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新时代意识思想宣传范文（精选8篇）
不忘初心是一种坚守。“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是《诗经》数千年前对人们提出的告诫。凡事都有开始，但慎终如始的人并不多。有哲人说，如果人生有“如果”，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都会成为伟人。人生有了“如果”，我们就会重新审视初心、呵护初心，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兴业路的小楼、南湖上的红船，寄托着共产党人的初心，承载着共产党人的使命，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始终过硬方能长期执政。秀水泱泱、红船依旧，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依然要从这艘小小红船中汲取精神力量，让红船精神放射出更加灿烂的时代光芒。
不忘初心是一种戒惧。本初之心是简单之心。在前行过程中，人们往往会被路边风景吸引甚至诱惑，偏离初定的正道。这事实上是一种贪婪，是“将本心都纷杂了”。“一乃心力，其克有勋”，专心致志方能有所成就，心怀戒惧才能抵制诱惑。很多时候，难以察觉的是“温水煮青蛙”问题，不好提防的是“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现象。这就尤其需要在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的内心装一把度量的戒尺，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觉，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在防微杜渐上不舍尺寸之功，敢于和不良风气作斗争，敢于亮出削铁如泥的锋利宝剑。
不忘初心是一种果决。我们熟知的“三思而后行”，并非孔夫子所提倡。孔子认为，很多时候思考两次就足够了，再三思考，涌起的私意就可能淹没了本初之心。“道行之而成”，不“行”则无所谓“道”。前思后想太多，就会畏首畏尾、迈不出步子。朱子注解“三思而后行”章时说，“君子务穷理而贵果断，不徒多思之为尚”，倡导果决之行。事实上，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没有强大的执行力，再好的政策都只能是纸上谈兵。强大的执行力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落到实处的重要保障。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责任意识和进取精神，把工作标准调整到最高、精神状态调整到最佳、自我要求调整到最严，养成高效执行的习惯，做到接受任务不找借口、执行任务不讲困难、完成任务追求圆满。
不忘初心也是一种开放。韩愈《师说》有云：“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虽然这些人并不比孔子更贤能，但孔子坚信并践行“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开放理念，不断吸收、不断回馈、不断激荡、不断提升，“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甚至“不耻下问”，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学人、伟大师者。列宁也说过，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可见，不忘初心并非封闭自我，而是面对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时刻保持探索热情。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也需要保持这种心态。只有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才能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激发国家和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论语》有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任何事物都像大树一般，有其根本与枝叶，君子的重要责任就是培养根本，如此，枝叶自然就会繁茂，花果自然就会结成。作为现代君子的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始终牢记初心，不断涵养初心这个根本，以绽放的人生和累累的硕果致敬新时代。
“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文化则是意识形态建构的土壤和根基。增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文化底蕴对提升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增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文化底蕴，是为了更好夯实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实基础，增强其亲和力、吸引力、凝聚力以及同其他意识形态的竞争力。
增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蕴。指出：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武器。增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蕴，是党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党的重要政治优势。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表现在文化领域中。一些带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和社会思潮进入我国思想文化领域，这不仅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等政治思潮，也包括极端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社会思潮。在这些西方政治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人开始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发生动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产生怀疑。一些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偏离和扭曲，开始丧失人生的斗志和奋斗的热情，从而陷入奢靡享乐、腐化堕落的人生深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要加强理论武装，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要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马克思主义是严整科学理论与崇高价值目标的统一，并且两者是内在统一的——崇高的价值目标置于严整的科学理论之中。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理论武装工作必须与时俱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在引领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中已经并将继续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增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创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国家、民族创造了绚丽多姿、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成了各自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千姿百态、异彩纷呈。民族文化是构建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文化资源，同时，弘扬和培育民族文化是意识形态理论工作的重要任务和内容。脱离民族文化的意识形态理论难以让人接受，更不可能有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的文化创造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这是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文化资源，也是蕴含着民族精神的文化富矿。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增进人们的道德自觉，提升人们的道德境界;可以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涵养，使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可以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文化支撑和精神力量;是促进世界和平的精神财富，蕴藏着解决时代难题的重要启示，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增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利用好这一宝贵的文化资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增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现代科技文化底蕴。