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下面是小编精心为大家整理的胡适名言通用4篇，如果对您有一些参考与帮助，请分享给最好的朋友。
他对罗斯福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
抗战之初，胡适还是个“主和派”,主张通过谈判和国际调解，以尽力避免对日战争。他说：“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中国局势的逆转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很远的将来”,即日本因称霸世界而激怒英美，到那时，“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所以，在庐山谈话会上，他向建言，中央政府再做一次“和平的努力”,同日本谈判，以期达到这样的目的：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50年之和平。由于他沉湎于“和平交涉”的迷梦之中，竟也成为所谓“低调俱乐部”的成员。
“8・13”上海战事发生后，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奋起抵抗，战事持续一个多月，胡适的心境为之改观。他看到：中国守军可战，日本也不是不可战胜的。此时，受以中共为代表的全民抗日激情的影响，下定决心与日一战。同时，又希望在外交上能得到英美等国的同情和支持。于是，便派胡适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进行国民外交。可是，胡适却情绪化地谢绝使命，说：“战争已经很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后来，他的学生傅斯年前来苦劝，甚至着急地哭着说：“要是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为了抗日……”胡适这才为之所动，欣然奉命成行。
1937年9月26日上午10时，胡适飞抵旧金山。午餐后，他便去大中华戏院发表讲演，题目是《算盘要打最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29日，他在旧金山的联邦俱乐部发表题为《中国能赢吗？》的演说。30日，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作午餐演说。接着，他又连夜草拟英语广播演说稿。可是，当他把稿子交予哥伦比亚电台时，电台却以稿中批评美国中立政策，措词太鲜明为由，要求胡适重新修改。胡适生气了，毫不妥协地回答：“宁可取消广播，不愿修改。”没想到，这一发火，电台答应他仍照原稿演说。当晚，他在电台对全美作英语广播，题目是：《What China Expects of American in the Present Crisis》(《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这篇演说婉转批评的绥靖主义，能使事不关己的一些美国人为之汗颜。他说：“虽然对于贵国人民冀求置身战争之外的愿望我是完全的同情，可是我不免有这个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而没有建设性的和平政策为后盾，绝对不足以保障列位所深深希望的和平。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一个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和策划，促成集体安全，使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
到达华盛顿后，胡适和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同去拜访罗斯福总统。罗斯福关切地询问中国战局：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胡适予以肯定的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当时，美国所奉行的中立主义政策，确实使罗斯福为难。临别时，罗斯福只得紧紧握住胡适的手，嘱咐他不要着急，态度极为诚恳。
