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历时19年编纂而成的史学巨著。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以下是编辑给家人们分享的《资治通鉴》读后感（优秀8篇），仅供借鉴，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司马光与周威烈王论礼，司马光认为：所谓礼教，在于分辨贵贱，排比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务。礼教的根本所在是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礼教中最重要的是低位高下的区分。由此以智家、韩家、赵家、魏家为例，智家之王智瑶有才而无德，最终遭到其他三家联合灭族，由此得出治国治家者的确立，需审核德与才，以德为主，才为辅，由此方得长治久安。魏文侯作为一国之君，尊重游士，善用人才，谦于受谏，于是国泰民安，各方游士前来归顺，国立日益强盛，然至此，并未生野心，不接受韩、赵两国任一方的请求联合攻打他国，由此得到两国尊重，成为三国之首。
我认为秦国的统一，前期有两大贡献者，一为商鞅，二为张仪。商鞅所实行的变法等等一系列措施，为秦国的统一提供了经济和军事基础，而张仪，四处游说，不惧死独自进入楚国。张仪以之智谋瓦解了各国联合抗秦的联盟，并四处游说，以逐个击破，为秦国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期也有两大能将，一为魏冉，二为白起。魏冉拥立秦昭王，为他除去隐患威胁；举荐白起为大将，向南攻取鄢、郢两城，向东开拓地界到齐国，使各国向秦国俯首称臣。秦国能够更加强大，都是魏冉的功劳。然而秦昭王听信范雎添油加醋的谗言，使得秦国失去一员大将。白起自被启用以来，屡立战功，为秦国打下了半壁江山，可谓是秦国不可或缺的一员大将。而范雎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诱导秦昭王，使得白起不得已白死与外，令人惋惜。
周朝之灭亡，归结于其软弱，安于现状以及其自负感。周王室从建立以来一直保持着统率诸侯，号令诸侯的权利，于是，周王室认为无论诸侯再怎么互相吞并，征战，兼并，也不会去威胁他自身的地位。于是，使得各国的能力日益强盛，而周王室日益衰微。正是因为周王室的放任自如，才使得秦国有机可乘。各国的灭亡，不能归咎于某一任君主，每任诸侯都有每任诸侯的特点，整个王室之流传，会在某一时段因为一个王而强大，也会在某一时段因为一个王而衰弱。善用人才，谦于听劝谏的君主更能使民心归顺，国家强盛，他国就不敢轻易侵犯。而不听劝谏的君主，往往会把过错归咎于士人的身上。荀况说：“国家，集中了天下的利益和权。有道行的人主持，可以得到大的安乐，大的荣耀，成为幸福的源泉。无道行的人主持，却带来大的危险，大的拖累，有君王的地位还不如没有。等到形势极度恶化，即使想当一个普通老百姓，也做不到了。”
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为止。
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40%，史料价值最高。很明显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等。
“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司马光指出了礼是纪纲，分是君臣，等级之分，名则是他们各自的称呼。抱朴小先生这里认为，对于天子来说，比他自身职责来说更重要的是礼，比礼更重要的是名。
人是一个个体，抱朴小先生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思考，思考清楚自己的能力和欲望，思考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定位是什么。而人也是社会的，所以，我们需要在弄清楚自己的'定位之后，还要遵守这个社会的“契约”，这不仅是一种义务，同时也是一种权利，所以，一个人做好自己，应该要多学习古人的智慧，读一些名著，开阔自己的眼界！
当一个时代面临不尽隐忧的时候，历史学家往往为了有资于当下治国安邦，为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而回顾历史，企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汲取借鉴，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等，其中，司马光主编《通鉴》的此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性。
《资治通鉴》——我国最大一部“管理学”典籍。《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共294卷，耗时19年。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开始，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共1363年。它是中国最详尽的编年体史书，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媲美。司马光《资治通鉴》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意识增强的表现。
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己远远超过了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清代学者王鸣成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通鉴》已和《史记》一样，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
这一个月里，我读了这本由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它让我知道了很多故事，懂得了很多道理，让我树立了新的人生目标。
这本书主要是司马光写给皇帝，想帮助皇帝治理天下。其中，对我教育最深的一篇文章是《霸王别姬》。这篇文章主要讲了项羽在与团结一心的刘邦争夺天下时，因为项羽自大并且目光短浅，被刘邦围在垓下，最后和夫人虞姬一同自杀了。
读了这篇《霸王别姬》让我明白了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自大。不要因为别人弱小自己强大就瞧不起别人，以为别人打不过自己，便自大。我们也不能目光短浅，不能学习项羽。当时项羽为什么要自杀呢？因为他目光短浅。刘邦以前也比项羽弱小，为什么刘邦没有自杀呢？因为刘邦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打过项羽，并且刘邦抓住了项羽一个致命的弱点———自大。我们一定要吸取项羽的教训不能自大，不能目光短浅。
朋友们，听了我的介绍，你们是不是已经动心了呢？如果想知道更多那就跟我一起来读《资治通鉴》吧！
