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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余秋雨；散文；文化态度；取向
1 前言
余秋雨的散文具有别具一格的味道，是在经历了上世纪中期动乱和狂热后，用恬然淡雅的态度体味人生的佳作，因此，余秋雨的散文广受读者欢迎。另外，余秋雨散文中有许多值得赞赏的文化态度取向，如以人类历史为价值坐标分析各种文化现象、以诚实和理性实现历史文化的逻辑推演、对中国群体文化人格的关注、对隐秘状态下的文化现象深入研究等，思维独特，散文结构也新颖，为20世纪中后期的文坛带来别样的精彩。
2 余秋雨散文的文化态度取向分析
2.1以人类历史为价值坐标分析各种文化现象
余秋雨用散文昭示出自身的文化态度——以人类历史为价值坐标分析各种文化现象。《一个王朝的背影》中他就采取这个文化坐标，深刻而有力对姓氏正统论及民族正统论进行了批判。中国姓氏正统论体现在同族同姓者继承王位，外族人觊觎，即使能力在继承者的百倍以上，也是会受到批判的；民族正统论则将异族掌权划为逆端。但是余秋雨指出清朝满族统治中国的时候，其中康熙皇帝和唐太宗站在同样的位置，都让中国人感到骄傲。余秋雨“以人类历史为价值坐标分析各种文化现象”的文化态度形成的过程在于作者文化革命三年后的苦读，期间研究了人类几千年的各种思想流派，自古希腊开始，一直到近现代，作者研究了一个又一个的国家，以及一个又一个的文化巨人，最终在这场文化洗礼中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最终形成了此种文化态度。余秋雨这个文化态度的出现，为中国与世界对话构筑了一个平台。
2.2以诚实和理性实现历史文化的逻辑推演
诚实指的是凭着客观事实依据，极力公正地评判复杂多变的事物；理性是指站在历史和理论的的高度，使判断包含历史和人生这两大逻辑性，定性恰当，不拔高，也不贬损。“以诚实和理性实现历史文化的逻辑推演”的文化态度，不仅需要一种文人特有的文化气度，也需要一份真诚的心灵。面对历史人物，特别是历史的反面人物。余秋雨提倡自多个角度去思考，改变以前从大历史背景走向进行推理的观点，从小环境恶化去理解。如《道士塔》中他对王道士的多角度分析，最后为其辩证，王道士只是小角色，真正出卖敦煌文物的是朝中大小官员。余秋雨倡导诚实和理性放入文化态度的原因有：⑴在生活中，容易出现谣言传播，这是由于理性未得到普及导致的；⑵在文化界不够重视理性，部分命题，前期极具理性，，但中后期推进时出现失度，缺乏理性高度。余秋雨保持“以诚实和理性实现历史文化的逻辑推演”的文化态度，冲击了国内长久存在的情绪式评判的方式。
2.3对中国群体文化人格的关注
余秋雨对中国现实中人格的结构和层次不赞同，因此，他就对中国群体人格比较关注，具体体现为：⑴对地域群落生存情况的关注：余秋雨十分关注由历史文化诸多因素导致的居住群体之间的差异。如在《上海人》、《江南小镇》、《抱愧山西》等散文中，描述了地域文化的景观从而表现了每个群落具有的人格特征和价值取向；⑵揭示出文化史上高贵又苦闷的文人灵魂，鞭笞历史舞台上的阴险小人，达到探测群体人格上、下限的状态。余秋雨散文中出现的高贵又苦闷的文人灵魂有陶渊明、李白、苏轼和王国维等，在《柳侯祠》中对柳宗元的描写最多，也最突出。他笔下的文人灵魂都是在恶劣屈辱环境中具有铮铮铁骨的文化良知。余秋雨的散文中，描写了与上限人格相反的下限人格的阴险小人的形象，如舒直、李定和王圭等。专门剖析阴险小人的人格丑恶，给予人们警醒；⑶关注科举制影响民族心态和知识分子的人格取向。余秋雨在《十万进士》中全面批判和审视了科举制兴衰利弊和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产生的巨大影响。余秋雨将科举制视为比先秦诸子的学说更能影响和决定知识分子的人格形成，知识分子及第后仕途通达后，大部分都丢失了文化本位；而落第和遭贬后的诗人会出现诗情豪迈、诗名远扬。
余秋雨“对中国群体文化人格的关注”的文化态度扭转了现今的散文走向，余秋雨的散文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让散文创作自文人小院走向历史文化。由于我国的文化人格的等级比较模糊，文痞与文学大师之间都是以同种形态存在，影响高层文化的人格塑造。余秋雨关注群体人格，有利于调整民族人格的结构，塑造全面的民族形象。
2.4对隐秘状态下的文化现象深入研究
隐秘文化和显性文化是相对的，指的是主流的文化，但目前，由于文化的不断演变，隐秘文化已经被挤到文化边缘地带，因此很少有人提及。余秋雨考察曾经显赫一时，如今已成废墟的文化遗址，并开始了十年的文化苦旅，就是对隐秘文化的挖掘。如他的散文《白莲洞》、《抱愧山西》、《这里真安静》等，均体现了隐秘文化的内涵。21世纪以后，余秋雨逐渐将隐秘文化挖掘的视野放宽放远，逐渐走向世界古代文明中现代形态的考察，如《千年一叹》的散文集内，对希腊、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伊朗、印度、尼泊尔等文明古国进行考察。
探究隐秘状态下的文化实质，就是采取实证精神，考察并研究本土及域外的各类文化现象，余秋雨十年的文化苦旅，探讨了中西文化深层意义时，也掀起了一阵文化高潮。考察散落于各处的本土文化，是对文化素材的另类挖掘。余秋雨关注中西深层的文化，此种文化情怀比较具有开创意义。
3 结束语
余秋雨的散文中所表现的文化态度及对文化的关怀都是一种比较前进的思想，他通过散文这种感染力强、穿透力深的文化载体，达到与读者的沟通，其中最大的闪光点是其十年文化苦旅生活中，对隐秘文学的挖掘，并将这种文化态度从中国走向世界，沟通雅俗之间的距离美学。但是他的文化态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它散文并不具备传统的知识分子对自我的解剖精神以及抨击时弊的犀利笔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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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余秋雨；文化散文；艺术特点
上个纪末，中国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追求经济利益几乎成了社会的主流，在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文化似乎在逐渐被荒芜。对文化潜存的爱与需求，使得社会在寻求一种精神上的依靠，余秋雨的散文就在此时适时而出，成为社会的“心灵鸡汤”，余秋雨的散文不仅风靡国内，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广大华人读者所喜爱。
一、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在余秋雨的散文中，一直都在苦苦的追索、思考与反问历史文化。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的历史文明，也有过一百多年被屈辱与侵略的经历，这些都构成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历史沉淀。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历史文化的支撑，传统的文化是孕育现代人文精神的摇篮。过多的利益追求，使社会躁动不安，文化的荒芜使得人们的心无处可安。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余秋雨痛心于当今学子对于民族历史知识的欠缺与对传统人文文化的欠缺。同时，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学术功底的学者，一种使命感又使得他开始思索传统文化与现代人文精神的关系，于是，他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文化“反刍”，用一种自由的随笔把沉重的历史做了一番新的阐释。
余秋雨的散文涉及到诸多的重大历史话题，也涉及到时展中的种种问题，更涉及到历史文化与当前文化冲突的种种现象，其涉及面之广，探索度之深，在我国当代散文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余秋雨的散文大多以历史景观为题，他试图通过对文化的“反刍”来与历史对话，探索这些历史景观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求得与历史共鸣，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发现我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的较深脚印所在，说明我的心底的山水，并不是完全的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
为探求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的融合点，他开始了《文化苦旅》，西探甘肃敦煌，访遍大江南北，甚至奔波海外，以一腔热血、满怀深情，试图将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融汇到那一管笔端，他把沉重的历史反思与秀丽的自然山水融合；将沉重的历史话题用优美的文字表达出来。更确切的说，他在表达的是自己的生命情感。如在《道士塔》中，面对着珍贵的历史文物被洗劫一空，民族瑰宝遭到毁灭性破坏，他心痛欲绝：“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这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面对着麻木的道士，余秋雨在“哀其不幸”的同时，又“怒其不争”。在《千年庭院》中，他在阐释当今中国教育现象时，更多的是表达了一个教师的无奈心境。在他的文章中，无一不表现出一种对历史、文化以及人文景观深刻反思后的精神感受，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与期盼。
二、生命感悟与理性思考的交融
余秋雨的散文，有其独到的目光与写作手法，这与他深厚的文化功底以及深切的文化使命感有非常大的关系。他的散文，已经不仅仅是文学范畴中的散文，无论是《千年一叹》中对四大文明发源地的探索，还是在《行者无疆》中感叹于“欧洲文明确实优秀而又成熟，能把古典传统和现代文明、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德融会贯通。”余秋雨所思考的是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华文明之所以得以一脉延续、中国的文化发展又将何去何从等问题。在这两部散文中，他更多的是对生命的感悟，而在感慨之余，又不缺理性的思考。
他在深入到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探访，他已经摆脱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坐在书斋里做学问的局限，而是真确的去感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生命的挑战，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突破，也是在文化探索中的一种升华。在数月间，他经历了多数知识分子所没能体验的各种心智与体力上的考验，也由此生发出别人所无法感受到的生命感悟。更为可贵的是，他没有局限于传统文人的矫情抒发，而是进一步在精神上升华，将对生命的思索凝聚成一种理性的思考。他在思索、在追问，人类的文明为什么会衰落？是否能够重获新生？欧洲文明为何发达？中华文明如何才能强盛？我们的文明发展需要做些什么？应该说，余秋雨的散文不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同时这个声音也正好唤醒了社会对文化与文明的思考，从而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因此他的散文才如此受欢迎。
在中国时代大转型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很多中国人都处在一种失衡的状态中，多数人在追求经济发展与获取金钱的同时，也失去了对自身的认知，因此只有依靠金钱来确定自己的价值，用财富来定位自己的人生，文化之于他们来说犹如荒漠里的甘泉，求之不易，于是他们身处于社会之中而无法获得身心的平衡。余秋雨的散文，给予这些饥渴的心灵最好的甘泉，可以说正好填补了当今社会的部分文化空缺心理，满足社会上的情感追求，引发生命感悟的共鸣，同时又引导社会理性思考文化、人文、文明等问题。
三、题材“形散”而“神”不散
余秋里的散文，题材非常广泛，从人文历史到地理文化，他的笔下时而万马奔腾、纵横驰骋；时而如山涧溪流，清澈而婉转；时而又宛如大海，表面上看似波澜不动而蕴含着滚滚的激情。他的散文说理畅达、理性平和，更多的是表达了一位文人的人文情怀，而没有偏激思想。无论是叙事还是联想，他的思维似乎天马行空、自由自在，显得那么游刃有余，然而其情感表达中，更多的是理胜于辞的气势。无论是在历史中低徊，还是在历史中感伤，他都能通过对题材的裁剪与缝合，最终凝成散文的凝聚力，表现出主题的中心思想。余秋雨的散文，很多看似随意的叙事、写景，或是随性的议论与评议，事实上所有的文字都紧扣着中心主题，而说理、抒情，看似杂却不乱，看似散而最终归一，文章形散而神不散。
四、结语
余秋雨的散文大都语言雅致，在抒情中叙述着历史的故事，在叙述中感悟着生命的哲理；在优美的文字中表达对生命的体验，在练达的语句中感悟人生哲理。他的散文既有诗的美感，又有论文的严谨。在深入浅出中对世事进行论述，在如诗般的语言中阐述事理，文章自然而优美，读起来非常亲切，这也应该是余秋雨散文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栾梅健。余秋雨对当代散文文体的拓展及其局限[J]. 文艺争鸣。 2007（12）.
