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紧随榜样足迹,感悟榜样精神,吸取榜样力量。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关于榜样的故事，方便大家学习。
榜样的故事1
骑坏7辆摩托车，用烂12个行医包，行程40多万公里、足以绕地球10圈……与许多年轻人不同，1980年出生的贺星龙从卫校毕业后选择回乡当村医，守着黄土，守护乡亲，一守就是18年。
初心
大宁是山西出了名的贫困县，乐堂是大宁出了名的贫困村。贺星龙回来前，村里没出过一个专业医生。
“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夺去性命”。贺星龙12岁时，最疼他的爷爷去世了，那时爷爷才50岁出头，一场重感冒引发了肾衰竭。
“如果及时治疗，爷爷肯定能活下来。”从那时起，贺星龙就萌生了当医生的念头。
1996年，贺星龙考上了卫校，但三千多元的学费让全家犯了愁，母亲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才找出302元钱。就在贺星龙以为求学梦要破灭时，善良的村民们伸出了援手，你家三十，我家五十，把他送进了学校。
三年后，成绩优异的贺星龙主动放弃留城机会，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医生。
守护
每年腊月，贺星龙都是村里最忙的人。村民们讲究“正月不看病”，“老病号”要赶在年前把病看了，把药备上。
对贺星龙来说，除夕夜出诊不只一次。因为那句“24小时上门服务”的承诺，他没有拒绝过一次出诊，风里雨里，随叫随到。
山大沟深，村落分散，明明看见了羊群和炊烟，找到窑洞却要翻山越梁。每次出诊，贺星龙都要往摩托车上绑上“三件套”：自制的医药包、蓝色药箱和一根长扁担。在摩托车无法通行的地方，那条扁担是用来挑药箱和医药包的。
最多时一天要出诊30次!长年劳累和生活不规律，让他落下了一身病，摔伤擦伤更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摔得差点儿没命，一位大婶扶着浑身是血的贺星龙，心痛得直掉泪：“你这个娃，究竟有多急的病人呀，连自己命都不要啦?”
每到过年，在外务工的人总喜欢到星龙家里坐坐。“平时我们顾不上，老人孩子你就替咱多招呼着。”一句“替咱多招呼着”，贺星龙把它看作信任，当成责任。
“老人们眼神不好，也记不住，我就给他们把手机设定好，按一个键就能拨通我。”说话间，贺星龙有些“小得意”。
扎根
其实，贺星龙很缺钱，每年的行医收入不过万元。为了补贴家用，他家养了两头驴，四亩旱地上种点玉米和向日葵。妻子靠在县城打工的收入，勉强维持两个孩子上学的开销。
但这些年他免去的出诊费、医药费和不好意思要的账，加起来少说也有三四十万元。有人劝他，好歹收点汽油钱啊，有钱不挣，不是傻子吗?
“当年要不是乡邻们帮衬，哪有我的今天?”贺星龙说，要想挣大钱，当初就不会回来。
他开药都选最便宜实用的，有的药只要三两元。一来二去，上门送药的都不愿到村里来。“太贵的药老百姓哪用得起啊!”贺星龙赶紧陪着“说好话”。
贺星龙已经好几年没添新衣服了，开摩托车店的同学送他几身工服，他就倒换着穿，破了就补一下，衣服上满是粗粗的针脚。妻子陈翠萍狠狠心花了200元钱给他买了件新棉衣。
“没想到，他一出门就送给了上村的残疾五保户。”当时陈翠萍有些生气，但很快就想开了，丈夫就是这样的人，心软着呢。
村里13户无儿无女的五保户，是贺星龙主动照顾的对象，免费治病不说，还时常捎一袋面，带几个馍。过年时，还会请他们来家里吃顿团圆饭，添件新衣裳。
村里留守老人多，大事小情都喜欢找贺星龙。平时，他作为村里的年轻党员，带着大伙引水、修路、栽果树，村里的事儿样样离不开他。
“逆行”
2003年，贺星龙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多年不见的同学，有开诊所的，也有在大医院上班的，生活体面。而他就像个“外星人”，衣着简单，面容沧桑。
有同学数落他死心眼：“当年让你到城里发展，你非要回山窝窝当医生，自己受苦不说，你对得起老婆孩子吗?”