胡适演讲、游说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及至第二年7月，他已走遍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会见各方知名人士，揭露日本的侵华暴行，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胡适的演说活动，引起日本人的惊恐，时在日本的杨鸿烈给胡适写信说：“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先生在美国的一言一行，日本的报纸都详为揭载。日本人或以为先生故意诬蔑他们的皇军在我国施行暴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为先生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而同时政府又肯拨给巨万的宣传费，不似日本代表宣传技术既已拙劣，政府又过于小气，故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云云。”
胡适为国家办差，自然有经费开支，但是，他从不乱花一分钱，据同行的张忠绂回忆，他们到美国后，凡事节俭，住最便宜的旅馆房间，胡适还主动提出自己不拿月薪。他谢绝英、美几家大学的高薪聘请，放弃许多娱乐活动，日夜奔波，“为国效劳”。他告诉夫人：“到纽约六个月，只看一回戏，看一回电影，连老朋友过纽约，都顾不上照应。”他为水深火热][中的祖国锥心泣血，忧心忡忡，“心里时时想着国家的危急，人民的遭殃，不知何日得了。”
他给夫人去信说，我遇见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
1938年7月20日，胡适正在巴黎游说时，收到纽约转来的电报，敦请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以取代将要卸任的王正廷。如果说胡适做“国民外交”工作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那么，要做食俸禄的官――驻美大使，那可是一件承颜候色、俯仰由人的差事。这对他这个无党无派的人来说，多少有些勉为其难，况且，他曾许诺士林：不入政界，不愿为官。可是，如今国家和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总不能将清名虚誉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吧！这时，他的好友、驻法大使顾维钧和驻英大使郭泰祺相继来电，劝说他就任驻美大使。行政院长孔祥熙也打来电报说：“介公及弟甚愿借重长才，大使一职，拟由吾兄见屈。”
他还在犹豫之中，理由是，“二十余年疏懒已惯，决不能任此外交要职”,他将推辞驻美大使职务的回电交于朋友们看，遭到他们的一致反对，都认为国难当前，不应“推卸此事”。一个星期以来，他都是心绪烦乱，整夜整夜地失眠。直至7月26日，他终于咬咬牙、跺跺脚，作出决定，他在日记中写道：“半夜后始决定，此时恐无法辞卸；既不能辞，不如‘伸头一刀’为爽快。最后修改电文为接受此事。”电文曰：
“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我何敢辞。惟自审二十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
同时，胡适又给夫人江冬秀去信，因为，夫人一直不愿他涉身官场，如今违拗夫人意愿，怎能不以言相劝呢？他对夫人说：“我在这十几天，遇见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我自己受逼上梁山”,现在，国家生死攸关，再也不能推卸国家的委任，只能“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9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令：“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王正廷呈请辞职，王正廷准免本职。此令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
是夜，看着如此沉甸甸的任命令，胡适感慨良多。他在日记中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当时，国人对胡适任驻美大使寄予厚望，孔祥熙所致的电报，便传达了国民政府的殷切期待：“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唯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吾兄长才，自能应付裕如。”国内舆论界也是反应强烈，《大公报》的社论说，美国人应当相信，胡适是位最冷静、最公平的学者兼外交家。“他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祖国，我们政府与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达到更增进中美友谊的使命之成功。”
