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表》出自于《三国志诸葛亮传》卷三十五，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北伐中原之前给后主刘禅上书的表文，阐述了北伐的必要性以及对后主刘禅治国寄予的期望，言辞恳切，写出了诸葛亮的一片忠诚之心。这次漂亮的小编为您带来了财务部个人述职报告【最新4篇】，如果对您有一些参考与帮助，请分享给最好的朋友。
中秋之夜，月晕朦胧，房屋和树木隐隐约约，若隐若现，它们似乎被月亮披**银纱，是那么幽静，那么美丽。桂花树香气迷人，弥漫在整个房间。在这夜深人静的当儿，一只夜莺落到了枝头，它为何不肯睡去，到底在等什么呢？是舍不得那淡淡的月儿么？还是在想它不见的朋友呢？
晚饭后，我们全家人漫步在庭院里。抬头仰望天空，圆圆的月亮挂在浩瀚的苍穹上，月色迷离，月如水色，浅浅的，淡淡的，柔柔的。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夜深了，清冷的秋露悄悄地打湿庭中的桂花。今夜，明月当空，人们都在赏月，不知那茫茫的秋思落在谁家。
望着月亮，我想起正在当兵的表哥。前几年的一个中秋之夜，表哥和我们全家人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天吃过一顿丰盛、温馨的晚餐后，我们来到屋外赏月，吃月饼，做游戏，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笑，其中表哥还绘声绘色地讲了好几个关于月亮的美丽传说。那快乐的场景至今难忘。
远在他乡的表哥，此时你是否也在赏月，吃月饼？是否也跟我一样，想起了以前温馨、欢乐的场景？是否也忍受着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痛苦？是否也将浓浓的思乡之情寄托于天空中圆圆的明月？
论文摘要 在《三国演义》评点中，毛宗岗详细论述了插入在其中的诗词、散文，重点是《出师表》与《讨曹操檄》，以及入话的结构功能，认为它们既在形式上，又在内容上促进了小说整体艺术结构的统一。这种认识在今天仍然具有理论借鉴意义。
小说中大量插入诗文——这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一大特征。诗词、散文等文体进入小说，根据俄罗斯文论家巴赫金的说法，是体现了长篇小说的杂语性质。镶嵌在小说中的这些诗文，虽然一般仍保持自己结构的稳定和独立的风格；但是一旦进入小说，它们就必须成为小说的建筑材料，为小说的结构形式服务，适应小说结构的要求。古代小说评点家对这一问题早有关注。如金圣叹有评曰：“一部大书诗起诗结。”正是注意到诗对于《水浒传》结构的联结作用。毛宗岗的有关评批更多，认识也更明确，以下从三个方面细述。
毛宗岗首先论述了插入在《三国演义》中的诗词的结构功能。
其一，卷首词与卷末诗的结构意义。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卷末只有“古风一篇”，卷首并没有开篇词。毛宗岗补写了一阕著名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放在卷首，并批曰：“以词起，以词结。”《临江仙》独立于百廿回之外，故曰《三国演义》的开篇是以词起，以词结。同时，这首词还与卷末“古风”形成一种章法结构。毛宗岗批道：
此一篇古风将全部事迹隐括其中，而末二语以一“梦”字、一“空”字结之，正与首卷词中之意相合。一部大书以词起以诗收，绝妙章法。”
词起诗收，指整部小说的起与收。卷末古风隐括《三国》事迹，使人于晋一统之后，回味隽永。卷首词画面雄奇壮丽、笔调沉郁苍凉，使人于展读之前，先生无限嗟呀感叹。长歌当哭。卷首词的意境，是对小说长文之悲剧氛围的渲染。卷末古风最后一句本为“一统乾坤归晋朝”的单纯叙事，毛宗岗改为“后人凭吊空牢骚”，变叙事为抒情，与全书浓郁强烈的悲愤之情很好地统一在一起。可见，卷首词、卷末诗与三国叙事的统一，是悲剧精神的统一，是内在统一，而非仅仅停留在形式上。