贺星龙百感交集，无言以对，躲进卫生间哭了。聚会还没结束，他就悄悄离开了。
妻子心疼丈夫，自然明白他的心思。“当初嫁给他就看他人老实，对病人都能这么好，肯定会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可还是有两次吵得差点闹离婚。”陈翠萍说。
2008年，丈夫瞒着她借钱在黄河边上买了两孔窑洞，想作第二诊所。陈翠萍知道后火冒三丈：现在年轻人都到城里买房子，哪有回村买窑洞的呀?
2009年，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陈翠萍费了好大劲在城里谈妥了一间门面房，准备“逼”丈夫进城开诊所，同时方便照顾孩子。可贺星龙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夫妻俩为此吵翻了天。
后来，不知是谁把这件事传开了。乡亲们着急了，贺星龙一天就接到了十几个挽留电话。索堤村70岁的郝芳花甚至走了6里山路来找他。老人哭着抓住贺星龙的手：“娃呀，你可不能走啊，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谁来管咱呢?”
一旁的陈翠萍见了，抹起了眼泪。她又何尝不理解丈夫呢?村里老人多，离了谁都行，可真离不了星龙这个医生。在打工照顾孩子的同时，陈翠萍一有空就回村帮丈夫一把。
“我问自己，人活着到底图个啥?这里穷人多，需要帮助的人更多，我走了谁来管他们呢?咱是一名党员，大家都看着哩!”贺星龙说，“在老百姓跟前，咱算是有用的人;出去呢，普通人一个!”
回首当年从城市到乡村的“逆行”，贺星龙说不后悔：“钱是没挣下，但咱活下了4000多乡亲，值!”
榜样的故事2
宋书声，1928年出生于河北新河。1980年至1996年期间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曾参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审稿工作，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研究。
“如果没有党，还不知道我今天又在何处”
鲐背之年的宋书声向共产党员网《同学》工作室记者回忆起年轻时候的情形。1942年，那个时候很艰难，华北地区旱灾、虫灾严重，常常吃不饱，穿不暖。为了生存，宋书声选择到自行车铺当了学徒，修自行车。1946年，共产党的部队把他带离了自行车铺，让他有机会进入北方大学学习俄文。大学毕业后，宋书声就被分配到位于辽宁大连的实话报社工作，成为了一名翻译，就在这里，他向实话报社党支部提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了一名党员。他在自己的申请书里动情写下：“党为我找到了出路，如果没有党，还不知道，我今天又在何处。党就是我的家，让我感到更大的力量。”1951年实话报社停刊之后，组织安排宋书声到中宣部翻译室工作，后来又成立了中央编译局，在那里，宋书声待了一辈子，直到退休。
用一辈子做一件事
从1949年起，宋书声一直从事俄语、德语翻译工作，主要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除组织领导工作外，他直接参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经典著作部分卷次的翻译、定稿和审稿工作。翻译《马克思主义论国家》，重校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第2编(大部分)、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几篇重要书信，主持编辑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等。其中，他带领重校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除少数地方需要修补外，一直沿用至今。除了将国外的马列著作翻译至国内使用，源源不断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力量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翻译成外文，在国际上传播出去，也是宋书声的一项重要工作。
做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实践者
