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车之鉴成语意思【优秀5篇】》由精心整编，希望在【前车之鉴】的写作上带给您相应的帮助与启发。
【关键词】 美国；远程教育
一
1998年的一天，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麦耶·费尔德伯格接到一个老朋友麦克·米尔肯的电话。米尔肯在华尔街向以长袖善舞闻名，从炒卖垃圾债券到收买倒闭公司，无所不能。最近由于违反证券法坐了22个月的牢，刚从联邦监狱里出来。米尔肯对费尔德伯格院长说，他们共同的朋友安德鲁·罗森费尔德，一位名律师兼芝加哥大学董事，正在组建一家专事远程教育的网络公司。假如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愿意加盟的话，哥大教授就能将他们教授的远程在线课程放在他们公司的网站出售，授课教授将从选修他们课程的学生所缴纳的学费中获得丰厚的报酬。
这看来像是一笔双赢的交易。假如哥伦比亚大学愿意加盟，那么罗森费尔德的网络公司立刻就从哥大的学术声望中得到用金钱难以衡量的信用保证。而且他们还能利用哥大的名声来吸引其他名牌大学加盟。费尔德伯格院长也有他的考虑。他认为，哥大教授的学识与才能至今仍被死死地限制在学校的高楼深院，而网络的发展为哥大走向世界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既然学校暂时不可能投入巨款来进行多媒体远程教学的试验，那么利用网络公司来发展自己的远程教学又何乐而不为呢？
费尔德伯格院长成功地说服了当时的校领导。几个月以后，哥大商学院与这个网络公司（UNext）签下一份合同，哥大教授以学校名义在网络教课，哥大根据注册学生的人数从网络公司收取版税；五年以后网络公司付给哥大的版税总数将不少于两千万美元。
不出米尔肯和罗森费尔德所料，哥大的加盟立刻引起连锁效应。不久，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等名牌大学也纷纷效仿，在网络公司UNext的旗下组成卡丁大学（Cardean University），专门提供网上商学教育。
几乎同时，哥伦比亚大学又宣布投资两千万美元，建立盈利性的远程教育公司，并说服剑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芝加哥大学、大英博物馆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大学与学术文化机构加盟。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既然远程教育或网上课程方兴未艾，那么光是冲着名牌大学和顶尖文化机构的光环，21世纪求知若渴的消费大众也会毫不犹豫地打开钱包，狂购任何打上常青藤商标的知识产品。
然而，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这些在哥大背后趋之若鹜的文化“大款”们还没有来得及庆祝他们的成功，90年代末网络经济的泡沫就开始一一破灭了。2002年卡丁大学除了一个漂亮的网页而外，简直没有任何实绩可以向它的投资者们交账。网络公司UNext只得在裁员50%的同时，低三下四地请求所有加盟的大学和机构“修改”当初许诺两千万美元回报的那份合同。2001年，哥大为这桩“新生事物”总共投入1490万美元，但当年所有的进帐不过70万美元，连零头都没有捞回来。这样的蚀本买卖当然难以为继。2003年初，哥大宣布抽回资金，这项商学结合的代价昂贵的实验亦黯然收场。
其实，在20世纪末这场dot-com和网络教育的狂潮中蒙羞的远不止哥大一家。2002年，美国高校在上世纪末建立的网络远程教育机构几乎全军覆没：杜克大学的网络合作伙伴Pensare倒了；纽约大学在线（NYU On-line）倒了；马里兰大学在线倒了；宾大华顿商学院的网络合作伙伴Caliber宣告破产；哈佛大学、北卡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的网络合作伙伴University Access改名换姓并宣布退出高等教育；天普大学建立的盈利性远程教育公司还没来得及开课就被校方一脚蹬了；只有康乃尔大学的远程教育中心还在苟延残喘（Kirp, 2003）。
还有更让人下不了台的例子。西部州长大学（Western Governor`s University）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筹办最久、名气最大的号称网上大学中的旗舰。2001年声势浩大的开张可谓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可是，预计首期招生五千名，结果只收了十名学生；所有投石问路的人全加上也才75人。该校的营销部主任不无尴尬地解释说：“这说明我们的学生对于大学的选择十分慎重。” 《数码文凭工厂》的作者大卫·诺贝尔讥讽道：“当然喽，这种必输无疑的赌注，慎重的学生们怎能看不出来？”
