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一生喜欢对联，1932年夏，他为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题出了一道以“孙行者”为上联的对联题，一时舆论大哗。
1925年，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道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一次，在研究院的学生聚会上，陈寅恪作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康有为有“南海圣人”之称，是梁启超的老师，各位学生不就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吗？而王国维是溥仪的老师，你们现在也是王先生的学生，岂不就跟溥仪是同学吗？同学们一听高兴得不得了。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学时，为躲避日机空袭时常要“跑警报”，他为防空洞作了一副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见机者，见飞机也；入土者，进防空洞也。自然中见妙用，戏谑中见达观。
1955年前后，陈寅恪在中山大学有一段难得的“风和日晴”的岁月，不但能潜心学术研究，还有“余兴旁及音乐戏曲”。是年春节，他撰一副对联：“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联句工整自然，可看出他的心境比较开朗。
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修水人。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曾留学日、德、瑞士、法、美等国，通晓英、法、俄、日、德、希腊、拉丁、梵、蒙、波斯等22种文字，被誉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主要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等，晚年在双目失明、膑足的情况下，口述完成了85万字的《柳如是别传》。1925年，作为当时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新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性地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第四位就是被称做“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四大导师中，陈寅恪到校最晚，在当时也最名不见经传。 被称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他很幽默。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国学大师陈寅恪有“四不讲”，即“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实际上，要做到“四不讲”，堪比登天。首先，你要全面了解前人、近人都讲了些什么，这需博览群书；其次，要了解外国人都讲了些什么，这要精通多国语言；再次，每天乃至每堂课都要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要有真知灼见；最后更重要的是总要处于学术研究的领先位置。尽管比登天还难，但这“四不讲”陈寅恪都做到了。难怪傅斯年如此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都没有要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的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儿自己读书，没事去听课，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游学。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陈寅恪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跟当时中国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样。他后来明确主张中国
陈寅恪：论韩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首先走入我视野的韩愈并不是其诗人的身份，是他散文大家的不凡气度。韩潮苏海，从这句精确的概括中，只一个“潮”字，就突现了韩愈文风的特色，那种狂涛迅浪，澎湃汹涌，锐不可挡的气势，像铺天盖地扑面而来，让人有不敢仰视之感。苏东坡誉他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渡天下之溺”，后人推他为唐宋八家之首，诗名远远不如文名，但是论到唐诗犹是绕不开的高峰。
韩愈作诗想象纵横恢奇，尚荡尚奇，往往出人意表，因为风格峥嵘奇特，后人称为奇险诗派，或叫韩孟诗派，对后世宋诗有着颇深远的影响；但有时过分去熟就生，一味追求奇险，得之暗涩失之醇和。韩愈还以文为诗，在诗中使有散文句式和赋法，直阵其事发表论议，错落有致，摇曳多姿，但有时过分散文化也大大减弱韵味和含蓄，诗意淡薄。