在从事马列主义著作学习翻译研究过程中，宋书声形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以此指导自己的一生。宋书声认为，在编译局这几十年没有虚度年华。有人问他，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精神支柱是什么?宋老说，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信念，二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三是对所从事的工作的无限热爱和执着。
榜样的故事3
印春荣，现任公安部边防管理局司令部副参谋长，曾是云南公安边防总队普洱边防支队的缉毒英雄。自1998年以来，他参与缉毒量创公安边防部队之最，平均每3天破获一起贩毒案件。2017年7月28日，习近平亲自将“八一勋章”挂在印春荣的胸前。
从军医岗位走上缉毒一线
印春荣出生在云南边境地区，这里与东南亚“金三角”毗邻，从小到大，许多因毒品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时常发生在他的身边。太多的人间悲剧，让印春荣疾“毒”如仇。1982年，印春荣高中毕业后毅然报名，希望成为一名公安边防缉毒战士。可他没能实现上缉毒战场的梦想，而是被选拔当上了军医。16年后，他凭借自己行医经验和敏锐的观察能力，终于得到一次“卧底”机会。那是在1998年10月，时任保山支队龙陵大队医务室军医的印春荣意外得到一个线索——有毒贩要转手一批毒品。他激动地找到龙陵大队的大队长，汇报了这一线索。当时缉毒人手紧张，根本抽不出人手去查这个线索。“不如让我去吧?”印春荣对大队长说道。看到大队长还在犹豫，他再次说：“我觉得我能行!”最终，他的坚持打动了大队长，大队长同意让他乔装打扮，扮演一个买货的老板与毒贩联系，打入贩毒团伙内部。
在这次缉毒行动中，成功抓获毒贩两名，缴获***将近十公斤，印春荣的工作能力得到认可。1999年初，印春荣正式调入云南公安边防总队普洱边防支队，走上了缉毒第一线。
在生死线上与毒贩斗智斗勇
多年来，印春荣不断变换角色，有时是出手阔绰的“大款”，有时是失魂落魄的“马仔”，周旋于形形色色的毒贩中。他凭着非凡的胆略和过硬的本领，数十次面对毒贩枪口，30多次乔装打入贩毒集团内部卧底侦查。2002年5月，他乔装成“马仔三哥”只身与毒贩见面，对方不仅枪不离身，还有保镖护卫。面对不利局面，他与毒贩斗智斗勇，最终将毒贩引入包围圈。2003年11月，印春荣扮成“老板”的“小弟”，与两名毒贩一起去见老板“耗子”，他与两名毒贩同吃同住19天，先后开车辗转于昆明、贵阳、广州、东莞、深圳等3省7市，与“耗子”苦苦周旋。一路上，毒贩困了睡、饿了吃。而印春荣只能瞪着眼睛熬，饿了啃几口干面包，渴了喝一点矿泉水，困了抽支烟撑着，生理和心理都已疲惫至极。经过反复较量，印春荣和他的战友们终于将“耗子”诱出抓捕。
在缉毒战线上，印春荣随时随地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有一次，一个穷凶极恶的毒贩面对警察的拦阻检查，眼看罪行败露，一边歇斯底里地大喊着，一边驾车冲卡，疯狂逃窜。那时，印春荣闪冲上去，一手死死抓住车门，一手与毒贩争夺方向盘。他的双脚被汽车拖在地上，鞋子都磨烂了，鲜血直流。车内毒贩猛击他的面部，他忍着剧痛就是不松手，直至把毒贩擒获。
用大爱与大义守护家人
印春荣断了毒贩的财路，境外贩毒集团悬赏100万元人民币，扬言要报复印春荣以及他的家人。为了防止犯罪分子对家人打击报复，每次休假回家，印春荣都会选择深夜才进家，之后一直待在屋里，不随意抛头露面。结婚二十多年来，印春荣和妻子长期两地分居，家庭生活的重任几乎全部落到他妻子肩上。一次，儿子生病、岳父住院，印春荣的妻子请假带着生病的儿子到昆明照料老人。当时，他正在昆明办案，几次从医院门前经过，都没去看望。妻子得知后一时很不理解，后来才知道，他是怕家人被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而盯上，既可能导致案件侦办失败，也可能给家人带来伤害。直到那时，妻子才真正了解他一直从事着高度危险的工作，也逐渐明白丈夫的大爱与大义。
印春荣也有柔情的另一面。“算一算，与毒贩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妻儿在一起的时间要多得多。”让毒贩闻风丧胆的缉毒英雄，一提起家人，满脸愧疚，眼睛有些湿润……印春荣说，每次办完案后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给妻子和儿子做顿饭，给他们洗几件衣服”。
“我们在边境多查一克毒品，多抓一名毒贩，百姓就少受一份害!”这是印春荣的坚定信念。