创新、发展是科技文化的重要特色，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多媒体等现代化传媒的发展，信息覆盖的范围更广、传播速度更快，人类进入了大数据、微传播、微文化的时代，传播方式、传播环境产生了革命性变革。大量涌入的各种信息，既扩大了人们的知识视野，也增加了人们鉴别是非的复杂性和难度。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拥有网络霸权和信息优势，国际互联网上的“文化霸权主义”问题非常突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环境、对象和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开放复杂的网络舆论加剧了意识形态引导的难度，是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新问题、新考验。在信息时代，网络舆论新形态使我们的工作理念和方式方法不断发生变化，要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正确处理安全和发展的关系，加强创新意识，尽快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
强调，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不仅是信息的聚集地与思想观点的交汇处，更是一种话语空间和权力空间，承载着各种类型的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与政治倾向等。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这些清楚地表明，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要高度重视网络新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传播，特别是舆论引导和控制的相关问题。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我国社会治理形势发生新变化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改革发展实践取得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在改革和发展的同时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没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都干不成。40年来，伴随深刻的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结构巨变，我国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在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同时也不断激发社会活力。特别是党的xx大以来，我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善于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把平安中国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是硬道理，社会治理形势出现一系列积极变化。
社会治理形势出现根本性好转。近5年来，我国打破了犯罪率随着现代化推进必然升高的西方“魔咒”，严重暴力犯罪案件、群体性事件、信访总量、非正常上访量等社会秩序的关键性指标同时出现下降趋势，特别是成为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同时，互联网依法治理初见成效，虚拟社会不再是法外之地。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结果，20xx—20xx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总体社会安全感有所上升，特别是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感、人身安全感明显提升。我国社会总体安全的好局面，在国际社会乱局交织、一些国家内乱不断和恐怖袭击时常发生的背景下，在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的进程中，实属来之不易，也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必要的良好环境。
新的社会治理体制基本形成。我国已基本建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了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形成了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安全生产责任制、社区治理体系和国家安全体系，增强了全社会防范和抵御安全风险的能力。
初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现代社会治理中，政府是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但已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城乡社区居民组织、社会公众等都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力量。社会治理的广泛社会参与，有效降低社会治理的行政成本，提高了社会治理效益，初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在多个社会治理领域出现积极的重要转折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新时代，在城镇化进程、人口结构、职业结构、劳动力供给、收入分配、消费方式等领域都出现了一些积极的重要转折点，对社会治理形势产生深刻影响。比如，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和各项社会政策的完备，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引发的职工下岗潮已不会再出现;随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大力推进，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发时期也已基本结束。在社会治理形势出现积极变化的同时，社会治理面对的问题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网络化以及利益诉求和价值追求交织化等一系列新特征。
新时代社会治理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使我国社会治理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
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对社会治理提出新问题、新挑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变革和经济持续增长，我国社会也发生巨变，主要表现在：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复杂化，财富和收入差距较大;职业选择和劳动就业市场化，社会流动加快;处于原有单位体制之外的“社会人”成为就业主体;社区社会化，在原有的熟人街道社区、单位大院社区之外，出现大量商品房陌生人社区，还有城乡接合部的杂居社区;家庭小型化，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空巢家庭等不断增多，家庭的教化功能有所弱化;价值观念发生深刻变化，需要重塑道德约束和社会信用;等等。这些深刻的社会变化加大了社会治理难度，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新问题、新挑战。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社会治理提出新问题、新挑战。随着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人们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比如，更需要多样化、个性化、高性价比的消费产品，不再满足于大批量、排浪式的大众消费;更加重视与健康有关的食品安全和医疗安全，食品安全感和医疗安全感已经成为影响总体安全感的重要因素;更加渴望看得见蓝天、呼吸清新的空气、饮用清洁的水，生态环境污染和恶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等等。这些社会生活层面的新变化，也对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的社会治理提出新问题、新挑战。
人们对主观感受和价值追求的重视对社会治理提出新问题、新挑战。随着物质需要逐步得到满足，人们有了更高的社会心理需要。面对快节奏、工作压力大、存在未知风险、由陌生人构成的现代社会，人们的心理孤独、抑郁、压力、焦虑需要疏导和释放渠道，也更希望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公平感。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教育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人们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权利意识、社会参与意识都在日益增强。这些社会心态层面的变化，也对社会治理提出新问题、新挑战。