这种决策的失误，看似当局者一时的迷思，其根源却不简单。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Bok, 2003）说过，今天的大学必须掌握现代社会进步所必不可少的三件法宝：专业知识、训练有素的人才以及科学发明。一所大学所拥有专业知识的质和量是以它所开设的专业科目来衡量的；大学人才的质量往往由明星教授的多寡来决定；而大学的科研产出能力则以日积月累的方式奠定它在社会上的地位。但是，大学的这三件法宝，每一件都是用钱买来的啊！热衷于远程教育的当局者不就是想借现代科技的东风为学校搞几个钱吗？但是，凡事有其规律，教育亦不例外。当局者之迷思，说到底起源于一个基本概念的混淆。教育者，教书育人也。那就是为什么大学要花那么多钱装点校园、张扬学术、延聘大师：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学生创造一个学术氛围和成长环境，使他们能够在汲取知识的同时，亦能在文化趣味、社会交往和领导能力等各个方面都得到相应的培养和熏陶。远程教育虽至今仍然顶着“教育”的大盖帽招摇过市，但其功能只能是教而不育。比如说，你想通过远程教育课程学习一门计算机语言，那么网上大学实在是经济实惠的选择。但是，技能的训练与人的全面发展毕竟是两回事，虽然二者都和“教”字沾边。
二
说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美国大学已经不是第一次落入远程教育的陷阱，而且上一次的落难与这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诺贝尔（Noble, 2001）在《数码文凭工厂》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述。
早在19世纪80年代，托马斯·福斯特（Thomas J. Foster）就在宾夕法尼亚州建立了一所私立的、营利性的函授学校，提供矿业 www.fa55.net 、制图和钢铁生产方面的职业培训。以这所学校出乎意料的成功为基础，福斯特又在1892年建立了当时号称教育产业中最大、最成功的国际函授学校。至1926年，美国已经拥有300多所函授学校，产业总收入超过7000万美元，相当于当时所有大学收入总和的一倍半，函授学生总数是所有正规大学生和研究生总数的四倍。面对这样的局势，正规大学有点坐不住了。20世纪初，芝加哥大学的首任校长威廉·瑞恩内·哈泼（William Rainey Harper）率先成立函授部，抢滩函授教育市场，威斯康星、内布拉斯加、明尼苏达、加利福尼亚等州立大学紧随其后，大有与私立营利性的函授学校决一雌雄的架式。
可是，正规大学虽然大张旗鼓地占领函授教育市场，他们似乎在内心深处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于是，他们便挖空心思地寻找他们与街坊里弄的函授学校之区别所在。他们悲天悯人地说，正规大学之所以需要站出来与私立营利性的函授学校竞争，实在是不愿让营利性的函授学校以低劣的教学质量和高昂的收费标准来误人子弟。唯有一流大学才能提供一流的课程，而且几乎所有的大学函授广告都许诺由他们的大牌教授来承担函授课程。
哥伦比亚大学直到1919年才进入函授教育市场，但他们后来居上，短短几年内就和芝加哥大学平分秋色，成为正规大学函授教育领域的领军之校。哥大函授的营销战略说不定能让今天麦迪逊大道上最负盛名的广告公司汗颜。他们的广告主题是：“学习的能力有多大，挣钱的能力就有多大”；“将闲暇变成现钱”；“谁能掌握你的未来？”；“谁说你不能活到老、学到老？”等等。结果，在1920年，哥大函授仅有156名学生，到1926年哥大函授学生已经达到5000，而且这个数字仅化三年就又翻了一倍。哥大函授学生来自美国所有的州以及世界上50个国家。如此辉煌成就的秘诀，除了强大的广告攻势而外，就是开门办学！哥大起初还对函授学生的学历有所要求，后来索性敞开大门，买了门票就能进！
有趣的是，在这里函授教育与麦当劳快餐居然有所不同、亦有所同。不同在于，生产汉堡的程序可以标准化，但传授知识的过程却实在难以进入流水作业。相同之处在于，正如一流厨师不会应聘到麦当劳掌勺，一流教授亦不屑于将他们皓首穷经得来的学问放到函授学校去廉价销售。结果是，正规大学所许诺的正规教学在函授班里几乎无一能够兑现。
在函授教育沦为一般商业行为的同时，教书育人的崇高理念便自然而然地退居幕后；代之而起的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这样的最基本的商业原则。当时教学材料的发送是通过美国邮政而不是电脑网络，因此学校为了维持函授部的运转不得不雇佣人员处理邮件，批改考卷，所付工资待遇之低，颇有那个时代“血汗工厂”的味道。至于担任教学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尚未进入学术殿堂的准学术人员或高年级学生。仅有的一些担任函授课程的教授，大多也是为了打点零工、挣点外快补贴家用；再就是在学术上难以进步、索性“弃学经商”、被诺贝尔称为“学术跛鸭”的那批人。
