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品味完一本著作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不妨坐下来好好写写读后感吧。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写读后感呢？下面是整理的《国富论》读后感优秀4篇，希望可以启发、帮助到大家。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之“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的利己之心。
斯密是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他认为，在文明商业社会，对普通人民的教育，比对有身份有财产的人更需要国家关注。因为，有钱人在年青的时候有时间﹑金钱来学习。此外，有身份与财产的人所从事的职业，用脑时候多，用手时候少，不至于使脑力变的迟钝。而普通人由于生活压力，即缺少财产和时间，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用脑力会很少，所以穷人更需要国家教育资助。因此，国家只需要以极少的费用，就能够使全体人民，甚至强制全体人民获得最基本的教育。并且，在普通人的孩子中，如学业优良者，国家应给予奖学金。
斯密认为，即使国家对下层人民的教育得不到任何利益，这种教育也是值得国家注意的。人民受了教育，国家会受益匪浅。在无知的国民之间，狂热和迷信往往会惹起最可怕的骚乱。一般下层人民所受教育越多，愈不会手迷信和狂热的迷惑。另外，受教育及有知识的人都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守礼仪和秩序，他们都会觉得自己人格高尚，自己更能得到法律的尊重，因而他们会更看中那些法律。这样，反对政府的文字或论调，就不能欺骗他们。这对政府来说，更是一件好事。
中国经历了计划经济的失败，已经回归了市场经济。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充分，在诸多领域内还存在着垄断﹑不平等﹑欺骗﹑霸权，等现象，这些现象造成了社会的诸多不和谐。但这并不是市场经济的错，而是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充分，当中还存在着过多的政府行为。斯密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政府所应该做的是：
1、保护国家不受其它国家侵犯。
2、维护司法的正义。
3、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工程和公共制度。
即使政府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政府也要考虑引入竞争机制；在目前社会转轨其间，老百姓们切不要对市场经济失去信心，如果我们抛弃市场经济，我们将回到更坏的计划经济。政府更不要自以为是，以为没了政府，市场经济就会陷于混乱。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关心自己利益的人民来推动，而不在政府。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管理得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就如同老子所说，“太上，下知有之。”政府更要知道自己的界线在哪里，这样才是一个好政府。
《国富论》一书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200多年前所写，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由于他第一次系统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重要的经济理论，对国民经济的运行作了较为系统的描述，使他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而《国富论》也被认为使西方经济学的“圣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市场经济，就需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而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就像物理学中牛顿的理论一样重要。其“看不见的手”像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是亚当·斯密献给人类的伟大观念，这一观念培育出来的市场经济制度，尽管有各种不尽如意的地方，但迄今为止却是人类全部的智慧所能找到的唯一一种被实践证明能够成功地组织经济活动的经济制度。我们曾经长期否定亚当·斯密的智慧，甚至把“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说成是对“私有制的公然辩护”。所幸的是，现在我们已经接受了亚当。斯密的主要观点。具体地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今日中国之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承认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场经济的前提。人性假定是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经济学的大厦就建筑在这块基石之上。计划经济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不尽如人意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计划经济对人性的假设不符合现阶段真实的人性，而在这个错误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也必然是错误的。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买东西的人都希望买尽量便宜和好的东西，而卖东西的人都希望东西卖得价钱高一些一样自然。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我们几十年都不敢或不愿意承认，连实话都不能说，怎么能行得通呢？我认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利己性假设，应成为我们分析经济问题的基石，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好的经济制度，才能有行得通的经济理论和实践。
其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依靠“看不见的手”管理经济、尽量减少政府干预的思想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发展主要由关心自己利益的基层人民来推动的，而不是由政府推动。简而言之，市场经济的权力在民，而不在政府。市场需要的是“小政府”，要变管理型的政府为服务型的政府，政府应当尽量少的参与经济活动。当然，市场经济并也不是不要政府，而是要一个知道自己界限在哪里的政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也中允许政府在“看不见的手”之外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三项基本职责是：
（1）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社会之暴力入侵；
（2）尽可能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的压迫；
（3）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而即使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政府的设计也应当考虑引入战争。
诚然，该书对西方资本主义初期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有诸多可借鉴之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性质及发展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也由于东西方政治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国富论》中的某些观点、某些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中的特殊现象，也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首先，中国的“高增长、低通胀”经济增长模式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奇迹。这也是《国富论》中的理论无法解释。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是与货币通胀（商品流通市场价格）呈对应关系的。也就是说高速的经济增长必然会使货币发生通胀。然而，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恰恰与之相反，经济高速增长而货币没有发生剧烈通胀。这又是何原因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平均GDP增长为10%左右，同时，对外贸易依存度也日益增强，已经接近60%。但是，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加入WTO都没有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发生改变。经济学家想象中的“经济泡沫”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现。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生产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同时消费的增长速度受收入增长速度的影响，与生产力相比相对滞后。于是就出现了产能大于消费，短缺经济一下变成了过剩经济。这正是中国经济形成“通货紧缩”的原因。由于国家财政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使得对内内需加大，对外引入外资加快，导致中国在“低通胀”的情形下仍然保持了较高的GDP增长率，所以一味的套用固有的经济模型是无法解释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模式的。