无论后来人们怎样质疑或贬损余秋雨和他的《文化苦旅》――说他煽情、沦为文化消费品也好，说他不严谨、错误百出也好，说他虚伪、虚荣、投机也好，但有一个事实确凿无疑：《文化苦旅》对中国散文文体的拓展和散文表达模式的突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其的质疑和模仿
如今，距离那场声势浩大的文化散文热潮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在散文写作波澜不惊的今天，回眸那场热潮，盘点继余秋雨之后的文化散文创作实绩，重新审视文化散文，我们有了一个更为明晰和理性的认识。
文化散文不是一个大箩筐，不适合什么都往里边装。因为我们无论谈论文化散文还是写作文化散文，这一话题和文体的价值都基于两点：一是题材与表达模式。文化散文是在历史文化与散文之间找到了一块交界地带，用文学的形象和情感来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用历史文化的精神维度来丰富散文的深度。二是写作方式。文化散文强调行走，强调在场与现场感，强调用自己的脚印去追寻前人的脚印，用自己的呼吸感受前人的呼吸，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建立某种精神应答。所以说，将文化散文的边界无限泛化会导致文化散文自身价值的泛化，文化是个大词，我们更愿意从狭义的角度来定义文化散文，事实上，人们对文化散文的认识一直也是限于此。文化散文并不等于学者散文，写文化散文的有学者也有非学者，学者写的散文并非都是文化散文。这一点必需澄清。
文化散文是散文从审美趣味过渡到审智趣味之间的一座桥梁，当下散文变得知性、智性，抒情退到一旁，见识、经验、知识成为散文的主打内容。文化散文至今仍有广泛市场，甚至仍是普通读者获取历史文化知识的主要渠道。二十多年前，余秋雨让文化散文“红”遍全中国，原因之一是余秋雨用“余式风格”（情绪充沛、表达文雅）为国人补上了“历史文化”的课，人们突然发现那些僵硬的历史文化，原来也可以如此生动、如此感染人，同时，人们也发现散文可以如此知性、如此厚重。文化散文一度作为“精神营养品”，老少皆宜，滋补了人们贫瘠的精神世界。到今天，文化散文仍有巨大的读者市场，吸引读者的还是那些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的历史文化知识，文化散文仍以其知性和感性的美妙�
如今有多少人走在“文化散文”写作的道路上，我们不得而知，可知的是，目前所见的写散文者，很大一部分人都有过创作文化散文的经历。但是自余秋雨之后，又有多少人、多少作品脱颖而出，扬名文坛呢？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这些作品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夏坚勇的《淹没的辉煌》、南帆的《辛亥年的枪声》、曾纪鑫的《一个人能够走多远》、葛水平的《河水带走两岸》、祝勇的《凤凰，草鞋下的故乡》、高洪雷的《另一半中国史》、朱以撒的《古典幽梦》、任蒙的《反读五千年》等等，这些都称得上出色的文化散文集。不过，这些作品的影响力并没有超越当年的余秋雨和他的《文化苦旅》，原因也很简单，发现新大陆者比建设新大陆者名声更远，这就是开创、原创的力量。
大受写作者青睐的文化散文，其作品数量汗牛充栋，其水平也有上、中、下品之分。上品者疼痛，能写出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和对灵魂的拷问，从中透出某种现实性的疼痛感，文字优雅大气、才华横溢；中品者深刻，对历史文化的追溯过程引人思索，叙述视野开阔，对某些历史文化事件有自己独到的分析和表达；下品者展示，把历史文化变成故事的演绎、知识的展示，作者沦为“文抄公”、“说书人”，语言也缺乏感染力，历史文化有了，文学没了。反观二十多年来文化散文的写作实绩，上品者不多，中品者有一些，下品者众多。
文化散文从出现到热潮再到逐渐归于平静，经历了自己该经历的命运，当年的新文体 任何一种文体都处于变化之中，任何一种文体都是开放的文体，文化散文也是如此，它终究会变成什么，只有时间才知道。
2014年3月，时隔22年之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重新出版，新版《文化苦旅》作了一些删补，新增世界之旅和人生之旅的篇幅，对旧有文字也作了适当修订。旧版《文化苦旅》印了多少册已无法统计，一些读书的朋友表示，会买一本新版的《文化苦旅》来做纪念，毕竟这本书曾经开启了一个新的散文时代。
哲学是文明的点睛之笔
北宋时期，有一个名叫徐铉的人，以博学多才闻名于世。有一次，江南选派徐铉进京修贡例，朝廷要派一位陪同的押伴使。朝野上下文臣谋士都因没有徐铉的学问大，怕被耻笑而不敢前往陪行，宰相也委实感到有些棘手，于是，只得奏请宋太祖定夺。
赵匡胤深知徐铉的学问和为人，便传下圣旨，要殿前司呈上一份不识字的殿侍人名单。宋太祖看了一眼名单，用笔随便点了一个人，说：“此人可以。”众大臣一见，颇感惊讶，皇上怎么派一个如此愚笨的人去陪同满腹经纶的徐铉呢？
再说被点名陪伴徐铉的殿侍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糊里糊涂地派到江南。他陪伴徐铉上路后，从渡江开始，徐铉便妙语连珠，语惊四座，令同船的人叹服不已，惟独陪伴他的殿侍默不做声，除了点头应是，一言不发。徐铉好生奇怪，不知这人学问深浅，便又饶有兴趣地与他攀谈，卖弄自己的学问，满以为这样会使对方感到自惭形秽。谁知押伴使仍旧点头称是，既不发意见，也不回答问题。这样一连几天，徐铉见押伴使无从酬复，渐渐地失去了兴趣。倦意阵阵袭来，徐铉便好生没趣地沉默不语养起神来。
宋太祖以愚困智，封住了徐铉的口，折了他的傲气，使他乖乖地来到了京都。
这个故事揭示了“有差异才有和谐”的辩证法哲理。不论任何事物，都是有差异、有对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构成都是矛盾统一体，都是对立和同一的辩证统一。大千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整体，这也是哲学在生活中一个很小而又有趣的折射。
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 也就是说，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所谓灵魂，就是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因素，也就是指事物的本质。为什么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呢？要搞清这个问题，必须明确文明自身的客观要求、哲学的作用或职能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从而把握哲学与文明之间的内在联系。
所谓文明，指的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与野蛮、愚昧相对立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人类社会总是由野蛮走向文明，由落后走向进步，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文明主要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种。所谓物质文明，指的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进步状态，主要表现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和富裕程度。精神文明的范围很广，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这是一个社会文明与否和文明程度的标志；另一方面是社会政治思想和道德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这是由社会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并且强烈地反作用于社会制度本身。
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应当体现时代的精神实质。无论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的发展，总是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每一个时代的精神，一定要反映该时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发展水平。众所周知，哲学同其它各门学科一起，共同组成了人类知识的体系。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具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只是客观世界某一局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规律性知识，而哲学则是从这些具体科学知识中概括出来的最一般的知识。哲学能给人以智慧，使人变得聪明起来。学习进步哲学能使人变成一个聪明的、有智慧的、文明的人。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伦理等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 这就意味着文明与哲学的本性是密切的，是有内在的联系的。
哲学是精神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整个精神文明的结晶。社会在一个个历史时代的更迭中曲折前进，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也随之沉浮，有时受到人们的重视，有时也为世人所鄙薄。然而，纵观历史，我们看到任何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任何高度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高度发展的哲学。这就是说，真正的哲学总是反映自己的时代，在时代精神的哺育下成长，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反过来又促进一定时代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在精神文明这个“有机的结构”中，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受到其他社会意识的作用，又作用于其他社会意识。哲学与精神文明其他成分的相互作用，往往出现不平衡以至脱节的现象。但是，真正的哲学本身是富有生命力的，它既为自己的发展不断开辟道路，又积极促进精神文明其他成分的发展，在二者由不平衡到平衡的相互交替中，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
余秋雨兼具了学者的知识根底和诗人的才情，把个人的经历和体验，与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在历史文化的遗存中，探究民族文化的灵魂。在创作中对象征手法的运用应是余秋雨散文的一大亮点，他散文中的象征之处，处处隐藏着文化的本旨。
在谈到象征的美学意义时，
人们选择余秋雨的文化随笔，是对文学的渴求，也是对知识的渴求。在《阳关雪》这篇散文中，余秋雨展现了他深厚的文学积淀与写作功底。借助阳关景与阳关史，表达了他眼中的文化苦难与文化悲剧。在抒发自己的文化忧患意识的同时，余秋雨大量地借助了象征的手法，并较多篇幅地借用了艾略特《荒原》中的意向和思想，把关注的焦点定位在这些自然景观背后所沉淀的文化内涵上，体现出一种俯仰天地古今的历史感和沧桑感，饱蘸着深切的民族和文化的忧患意识。这
“坟堆”是文中出现的第一个较有代表性的意象。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不过是触发作者感怀的一景，但当笔者看完全文，看到作者对于文化衰亡的忧患，再结合《荒原》，便会发现坟墓的真正用意。余秋雨的思路离不开《荒原》，《荒原》的第一节便是《死者的葬礼》。艾略特刻画了一个毫无生气、充满死亡气息的现代文明之都――伦敦。它宛若地狱，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在浑浑噩噩中走向死亡。而位于阳关的坟堆，它们埋葬的却不仅仅是人的尸骨。在余秋雨的笔下“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它们更像是传递着文化的悲剧――无人问津、远离人群、慢慢被历史侵蚀。在这里，坟堆既引入了作者的想象，引入了阳关的悲剧，又引入了阳关背后的文化悲剧。