我一向喜欢韩文却不怎爱读韩诗，以为其文美而气盛，诗却句险而意奇，不堪象诗，倒是有几首“正常”的小诗，写得非常有韵味，清新可爱，比如这一首就丝毫不见奇险之气：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远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然而，最终留在我心底的韩愈，却是其人其事与其风骨。韩愈一生磊落忠朴，在政治上主儒学，拆佛老，为文反对六朝浮夸艳丽之风，提倡复古文，提出文以载道，遵从词必自出，为人处世不平即鸣。上面这首诗就是韩愈作于五十二岁贬官途中。当年宪宗崇佛，迎佛骨入宫，以至劳民伤财，韩愈即上《论佛骨表》劝阻，结果触宪宗之怒，一纸令下贬谪潮州。在唐代岭南还是南蛮之地，民智未开，毒虫猛兽遍地，贬官岭南等同流放。无端被贬已是不幸，更不幸贬地是岭南，悲愤的韩愈，凄凄惶惶南下，给赶来的侄儿写下这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中有不平的申诉，悲情之情，又流露出对未来的彷徨心情。“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最堪咀嚼，我们仿佛看见又伤心又悲愤又凄凉的诗人，立马回望长安，但长安不见，连秦岭也隐在一片烟云中，而前路还十分遥远；离不忍离，去不忍去，但走始终在走。这是我最喜欢，印深最深刻的一首韩诗，诗情喷薄而出，又感人至深，应了韩愈自已的。观点：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 曾有论者指摘韩愈热衷仕途，贪务虚名，人品与文品不符，不知此论从何而来，甚奇。虽然文如其人未必四海皆然，总会有例外，然而，在韩愈我是坚信文如其人的，坚信韩愈的人品高尚，绝对是正直不可的君子。“学而优则仕”，在古代确实只有为官一途，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为民济世的宏愿，当年孔孟游说诸候，奔走列国，为者何来？为官虽然不是目的，却是实行目的必要手段，君子坦荡荡，只要是取之有方，大丈夫有所必为有所不为，怀抱“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移”的信念，热衷仕途又有何不可？有何不好？
这不过是退一步而言，而事实上，我从不觉得韩愈热衷仕途，贪务虚名，我横看竖看也只是觉得韩愈愚直鲠言，所作所为所无不发自良心和肺腑，从不为名利所累。纵观韩愈一生，二次被贬，均是犯上直言而招罪，古语有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韩愈竟然会重蹈辙，一错再错，其“愚笨”“和不智”直为“智者”所笑所讥所耻，试问那些惯于揣摸上意，溜须拍马的人，会这样呆？那些热衷仕途，贪官恋栈之徒，只恐拍马无门，溜须无路，会白白放过一次大好机会，肯傻乎乎据理直言、甘犯龙颜？史记韩愈“操行坚正，硬言无所忌”，晚年还以衰朽之躯，只身到叛军营中劝降。叛军列兵帐前，刀枪齐举，但韩愈无所畏缩，大义凛然，直斥其非，其英雄气概，过人胆识真不亚于单刀付会的关云长。假若个个热衷仕途，贪务虚名者，都有此风骨和气节，又何妨热衷，何惧贪务？不恨其多只恨其小，不怕其烈只怕其淡矣。微斯人，谁能“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
“做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蕃薯”，被贬潮州的韩愈并没有因自已个人得失而意识消沉，而是切切实实地做了几件好事：杀鳄除害，兴修水利，兴办教育，后来改迁袁州，还继续篇赎取奴婢，禁止人口买卖。在上直言阵事，兼济天下，在下务实求是，福泽一方；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韩愈一生可谓言行一致，比起那事志大才疏，高不成低不就之辈来，不怨天，不尢人，不弃，真正身体力行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移”。可敬！可佩！可歌！
其实韩愈在潮州只是逗留了短短八个月，但他播下的种子，带来的希望，却是一直默默萌芽，暗暗闪亮，韩愈又像一座高山，一湾绿水，永远留在潮州，润养着潮州。 “文章随代起，烟瘴几时开。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古往今来，历史上曾出现过多少王候将相，有过多少名士英杰，不少人竖碑刻石，造庙建寺，希望可以人过留名或炳照青史，然而，刻在石上的，写在书上的，不少早湮
没在岁月的最深处，早已蔓草青青，有几多还真实地活在后人心中？在潮州短短八个月的韩愈，竟然令一片江河尽姓韩：潮州的江改叫韩江，潮州的山改叫韩山。王相将相能让江山易姓，但有几个能让山河改姓？以山河为姓，人心作书，伟哉，韩愈！壮哉，韩愈！
张昌华
①富有诗人气质的陈寅恪，本是一个纯正的学人。他学问广博、精深，在宗教、史学、语言、人类学、校勘学、文学上的建树颇高，尤以中古史的研究卓尔不群。
②1902年，十三岁的陈寅恪随兄陈衡恪留学日本，后赴美在哈佛学习梵文、巴黎文，1921年又赴德国，在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和其他东方古文字学。旨趣在“以求知识为职志”。他留学十多年却没有获得博士学位。1925年，吴宓拟请陈寅恪为国学研究院教授。清华校长曹云祥问梁启超：“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云祥又问：“他都有些什么著作？”梁答：“也没有什么著作。”曹听罢摇头表示为难。梁启超有点生气地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嘛，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寅恪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梁启超列举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之词。曹云祥同意了。
③1926年，陈寅恪执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他上课喜欢用布包装着相关书籍资料，一进课堂便将布包摊在讲台上。异趣所在是他备有一黄一黑两只布包，凡上佛经文学、禅宗文学必用黄布包，讲授其他课程则用黑的。陈寅恪冬日喜欢穿长袍马褂，因体弱，有时严寒还加上件皮袍。凡引征重要文句或参考书目，他都亲自抄在黑板上。擦黑板本是脏活，学生要代劳，可他一概谢绝。讲课讲到入神处，往往闭目而谈如入禅境，直至下课铃响，也不介意。他倘有新的论文发表，必将单行本分给每个同学研读。他上课从不点名，也不小考。他不欣赏问答式的笔试，倡导学生提问题、有创新，以期对史识有新理解、新发现。