此时，日军铁蹄已蹂躏大半个中国，广州沦陷，武汉失守，胡适可谓是“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对使馆人员说：“我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我们到国家太平时，才可以歇手。”他还在赠送友人的照片上，自题小诗，以表明自己的心志：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胡适以学者膺大使之任，是中国有外交史以来所罕有的事情。他临危受命，大有为国前驱的气概，在给孔祥熙的电文中表示：“外交至重要，当以全副精神应付。” 12月4日，他应邀在纽约摩尼俱乐部演讲，主题是：北美独立与中国抗日战争。在这里，他把中国的抗日战争与美国的独立战争并列相比，无非是说，美国的胜利曾得益于法国的援助和支持，今日中国的抗日战争，应同当年美国一样，也需要得到美国等友邦的支持和援助。
演说后，因过度劳顿，竟使心脏病复发，险丧生命。夫人知道后，既担忧又害怕，书信、电话、电报，忙得连轴转，甚至旧话重提，代夫要求辞去大使职。胡适理解夫人的好意，去信开导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
胡适以“拼命向前”的“过河卒子”自许，鞭策自己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他在具体履行大使的职责时，总感到责任重大，一发千钧，所以，言行举止都如《诗经》所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他说：“我从前谈文字改革，思想改革，明知其有利无害，故从来不感觉迟疑。”然而，“近年我不能不讨论对日本和战的问题，责任更重大了，有时真感觉到担不起这大责任。”
胡适这个“过河卒子”论很得美国舆论的支持，《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表示欢迎胡适担任驻美大使，说：“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学家。他的外交必定是诚实而又公开的。他将有很大的贡献，使中美两国人民既有的和好关系更能增进。”日本对此却表现出惊骇的态度，以至迅速作出反应，调整外交人员，派出鹤见祜辅、石井菊次郎、松冈洋右，以共同对付胡适。这三人都是日本有名的外交家，其中的松冈洋右的英语可谓一流，其演说可与胡适匹敌。
他预言，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
胡适搞外交，全无政客的深沉和韬晦，而是以“诚实与公开”的态度，赢得别人的理解和信任，所以，人们赞誉他为书生大使。据他的学生吴健雄博士说，她的美国朋友告诉她，“华盛顿政府上下人员”对胡适“都是崇敬备至”。王世杰也说，他亲见罗斯福给的信上，写有“于适之信赖备至”的赞语。他出任外交使节是“半路出家”,全无外交经验，正是凭借其学者风范和仁者品德，才受到美国朝野的尊敬，顺利地完成外交使命。
在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之前，国民政府已派陈光甫在美专事借款活动。陈光甫是国内有数的金融专家，奔走颇得力，胡适十分敬重他。1939年6月22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光甫来深谈，他很高兴。光甫办银行三十年，平日只有人求他，他不消看别人的脸孔，此次为国家的事，摆脱一切，出来到这里，天天仰面求人，事事总想不得罪美国财政部，这是他最大的忠诚，最苦的牺牲。我很佩服他这种忠心。”
“光甫做此事，真是没有一点私利心，全是为国家。他有时也很愤慨，说，‘我头发白了，还来受这气恼，何苦来！’”
胡适说的是陈光甫，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游说于白宫，直至面晤罗斯福总统，而陈光甫却奔走于金融贸易机构。由于他们各司其职，协力合作，兼之各种因素的作用，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美国政府同意提供桐油贷款，总款额为2500万美元。美国受中立法案的约束，不能有任何政治性的贷款，胡适的前任王正廷也是位老外交家，曾经多次交涉都是无果而终。胡适却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贷款，可谓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这笔贷款，对于危难中的中国抗战局势，无疑是雪中炭、及时雨。他们继续配合，至1940年3月，又促成滇锡贷款的签约。后来，他还与宋子文合作，促成美国向中国贷款1亿美元。
由于美国给予中国贷款，日军便伺机向在华的美国人发泄，占其租界，轰炸其在华商埠企业。美国政府虽曾多次向日本提出交涉和抗议，可是，正在嚣张势头上的日本政府，却置若罔闻，恣行无忌。1939年7月26日，美国政府一气之下，宣布废止“美日商约”。胡适得此消息后，尤为兴奋，他对一些美国朋友说：“美国前次宣言废止‘美日商约’,确已挥动其最锋利武器，美国且可为和平与正义而利用其锋利无比之武器，以付诸日本。中国抗战愈久，其地位亦愈强。中国前途之关键，悉操于中国之手。中国继续抗战二十八个月，或至五年，则将来交涉时，中国之地位当愈见有利。”