后文中，余秋雨将象征使用得淋漓尽致。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马蹄”“呐喊”“热血”象征了战场，象征了阳关这片土地上历经的悲惨历史。这一段中，有战场上的助威厮杀与流血，有亲人眷顾，有战争胜负，有君王愁虑。而这所有的一切逝去以后，留下的就是一个荒原。而下一句“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不禁让人想起了艾略特笔下的人们，他们生死状态如同这战士。这之中更透露出余秋雨对于文化的思考。
在写到“唐人风范”前，余秋雨始终是在写阳关景中隐隐地透露着自己的感怀，他对于所有文化的哀叹只是暗中通过景物传达出来。而在这一节中，余秋雨开始将自己对于文化的咏叹直接地抒发出来。他以王维为例，着重写出了唐朝文人的悲剧，他们终究只是娱乐而非文化，因而得不到重视。这些文人的命运也象征着文化的苦难。余秋雨曾这样形容过，“唐朝，尽自己的力量搜罗并保护着各地的精神流浪者”。这些文人，不过也只是千千万万精神流浪者之一，他们游离于权贵之外，行走于荒原之上，面对火的训诫，听着雷霆的话。这正是几千年来非正统文化的生存状态，而这文化，最终也成了阳关。
阳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象征了。也曾辉煌，终成土墟。它的衰败之中，流露出的是文化衰落的悲具。阳关的雪，阳关的风沙，莫不是从古至今一次又一次对文化的摧残。当余秋雨面对着破败不堪的阳关时，他对文化的忧患便从这土墙上飘然而起。文章最后的“羌笛”是什么，“哀音”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余秋雨以一句怕还要下雪结尾，透露出的悲哀莫不让人拍案叫绝。
中国古典散文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简约的审美规范，秋雨散文的横空出世，无疑打破了散文这只精致小巧的容器。引起较大反响的前三部集子：《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动辄洋洋万余言的篇幅比比皆是。这些鸿篇巨制，使他的散文有足够的能量吞吐古今、驰骋中外，具有黄钟大吕的磅礴气势，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显示出古今鲜见的大气，堪称散文中的大品。
余秋雨散文的取材角度比较大，他擅长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对题材作宏观的、整体的把握，而不是传统散文所惯用的局部切片，由此形成了他的散文的大视野、大格局、大容量，自然也就表现出巨大的思想容量和艺术震撼力。《一个王朝的背影》他似乎聚焦于承德避暑山庄，但进入他的取景框的则是整个清王朝，他的时间几乎涵盖整个清代，他的空间时而朝野，时而山庄，时而长城，时而木兰围场，出场的人物不仅有明清皇帝，还有一批文化人，所有这些都汇聚到对清王朝盛衰的文化性考察上，组成不断变化而又互相关联的系列镜头，把一个历时悠久王朝的兴衰荣辱表现得淋漓尽致；《抱愧山西》从对往昔“海内最富”的山西经济的热诚赞颂到对当今山西经济的极高期待，拥抱了整整一个大山西……
余秋雨之所以能写出篇幅宏大、内涵丰富的大散文，还在于他多向度、辐射式的构思方式。他往往从眼前的见闻写起，然后由近及远、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由果探因。例如《白莲洞》，作者从走进白莲洞起笔，然后便依次联想到人类起源、人类进化、宇宙天体、太极图、桃花园、水帘洞……古今中外、天上人间统统揽入笔端。再如《这里真安静》以一片墓地为聚焦点，以军人、女人、文人的三相结构为空间转轴，把残暴、媚艳与文化精魂相互对照又相互联系地组接在一起，从而让民族、历史、人生穿越时间和空间聚合为一个苍凉而富有启示的寓言式结构体。余秋雨的大散文格局，还源于那种宏大的叙述风格。这种叙述风格包括：宽泛的题材――文学的、艺术的、历史的、社会的；深厚的内容――知识的、文化的、审美的、学术的，精巧的结构――人文景观+历史故事+现代性批判+文化感伤；一种贵族气质――自信、理性、从容、智慧，这种宏大的叙述风格是余秋雨散文的特点和优势所在。
余秋雨的大品散文操作，还表现在通过单篇散文甚至单本著作的组合，完成了史诗般的宏伟叙事目的。《文化苦旅》通过一个个自然景观的描述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蒂，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山居笔记》他把那些南辕北辙的话题点化为“在巨大灾难中寻找精神家园”，让人豁然贯通。《霜冷长河》依然大度、洒脱和精致，然而却没有谈论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文化，不再是遗迹的阐释，也不再是历史难题的解剖，而是人生况味的感悟。《借我一生》是以家族和个人的跋涉脚印写成了一部宏伟的精神史诗。尽管几本书的内容各异，但结构的重心是中华文明、中国文化、中国书生。《千年一叹》记录了从希腊、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直到印度、尼泊尔的考察历程，几乎囊括了人类早慧的文明古国，考察埃及文明、希伯来文明、两河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恒河文明。《行者无疆》则是对西欧文明的全方位考察。至此，他圆满完成了对世界三大文明的考察、评判，从而也给他的关于表现世界文明、文化的这部大散文划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突破“简约”的审美规范，意义还在于余秋雨身后有了一批长篇散文的追随者，具有更加开放的艺术心灵，于是兴之所致把散文无定格的文体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几乎就在余秋雨陆续发表他的《山居笔记》 的同时，江苏作家夏坚勇在《雨花》杂志也推出了他的“大散文系列”，并结集出版了《湮没的辉煌》。很有成就的小说家李存葆，也开始潜心于“文化大散文”的写作，2000 年在大型文学期刊《十月》第3期发表的《飘逝的绝唱》。卞毓方似乎更倾心于现代名人。他在1999年初，从《十月》第1期开始，开辟了“长歌当啸”的专栏，所写人物多为20世纪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巨匠。李国文的“中国古代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系列，重点又放在对古代典籍的爬梳剔抉，以探寻造成中国古代文人悲剧命运的社会原因与心理原因。当今的这些作家，以极强的现代意识和感悟能力，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所作的回顾与反思，具有大气磅礴的骨力，这是90年代以后的文化随笔的共同特点，也为现代散文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写作风范。
废墟吞没了我的企盼，我的记忆。片片瓦砾散落在荒草之间，断残的石柱在夕阳下站立，书中的记载，童年的幻想，全在废墟中殒灭。昔日的光荣成了嘲弄，创业的祖辈在寒风中声声咆哮。夜临了，什么没有见过的明月苦笑一下，躲进云层，投给废墟一片阴影。
但是，代代层累并不是历史。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择。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岁月的巨轮，理应在车道间辗碎凹凸。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营造之初就想到它今后的凋零，因此废墟是归宿；更新的营造以废墟为基地，因此废墟是起点。废墟是进化的长链。一位朋友告诉我，一次，他走进一个著名的废墟，才一抬头，已是满目眼泪。这眼泪的成分非常复杂。是憎恨，是失落，又不完全是。废墟表现出固执，活像一个残疾了的悲剧英雄。废墟昭示着沧桑，让人偷窥到民族步履的蹒跚。废墟是垂死老人发出的指令，使你不能不动容。
废墟有一种形式美，把拨离大地的美转化为皈附大地的美。再过多少年，它还会化为泥土，完全融入大地。将融未融的阶段，便是废墟。母亲微笑着怂恿过儿子们的创造，又微笑着收纳了这种创造。母亲怕儿子们过于劳累，怕世界上过于拥塞。看到过秋天的飘飘黄叶吗？母亲怕它们冷，收入怀抱。没有黄叶就没有秋天，废墟就是建筑的黄叶。
人们说，黄叶的意义在于哺育春天。我说，黄叶本身也是美。
两位朋友在我面前争论。一位说，他最喜欢在疏星残月的夜间，在废墟间独行，或吟诗，或高唱，直到东方泛白；另一位说，有了对晨曦的期待，这种夜游便失之于矫揉。他的习惯，是趁着残月的微光，找一条小路悄然走回。
我呢，我比他们年长，已没有如许豪情和精力。我只怕，人们把所有的废墟都统统刷新、修缮和重建。不能设想，古罗马的角斗场需要重建，庞贝古城需要重建，柬埔寨的吴哥窟需要重建，玛雅文化遗址需要重建。
这就像不能设想，远年的古铜器需要抛光，出土的断戟需要镀镍，宋版图书需要上塑，马王堆的汉代老太需要植皮丰胸、重施浓妆。
只要历史不阻断，时间不倒退，一切都会衰老。老就老了吧，安详地交给世界一副慈祥美。假饰天真是最残酷的自我糟践。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没有废墟的大地太挤了，掩盖废墟的举动太伪诈了。
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
——这就是人类的大明智。
当然，并非所有的废墟都值得留存。否则地球将会伤痕斑斑。废墟是古代派往现代的使节，经过历史君王的挑剔和筛选。废墟是祖辈曾经发动过的壮举，会聚着当时当地的力量和精粹。碎成粉的遗址也不是废墟，废墟中应有历史最强劲的韧带。废墟能提供破读的可能，废墟散发着让人流连盘桓的磁力。是的，废墟是一个磁场，一极古代，一极现代，心灵的罗盘在这里感应强烈。失去了磁力就失去了废墟的生命，它很快就会被人们淘汰。
并非所有的修缮都属于荒唐。小心翼翼地清理，不露痕迹地加固，再苦心设计，让它既保持原貌又便于观看。这种劳作，是对废墟的恩惠，全部劳作的终点，是使它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废墟，一个人人都愿意凭吊的废墟。修缮，总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损失。把损坏降到最低度，是一切真正的废墟修缮家的夙愿。也并非所有的重建都需要否定。如果连废墟也没有了，重建一个来实现现代人吞古纳今的宏志，那又何妨。但是，那只是现代建筑家的古典风格，沿用一个古名，出于幽默。黄鹤楼重建了，可以装电梯；阿房宫若重建，可以做宾馆；滕王阁若重建，可以辟商场。这与历史，干系不大。如果既有废墟，又要重建，那么，我建议，千万保留废墟，傍邻重建。在废墟上开推土机，让人心痛。
不管是修缮还是重建，对废墟来说，要义在于保存。圆明园废墟是北京城最有历史感的文化遗迹之一，如果把它完全铲平，造一座崭新的圆明园，多么得不偿失。大清王朝不见了，熊熊火光不见了，民族的郁愤不见了，历史的感悟不见了，抹去了昨夜的故事，去收拾前夜的残梦。但是，收拾来的又不是前夜残梦，只是今日的游戏。
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废墟二字，在中文中让人心惊肉跳。
或者是冬烘气十足地怀古，或者是实用主义地趋时。怀古者只想以古代今，趋时者只想以今灭古。结果，两相杀伐，两败俱伤，既斫伤了历史，又砍折了现代。鲜血淋淋，伤痕累累，偌大一个民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一些空隙吧！让古代留几个脚印在现代，让现代心平气和地逼视着古代。废墟不值得羞愧，废墟不必要遮盖，我们太擅长遮盖。
中国历史充满了悲剧，但中国人怕看真正的悲剧。最终都有一个大团圆，以博得情绪的安慰，心理的满足。惟有屈原不想大团圆，杜甫不想大团圆，曹雪芹不想大团圆，孔尚任不想大团圆，鲁迅不想大团圆，白先勇不想大团圆。他们保存了废墟，净化了悲剧，于是也就出现了一种真正深沉的文学。
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雪峰是伟大的，因为满坡掩埋着登山者的遗体；大海是伟大的，因为处处漂浮着船楫的残骸；登月是伟大的，因为有"挑战者号"的陨落；人生是伟大的，因为有白发，有诀别，有无可奈何的失落。古希腊傍海而居，无数向往彼岸的勇士在狂波间前仆后继，于是有了光耀百世的希腊悲剧。
诚恳坦然地承认奋斗后的失败，成功后的失落，我们只会更沉着。中国人若要变得大气，不能再把所有的废墟驱逐。
废墟的留存，是现代人文明的象征。
