栀子花又开，带着几丝甜意，怒放于骄阳之下。蓦然回首，一学期悄然而逝。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关于学校的故事，方便大家学习。
学校的故事1
教育专家应邀到一所小学去指导工作。在他的日程安排上，有一节二年级的公开课。
公开课是一节美术手工课。孩子们的课桌上摆放着早就准备好的剪刀、胶棒、纸、彩笔等。老师宣布，今天要讲的内容是“少数民族娃娃的制作”。
老师精心制作了ppt课件，在《爱我中华》的背景音乐下，她动情地讲解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56朵花，56族兄弟姐妹是一家。—看，这是蒙古族汉子在骑马，这是朝鲜族姑娘在跳舞，这是哈尼族同胞在过节……”图片很漂亮，课堂气氛很热烈。
“孩子们，你们爱不爱我们祖国这个大家庭啊?你们为不为我们的民族大团结感到骄傲啊?”老师在眼含热泪地号召同学们回答完了这些问题之后，又打出了几个装束各异的少数民族女子，让孩子们猜猜她们分别属于哪个民族，她们的衣饰、头饰分别有什么象征意义……
时间过去一大半了，孩子们还在接受爱国主义、民族大团结、少数民族风情教育。剩下来的十几分钟，孩子们开始动手做少数民族娃娃。许多孩子根本不会使用剪刀，便索性用手去撕，做出来的少数民族娃娃粗陋不堪。老师却夸赞孩子们说：“你们真棒!”
下课了，老师让教育专家跟孩子们讲几句勉励的话。老专家也不推辞，缓缓走到讲台上，讲了下面这番话—
“孩子们啊，我想给你们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几年前，我到德国去访问，走在柏林的大街上，突然遇到了雨。我没有带雨具，一身毛料西服是经不起雨淋的，我决定买把雨伞，恰好旁边就有家商店。我进了商店，跟店员说了我要买雨伞。店员热情地递给我一把德国制造的雨伞，我一看，真是一把好伞啊!再看看标价，又在心里快速地与人民币换算了下—老天!2000多元呢!太贵啦!我尴尬地问店员：‘请问有便宜些的吗?’店员又递给我一把台湾制造的伞，看看标价，相当于人民币500多元，还是贵呀!我的脸发烧了，硬着头皮又问了店员一遍：‘还有更便宜些的吗?’店员收敛了脸上的笑容，懒洋洋地抬手一指门边。我快步走过去，看到一个塑料箱子里放着许多雨伞，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价签，便回头怯怯地问店员：‘这伞多少钱一把?’店员咕哝道：‘中国伞，白送，不要钱。’听他这样一说，我心里那个难受啊!我的老泪，怎么忍都没能忍住—孩子们啊，我哭了。我咋能不哭呀?三把伞问下来，人家就把我当成叫花子给打发了。我拿不动那‘白送’的中国伞啊，我是冒着雨从商店里跑出来的，我的西服湿透了，我的心伤透了……孩子们啊，要想让咱的‘中国制造’叫人家瞧得起，就得从你们的手工课开始抓起啊。你们要永远记住，学会使用剪刀，比认出哪个少数民族的头饰更重要;干活精细，把粗制滥造当成一辈子的仇敌，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爱国主义啊!”
老专家眼含热泪讲完了上面的话。在孩子们的掌声里，老师羞愧得无地自容，她向老专家深深鞠了一个躬，说：“谢谢您给我上了这生动的一课!我终于明白该怎样教手工课了……”
学校的故事2
念大学时，有一个年过七旬的中文教授经常跑到我们艺术系来玩。
老头姓林，喜欢穿一件黑色的大风衣，虽是地道的文科出身，但性情并不守旧古板。他喜欢听一些比较流行的歌曲，喜欢跳快三、恰恰、探戈等节奏感强烈的交谊舞。
那时候，学校的多媒体大厅，周一到周五讲座，周六周日用来举办交谊舞会。说是交谊舞会，其实还是有差别的。为了方便彼此交流，舞会慢慢有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周六是学生的天下，周日则是老师的天堂。
林老头每周六晚上八点都会准时达到舞会现场。这个习惯，在我大学的四年间，从来没有改变过。
直到毕业，都是我负责挑选和播放周六晚上的舞会曲目。他经常在舞会中途主动跑来跟我搭讪，久而久之，两人慢慢熟络起来。印象中，他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小伙子，多搞点劲爆的音乐嘛!大家都是年轻人。”
他每次跟我提这个建议的时候，我都笑得特别厉害。没想到，一个年过七旬的老头，还会自称年轻人，还会说劲爆这个非主流词语。
他从不参加周日的教师舞会。我很八卦地问过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他满腹牢骚地说：“和那些老头老太婆跳有什么意思?一个个都慢腾腾的，没劲儿!”
