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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马克思哲学实践思维方式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厚的理论背景和现实因素，文章基于马克思的哲学文本，探寻实践思维方式建立的踪迹与历程。通过文本考察发现：马克思早期哲学著作中，实践思维开始萌芽，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实践思维方式在博弈中成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践思维范式得以确立，《德意志形态》以及之后的《资本论》等著作中实践思维方式得以应用，也就是说，实践思维方式贯彻于马克思哲学的始终。
关键词 ：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形成；发展；应用
中图分类号：B8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5－0024－05
收稿日期：2015-04-22
作者简介：张梅艳（1990-），甘肃兰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以及政治哲学研究。
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是其对以往哲学进行清算和决裂的重要“武器”，是哲学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因此，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所谓的“破”是指在原来的哲学思维的基础或者内部上进行破，所谓的“新”是指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区别于之前的一切哲学思维。换言之，即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进行批判时，并没有采用全盘否定和简单抛弃的方式。马克思坚持从黑格尔哲学本来意义上扬弃他。这个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对传统哲学及其思维方式的深入学习和批判，发现了实践思维方式的存在，创建了一种关注现实生活世界的实践唯物主义，从而实现了哲学的革命性变革。
一、实践思维方式的创立背景
马克思自己在其博士论文中表达了这样的一个哲学情怀，即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那个时代的精华，是时展的产物，哲学深刻体现和反思了时展的烙印，因此，哲学是时代的文化发展的活灵魂”，[1](P200)也就是说，哲学思想深受其所处现实时代的影响。哲学作为时代的精华，哲学思维方式不仅受旧思想思维范式制约，也受现实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换言之，哲学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受文化、社会、政治、经济、自然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等等理论因素以及社会发展现实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发现了“实践”的概念，康德强调实践理性的批判，黑格尔意识到了实践劳动的重要作用，但是实践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还没有上升到“实践”思维方式的高度，这不是他们智商决定的，而这与其所处时代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科技等发展水平有着直接的联系。
理论方面，马克思之前的哲学思维方式大体分为两种，一种从希腊到整个中世纪追求本体的本体论哲学思维方式，另外一种是马克思之前的近代哲学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内都可以统归为认识论哲学思维方式。如果具体分析，实践思维方式之前的思维方式可以分为朴素辩证思维方式、朴素唯物主义思维方式、本体论思维方式、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先验思维方式以及思辨思维方式。这几种思维方式的共同特点是在解决“思维与存在”“谁先谁后”以及“如何统一”的问题中，将抽象的物质范畴或者抽象的精神概念作为思维的根本，最后将思维和存在统一于抽象的概念之中。马克思作为的德国古典哲学之后的哲学发展的新开端，继承、发展并创新了古典哲学，因此实践思维方式的提出和发现并不能脱离开德国古典哲学以及之前的西方哲学理论。即不能简单割裂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与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联系，从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到康德的实践理论批判，再到黑格尔把“精神”（主体）的自我实现过程当作实践，直到费尔巴哈立足于“抽象的、直观的人”实践的观点一直作为哲学发展和哲学思维变革的核心概念进行着演变，从亚里士多德的技术概念再到康德的道德践履，直到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的劳动，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尽管对“实践”观点的具体理解有所不同，但是其共同点是都是将“实践”作为其抽象哲学、理论哲学建构过程中一个环节而已，没有给与实践更高的哲学地位。但是其对实践重视为马克思创立实践思维方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现实层面，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形成和发展，实践活动以及现实的具体的主体个人的作用凸显，实验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取得了客观的成果，受实践规定的自然科学成为时展的特征，在这种背景下，身处德国受到工业革命影响和启发的马克思开始思考工业革命下的劳动实践。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人们的交往扩大，产业革命造成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把整个社会生产变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大工厂”，不仅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还积极地开拓国际市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开始很难解释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现象和规律，黑格尔思辨思维方式开始难以解释大工业革命以及工人的异化劳动，工业革命的发展造成大量工厂崛起，雇佣工人兴起，人的劳动的“异化”成为工人的普遍生活方式，而德国落后的社会现实与日益发展的工业革命将现实人的实践劳动的本质凸显了出来。在这种现实背景下，马克思开始意识到思辨思维方式以及人本主义思维方式存在局限性，发现了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创立了实践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真正反思并指出大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以及资本逻辑的运行规律。因此，可以说当时德国的社会现实以及工业革命的发展为实践思维方式的发现和创立提供了现实锲机。
二、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形成发展的几个阶段
（一）青年黑格尔派时期对思辨思维方式的质疑