废墟，辉映着现代人的自信。
废墟不会阻遏街市，妨碍前进。现代人目光深邃，知道自己站在历史的第几级台阶。他不会妄想自己脚下是一个拔地而起的高台。因此，他乐于看看身前身后的所有台阶。
是现代的历史哲学点化了废墟，而历史哲学也需要寻找素材。只有在现代的喧嚣中，废墟的宁静才有力度；只有在现代人的沉思中，废墟才能上升为寓言。
因此，古代的废墟，实在是一种现代构建。
现代，不仅仅是一截时间。现代是宽容，现代是气度，现代是辽阔，现代是浩瀚。
我们，挟带着废墟走向现代。
呐喊
“我们的祖先还没有把它说完呢，我们不必多么孝顺，但又何妨静心听听，听不明白时追问几声。”听着香港沙田下的鸟鸣与涛声，思考着故乡的过去与未来，一位学者在告别蒙昧，控诉野蛮，为文明的胜利摇旗呐喊！
他是谁？与着名画家刘国松结交，与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会面，在香港讲学，戴着眼镜时刻在思考余秋雨，一名学者，着名散文家，正是在这个秋风秋雨时节写下了《山居笔记》系列。
待我明白了这一切已是十年后，我升入了中学，面对着五百多页的《秋雨散文》，看着《一个王朝的背影》、《坡突围》、《脆弱的都城》，我的眼前闪现出宜人的避暑山庄、古老的庞贝古城，愤怒的李白、焚琴煮鹤的林逋……历史在呐喊，文人在呐喊：还我公平，还我自由！余秋雨在呐喊：呼唤文明，呼唤真诚！
我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呼唤文明，呼唤和平！初一时的我做起了作家梦。
彷徨
“都上初二了，还不知道学习？净看课外书！”班主任说完，拿走了我的《朝花夕拾》。
“××同学，你写的文章很优美，离发表的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请汇一百元给你发表。”寄了十多次文章，大多收到的是催款条。
“唉，语文考满分又怎样？就这数学水平。”数学老师一脸无奈。
期中考试后，面对着凄风苦雨，我苦闷我彷徨。在通往作家之路的征途上，竟有那么多的障碍吗？李白的轻舟回不了万重山，范仲淹的忧天下之心化作将军白发征夫泪，就连大学者大作家余秋雨也在思索人类如何战胜野蛮而文明却处处被拒绝，他写的一系列文章也不被认可为散文……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拿起《古诗文诵读》，做起《数学课课通》。故事新编
“你就是写出《千年一笑》《文明旅行记》《百花仙子畅游宇宙》的A先生？很好，有我的风格，但思考的深度加大了。”在谙贝尔颁奖仪式上余秋雨先生握着我的手说。
“哪里？我的《文明旅行记》受您的《文明的碎片》的影响，《千年一笑》是《千年一叹》的姊妹篇。是您的文章启发了我，使我走上了真正散文化道路。”我发自肺腑地说。
“文明要继承要发展，文化要继承要创新啊！让我们为中华散文腾飞而共同努力吧！”
中国灿烂的文明正在被时光磨灭，不知在角落里边回味心酸史边唾骂历史罪人的人们是否真曾闭一闭眼睛，平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我一直以来欣赏懂史且敢于评论批判历史的学者，而也同时认为现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的余秋雨先生是无数学者中的豪杰，他的《文化苦旅》是万千部文史学散文著作
本书是余秋雨先生第一本文化散文集。其中有些文章曾在各类文学评奖中夺得首奖。全书的主调是凭借山水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历史构成。余秋雨先生依仗着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余秋雨先生以他独特的写作魅力吸引着读者，那是一种苦涩的回忆，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他也曾在本书中像许多知青学者样深情感叹，但同样的感叹，出现在不同的地方，韵味也相差甚远。正如他所说的一样"我也可以年轻",他的人生是富有弹性的，他总是秉持着少年的激情，享受着老年的清闲度过他充实的中年时光，所以，余秋雨先生无论何时都是个混合体。因此，他的文章，也永远夹杂着不同感觉的口气。如他对中国文化日益沦陷丧失的悲伤感慨，就饱含了年轻人对不满的辱骂，中年人对世事的无奈和老年人沧桑的惋惜。
也许有些的观览完全无心，但撰成此书的灵感源头绝对是有意的。很明显，他发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尘封点。在如今这个弘扬我国绚烂文明的蓬勃时代提出这样的悖论观点，自然更引人注意深思。中国古老的文明曾在古代创造过盛世，人们为了保留住曾经繁华便将绚烂的文化代代相传，陆续建造了莫高窟，都江堰等大型建筑，就连普通的牌坊，藏书楼也印有文化的痕迹。但人们的理想总是好的，而岁月却是逆人而行，变故也是层出不穷的，人们再想保存下来的东西到了一定的极限还是会被时间冲走，虽然也有些是出于人为，但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历史的上的空白。有些历史尘埃的东西是留不住的，不少学者在哀伤的挽回，总痛心的活在不属于他们的曾经，便永远无法活着走出来。因此，"正视过往与当下",便是我从此书中悟出的一个当前重要的课题，我也同时认为这是余秋雨先生的研究与警世主题。因为，只有能真正认清历史风云的人才能在顺应历史车轮的基础上印出自己的车辙印。
"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废墟是进化的长链。""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在心灵与心灵的撞击中，发出了"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的呼唤。
在这儿，已超过了时空的限制，它是一次艰难的旅行。正如在茫茫沙漠中旅行。它更是一次历史的漫游，一次文化的苦旅，是对那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的默认。读它，让我受到了灵魂的震撼，精神的洗礼，心灵的升华。
在山水解读历史，在历史中解读文化，在文化中看透山水，让自己的心灵也受到文化的熏染，精神的洗礼，这便是我读《文化苦旅》获得的最强烈的感受。或许，我还未完全领悟作者的深意。或许，我还未真正读透这本书的内涵。然而，《文化苦旅》一起苦苦的悲怆奏响了时代的绝响，警世亦憾人！
抽一枝柳条，折一只桃枝。品一杯清茶，看一本好书。
走进余秋雨，走进《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读后感850字（二）
喜欢读余秋雨先生的书，先生总是将自己独特的见解溶于文字中，领导读者理解问题，思辨问题。先生的文字逻辑性强，见解独特，含义深刻。每读一次都会让我深深地震撼。
《文化苦旅》这本书介绍了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古迹。但你千万不要� 整本书还没读完，我就已经被民族意识唤醒后的沉重与悲哀压的喘不过气来。在我们欣赏历史留给我们的有形"著作"——古迹时？谁又会去潜心探究这一处处古迹背后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而余先生恰恰做到了。他运其妙笔，给我们的心灵写下了"震撼"两个大字……
曾在网上看过这样一句评论：余秋雨以历史文化散文而名世。余秋雨先生凭借自己丰富的文史知识功底，优美的文辞，引领读者泛舟于千年文化长河中。是的，他的这本著作《文化苦旅》也深深印在每个读者的脑海里。有人说，中国散文的天空星光灿烂，而《文化苦旅》是一条河系，其中每一颗星星都散发着一种魅力非凡的深不可测的力量。有人称他是本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这些话道出了我的心声。我之所以要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是想要表达我至深的敬意。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展现给我们那一处处古迹背后的辛酸和沉痛以唤醒我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让铭记我们历史的教训！
《文化苦旅》这本书在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历史的同时，告诉了我们更深一层的道理。
跟随作者走到书中，我们不得不因那历史和文化推引，走上前去——眼前出现了莫高窟的石洞。石洞依旧壮观，石像。壁画依然不言。跟随作者静看着光影投射在石壁上的变化，如同它们静静地看着敦煌千年的变迁。千年前的一次刀划下，开启了千年后莫高窟的壮丽。它曾遭遇浩劫，多年后的今天，那神秘又充满意义的洞窟，能引起大家的注目并非外表炫丽而是一种人性的。深层的蕴藏。
"报纸上说我书写得轻松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种很给自己过不去的劳苦活，一提笔就感到年岁徒增，不管是春温秋凉，是大喜悦大悲愤，最后总是要闭一闭眼睛，平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这是余秋雨教授在《文化苦旅》中的自序。
千年之前的那场浩劫，绝不能只是过眼云烟。我们要吸取教训，将文化的精神永贮于华夏大地！
1、从《文化苦旅》到《行者无疆》，余秋雨开始给自己重新定位。他说“找自己和自己同行之间的区别比较明显，我是通过旅行的方式来考察人类的各大文明，最重要的文明几乎都走遍了，这一点大概有它的特殊性，也就是我此时此刻可以肯定我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身份地位，这范围逐步逐步缩小了，像差不多相同的玻璃，那么作为一个带着文化的目的去旅行的人，而且真是走了很多很多路的人，所以说文化的旅行者，回来还最好能够写一点东西，向大家回报的人，作为行者这一点我想有一点特殊。我不喜欢以前的那种学者生活，学者生活的特点就是知识的来源，全部来自于书本，很少有自己去考察。
2、如果知识的来源限定为书本到书本肯定是狭隘的，当时我就感觉到了，我要告别这一点。如果你从一块真实的土地上出来，成了大学生成了教授，好不容易成了才，但是你的话语和绝大多数人毫无关系，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认为，知识来源于亲自去考察，知识的去向就是我向广大读者提供能够接受的文体，你叫它散文也好，叫它别的文体都可以，能够和我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观众和读者亲切的对话”。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余秋雨散文；文体意识；主体精神
当代新时期散文创作五彩纷呈，表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但不少流派、不少风格独具的作家作品，往往在令人感动欣喜一时之后，则表现出后劲不足，很快便消歇无闻，然而余秋雨的创作却是个特例。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他的散文作品广受欢迎，反响巨大。余秋雨散文这种持续地、广泛地获得不同文化层次读者接受的状况我们可称之为“余秋雨现象”。考察余秋雨散文旺盛而持久的艺术魅力根源可以发现，对于当代散文而来说，余秋雨散文的意义不仅止于为当代文学宝库奉献了丰富、精美的篇章，实际上还应引发人们对于散文创作规律、散文文体意识等理论层面问题的思考。
一
长久以来，人们对散文文体的理解一般多侧重于对形式层面元素的关注，因而对散文文体的阐释往往更为注重突出其共性化特征。这种思维显然对散文创作产生强烈的影响，当年杨朔散文对篇章结构的刻意雕凿便是一个典型。然而，如果对于散文文体的界定仅局限于形式层面的思考，必将对当代散文理论的建构与散文的发展有所局限。
追寻自《文化苦旅》以来的散文创作足迹，应当可以明确余秋雨散文实际代表着当代文学一种新的散文文体意识的萌生。在散文创作实践中，余秋雨格外强调创作主体对客体的价值叩问。2004年余秋雨曾在央视《百家讲坛》作了一个关于散文创作的专题讲座，其间曾谈到：“我当时写《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时候，我比较重要的是想用我的脚去踩一踩废墟，在废墟当中感受中华文化还能给我什么感觉……”。所谓“感觉”，即指作者对这些人文山水的个性化感悟与价值性发现，而这种对历史文化的个性化感悟与价值性发现恰是余秋雨散文创作的起点和归宿。探入人类文明历史，透过两难困惑的辩证思索步步逼近真理是其散文的重要特征。“我写那些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文体，但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感受。”[1]这里所谓“文体”指向大众的普泛理解，专指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形式规范，即散文在表达方式、篇章结构、语体风范等形式元素的综合统一。然而这并不是余秋雨关于散文文体的思维，显而易见，这段表述明确地告知人们他写作散文是重在“倾吐一种文化感受”。由此可见，余秋雨的散文文体意识体现这种精神：散文创作是一个心灵追问的历程，散文的价值核心在于其精神内涵，散文的本质应定位于创作主体的“心灵体验”;创作主体“心灵体验”的内涵为“真诚”与“价值叩问”的统一，它积淀着作家个性化的生命意识，是作家对历史人生、社会文明切身体察、探寻追思而超越了世俗平庸的价值性认识与感悟。