函授教育落魄至此，当然难以为继。1928年，在公众对函授教育质量的一片质疑声中，卡内基基金会请当时教育界的重量级人物亚伯拉罕·佛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出山，主持对函授大学的调查。佛莱克斯纳在此之前刚刚完成对美国医学教育的调查研究，以他名字命名的报告严厉地揭露和批评了美国高等医学教育中的种种弊端，并直接导致了医学院教育的重大改革。佛莱克斯纳将调查的重点放在芝加哥和哥伦比亚两所大学。在他看来，这两所大学在函授教育方面的所作所为“完全抛弃了对于大学来说最独特、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即对社会正义无私的追求和对未知世界的创造性的探索；代之而起的是他们对这个社会暂时、虚幻和眼前的利益和要求毫无顾忌的、过分的迎合。” 佛莱克斯纳指出，这些大学已经毫无必要地将自己廉价化、粗俗化、机械化， 将自己降低到贩卖带专利药品的小贩的水平。他说，“作为教育机构无需向政府纳税，却做起生意来了；它把教育当商品出售，像唯利是图的商人那样玩起了商业游戏。”这一番毫不留情的痛斥将哥大的白特勒校长羞得无地自容。他连忙下令撤掉函授广告。此后哥大的函授学校又苟延残喘了几年， 终于在1937年关门。
三
历史的录像回放到此，案例的寓意开始呈现。
首先，从90多年前的函授大学到今天的网上大学，案例的主人公们似乎都带着一种使命感进入角色。他们面对的是同一类敌人，那就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远程教育公司。这些学校既没有自成一体的教育原则，也没有声名显赫的教授学者，有的只是健全的商业头脑和灵活的市场战略。在正规大学远程教育的领袖们看来，既然社会对远程教育有需求，那么，与其让这些唯利是图的商人来误人子弟，还不如由正规大学的“正牌货”来占领市场，使求知若渴的大众免受学术“赝品”之害。芝加哥大学函授部主任哈维·马洛里（Harvey F. Mallory）曾痛心疾首地指责正规大学对成人教育的态度：这些大学“居然袖手旁观，将成人教育这一大片领域任由商业学校以至职业骗子们去占领开发。”而由他主持的函授教育部则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这所大学所代表的崇高传统和使命。无独有偶，哥伦比亚大学资助的远程教育公司的总裁安·科什纳（Ann Kirschner）面对90年代末的网络教育狂潮，一种崇高的使命感亦油然而生：“我们难道还有其他选择吗？难道我们要将‘远程教育’的空间让给像微软那样的公司去操办？”
函授大学与网上大学的倡导者们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可谓不真诚。随着现代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以及社会分工的日渐细致，成人的教育和再教育问题不可回避。成人学生与传统的适龄大学生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需要灵活的学习时间、地点以及更加主动的教学方式。所以，函授与网络教育实在是应当时社会的需求应运而生，而且几乎所有远程教育的项目设计都围绕成人的特点下功夫。函授与网络虽然传播方式不同，但他们的卖点都是让学生足不出户就能接受课堂教学。
可惜的是，正规以致名牌大学加入远程教育竞争，其良好的愿望似乎并没通过良好的结果得到验证，而目的的高尚也不能保证达到目的的手段也同样高尚。由于函授大学和网上大学的崛起都是以商业性的远程教育公司作为假想敌，因而他们时隔半个多世纪却在竞争策略的选择上不约而同地打出“正规优势”或“名牌优势”这张牌。从商业竞争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营销策略无可指责，因为正规大学的这个优势正是商业公司的弱点所在。然而，教育与其他任何行业的操作一样，都涉及内容与形式的协调或统一这样一个非常“哲学”的问题。在这里，真正的行业优势也许并不在正规大学这一边。