法国评论家贝尔纳·瓦莱特曾经指出：“开头(或卷首词)和结尾(或结句)在叙述的手法中占据了优先的地位，经常(明示或暗示)蕴涵着象征性的意义——寓意。”但是，如果卷首词、卷末诗不是一部结构的有机组成，这种寓意就不能产生。毛本《三国》之开卷词、结束诗即与小说正文浑然一体，因此具有丰富的寓意，说明毛宗岗对词体、诗体在小说中的结构作用认识是很明确的。
其二，篇中诗、赞的结构意义。在小说行文中插入诗词，有时并不是为了借用诗词体裁来吟咏情性，而是尝试以诗词的形式来结构人物、联结故事。第一回写“斩黄巾英雄首立功”，先出关、张，后出刘备，毛宗岗在刘备下面插入一首诗曰：“运筹决算有神功，二虎还须逊一龙。初出便能垂伟绩，自应分鼎在孤穷。”此诗在抒情中隐含着人物的生平功业，即使不了解三国史的读者，也能从中嗅出刘备在后文中必定会有一番王霸作为。这样，诗歌事实上起到了心理暗示的作用，使读者很容易把第一回与第八十回联结起来。也就是说，第八十回的情节在第一回的这首小诗中已被提前“预叙”。
第七十八回，曹操夜梦三马同槽而食。毛宗岗于此有诗曰：“三马同槽事可疑，不知已植晋根基。曹瞒空有奸雄略，岂识朝中司马师？”第一百九回，司马师杀张皇后，毛宗岗又插入一首诗道：“当年伏后出宫门，跌足哀号别至尊。司马今朝依此例，天教还报在儿孙。”这两首诗的结构意义更加明显。“不知已植晋根基”，从小说的整体结构布局来看，此语可谓有“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三国演义》结尾曰：“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有前面诗语作伏，便有后面结语为应，一伏一应，贯通一气。第二首诗，意欲以“今朝”对“当年”，遂令张皇后可对伏后，司马师可对曹操；这样，人物、情节虽分处前部、后幅，然而却般般相对，成为一个系统。第一首诗，以前伏后；第二首诗，以后照前，目的都着眼于结构的统一。同时，这两首诗虽然远隔三十余回，却都以司马师对曹操，所以又可自成结构。
以上所举的三首诗，均为毛本《三国》所有，而为嘉靖壬午本所无。这说明，毛宗岗是在有意识的运用和发挥诗词体裁在小说文体中的结构功能。
其三，诗词的整体取向。毛本《三国》，诗词总量约二百余首。其中，少量为人物著作，大部分乃作者插入。毛本诗词由嘉靖本发展而来。嘉靖本原有诗词数量多达三百一十余首，毛宗岗在改编时约删去了三分之二。同时，又别出机杼，根据他对小说艺术的理解和认识，而有所增补。比较嘉靖壬午本，毛本诗词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悉取唐宋名作，而去“俚鄙可笑”。小说即系名著，那么诗词理应为绝妙好辞。这样，“叙事之中夹带诗词”，才是“文章极妙处”(《凡例》)，二者相得益彰。第二，褒扬忠义，鞭挞奸恶，立场坚定，倾向性强。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一人一义，一事一物，几乎都可以入诗。但在毛宗岗看来，诗以志之，歌以咏之，这是有限度的。并非出色惊人之事都可形诸歌咏。庞德忠于曹操，吕蒙袭了荆州，如此便不值得歌咏。毛本《三国》的诗词，紧紧围绕忠义与奸恶的截然对立而设计，可谓旗帜鲜明！反观嘉靖本，态度并不这么明朗。吕蒙袭荆州，败关羽，功成名就，叙述者接连插入三首诗加以鼓吹。但在毛本中，却尽数被删。总之，嘉靖本诗词，给人感觉是为历史上的人与事而设，因此，往往一人一事皆有诗，诗词与小说颇有脱节之处。而毛本诗词，则是为小说中的人与事而设，服从于作者的价值取向，因此，诗词与小说结合紧密，并成为表现作者主观倾向的利器。
诗词是最讲究主观直接的一种体裁。巴赫金认为，像这样的体裁，“一旦进入小说就变成了描绘的对象。在小说的条件下，任何直接的话语，如叙事诗、抒情、正剧的话语，都在不同程度上客体化了；它自己受到了制约，并经常由于受到制约而显得可笑。”毛本《三国》中的诗词就是如此。它不能自由地完成“诗歌合为事而作”(白居易语)的使命，而且还要不得不为小说的构成献计出力，并在总体上服务于小说的价值倾向——这，难道不有点可笑吗？