从1941年春开始，美日间多次谈判，并达成临时协定草案。这个草案只要求日本从越南南部撤军，却只字不提中国境内的日军，作为同等条件，美国要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制裁。11月22日，美国务卿赫尔召见中、英、澳、荷四国大使，通报和说明美方草案。英、澳、荷大使并无异议，胡适当即表示反对，并且要求面见罗斯福总统，陈述阻止美日和谈草案的理由。恰在此时，英国首相丘吉尔给罗斯福发来电报，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说：“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地增加英美的危机！”正是在这种内外努力之下，11月26日，美国决定撤消妥协方案，从而使太平洋地区的局势为之一变。
胡适和罗斯福同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凭着这层关系，再加上胡适的声望和魅力，罗斯福便另眼相待了。那时，很多盟国的大使很难有直接会晤罗斯福的机会，可是，胡适却不一样，只要有事，罗斯福哪怕再忙，也会想办法挤时间，与之晤谈。1941年10月，日本东条内阁成立，派野村、来栖赴美国，以日美谈判遮人耳目，实则掩盖其对美作战的准备。这期间，胡适多次拜访罗斯福，坦诚地与之交流远东局势发展的信息。
美日谈判破裂后，日本终于露出其狰狞的面目，悍然偷袭美军重要的军事基地珍珠港。12月7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将要发生的当日，胡适正在纽约演说，罗斯福便来电话，约他在白宫相见。来到白宫，罗斯福便开门见山地说：“胡适，那两个家伙(指野村、来栖)方才离开这里，我把不能妥协的话坚定地告诉他们了，你可即刻电告蒋委员长。可是从此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事的可能。”
离开白宫，胡适刚到使馆，便又接到罗斯福的电话：“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次日，日本对英、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认为，中国外交的这一胜利，实出于胡适之功，甚至美国的一名著名的反战派人士查理・毕尔也说，美日之间的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罗斯福为了维护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
履任之初，胡适便提出“和比战难”和“苦撑待变”的外交观念，他解释说：“‘苦撑’是尽其在我。‘待变’是等待世界局势变到于我有利之时！”现在的世界局势真的起了变化，变成如他所预言：“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他总结贯彻“苦撑待变”的方针，必须奉行“无为主义”,即“无为不是不做事，只是不乱做事，不求立功。”1942年5月17日，他给翁文灏、王世杰去信，对四年内的大使工作感慨系之：
“我在这四年多，总为诸兄说‘苦撑待变’一个意思。去年十二月七日，世界果然变了。但现在还没有脱离吃苦的日子。还得咬牙苦撑，要撑过七八个月，总可以到转绿回黄的时节了。”
他郑重其事地告诉宋子文，我随时可走
胡适从接任中国驻美大使以来，便招惹来种种议论和流言。胡适在大使任内，如旋风般地往美国、加拿大的一些著名大学演讲、受学位。四年间，他竟领得27个荣誉博士学位，如此炫目灿烂，盛誉空前，确也是显山露水，令人眼馋。于是，那些好事者便众口一词：胡适“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1940年6月，宋子文以私人代表的身份来美国，下车伊始，便批评胡适：“国内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管管正事吧！”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病逝后，院长一职空缺，当时，评议会曾推举胡适继任，可是，的意中人却是顾孟余。所以，当孔祥熙汇报中研院院选时，生气了，随口说道：“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话给他回来吧！”此信息传出后，海内外的流行新闻便成为：胡适即将回国当院长，颜惠庆将赴美任大使。其实，早在一年前，胡适因病住院时，便传言颜惠庆将任驻美大使。当时，知道后，唯恐影响工作，立即让王世杰给胡适拍去电报：外闻所传“颜惠庆继任的消息，纯属虚造”。