试想，商业操作讲究效益，注重实效。他们针对成人特点提供服务，为他们讲授最新技术、更新知识结构、提高工作能力、调整专业方向，并能根据就业市场的需求随时改变培训项目。套用战争术语，这是一支教育市场上的“游击队”。相比之下，正规大学就象一支正规部队，希望以自己正规的教学方案和正牌的学术队伍来压倒“小米加步枪”的游击队伍。但是，玩商业游戏，大学显然不是公司的对手，于是在碰撞几个回合之后，正规部队开始沉不住气了。他们一方面加大广告宣传的力度，企图广开生源；同时又想出奇制胜，利用商业公司难以插手的非应用性科目来提高成人教育的声誉和级别。芝加哥大学的哈泼校长亲自为函授班讲课，哥伦比亚大学的网上教育课程推出大英博物馆和剑桥大学的学术明星，走的都是同一步棋。但是，半个多世纪前哈泼校长的课没有留住趁兴而来、败兴而去的学生；今天哥大网站上的明星教授们运道更差：他们几乎门可罗雀。显而易见，来自正规大学的远程教育课程虽然内容比之商业公司要高出若干个档次，但高尚内容与其载体或传播的形式却似乎怎么也配不上套。
从函授大学到网上大学，时间跨度近百年，但两路英雄居然所见略同，那就是，他们都相信教育或教学可以而且必须自动化。换言之，教育在他们看来与商业等同，而每一门课程就像商品。教授在设计完一门课程之后，可以将图纸交给函授部或网上大学的程序员，由他们来进行商业包装、广告宣传、价格制定并投入成批生产。学生注册付款就像工厂收到订单，函授大学或网上大学的管理人员只需按下电钮就能最后发货。在这个流程中，正规大学要比商业公司更容易过高估计自己所提供的商品的价值或价格，因为他们总认为守着一批学术大师就奇货可居。
遗憾的是，函授和网络大学的热心倡导者们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教育或教学从本质上说都是一种劳力密集型的、以手工操作为主并包含大量情感投资的工作程序。一门课程也许可以通过包装来吸引学生，特别是由知名学者或行内大家主持讲授的课程，更具商业上的那种名牌效应。但是，教育产品自动化的难点在于其传输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不仅需要教授与学生双方的共同参与和双向交流，而且要求教学双方在个人的层次上产生一种情感的默契。这后一点说起来有点玄乎，但相信有过大学经验的人对于这种师生关系及其对学习过程的影响都不会感到陌生。离开大学多少年以后，你也许已经不再记得选过什么课程或背过哪一个公式，但你绝对不会忘记那个对你的思想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老师。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函授和电脑传授知识，就像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中的流水线作业，满腹经纶的教授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无异于那个在规定时间内必须拧完规定数量螺帽的工人。他“组装”的课程一旦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卖，课程的“创造者”和“消费者”之间就不再产生任何直接的关系。难怪正规大学的远程教育项目都得不到教授的认可。当年芝加哥大学的函授广告许诺名教授任课，连校长也不得不降尊纡贵、亲自授课，但教授们就是不买这个账，教授会连函授课程的学分都拒绝承认。哥大教授会一再质疑校方对的投资，最后成功地阻止了校方往这个无底黑洞里继续丢钱。
当然，公正评价美国远程教育，目前为时尚早。但从另一方面看，许多对于当事人来说错综复杂的事情，对于旁观者仅仅是常识问题。在这里，最有常识的大奖应当颁给拒不合作的教授们：不管校方如何努力，正规大学的函授和网上教育都没有得到过授予正式学位的权利，而后者的决定权是在教授手中。
（注：本文为史秋衡主持的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网络教育时代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结构的战略调整及传统高校的应对策略》课题的成果之一，课题编号2001-0202-01。）
[参考文献]
[1] 林丽，顾永波。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中国网络教育辨析[J]. 开放教育研究，2003，（5）
[2] 朱雪文。 美国远程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态势分析[J]. 中国远程教育，2002，（3）
每个人的人生未必都一帆风顺，每个人的人生也未必不走弯路。而我们要说的、要做的只是尽量少些弯路。诚然，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我们要避免重蹈覆辙，不让自己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更重要的是不重蹈别人的覆辙。从别人的志愿填报经历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些让自己不后悔的志愿方略。