除插入诗词外，可以人小说的文体是很多的。例如《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回诸葛亮开列的制造木牛之法、流马之法，这是科技论文体裁；西蜀降魏、东吴降晋的户口簿，这是政治公文体裁。它如《红楼梦》第十回张先生给秦可卿开的药方，这是医学体裁。所有这些都是非文学体裁，尚能为小说所容纳，与小说具有亲缘关系的其它文学体裁就更不用说了。
在《三国演义》中，数量次于诗词的文学体裁是散文。包括论、评，诏、表，疏文、檄文、祭文，传记等。小说离不开它们，因为小说中的人物要进行政治、军事活动，有时就需要写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解释自己的行动。所以，这些文章、散文，是小说刻划人物、推动情节的必要手段，也应该发挥着一定的结构性作用。
毛宗岗对第九十一回出现的诸葛亮《出师表》就十分重视。《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回，起首第一句，毛宗岗便下批语曰：
《出师表》曰：“叹息痛恨于桓、灵。”故从桓、灵说起。桓、灵不用十常侍，则东汉可以不为三国；刘禅不用黄皓，则蜀汉可以不为晋国。此一部大书，前后照应起。
《出师表》的原话为：“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毛宗岗借用了这句话的意思，所以毛本《三国》追本溯源，从汉桓帝、汉灵帝开始说起：“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在小说结尾，汉桓帝、汉灵帝已属百年故事，陈年亡魂，但毛宗岗仍不放过，痛下批语道：
此卷纪三分之终，而非纪一统之始也。书为三国而作，则重在三国，而不重在晋也。推三国之所自合，而归结于晋武，犹之原三国之所从分，而追本于桓、灵也。以虎狼之秦而吞六国，则始皇不可以比汤、武；以篡窃之晋而并三国，则武帝岂足以比高、光？晋之刘毅对司马炎曰：“陛下可比汉之桓、灵。”然《三国》一书，以桓、灵起之，即谓以桓、灵收之可耳。
毛评借晋朝人刘毅之语归结司马炎，正是有意与以诸葛亮之语引起开篇对称。这样，在毛宗岗笔下，《三国》一书，“以桓、灵起”，“以桓、灵收”，形成了名副其实的“桓灵结构”。
需知，嘉靖本并不存在这层意思。嘉靖本起首旬日： “后汉桓帝崩，灵帝即位，时年十二岁。”虽然带有“桓”、“灵”字样，但却纯粹是叙述历史时间的存在，并没有层外之意。嘉靖本结尾，叙事粗略，情节之间缺乏互动与转换，更加见不出毛本“追本溯源”的含义。这就是说，以“桓灵结构”涵盖一部大书，形成首尾照应，完全是毛宗岗本人的意见。而这种意见，显然从诸葛亮《出师表》中得来。毛宗岗根据《出师表》的精神，改动了《三国》的开头，并在批评中自始至终贯彻了这一精神，从而无形中凸现出《出师表》对于《三国》的结构意义。
且看毛宗岗的一段批语：
于六出祁山之前，早知有后主宠黄皓之事；在七擒孟获之后，犹回顾桓、灵宠常侍之文。后事于此伏焉，前文又于此照焉。《三国》一书，当以此卷为一大关键，一大章法。
武侯《出师》一表，固为前后文之伏应。
所谓“大关键”、“大章法”，正是从全篇结构着眼进行肯定。此类语法，毛宗岗并不常用。用于此处，足见他对《出师表》之结构功能的重视。同时，在评点《出师表》本文时，毛宗岗又指出：“此又说宜。恐其昵于宫中，已预知有宠黄皓之事”，“明明龟镜之言，亦必重之以先帝，哀哉！桓、灵之宠十常侍，正与后主之宠黄皓同。”表文前接应十常侍，后预伏黄皓，两样事件，相隔百余回，都藏于一表之中，构架连接作用十分强大。
有《前出师表》，又有《后出师表》。《后出师表》见第九十七回。毛宗岗认为，此《表》透露武侯之死消息。他说：“武侯之死，尚在数回之后，而此处《表》中结语，早下一‘死’字，已为五丈原伏笔矣。”在第一百四回，又批日：“五丈原之役，所以践”死而后已“之一语也。”前“伏”后“践”，正见叙事者有意发挥《后出师表》的结构作用。第九十九回还有两条批语：“赵云之死在《后出师表》中，张苞之死又在《后出师表》之外”，“汉不伐贼，贼亦伐汉。果应《后出师表》之言。”第一条言《后出师表》具有联结人物的作用，第二条言表文在全局结构中，具有伏应之用。
