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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棵大树
为曾经收到的请柬踌躇，为没有时间和地址犹豫。躲过雨，错过风，赴约成了心病。
那张莫名其妙的请柬，似倏然划过的短笛，身前身后，各有一场局。邀约的不知何人，赴约的却是自己。
那麽多的激动如雨，那麽多的彭拜如潮，却不知什么时候停了、退了，该是赴约的时候，却迈不动步履。
故人如片片落花，寂寞对着欢喜，长久地坐在往事的树下，悄悄地发霉，静静地离去。
曾经的绿，在杯中吐蕊，一轮轮。一簇簇，次第开启。那些五颜六色的絮语，随浆荡开涟漪。经年之后，依然是夜的温暖，风的绵柔，水的静谧。
不知何时何故，心经不再飘舞，绿茵漫堤，冉冉徐徐，化作静水深流，睡在心底。心湖，幽深，彻骨，一抹飞鸿，于俯仰之间，驮起两翅清凉，一声叹息。
时间排列着额头的纹路，丈量着两岸的距离，揣测着心湖的深度。许多的改变，是命运的悄然调整，是秩序的潜心设计。力所能及，当为可为；力所不及，不为不可为。人无咎。
自然之间，相互皆缘。浅浅淡淡者，茶缘；深深浓浓者，亲缘；是是非非者，情缘。缘起，是昨日的风；缘灭，是今天的云。风云安然，人缘安好。
当年结绳的人，如今各握半条绳索，在或明或暗的是非中，审视从前的牵手；在或短或长的间隙里，寻找未来的自己。哦，发出请柬的，原来是未来的自己，请柬里有一轮红日，在黎明的河边，暖暖地等着自己。
孩子们转动地球仪，纷纷说出自己的答案。两三通发言之后，一个穿灰夹克的孩子举手说了一段有些含混的话：“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是先迎来黎明的。（地球）每转到一边的时候，另外一边就不是（向着）太阳了，而另外一边转过来它又变成向着太阳了。它又成了第一个。又转一回后，反方向那边又迎来了。最开始它是第一次，这回也是第一次。每一个都最先迎来黎明。”
这孩子说得很快，跟绕口令似的。他的“绕口令”没有得到老师的任何回应。他刚说完老师就叫了另一个学生回答。当然，多数学生的答案一致而正确：北京先迎来黎明。
使我感动的事发生在教师们的评课活动中。在同事们称赞和提建议后，上课的老师自评说，学生基本上都懂了，但也还是有个别糊涂的学生，比如说“每一个都最先迎来黎明”的那个。
校长就是在这时接话的。
“这个孩子已经超越了这节课的教学目标，可以说他的发言是这节课最精彩的发言。他的发言正好可以解释这节课以后的内容——北京和纽约哪个先迎来黎明？他在讨论一开始就预感到了。他已经认识到了循环，认识到了周而复始，这边是白天那边是晚上，那边是白天这边是晚上，这边再到了白天，那边又是晚上，那凭什么说谁先谁后呢？他已经站在空间（太空）看问题了。”
我要是那位女教师，也要苦苦修炼出一对校长这样的耳朵，并且要在无论哪节课上都记得用心筛选那些有价值的“杂音”，不糟蹋学生超越了本节课目标的“真懂”信号。我仿佛又看到我的导师组长戴维，一位瘦瘦的、戴着眼镜的犹太裔教授，美国科学教育的重量级人物，正举起一根手指，笑眯眯地、第一万零一次地重复他最心爱的`名言——“教学的目标是理解学生想法的本质！”
1950年初，上级给解放军总后勤部派来一位苏联军事顾问莫洛霍夫斯基上校。当时，由于住房紧张，莫洛霍夫斯基暂住在北京饭店。
从总后勤部到北京饭店，有三站的路程。为了工作方便，总后勤部给莫洛霍夫斯基配了一台小车，规定每月供给汽油270升。在汽油奇缺的年代，这已是很高的标准了。但是，莫洛霍夫斯基大手大脚惯了，用油向来不注意节约，一个月才过一半，270升汽油就用完了。
莫洛霍夫斯基找到翻译张培模：“汽车没油了，你们总不能让我走着上班吧？”张培模向总后勤部长杨立三请示：“能不能给顾问增加一些汽油？”杨立三当场拒绝：“270升已经不少了，我们都是搞后勤的，要坚决执行标准。”
张培模再次试探：“这个月就算了，下个月能否增加一些？我跟他说说，让他以后注意点就是了。”杨立三坚决不通融：“没油就让他走走路，这样对他没坏处。多一升我也不会给的。”于是，莫洛霍夫斯基真的只好每天步行上下班。