我是一名理科生，就读的高中也是省级重点高中，当年高考成绩在学校女生中排第一。这就是我的高考“天堂”，而之后的报考就是我的“地狱”。父母是老师，姨父是我所在学校的教务主任，在别人眼里我是很幸福的。当别人都不知道如何填报志愿时，姨父和父母却可以成为我的指路明灯。姨父根据我的估分，建议我报考当时非常热门的长安大学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父母为了稳妥，还专门请志愿填报老师帮忙把脉。老师并不赞同姨父的观点，认为女孩子学这个专业会很吃力，即使就业不发愁，女孩子的体力也无法承受大量的专业工作。综合评价后，老师建议报考财经类专业，并且以我的成绩，可以报考一所较有名气的财经类院校。但是，在姨父的再三建议下，父母和我按照姨父的意思报考并被录取。
进入大学后志愿老师的话得到了验证。通过大学四年，我清楚地认识到，本来身体就不是很强壮的我，无法在这个岗位上长久干下去。和父母商量后，我租了一间很小的房子开始复习考研，一年后我以高出当年分数线40分的成绩得以参加复试。面试后导师拒绝录取我，因为我本科所学的专业与考研所选择的新闻传播类专业跨度太大。就这样，一年里因为备战考研，我得了严重的胃病，最终还没有被录取，心情糟透了。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康复，但我还是坚持找工作。
不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找工作，名校的毕业证也就大打折扣。由于文笔好，我第一次是在一家小公司做文员，不久之后就开始了不断地跳槽，换了三个城市和若干个职业后，终于找到了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做老师，所教专业与自己的本科专业还有相近之处，待遇也算可以，这时内心才稍稍平静下来。
可是好景不长，我们学校因为各种原因招生人数逐年减少，危机感又重上心头。某天偶然碰到了之前给我建议的志愿填报老师，老师关心地询问我的近况，我一五一十地说出了自己几年来的各种“状况”。老师为我惋惜的同时，建议我在与本科专业相关的领域发展，比如搞工程预算等。可以兼修会计学或者工程造价专业，拿到文凭，在路桥公司会有很大上升空间。一语点醒梦中人，这次我接受了老师的建议。三年后我拿到工程造价和会计学专业的本科双学位。同时，经过自己的努力，我也在这家路桥公司坐到了财务总监的位子。
旁白：小董在填报志愿时，没有综合把握自身情况，已经为以后的道路埋下了隐患。她的姨父在不完全精通志愿填报的情况下，执意建议小董报考完全不理想的院校和专业。现实中这样的老师还不少见。这就要求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自己要主动了解信息，综合判定他人给出的意见。只有主见和意见相结合才会得出相对全面、稳妥的报考方案。
从上高中的第一天起，我就打定了去北京上大学的主意。第一年高考606分，不听劝阻执意报考北京某高校，然后落榜，再然后复读。第二年比第一年多3分，但一本线涨了10分。报考时依然非北京不选。不过这次还好，被中国农业大学市场营销专业录取了。那时的我，在我们村里也算是个风云人物了。表弟那年也考上大学了，但他是普通院校，而我，重点大学。当时的自豪感，似乎从骨子里溢出来。
踏进名校众多的北京，一切变化和转折让我措手不及。中学时英语还有优势的我，却在大学同学面前屡屡“搞笑”，这才发现自己学的就是应试英语、哑巴英语。专业课很轻松，每天无所事事，我开始和同学一起进网吧、泡歌厅、谈恋爱。总之，大学生们干过的事情，我都一个不落。四年很快就过去了，找工作时才发现自己不知道应该找什么样的工作。
经历几次失败的求职后，为了能够在北京待下去，我只有委屈自己一边从事家教，一边发传单。四年没有好好学习，中学的知识基本上都“还”给老师了，家教也没做太长时间。刚开始我还和几个同学租住在单元楼里，后来就一步步向“地下”发展。那时候自己就是典型的蚁族。那几年在北京很艰难，我不想让家人知道，因为当年被我不齿的表弟，已经把自己的网络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了。
毕业三年，我不停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游走，工作不停地换，住处不停地换。每天的主题就是找工作、租房子，为基本的生计奔跑。我也想学习一门技术或者再充充电，但是，这都要有“本钱”。本来不善交际的我，混得不好，自然不好意思去求助于同学，更不可能向父母张嘴。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在想：当年成绩比表弟高30分，要是和表弟一样，听从老师建议报考名校的工科专业，不仅不会复读，现在也不至于沦落到如此地步。北京是好，但是我不好！自己的选择，又能够怨谁呢？
旁白：江北的报考一方面输在心态上，一方面输在对自己的人生没有合理的规划上。报考时，仅仅将地域这一个点作为志愿填报的出发点，显然是不够的。志愿填报的信息量很大，考虑的因素很多。只有把多个点交集之后得出的结论才会更加合理，对自己的长远发展才会有利。