诸葛亮六出祁山，是《三国演义》中的重要事件，而靠前、后两篇《出师表》总领开路。一边忙于刻划人物，展开情节，一边又自然结构全文，真正妙用无限。
《出师表》的结构之妙，还妙在诸葛亮之后，又有姜维的“出师表”：“此一段言语，可当姜维一篇前出师表”；“数语又抵得一篇《出师表》”。还有诸葛瞻的“出师表”：“此数语亦抵得乃翁前、后《出师表》。”一篇《出师表》把师徒、父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三人一表，一脉相承。的确是一种很好的人物结构法。
其次，值得一提的还有陈琳《讨曹操檄》的结构作用。陈琳事件是毛本《三国》的大改动之一。嘉靖壬午本，陈琳仅见于《曹操决水淹冀州》一节，袁尚遣之向曹操请降；并不见讨曹檄文一事。毛本劈空插入陈琳《讨曹操檄》，同时为了保全陈琳的文名，反而删去了请降事件。
《讨曹操檄》见第二十二回。增补此一篇文字，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在思想上加强对曹操的批判，二是在结构上收束前文，引启下文。在评点这篇檄文时，毛宗岗反复加以申明：“事见第一卷中”，“此叙绍与操共事之由。事见第五回中”，“事见第十回中”，“事见第十二回中”，“事在第十四回中”，“事见第二十回中”，“事亦见第二十回中”，“事见第二十一回中”。此类批语，使人顿然回顾前文，觉若许事件又在一纸檄文上历历恍过，无数粗糙的感觉、印象、形象经檄文轻轻一提，便纽结成团，雕刻成体。《讨曹操檄》，有总摄前二十回故事的作用。经此一总，曹操奸恶当道的形象便豁然而出。所以，此后袁绍讨之，刘备讨之，无数讨贼事件由此而起。这就是说，《讨曹操檄》有结束前文，引起后文的重要作用。
为与檄文呼应，毛宗岗还于前文中补写了数段檄文中提及、而嘉靖本没有的事迹。第十回，曹操兴师徐州，使夏侯悖截杀前来救难的九江太守边让，毛夹批曰：“后陈琳檄中以此罪操。”操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毛又夹批曰：“此段亦在陈琳檄中。”第十三回，袁绍派兵助曹操攻击吕布，毛夹批曰：“后陈琳檄中以此居功。”第二十一回，袁绍截获公孙瓒许都求救书信，毛夹批曰： “后陈琳檄中以此罪操。”后文又有照应。第三十二回，陈琳不亢不卑投降了曹操，毛氏于此批曰：“陈琳作檄事已隔数卷，至此忽然一提。”此数段文字，皆不见于嘉靖本。毛宗岗增补，又评批，使之一一符合檄文，不漏一丝痕迹，如此文心追求、谨严态度，不能不令我们感到惊讶。
毛宗岗尝云：“《三国》文字之佳，其录于《文选》中者，如孔融《荐弥衡表》，陈琳《讨曹操檄》，实可与前、后《出师表》并传，俗本皆阙而不载。今悉依古本增入，以备好古者之览观焉。”(《凡例》)小说中为什么要插入散文体裁，毛宗岗在此只举出了一个原因，即传其“文字之佳”。其实，如上文所分析，一些散文还能起到结构小说的作用。《出师表》对一部之结构有整部联结作用，《讨曹操檄》则对前二十回有部分联结作用。总之，它们都作为小说的结构因素进入小说，并发挥着各自的结构功能。
巴赫金指出：“从原则上说，任何一个体裁都能够镶嵌到小说的结构中去；从实际看，很难找到一种体裁是没被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插到小说中去。”普遍规律或许如此，但具体到某一部小说，就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比如，毛宗岗在修订《三国》时，就把旧本所有的“论”、“评”、“赞”(按：“赞”仅于崔琰阻曹操称王处保留一首)都删汰了。这么做不是没有道理。嘉靖本之“评”完全照抄陈寿《三国志》人物传记后的评语；“论”、“赞”也基本上是史论、史赞。我们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虽云题材取自历史，同时，这些相当数量的历史体裁的文字镶嵌在其中，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嘉靖本引用“评”近二十段，“论”十余段，“赞”二十余首。这些文字与传记合在一起，散布于形象生动的描写之后，便很容易给读者造成人物传记的错觉，而不是产生小说直觉。
