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写关于汉武帝的评价（精选4篇）
汉武帝的过失：1、汉武帝好大喜功，连年征战，耗得国库空虚;2、汉武帝迷信神仙方术屡屡受骗，封禅求仙挥霍无度;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不利于文化多样性的发展。4、汉武帝外儒内法，权力欲望极强，迷信自我意志;他听信谗言、妄用奸佞，使可怜的卫皇后和皇太子死在奸臣小人之手，成为千古冤案。5、开疆拓土，征伐匈奴致使税赋徭役繁重，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由于其皇帝的身份，只要其有所涉及，都会产生比普通人大得多的功过影响。汉武帝晚年社会动荡，几乎成为危局。面对自己造成的危局，他深刻反省。颁发《轮台罪己诏》以检讨承认过失，并且停止征伐，实行休养生息的宽民政策。
虽然在统治的后期犯了一过错，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总体而言是功大于过。
西汉疆域图
总体上，武帝后期对匈奴之战无论在战略规划、选帅用人，还是战术运用、战斗表现方面，都没有可取之处，而匈奴人借此得以恢复实力，与西汉继续抗衡数十载。那么，匈奴的威胁最终是怎样解决的呢?这还要经历昭帝、宣帝和元帝三朝。
战争的代价：“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汉武帝对匈奴作战在前期取得不少重要胜利，但后期连遭挫败，三十多年的战争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仅仅在前期20xx年的战争中，西汉军民伤亡十多万，损失几十万匹战马，并耗尽了“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
按照学者邓宏图的考证，武帝时期平均一年的国家财政盈余为40亿钱，再加上皇室财政盈余43亿，一共约83亿钱。然而只要出征获胜，武帝给卫青和霍去病的封赏动辄数十亿钱，就会超过国家财政盈余，这还不算其他将士的奖赏以及征集民夫的费用等等。再加上几次天灾后的赈灾费用，即使武帝将自己的皇室盈余全部投入，也未必能弥补财政亏空。
汉宣帝(前74年—前49年在位)
祸不单行，大灾之后尚未复原，匈奴又陷入分裂。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死后，匈奴本就存在的权力斗争加剧，及至前57年出现五单于争位的乱局，数万人死于此次内乱，畜产损失十之八九。此后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呼韩邪单于率南部支持者投靠汉朝。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加上周边游牧部落与西汉联合攻击，匈奴力不能支。前36年北匈奴郅支单于的残余势力被平灭。
由此可见，汉武帝终其一生好大喜功、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横征暴敛，与匈奴作战虽有重大胜绩，也颇多惨败，并给西汉的财政、经济、社会和环境带来严重破坏。司马迁评价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之祸”，西汉未亡既是汉武帝的运气，也是西汉前几十年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打下了良好基础。汉武帝虽耗尽国力却没有平定匈奴边患，匈奴人最终对西汉构不成威胁，更大程度上是因为自然灾害打击下的脆弱人口经济结构以及部分由此导致的内乱与分裂。
西汉长城遗址
当时西汉人口最多四千余万，汉武帝几十年穷兵黩武(不只是对匈奴，也用兵于西域，朝鲜和岭南等地)最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在武帝末年，由于常年征战，民不聊生，起义暴动此起彼伏。朱熹对后期武帝的评价就是“去秦始皇无几”。
西汉一代匈奴到底是怎么败亡的
武帝晚期颁布了一个“罪己悔过”的轮台诏，然而这个诏书并不像当代历史学者宣称的那样表示武帝要改变治国路线，停止征战和征敛。学者辛德勇认为，轮台诏仅是武帝“一种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武帝之后的昭、宣二帝，尤其是后者，更是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武帝的治国方略。汉宣帝的名言“汉家制度，霸王道杂之”可为佐证。
汉宣帝一朝匈奴国力大衰，直到汉元帝时匈奴之患才得到彻底解决。但匈奴败亡，在笔者看来，主要原因并非西汉用兵。因为从武帝晚期的前120xx年到汉宣帝在位的前68年，匈奴至少遭遇了四次罕见的天灾，后两次尤为严重——前71年冬，匈奴单于率数万骑遇大雪，人员、牲畜生还者不足一成;前68年，大饥荒造成人员畜产死亡十之六七。匈奴人口不足百万，几万甚或十几万的人口损失，对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打击非常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