④他是一位“怪人”。国文考试加试还是科举时代的方式——对对子，以此测试学生的读书博寡、语汇丰富与否及音韵学、逻辑学。此举虽招致毁誉参半，但“寓意甚深”，可“测试作者的联想力和美感力”以及“表现文学的天才和造诣，而修辞的程度更可以从这里流露出来”。他既开风气也为师，一面向学生提示可走的新路，一面指导学生如何去做。出于他的声望，北大的学生为不失名师的教诲也来清华园听课。那时陈寅恪不过三十多岁，还是单身汉。虽已被人称为“教授的教授”，但他每周还要花两天时间进城跟人学西夏文和蒙古文。他的勤奋令学生们脸红，也激发了学生们的勤勉精神。
⑤陈寅恪也不乏幽默。研究院导师梁启超、王国维曾是帝师，他便送学生们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时，送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回赠一副对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批是“儒将风流”。罗问作何解，他解释说：“你在北伐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又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这两副对联被传诵一时。
⑥陈寅恪与王国维私交甚笃。1927年，王国维于昆明湖自沉。在向静安先生遗体告别时，研究院的学生们在先，行的是三鞠躬，而陈寅恪行三跪九叩大礼。他送挽联，撰《王观堂先生挽词》，赋诗言哀。次年，他又应研究院众学生之请为王观堂先生撰写碑铭，于碑文中阐发观堂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心曲。
⑦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陈寅恪一家在香港，食品奇缺，没有吃的。一位日本学者写信给日军军部希望不要为难他。军部行文给香港司令部，司令部派宪兵送去好多袋面粉，陈寅恪与夫人坚拒，不吃嗟来之食，面临行将饿毙，也不为五斗米折腰。
⑧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经十年，正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伦敦治疗目疾，便写信向他汇报学习情况。陈寅恪本不了解季的学业，一听说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且季的师祖便是自己的导师，他马上复长函鼓励季羡林，并热情把他推荐给胡适，使季羡林一帆风顺地到北大当了教授。后来陈寅恪读了季羡林的论文《浮屠与佛》大加赞赏，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使季羡林“一登龙门，身价百倍”。
⑨胡适曾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傅斯年也说过：“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个人而已。”更有人在谈及他的受世之尊之地位时说：“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虽已被人称为“教授的教授”，但陈寅恪每周还要花两天时间进城跟人学西夏文和蒙古文，这充分体现了他在治学上孜孜以求的勤勉精神，并想以此激发学生。
B．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教学时采用的国文考试加试方式——对对子，以及在王国维去世时行三跪九叩大礼，都说明他的治学与人格深受传统文化精神的浸淫。
C．梁启超认为自己虽然著作等身，可在治学的境界上依然无法与陈寅恪相提并论，这其实是襄助陈寅恪顺利执教清华的过谦之辞，并非诚心之言。
D．作者引用傅斯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个人而已”这句话，对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一代学术大师陈寅恪的'至高成就进行了褒扬。
E．文章灵活地运用语言、肖像、动作、心理等多种描写手法，从不同角度塑造了陈寅恪特立独行的学者形象。
（2）在本文第二段中，作者记述梁启超和曹云祥之间的对话，有什么作用？(6分)
（3）你印象中的陈寅恪是个什么样的人？请结合本文简要概括。(6分)
（4）你如何理解“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这句话？它给你什么样的启示？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感受。(8分)
答案：
【1】BD（答B给3分，答D给2分，答A给1分；答C、E不给分。C梁并非过谦之辞；E心理描写说法不当；A激发学生并非陈有意为之）
【2】①这段对话交代了陈留学归来却没有学位和著作而得以执教名校清华的原委；②学术大师梁启超对初出茅庐的陈寅恪的极力推荐，从侧面突出了陈寅恪治学的严谨和学养的深厚；③梁启超的评价也为作者在后文进一步凸显陈寅恪的治学境界和学术成就做出了铺垫。（每点2分）
【3】①陈寅恪富有诗人气质，笃志为学，学问广博、精深，是一个纯正的学者；②陈寅恪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在教学中勤勉认真，身体力行，堪称学生的楷模；③陈寅恪在治学上善开风气之新，将传统方法与现代精神融会贯通，可谓独树一帜；④陈寅恪为人多情重义，乐于助人，对友朋的感念追怀情真意切，对后学的奖掖提携不遗余力；⑤陈寅恪为人幽默风趣，自有雅量高致；⑥陈寅恪具有坚贞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国难当头，即使身处困境依然不改其高风亮节。(任意写出3点得全分，每少一点扣2分，扣完为止)