我是抱着要出国留学的愿望填报志愿的，最想学习经济学或者金融学。从一开始就打算留学，所以我坚决不学外语专业。我和妈妈一起去请教志愿填报老师，老师根据我的成绩和出国愿望，建议报考湖南大学。一是湖大属于“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国外很多高校都承认湖大学分。二是我的成绩与湖大往年录取分数接近。三是湖大经济学专业还是比较有优势的。我们当时觉得老师的建议比较中肯，但我更看好某财经大学。老师觉得被录取问题不大，但只能保证学校，专业无法兼顾。交志愿表的时候，我还是放弃了财大，因为我觉得财大比湖大名气更大。后来，我仅以2分的优势被调剂录取到财大商务英语专业。
录取结束后，看到湖大的信息，我和妈妈很惊讶，我的成绩完全能够被湖大经济学专业录取。真是天公弄人，最后竟然是自己最不愿意学的专业！
报到后，我第一时间询问转专业事宜，被告知的结果是，转专业的可能性不大。兼修双学位，一是很辛苦，二是即使修满学分，最后也只是颁发学校的文凭，应聘、考研、出国时基本上不起决定性作用。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和妈妈交流，最后只能等毕业后再考虑出国。
毕业后出国留学对我而言还是很容易的，毕竟我的家庭条件还不错。最后我申请了澳大利亚一所高校。如今远在大洋彼岸的我，时常想，当年如果不贪图名校，采纳老师的建议，报考湖大经济学专业，怎么会绕如此大的弯路呢？
旁白：佳佳的错误是报考愿望和报考技巧的错位。在老师已经准确分析的基础上，还犯下不该犯的错误，实在是不应该。志愿填报中绝对不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在“院校和专业孰轻孰重”的调查中，大学生普遍认为专业比院校重要，而高考考生和家长普遍认为院校比专业重要。这个结果寓意深刻。报考时，被名校的光环“迷惑”，不对专业负责，是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在大学学习不喜欢或不适合的专业，毕业时不在与专业对口的行业就业，就注定要走一段弯路或错位发展。小董就是在走了弯路之后，及时调整，事业发展较好，而很多同学就没有她这样的幸运和机遇，如江北等。
2.专业和院校孰轻孰重，是志愿填报的重点和难点，考生和家长只有在掌握多方信息的基础上对二者有所取舍。到底该如何取舍？没有统一的答案。如果考生对自己有全面的认识，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方向，那么一定要优先选择专业，同时以相应的技巧填报，如以所要报考专业往年的录取分数作为依据来定位院校志愿。如果没有明确规划，那考生可以以自身优势学科确立升学目标。如，物理学得好可以选择电气类、机械类、电子信息类专业等。化学学得好，可以选择化工与制药类、材料类、医学类等专业。但是女生在选择工科专业时，除了要避免因身体而限制报考的专业外，还应对未来的就业有所考量。
3.“曲线救国”在升学中，基本行不通。报考时，很多同学为了名校，执意报考，虽然以较低的分数被录取，但是胜利的喜悦会在入学后荡然无存。虽说很多高校都有转专业政策，但其门槛极高，只有极少数的学生能够如愿。还有考生会想在大学通过考研达到转专业的目的。看到小董的经历，无须多言大家也明白。在现实中，有些专业是需要不断深造的，比如航空航天类专业和大多数的工科专业。而很多专业则不一定必须考研，它们更注重实战能力和从业证书。如会计学专业，有从业经验，***或注册***，那绝对比会计学研究生文凭更具价值。法学专业，如果想成为一名律师，有律师资格证和经典的办案案例，也同样比高文凭的含金量大。江北同学没有考研，也考不了“研”的原因，在于他学习的专业成为考研的瓶颈，不适合考研，也没法考研。
与其说新三板扩容，不如说第三家全国易所组建。对于组建第三家交易所，笔者呼吁已久，这是对沪深交易所垄断的打破。资本市场本身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垄断不能带来繁荣。从交易所环节打破垄断，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打破大一统模式，实现来自竞争的规范和繁荣。
但是回首创业板的悲剧，又不免忧心忡忡。三年前，创业板打着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旗号，在万众瞩目中盛装登场。然而，事实证明，创业板背叛了中小企业，创业板播下“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同样是肩负为中小企业服务的神圣使命的新三板，是否会重演创业板公平和效率的缺失？创业板的悲剧证明，良好的愿望不一定能带来良好的效果。创业板之所以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悲剧，归根到底是制度设计不当导致。虽然新三板扩容试点园区已经尘埃落定，但与新三板相关的很多具体制度尚未公布，比如挂牌制度、交易制度，而这些具体的制度设计才是决定新三板成败的关键。为避免重蹈创业板覆辙，新三板必须在转变指导思想的同时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