中文系经常给他发这样那样的邀请函，他也几乎从来不去。每次都说很忙。但只要我们系有文艺晚会之类的节目，他历来都是随传随到。偶尔，你忘了告诉他，他甚至还会生气，觉得你是在嫌弃他，不欢迎他。
他最不喜欢别人说他老。记得有一年开学庆典，主持人是个漂亮的小姑娘，特意在他上台发言之前，恭恭敬敬地附了句“下面有请我们学院的老督导林教授……”因为这句话，他不乐意了，接过麦克风就是一句：“我唯一能接受的带老的词语，就只有老师一个。”
毕业之后，我去了青岛啤酒厂工作。工资很低，不过业务提成很可观。周围的很多朋友不是考上了在编的教师，就是加入了省市级公务员的行列。我忙忙碌碌了很长时间后，仍然没有一分存款，心里很是着急。
半年后，我主动提出辞职。刚出来没几天，我就后悔了。工作难找不说，一切还得从头开始。奔了大半月，还是毫无头绪。我给他打了电话，想听听他的意见。
那是他第一次一本正经地跟我这般说话：“人生的路上嘛，偶尔总会碰上大雾天气或大雪天气，但实在没什么可怕的。大雾、大雪总是要散去的嘛。经常抬头看看前方的路，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清楚明天要走的方向，这才是重要的。路途坦荡的时候，不妨小跑一段，碰上荆棘挫折，也别慌乱，放慢脚步，看看沿路的风景也是好的嘛!”
这席话，我在心间记了很多年。我总觉得，这才是一个智者真正的豁达与情怀。不悲不喜，不惊不惧。得意时，加快脚步，看看前方的路，清楚自己的处境，不骄不躁;失意时，放慢身形，观赏沿途美景，等待时机，厚积薄发。
学校的故事3
学生时代的我，貌不出众，才不惊人，像角落里的一棵小草，默默无闻。然而，再平凡的小草也渴望春天，看着同学们或有才或漂亮，肆无忌惮地欢笑，我心里也很羡慕。
在一次活动课中，实习老师竟莫名其妙地点名让我来表演节目。从未引人注意的我，顿时成了全班的焦点。我面红耳赤地想了半天，都无法想到一首新鲜的歌，只好唱《小白杨》这首老歌。
因为紧张，我好多次都唱得跑了调，高音部分还突然破了嗓，同学们全都笑翻了。
这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耻辱，从未见过这等阵仗的我，不知所措。如果可以，我宁愿还做回那棵默默无闻的小草。
但此时，实习老师欢快地说：“哟，我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真让我想起军训的时候啊。”
同学们都安静下来了，老师用赞许的眼光看着我说：“没想到还有同学会喜欢这样淳朴而意义非凡的歌，很有品位啊。”老师其实还是大四学生，城里人，很是幽默风趣，给我们打开了社会的一个新窗口，我们都很喜欢他。他用开玩笑的口吻称赞我，化解了我的尴尬。
接着，他拿把椅子坐在后面，说要和我们一起唱。没有人再笑话我，我渐渐镇定下来了，《小白杨》那悠扬的旋律飘荡在整个校园里……
从此，我的自卑感消失了，开始变得开朗活泼。实习老师要离开学校时，我向他表示感激，他认真地说：“你也很优秀，记住，小草也有春天。”这句话我一直铭记于心，自卑的那条河，我已趟过了。
学校的故事4
高考那天早上，母亲把一个奶油面包和两根哈尔滨红肠送到我房间，我说：“干啥呀?不用。又不是去野游，吃个馒头蒜茄子就行了。”她说：“你不是喜欢吃红肠么?我特意买的。吃吧，今天家里啥也不用你干。”我狼吞虎咽之后，下楼挤上电车，眨眼来到哈尔滨17中考场。
进门找到座位，顿时发现问题。我们哈三中编考号时，把我编在头一个。可人家教委分配考场时，是逆着考号排的，把哈三中的考生排完了，单单剩下我一个。于是，我被安排在另外一个学校的考生群中，第一排第一座。恕我不能公布该校的名字，因为我怕当年跟我在一个屋里考试的那些哥们儿知道后，来砸我家的玻璃。
本来是怀着“填表进北大”的平常心来高考的，突然发现满屋的考生都不认识，贫僧顿时心生歹念：我不但要自己考上北大，还要为我们哈三中的兄弟姐妹多干掉几十个对手!一定要考得他们魂飞魄散，让他们每人每科少得10分!