马克思在读书期间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其早期思想深受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影响。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以及《莱茵报》时期的理性的人，都深深打上了黑格尔的观念实体的烙印。马克思在早期可以说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的探讨一定程度上是深深打着黑格尔哲学影子，所以要讨论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的“破旧立新”，首先就要理清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早期自称黑格尔的学生，但是其后来对黑格尔哲学持“扬弃”直至完全的批判态度，那么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及其思维方式是进行了什么样的“继承”和“清算”？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及其思维方式进行了怎样的创新和改造？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包含实体、自我意识，这两者统一于绝对精神之中，而实体、自我意识以及绝对精神都只不过是抽象化的概念，是脱离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而存在的概念”[2](P177)也就是说，黑格尔哲学体系就是一种总体性的绝对同一的哲学体系，其哲学思维方式就是不断进行否定和“改装”，即把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改装为脱离自然的绝对精神的外化。所以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黑格尔将“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都颠倒了。”[3](P10)这里马克思已经比较明显的意识到黑格尔思辨思维方式的问题，即将思维“主体”抽象化为概念，思维的演变变成了概念自身的演进，他指出“如果黑格尔从作为国家基础的各现实的主体出发，那么他就没有必要以神秘的方式把国家变成主体，黑格尔说：‘但是，真正的主观性只是作为主体才存在，人格只是作为人才存在。’这也是神秘化。主观性是主体的规定，人格是人的规定，而黑格尔不把主观性和人格看作它们的主体的谓语，反而把这些谓语变成某种独立的东西，然后以神秘的方式把这些谓语变成这些谓语的主体”[3](P31-32)这里马克思已经发现黑格尔思维方式中存在忽视现实的人，把现实的人作为观念，作为观念的对象的一种主体性思维逻辑，在这个过程中，黑格尔让作为实体的主体通过否定的辩证法，扬弃掉作为不真实存在的“他者”“杂多”，最终回归到了绝对精神。马克思通过《博士论文》的青年黑格尔阶段，再到莱茵报时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论犹太人问题》开始对对现实的人，人的自由，全人类的解放给予重视，从政治解放上升到人类解放，并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的宣言，实际上，武器的批判何止不是一种现实的活动或者说是实践，这里马克思的实践思维开始出现了端倪。
（二）“否定辩证法”与“人本主义”思维方式共存时期
从《德法年鉴》到《手稿》期间，费尔巴哈发表了《论哲学和基督教》、《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基督教的实质》三本书，这三本书对马克思的影响巨大，马克思正是在这三本书的启迪下，马克思真正意识到思辨思维方式存在的问题，开始有意识的批判思辨思维方式，进而创立了异化劳动理论。这期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感性人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采取了严格的批判”[4](P96)但是与其同时，《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理论发现现实的感性的具体的人，而劳动实际上是现实人的“实践”。马克思认识到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特性”，生产劳动是人作为类存在的本质。这时候的马克思试图用人本主义的思维方式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方式，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哲学用“绝对精神来代替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现实的联系”[2](P213)在《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费尔巴哈还把否定的否定、具体概念看作在思维中超越自身的和作为思维而想直接成为直观、自然界、现实的思维。”[4](P97)这里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超越在于把否定辩证法中的抽象概念转变为现实的直观的，也就是说，黑格尔否定之否定思维的局限在于抽象概念的自我演绎。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否定掉辩证法的逻辑结构，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辩证法是黑格尔哲学最伟大的贡献，黑格尔也发现了劳动的本质，把现实的人的劳动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结果，”[5](P163)马克思认识到，劳动的本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实践的本质，但是黑格尔并没有把捉住实实在在的劳动，劳动在黑格尔那里还是抽象的劳动，虽然实践劳动在黑格尔思辨哲学发展的过程之中，只不过黑格尔并没有将实践作为其理论哲学的逻辑和现实起点而已。换言之，即当黑格尔看到绝对精神以及世界历史的变动发展过程时，实践活动在其理论视域里面，但是当他在目的论指导下建构形而上的哲学体系时，实践的概念便飘逸出其视野。
在《手稿》时期，马克思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维方式的较大启示，但这时期，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的思维方式采取了“扬弃”的态度。在《手稿》中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思辨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内核即“否定的辩证法”具有变革、自我批判、发展的意味，但是其确忽视“实践”抛开“劳动”，把现实的人作为“他者”而放弃的否定辩证法，仍然囿于理论哲学的思维范式。然而，黑格尔发扬光大的思辨哲学思维方式为马克思创立实践思维方式提供了思想灵感，确切的说应该是其“逻辑结构”，马克思指出：“辩证法是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实践哲学及其思维方式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黑格尔否定的辩证法而实现突破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实践哲学及其实践思维方式是基于整个西方哲学，特别是发展成熟的德国古典哲学而实现超越的，马克思是从其理论内部实现突破的。因此，总的来说，在《手稿》中，马克思一方面充分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维方式对感性人的地位的重视，另一方面，马克思充分吸收了黑格尔思辨思维方式的逻辑结构，将抽象的精神活动拉回到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地位。
（三）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的确立与应用
1845年春，马克思写作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开始与以往的旧哲学以及直观的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马克思摒弃了费尔巴哈人本学中所提出的抽象的、去差别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以活生生现实的人的实践劳动作为作为一切历史、哲学的起点，并且实现了对以往理论哲学在理论上的创新以及思维方式上的超越。
（1）《提纲》中实践思维方式正式确立
关于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专门的著作进行论述，而他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旧哲学以及旧唯物主义进行了清算，虽然《提纲》仅仅只有一千多字，内容简洁，但是就是在《提纲》中，马克思确立起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实践思维方式。所以恩格斯称之为“包含有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条件”。