新三板与地方OTC市场
“条块”结合
多层次资本市场就像一个教育体系，主板是大学，创业板是中学，场外交易市场就好比小学。小学、中学、大学共同构成资本市场金字塔结构，场外市场是“塔基”，创业板是“塔中”，主板则高居“塔尖”。我国是在小学“基础教育”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先建立了大学和中学。新三板扩容正是弥补“基础教育”缺失的重要举措。
笔者认为，我国场外交易市场应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在“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代办股份报价转让系统”基础上建立的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新三板市场，笔者称其为“条条”市场；二是以省份或大区为单位建立的地方OTC市场，笔者称其为“块块”市场；“条块”结合，形成我国完整的场外市场体系。
目前，在中关村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公司均为“非上市非公众公司”，股东人数不能超过200人。而《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打破了这个股东人数限制，为股东人数超过200的“非上市公众公司”在新三板市场挂牌交易提供了法律依据。在《管理办法》的基础上，笔者主张，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应该有一个明确分工：今后200人以上的“非上市公众公司”，一律放在“条条”系统挂牌；“块块”系统则负责接纳200人以下的“非上市非公众公司”。
应突破试点，全面铺开
首批新三板扩容试点仅上海、武汉、天津三家幸运儿，不少园区希望落空，只能寄希望于下一次扩容。笔者认为，为保证地区间和行业间的公平，同时避免出现“僧多粥少”、“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新三板的扩容应该尽快全面铺开。全面铺开要实现两个突破，一是要突破地理界限。先在少数几个开发区搞试点是可以的，但是新三板不应局限在几个开发区，让少数城市享受特权。资本市场是一个开放的市场，新三板应该尽快向全国高新科技园区开放。二是要突破行业界限。新三板不应局限于为本身概念上就很难界定清晰的高科技企业服务，凡是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符合条件都可以在新三板挂牌。
新三板应打破审批，
引入备案制
推进新三板建设不存在任何技术上的障碍，核心是监管层指导思想的转变。监管层绝不能再基于“父爱主义”处处播撒“行政关怀”，而是要拿出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壮士断臂的决心，破除“恋权”情节，与主板、创业板行政审批之风来一个彻底的切割。证监会只要解放了自己，就能解放整个中国股市。而对待新三板，证监会自我解放的关键就是放弃审批，实行备案制。
创业板的核准制实际上是变相的审批，因为证监会和发审委搞的是实质性审查，代替投资者做价值判断。新三板应该恢复核准制本来的面目，借鉴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的经验，实行程序性审查，也就是备案制。在备案制下，监管部门只对备案文件进行形式审查，而不资者“选美”。
交易所应采用公司制
公司制交易所是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世界上很多大型交易所已由会员制改为公司制，无论是纽交所还是港交所。新三板应摆脱当前股票交易所不像政府机构、不像事业单位、不像会员制法人实体的“三不像”属性，顺应世界趋势采用公司制。
但是如果交易所的出资人都是证监会内部的几个单位，出资人在证监会内部“死循环”就不可能形成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这是令人忧虑的。笔者建议，新三板交易所的组建要广泛吸收证监会外部的股份，形成一个有效的制衡机制和科学决策机制，还公司制本来的面目。这样既符合国际发展的潮流，又能为今后中国交易所的改革和创新积累经验。
新三板应建立合理转板机制
醉酒驾驶机动车
