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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0--01
元代文学成就首论散曲和杂剧，次为诗词。在元代，由于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元代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成就较高的词人，他们的创作风格全面的传承了古典文学中的传统文化，并熟悉的掌握了各种诗歌体裁、艺术文体的创作形式。 对元代文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元代的诗人，大多数都是在主观上学习唐代诗风的体式端雅，浑融流丽。并力求改正宋体诗词中瘦硬生涩的弊端。而在元代的绘画形式中，以山水形式最为盛行，它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点为后世绘画创作提供了深远的影响，而高克恭就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绘画手法是非常独特的，为后世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高克恭和当时的文人，官员都有着密切的交往，这让他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有着更深层次的见解。成为了元代第一流的文人及画家。由于高克恭受生活环境的影响，他的创作风格都是承袭了北宋的实话创作风格，在作品总，大多表述了自己真实的心灵感受。即“写其胸次之磊磊者”。所以，在总体上讲元代作家群体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审美情趣和艺术特色，也引起了元以后各代文学评论家们的广泛关注。元代少数民族山水诗人高克恭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种风格，他与其他作家一起为元代诗歌创作的繁荣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高克恭，生于1248，卒于1310年，是元代著名的诗画家。字彦敬，号房山，他的祖籍是色目人，其官职是刑部尚书。从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对他的描述中可以发现，他是回族人。而高克恭的多才多艺，让他成为了元代著名的画家，同时他的诗词也是广被人们传诵。他所著作的《房山集》内容十分精致，虽然其中有所丢失，但是在《元诗选》等多个文学作品中仍然可以总结出20多首他的作品。他的诗词风格比较类似于唐代王维的作品，他的诗体风格细腻淡雅，十分具有艺术气息，也赋予了更多的艺术感染力。他所作的画，多是山峦烟景，山水田园。作画初期他主要学习米莆的创作特点，而晚年多吸取董源的创作方法，他的造诣十分精细，笔法十分苍润，尤其是对于墨竹的创作，更是惟妙惟肖。而高克恭自小受汉代文化的熏陶，对于经典的汉代文化更是可以娓娓道来，由此可见，他的汉文化相当的扎实。而他所做的诗词中，大多是描写自然景色的田园风光，在元代的著名诗人柳贯，在评论他的诗画时写到：“其诗神超韵神，如王摩诘在辆川庄，李伯时泊烷口舟中，思于境会，脱口成章，自有一种奇秀之气”。由此可见，他在当时文学领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从总体上讲，可以将高克恭的诗从内容上分为三种：写景诗、酬赠诗、题画诗。其中，写景诗有：《过信州》、《满目云山楼》等，酬赠诗包括：《赠英上人》、《寄友》等作品，而题画诗有包括，《赵子昂为袁谓客画〈春景信小李〉》、《仿老宋〈云山图〉》等。对于高克恭的为人而言可以用“性极坦易，然与世落落寡合”然而在与人的过程中，如若遇到知己，就一定会用心交流，永远也不用担心他的品性。他所创作的诗被人们称为“神超韵胜”，他的思想与境界相互融合，可以出口成章。如果要谈论高克恭的诗集创作，那不得不讲一讲他的山水画。自古而言，文人善于作画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苏东坡、王维等都是伟大的诗人，同时有善于丹青。随着时代的变迁，元代时期诗与画的联系更为紧密，这是由于元代的画与宋代画有着非常大的差别，由于元代的“学而优则仕”，大批的文人志士将时间与精力寄托于诗词的同时，山水画也成了他们寄托情感的重要领域，所以，元代的山水画被人们称为“文人画”。“文人画”的最大特点是在画上题字作诗，通过诗词表达画中的含义，两者相互补充，这种风格在外国画中是不存在的。所以，谈到高克恭就不能忽略他在元代文学领域上所做的贡献，当然，更不能忽略他在绘画文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所以在《图绘宝鉴》中就有对他的评价“善山水，始学二米，后学董源，李成。墨竹学黄华。大有思致。怪石喷浪，滩头水口，烘琐发染，作者鲜及。”所以可以看出，高克恭善于创作山水画和墨竹画，他虽然拜师学画，但是在创作上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在他现存的文学作品中，七言绝句更是被人广为传诵。