其实，海内外所传胡适将卸任的言论，并非是捕风捉影，空穴来风。宋子文来美国后，便竭力挤压胡适。1940年10月，宋子文致电，很有针对性地说：“欲得美国切实援助，非空文宣传及演说所能奏效，务面向各政要及各界不断活动。”“际此紧要关头，亟需具有外交长才者使美。”他甚至公开提出撤换胡适，推荐施肇基接任驻美大使。
统筹思虑，基本采纳宋子文的意见，但是，又觉得似有不妥之处，故迟迟未能成命。可是，宋子文却穷追不舍，连连去电，催促公布免去胡适大使职的消息。1941年7月12日，宋子文又参胡适一本，说胡适在工作上不予配合，“长此以往，不但文不能尽职，有负委任，适之亦属难堪。唯有恳请毅然处置，迅予发表。”
宋子文有恃无恐，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外交事务，而将胡适排除在外，一向怀有宽恕之心的博士胡适，也愤愤不平地称宋子文为“太上大使”了。
胡适终于决定辞去大使职，以打破目前尴尬难堪的局面，他立即给王世杰去信，表示既不做大使，也不做中央研究院院长，因为，“我舍不得北大，要回去教书”,“我要保存我自由独立说话之权，故不愿做官”,“大使是‘战时征调，我不敢辞避。’中研院院长一类的官不是‘战时征调’可比。”
1941年12月24日，他郑重其事地对宋子文说：“郭泰祺来美时，我曾经告诉他，我不想干这种外交官的事。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现在你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我也同样向你声明，如果政府要更动驻美使节，也请你千万不要迟疑。我随时可走。”
可是，就是迟迟不发表新的任命，胡适仍然晾着，一晃就是半年多，他无所事事，只得离开大使馆，到处演说，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又到加拿大，行程1.6万多英里，演讲百余次，使中国抗战在美国人的心中深深地扎下根。1942年初，英国首相丘吉尔访美，他便“发现中国在相当多的美国人的心目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在上层也是如此”。为此，他忿忿不平地埋怨道：美国人竟然“把中国看作几乎同大英帝国相等的参战大国”。
胡适已觉疲惫和倦怠，在给朋友的信中也不无掩饰地诉说道：“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个Weekend(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今夏恐非休息几天不可了。”他自忖，对于国家，已是尽心尽力了。1942年5月17日，他给翁文灏、王世杰写信，诉说自己的满腹苦衷：
“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过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两兄了。”
“去年十二月八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但不久即有复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认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费解释，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寻一个相当的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
想当初，1969年7月20日，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引来万众瞩目，中国“无产阶级”正搞得如火如荼。据说，当时世界上只有中国、朝鲜、越南三个国家，没有报道登月之事。绝大多数中国人既然对此不知情，当然也不可能知道“小小寰球”上，约有四亿五千万人通过电视，同时听到了阿姆斯特朗那句“登月宣言”:“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尽管“登月宣言”已成为有史以来最经典名句之一，英国科学家加里还是在2009年7月间声称，这一“宣言”首创权应该归他所有。人类登月球，场合破天荒，阿姆斯特朗开口说什么？即兴感言不可取，宜配石破天惊语。而让阿姆斯特朗口出名言，强人所难，先有脚本，不言而喻。无奈时过四十年，知情人均已辞世，加里欲澄清事实，道出真相，为时已晚。“登月”恒久远，“宣言”永流传。加里的所有努力注定要付诸东流。要怪只能怪阿姆斯特朗是名人，“登月宣言”是名言吧。
