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细细地品读完一本名著后，想必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心得，不能光会读哦，写一篇读后感吧。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的小编精心为您带来了《娱乐至死》读后感（优秀8篇），如果能帮助到您，小编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是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曾出版过20余部著作，包括《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等影响巨大的名作。《娱乐至死》发表于1985年，该书从一问世就立刻引起巨大反响。在这本书中，波兹曼深入剖析了以电视为主的新传媒对人们的思想、认知方法、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向的影响，表现了西方人文学者对社会一贯的睿智和忧虑，既发人深省，也让人对作者的深切人文关怀肃然起敬；不仅有诸多精当之处，而且表现出了作为一名学者应该持有的对社会有关发展状况予以批判性审视的自觉性。该书自2004年由章艳翻译出版后，在国内立刻引起热议，并获得2005年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该书的影响力十分巨大，为研究大众文化不可不读之书。
波兹曼提出的观点与当时社会文化的整体娱乐化趋势密切相关。
从社会思潮方面来看，传统的价值理念遭到了巨大的颠覆。以“节俭”、“勤奋”、“稳定”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规范逐渐被以享受和身体感官的满足为核心的享乐文化所取代。整个社会开始注重自我个性发展、“感性解放”，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催生了娱乐精神，西方大众传媒的娱乐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从文化背景上来看，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受到愈来愈多人的欢迎，追随商品交换法则的文化工业，让受众淹没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时尚化的消费行为以及肤浅化的审美情趣之中。
从传媒体制来看，美国主流传播媒体的运作方式都是商业化的，营运的根本目的在于赚取利润。而英国社会心理学家玛罗理沃伯认为，“越不用花脑筋、越刺激的内容，越容易为观众接受和欣赏，这几乎是收视行为的一项铁律。”因此，为获得收视率，赢得广告客户的青睐，媒体在内容选择、内容形态上有很明显的媚俗取宠倾向。
总的来说，西方社会在经历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动荡后，在八十年代终于再次安定了下来。但传统上重视节俭和勤奋、反对纵欲享乐的新教伦理已被倡导感性解放的自由运动冲击得七零八落。在一场轰轰烈烈的感性革命后，人们再也找不到不去享乐的理由。八十年代后美国社会开始转型，美国民众变得更加现实，更加浮躁，比起印刷机统治下提供的深奥信息，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电视时代提供的肤浅而有趣味的内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写作《娱乐至死》来批评电视媒介对于人整体生活方式和社会总体存在方式的负面影响。
波兹曼认为从古至今人类的交往媒介主要经历了三种形式，即从口语到铅字再到电视。每种媒介对于文化的精神中心和物质中心的形成都有着决定性影响。比如在铅字印刷出现以前的口语时代，作为生活经验浓缩的谚语和典故受到人们重视。久经世故的老人可以用它们作为调节争端的“法庭”判词。而在铅字印刷出现以后，人们更看重印刷出来的文字的权威，而不再是口头语言。口语不再被看作是可信赖的对象。从口语到铅字的媒介转换在波兹曼看来是一次巨大的智力进步，它使得话语变得更加严肃和理性。
但是，为了吸引观众，电视不得不追求节目的新鲜和刺激。时不
时地以各种奇闻轶事和娱乐噱头来控制观众注意力。电视看似给我们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战争、灾难、事故、政治、科技等无所不包。但这些信息却几乎没有多大价值。它的重要性似乎仅取决于电视播放的范围和速度，以及时为我们增添一道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些信息根本无须我们“理解”，只要“了解”就够了。我们只是在“看”电视，而不是“读”。用波兹曼的话说，在今天，“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们。”
不可否认，电视的娱乐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释放压力的渠道。没有哪一种节目能像娱乐节目一样，可以如此彻底地摒弃观众的各种差异，在不同阶层的观众面前实现如此平等的沟通；也没有哪一种节目可以为范围广大的观众提供轻松忘我的休憩环境，让观众在紧张的社会节奏下进发会心的微笑。正如波兹曼所说，“我们要反思和批判的并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一种“泛娱乐化”现象。”