网络社会的兴起对社会治理提出新问题、新挑战。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造成无限扩展的虚拟社会空间，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无数方便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社会治理问题和挑战。特别是以手机为基本平台的网络社会，使人们的生活步入实时、交互、快捷、高频的“微时代”，自主开放的自媒体话语权，隐蔽性的信息源，交互快速的传播方式，碎片化、泛娱乐化、真假难辨的海量信息等等，使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高度互动。这使社会舆论、社会情绪甚至社会行为以新的机制形成，传统的社会管理已难以奏效。尤其是网络犯罪已成为第一大犯罪类型，“暗网”成为毒品、色情、暴力泛滥的黑色空间。网络社会治理成为考验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
新型社会风险对社会治理提出新问题、新挑战。当今世界，现代化的推进特别是新科技不断产生，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人类社会进入现代“风险社会”。现代风险不同于传统风险的最大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其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可能造成大范围社会恐慌。比如，恐怖主义袭击带来的普遍社会紧张和社会不安;未知流行病和生态环境危机引发的社会恐慌;股灾、银行倒闭、债务危机等金融风险可能导致的大规模社会恐慌传导;等等。新型社会风险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考验着各国的社会治理。
在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把握这些新趋势，研究这些新问题，积极应对新挑战，采取稳妥、有效、管用的措施，建立保证长治久安的机制和制度，大力提高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面对我国社会治理形势的新变化以及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和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把社会治理的新任务、新要求、新举措落实到具体工作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完善社会治理体制。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体制，要在实践中不断加强和完善。要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同时也要注重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形成有效、管用、节约行政成本的社会治理机制，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增强社会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和高效性。
积极回应人民的新期待。适应人民群众对平安生活的新要求，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依法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巩固基层政权，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推进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
大力推进依法社会治理。把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落实到社会治理实践中。社会治理的主体要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依法进行社会治理，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擅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社会治理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在加强依法治理的同时，也要发挥德治的作用，更好引领和规范社会生活，努力实现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营造清朗的互联网空间。维护国家互联网主权，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依法加强网络社会治理，加强对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健全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网络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等工作联动机制，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建立法律规范、行政监督、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社会教育相结合的互联网管理体系。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20xx年11月在福建调研时指出，要围绕建设特色现代农业，努力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挖掘新潜力，在优化农业结构上开辟新途径，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寻求新突破，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在建设新农村上迈出新步伐，为福建“三农”发展描绘新的蓝图、提出新的要求。深入学习在福建对“三农”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思想，对我们当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党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关于“三农”工作的战略思想。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三农”工作的战略地位，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作用，他指出“农业兴、百业兴;农业衰、百业衰;农业萎缩、全局动摇”(1996年8月20日在全省农办(农委)主任会议上的讲话)，“经济越发展就越要稳定农业、加强农业”(1998年2月10日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他十分重视城乡协调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出“在发展现代农业过程中必须重视农村城镇化的同步推进，尤其要重视探索多渠道就业门路，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把发展现代农业与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有机地结合起来的途径”(1998年《加快福建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在着力抓好‘五通’‘五改’和绿化的基础上，要注意通过多种形式培育农民讲卫生、学科学、树新风的文明习惯”(1997年11月27日在全省农村小康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将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通盘谋划、同步推进，强调“如果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农民不能增收入、集体不能增实力，这种经济增长就是无效益的和虚假的”(1998年8月18日在全省农村“双增”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些年，福建始终坚持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减弱、推进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松劲，“三农”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茶叶、食用菌、水产品等特色产业产值居全国前列，“清新福建·绿色农业”成为福建亮丽的“名片”，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20xx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999元。