顾问步行上下班的消息传出后，有人对杨立三的不近人情不理解，就悄悄问莫洛霍夫斯基：“杨部长不给你增加汽油，你恨不恨他？”莫洛霍夫斯基笑笑说：“一开始我也有你这种想法，但是后来有一次，我跟张培模翻译去军区开会，看到杨立三部长也都是步行去会场的。我还打听到，杨部长除了紧急公务，平时都是步行上下班，他把部里分配的汽油都给我们这些外国专家。”顿了顿，莫洛霍夫斯基竖起了大拇指：“我很尊敬这样的人！”
君子之道，是能以身守则。自己立的规矩，自己带头遵守，才能更好地约束别人，从而形成一种人人遵规守矩的良好氛围。如此，别人不但不怨恨，反而会生出由衷的敬佩之情。
我的乡愁是浪漫而略近颓废的，带着像感冒一样的温柔。
记得有那样一个传说：人死了，他的鬼魂要把生前留下的脚印一个一个都捡起来。为了做这件事，他的鬼魂要把生平所经过的路再走一遍。车中、船中、桥上、路上、街头、巷尾，脚印永远不灭。纵然桥已塌了，船已沉了，路已翻修铺上柏油，河岸已变成水坝，一旦鬼魂重到，他的脚印自会一个一个浮上来。
有那么一天，我们要在密密的树林里，在黄树叶底下，拾起自己的脚印，如同当年捡拾坚果。花市灯如昼，长街万头攒动，我们区分开密密的人腿捡起脚印，一如当年拾起挤掉的鞋子。看看那个湖！有一天，我们得砸破镜面，撕破天光云影，到水底去收拾脚印，一如当年来集鹅卵石。在那个供人歌舞跳跃的广场上，你的脚印并不完整，大半只要脚尖或只有脚跟。
在你家门外、窗外、后院的墙外，你的灯影所及，你家梧桐的阴影所及，我的脚印是一层铺上一层，春夏秋冬千层万层，一旦全部涌出，恐怕高过你家的房顶。
我的一肩一背能负载多少脚印，一根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
如果可能，要连你的脚印一并收拾妥当。
而我，我要捡回来的不只是脚印。那些歌，在我们唱歌的地方，四处有抛掷的音符，歌声冻在原处，等我去吹一口气，再响起来。那些泪，在我流过泪地方，热泪化为铁浆，倒流入腔，凝成铁心钢肠。旧地重游，以往的记忆还原成浆还原成泪，老泪如陈年旧酿。人散落，泪散落，歌声散落。我一一仔细收拾，如同向夜光杯中斟满葡萄美酒。
在光明与黑暗之间：选择微笑
有人问林清玄，这个社会最缺的是什么东西？他认为，一是“从容”，一是“有情”。这两样珍贵的东西，贵州盲人女教师刘芳都有。
整整十年，她从光明走向黑暗，却迸发出夺目的光彩。她教书，课堂充满欢声笑语；她做心理辅导，多次成功挽救自杀者，解开了成百上千农村孩子的青春期“心结”;她写书，先后完成两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
人们好奇，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如何做到这一切。在散文《我是谁》里，刘芳说，我看不见别人的表情，但是大家看得到我的行动，这就够了。她说，当然，总还有难受的时候，我就会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号啕大哭一场。哭过，问自己：“你还好吧？”然后自答：“还好，走，干活去！”
这就是“中国大山里的海伦。凯勒”。她坚强、平和、快乐，感动了许多人。一位素不相识的退休职工甚至写信表示：“我愿意捐一只眼睛给你。”作家沈从文说，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但有时，生命在困顿绝望处的坚韧，令人惊叹。
18岁的江苏女孩谢芳丽遭遇严重车祸，四肢仅剩右臂，当时她觉得，人生、希望、梦想“全毁了”。但在治疗过程中、在与“铁老大”对簿公堂过程中，她渐渐坚强起来。从学会坐，到学会单手打字，到创办文印店、经营水晶淘宝店，她成为“轮椅上的创业玫瑰”，有了疼惜自己的丈夫和漂亮的女儿。
和她交流，很多时候会忘却她身体上的残缺，而为她心灵的充盈感动。经历过那么多苦和痛，谢芳丽只愿记住那些给她鼓励和温暖的人，并且努力把爱心传递给其他人：那些大街上的讨饭老人、那个云南山区的贫困学生、那个从湖南打来电话说要听到她声音的自杀者、那个从安徽赶来的失去一条腿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