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消解崇高、解构经典、恶搞历史、窥视明星。我们的政治、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大众传媒已经被影视剧、综艺节目、八卦新闻所充斥。“读图”时代确实给我们一道道视觉盛宴，而且其所具有短时间的视觉冲击力和震撼力是大部分文字所不能同日而语的，但是如此丰盛的享受到底又留下了多少有意义的东西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是在一味地看，一味地接受电子媒介传达的讯息，却忘了思考或来不及思考。如此过度的娱乐让我们失去自我，失去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游戏已经进行了很久， 如果还意识不到它的后果， 真是不可原谅。我们人类无法命令电子媒介时代倒退回印刷机时代，完全拒绝电子媒介是极端而愚蠢的。我们应该探索的是，怎样去利用这些媒介——用另一种方式， 继续我们的生活，拯救我们的文化。
庄子说“至乐无乐”。就连最倡导快乐之上的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也认为真正的欢乐在于内心的平和，而并不是感官的满足。不知我们在一次次短暂的、批发式的快感之中，是否离真正的快乐越来越远？成了只会娱乐却不懂快乐的动物？
在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更该认真思考“娱乐至死”这样一个命题。
常常听人说，现在从电视和网络上就能获取很多知识，事实确实如此。但正如书中所言，我们从这当中所获得的知识包含了太多的娱乐性。电视节目需要收视率，需要盈利，没有收视率，绝大部分的节目都办不下去。换言之，娱乐性是电视节目生存的必要手段。为了达到娱乐性，电视上呈现的节目效果，大多是剪辑后的成果。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我们从中获取的知识，看到的画面，是片面的，仅仅是碎片。比如对名著的翻拍，要做到完全尊重历史、还原作品，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认为，要获取实在、完整的知识，还是要多看书。就像公司这次“青年读书会”活动，就是要帮助青年开拓视野、实践历练、知行合一，不断提升综合素养。
在这里，我要引用上面徐友渔讲的那句话。这是他对这本书的评价，但也是在我们读书时该有的做法。我们要明白，放在我们面前的书，并不每本都是好书，其中肯定有残次品。尤其是读议论性强的作品时，尤其要保持清醒。因为往往作者说什么，我们就认为是什么，容易被作者带跑。
如何去甄别书的好坏，仁者见仁。只是在书的选择上，我倒是有这么几点建议：一是选择好的出版社。毕竟这些出版社，有口皆碑，出错率低；二是选择好的译者。这点适用于读古代作品和外国作品时，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看的都是译文，是第二手资料，是以译者的读后感为基准所形成的，谁知道译者期间杀死了多少个哈姆雷特，又创造了多少个哈姆雷特呢？换言之，还要学会比较，就是要看好几本不同版本的《堂吉诃德》，选择其中最好的译品；三是尽量多读史书，少看小说，各种小说。
而对于书本上学不到的，需要言传身教的，一个人生导师就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了。以前听故事，听成功人士讲他们的奋斗史，似乎都会提到一点：我遇到“贵人”了。尤其是公司最近举办了师带徒的拜师仪式，多位师徒结对成功，更让我觉得公司似乎就在创造一个为我们找到“贵人”的机遇。
一开始有先入之见，认为作者想表达的是一个现象问题。正如同在他那个时代当中电视广为普及，人们一方面惊讶于电视-这种科技扩宽了人们的视野，让知识更为普及化，一方面也觉察到其中稍有不妥。正如同当今的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但事实上看完整本书之后才发现并非如此。科技，就任何时候而言，不存在好坏，因为它仅仅是个工具。道德属性是人们发明创造的，正如同我们不能用人类道德去批判动物世界的好坏一样，以道德的好与坏来评价一件工具本身就很可笑。
当然言归正传，在我看来，作者实际上想表达的，其实是对知识的不尊重。大多数人通过电视（网络）轻而易举地接触到不同的知识。正因为如此轻而易举，故而产生懈怠，从而不认真对待。Postman在文中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如果一个人在做报告过程中三番两次不断中断，或是上个厕所，或是泡杯水诸如此类，听报告的人不仅会觉得莫名其妙，更会对这场报告的专业性产生质疑，从而不认真对待。电视便是如此。当然其还以传教和电视娱乐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在此姑且不表。由此看来，寓教于乐，前提是教，而非乐。学习本来就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或许在几千年前孔子已表述的非常明白: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在学习的基础上再进行思考，思考了再学习，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学习基本环节。且Postman进一步指出，娱乐化下的批量知识生产知识给予人们的是模式化的思维模式，限制了思维的多样性。不记得曾经在哪里看到过的一个例子，颇为相似。人的眼睛是一种很独特的器官，我们可以看的范围其实很广阔，但人们通常会将焦点放在自己关注的事物上，而忽略周遭。但值得注意的是，是人们自己决定焦点在哪，但电视（或诸如此类）却是替你决定焦点在哪。或许不是很恰当，但足以说明一二。