事实上，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论及文学文体问题时就曾指出：“文体——这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文体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2]别林斯基的文体意识明确指向作品的内在精神，突出强调创作主体的个性化体验。说明文体实质上是富于作家艺术个性的把握生活的方式，它首先指向创作主体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遗憾的是建国以来相当长的时期，人们对文体的阐释往往囿于单纯的技巧或形式，散文领域亦无例外。由此直接导致散文创作或者是对形式技艺的过度加工，或者是作品内在精神显得浅薄或矫饰。余秋雨散文对精神内涵、创作主体心灵体验的强调为当代散文文体作出了富有启示性的阐释，并提供了可贵的范式。
这种散文文体意识带来了余秋雨散文文本浓厚的主观感悟色彩。他的散文虽然多以游记形式出现，如《文化苦旅》、《行者无疆》等，但与一般游记篇章大有不同。其笔墨所涉虽然表层也在访山问水，却不似一般游记重在“潇洒一游”。亦即说余秋雨的目光并非止落于对一个个无声景点的形象摹写，整体叙写经营也不是首先重在技艺精巧的追求。他散文笔下的客观风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家对社会历史文化省思的介质，创作主体的情感体验才是创作思维营构的主导。如记写我国著名藏书楼天一阁的《风雨天一阁》实际关注的是这样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3] 它重在表达作者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体悟，因而叙写“天一阁”的历史变迁实际
应当说，余秋雨的散文创作动因是生命意义追问中的困惑，困惑中的思索：“我把我永远想不明白的问题交给我的散文”，写作散文是有“另外一种追求”，同在上述讲座中谈及散文创作体验时余秋雨如是说。在现实生活中，余秋雨是个求真的学者，丰富的生活经历带给他的不仅止于一般生物性的经验积累，更是以诗性情怀感悟人生的价值体验。对他而言，散文既是心灵困惑的诉说，同时也是一种解决困惑、追寻生命意义的方式，散文文本实际上是作者自我价值观念、生命意识的外化。因而他的散文创作完全是“笔”随“心”走，至于对形式层面问题的考虑，正如他说自己在许多时候写作文化游记时不考虑诸如谴辞造句等因素那样，倒是位在其次的。因此，在余秋雨散文世界中，“散文”不可单纯从表现形式上作界定，创作主体对所观照客体的“以身体之，以心验之”，由此而进入价值叩问与发现的境界，抒写出超越一般生活经验的诗性情感才是散文的真谛；散文是一种有着深刻反思、舞动着诗性灵魂的文体，创作主体以超越经验与平庸的诗性情怀表达出对社会人生的关怀才是散文核心价值和意义所在。
二
余秋雨对散文是创作主体“心灵体验”的认定，与现代散文大家郁达夫所提倡的散文创作第一要写“散文的心”的观念是有共通之处的。我们可以把这“心”理解为蕴含于文的、富有意义的主体精神，这是决定作品审美价值的重要元素。
回顾建国后散文创作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十七年散文虽然有着明显的关注社会、思考现实的倾向，但思想情感大多淹没于纯粹的社会生活之中，缺乏必要的、独立的创作主体人格精神。如五、六十年代“写中心”、“赶任务”、“歌颂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 这样的散文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中不少作品呈现出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神圣化”或背离历史现实的“伪崇高”色彩。此时散文创作虽然努力切近社会主流生活，然而大多却因思想的浅薄、情感的浮泛而显示出一份贫弱与苍白。此外，即使在当时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中，由于主体意识淡化，思想个性在有意或无意之中被遮掩，艺术创作中极为可贵而重要的主体精神在相当程度上被消解。有时乍看起来表现的是个性，但实际上共性色彩浓厚；看似抒发自我怀情，但矫饰成份居多，创作主体富于个性化的情感理想、艺术思维受到极大抑制。十七年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少散文创作由于深受建国后散文模式的影响，仍在自觉不自觉地延续着以往的散文传统。进入新文学时期，虽然也有了一些年轻作家的散文创新，但就总体而言，散文创作仍未形成一种自觉的主体意识。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撞击与交融之中思索着，在多元融合对立的现实中开始冷静定位自己的坐标。在这种背景之下，散文也开始了以新的姿态走向当代人的心理。开始由相对浅显单一的抒情、言志进入深层的思考，由感性的热情转向理性的期冀，由难以企及的“神圣”、“崇高”而切入到关联千古常人生活的文化反思。由此一种优美崇高而切近生活现实的精神品格开始渗入散文实践，散文领域日渐形成艺术创作新格局。在这个新格局当中，余秋雨散文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一种强健的主体精神在散文创作中的确立。余秋雨由《文化苦旅》所开启的系列散文笔涉中外，它们在聚焦人类文明发展历史、探寻社会文化真善美的历程中，通过文化品位的渗透而确立了独具个性魅力的精神品格。也就是说，郁达夫所说的“散文的心”，在余秋雨散文中得到了真切的落实，也正是这个散文的“心”把他的散文推进了深远的艺术境界。
突出创作主体的心灵体验，从而强调作品的精神内涵是余秋雨散文创作的显著特征。而透过艺术创作探视创作者的心灵世界，余秋雨散文呈现给人们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与叩问意义、价值世界的理性自觉。应当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与使命自觉是余秋雨强调内在精神价值的散文观形成的根源。
关键词：《文化苦旅》 文化精神 文化意蕴
“人文”，意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人文关怀是作家将人生、社会、艺术现象当做人类文化进步的一部分，主义于它们自身历史的递变，表现出对积淀在现象中的历史文化质的追索。“文学不只是给人提供某种想象性的愉悦，而是在这种想象的活动反思中，重建着人类的精神文化。”已经是文学创作中的共同认识。余秋雨以现代人文精神为参照系，观照历史事件、历史景观和历史文化风韵，进行历史文化题材的自我内省，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主体关注意识和新的创作趋向，使历史文化题材得到丰富和深入的拓展。在历史文化题材的人文关怀中，探寻中华民族生存的本源，以史为鉴，启迪后人，引发对主体的关注是一个重要方面。作者在他的散文《都江堰》中这样写道：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怎样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残壁断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狂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的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如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潺潺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有了它，才有了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李冰这样的人，应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纪念一下的，造个二王庙，也合民众心意。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界也会变得通情达理，平适可亲。”[1]
人类特有的禀赋之一是能意识到自己的过去，想想自己的先辈，体会现在，设想未来。人除了生长在自然生态环境中，还在人类特有的文化环境中繁育自我的心智和灵魂，在接受教育和成长的同时，也认同着一种称作“根”的人文生态。人类精神溯源的本性在散文中抒发出情真意切的对历史文化的或褒或贬，抑或继承与弃除的强烈渴望。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随着物质文明的发达和国际交流的日益丰富，随着工业文明和科技进步，以及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加速，旧城改造，城市拆迁，拆了建，建了拆，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利了一代，害了百代的工程屡见不鲜。什么样的过程，什么样的形象，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精神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余秋雨在《都江堰》一文中给出了明确答案。这足以证明他的散文的历史文化意味和极大的历史文化责任感，更能体现出中华文化的一面，送给那些想为民造福，为民办实事，但事与愿违，把事情办到极端的人。以史为鉴，那些急功近利者，必将遗臭万年！这是忠告，也是启示，更是作者对世人，对历史文化的最亲切得人文关怀。
在当今多元文化背景下，对历史文物，名胜古迹的修缮，开发与保护，对废墟的存与毁，抑或开发利用是余秋雨文化散文中人文关怀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2]“阳关坍驰了，坍驰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3]“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官员都到哪里去了？回答是：……中国是穷，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但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已得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4]“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那个洞窟跟前。”[5]“就这样，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地运到了国外。”[6]“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哪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7]也正是人微言轻，无官无职，一介书生，就算“匹夫有责”，也只好作罢。一味听任王道士之类面对暗乎乎的敦煌壁画“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也算抢救文化遗产。“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就由他们来吞吐了！翻阅余秋雨历史文化题材的散文，字里行间无不充满着对历史文物，名胜古迹的关切，同时，也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护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作者希望“让古代留几个脚印在现代”，“我们挟带着废墟走向现代”，走向民族崛起的未来。“废墟不会阻碍街市，妨碍前进”，相反，“废墟的留存，是现代人文明的象征。”由此，我们看出作者提出的“废墟的留存”，是以全体的生命和无生命和谐共处为理想，批评了工业文明导致人对自然的，对历史古迹的背离和破坏。作者的深刻之处在于把通常是面向过去的历史文化意识和情节置身于现代文明精神结构的构成因素方面，因而开拓了历史文化题材人文关怀的更加广阔的表现空间，标立了后人审视历史文化、开发历史文化的新境界。