【4】理解：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屈指可数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一代学术大师，陈寅恪在治学上善开风气之新，将传统方法与现代精神融会贯通，在文史研究领域创造出至高的成就和辉煌的业绩。（2分）陈寅恪一生秉承着发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信念，潜心治学，不求显达，身处困厄始终不改其高风亮节。陈寅恪的家学渊源，自身的资质、修养和学力，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大环境，也是形成他“独一无二”的重要原因。（2分）这些特质，在现代中国，不但是其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也是后来者难以超越的。（1分）
启示：以陈寅恪作为为人治学的楷模，摆脱功利的心态和浮躁的作风，志存高远，学求博深，继承并光大中国的文化传统，使中国学术的血脉得以承传，使中国学人的风尚得以延续，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3分）(本题为开放性试题，只要观点明确，言之成理即可)
国学大师陈寅恪
从上世纪代开始，关于陈寅恪的传奇故事，就一直在清华园里流传着。甚至他的名字，也被人们一再讨论——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è)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恪(què)”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è)，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坎坷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被称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他很幽默。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游学海外带回的却是东方学
早年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闭塞之地，在洋务运动中却突然开风气之先，兴学、办报、开矿、建工厂，这得益于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有个助手，也就是他的儿子陈三立，父子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原因是他们在湖南率先变法。
陈寅恪就是这陈家的第三代。这一年他9岁。家国大难之后，陈宝箴携家带口回了江西老家，陈三立索性专注于诗歌创作，“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门庭，走向了与传统仕宦截然不同的结局。
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13岁时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的陈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
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陈寅恪成绩优秀，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的19，陈寅恪毕业，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父亲陈三立赶到上海，送别陈寅恪。他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陈寅恪一辈子以家族为荣，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也终生背负着家、国的使命。他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都没有要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的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儿自己读书，没事去听课，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游学。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陈寅恪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跟当时中国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样。他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以这样一种感受作为基础的。
陈寅恪的“四不讲”
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陈寅恪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
此外，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绝世孤衷的畸人
《编年事辑》157：
桑下三宿，佛徒所戒，此固人人知之，而宓读襄楷传乃知楷之言天象实指人事，盖当时滥刑多杀，士气郁湮，故致天变，襄楷等非方士，乃直谏之忠臣耳。要须久久诵读方可尽寅恪诗中之意。
《别传》：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阪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编年事辑》引《吴宓日记》：
