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 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红色故事2022年最新五篇，欢迎阅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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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红旗，是数十万革命烈士用鲜血染红的。仅赣南苏区,当年总人口只有240万，参加红军的就有33万人，参加赤卫队、洗衣队等支前作战的约60万人，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达10.8万余人。其中:
瑞金市(原为瑞金县)：苏区总人口24万人，参加红军4.9万人，革命烈士1.72万人;
兴国县：苏区总人口23万人，参加红军5.5万人,革命烈士2.32万人;
宁都县：苏区总人口27.3万人，参加红军5.6万人，革命烈士1.67万人;
于都县：苏区总人口34.3万人，参加红军6.77万人;革命烈士1.63万人;
赣 县：苏区总人口15.9万人，参加红军1.11万人，革命烈士0.88万人;
会昌县：苏区总人口24万人，参加红军3.86万人，革命烈士0.77万人;
石城县：苏区总人口13.6万人，参加红军1.63万人，革命烈士0.41万人;
安远县：苏区总人口10万人，参加红军1.26万人，革命烈士0.21万人;
寻乌县：苏区总人口7.3万人，参加红军0.61万人，革命烈士0.32万人;
上犹县：苏区总人口10万人，参加红军约0.2万人,革命烈士0.21万人;
信丰县：苏区总人口20万人，参加红军约1万人，革命烈士0.23万人;
崇义县：苏区总人口8万人，参加红军约0.2万人，革命烈士0.18万人;
南康市(原为南康县)：苏区总人口23万人，参加红军0.36万人，革命烈士0.13万人。
瑞金沙洲坝的杨荣显老人，有8个儿子，先后都当了红军，而且全部牺牲在战场上。像这样一家数位烈士的家庭,还有许许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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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中央局在这幢房子驻设至1933年4月。毛泽东在1932年1月底卸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后，由于一再受到不点名批评，自己反对红军攻打赣州的主张又被中央局否决，心情不畅，便以身体不适为由，带着警卫班上了叶坪东面的东华古庙，养了1个多月病。1932年3月上旬，因红军攻赣严重受挫，项英亲赴东华山请毛泽东下山前往赣县江口，参加中央局扩大会议，决策红军下一步行动方案。此后，毛泽东绝大部分时间都随军在前线，直到1932年10月中央局“宁都会议”召开后，他被完全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才郁闷地去了长汀“福音医院”，一边养病，一边照顾生孩子的妻子贺子珍。1933年1月底，他才再次回到这里。可是两个月后，他又随中央局和中央政府等机关，搬迁到沙洲坝去了。
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这里住了半年左右。他的夫人邓颖超于1932年5月从上海来到瑞金后，也住在这里。1932年7月中旬，周恩来离开这里，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到前方，指挥红军作战。
王稼祥在这里住到1932年6月初，此后他一直随红军总政治部机关在前方。
在这里居住时间最长的是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任弼时。1932年7月周恩来赴前方后，任弼时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他在这里创办了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刊物《党的建设》。1933年5月，他离开这里，前往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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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幢房子里，也曾上演了党史上的一幕幕悲剧，曾多次发生错误批评毛泽东正确领导的事件。“一苏大会”开幕前夕中央局领导召开的“中区党大会”，亦即党史上的“赣南会议”，就是“左”倾领导者批评排斥毛泽东正确领导的开端。
“赣南会议”全称为“中国共产党苏区党代表大会”。这个会是中共中央指定要召开的，并且是指定要在“一苏大会”开幕前召开。因“一苏大会”延期至1931年11月7日开幕，所以这个大会也就定在11月1日开幕，会期5天，11月5日结束。开会的地点在隔壁不远的谢氏宗祠，也就是“一苏大会”会场。
在“赣南会议”开幕之前，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后来的中共临时中央，曾于1931年8月30日给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发来指示信，后又发来一个“十月指示电”。指示信和指示电对中央苏区毛泽东等领导下的各项工作，无端指责和严厉批评：“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犯了“富农路线的某些错误”和“立三路线错误”，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存留着极浓厚的国民党工作的残余，忽视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在党内和群众中缺乏思想斗争和教育工作，等等。这些批评指责矛头直指毛泽东。临时中央的“十月指示电”更咄咄逼人：“中区党大会应根据这一指示原则进行工作，成立决议案，交中央批准，并电告讨论经过。”
当时，苏区中央局的代理书记是毛泽东。毛泽东领导苏区中央局召开“中区党大会”来批判自己，岂不可笑?但因为苏区中央局7名委员中，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4人，都主张对临时中央的指示坚决贯彻执行，且任、王、顾3人又是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中共中央派来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成员，他们的态度具有相当的份量。任弼时、王稼祥分别起草了党大会的《政治决议案》和《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他们在决议案中，都不点名地将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的正确主张，指责为是“一种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义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是“反理论的倾向而形成一种事务主义的现象”;说什么“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指责红军至今还保留“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等;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
毛泽东在发言中进行了抗争，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永吉泰特委书记毛泽覃，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总前委宣传部长古柏等，也在会上发言，表示不同意这些批评。他们说：“大城市上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列主义。”他们公开指责博古等人是“洋房子先生”，是专门到苏区来“找岔子”的，还批评临时中央的领导是“一派的领袖”。
但是因为博古等人是打着“中央领导”的旗号， “决议案”中写上的这些批评指责之词，句句都有“来头”，许多人一时被唬住了，也有些人分不清是非，在几个“决议案”表决时，绝大多数人都举手赞成。
这次党大会，开了不点名批评指责毛泽东的先河。会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地位开始下降。同年12月底，周恩来来到瑞金，正式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所任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自然交出。后来，周恩来在这幢房子里主持召开了几次中央局会议，作出了几个不点名批评毛泽东的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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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幢房子里，毛泽东亲切接见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中共地下特支组织委员袁汉澄(袁血卒)，对该部在宁都县城起义给予极大地关心和具体指导。
他握着袁汉澄的手，笑呵呵地说：“军委会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很好。袁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有多大的把握?”