“历史虚无主义”却是绝对不可取的。要求史书所载百分之百真实可靠，本来就是不现实的要求。毕竟，史家们正努力地还历史以本来面貌，虽然这是一个也许永远无法到达的目标。但我相信，史家们所记载的资料，还是有必须的现实依据的。“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毕竟周公有过大权独揽的经历，毕竟王莽有过礼贤下士的表现，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至于如果“当初”他们真的“身便死”了，那不是还有“盖棺论定”一说吗？
“以史为鉴”并不因史书资料有杜撰部分而失去意义——就连完全杜撰的小说尚且有不可估量的借鉴意义，何况史实远远多于杜撰的史书呢？
和其他所有史书一样，《资治通鉴》也渗进了许多神话、传说以及作者想当然地杜撰的资料，但这并无损于它的伟大。读到“嚼碎张巡齿”这一段时，没必要深究他的牙齿究竟是怎样碎的，他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却深深刻印在我们的脑海。读到将士们箭尽粮绝，张巡把自我的小妾给将士们分食了的时候，于残忍、冷酷、血腥的感觉之外，也无法不油然而生对张巡的无限敬意。这样恨敌入骨、坚忍如狼的张巡，力尽被俘后如果不是大义凛然、慷慨就义，那才是真正不可想象的怪事！至于他的牙齿究竟是怎样碎的，恐怕不会有一丝一毫影响到他近乎神一样不朽的光芒！
推而广之，史书里其它不够真实的细节描述，并无损于“史鉴”的意义。史家们在力求真实的同时，难免会留下星星点点的瑕疵。但瑕不掩瑜，绝不可因史书的不完美，就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司马光曾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纪传体史。初成《通志》8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的重视。治平三年（1066），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宋神宗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元丰七年（1084）书成。
《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3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本册记述的时间段为：汉献帝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至晋武帝咸宁元年(公元275年)，跨度69年。基本上就是三国的大部分历史了，直至晋朝的开创。
一、怒不变容，喜不失节
熟悉三国历史的人都知道。魏国在曹操之后的继承人是曹丕。当曹丕被立为太子时，他的母亲卞夫人却没有因此有半点的骄傲。当时卞夫人左右的随从向卞夫人祝贺说：“曹丕将军被立为太子，天下人没有不欢喜的，夫人应该把府中所藏财物都拿来赏赐大家。”
卞夫人却说：“魏王只因为曹丕年长，所以立他为继承人。我只应庆幸免去了教导无方的过失罢了。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要去赏赐别人！”
这话后来传到曹操那里，曹操认可地说道：“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为最难！”
二、气度：诚长者陆逊
一次，孙权下命当时还只是定威校尉的陆逊去讨伐山贼。陆逊有力征集了数万精兵，将山贼扫除干净。但会稽太守淳于式上表孙权说：“陆逊随意征发百姓，给所到之处带来了愁苦和骚扰。”陆逊后来回到吴国都城，跟其他人言谈时，却称赞淳于式是个好官吏。
孙权得知后问陆逊：“淳于式告发你，你却推荐他，这是为什么？”
陆逊回答说：“淳于式本意是要百姓休养生息，所以告发我；如果我再诋毁他，以扰乱您的视听，这种风气不能长。”
孙权赞叹地说道：“此诚长者之事，顾人不能为耳！
三、王昶诫子之书
一次，魏明帝昭命三公九卿每人推举才德兼备者一人。司马懿推荐的是兖州刺史王昶应选。
王昶是何等人？估计很多熟悉三国历史的人也未必听闻。《通鉴》说此人恭谨忠厚，他给侄子起名王默、王沉，给儿子起名王浑、王深。并且写了专门的书信告诫他们：
“吾以四者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而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于阙党也。读后感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夫毁誉者，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以圣人之德犹此，况庸庸之徙而轻毁誉哉！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若已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反报焉！谚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这封家书写得情真意切，字字珠玑，实在难得，值得反复琢磨体会和学习。
四、卧龙指定传承人之一：费祎
当诸葛亮身体为了蜀汉光复大业而透支得即将无法支撑时，有人来问他谁可以作为他的传承人。诸葛亮说，蒋琬。那人又问：那蒋琬之后呢？诸葛亮说：费祎。那人再问：那费祎之后呢？这时诸葛亮则沉默不语。
大家或许会奇怪，似乎三国演义中我们惯性认为的诸葛亮接班人姜维却没在这里提到。那蒋琬和费祎又是怎样的人？此处暂且说一下费祎。
当时蜀国正值征战多事之秋，公务繁杂细碎，费祎担任尚书令，见识过人，每审阅公文，略望一眼，便已知道其中主要意思，速度超过常人几倍，并且过目不忘。经常早晨和傍晚听取大家意见，处理公事，中间接待宾客，饮食娱乐，还要下棋博弈，每次都使客人尽兴而归，而公事也不荒废。等到董允接替费祎，想要效法费祎行为，十天之中，很多事情都被耽误。董允叹息说：“人的才能居然可以相差这么大，费祎不是我能赶得上啊！”于是整天听取意见处理公务，还是没有多余的空闲时间。
但费祎并非完人，他过于宽厚仁慈，从不怀疑别人，却也因此惹来杀身之祸。在一次宴会上，正是由于费祎的毫无防范，居然被也在座的之前投降倒戈而来的郭偱给突然刺杀身亡，实在可惜。
《通鉴》从魏、赵、韩三家分晋开始编年叙述，到五代结束。在司马光眼中，这是一个周道衰落，纲纪败坏的年代，三家能够堂而皇之位列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司马光借此欲阐述的是一种正统儒家的正名理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就是这种理论的核心。君臣之位，如天地不可易位一样牢固。所以，虽然微子有德，他不能取代纣这样的暴君；虽然姬重耳功大，死后不能隧葬；虽然齐、楚、晋、秦势强于周，不敢轻易取而代之。
在柏杨先生眼中，这种极端的传统就是一种反动，，在历史的潮流中一次又一次的被强权羞辱。而我觉得，今天的中国恰恰需要这样的一种礼教和名器。混乱的价值取向，拜金的社会潮流，贫瘠的文化涵养，道德底线崩溃，导致国人在人生观中太需要一种共同的正统的思想来领导，并且给所有人以福祉。今天，西方文化占据着主流，接受的成本低，回报高。不要怪国人崇洋，而是“名不正则民手足无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