榜样的故事4
李元敏，新疆伊宁县胡地亚于孜乡盖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从一名农村妇女到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从村里的一名致富能手到带领全村人一起致富的当家人，她将一个远近闻名的“后进村”改造成“民族团结先进村”“社会稳定和谐村”“村风文明示范村”……一路走来，村民们都对这位“女汉子”村支书肃然起敬，亲切地称她为“杰米拉”(维吾尔语，意为“美丽”)。
临危受命的“领头雁”
李元敏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从横贯村里的吉里格朗河南岸嫁到北岸。她从一头牛养起，逐渐发展成养殖产业，又承包土地种大蒜、地膜土豆和玉米。李元敏和丈夫勤劳致富，成了村里的养牛大户，日子过得富足。然而，盖买村是伊宁县有名的“后进村”，村“两委”班子软弱，经济发展缓慢，人心也是一盘散沙，李元敏心里很不是滋味。
2010年，乡党委找到曾当了7年村委会委员的李元敏，希望她能够挑起村党支部副书记重担。于是，李元敏走上村党支部副书记的岗位。后来，她又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当时村委会一毛钱都没有，还欠着9万多元外债，连火炉都是摆设。上任第一天，‘杰米拉’是从家里背着煤来的。没钱买纸和笔，她自掏腰包。”一位村干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道。“当村干部我不为钱，就是让全村人能过上好日子。”面对这个“后进村”“空壳村”，李元敏下定了决心。
敢碰硬的“女汉子”
李元敏是个快人快语、做事泼辣的大姐。作为村里的“一把手”，李元敏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刚一上任，就处理了2名向群众索贿的村干部，劝退3名群众反映差的村干部，通过竞争上岗和考核推荐组建村干部队伍，对有能力肯干事的村干部各用其能。“她干事很有魄力!”村民吾乎兰姆·司马义说。经过一番整顿后，村干部作风切实转变，为村民办了不少实事。
“其实我的学问不高，但是我知道，咋样给老百姓能办事。作为一个基层干部，我们就要敢说、敢抓、敢干。”李元敏说。她坚持和男同志一起值班、一道巡逻，带头包巷联户。她克服多年糖尿病的折磨，始终奔波忙碌在田间地头。李元敏事事亲自上阵，时时冲在前头，一年穿烂了五六双鞋，她用自己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干好村里的每一件事。
盖买村的贴心人
共产党员网《同学》工作室记者了解到，李元敏从小就随家人从山东省牟平县来到这里，跟维吾尔族小伙伴一起长大，能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村里人还给她起了个好听的名字，称她为美丽的“杰米拉”。
身边的群众遇到困难时，李元敏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帮助他们。这些年来，帮助过多少村民，她自己都记不清了。李元敏开商店时，发现买合布里赞病了，与丈夫骑摩托车把她送到医院，垫付了500元的医疗费。李元敏还掏钱为买合布里赞的两个女儿置办了嫁妆，主持了婚事，还帮买合布里赞为她的丈夫办了丧事。2005年，很多村民想出钱盘下李元敏的商店，但她却把开了15年的商店免费送给了村里的单身母亲吾乎兰姆·司马义。邻居家的小阿曼古丽生病，她连续奔波两三天，为她募集8500多元治病钱。村民陈善英患小脑萎缩不能自理，丈夫又车祸去世，李元敏不仅送她去养老院，还把她女儿接到自己家里照顾。
提起李元敏，村里人竖起大拇指：“这个书记不简单!心里装着百姓，才会为百姓办实事。”李元敏带领的盖买村“两委”已成为村民真正的主心骨，盖买村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
榜样的故事5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
大学毕业参与北斗系统研发，28岁担任北斗设计师，32岁担任主任设计师……王淑芳既是两代北斗系统方案的论证者，也是4项国家军用标准的执笔者，多项成果填补国内空白，她见证了北斗的问世，也见证了北斗的成长。
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导航中心副主任王淑芳，她的北斗“星”路历程，一路走来情怀不变。
投身北斗