其次，我们再来审视中国对外经济的策略。说到对外贸易，就不能不谈到“重商主义”。这是《国富论》一书中重点阐述的理论之一。重商主义提出富国在对外贸易中应该奖励输出，阻抑输入。但是对于像工业原料及职业工具这样的特殊商品又恰恰与之相反。这一点用到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中十分合适。目前，中国出口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农产品及轻工产品，而进口的确是高附加值的重工业产品，及更高附加值的先进技术及战略性资源，石油、矿产等。出口产品由于价格低廉品质好大大占领了国外市场，而进口产品又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贸易顺差日益增大，从理论上讲可以说相当理想。而这种状态能持续多久，就要考问一下中国自己了。从WTO规则上讲，中国商品的出口增加对外国同种商品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直接导致外国生产企业的日益萎缩，甚至倒闭，同时加剧了国外产业工人失业率的增加。这势必会加大中国与他国的贸易争端，不利于长远发展。另一方面，日益增大的贸易顺差，使中国的外汇储备日益增大，对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他国的货币是一种隐性威胁。所以如何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中国企业自抗商业风险能力的增强。也就是从宏观和微观两种途径去解决问题，双管齐下，缺一不可。
当然，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困惑还有很多，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决不能照本宣科，犯本本主义的错误。但是，也不能脱离书本中的经济理论，毕竟理论与实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正确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辨正关系，才能使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对于《国富论》这本书，我们还是应该秉着鲁迅先生所倡导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来读，毕竟其里面还是有不少观点不适合中国国情的。
实话实说，初读《国富论》是由于它的声望，有人说，它是经济学领域的不朽巨著，有人说，它对人类幸福所作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作的贡献的总和。带着这些赞誉声，我翻开了这本书。
《国富论》于1776年在英国出版，他的作者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创建者―亚当·斯密。对经济学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亚当·斯密，一个引领时代经济发展的巨人，他的自由经济思想，一直沿用至今。读好一本书，必须先了解它问世的时代背景。在18世纪的西方，由于世界地理大发现，发现了新大陆，工业革命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新兴资产阶级积极进取，。在这些新背景下，就需要有新的制度来维系。
《国富论》由此产生。总的来说，贯穿整本书的思想就是自由主义，围绕自由他谈了自由经济，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他在《国富论》中建立了以自由竞争为基石的一种新的经济秩序。它解决了财富来源的问题，斯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增加国民财富为主线，以资本主义社会3个阶级的收入理论为核心，总结出国民财富增长的两种途径，一是分工和劳动生产卒的提高，二是增加劳动者数量和资本积累。斯密的《国度论》系统的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共分为五个篇章，它不仅仅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还在思想学，社会学上发挥重要作用。
有位名人说过，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的知识水平，思想道德不近相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方式不一，自然就会有不同的观点。接下来，我就这本书中所涉及的内容谈谈我的观点。首先，我对斯密提出的自然权利与自由思想表示赞同。
自然权利是自然秩序赋予我们的权利，而自然自由作为一种经济自由，则是自然权利的一部分，为人们所享有。自然，是《国富论》中倡导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也是它的核心概念。但是，亚当·斯密将自由理解为完全自由，这是不对了，我们都知道，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里的自由也应该理解为相对自由，这也是今天在中国倡导发展的经济理念，当然，这是后话了。
其次，与自由秩序一致的理念还有平等观念。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始终把公平，平等，平等对待作为理想。他解释道:“两个性格极不相同的两个人，一个是哲学家，一个是医生，他们的差异，不是起因于天性，而是起因于习惯，风俗与教育。”他关于平等观的思想是超越了几个世纪，与当代所倡导的平等自由相呼应，我想这大概就是伟人的独特之处，他们永远快于时代的步伐，他们永远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老子曾经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一种放任无为的政治，最好的政府（统治者）应是一个无为的政府，老百姓知道他的存在就可以了。好政府是很少发号施令的，但又能“功成事遂”。
今天说的并不是老子，而是有经济学之父誉称的亚当﹒斯密，他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至少300年内，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实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
《国富论》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交换时的经济行为，认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是利己心，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人性的自然现象。茅于轼先生曾举《镜花园》里君子国里的故事加以说明人的利己行为，小说第十一回里描写了君子国里一名隶卒买物的情况：隶卒﹒﹒﹒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低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己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只听隶卒又说道：“老兄以高货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方为公道。试问哪个腹中无盘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谈了许久，卖货人执意不增。隶卒赌气，照数讨价，拿了一半货物。刚要举步，卖货人哪里肯依，只说“价多货少”拦住不放。路旁路过两老翁，作好作歹，从公评定，令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这才交易而去。
茅于轼先生讲完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两点思考。第一，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们常常地错误认为，如果关心别人的利益胜过自己的利益，争论就不会发生。而君子国里发生的事情，恰恰说明了把关心别人利益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同样会有争论。我们同样得不到一个和谐的社会。
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在现实的商业交换中，买方和卖方通过讨价还价，最终会达成协议。而在君子国这个人人为他的社会里，讨价还价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说不得不借助两个过路老翁来调解矛盾。这里包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道理：以自利为目的谈判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同意的均衡点。所以利己是可以达到一个和谐的社会，而利他则是一个纠纷不断的社会。从动态的变
化来看，它最终必定转变为“小人国”。因为君子国是最适合于专门利己﹑毫不顾人的“小人”们生长繁殖的环境。当君子们吵得不可开交时，“小人”跑来用使君子吃亏自己得利的办法解决了矛盾。长此以往，君子国将消失，被“小人”国替代。从这一点看，人是利己的生物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幸。
第二，只要是交换都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使自己活得更舒服体面，如果没有这点动机我们为何要交换？我们有过交换经验的人都知道，交换的双方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产生了交换，而君子国有了市场，而通过市场的交换却是“利他”行为，这种动机显然是矛盾的。
借用茅于轼先生有趣的例子，我们明白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础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双方才能有均衡点，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