与历史文化题材有天然联系的是关于广泛地传承于民间的关于民间艺术与民间文化的人文关怀。当前民间艺术和民族文化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活群体的边缘状态引起了余秋雨先生的密切关注。其中《贵池傩》、《江南小镇》、《笔墨祭》是其中几篇深刻之作。在《贵池傩》一文，从作者对傩戏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为了生存，傩祭傩戏中又相当一部分内容迎合民间的庸俗，但它们的根本生命力还在于表现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作者沉甸甸的人文追思溢于言表。任何民间艺术都表现出一个民族一方地域环境中一种群体的生存需求，反映着人们对于人世善恶、美丑的价值评判。作者通过贵池傩去发现民间艺术蕴含的人文核心内涵，同时也提出了民间艺术、民族文化有一个与时俱进、自主创新，不断改进繁荣的问题。正如作者在《贵池傩》一文中所说：“我们，对于我们的祖先，总要摆脱一些什么吧？或许，我们过去摆脱得过于鲁莽，在这里才找到摆脱得起点？”[8]
关键词：散文 艺术
余秋雨，作为学者散文创作的一员。其散文创作以其独特的审美取向、文化取向、语言取向和价值取向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并独步文坛。笔者在此对其散文的艺术特色发表以下拙见，供大家参考：
一、余秋雨简介
余秋雨的散文集有《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禧日记》和《千年一叹》，尤其是《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反响，颇受读书界的欢迎和好评，在台湾和海外华人文化界和出版界也引起了轰动，其作品发行量之大令人鼓舞。其读者上到学者教授下到平民百姓，可谓雅俗共赏。文学作品有如此之大之广的效应，是当今许多学者难以望其项背的。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余秋雨的散文是成功的文学作品。
二、余秋雨散文的艺术特色
1、写作手法上以议论为主，而非抒情
纵观余秋雨的散文，其核心成分是议论，但又多以抒情的笔法来表达，这种抒情与议论的水融，使文中的议论充满了睿智与情趣，使读者总能在理性的思考中获得一种特有的精神享受。如《阳关雪》中“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原……”“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与自然浑和，夺人心魄。可惜它们后来都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正是这种抒情与议论的结合，才使人们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所经历的苦难历程，中国文人所独有的悲剧性命运，促使人们反身自问，文明是什么？文化是什么？我们在哪里遗落？又怎样才能找回。可以说，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最具特色和最有魅力的部分，不是来自生动的场面描写，也不是来自温情脉脉的抒情，而是这种用抒情的笔法，进行理性思考的议论。
2、独特的视角，哲学的思辨
余秋雨的散文大多触及了历史，而且对历史传统文化，投入哲学的思考，重新判断和审视，余秋雨在《都江堰》对我们民族心理的“长城情结”不敢恭维，后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读了康熙不修长城的一段话，简直找到了一个远年的知音。他的批判精神更充满了理性思辨的色彩。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作家指出：“无数的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批判规范，虽然堂皇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偷看自己心里从小埋下的历史情结和民族情结，有多少可以留存，有多少可需要校”。他的散文多了自己的理解，指出：“山庄的营造，是一代政治家在精神上的强健”。对待历史人物，用诚实的理性的态度去对待，不受任何主观因素的影响。众所周知，秦桧是南宋的奸臣，人们都痛恨他咒骂他，没有人会为他说话，但余秋雨还是客观地理性地留出空间让他申辩。而对于坡的好友沈括，也不避揭露其短，他曾因妒忌而陷害过坡，他所检举的诗句，正是坡分别时送给他的诗句。秋雨散文不同于以往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理性审美意识所支撑起的恢弘气度。
3、历史现场还原似的虚拟，丰富的艺术想象
一般认为，散文应当是写人的真情实感，历史散文的内容应当符合历史事实。但是，许多历史散文作家，就是由于太拘束于历史事实，导致其散文成了考古学，枯燥而无新意。余秋雨他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局限于传统的散文创作规范，而采用了虚拟性的小说手法，发挥了合理的想象，把抽象而概括的历史材料，给予生动形象的艺术再现。如《阳关雪》中，描写王维“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我们都没有身临其景，都不知道王维的友人是否帮他打点行李，也不知道他是否“瞟了一眼”，是否“微笑着”，但是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渲染了朋友离别的气氛，呈现给我们一个具体而生动的画面，让我们更加容易理解王维当时的心境，更能够体会作者的情感。作者就是通过合理的想象，让历史再现，让人如身临其境。
4、戏剧形态与散文形态的相互融合
余秋雨文化散文具有戏剧的四要素：即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把散文与戏剧的特点相结合，注重故事情节的塑造，有连续性、完整性、生动性的特点。而传统散文为了体现主题只是截取一个历史事件或某一场景，用以凸现主题。如《风雨天一阁》给我们讲述了天一阁作为文化象征传承流转的整个过程。如创始人范钦在为官生涯中如何费尽心力地收集书籍孤本，对于天一阁的文化传承如何处心积虑，清代姑娘钱绣芸为了自己的文化渴求如何嫁到范家；而同时对范钦的健全的文化良知、天一阁对《四库全书》编纂的历史贡献，以及民国初年遭到盗毁的打击等等进行了具体描述。对于故事的完整性、生动性的情节塑造，非常到位。特别是生动的细节描写：“ 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这些戏剧性的表现形式：如倒叙式、细节性描写以及历史与现实的时空转换，悬念设置等，使散文具有了强烈的感染力和艺术表现力。
关键词：冯骥才 余秋雨 旅欧 文化视域 文化表述方式 文化境界
冯骥才生长、居住于天津，祖籍浙江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余秋雨生于浙江余姚县桥头镇（今属宁波市慈溪市），后居上海。他 其中，冯骥才的旅欧散文和随笔主要收在《美人欧罗巴》、《巴黎，艺术至上》、《维也纳情感》等作品集中；余秋雨则随同凤凰卫视“千禧之旅”创作了《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其中大半是旅欧散文和随笔。由于人生经历、境遇以及文化意识、审美选择等的不同，他们在各自的旅欧散文、随笔中展现出不同的文化视域、文化表述方式和文化境界的追求。比较两人旅欧散文随笔的异同，有助于深入解读精英知识分子阶层文化血脉中的思维的、精神的价值，从而更好地进行文化上的自我认知与提升。
一、同一文化场中不同的文化视域――寻找“差异”与建构“同一”
冯骥才和余秋雨在各自著量颇丰的旅欧散文、随笔中都涉及对文明、文化的关切与探寻，释放了各自对文明、文化的认知、理解与情怀。他们面对同一个文化场――欧洲，却由于文化切入点的选择以及思维方式等的差异，展现出了不同的文化视域。
表一 冯骥才、余秋雨散文随笔中涉及的主要欧洲国家
首先，由于文化切入点的不同，冯骥才和余秋雨在面对同一个对象物时，常常会有迥异的感受与见解。举例来说。同样身处欧洲的墓园，冯骥才感受到的是美丽、安详的氛围。他在《墓地》中写道：“它与中国坟地不同，毫无凄凉萧瑟之感，甚至像公园，但不是活人游乐而是死人安息的地方，处处树木幽深，花草葳蕤，一座座坟墓都是优美的石雕，有的称得上艺术杰作。”[1]在《居住在拉雪兹的大师们》则惊叹这座法国的神父公墓俨然就像一座城市，然后又款款写道：“此刻，秋天已经进驻巴黎的拉雪兹来。树木变成了三种颜色。三分之一的树木变成金黄，三分之一的叶子鲜红如火，三分之一的大自然依旧坚守着生命的绿。于是这墓地斑斓的秋色胜过花季的夏天。有的墓地被片片红叶鲜亮地点缀着，有的石棺上松软地覆盖着一大片纯黄的叶片。秋枝疏阔，日光下斜，影布墓地，分外美丽。一座座式样不同的坟墓，一件件题材各异的雕塑，不少出自名家之手。在光影斑驳中，这艺术化了的墓地便接近了天堂。”[2]他将墓地与休闲游乐的公园、缤纷绚丽的自然景色、清脆和雅的鸟鸣、活人感受到的宁静喜乐以及艺术氛围联系起来，传达着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写出了西方人自己的生死观。
余秋雨笔下则不然。他在《墓地荒荒》中看到的是“长长的杂草”，遇到一位埋头读书的青年，奇怪于杂草间停放着的一个婴儿车，继而自问自答：“这是这位男青年的孩子吗？他为什么愿意把小生命停息在这么冷僻而阴森的所在？这不便问，只知道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活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接着又叙述说：“墓园、荒草、婴儿、书籍，再夹杂几声鸟鸣；看书看到一半左右环顾，一个个惊天动地的名字从书本滑向石碑，这儿是许多文化灵魂的共同终点。我重新远远地打量了一下那个男青年，心中产生了一点莫名的感念。是他，消解了这个墓园的荒凉和寂寞。”[3]同样是与墓园相伴自得其乐的活人和鸟鸣，他却使用了“冷僻而阴森”、“荒凉和寂寞”一类的词语，应该注意到这些字眼正是中国人对墓地的概念。可以想见，余秋雨是在用自己的中国思维和理解力去阐释西方，所传达的正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多数中国人身处墓地的感受。
比如面对奥地利的乡村，冯骥才在《别急，哈尔施塔特》一文中盛赞“湖区”特异之美，描写其精神、气质、历史、风俗、生活气息、审美情趣，转述山民“我们最爱的是大自然，然后才是上帝”的独特生活观；余秋雨则以中国的山、水哲学来阐释和同构奥地利山村。再比如面对罗马、威尼斯等城市，冯骥才惯于客观地叙述和感受，寻找异质文化的优长；余秋雨则谈到了中国传统文学最大的抒情主题――兴亡之叹，谈到曾赴中国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和上海……类似的例子不一而足。总之，冯骥才充分尊重主体个性与差异；余秋雨则善于运用自己的文化背景进行同构、联想与包容。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冯骥才的旅欧散文随笔中的文化视域突出显现为对“差异”的关注，余秋雨则刚好相反，这在他们各自的相关文字告白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冯骥才在其欧游散文随笔选集四种的自序――《游记的立场》一文中坦言：“文化的视点是我游记的立场。即从文化上去发现不同、感知不同和享受不同。”[4]继而又表示：“还有一个立场是我不能拒绝的，就是审美的立场。”但这也是因为，“美常常是一种文明的外化与表达。往往从美的入口进去，便可以找到另一种文明独特的本质”。[4]5更清晰的解释可追溯至其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海外趣谈》一书的序言：“采取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方法，试图清醒地寻找东西方截然相反的区别。这一工作给本书作者许多发现的，同时不再相信东西方可以完全融合，却又相信，只有相互认识到区别，才能如山水日月，光辉互映，相安共存。”[1]12余秋雨则在《千年一叹》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道：“这样一种悠久的文化（中华文化），与人类的其他文化相比处于什么地位？长处在哪里？短处又在哪里？”[5]并且声称 “从那数万公里中重新发现了中国文化”。[5]5可以说，在行走和写作尚未发生之际，他们便阐明了各自的文化预期与文化立场。前者要寻找和比较文化的“差异”、区别和个性所在，设身处地地感受、思考和体验；后者则要“发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自己的思辨中建构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同一”。
