处理好法与情的冲突。
情理因素要不要考虑？法官在裁判时肯定要考虑，但是坚持严格依法办案是首要前提，不能为了个别案件裁判合乎情理而损害整个法治的尊严。法官在遇到法与情冲突的时候，并非毫无良策，只有舍弃法律规定的机械运用，在坚持严格依法办案的前提下，综合考虑社会因素，才能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
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实属不易，需要长期的磨砺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需要法官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需要法官拥有除法律之外的渊博知识，成为知识上的“贵族”；需要法官为追求公正的崇高理想，必须长期坚守自己的信仰，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成为道德上的“贵族”。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对此作出了完美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