1929年1月，刘呐鸥等人开办了“水沫书店”，戴望舒任总编辑，值得一提的是，水沫书店出版了鲁迅指导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这套丛书是翻译苏联文艺理论的丛书。1929年9月，戴望舒他们又创办了《新文艺》月刊，在本刊上戴望舒发表了他的翻译作品《耶麦诗抄》《保尔•福尔诗抄》，他的象征主义诗歌的创作也在翻译诗歌的影响下逐渐走向成熟。同时，戴望舒对革命文学的关注一直在持续，他的《流水》和《我的小母亲》在此间发表。这三年的时间里，戴望舒从事的编辑活动很丰富，编辑出产的作品也逐渐成熟，他的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也由本人编辑成册、由水沫书店出版。这一段时期，戴望舒接受了革命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艺的熏染，处于革命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交互杂糅的状态中，一方面，“普罗文学运动的巨潮震撼了中国文坛，大多数的作家，大概是为了不甘落伍的缘故，都‘转变’了，《新文艺》月刊也转变了。”①戴望舒作为《新文艺》主编，显然是受到了社会大思潮的影响，在无意中接受了普罗文学的洗礼，表现出对革命文学的礼赞，此间创作的《流水》一诗表现出诗人加入左联后的喜悦心情，这是他前期诗歌中绝无仅有的。另一方面，在翻译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中，戴望舒接受了西方象征主义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趣味与戴望舒个人性情的契合，使得他在象征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雨巷》是承袭了法国象征派诗歌的朦胧美和音节的讲究，对法国象征派的接受还处于“形似”阶段，《我底记忆》则通过日常生活意象的组合达到象征派诗歌的“神韵”，革命文学和法国象征主义两种不同的文学样式让戴望舒在矛盾中挣扎，最终他选择了“第三种人”的立场，即做政治上的同路人，文艺上的自由主义，虽然他在尝试创作普罗文学，但结果却是朝着自己的象征主义诗歌艺术发展了。因此，戴望舒的主要成就还在于他的象征主义诗歌，他的带有民族特性的象征诗歌为中国新诗发展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二、独立阶段：兼容并包的诗学理念
1932年5月，以施蛰存为主编，杜衡、戴望舒为编辑的《现代》杂志创刊了。《现代》杂志以其海纳百川的编辑方针使得多元化的文学流派共存，并促使“现代派”诗歌群的形成和发展。戴望舒的第二本诗集《望舒草》在此期间出版。从某一个意义上说，是《现代》杂志成就了戴望舒。戴望舒开始写诗时，并未引起反响。戴望舒的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因为没有地方发表，所以才由戴望舒所在的水沫书店出版，“可以说是硬挤上文坛”，《现代》创办后，施蛰存为了推出戴望舒的诗歌，在《现代》上连续刊出戴望舒的新诗15首，戴望舒的诗歌才逐渐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被无数青年诗人模仿。1935年10月，戴望舒筹办《现代诗风》，但《现代诗风》仅出了一期就停刊了，随后，他联合“北方诗派”推出了《新诗》月刊，1936年10月《新诗》杂志创刊，《新诗》杂志融合了南北诗派，在创刊号上刊登了北方诗人卞之琳、林庚等人和南方诗人金克木、徐迟等14位诗人的诗作，整个诗坛再现《现代》杂志时的蓬勃气象。可以说，《新诗》杂志是《现代》的延伸，促使现代诗派有更瞩目的发展，是中国现代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从这段时期戴望舒的编辑活动来看，戴望舒在自己的刊物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编辑品格，并将自己的诗歌创作思想带进编辑活动中。他的诗歌创作和文学编辑活动已经形成良性互动。一方面，他在这段时期参与编辑的《现代》和创刊的《新诗》不再是同人杂志，而是融合了南北文化和各路诗派的大熔炉，在中国现代诗坛形成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这是戴望舒的良好修养和精神品德所赋予的，中国古代有“文人相轻”的陋习，但是戴望舒以他包容的胸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另一方面，这种良性的互动已经不是《我底记忆》的强行推出或是《望舒草》的包装广告推出，而是一种和谐的促进。他的文学杂志成为其诗学理念的宣传阵地，而他兼容并包的诗学理念使得他的编辑事业风生水起，他的诗歌创作的也进入丰收期，此间出版的《望舒草》为他赢得现代派诗歌领袖的赞誉。《新诗》创刊的宗旨是：“不是某一诗派的杂志或某一新诗运动的代言机关……所以不论以怎样形式写，凡是有独创性的好诗，本刊是乐于刊登的。”《新诗》以“独特性”为评价标准，显示了戴望舒诗歌思想的“独立”性，不依附于任何的党派或是主义。此阶段，他关于“纯诗”和“国防诗歌”的论争更显示了他对诗歌独立性的重视，他在《谈国防诗歌》中指出：“平心静气地说来，诗中是可能有阶级、反帝、国防或民族意识的情绪存在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只有包含这种意识情绪的诗是诗，是被需要的……一首好诗，唯一的条件是它本身是诗。”②戴望舒在对“纯诗”的理论阐释中也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不树纲领，不嫌恶政治派别，单纯以艺术的评价体系来评价作品，既是戴望舒独立人品的体现，也是戴望舒此阶段诗歌创作思想的显现。
三、和谐阶段：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