农村出身的王淑芳，是靠借钱读完的大学，毕业后本想尽快挣钱还债，赡养年迈的父母，但一次偶然机会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1994年，北斗工程筹备组到北航招收学生，王淑芳被北斗强军富国的战略意义所吸引。“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的GPS和俄罗斯的GLONASS两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我国导航系统还处于空白领域。中国一定要搞北斗!”她放弃了外企工作机会，毅然投身北斗事业，负责北斗用户机研制。当年北航电子工程系108名学生，她是唯一一个报名参军的。
2000年第一颗北斗卫星升空，王淑芳和研发团队开始对北斗系统进行全面测试。炎炎夏日、骄阳似火，一测就是几个小时，他们甚至连伞都不敢撑;瓢泼大雨、鹅毛大雪，这正是测试恶劣天气对卫星信号影响的最佳时机，于是他们也陪着用户机淋在雨中、冻在雪里。
就这样测试了几个月，因长期超负荷工作，过度劳累，王淑芳的心脏频发早搏，多次晕倒在工作岗位。有一次医生让她做24小时心率监测，她却带着监测仪跑去工作，由于用户机发射信号干扰了心率监测，监测仪白带了。但她的付出没有白费，经过反复测试，用户机发射功率由30瓦降到了1瓦以下，测试数据为北斗国家军用标准制定提供了充分依据。
推广北斗
2007年，为推动北斗产业化进程，王淑芳做出了人生中又一个重要选择，从北斗导航研发系统转到交通运输行业，牵头实施首个二代北斗系统民用示范工程，建设管理“重点营运车辆联网联控系统”。
刚转行时，家人很不理解，之前的研发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从头起步，从零开始。王淑芳的一番话，打消了家人的顾虑。她说：“世界上两大导航系统，美国GPS和俄罗斯GLONASS，两个系统几乎同步建设，可是GPS做到了让全世界离不开它，GLONASS却鲜为人知，根本原因是GPS通过产业链来反哺系统建设，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交通运输行业是卫星导航最大的用户，转业交通，就是想让‘北斗’用起来，让她成长，让她壮大!”
王淑芳提到一个细节，她去年参加了张家口市宣化区炸子市街小学、东升路小学的一次校园分享活动，下楼梯时，一个孩子迎面走过来，有些怯怯但却自豪地对她说：“王老师，我爸爸是开大车的，他在用北斗……”王淑芳动情地说：“那一刻，我心里特别感动。以前大家排斥用北斗，现在大家觉得用上我们中国自己的北斗是一种荣耀。孩子的话让我觉得所做的一切特别值!”
情系北斗
王淑芳告诉共产党员网《同学》工作室记者，在工作之余，自己喜欢写写画画。读书的时候，曾写过诗集，画过“百猫图”，现在也一直保持着这项爱好。“踏朝霞，迎风雪，城际如梭，高铁山间过。野鸟衔枝蓄冬巢，迟暮中年，无暇时光错。”这是王淑芳一次匆匆出差途中写下的词作，大意是感慨20多年的科研生涯，倍感时间珍贵不容错过。“京城五月骄阳照，不知春色好。八方来客为联调，白发青丝笑。他年陌路不相识，星在天间闹。”这首词描绘了王淑芳1998年参与航天某厂模拟卫星和地面联调的情景。
当初为研制用户机，王淑芳结婚十年才要孩子，作为女人，她多么期盼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日子，可北斗系统建设工期紧，任务重，她每月至少有一半时间奔波在不同城市之间，根本没精力带孩子。最为重要的是，北斗用户机发射功率没降下来之前，辐射信号对胎儿发育的影响不可估量，为此她也不敢要孩子，而这一等就是十年。“我的同学好多孩子都已经上大学了，我家孩子今年才小升初。”王淑芳回忆说，“那时的同事，都不敢要孩子，有一个女同事当时意外怀孕，而且怀的是双胞胎，一般人要是能怀上双胞胎肯定乐得不行，这个女同事却吓得直哭……”
但王淑芳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她用自己的青春，换来了北斗的成功，为女儿树立了榜样。2017年5月，“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王淑芳工作室”成立，工作室logo设计得非常简洁，在绽放的紫色百合花中，有一朵淡黄色的莲花。这个logo的设计者正是王淑芳的女儿，在女儿眼中，妈妈正如百合和莲花一般清新淡雅，她决心做一个像妈妈一样优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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