试以“秋风五丈原”为例。嘉靖本有赞、吊诗十一首，史官评、论三则，碑文一则，次序杂乱，结构臃肿，看起来更像是人物评传，而非小说叙事。毛本第一百四回，只有三首唐人吊诗，场面铺排洁净自然，咏怀不误叙述，以叙为主，以吊为副，这样就改变了原本其它文体喧宾夺主的弊病。毛宗岗的修改，不仅在细节上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性，而且在整体上维护了小说结构的流畅与统一。
长篇小说是最宽容的体裁。其它任何体裁都可以在长篇小说中游弋，但游弋不是放任自流，它们仍需要听从小说体裁的约束。插入的文体形式，以不破坏、不妨碍小说文体的表现形式为基准。当然，也有些插入的体裁，从根本上改变了长篇小说的构架，产生了如日记体小说、书信体小说等等。但在历史演义中，却不允许以历史代替小说。毛宗岗对嘉靖本的修改，即是很好、很科学的一个写作范例。
此外，附带说一下入话的结构功能。与嘉靖本对比，毛本《三国》更具有话本小说的形式特征。毛本在起首加了一小段议论文字，然后才进入叙事正题。这段议论文字，便是所谓的“入话”。其第一句曰：“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毛本《三国》篇尾还专门有一句与此相合：“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开卷说分合，闭卷言合分，明显带有统一首尾的用意。毛宗岗顺势批道：
直应转首卷起语，真一部如一句。
“一部如一句”，指全部的建筑结构。百廿回犹如一句话。直贯而下，一气呵成，自然顺畅，秩序井然，给人了无阻碍之感。可以说，这是对《三国演义》结构成就的最高褒奖。同时，也点明了长篇小说所追求的内在联属性质的一种最大的可能和境界。
嘉靖壬午本篇首无入话，篇尾也没有应和，因此，它并不具备上述结构特点。这说明，毛本《三国》的结构布局，完全是毛宗岗在其本人的小说结构艺术观念的指导下，建筑而成的。
关键词：文化负载词 《前出师表》 翻译方法
“文化是一个社会信仰和习俗的总和”，[1]它包括服饰、饮食、生产、教育、法律、政治、风俗习惯、历史典故以及气质情感、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宗教心态等诸多因素，不同民族拥有各自不同特点的文化。而作为文化载体之一的语言，体现反映着文化的特点并深深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因此，文化负载词是指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汇时，由于民族间存在巨大文化差异，很难找到完全对应的现成表达，出现文化空缺， 对于这些双语转换中出现的文化空缺词汇，常用的翻译策略为归化法与异化法。具体的翻译方法有：直译法、解释性翻译法、尾注解释法、音译法以及意译法、取代法等。根据不同的语境译者可以灵活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从而达到对文化负载词汇的最佳翻译处理。
下面，本文以《前出师表》中的一些英译为例，试着分析文化负载词汇在汉英翻译中的适当处理。
a.侍中、侍郎郭攸之、费、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
Shizhong（1） Guo Youzhi and Fei Wei as well as Shilang（2） Dong Yun are kind and honest men with a strong sense of loyalty. The late king appointed them for your sake...