临考前，我们班主任、年级组长、教导主任、校长都三令五申：“不论多么有把握，谁也不许提前交卷。一人交卷，满屋皆乱。一定要反复检查验算，这不是为了你个人多得一分两分，而是为了我们哈三中的集体荣誉。”可是他们没有估计到，偏偏是我，单枪匹马坐在竞争对手的营垒中啊。我想起一句古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同样是为了哈三中的荣誉，我今天要临机独断，就是要提前交卷!
于是，铃声一响就“刷刷刷刷刷”，那笔下写的不是字，一笔一画都是分啊。作文写完，才两个小时，监考的两个老师从开考20分钟就盯上了我，不断交头接耳，这更激起了我的狂妄。离终场还有半个多小时我起身交卷，前面的监考老师大惊失色，后面的那位也赶上前来，只管看我。其他考生都抬起头，满面错愕。我“啪啪啪”收拾好东西，走到门口，微微一鞠躬，轻轻说声“谢谢老师，下午见”。我知道声音越轻，举止越沉稳，在其他考生心中引起的就越是惊雷。
走出大楼，班主任老魁奔过来，敢怒不敢言地说：“你、你怎么回事儿呀?”我高声说：“太简单了，没咱们的练习一半难呢!”然后悄悄跟老魁说了实情。老魁说：“你少给我扯淡。你这么早交卷，我心脏受不了。当初你们闹文科班，我是支持你们的。今年哈三中文科，指望着你们出彩儿呢。你要是带头考砸了，让我喝西北风去啊?”我说：“没事儿，我平时都提前交，哪回不是第一嘛?”这时，许多家长上来打听，老魁就赶紧推我回家吃饭去了。
到第三天，同屋考生的心理完全被我摧垮，一个个神情沮丧，不断看表。乱翻卷子的声音夹杂着轻微的叹息声，此起彼伏。一到终场前半个小时，他们就都抬头准备看我交卷。最后一科，我交卷时，有几个人实在忍不住了，也拥到前边来交卷，然后随着我向监考老师胡乱道了谢，一起走出大楼。这时，外面的许多家长都知道了我的名字，纷纷叫着：“孔庆东出来了，那个孔庆东出来了。”我心想，我又没蹲监狱，什么叫“出来了”?多不吉利呀。
这年高考，我们文科班硕果累累，不但给老魁争了光，而且一举扭转哈三中重理轻文的“极左路线”，使哈三中文理均衡，两翼齐飞，牢牢确立了在黑龙江的王者地位。
高考一落幕，我马上通过父亲的关系，到一个建筑工地当了20天工人。因为我知道，暑假以后，我就是北大的人了。我到农村下过地，到部队打过枪，到工厂玩过机器，但还没干过最重的建筑活，一辈子只有这几十天的机会了。于是，我天天扛着一百斤的水泥上八楼，提着两大桶冒着蓝烟的滚沸的沥青在脚手架上闪转腾挪。
学校的故事5
北京大学东门，我把双手插进裤兜，走出地铁站。大人们说把手插进裤兜是在装酷，其实对于在孤独中执著行走的孩子来说，只是贪恋裤兜中的一点温存。从东门取了车，飞驰在燕园里，图书馆、百年讲堂……曾经日思夜想的地方，如今匆匆掠过我的肩膀。
上了北大，时常会接到学弟学妹们从家乡的来电，主题无非是怎样才能考上北大云云。“能吃苦。”开场白总是这么简单，轻描淡写。
高考可是甘苦自知的事，不同的是，这苦我比别人多吃了一年。
2008年6月，我肩负全家人的期望参加高考。569分——第一次高考，我以一个上不了北京任何一所重点大学的分数草草收场。
填报志愿那天我缺席了，买了一张去苏州的车票，直奔寒山寺。“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那年诗人张继进士落榜，失望之下来到苏州，发出这流芳百世的吟叹。从寒山寺小册子里的一句话我得到了慰藉：“落选归乡后，张继再战，终登天宝进士第。”
我决定再度走进风雨。