二、不同的文化表述方式――“文化的文学呈现”与“文学的文化表达”
作为文学文本，冯骥才、余秋雨旅欧散文随笔的文化表述方式亦各具特色。比较来说，冯骥才的文化表述方式大半是含蓄、客观而自然的，可说是一种“文化的文学呈现”；余秋雨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文学的文化表达”――主动、主观，带有强烈的文化逻辑性与功利目的。这样的文化表述方式当然有他们个性与审美趣味等因素参与在内，更重要的则同他们各自的文化身份密切相关。虽然二人都具有作家、学者、文化人等多重文化身份，但推究起来，冯骥才首先是一个作家，余秋雨首先是一个学者。
冯骥才出于作家的敏感与天性，惯于从日常和细部着眼，创作多选择狭义的散文体裁，仅有《巴黎的历史美》等少量作品为文化随笔。比如在描绘巴黎时，冯骥才花费了颇多的篇幅关注日常的巴黎――普通的巴黎女郎、街头随处可见的吻、地铁中的无名乐手、巴黎变幻的天空和拉丁区默默无闻的苏吉尔小街等等，用冯骥才自己的话讲，他关注的是“最深的、也是最日常的一种生活”。[2]62而他的表述方式则突出体现在对细节的处理，时刻不忘让细节本身“说话”。《巴黎女郎》中那片被女郎用作书签的金黄的落叶，女郎的自然与和谐的美便跃然纸上；《地铁中的乐手》中弹琵琶的中国姑娘琴桌上的一枝深红的玫瑰，传达着巴黎人的浪漫天性与气质；拉丁区小街上快要被秋天的藤蔓遮满仍不肯将其剪除的一扇扇窗子，诉说巴黎人对自然和美的由衷热爱……即便在《城市的文物与文化》这类纯文化随笔中，也不忘记述、描写自己住宿的旅馆的状态、环境，让旅馆自身为城市的文物与文化作证。概括说来，冯骥才常常通过众多密集的日常生活图景、形象与细节透露出深厚的文化气质和信息，自然而言地呈现着巴黎的人性环境、生活的深层和文化气场。
余秋雨基于学者的思维习惯，则极为重视占据历史文化的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更多选择了文化随笔这一体裁，以叙述和议论的方式直接进行文化的表达。仍以巴黎为例。余秋雨首先在文化随笔中给巴黎下了一个文化的定义：“最健全的城市”。[3]206因为“它几乎具有别的城市的一切优点和缺点，而且把它们一起放大，推向极致”。[3]206接下来他论及埃菲尔铁塔、蓬皮杜艺术中心、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凯旋门、巴黎圣母院等巴黎的文化符号，以及萨特、波伏瓦时常光顾并进行写作活动的咖啡店，抵达这些预期就要到达的地点后，再通过自己的知识背景、感想、见解，追溯这些城市建筑的历史、典故，联想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观察现象，分析利弊，在文字中直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文化理念。在《法国胃口》中，余秋雨在回顾法国饮食文化的历史之余，这样评论道：“法国美食的高度发展，与法国文化的质感取向有关，对此我十分钦佩。质感而不低俗，高雅而不抽象，把万般诗书沉淀为衣食住行、举手投足，再由日常生态来反视文化，校正文化，这种温暖的循环圈令人陶醉。”[3]222继而指出“法国人在美好的事情上容易失控，缺少收敛”，[3]222印证前文给出的巴黎城市文化定义后，向巴黎人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在文末总结道：“时间原则、经济原则和随意原则成了下一代的生命原则，需要反省自问的也许倒是法国美食的古典原则。”[3]222至此，余秋雨自己持有和想要传达的文化观念得到了逻辑的、充分的表达。
此外，综观文本就会发现，冯骥才写“心灵”时余秋雨在写“心态”；冯骥写“自然”时余秋雨写“生态”；冯骥才描绘巴黎人、维也纳人等的“生活图景”时余秋雨关注他们的生存形态……冯骥才的文化表述通常蕴含在诸如心灵、自然和生活图景中等对象物和细节之中，重视观感、画面、情节、韵律、节奏，在文学的、艺术的表达同时进行着文化的“呈现”，或者说伴生着文化的内容。余秋雨则紧紧盯住文化，积极主动地进行文化阐释，文字是服务于文化表达这一目的的。当然，余秋雨或简约或繁复，或华美或朴素的丰富多样的文字，以及各类美学策略为文本增色许多。在学术著作《伟大作品的隐秘结构》中余秋雨曾提到：“可以在恰当的局部试行类似的小结构，埋下一些两难的喟叹和未知的苍凉，也就是埋下一些伟大的碎片或种子，有可能取得超乎想象的奇效。”[6]而“喟叹”和“苍凉”正是他行文张力与美的一大特色。另外，余秋雨善于借鉴其研究的本行古希腊悲剧的美学优长，利用悲剧的形式――冲突、矛盾、情境等的营造，引导读者的情绪、情感，增强文章的感染力，从而形成其“文学的文化表达”。
三、文化境界的追求――“精神至上”与“文化无疆”
在不同的文化视域与文化表述方式的背后，自然隐含着冯骥才、余秋雨对各自文化境界的追求。概括而言，冯骥才旅欧散文重在寻觅积极的、美的、超功利的思想和精神，他理想的文化境界是“精神至上”，而余秋雨孜孜追求的是人类文明的大同理想――“文明无疆”或者说“文化无疆”。
在欧洲，冯骥才关注巴黎、维也纳、萨尔茨堡以及阿尔卑斯和“湖区”等城市、郊区、乡村及其住民的精神、情感与气质。他既记述巴黎女郎、无名乐手、海蒂父女、店主塞伯、世外美髯公弗里茨、木偶大师爱赫尔等普通民众、民间艺人，也抒写凡・高、塞尚、莫扎特、克里姆特、罗丹、普希金等顶级艺术大师非凡的艺术人生；既关注优美的历史文化时空，更不忘从中寻觅文化的精神内涵。在描写巴黎先贤祠的《精神的殿堂》一文中，冯骥才写道，人们来到这里，是为了“重温先贤的思想精神来了”。[2]63在《维也纳生活圆舞曲》中他说：“欧洲人一向把自己的历史精神看得至高无上，因此他们不会把历史的遗物当做岁月的垃圾。”[2]185在《断送冬季》中他说：“由于塞尚、高更和凡・高与印象主义决裂，一种观点具有极大魅力；即印象主义只去陶醉事物外部炫目的光与色，而绘画的目的不是描述现存的物质世界，而是深入表现人的复杂丰富的精神天地。”[2]217综观冯骥才的旅欧散文随笔，历史精神、个性精神、民族精神、科学精神、人本精神、人文精神、艺术精神、爱国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务实精神、古典精神、现代精神以及巴黎的精神、萨尔茨堡的精神、罗马人的精神、南部人的精神、德国人的精神乃至人类精神等等字样俯拾皆是，可见冯骥才对“精神”的关注程度。在《巴黎，艺术至上》序言中，冯骥才直言：“我相信我找到了法国所拥有的一种人文精神――它就是精神至上！”[2]12值得一提的是，“精神至上”这一文化境界追求更充分的体现，是在他大量的“行动散文”和城市历史保护、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等实际文化行动之中，正如冯骥才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强调的那样：“知识分子就是要精神至上。”[7]
在《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中，余秋雨不断树立自己人类的“大文化”理想并为之用力。在《行者无疆》序言中他说：“就这样一圈圈越走越大，每一个新空间都带来新责任，终于从国内走到国外，从中华文明走到了其他文明。既从其他文明来审视中华文明，又从中华文明来察试其他文明，然后横下一条心，只要对人类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哪怕已成瓦砾，已沦匪巢，也一个不能缺漏。”[3]3从中可以感受到他立足人类视野的文化境界追求的坚定决心与努力。在《哀希腊》中，余秋雨联想到了雅斯贝尔斯的人类文明“轴心时代”说，高谈拜伦和迥异于地域祖国、血缘祖国、政治祖国的“文化祖国”的概念，称“希腊文明早已奉献给全人类，以狭隘的国家观念来呼唤，反而降低了它”。[5]6希腊在这里具有了整个人类文明的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迈锡尼遗址也被引申为整个人类的“早期文明的重大教训”。[5]12他还说：“即便是与欧洲文明有着太多历史恩怨的中华文明，也不会一味执著于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来谋求自我复兴，它正在渐渐明白，自我复兴的主要障碍是近处和远处的蒙昧与野蛮，因此更需要与其他文明互相探究、互相学习、互相提醒，然后并肩来对付散落处处的憧憧黑影。”[3]9 因此，他“对于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较，突破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两极方位，而是一直保留着更庞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对立面”。[3]9由此应可以理解为，在余秋雨心中、笔下，尽管中华文明、欧洲文明或是人类其他的文明、文化，彼此间有复杂的、难以厘清的种种差异、短长、冲突、纠葛、恩怨，但在“一切文明的对立面”――野蛮面前，它们是一体的，不应有界限和壁垒，否则就落入狭隘。
综上，冯骥才和余秋雨这两位作家、学者和文化人在旅欧散文随笔创作中，通过各自的知识结构、人生智慧、审美取向、艺术眼光、文化立场，展现出不同的文化视域，选取不同的文化表述方式，呈现了对“精神至上”和“文化无疆”两种文化境界的追求。两位大家对中国当代散文随笔的贡献毋庸多言。相信读者在享受文本阅读所带来的美感的同时，亦可强化文化与精神层面的自我认知，获得文化与精神境界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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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中国著名当代文化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作家、散文家。
代表作品：
1、《文化苦旅》通过一个个古老的物像，描述大漠荒荒，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的深邃苍凉。以柔丽凄迷的小桥流水为背景，形神俱佳地表现了清新婉约的江南文化和世态人情。通过文化人格、文化良知的描述和回忆，展示了中国文人艰难的心路历程以及文化的走向。
2、《千年一叹》是余秋雨先生的力作，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一本日记。在千年之交2000的时候，余秋雨先生随香港凤
（来源：文章屋网 ）
余秋雨获过大量的奖项，他最看重的是“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特别奖”与“十大财富领袖”奖。
清茶一杯，略微有些苦――正如他的文化苦旅。余秋雨侃侃而谈，用饱满的激情和睿智的思辨征服着你。采访眼前的这位学者型作家，倾听他的非凡经历，不亚于在享受一席口味与营养俱佳的精神盛宴……
被越级评定为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
1968年，余秋雨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后留校任教。“我们这一代失去了受正常高等教育的时间，这使我感到一种追赶的责任感，一切从零开始。‘’后的主要补课是系统地阅读西方原著，进行完整的研究。看懂了，就做一些笔记。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我对14个国家的思想文化经典做得比较细致，我的《戏剧理论史稿》里面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资料都是我自己翻译的，花了很长时间。”