二、关于特色现代农业建设。针对福建人多地少、农业多样性资源丰富的特点，提出福建要发展特色农业、大农业，搞好农业多种功能开发。他指出“大农业是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业。它区别于传统的、主要集中在耕地经营的、单一的、平面的小农业。”(1992年《摆脱贫困》)，“要根据市场需要，紧紧依靠科技，调整种养业结构，大力发展名特优新产品和绿色食品，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20xx年2月7日福建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他指出，“我们发展现代农业，不能沿用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要积极探索一条适合国情、省情、县情，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花钱省、多办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子”(1998年《加快福建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同时强调要发挥各类市场主体的作用，“发展现代农业仅靠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只有充分调动和发挥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等不同所有制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形成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强大合力”(1998年《加快福建现代农业发展步伐》)，要“两手抓”，“必须懂得市场，特别是要懂得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产品市场。各级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不能只抓生产、不抓市场”(1998年2月10日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他始终关注并高度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20xx年2月在新华社刊发省外餐桌污染的报道上批示，“餐桌污染是一个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关系我省农产品能否扩大国内外市场和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大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随即在全国率先打响治理餐桌污染的第一枪，在全省开展“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并在20xx年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我们在行动》节目上，对福建和全国观众承诺，“用三年时间在全省23座城市基本消除主要食品的‘餐桌污染’、五年在全省范围基本实现治理‘餐桌污染’的目标。”这些都为福建建设特色现代农业指明了方向。这些年，福建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特色现代农业，推进品牌农业、生态农业、智慧农业发展，打造7个全产业链总产值超千亿元的优势特色产业，目前十大特色农产品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87%以上，十多年来全省食品安全工作形势不断趋好，没有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三、关于扶贫开发。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宁德工作期间，就对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提出许多新观点、新理念。他强调“扶贫先扶志”，人穷不能志短，更要振奋精神往前奔，“锲而不舍”“久久为功”，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扶贫要找准路子，“要使弱鸟先飞，飞得快，飞得高，必须探讨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1992年《摆脱贫困》)。1996年4月，到福建省委工作，在半年时间内先后用50多天时间到9个地(市)42个不同类型的县(市、区)60多个乡镇调研，他在调研报告中指出，“扶贫攻坚与奔小康，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两个并行不悖、互相促进的任务”“要从制度上研究一套办法”，“要制定必要的经济政策措施，支持贫困县、贫困乡(包括已摘帽)的经济开发，以增强贫困县乡的自我发展能力”。他高度重视扶贫措施的落实和成效，他强调“贫困县、贫困乡要把扶贫攻坚的目标任务落实到贫困村、贫困户”，“逐村逐户制定脱贫计划，一个村一个村、一个户一个户地落实下去，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用到贫困村贫困户的脱贫致富上，真正做到‘真扶贫、扶真贫’”(1996年11月14日在全省农村扶贫开发暨小康建设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脱贫致富奔小康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只有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才能取得经得起历史与实践检验的成就”(1998年5月5日在全省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他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探索实践扶贫开发的路子和途径，解决了“茅草房”和“连家船”问题，组织实施“造福工程”，创新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扶贫开发办法，福建成为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扶贫思想的发源地。福建省连续20xx年把“造福工程”列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到20xx年累计搬迁7000多个自然村，支持建设了3400多个集中安置点。20xx年以来，全省扶贫开发对象从140万人减少到目前的4000人，到20xx年现行国定、省定扶贫标准贫困人口将如期脱贫，23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2201个贫困村将如期摘帽。
四、关于水土流失治理与生态建设。十分关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他曾5次到长汀调研，要求长汀“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1998年元旦为长汀水土流失治理题词)，“锲而不舍地抓下去，认真总结经验，对全省水土保持工作起到典型示范作用”(20xx年10月13日在长汀县调研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时的讲话)。世纪之交，他提出“生态省”建设战略构想，20xx年成立了福建省生态建设领导小组，他亲自担任组长。他强调“建设生态省，大力改善生态环境，是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是一项造福当代、惠及后世的宏大工程”(20xx年1月23日福建省九届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通过以建设生态省为载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维护生态良性循环，保障生态安全，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把美好家园奉献给人民群众，把青山绿水留给子孙后代”(20xx年8月25日在《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论证会上的讲话)。这些论述和实践，科学回答了生态环境为什么要保护以及怎么保护等重大战略问题，包含着尊重自然、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和发展理念，为我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多年来，福建按照绘就的生态省建设蓝图和“要把福建的生态环境保护好，让老百姓切身感受到城市美好的环境”(20xx年9月来闽考察时指出)的要求，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大造林绿化和水土流失治理，开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减量化等行动，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全面实施河长制，使福建成为中央批准的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全省森林覆盖率达65.95%，居全国首位，水、大气、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优。
五、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提出，“整治村容村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标志，也是彻底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重要途径，也是农村小康建设成果的直接体现”(1997年11月27日在全省农村小康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要重视规划和建设，处理好四项关系：高起点规划与分阶段实施的关系，建新、改旧和整治的关系，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的关系，政府引导和发动群众的关系(1997年11月27日在全省农村小康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针对农村建设中集体经济薄弱的问题，他要求：要大力组织推广群众创造的清产核资办实体、依靠积累办实体、围绕服务办实体、立足资源办实体、股份合作办实体等行之有效的办法，壮大集体经济(1996年《全省农村小康建设调研报告》)。这些论述和实践，是对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建设价值的正确认识，是对城乡一体化发展、走符合我国实际的新农村建设路子等重大战略问题的先行探索。多年来，福建大力推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陆续组织实施“年万里”农村路网工程、农村水利“六千”工程、“农村家园清洁行动”等一系列惠民工程和项目，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目前，全省实现村村通硬化公路、有安全饮水，3G信号和20M宽带全覆盖，87%的乡镇建成生活垃圾转运系统，65%的行政村采取生活垃圾“村收集、镇中转、县处理”的城乡一体化处理方式，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