名人引领芸芸众生，名言武装凡人大脑。从小学到大学，从白领到高官，谁没拿名言说过事？谁没引名言作过文？至于那些名言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另当别论。确有一些名言，掷地有声，言之凿凿，一旦追问出处，却往往经不起推敲。比如，“你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你可以偶尔欺骗所有人，但是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这话说得要多棒有多棒，揭示规律给人力量。引用者皆说这话出自林肯之口，实际上，翻遍林肯演讲稿也不见踪影。现代社会注重话语权，伏尔泰那句名言“尽管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大受青睐，广为人知。而这句话伏尔泰本人既未说过，也未写过，只是在剧本《伏尔泰和他的朋友们》里，作者郝尔替他总结过。还有牛顿那句名言，“假如我看得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通常被用来表明大科学家谦逊为怀，据汪荣祖说，其实这话完全可以溯源到罗马时代一位文法学家蒲里师辛头上。1999年9月英国媒体BBC评选“千年十大思想家”,马克思居首席，爱因斯坦位次席，可在《爱因斯坦语录》中译本中，居然有一节标题为《被认为是爱因斯坦的话》,可见名人名言，水分百分百，此事古难全。
名人源于凡人，又异于凡人，异处之一，当数名言。人是衣服马是鞍，名人名声伴名言。马太效应，益人不浅。张冠李戴，屡见不鲜。有时无意，以讹传讹；有时有心，弄假成真。欲将名人偶像化，名言不妨做手段：《雷锋日记》中有一段“四季歌”:“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此话本是雷锋从别处抄来的，被夹入日记本中。整理者觉得此话颇能体现雷锋境界，且传播广泛，影响深远，斟酌再三，决定给予“雷锋日记”待遇，中间加了一句连接词：“我要牢牢记住这段名言。”如此一来，他人名言就成了雷锋名言。反之，欲将名人妖魔化，名言照样派用场：胡适本来重实证，主张“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对历史一向态度认真，偏偏有人写文章爱引用他另一句名言，“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堂堂学者，岂能如此前后矛盾、逻辑混乱？据谢泳考证：胡适原话为哲学而发，与历史无关；胡适从未出此言，那句话是由另外的话变化过来的，且与其原意恰好相反。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内思想界狂批胡适，一位著名哲学家将此“名言”栽赃到胡适头上，谬种天下流传，害得胡适跳进黄河洗不清。
黑格尔说：“正像一句格言，从年轻人(即使他对这句格言理解完全正确)的口中说出来，总是没有那种在饱经风霜的成年人的智慧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广袤性，后者能够表达出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同样是引用格言，反差已如此巨大，更不用说格言出自何人之口。明白这个道理，就会明白为什么名人名言集，印刷总是一版接一版了。凡人的话说得再深邃、再智慧，除了在报刊“无名者格言”栏目露露脸，几乎再无其他流传机会。相反，倒是那些名人名言，张冠李戴，难说悲剧，不光效用不减，而且能量不低。因此，凡人精彩语不过是一只寄居蟹，若找不到名人作螺壳，恐怕既无栖身之所，也无用武之地吧。
题图 / 言论制造 / 佚名
1936年11月，女作家苏雪林写了一封长信给胡适，攻击左翼文坛和鲁迅。胡适复信规劝她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他不赞成苏雪林行文太动肝火，用“旧文字的恶腔调”咒骂批评对方。苏雪林收到信后一时不太舒服，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她将此次与胡适的往返信件发表于武汉出版的《奔涛》半月刊，一时在文坛激起很大波澜。胡适的妻子江冬秀得知后非常生气，认为苏雪林太莽撞，这么大的事都不和胡适说一下，就冒冒失失捅到媒体上。更何况这样的内容公之于众也有损于胡适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胡适却说：“只要是事实就好，苏雪林并没有虚构，事实就是这样，让世人知道真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苏雪林也没想到信件发袁后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响。有人说她高攀名人，也有人说她自我炒作，苏雪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好长时间不敢给胡适写信。胡适怕苏雪林心理负担大，亲自到苏雪林任教的武汉大学。请苏雪林吃安徽馆子。让她放下心理包袱。26年后，胡适去世，受恩于胡适的苏雪林万分悲痛，为胡适编撰了一本书，名叫《眼泪的海》。