“”结束以后，因为需要教材，余秋雨把自己笔记当中和戏剧有关的部分整理成书。“《戏剧理论史稿》这一整理出来就是68万字，西方东方14个国家的戏剧理论思想都涉及了。”让余秋雨欣慰的是，《戏剧理论史稿》被认为是当时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述世界各国自古代到现代的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理论著作，后来还评上了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不久，余秋雨又写了本《戏剧审美心理学》。这是中国第一本研究戏剧审美心理的书籍。紧接着，余秋雨又写了当代中国第一部以文化人类学观念研究中国戏剧文化通史的著作《中国戏剧文化史》。
当年，复旦、华师大、北京高校的教师对余秋雨的著作进行评审，联合推荐他为教授。复旦一位老教授说，这么多学术著作，任何一本在复旦都可以做教授。就这样，余秋雨没当过一天副教授，就成为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
角色变换的阵痛与梦想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某个晚上，在安徽省贵池山区一个僻远的山沟，余秋雨观看了一部极俗极辣的傩戏，心中曾经翻涌的激情似乎从这出戏上找到了冲决而出的堤口，他深感自己多年来的书斋著述与实际发生的文化现象严重脱节。余秋雨由此深受启发，开始了文化旅行的生涯，用脚板接触土地，用身体接近大自然，用眼睛获取信息，用大脑思考文化。他把这叫做“田野作业”，他希望走向“文化现场”，因为只有通过生命的投入才能消除对文化的无知。
说到为什么后来中断了学术生涯，余秋雨显得有些无奈：“我很不愿意中断它。当年，同志提出选拔领导干部民主化，我们学校当时是文化部的试点单位。提拔干部搞民意测验，结果连续3次我都是第一名。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部教育司的司长方先直接来找我谈话。我以为他让我当系副� 我就没想到，做一个系副主任，哪要文化部出面啊？结果一谈，是让我当学院的主要行政领导，先做一段副院长过渡。就这样，就做了副院长，后来又做了院长”。
6年的行政管理工作，让余秋雨没有时间搞学问。余秋雨自称写《文化苦旅》时，还只是一个散文新秀：“我开的课很受学生的欢迎，我突然思考，我的文化思维有没有可能和更多的普通读者分享？”让他始料不及的是《文化苦旅》一炮打响，他在文化散文的写作上由，此“走红”。
为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和写作，余秋雨于1992年夏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职务。“当时，上级部门确实希望我担任更高的职位，而且有3个职位可供选择。我的辞职，使北京和上海的领导大吃一惊，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年轻的正厅级干部在没有犯任何错误的情况下辞职的先例。我辞了整整23次，还与医务人员串通了装病。当时正巧有几个数学家由于社会工作太忙而英年早逝，全国舆论关注，上级也就勉强同意我辞职了。”说到辞职的原因，余秋雨坦言：内心早就知道，自己的人生使命在文化，而不在行政。“行政工作中，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不能做的再当下去也还是不能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固守权位、级别和待遇，就无聊了。”
当时有不少上级部门的领导一再劝余秋雨：“你不辞职也能从事文化研究啊，把繁杂的工作更多地分配给副手们就可以了。”但是余秋雨觉得不行，“我做什么都认真，从事行政工作时也是白天黑夜都投入，根本插不进写作。更何况，我当时已经明白，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望，而精神文化还废墟重重，因此我必须花费大量完整的时间长途跋涉，去考察废墟，然后作一些系统发言。”
“走得最远的文人”挖掘到了中华古国的文化基因
作家白先勇曾如是评价说：“余秋雨先生挖掘到了中华文化的DNA，因此能让全球华人读者莫名地获得普遍感应。余秋雨先生为了挖掘中华文化的DNA，考察了世界各地的文明遗迹，所走的路，可能是现在活着的作家中最多、最远的。”
1999年，香港凤凰卫星电视台制订了一个“千禧之旅”的计划，余秋雨作为特邀嘉宾，跟着考察队从香港出发，途经希腊、埃及、以色列、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等10个国家，跋涉4万公里，踏上了一条新的文化考察和传播之路。
余秋雨以为，“行走”本身比写作重要，脚板比笔头重要，文字只是脚步和情感“现在进行时态”的实录。“我写文章，就是为了与我的多灾多难的同胞作深层交谈，而不是为了自我消遣。这么多地方，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在走；因为我们走过控制的地区，没有任何保护，每天都不知道明天是不是活着。”
余秋雨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局限的，时间变化其实很小，人生不过百年嘛，但空间度量是很大的，可以说，空间距离决定你生命的质量，只有对空间有了足够的了解，你才能摆脱了卑微的状态。”余秋雨认为，从人性的原则来看，休闲度假期间，能改变一个人的心态，使一个案牍劳形的 他笑着说：“我们旅游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而西方人工作是为了旅游。在西方旅游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
“收获是蛮大的。我是在走出了中国之后，反而更加了解中华文明是什么，这本身就是学问。”余秋雨再一次向我们阐明，真正的学问不是书本；而必须用自己的双脚，用自己的眼睛去获得：“到过那些地方才明，白，中华文化从几千年延续到今天非常不容易，因为有的地方同样有过几千年的文明，但文明已经破碎，而中华文明仍然活下来了。”
一、艺术特色
余秋雨散文的特色，即：追寻文化是根，表达民族情感是茎，描述生活点滴是叶，这三者共同熔铸了茂盛而充满活力的秋雨散文之树。当代文坛，谈到散文不能不谈余秋雨。余秋雨散文，最有价值之处是其丰厚的文化意蕴，余秋雨结集出版的《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等，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据说，单他的《文化苦旅》在台湾一年就重印了11次，可见其散文的魅力。余秋雨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打破了传统散文的束缚，创造了新的意与思结合的文化散文，借山水风物，寻求中国文化意蕴与人生真谛，探寻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与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
他大胆突破了传统的散文观念，成功地运用了一系列饱含着作家的个性、独创性的艺术表达程式：其一，从理性回到感性，同时，在这种回复的过程中充分注重感性王国与理性王国的自由切入与转换；其二，本世纪末期散文作家们在意图呈示时总体上存在着一种隐匿化倾向；研读余秋雨散文，我们发现，这一特征在这位作家的文本中体现得更为明显、集中与频繁，并且不仅将这一追求运用于状物散文，而且运用于写景散文。从而导致其散文中所出现的某种景观、物象总是处于时代、社会、历史、文化、道德等多元视角的透视之中，或在一种多元开放的发散式显示中凸现出所写对象宽广、丰富的涵义。
伴随着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同时而来的，是人对大自然的改造与征服已尽最大限度，即大自然在今天基本上已是人化的自然，人们对之至少在心理上已不如过去那么陌生，而是相当熟悉。因此，古人在探索大自然奥秘时所特有的那份新鲜、惊奇、困惑、激动在今天基本上已不复存在。
游记偏重于临摹自然山水的外在形态，再挤逼出一两点主体感悟的表达程式已相当陈旧，再也激不起读者的审美兴趣，等等。诸如此类，均使得今天的游记越来越不好写了。因此，必须另辟蹊径，而余秋雨的探索，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艺术经验。这就是，突破传统游记散文“移步换形”、借游说理的简单套路，将游览过程退居为某种断续的、或隐或现的情节框架或开启情感闸门的触点，从而突出了作家所要开掘的，与本次游览相关的内容。
余秋雨的散文大多以景物为题名，但是他不同于以往散文只关注景物的自然现象，多以个人的感情抒发和自我表现为主，而是用他深邃的目光，透过这些现象，把关注的焦点定位在这些自然景观背后所沉淀的文化内涵上。正如作者所说的：“我发现我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的较深脚印所在，说明我的心底的山水，并不是完全的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就与以前或偏重于时代精神的激扬，或沉迷于个人感性生活的抒发的散文有了迥然不同的风貌，开辟了中国当代散文的新的艺术空间。
另外，写作手法上，秋雨先生的散文并非以抒情为主，而是以议论为主。他的散文核心成分是议论，但又多以抒情的笔法来表达，这种抒情与议论的水融，使文中的议论充满了睿智与情趣，使读者总能在理性的思考中获得一种特有的精神享受。可以说，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最具特色和最有魅力的部分，不是来自生动的场面描写，也不是来自温情脉脉的抒情，而是这种用抒情的笔法，进行理性思考的议论。
二、美学特色
余秋雨散文问世之后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构成了本世纪末期中国文坛一大景观。其散文美学型态迥异于前此一切散文文本。从意蕴上考察，余秋雨散文集中探讨的是中国文化问题，因此其文本情感符号系统主要由下述三个方面构成：一、在蒙昧的历史途程中艰难跋涉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二、镌刻着无数历史人物的足迹与印记的文化名城、风景名胜、地域场所等空间存在。三、已经上升为某种象征符号，凝聚着厚重文化内涵的物象。作家常常将上述三方面内容交错起来，扭结到若干著名或无名的人物活动轨迹中，通过他们的奋斗与失落，中兴与末路，得意与苍凉，质言之，通过他们的生命亮色划破历史隧道的黑暗，展现了一幅漫长的中国文化演进的巨幅面卷。
从艺术上考察，余秋雨对中国传统散文观念的突破与对当代散文美学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第一、作者所选取的景观或物象都曾参与了作者主体的精神建构。第二、突破了传统游记散文“移步换形”，借游说理的简单套路，游览过程退居为某种断续的，或隐或现的情结框架或开启情感闸门的触点，从而突出了作家所要开掘的，与本次游览相关的内容。第三、大胆借助“想象”艺术复现为传统正史所不载的已经掩没在历史阴影之中的历史瞬间或历史面卷。像余秋雨这种大规模地、整体地运用想象修复一段历史运动的轨迹则不多见。第四、感性王国与理性王国的自由切入与转换。余秋雨散文常常从感性叙述轻松自如地切换成理性评析，或从理性评析自然地转人感性叙述，很多情况下甚至是一种交融着感性与理性的具象式理论言说。充分显示了一个在理论研究、艺术鉴赏与创作中浸淫了多年的文化学者的优势，从而远远超出前此若干纯感性抒情、叙事或纯理性议论的文本，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新型的范例。
余秋雨能将自己的散文写到了这个程度上，实在也是一个奇迹，靠的是他多年的心血、多年的思考、多年的积累和对文化艺术的热爱和探求，这不能不说跟他毕生的行走、思考有关，他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上，即使写点什么都能够随便写出点什么来，但是他通过散文，把自己塑造成了这样一个社会、文化形象，完全可以说是，被一些外在的东西逼出来的，被媒体和杂志逼出来的，是被他的朋友们推出来的，既可以说是被爱护他的师长朋友们推出来的，保护出来的，又可以说是被他的那些论敌满天飞的言论、无形的攻击和有形的言论逼出来的。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塑造人，有时就是这样，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力量把你塑造出来。有了这样正反两方面的力量，还得靠你自身的努力和创造性的思想去完成自己，塑造自己；如果没有自己足够的力量，你早就被打倒了。假如没有自身强大的思想力量和一手绝活，那么你也很难完成这个任务；而一旦有之，则会水涨船高，风浪行舟而不沦。我们由此可以看见，余秋雨他在这样的过程中，实在也是自己把自己的才力逼发出来了，所以他的散文风行天下，并不是不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