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xx年，叶连平出生于山东青岛。1940年随父亲到上海进光夏中学读初中。18岁时，他随父亲到南京进入到美国大使馆做勤杂工。“我的英语底子就是在美国大使馆打杂时磨出来的。”在大使馆工作的三年零六个月里，叶连平认识了司徒雷登、巴特沃斯，“也见过宋子文、孙科、白崇禧等公众人物，还跟宋美龄握过手。”1949年后，叶连平同几位居民合伙开办了夜校，开始做扫盲工作，后来在江苏南京的琅琊路小学一直工作到1955年。1965年，叶连平辗转来到安徽和县。1978年，因为人员调动，卜陈学校一个毕业班连续一个月没有人上课。有人推荐了叶连平，已经50岁的他重回热爱的讲台。初中不能组织晚自习，他就把40个孩子按照自然村分成五个组，打着煤油灯，一个星期到村里五天辅导孩子学习。他带的第一届毕业班，11人考上中专，比另一个班多9个。发现孩子们成绩下滑，他就会上门家访。
1991年，63岁的叶连平退休了。那天，叶连平捧着教材、参考书，还有两个省下的黑板擦，交到教导处，久久没有走出来，“趴在桌子上哭得不像样”，他舍不得那三尺讲台，不愿意离开他的学生。
退休后，他几乎一天没歇，附近小学有老师请假，都找他代课，短则几天，长则三年，哪有需要，喊一声就去了。“我失去的太多了，怕来不及补偿。整整20xx年啊。现在就想拼命干，能补一点是一点。”
长期的教学中，叶连平独创了“四步教学法”。“叶老师的授课方法，一般在黑板上分成四块，即病句、辨析、新单词、语法。”程雨秋今年读九年级，六年级时，她来这里补过英语。
程雨秋父亲早逝，母亲打工。今年9月，叶连平让程雨秋在他家里吃午饭。“我刚开始觉得很尴尬，但时间久了觉得叶老师就像爷爷一样，我也就自然了一些。到现在，我开始有了家的感觉。”程雨秋告诉记者，“我六年级的时候，英语很差，经常不及格。妈妈把我送到叶老师的英语补习班来补课，因为叶老师从来不收任何费用。今年我初三了，英语考了139分。”
到卜陈村工作生活40年，连同退休后的20xx年来，叶连平教过的学生有1000多名，村民们对他都有着说不出的喜爱和尊敬。57岁的村民曹法银一家三代都是叶连平的学生，“叶老师一毛钱都没收过。有时候我们感觉不过意，把家里鸡下的蛋给他，他都不肯收。”
曾有人问叶连平，为什么退休了不好好享福？“我这样就非常幸福。只要和孩子们在一起，我就是享福，都忘记头上有多少白发了。”叶连平说。
王娅 是天津市一名普通的电力退休职工，她致力慈善事业三十余载。今年2月16日，与胰腺癌抗争了11个月的她静悄悄地走了。在弥留之际，王娅 听说资助的学生家里发生变故，不仅从治疗费里拿出20__元捐赠，还再一次和甘肃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签订了20万元的债权捐赠协议。2月20日，王娅 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天津市红十字会向王娅 的家属颁发了她公益路上获得的最后一张证书--《遗体捐献证书》，她成为今年天津市第十九位遗体捐献者。
王娅 从1985年开始致力于慈善事业，30余年奉献爱心、捐款捐物，从西南旱灾、青海震灾、南方水灾、希望工程到汶川地震，处处都有她留下的爱心。清华大学已故教授赵家和倾毕生积蓄捐助西部贫困孩子的故事，让王娅 深受感动，随后她通过甘肃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资助西部地区多名贫困学生。去年3月，当66岁的王娅 得知自己罹患胰腺癌后，放弃使用昂贵的化疗药物，却向基金会捐款3万元，更将名下唯一房产无条件捐出用作助学。
王娅 在遗赠书里写道：“我一生行善，已将生前主要财产捐赠，帮助了很多贫困的孩子，而今卧于榻上，每念及此，终觉欣慰之至，此生无憾。”
因为眼睛看不见，朱丽华很少出门，可在20__年的8月她却出了趟远门去了龙泉，那里有她资助的5名大学生。朱丽华坚持到龙泉，她希望自己的故事能激励更多的贫困学生让他们有奋斗的目标。
“我没上过大学，也没有自己的孩子，我把自己一生的心血和希望都放在这些孩子身上，他们替我圆了大学梦，我很高兴。”
朱丽华在资助贫困学子的同时，更关注他们的成长，希望自己对他们的精神鼓励多过金钱资助。平时，朱丽华从不主动联系这些受助的孩子，“我给他们提了一个小要求，在学期末给我打个电话或者发个短信，告诉我学习情况。”
她还让孩子们把她拉进微信群，“他们有了困难我好第一个知道，有些孩子瞒着我不肯考研，要被我骂的。”虽然从未见过这些孩子，但是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家庭背景都在朱丽华的心里。
每年给孩子们开个座谈会，了解他们的动态；结对的时候跟每个孩子握手，传递温暖与爱心。
“我要感谢这些孩子，他们的青春给我带来活力，他们的困境促使我不断前进。”
一个充满爱心的人，总是心怀感激，朱丽华在不断给予中收获幸福。她也相信，这些受到过资助的孩子们也都心怀大爱，一路前行，一路播撒爱与温暖。
1948年春，叶嘉莹离开北平南下结婚，之后便再没机会见到顾随。叶嘉莹在怀念顾随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离开北平)三十年来我的一个的愿望，便是想有一日得重谒先生于故都……”然而直到1974年叶嘉莹第一次回国探亲，她才得知顾随早于1960年在天津病逝。