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与友人论陈寅恪
胡晓明来函言及近年有多篇文章论及陈寅恪先生的生平志业与思想学术，一时颇成风气，青年学子遂以不知陈寅恪为耻。这当中涵有复杂的时代思想发展线索，后来治思想史的人，不可不细加疏理。我以为此一现象的背后，可以反映出当代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甚而中国知识人走向成熟的某种征兆。或是学统的索求与重理，或是价值的细审与重估，或是人格的提澌与感召，凡此种种，与前期相较，自有其意义。有人认为谈陈氏，只有讲其学术，才算是真知解，我以为不然。陈先生的学术文章，或有时而可商(前面有的且不论，近著如田余庆《东晋门阀制度》，就有批评陈先生论曹、马之争的观点“牵强”与“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如周勋初《当代学术思辨》亦记有当代学者对陈氏学术的批评，可参)，然陈先生之精神世界，则旷世罕有其俦。我以为陈氏门墙广大，意涵极丰，只言其学术，或只言其思想，皆仅得其一端而已。
《陈寅恪传》已经出版，作者搜访材料，用力颇勤，但读后感觉甚平浅，未能表出此老人格生命的复杂深邃与学术文章之精深广大。陈氏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学人，他的人格因素，竟是由一系列悖论构成，仅此而言，亦大有深意。请列举如下数端：
“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他的家世是晚清变法思潮中的中坚人物(他的学生中竟有人说他是所谓“晚清封疆大吏等高官家庭的子弟”，这是很可怪的)，他本人却被胡适称为“遗少”。在时代思想中他是一个“落伍者”，用他的话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个“寂寞销魂人”。
西学学历极深，学养极厚，却极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
蒋天枢教授《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p83引寅恪语云：
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以发挥其我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为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于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中国文化的托命人
1951年听说北京“琉璃厂书肆之业旧书者悉改新书”，有诗云：
迂叟当年感慨深，贞元醉汉托微吟。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迂叟(张之洞)《咏海王村》尝有“曾闻醉汉称禅瑞，何况千秋翰墨林”之句，海王村琉璃厂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陈先生可以说是由一叶落而知秋。
《赠蒋秉南序》：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从道德观点对宋学作了最高的礼赞。
《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中国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将来之发展，必定是“宋学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
从文化理想对宋学作了最深刻的预言。
托命河汾。“疏属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敢追攀”
《赠蒋秉南序》(1964)
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暇想而已。
陈寅恪的传记，比较有名的有汪荣祖著的《史家陈寅恪传》和陆键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有关陈寅恪的美句摘抄
●影响我一生的四句话，分别是陈寅恪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所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梁漱溟所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马寅初所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季羡林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陈寅恪
●我等凡人，固然计较柴米油盐，物价上涨，居住面积，但心中也向往仁义礼智信，也愿意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友。虽然没有过人智商学识，也会吃着泡面窝在床上看钱穆、陈寅恪、顾准，时而拍腿叫好，时而捶胸顿足。
我没上过清华，也没上过北大，我只是一个没什么学问的普通人，或许我们对于所谓名校的期许，不只是“脚踏实地地为人民服务”。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那些“美好而无用的东西”。或许，这就是我们平凡生活里的英雄梦想。 ————刘小昭《你当温柔，却有力量》
●”鄙意吾国政治史中，党派之争，其表面往往止牵涉一二细碎之末节，若究其内容，则目标别有所在“，”所以读史者不因专就表面之记载，而平决事实之真相“（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历史的扑朔迷离往往还有另一种现象，表面冠冕堂皇的道理下，或许只是一些细碎末节的缘由。” ————陆灏《听水读钞》