（1） Shizhong was an official at court， serving as the king’s consultant.
（2）Shilang was an official at court， who was in charge of carriages， horses and gates， and fought in wartime.[2]
根据汉语词典的解释，侍中为古代职官名。秦始置，两汉沿置，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因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与闻朝政， www. 逐渐变为亲信贵重之职。晋以后，曾相当于宰相。 隋因避讳改称纳言，又称侍内。 唐时复称，为门下省长官，乃宰相之职。北宋犹存其名，南宋废。而侍郎为汉代郎官的一种，本为宫廷的近侍。东汉以后，尚书的属官，初任称郎中，满一年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自唐以后，中书、门下二省及尚书省所属各部均以侍郎为长官之副，官位渐高。相当于现在的部长、副部长级别。[3]
通过解释可以看出，侍中、侍郎的职位在中国古代是不断演变的，而在东汉时，它们为隶属于内廷的官署，不能说是国家的正式政务机关。因此，即使把它们的含义在翻译中确切表述出来，英语读者也不一定能弄明白究竟代表中国古代什么官职。据此，译者采用了尾注解释法，在尾注中大概注明它们的职位以及职能。这种方法是翻译文化负载词汇常用的译法，虽然这样会打断英语读者的阅读连贯性从而导致部分读者丧失阅读兴趣，然而这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翻译策略。毕竟，如果采用解释性翻译法直接在文章中去翻译它们的含义，不仅三言两语难以表述清楚，而且过多过长会冲淡文章主题。
b.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
General Xiang Chong（3）is well versed in military affairs and is kind？ and just by nature.After evaluating his performance on a trail basis，the late king praised his talent and ability.
（3） Xiang Chong was a military man. Liu Bei suffered great losses during the battle with Wu， but the troop remained intact under Xiang’s direction. [2]
对于将军向宠的翻译，译者也采用了尾注解释法，在文章后面的尾注中粗略介绍了他的职位以及他在夷陵之战中所表现出的军事才能，为下一句“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做出铺垫解释，使英语读者在阅读时对上下文自然产生逻辑关联，达到更好的理解效果。
然而， 笔者认为，既然在英语译文中通过把这句翻译为“General Xiang Chong is well versed in military affairs”而已经大致表述了他的职位和军事才能，除非是一些汉学家，大部分英语读者在这里是不会太在意向宠的具体背景的，因此，对于将军向宠的翻译不必再采用尾注解释法，省去尾注中对向宠的解释性翻译而直接采用上述翻译就可以了，毕竟文学作品的翻译有别于其他文体作品的翻译。
c.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I was originally a commoner who had to wear clothes made of hemp，（4）and tilled land in Nanyang. I merely managed to survive in times of turbulence and had no intention of seeking fame and position from princes.