在本书的最后作者还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其一是让人们清楚地明白自己只是在看电视，但作者自己也承认这操作起来很难。另一个则是依靠学校教育。而在我看来，或许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学校应该教会学生尊重知识，认真对待学习，也该教会学生以何种态度对待娱乐。显然，以身作则的方式更为可取。
这本书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
书中勾画了美国官员、新闻记者、律师、教育家等各色人等的电视形象，说明图像给人类感官和思维带来的影响。又通过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电视竞选、教会布道、学校教育等案例，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娱乐使人不再思考。《娱乐至死》向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本书金句
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
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
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儿有用的信息。
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这也正说明了‘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第一部分的从字母、语言到印刷术到电报、摄影术到电视，即媒介逐渐走向娱乐化；再通过第二部分描写电视将娱乐渗透到新闻、宗教、政治、教育等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表达他的一个观点：娱乐的破坏力强大到可以毁灭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国家，能够毁灭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恶的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我也喜欢娱乐文化，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完全摒弃娱乐似乎是天方夜谭，但是我却也爱印刷媒介，相比于火爆的电子书、电子杂志，我更喜欢纸质书和纸质杂志，也就是波兹曼所说的铅字。
他在书中也摆出了一个事实：“印刷文字或者建立在印刷文字上的口头语言更具有某些内容：一种有语义的，可释义的具有逻辑命题的内容。”波兹曼在用赫胥黎的预言警告我们，娱乐正在改变我们的话语形式，攻击我们的文化。
我认为，对于每一种思想的新工具，有时是得大于失，有时候是失大于得。我们在或毁或誉时要十分小心，因为未来的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
“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湖南人被彻底娱乐了吗？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三天时间，读完了《娱乐至死》，说实话，里头有些话并不是很理解，但波兹曼传达的主要意思还是理出来了，那就是电视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娱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娱乐不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已经成了娱乐的一部分。我立刻想到了湖南卫视。“快乐中国，快乐湖南”，多么响亮的口号，娱乐堂而皇之成了主流，湖南人被彻底娱乐了吗？
湖南卫视主打着娱乐牌，狠狠地彻底地娱乐了湖南人，甚至全国人。湖南卫视的新闻节目屈指可数，而娱乐节目却数不胜数，“超级女声”、“快乐男声”、“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为了看这些节目，小孩可以停止正在做的作业，尽管明天可能被老师罚；老人可以戴上老花镜，尽管戴上去感觉并不那么舒服；男生可以停止正在激烈进行的网络游戏，尽管可能会被同伴念叨；女人可以停止正在敷的面膜，尽管皮肤可能变得更差……在这些娱乐节目面前，生活似乎都变得如此不重要，说得严重点，生活已经成了娱乐的附属，先娱乐一把再说。于是，我们被逗得捧腹大笑，至于为什么要笑，我们来不及思考，也无须思考。渐渐的，我们开始丧失一种本能，一种叫做思考的本能，我们只会说，电视会告诉我们的。