六、关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指出，“缩小沿海和山区发展差距，促进沿海和山区协调发展，是全面实现小康的必然要求”(1998年5月5日在全省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针对福建山区沿海发展不平衡问题，提出“推进山海协作，在发展中努力缩小山区和沿海地区之间差距”(1998年10月29日在中共福建省委六届九次全会上的讲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全省的综合实力。亲力亲为推动山海协作，成立全省山海协作联席会议制度并担任召集人，建立全省山海协作对口帮扶制度，并强调“沿海和山区都要树立全省‘一盘棋’的思想”(1999年4月7日在全省山海协作第一次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他还要求“山区和沿海地区都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找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点，依靠自身的力量，抢抓发展机遇，加速发展自己”，“形成互帮互补、互促共进的经济发展新格局”(1998年5月5日在全省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他高度重视东西部合作，1997年4月在宁夏固原考察时指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要坚决完成”，提出建设闽宁村的设想，建议搞一个试点，打造成具有样板意义的闽宁协作示范村，“鼓励我省企业到宁夏等中西部地区投资兴业，达到‘东西合作，优势互补，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目的”(1998年2月10日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这些论述，体现了站位全局的“一盘棋”发展思想，对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很强指导意义。多年来，福建持续推进山海协作，每年实施一批山海协作重点项目，累计建成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27个，有力地推动沿海地区产业向山区梯度转移，山区劳动力向沿海合理配置，实现了山区与沿海协调发展。闽宁协作开展20多年来，两省区党委政府按照“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机制，统筹推进各项工作，构建了以解决贫困人员温饱为重点、以产业协作为基础、互惠互利、联动发展的工作格局，实现了从“输血”到“造血”，从单向的扶贫解困，到经济合作、产业对接、互利共赢的重大转变，形成的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闽宁模式”，成为全国东西扶贫协作典范。
七、关于深化农村改革。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996年8月20日在全省农办(农委)主任会议上的讲话)，并强调“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关于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长期稳定的政策”(1998年《加快福建现代农业发展步伐》)，针对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问题，他提出“要推行股份合作制，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分散的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培育和构造各类市场主体”(1996年8月20日在全省农办(农委)主任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建立国家、集体和农民及其合作组织相结合的服务体系，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个重点”(1999年1月22日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深入开展调研，总结提升南平选派干部驻村的经验，强调“开创农业和农村发展新局面，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农村工作机制”，“从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目标任务、运行方式、制度管理等多方面加强建设”(20xx年《福建省南平市向农村选派干部的调查与思考》)。他高度重视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率先推动开展试点，20xx年6月在龙岩武平县调研农业农村工作时强调，“林改的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真正受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他十分关注供销合作社发展，要求“把供销社体制改革放在深化农村改革的全局位置上统筹考虑，把它真正办成农民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商业，以发挥其在农村商品流通中的特有作用”(1996年《全省农村小康建设调研报告》)。这些论述，为福建深化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多年来，福建坚持把深化农村改革创新作为推进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抓手，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和“四化同步”的要求，着力推进农村各项改革。发端于武平县的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验，为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作出重要贡献，武平县被誉为全国“林改第一县”。党的xx大以来，福建农村金融体系、精准扶贫机制、农村产权制度等重点领域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国家级农村改革试验区成效显著，一批改革试验成果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八、关于全面加强农村党的建设。高度重视农村党的建设，指出“农村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是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的组织保证”(1999年1月22日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把加强村级组织建设作为农村小康建设的一项根本性措施来抓”(1996年《全省农村小康建设调研报告》)，增强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和发展能力，“在指导思想上、组织保证上使党组织在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真正能站到前台，真正能居于‘第一线’，切实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1992年《摆脱贫困》)。他大力推动调整不适宜、不协调、不健全“三不”班子，实施党的“堡垒工程”。这些论述和实践，回答了加强农村党建的必要性和重大战略意义，是对农村党的建设、基层组织管理的加强、创新和提升，是福建加强农村党建、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宝贵财富。多年来，福建不断加强农村党的建设，持续推行“168”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机制、“六要”群众工作法和乡村干部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制度，选派五批1.8万名机关党员干部到“双薄弱”村担任党组织第一书记，全面落实保障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为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三农”思想来自实践、根植于基层，科学回答了“三农”发展的许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是做好新时代农村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三农”思想，用“三农”思想武装头脑，指导乡村振兴实践，为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作出新贡献!