1月26日3时许，王某东醉酒后无证驾驶一闽E5XXX1号小型普通客车沿丹霞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驶，于路右机动车道至丹霞路“天下美食街”路口时，在其行驶方向路右快速机动车道内其车头部位碰撞了前方行走的行人叶某和方某，造成叶某和方某当场死亡。
事故发生后，福建省芗城交警对现场进行详细的勘查，并对事故当事人的血液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王某东的血液中的乙醇含量为263.50mg/100ml。
法律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之规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并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典型案例2】
未注意避让行人保持安全车距
2月3日5时7分，徐某驾驶闽ELXXX7号小型普通客车沿丹霞路由南往北行驶至丹霞路诗浦市场路段，在避让其车前方由路右向路左通行的行人时，其所驾驶的闽ELXXX7号小型普通客车冲撞路左侧花台后碰撞站立于其行驶方向前方路左侧的行人郑某，驾驶员徐某未立即抢救伤员及报警，弃车逃离现场，造成郑某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要保持安全车速，要按操作规范安全行驶；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
【典型案例3】
长途驾车“疲劳驾驶”
3月13日4时许，在国道福昆线338km+450m（龙海市九龙岭路段），一部大型卧铺客车与一部重型半挂牵引车对向碰撞，造成大型卧铺客车驾驶员死亡、大型卧铺客车车上两个乘客受伤及两车局部损坏的交通事故。
案件发生后，福建省龙海交警大队迅速成立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侦查，根据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员、大型普通客车另一驾驶员、部分乘客及大型普通客车上的监控资料等资料，专案组初步确定肇事的大型普通客车驾驶员柯某在发生事故前持续驾驶营运车辆。在长达5个半小时的驾驶途中，柯某只是在中途加油的时间休息了6分钟，明显少于法律规定的持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至少要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的规定。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二条第七款 ：“驾驶机动车不得有下列行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
【典型案例4】
货运车辆“超载危险”
1月15日，一名货车司机因严重超载，导致刹车迟钝，撞伤一名骑车人。日前经当地检察机关批准，这名司机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依法逮捕。
在这堂语文课中，我知道座右铭是什么。许多同学也都有了自己的座右铭，我好羡慕哦，所以，我也努力地在名言警句中找出了一句属于我的座右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前面那辆车子在这个地方出了事故，那么现在这辆车子就不要再重复前面那辆车子的悲惨情景了。这句话的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意思差不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意思是：以前的事情不管做错做对，都可以当作后事鲜明的例子，就像一位老师一样。
记得在一次英语考试前，回家后没有好好复习，妈妈反复催促我，让我快点复习。我偏偏不听，妈妈见我还是听不进去，就说：“艺敏啊，当家长的好不让自己的孩子抓紧时间复习吗？明天就要考试了，你如果不复习的话，你说你考得好吗？再说，你的同学有考试前不复习的吗？”我仍然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第二天考试时，有一道题目，我想了半天，就是想不出个屁来。哎，都怪我昨天晚上没有好好复习啊！
通过这次严格的教育，吸取那次考试前我不复习的教训之后，这句座右铭的对我的意义更大了：以前你在这里跌倒了，不要放弃，下一次你就不会在再这里跌倒了，而是会十分顺利地走过这里。这就是“前车之覆，后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