有一次，北大校长蔡元培跟钱玄同聊天，钱玄同突然问：“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么能够考得翰林？”蔡元培先生笑嘻嘻地回答：“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蔡元培1912年就是国民政府的教育总长，是标准的高官；现在是北大校长，是钱玄同的领导；年纪上，蔡元培也比钱玄同大19岁，算是长辈，然而，他对钱玄同的冒犯毫不在意，一笑而过。
1月1日早九点半，胡适乘哈里森总统号船从上海起程，4日到香港。在港停留5日，除参加授学位仪式外，先后到各团体、学校讲演五次。8日晚乘船离港，9日晨到广州。在广州停留两日后，又应广西当局白崇禧、黄旭初之邀，于11日下午乘飞机去广西，先后在梧州、南宁、柳州、桂林等地游览。至1月25日返回广州，乘火车重人香港，次日(26日)乘胡德总统号船北返。这次从赴港到离港北返，全程共26天。胡适北返后，写了三万余字的《南游杂记》。
我这里要说的“风波”，是在广州发生的，而起因是胡适在香港的讲演。
前面说过，胡适在香港共作了五次演讲。其中三次用英语，两次用国语，1月6日在华侨教育会即是用国语演讲的。胡适知道港人国语程度不高，故讲得很慢，努力让人们听清楚。事后，根据记者笔记在报纸上发表的这篇演讲文字，据胡适自己说，亦无大错。但有几段话，却使广东当局大为光火。
引起麻烦的话语主要有：胡适称赞香港为东亚“第一个能实现义务教育的地方”，批评国内办了三十年的新教育，至今“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做得到办普及、义务、强迫教育”，因此，他希望香港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的中心”。胡适还批评“广东很多人反对用语体文，主张用古文”，“而且还提倡读经”。他在分析广州为何“守旧如此”的时候说：“一个地方的文化传到它的殖民地或边境，本地方已经变了，而边境或殖民地仍是保留着它祖宗的遗物。广东自古是中国的殖民地，中原的文化许多都变了，而在广东尚留着。”
胡适的讲话传到广州，军政要人首先作出反应。在1月8日的西南政务会议上，即有人指责胡适在香港发表言论反对读经。读经是当时广东最具实力的人物、粤军总司令陈济棠提倡的。一个手无寸权的读书人，竟在广东的大门口，公然批评一位当地最高的大员，这如何了得？所以，当胡适于1月9日早上来到广州，立即就碰到麻烦。
那天船一靠岸，首先是胡适的朋友罗文干派人送来一张纸条：“兄此次到粤，诸须谨慎。”罗文干有可能直接参加了西南政务会议，也可能是从与会者那里得到了消息。不过他后来对胡适说，是他占了一卦，不吉，故对老友发出警报。
接着，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吴康也派人送信来，其中说道：“适晤邹海滨(即邹鲁，时任中山大学校长――引者注)，先生云：‘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
原来按广东方面的安排，胡适到厂―州停留四天，在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第一中学等处要做十次讲演。现在吴康根据形势判断，胡适不宜再发表演讲，而且应尽快离开广州，怎么办呢？胡适是第一次到广州，不忍就这么匆匆离去。再则，胡适不是寻常书生，见过大世面，远非那种一吓就怕的人。当年他在上海，在《新月》杂志上敢批评孙中山，批评，批评；相比之下，今天批评广东提倡读经，算得了什么！刚好，当时任广东省主席的林云陔，是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即相识的老朋友。于是，胡适就在地方法院院长、也是同期留美的朋友陈达材陪同下，先去拜访了林云陔。陈济棠的总司令部就在省政府旁边。在林云陔的建议下，胡适又登门拜访了陈济棠。这一招颇厉害。尽管两人谈话并不投机，但仅仅是陈济棠总司令接受胡适拜访并交谈了一个半小时这一事实，就足可保障胡适在广州绝不会发生安全问题。
但讲演是不可能了。
胡适见过陈济棠，回到下榻的新亚酒店时，吴康又送来第二封信，转达邹鲁意见：“邹意留省以勿演讲为妙。党部方面空气不佳，发生纠纷反为不妙。邹先生云：昨为党部高级人员包围，渠无法解释。故中大演讲只好布告作罢。渠云，个人极推尊先生，故前布告学生停课出席听先生讲演。惟事已至此，只好向先生道歉，并劝先生离省，冀免发生纠纷。”
邹鲁请吴康转达上述意思的同时，就在中山大学贴出布告：“为布告事，前定本星期四、五下午二时请胡适演讲，业经布告在案。现阅香港华字日报，胡适此次南来接受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在港华侨教育会所发表之言论，竟谓香港最高教育当局也想改进中国的文化，又谓各位应该把它做成南方的文化中心。复谓广东自古为中国的殖民地等语。此等言论，在中国国家立场言之，胡适为认人作父，在广东人民地位言之，胡适竟以吾粤为生番蛮族，实失学者态度，应即停止其在本校演讲。公行布告，仰各学院各附校员生一体知照。届时照常上课为要。”