中国倡议“符合潮流、顺应民心”
将时钟回拨一年。“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我们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20xx年1月17日，作为首次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年会开幕式上作了《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
时至今日，人们依然能清晰地记得，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促全球发展。
时至今日，人们依然能感受到提出的中国方案的感召力。“去年在年会上的演讲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大国领导人的担当。在面对困难时，他没有丧失信心、推卸责任，而是积极直面困难，带领国际社会共同挑战。”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西夫对本报记者表示，“演讲内容也由近一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得到了印证，即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互联互通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和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的立场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充足动力和十足信心。”
“由于特朗普的胜选，去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人们对美国的保护主义忧心忡忡，而却在达沃斯坚定捍卫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他的主旨演讲具有里程碑意义。”瑞士财经杂志《资产》近日刊文如是评论。
优秀的理念与方案往往更容易获得认同与支持。“最新的盖洛普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领导力更受欢迎，这一变化显示出中国倡议更符合潮流、顺应民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说。
联合国负责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刘振民表示，在经济全球化面临发展不平衡，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抬头的现实挑战下，敏锐地意识到了全球化带来机遇，他的精彩演讲也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联合国高度赞赏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因其减少贫穷和发展鸿沟，促进南南合作和多边合作，促进各国全球化的公平、平等参与。”刘振民说。
“中国在促进经济全球化上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领导力，带动了一大批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中国奉行多边主义，强调包容发展，注重区域合作，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基图伊发出由衷赞叹。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世界上落地生根”
“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在主旨演讲中强调。
世界经济论坛本届年会主题为“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与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经济全球化再平衡等重大主张相呼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更是对此亲自解读：“今年论坛的主题延续了去年出席论坛年会时论述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达沃斯的演讲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转折点。”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穆勒认为，年会主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吻合，说明这一理念“正在世界上落地生根”。
“在西方衰弱，美国逐渐放弃领导地位的情况下，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平等、多边主义、尊重主权和地区差异的国际关系基础上，为保证和平与安全提出的‘新思维’，这也使世界发展进入了新时代。”瑞士媒体21日刊发评论文章如是称赞。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对记者表示，“我们彼此相互需要。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设想，坚持多边主义、平等对话，这为世界朝着更包容、更高效和更优质的方向发展提出了一个合理可行的解决方案。”
中欧论坛创始人戴维·戈塞对媒体表示，当前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呼吁全球领导人以长远发展眼光，坚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中来，共渡难关，携手勾勒未来世界的发展蓝图。
“当前全球发展面临很多挑战，例如社会与经济转型问题、包容性增长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都是单个国家或组织所不能解决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须方式。”已连续8年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纪凡对此深有体会。
对中国与非洲国家合作情况十分了解的席勒研究所非洲问题专家塞巴斯蒂安·佩里莫尼十分钦佩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他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撼动了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极端保守思想的根基，缓和了地区和民族冲突，为世界经济发展、人类进步及地区和平造就了坚实基础。
一带一路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新思路
“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一带一路”建设的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是中国支持全球化和全球合作的具体表现，是中国为改善全球治理作出的贡献。近5年来，中国同80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协议，倡议框架下对有关国家投资已超过500亿美元，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开花，创造了近20万个就业岗位。
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在本届年会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与今年的论坛主题高度吻合，“‘一带一路’倡导人员、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是非常了不起的开放文化”。
“‘一带一路’是人类近代史上最具变革的倡议，是包含海、陆、空、港口与金融贸易等全方位互联互通的宏伟设想，体现了互利共赢的积极理念，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新思路，这一倡议注定令世界发展面貌焕然一新。”阿西夫对记者表示。
与会政商界人士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将极大推动全球范围内贸易、资本和人才的互联互通，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提供健康、可持续的动力。
刘振民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为区域合作和全球化提供新思想、新动力、新形态，“联合国认为这一倡议是全球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部分，是对全球化的实质性推动”。
“正如19世纪末的东方快车象征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欧亚文明的交流，‘一带一路’体现了新变革下经济互通、文化相融的时代潮流。”在谈到“一带一路”时，麦肯锡高级资深合伙人、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华强森表示，“新东方快车”将满载沿线地区人民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之梦，驶入中国与各国紧密相连、共享机遇的新疆域。
“我们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抱有信心。”基图伊说，在全球投资大幅下降、贸易增长缓慢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理念与方法的创新，将带动全球资本流动，为沿线国家和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实现区域融合发展、促进科技和人才交流作出卓越贡献。
培育理想信念的丰厚沃土
理想信念是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总闸门”，是一个国家、民族和政党团结奋斗的精神旗帜。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奋斗历程中，无论在革命、建设还是在改革开放年代，之所以有一批又一批共产党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不懈奋斗，就在于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靠的就是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为的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理想。党的奋斗历史反复证明，坚定的理想信念，无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来说，都是前进的号角、力量的源泉。