关于婚姻，对于很多女人来说可能是人生的全部或者说绝大部分，但是对于叶嘉莹来说，只是不愿提起的一小段往事，尽管她不愿提起，然而这段婚姻还是给她带来了太多的不幸，1948年，叶嘉莹在上海和赵钟孙结婚，对于这段婚姻没有爱情的基础，婚后也没有产生任何的爱情，两人的结合不过是叶嘉莹一时错误的选择，这一错，便错了一生。
婚后两人没有住所，借住在大姑姐家，生下大女儿后，初为人母的快乐还未来得及享受，丈夫就因思想问题入了狱，刚刚安下的家也被抄了个干净，叶嘉莹后来也连母带子的被抓入狱，后来她找到警察局长写了自白书出来，带着四个月大的孩子居无定所，借住在朋友家的过道上，晚上不敢早睡，白天不敢晚起，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
为了生活她到处去找工作，同时去很多所学校任教，夜以继日的像个机器一样工作，勉强能够养活女儿和自己，丈夫出狱后，叶嘉莹还未来得及欢喜，另一个阴影立马笼罩上来，丈夫性情大变样，心理扭曲，对叶嘉莹多次实施家暴，在千难万险中都坚强的走过来的叶嘉莹，看见自己遍体鳞伤的那一刻陷入了绝望，她多次产生了自杀的想法，却为了孩子不得不活下去。
随着在教育界的成就越来越大，对诗词的研究愈加深刻，叶嘉莹的教学事业也逐步上升，由中学转到中国台湾大学任教，后来作为交换教师去了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任教，受到了很多外国诗词爱好者的喜欢。
1966年，叶嘉莹带着两个女儿来到哈佛做交流者，她打算回国把父亲接到美国，在美国定居，不料遭到阻击，无法返回美国，只得去加拿大，再把女儿丈夫都接到加拿大，在加拿大那段时间，叶嘉莹一个人承受了很多压力，几乎要把她压垮。
首先是语言关，加拿大的UBC大学要求叶嘉莹用英文给学生们讲授中国古典诗词，虽然之前在美国的时候已经接触了英语，但是要用它来授课谈何容易，但是为了生计，她只得答应下来；
第二个是生计，改居家拿大是突然之举，两个女儿要从美国接来加拿大，父亲也要接来加拿大，丈夫也要来加拿大，于是叶嘉莹独自一人到处找合适的房子，添家具和生活用品，这些繁杂的工作在对于一个身在异国他乡的弱女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三是家庭关系，错的人永远不能指望他会改变，尽管叶嘉莹无数次的容忍，宽容，沉默，丈夫既无用又大男子主义的恶劣性情丝毫都不知收敛，家内家外什么都做不好，那大男子主义的虚荣心和存在感怎么捍卫？那就家暴好了，通过对妻子发威来显示做丈夫权威的作风。这让叶嘉莹身心俱疲，她把所有的苦闷都写进了诗里：
异国霜红又满枝，飘零今更甚年时。初心已负原难白，独木危倾强自支。忍吏为家甘受辱，寄人非故剩堪悲。行前一卜言真验，留向天涯哭水湄。
独木危倾强自支，多么无助，多么无力又多么无可奈何呀！
因为在授课方式和学术成就得到了UBC大学的肯定，不到半年时间，叶嘉莹就被授予了终生聘约，本以为一生的苦难已经结束，不料人生的痛苦还在后面，
1971年，父亲因病去世，叶嘉莹悲痛万分，从此叶嘉莹的人生就没有了来处，写下一首挽诗《父殁》后，开启了自己的欧洲之行。
老父天涯殁，余生海外悬。更无根可托，空有泪如泉。昆弟今虽在，乡书远莫传。植碑芳草碧，何日是归年。
好不容易走出了痛失慈父的痛苦，好景不长，1976年春天，她的大女儿又出事了。在送母亲去机场参加亚洲学会回来的路上，夫妇俩开车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出了车祸，双双身亡。
女儿的骤然离去，让叶嘉莹的人生猝不及防，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见任何人，她知道：
人与人的理解谈何容易，哪里有什么感同身受。那切肤之痛旁人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所有劝慰的话都是那么的乏力。既然如此，就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和精力。她宁愿自己忍！
她写下了一首又一首的哭女诗，在她人生最痛苦之际，又是诗歌给了她光明和安慰，或许是一个人一生要经历的灾难也是有限的，叶嘉莹之后的人生倒是没有什么大灾大难了，该经历的都经历了，再有什么也只是一阵小风罢了。
1990年，叶嘉莹从UBC大学光荣地退休了。得知叶嘉莹退休后，国内不少大学，包括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都先后向她抛出了橄榄枝。但叶嘉莹思来想去还是决定留在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决定建立一个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由叶嘉莹担任研究所所长，叶嘉莹开始雷厉风行的去海外筹款，还把自己在美国领到的九十多万人民币退休金捐赠出来，设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她由衷地希望领到奖学金的同学，所看到的不仅是这一点微薄的金钱，而是透过“驼庵”的名称，了解到薪火相传的重要意义和责任。
南开大学也对这个一生漂泊，半世艰辛的老先生做出了回报，为叶嘉莹先生在南开大学校园里修建了一座以她的号为名的四合院式的书院——迦陵学舍，以此作为叶嘉莹的归宿，庭院种满了莲花，莲心不死，先生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