●五等爱情论。
一等，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
二等，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是也。
三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
四等，又次之，则为终身夫妇而无外遇者。
五等，最下者，随处结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陈寅恪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
●大学精神的本质在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
●我认为不能先存对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灵魂 ————陈寅恪
●我等凡人，固然计较柴米油盐，物价上涨，居住面积，但心中也向往仁义礼智信，也愿意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友。虽然没有过人智商学识，也会吃着泡面窝在床上看钱穆、陈寅恪、顾准，时而拍腿叫好，时而捶胸顿足。 ————刘小昭《你当温柔，却有力量》
●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 ————陈寅恪
●好鸟难同命，芳莲寡并头。生憎绿沉管，玉指镇双钩。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孤怀入海弥难说，水鸟舟人共此游。
束地巨环迎北小，拍天万水尽南流。
斜阳大月中宵见，故国新声一笑休。
忽忆江南黄篾舫，几时归去作遨游。
●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 ————陈寅恪
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祖籍福建上杭，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清朝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晚清著名诗人，大哥陈衡恪，民国初年大画家。他19留学日本，19考入德国柏林大学，19回国曾任蔡锷秘书，19再度赴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1925年回国受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1929年改任清大教授，1939年受聘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因二战爆发未能成行，在昆明期间完成第一部专著《隋倍制度渊源略论稿》，1943年夏执教于燕京大学，期间完成《元白诗笺证稿》一书，1949年后历任广州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撰写《柳如是别传》，“文革”被抄家，1969年病逝于广州。
陈寅恪：我不是过客，我是归人
关于陈寅恪在1948年为什么选择岭南度过他的“最后”，学界一直众说纷纭，似乎陈寅恪可以有很多选择，留在这古称“瘴疠之地”的岭南好没道理。
现在看到陈寅恪的弟子王永兴先生的回忆。在北平临上飞机的前夜，陈寅恪对问及他今后打算的王永兴说：“岭南大学的陈序经校长、王力先生邀我去岭南大学，在南京小住几天，就去广州。广州的天气好，岭南大学的自然环境好，可以久居，不再去别处了。”天气好适合养病，而陈序经校长的远见卓识，还有王力等一批老朋友，使得岭南占了地利人和两大优势。
当陈寅恪决计不去台湾(他已对国民党极度失望)，不去香港(他不愿留在殖民地）和国外(1945年他就有留在英国的打算)，在大陆，岭南不是一块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托身之地吗？无怪乎，陈寅恪在1951年的赠妻诗中写道：“从今饱吃南州饭，稳和陶诗昼闭门。”
应该说，岭南20年的大部分时光(除了1958年的批厚古薄今运动和“文革”的4年)，陈寅恪的生活大部分是在平静中度过的。前八年教学、著作都较愉快，后八年虽不教学，但仍然专心著述。岭南给了这位国宝级的人物“国宝级”的待遇。从中共高层领导的“点名关怀”到学校当局的悉心照顾，从工作助手的配备到每天的伙食补贴(包括膑足后的护理)，使得陈寅恪能在双目失明(后又加以膑足)的情况下仍能撰写上百万文字，几占其全部著述的一半。
虽然在1953年仍有“惊心节物到端阳，作客犹嗟度五羊”“一瞬百年强过半，不知何处觅家乡”，诗句自比岭南过客，但同时又拒绝北归(称北来的人物“北客”)理由是“畏人畏寒”，虽是托辞，但未尝不可看出岭南已和陈寅恪生活交融在一起。
可以说，岭南为这位国学大师提供了一块乱世中的绿洲，一个避风港，一个置身局外的边缘位置，在这里，他冷眼旁观当局“改男造女”，看读书人“涂脂抹粉”，宗朱颂圣。算起来，岭南是陈寅恪一生中待得最久的地方，他的埋骨之地。
而陈寅恪又为岭南留下了什么？有人说，陈寅恪的思想非形成于岭南，其学术研究与岭南无涉，有人说，岭南文化乃商业文化，市政化，与陈寅恪代表的精英文化学院文化搭不上。