“红船精神”昭示我们，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没有或丧失理想信念，就会迷失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就会像一盘散沙而形不成凝聚力，就会失去精神支柱而自我瓦解。坚持和发扬“红船精神”，就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充分发挥“红船精神”在理想信念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把“红船精神”融入国民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各领域，使干部群众潜移默化地受到革命精神传统的教育和滋养，从而培育人民群众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激发“红船精神”的时代活力。
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整个社会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红船精神”具有丰富的价值内涵，它所蕴含的崇高理想与坚定信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明写照，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本身就是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活教材，是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
“红船精神”昭示我们，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坚持和发扬“红船精神”，就应当把发扬“红船精神”和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依托“红船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加强“红船精神”的系统性研究，融挖掘、保护、整合、创新、运用为一体，不断把以“红船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资源;要开发红色文化产品，打造红色文化精品，建设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方式，实现红色文化资源共建共享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协同推进;要深入挖掘红色文化中的道德教化资源，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阐发运用，使之成为涵养主流价值、培育传统美德的重要源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力量源泉
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领导人民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在革命战争年代这样，在和平建设年代更是如此。以“红船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上溯历史，涵盖现实，延伸到未来，包含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百折不挠、奋发图强等优秀品格。红色文化是代表人民群众立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文化。
“红船精神”昭示我们，党和人民群众是鱼水关系，要常怀敬畏之心，坚持群众路线，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坚持和发扬“红船精神”，就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着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永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入手，着力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要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问题，把改进作风成效落实到基层，解决好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真正让群众受益，努力取得人民群众满意的实效。历史告诉我们，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只有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赢得广大人民衷心拥护，才能构筑起众志成城的铜墙铁壁。
自信是开拓奋进的强大动力，是通往光明的精神支撑。足够自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才能真正安身立命，坚定走向未来。
中国共产党人要有“四个自信”。其中，道路自信是对发展方向和未来命运的自信。坚持道路自信就是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为近代历史反复证明的客观真理，是党领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中国人民幸福生活的根本保证。理论自信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真理性的自信。坚持理论自信就是要坚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自信，就是要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自信。制度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制度优势的自信。坚持制度自信就是要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相信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推动发展、维护稳定，能够保障人民群众的自由平等权利和人身财产权利。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自信。坚持文化自信就是要激发党和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自豪感，在全社会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遍共识和价值认同。
“四个自信”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既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具体表现。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信仰、信念，文化自信是支撑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并且渗透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中，如果缺乏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很难支撑起来。只有坚持文化自信，才能进一步做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也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
二
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会拥有“四个自信”呢?
首先，先进理论引领“四个自信”。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有“四个自信”，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理论的指导。这种先进性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自然社会思维一般规律的科学揭示，是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人还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创新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标志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的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就有无比强大的“四个自信”。
其次，成功实践证明“四个自信”。从1840年***战争开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侮。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20xx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新中国成立后，又是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最终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90多年波澜壮阔历史进程中的这三次伟大飞跃，是中华民族从衰落到崛起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成熟的标志。这三次伟大飞跃，是中国共产党人“四个自信”的资本，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四个自信”的源泉。
最后，远大理想激发“四个自信”。中国共产党人的近期理想是20xx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期理想分两个阶段，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远期理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既一以贯之，又切实可行，因而成为激发“四个自信”的力量源泉。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激发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的自信，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的探索和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拥有强大的内生动力;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的形成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无可辩驳的中国当代价值和未来的最大“价值公约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我们就有实现远大理想的无穷力量，就能毫无畏惧地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只要我们坚持实现远大理想不懈怠、不动摇、不折腾，就会进一步激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与文化的自信。
三
我们应该怎样进一步增强“四个自信”?