多么可怕，电视主宰了我们！这让我想起了在看《娱乐至死》时的一件趣事，眼睛盯着书本，而心里却在纠结要不要回去看《刑警2010》。当这个看电视的念头冒出来后，我已无法安心看书，多么讽刺，电视已经如此深刻地影响我了吗？包括我的心理和行为？我不想承认，可现实却是如此，我合上了书本，飞奔到宿舍看起了《刑警2010》。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我们才应该是媒介的主宰，何时媒介主宰我们了？也许，我们现在应该为主宰媒介而努力了，不然，我们真的会如波兹曼所说，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娱乐至死》这本书的封面就是一个大人牵着一个小孩的手，而大人的脑袋却被一个电视机所替代，很快我们就能从这本书的封面中解读到这个时代的趋势：媒介即信息。而作者也是从麦克卢汉的这一观点出发的，然而作者与麦克卢汉的观点也有不同，作者更加注重的是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大环境下，媒体，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正如作者所说的：每一种媒介的出现都是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公众的话语方式规范决定了华语的内容。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总是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娱乐真的能致人于死地吗？开篇的几行字成了读完这本书的动力，在看到奥威尔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和赫胥黎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我作为一个21世纪的人来说，更认同的是一场滑稽戏的言论。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很多种传播文化的媒介，从最早的口口相传到后来的报纸，电视和现在的电脑，如果作者知道有微博那一定也会写在书中。这种趋于大众的话题都日渐娱乐方式出现，使人们缺少了思考，谈何创造呢。在这个时代里似乎娱乐成为了一种生活状态甚至是生活目标。这 一点印证了作者的说法“其结果是我们成为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同时我觉得我们应该认识到，作者这种观点是基于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大环境提出的，运用到21世纪的中国似乎刚刚好。人们关心的不再是大会中提出了什么方针和政策，关心的是那些政治家们的花边新闻和八卦，对他们的办事能力毫不关心。大量的信息不予筛选的就在电视节目上播出，新闻和信息铺天盖地的向我们大众运来，只为了提高收视率，真正能让人有所思有所想的内容却一笔带过使其无人问津。作者在书中用一种真诚方式来谈论这个时代愤青的话题，同时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人能在那么早的时候对这种社会现象提出理论系统的研究是难能可贵的。
如作者所说的，这个时代已经不再以记忆力的好坏评论一个人的智商的高低，在印刷术发明并大规模普及以前，人类处于长久的口述文明之中，语言是主要的媒介，人们非常看重记忆力，由于没有书面文字，头脑必须成为流动的图书馆，文化的传承是靠口口相传交流和延续的；印刷术特别是印刷机普及后，人类由口述文明转化为书写文明，在由铅字组成的文化里，文字取代口述成为文化的重心，思想变得更富抽象性，语言、可解义、逻辑性成为内容的标准，思想的深度亦得以展现；摄影、电报、电视等电子媒介把人类带到一个电子化的世界，在这种由图像构成的语境里，事物均以直观的方式呈现，连贯性和逻辑性不再重要，“知道”比“理解”变得更加现实和迫切，事物的界限变得随意而可以分离，就像苏珊桑塔格说的“碎片式”世界一样，“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
一部分”。作者所担忧的是，电子和图像革命所产生的后果，由其作为媒介呈现出的世界在我们眼里不再新奇有陌生感，而是自然而然。人们会不自觉接受了新媒介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琐碎、语无伦次变得有意义和合情合理，严肃的公众话语将以娱乐的方式呈现，思考不再那么重要，什么都事不关己。
但是我想说的是在电子和网络发达的今天是作者没有想到的，电视像是得到应有的报应一样，网络里面微博论坛的出现是这种公媒操控人类思想的结束，私媒以他运用人数广和传播速度快的特点茁壮成长，人们开始对身边的事情发生了思考，去编辑新闻，在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可能的，然而现在每一个人只要愿意就可以成为一个记者，去发现身边的事情，去思考，去传播得到公众认识的便会成为一个话题引来更多人的思考。可是私媒也是一把双刃剑，也有很多人用游戏人生的态度去对待游戏新闻。
总之，这个时代使人变得需要运用在社会大环境下的常识去理解和判别信息。作者的担忧是必要的但不是必然的，而文化在未来可能会被束置高阁，从文化中会分离出来一种信息，不是真理也不是是非，而是新闻。所以文化不会成为滑稽戏，新闻才是滑稽戏。
颜值即正义！在这个看脸的时代，小鲜肉们、流量明显们可以没有演技、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只要颜值高，形象好，就能吸引大量的粉丝，获取巨额的收入。这表明现在的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形象的东西，已经很少去关注背后深层次的东西。微博、抖音、快手等碎片娱乐的出现，让我们能在碎片化时间里获取高强度的娱乐信息。而且这种娱乐信息并不需要我们投入思考就能让我们感受到快乐，就这样我们能集中注意力的时间越来越短，我们越来越不喜欢思考。以我自己为例，有段时间，我基本上每个十几分钟就会拿手机刷刷朋友圈，知乎什么，而且我的注意力也越来越难以长时间集中了，思考深度也开始降低了。
遇到需要思考的长文章，我很少能一口气用手机看完了，总是要不断切换好几个应用软件的界面后才能读完。这一却正如阿道司·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描述的一样，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为什么赫胥黎的预言正在逐渐变为现实？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给出了他的答案。