没跟父母商量，仅凭白羊座的一时冲动，我又回到了高三的教室里。教室换了，堆积如山的课本却还在;同学换了，埋头苦读的架势却依然;老师换了，谆谆教诲的言语却没变。
我躲进自己的小屋里，翻看高三一年积累下的卷子。试卷堆得半人高，我把错题全挑出来，重新做一遍，发现哪还有漏洞马上看书补救。
高四第一次期中考试，我排到了年级第一。新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得数学者得天下”。我数学很好，其他科基础也不错，考个北大清华是很有希望的。我只是淡淡一笑，轻轻点头。
偶尔翻看校内网上同学发的大学生活照片，我每月还会跟远在北京享受大学灿烂生活的竣竣保持着书信联系。她在信里提到五道口大学城，说她那低调而不妥协的可爱信纸是在“光合作用”买的，她在五道口得到的第一个生日蛋糕是“多乐之日”，她说有一家叫“红英”的小店卖的衣服很有风格。我藏在高高的书堆后，想象着传说中的五道口。这样愉悦的文字，日后被我们称作“爱五道口主义教育”，也给了我坚持下来的理由。
高四的考试一如既往地多，我的成绩仿佛纳斯达克指数一样，有起有伏。不过与去年焦虑不安相比我淡定了许多。我学会了在周围同学都抱怨卷子太难时，把分数丢在一边，拿起卷子分析错题。
生活很单调，有时走入熙熙攘攘的人群，却感觉孤独，不知找谁倾诉。学校十一层教学楼顶上有个小天台几乎每次考完试，我都会等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上去，把那些不愉快的小情绪一吐为快。
为了方便高四的同学快马加鞭，学校把一层的教室设置为通宵自习室，节假日不休。每天下了晚自习我还会到那里学上几个小时。为了不失去做题的感觉，大年三十那天，我还是骑着小捷安特穿过冷清的街道来到自习室。我以为自己一定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小蜜蜂了，没想到三排靠窗的位子早就有人了。
我佩服地一瞥——是一个戴着眼镜的男生，眉宇间气宇轩昂，我们相视一笑。我牺牲了春晚，想把下午做错的几道英语题总结一下。十点钟，教室里只有我们俩，“现在回去应该还可以赶上赵本山的小品”。我回头，原来他正和我说话呢。
我们一起骑车回家，聊了一路。他去年只差三分与清华失之交臂，跟我一样也是复读生。他说他不像去年那样慌乱了。知道该在哪个阶段做什么，更自信更从容了。可能大家都是复读生的缘故，很多东西感同身受。从此我们每天一起上自习，骑车回家，一起做八字还没一撇儿的北大清华梦。他偶尔会给我讲讲数学题，我在英语上也可以给他指点一二。
日历终于翻到了6月7号，一年以后我又走上了高考的战场。铃声响起，拆封试卷。奋笔疾书，这个场景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一年前的心慌意乱没有了，经过又一轮的磨炼，我眼中多了几分从容和坚定。
十五天以后，我和爸爸妈妈守在电话机前，凌晨十二点准时打电话查询成绩，每出一科单科成绩我们都在尖叫，当报到总分667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这时收到那个男生的短信：“可以一起去北京吗?”我回复一个笑脸。
后来，竣竣信里提起的五道口娓娓闯入我的生活，我穿过一条中关村大街就可以和清华的他见面。至此，幸福像杯子里的水溢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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