袁汉澄既激动又紧张，一时答不上话来。过了一会，他镇静下来，回答说：“有把握!”
“有好大的把握哩?”毛泽东又问。
“假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袁汉澄回答。
毛泽东说：“暴动是一件大事，将给蒋介石一个很大的打击。能争取全部暴动最好。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我们党做好过细的组织工作，行动要坚决，要注意保密。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等于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插上一刀。”
毛泽东的话，给了袁汉澄极大的鼓舞。他连夜离开瑞金，赶回宁都，向特支转达了毛泽东、朱德等的指示和中革军委支持帮助起义的措施。
在毛泽东、朱德等和红军的指导、支持下，1931年12月14日深夜，宁都兵暴获得巨大成功。二十六路军1. 7万余名国民党军官兵，携带2万余件武器，全部参加起义，加入红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毛泽东、朱德十分关心起义部队，亲自将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起义部队领导人请到中央局住地来谈话，还介绍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红五军团很快成为红军的一支劲旅，在中国革命征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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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幢房子里，流传着一个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初次与毛泽东见面闹出的笑话。
李伯钊是重庆人，1926年冬与杨尚昆等一起由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春回国后前来中央苏区，先在闽粤赣军区工作，同年冬调来瑞金。她怀揣着介绍信，前来中央局找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报到。
中央局静悄悄的。堂屋中间竹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手中拿着一张白区报纸，旁边还放着一大叠同类报纸，根本没发现有人进来，聚精会神地看着。李伯钊很想去问问看报人，可又不愿打扰他，就取下背包坐在门槛上。等了许久，终于从边门进来一位老太太。只见她手里捧着一碗热腾腾的红薯，走到看报人面前，不声不响地放在竹椅旁的一张小木凳上。看报人察觉了，连忙放下报纸站起来，和和气气地对老太太说：
“老人家，你留着自己吃，我们快开饭了。”
老太太满面笑容地亲切说道：“这红薯可甜呢，是红心薯，趁热吃吧!”
老太太边说边走了，生怕打扰了读报人。这时，李伯钊赶紧上前问读报人：“同志，请问中央局在哪里?”
读报人很和蔼地答道：“这就是中央局，你找谁?”
“我找王稼祥同志。”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
“我是从汀州来的。”
“你从右边楼梯上去，他就住在那里。”
李伯钊向读报人鞠了一躬，上到楼上。不巧，王稼祥外出开会去了，一位工作人员接下了她的介绍信。李伯钊只好再在楼上等候，直到中午被人叫下楼去吃饭。
这时候，读报人还坐在那里，身旁的一大堆报纸已经看完，报上的标题、文字画了圈圈、杠杠。王稼祥也回来了。大家边吃饭边交谈，谈的内容大都是时局和战争。可是吃完饭，王稼祥还要出去开会，约好晚上再与李伯钊谈话。
晚饭后，大家上楼，围坐在中间堂屋的一张条桌聊天。忽然听见楼下有人说：“朱总司令回来了!”
朱德原先也住在这里，后来随中革军委机关迁住离此5里地的洋溪村，今晚有事来中央局。
李伯钊认识朱总司令。见他上楼来，也上前迎接，一边握手一边禁不住问：“总司令，毛泽东同志什么时候回来?”
她这一问，楼上的人全都笑了。李伯钊莫名其妙。经朱总德指明，李伯钊才恍然大悟：“啊，原来那位读报人就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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