尼尔·波兹曼认为媒介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我们所注意。举一个例子，钟表被发明前，人类的时间观念是根据自然界中信息来理解时间，例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而钟表问世后，人类开始把时间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建立了时、分、秒的概念。就这样，我们从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的大自然的时间世界中走出，投入到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时间世界，于是我们变成了遵守时间、节约时间和拘役于时间的人。也许最初发明钟表的人只是想让我们更精确的认识时间，可是没想到的是人类慢慢的快变成时间的奴隶（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焦虑）。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语言文字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使得文字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印刷文字，或建立在印刷文字之上的口头语言，就变成了一种具有语义的、可释义的、有逻辑命题的内容。如果一个句子不能起到陈述事实、表达请求、提出问题、明确主张或做出解释的作用，那它就毫无意义，就只是一个语法的空壳。因此，在阅读印刷文字的过程，也是我们进行逻辑分析的过程。因此，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对于人来说就特别重要。所以在作者眼中，印刷时代的美国称之为“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
然而，随着摄影技术、电报以及电视的发明和发展，一个新的时代——娱乐业的时代——慢慢占据主导。形象慢慢的替代了语言。以电视为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形象，主持人、节目嘉宾的形象往往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信息的接受和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正是里根总统时代。里根是演员出身，经常说一些自相矛盾的观点（在书中作者列举了一条关于人们不再关注里根总统自相矛盾的观点的新闻来佐证），不符合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所以作者认为里根能当选总统跟娱乐业时代的到来有很大的关系，作者甚至打趣道，如果第二十七任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1908年当选）生活在娱乐业时代，那么他的300多斤的体重一定不会让他当选总统，哪怕他再才华横溢。其次，电视无法展现出思考的过程，思考往往是一个无声的、反复斟酌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还很枯燥。而这种枯燥只会使得人们拿起手中的遥控器换台，所以电视节目制作人为了吸引观众，提供市场占有率，会尽可能的让节目有戏剧冲突，能取悦观众，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就连广告也是精心制作来取悦观众的。再次，电视每个节目都有时间限制，没有充足的时间呈现详细的信息。并且，新旧信息交替很快，时刻有新的信息出现。以新闻类节目为例，前一秒还在播报某个自然灾害，后一秒则换成了某个庆典新闻。所以人们都来不及去思考某条新闻就被另一条新闻所吸引。所以，在娱乐时代，几乎所有的信息都是以娱乐的形式展现出来。
如今，我们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信息已是爆炸性增长。每个信息、每个自媒体、应用软件都想抓住我们的眼球。信息以娱乐的形式呈现变得更加厉害，一直被诟病的“震惊体”标题吗？那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而微博、短视频的出现，使得每一个愉悦刺激在随手可得的情况下，变得更加短暂，只有短短的几十秒。这更加减少了我们的思考。
面对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作者坦言他也没有好的应对措施，在书的结尾处，作者悲观的写道：
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但我们应该怎样培养这种媒介意识呢？我脑子里只有两个答案：一个纯属无稽之谈，我们马上可以否决掉；另一个成功的希望渺茫，但这是我们仅有的办法。那个已遭否决的答案是要创作一种新型的电视节目，其目的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看电视，向人们展示电视怎样重新定义和改变我们对新闻、政治辩论和宗教思想等方面的看法，而不是让人们停止看电视。作者：晚风吻尽荷花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