这个由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署名的布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前面提过，吴康转述邹鲁之语，表示他个人对胡适是一向推重的。只因当局的原因，不得不取消讲演，劝胡离省。而这个布告绝无勉强不得已之意，且用谩骂口吻，说胡适“认人作父”。足见邹鲁非寻常教育、学术中人，乃与广东军政当局同一立场，故有此两面派的表示。二、广东军政当局真正不满胡适的，是他公然反对陈济棠提倡读经。而这篇布告对此却只字未提，另外提出两项罪名，一是称赞香港热心新文化，一是批评广东保守。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胡适讲演的被取消，他在广东的冷遇，皆与军政当局无直接关系，而是胡适在港的讲演触怒了广东学界的感情。这样，邹鲁等于是挺身出来，替陈济棠们承担拒斥胡适的责任。
胡适当年在国内外享有盛名，被公认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而胡适本人又尊重传统道德，颇受许多老前辈如张元济等人的奖誉。至于在一般青年知识分子中，除最左和最右的，绝大多数也都很敬重胡适。因为这些缘故，那些有野心的武人政客也不想太跟他过不去。他们心里痛恨胡适的思想言论，却又不愿担反动顽固之名，所以才有上述那一段“戏中之戏”。
有趣的是，当胡适离开广东之际，中山大学中文系古直、钟应梅、李沧萍三人发出“真电”，给在广州的军政各当局，包括宪兵司令、公安局长等，把邹鲁的意思以更加咄咄逼人的口气强调出来，要求把即将离去的胡适截留逮捕法办。其电云：“昔颜介、庾信北陷虏廷，尚有乡关之重。今胡适南履故土，反发盗憎之论，在道德为，在法律为乱贼矣。又况指广东为殖民，置公等于何地？虽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何乃令其逍遥法外，造谣惑众，为侵掠主义张目哉？今闻尚未出境，请即电令截回，
迳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否则老口北返，将笑广东为无人也。”同时并发电给广西当局，要求于胡适入境后即加逮捕，“否则，公方剿灭，明耻教战，而反容受刘豫、张邦昌一流人物以自玷，天下其谓公何？”此两电于报上发表后，李沧萍先生以事前不曾预闻，特予否认。古、钟二人本已十分尴尬，却又玩弄词句，发一声明，把胡适再骂一顿，同时声称李先生本“同此慷慨，是以分之以义，其实未尝与闻，今知其为北大出身也”云云。
古直、钟应梅的头脑不论如何冬烘，总不至于认定对胡适应置之重典，要动用武力加以追捕。况且，胡适在广州停留两天半，其时欲加整治，有何难哉？何必等到胡适离开广州后，再由身居广州的古、钟两先生发电报给同城的诸军宪头目？明眼人很容易看出，古、钟二位不过在扮演大声吆喝的跑龙套角色，以使这场“戏中之戏”更加引人注目。
如果我们再看看1月14日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所登中山大学教授、广州《民国日报》总主笔梁民志所写的英文来函，就更能显出上述“戏中之戏”的观赏价值。其函云：“我盼望能借贵报转告说英语的公众，胡适博士在广州所受冷淡的待遇，并非因为(如贵报所记)‘他批评广州政府恢复学校读经课程’，其实完全是因为他在一个香港教员聚会席上，发表了一些对广东人民很侮辱而又是‘非中国的’(UnChinese)批评。我确信任何人对于广州政府的教育政策如提出积极的批评，广州当局诸公总是很乐意听受的。”
广州当局的拥戴者们，很聪明地实现了当权者的意图。因为如果如实地只用反对读经的理由排斥胡适，不但暴露了当权者们的意图，而且这个理由远不如“认人作父”和侮辱广东为“生番蛮族”，更容易激起一般公众的同情。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任湖南省主席兼所谓“追剿军总司令”的何键，曾为此事特发一电报给广东当局，其中有云：“自胡适之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煽惑无知青年，而共党乘之，毁纲灭纪，率兽食人，民族美德，如扫地荡尽。我政府惩前毖后，近特隆重礼孔，用端趋向。举国上下莫不翕然景从。独胡氏惧其新文化领袖头衔不保，复于《独立评论》撰文，极词丑诋，公然为张目，谓其慷慨献身，超越岳飞、文天祥及东林诸君子之上[注]。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可胜浩叹！……键身膺剿匪重任，深恐邪说披猖，动摇国本，故敢略抒所感，以为同声之应。”军阀何键将排胡的真正理由和盘端出，广州当局诸公接此电报，恐怕是尴尬多于兴奋。这可算是一段“戏外之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