首先，加强“四个自信”的教育。“四个自信”是党领导人民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动力。然而，当前有些人不够自信甚至有些自卑，妄自菲薄，崇洋媚外，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社会心理。要克服这种心理，必须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四个自信”的教育，推动“四个自信”在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中入心入脑，促使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达到“四个自信”的思想自觉，使“四个自信”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思想基础和普遍价值共识，从而坚定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胜的信心。
其次，夯实“四个自信”的物质基础。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自信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然而这种精神力量必须有物质条件作支撑。因此，要坚持“四个自信”，首要的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新发展理念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增强综合国力，不断夯实“四个自信”的物质基础。
最后，形成“四个自信”的中国话语。“四个自信”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完全可以形成一套独特的中国话语体系，只有形成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具有了中国自己的话语权，我们才能在世界上更好发出自己的声音，“四个自信”才会更有底气。
1.准确把握新时代新要求，不忘初心、勇担使命
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完成这个伟大使命，在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关于新时代、新使命的重要论断，是巧妙运用辩证唯物史观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深刻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期奋斗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既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又立足现实预测未来得出的科学结论。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立场、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才能领悟精髓，把握本质。
时代决定使命，使命呼唤担当。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她从诞生之日起，就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作为中国人民先锋队、中华民族先锋队，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担当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实现民族复兴不等于实现共产主义，但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日，必定是更加接近我们党最终奋斗目标之时。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和世界政治舞台以来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总是科学分析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牢牢抓住时代主题，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坚持不懈进行艰苦卓绝的顽强奋斗。现在，日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正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特别突出的是要在继续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新时代的进军号响彻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正在加紧进行，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在迈出新步伐，时代也由此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新的历史使命。
2.牢牢把握新时代主题，坚定“四个自信”
进入新时代，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总任务就是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十分伟大的事业，完成这个伟大事业就意味着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得到全面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我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在世界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那时，科学社会主义必然彰显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必将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挑战，提供更多更有效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完成伟大的事业，必须经过伟大的斗争。对于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领域的发展目标任务、战略布局，以及重大方针政策已经作出了战略安排。实现伟大梦想，进行伟大斗争，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方面，我们的有利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更好更坚实，我们也应该更有信心和勇气去夺取新的伟大胜利。同时必须看到，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化大调整时期，国际关系中各种矛盾更加复杂多变，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深层次矛盾，比以往更复杂，而且新矛盾和老问题交错叠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新时代征程上必然会遇到许多可以预见和尚难预见的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
比如，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深化改革，要打破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绝非轻而易举;我们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创新引领，调结构转方式，实现整体经济转型升级，还面临不少深层次难题;我们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实现祖国统一，要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发展先进文化，必然面对各种消极腐朽没落文化的渗透，尤其要应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我们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秩序变革，遇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霸权主义出现新态势的挑战，等等。
这就决定了在新时代的前进道路上，从内部到外部、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和挑战，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能否取得新时代伟大斗争的胜利，将长期地严峻地考验着我们党的治党理政能力，考验着我们党组织的战斗力、共产党员的党性和政治定力，这都要求我们发扬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确保伟大事业、伟大斗争的胜利，特别重要的是要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条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和对党的领导的自信，努力做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共产党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言行，一切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言行，坚决战胜一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任何政治动摇、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和斗争的思想与行为都是错误的。
3.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重要最根本的制度保证、政治保证和特有优势。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实现伟大梦想、完成伟大事业都会成为空话。
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刻反映了执政党建设的规律，充分体现了其中的科学性、时代性、原则性、系统性，是我们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纲，是提高党的建设水平和管党治党能力的思想遵循及行动引领。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深刻阐明了这一指导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并在党章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这是党的十九大的重要历史贡献，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遵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密切联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斗争实践，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不断开创新局面。
新时代推进伟大工程必须坚决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牢抓住这个根本性建设。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将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党的建设的正确方向，提高党建工作的质量。党的全部建设都必须紧紧围绕实现党的政治任务、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为党的政治任务服务;都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都要严守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强化党内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要把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定力和政治能力，作为推进伟大工程的首要政治担当。在党性锻炼中，要坚决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选拔任用干部、吸收新党员，必须把政治标准作为首要条件。党的组织活动必须强化政治功能，增强我们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我们党的建设各方面工作，都必须立足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着力解决有损党的执政能力和有损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突出问题。
为确保党在新时代履行好历史使命，经受住“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要加强对党员干部教育管理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教育管理，从根本上整治好两种相互联系的腐败病。一种是政治上的蜕变，即政治上的腐败，就是放弃、背叛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动摇、背离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迷失前进方向，在政治上走老路、走邪路，却不自知。另一种就是放弃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追求个人享乐，生活糜烂，贪婪无度，堕入追逐名利和滥用职权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这两种腐败都会对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的伤害，在有些情况下政治上腐败危害更甚。这两种人都是政治上站错了立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出了大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抓住解决人们头脑中“总开关”问题开展工作，不松劲、不停歇，不失之于宽、松、软。要善于小中见大、防微杜渐，从表象入手抓住事情的本质，进行综合整治，及时开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斗争，坚持扶正气与祛歪风相结合，既认真强化法纪监督的刚性约束，又精心培植和激发党员、干部增强党性锻炼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