（4）In old times commoners were only allowed to wear clothes made of hemp. [2]
在古代，士大夫和商贾都穿丝绸，而老百姓都穿麻布或粗布，麻布是用麻织出来，而用丝织出的是“帛”。布与帛相比，前者质粗而价低，后者质精而价高。由于古代贵族穿帛衣服居多，庶人穿不起帛，所以布衣成了平民百姓的代称，后来也多指没有做官的读书人， 因此，古代借称平民为“布衣”。这里诸葛亮自称“布衣”是他谦恭的一种表达，说明自己在出道以前只是在南阳耕地的一介平民，而先帝刘备并不因此嫌弃他地位的卑微而“三顾茅庐”，从而更加突出诸葛亮的卑谦和对先帝的感激之情。译者在这里把这句译为：“I was originally a commoner who had to wear clothes made of hemp，and tilled land in Nanyang.”忠实地翻译出了原文的意思。然而，笔者却依然认为文学作品的翻译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翻译并不一定都得字当句对，因此，定语从句“who had to wear clothes made of hemp”完全可以省略不翻译，而仅仅译为“I was originally a commoner who tilled land in Nanyang”就已经把“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意思清晰完整地表达出来了。
d.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
Now the whole south is under our rule and we have plenty of fighters and armaments. It is time to reward our army men and lead them northward to conquer the Central Plains. Although I am inferior in ability like a worn out horse or a blunt knife...[2]
庶竭驽钝的意思是希望竭尽自己的平庸之才，是诸葛亮自谦的一种说法，此处涉及中国古代文化词汇“驽”的翻译。驽，古指劣马，走不快的马，这里指才能低劣。译者直接运用解释性翻译法首先翻译出这个词的比喻意“inferior in ability”，然后接着再用一句“like a worn out horse”翻译出它的本意，不失为一种好的翻译方法。这样，英语读者不仅可以理解中国古代文化负载词汇的喻意而且还可以体验中国古代象形文字所具有的魅力。
e.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I would do my utmost to root out treacherous evildoers， rejuvenate the Han Dynasty， and move the capital back to the old city. （5）
（5）The old city refers to Chang’an， which was the capital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206 B.C.- 25A.D.）. After Cao Cao established the Kingdom of Wei， he moved the capital to Xuchang（his son moved the capital to Luoyang）. [2]
这里，译者首先把“还于旧都”直译为：“move the capital back to the old city”，然后在尾注中具体解释旧都的含义。这种直译法虽然忠实于原文却容易让英语读者在阅读英译本时一下子反应不过来“old city”是指哪里，于是赶紧停止阅读到尾注中去找解释，这样便打断了他们的阅读连贯性和阅读的兴趣。因此，笔者认为这句是否可以改译为：“and move the capital back to the old city Chang’an.”通过解释性翻译直接点出“old city ”是指Chang’an，从而减少英语读者阅读时的障碍，保持阅读的连贯性和趣味性。
《前出师表》中出现了许多中国古代文化负载词汇，英译时如果对于这些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处理不好，英语读者就会感到莫名其妙或枯燥乏味。对于《古文观止》的翻译，译者主要采用的是尾注解释法，把对文化词汇的解译放在文章最后去进行。这样的好处是可以较为详尽地解释清楚每个文化词的来源和内涵，使英语读者对原文有全面清晰的理解，而不足之处是太多的尾注解释会不时打断英语读者阅读的连贯性导致他们阅读兴趣的丧失。本文作者通过对《前出师表》中选出的5个文化负载词汇的英译分析后证明：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汇时，根据具体语境有许多翻译策略可以选用，不一定全部都用尾注解释法。只要对于文化负载词汇的翻译能够让英语读者理解并欣赏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那应该就是可以采用的翻译策略。
[1] Nida，E.A.and Charies R.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Leiden：E.J.Brill，1969.
[2] 罗经国。古文观止精选（汉英对照）[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3] 吕叔湘，丁声树，等。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4] 方梦之。译学辞典[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之于昔日，**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穆，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依、允等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