对于前者，我要说，陈寅恪的到来，使岭南大学(后为中山大学)成为国内享有盛名的大学，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印证了“大学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这句活)，对岭南学术影响深远，而陈寅恪在岭南撰述的上百万文字理所当然地成为岭南文化中的一部分；对于后者，涉及到对岭南文化(及广州城市文化)的定位问题。每种文化都应有多个层面，而最基础的、最底层的，我认为还是一种普遍性的现代文化(精英文化)，没有底蕴的商业文化，必然走向庸俗化，粗鄙化；没有现代思想文化精神的培育，市民文化又何以形成和发展？很难设想，一个城市没有相当的大学、研究基地、报刊媒体，没有一批知识人、文化人，这座城市的文化索质何以能得到提升，文化个性得到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东出现了一批领风气之先的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但他们的成就取得，他们的活动舞台大多是在广东之外。(巧的是，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做湖南巡抚时，就曾网罗梁启超、黄遵宪为其新政推波助澜)，这是否与岭南没有给他们提供一块原创性的土壤和一个施展的空间有关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陈寅恪留下的，正是岭南缺少的，仍需要的，这就是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的学术独立意识，他的知识良知与人格，他与中国文化共命运的责任承担精神，以及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都应成为岭南文化学术和教育的灵魂。陈寅恪不应是岭南的过客，岭南不仅是他的埋骨之地，也更应是他的思想精神长驻之地。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语出《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1928年)。文中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现。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953年，陈寅恪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重申“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重申“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这是秉着学术独立的原则，陈寅恪提出了让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的条件之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的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又曾经说：“我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不仅独立于政治，还要独立于金钱。晚年撰写《柳如是别传》的用意之一也在于彰显这位奇女子身上反映出的民族独立、自由之意志。综观陈寅恪一生，不论为人、为文，始终如一秉持独立、自由之精神。故1964年在写给他的弟子的文章中，他能坦然地说：“默念平生因未尝侮食自，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月”。
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说起来并非陈寅恪首创。从蔡元培的“兼容并济，思想自由”，胡适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秉持中立到陈序经的“注重自由讨论”，这一本应成为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为人为学底线的准则，现在却成为一种高不可攀的理想，能身体力行而又向心无愧者有几人。陈寅恪的独异正好凸现出中国知识界的悲哀，这也是陈寅恪得以走出学院，成为一个公共话题的原因。
保守与现代
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陈寅恪写道：“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却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或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同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重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迢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以求一亡之心安而义尽也。”所以，王国维之死，是殉文化而死，“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这既是王国维的挽词，也是挽中国文化，更是陈寅恪自已之心声表达。以文化托命人自居，陈寅恪似乎走了一条与胡适、梁启超相反的“保守”之路。然而，此“保守”又决非守旧，决非抱残守缺，这是一位饱读中国传经典籍而又深得欧美学术思想精髓的通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洞见。陈寅恪指出，中国未来思想要成系统，有所创获，“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未来民族之地位”，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在考察两千年中西思想接触史后所得出的结论。中国文化，虽在现代日渐褒微，但其本根未坏，缓以时日，必有复振的一天，故陈寅恪所做，一方面足“承续先哲服坠之业”，一方面“开拓学术之区域，补前修所未逮”，这是一件关系民族盛衰，学术兴废的文化创造性转化工作，“保守”与“现代”就这样统一在陈寅恪的身上。而陈寅恪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身心两面均与文化“感同身受”，切身体会文化遭遇的痛惑与哀感，成为“以学术正面担当民族苦难的人”，这在一个现代化、全球化浪潮席卷的时代，尤其显得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