在《提纲》第一条马克思直接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6](P16)“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活动。”[6](P16)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忽视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不了解实践所具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精神，而唯心主义却忽视了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将实践作为“主体精神”能动的自我运动。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6](P16)这里马克思明确提出实践思维方式，指出任何离开实践的思维方式都是“纯粹经验哲学的问题”。实践劳动作为是人与自然实现统一的中介，通过实践，自然和人才能相互作用，才有辩证法，实践思维方式的逻辑结构就是辩证法，辩证法也“只存在于人变革自然的实践中”。[7](P345)
在《提纲》中马克思用毫不隐晦的语言指出实践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以及现实意义。实践成为任何理论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思辨思维方式的神秘性都能通过实践得到解决。即“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任何理论都能在实践以及对实践的理解中得到解决。”[6](P17)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旧哲学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而实践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者社会化的人类”[6](P17)。也就是说，只有立足于人类社会关注人类的生存的实践思维方式才能真正解决现实问题。马克思在《提纲》第11条中也明确指出实践思维方式的最高追求，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P17)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目的并不是通过构建纯粹思辨的理论体系来解释世界，而是通过发现和创立实践思维方式指导人们的现实活动和实践，改善人们的生活世界，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懈努力。所以说，马克思能够超越传统他哲学家的根本原因之处，就在于实践思维方式指导下的最终目标的不同，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决定了其哲学以“改造世界”为目的为己任。
总的来说，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超越费尔巴哈的地方就在于，费尔巴哈把自然界视为与人的实践活动无关的单纯的直观的对象，但是马克思将现实的自然界看作实践改造的对象。也即是说，与费尔巴哈只看到抽象自然界的，马克思通过实践把自然界划归到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历史和自然成为现实的人通过“实践”而产生的。即自然界是通过人的实践劳动改造和影响而存在的活的具有历史性的自然界。
（2）《形态》中实践思维方式得以阐发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得到了具体的阐发，为何这样说？因为在《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实践的观点正式将社会生活的关系和结构归结为实践形式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并对自己在实践思维方式下创立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次做出了明确的概括和阐述，即“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而且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观念形态。”[8](P36)而马克思创立的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思维指导就是实践思维方式，原因如下：
首先，实践思维的逻辑起点——现实的感性的人和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在《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意识到费尔巴哈的缺陷，指出费尔巴哈仍然停留在抽象的“人”[8](P36)，没有看到现实的历史活动是现实的人创造的。而马克思将实践作为“物质生产劳动观念”的提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劳动是最初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都是实践的”[9](P56)。“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8](P17)。也“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9](P92)，不把历史看作是抽象的静态发展，而是把历史看作人的现实活动的产物；不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并把物质实践看作全部社会生活的基本和本质，所以说，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是现实的劳动实践。
其次，实践思维方式的主要内容——把感性的现实的对象当作实践去理解。在《形态》中，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明确提出了“社会实践”这一科学概念，强调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生活关系中把握人的本质，确立了从人的活动本性理解人的存在本性的实践思维方式的总体性方法论原则。在实践思维范式下，实践是人的本质，必须从人的实践本质来理解人的社会属性，而人从根本说是“实践的人”“实践成为了人的本质”。马克思在《形态》中强调：“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要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10](P33)。因此，辩证法就要“抛弃近代哲学‘概念的天真’、‘反思的天真’与‘断言的天真’，必须植根于人的现实的、本源性的生存实践活动，使自己成为关于现实的人的存在和自我理解的学说”[11](P8)。只有这样，历史就不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而是现实存在的人的实践活动而已。[12](P119)也就是说，实践思维方式标志着马克思哲学思考问题基点的历史性转变，他不在以抽象的事实或者概念作为哲学思考的基点，而是以现实的实践活动作为思维的起点，从而颠覆了之前的本体论以及认识论思维方式的束缚，使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终于在实践中获得统一，“思维与存在”这一历史性哲学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最优解决。
最后，实践思维方式的落脚点——现实生活世界。马克思通过实际思维方法把实践的观点引入了社会历史领域，从而创立了不同于黑格尔的崭新的历史观及唯物史观。在传统哲学思维中，“物”是与实践活动完全无关的抽象的“物质”，把历史看作是精神意志自我发展的产物，把实践看作是人的精神意志外化活动，因而都是抽象的。但是马克思在实践思维的指导下，发现人的本质就是现实存在的能进行活动的人，而人类历史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人基本生活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天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8](P23)，因此，“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2](P119)，“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4](P92)所以实践思维方式最终的归宿无疑就是指向现实的人的生存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历史环境，也就是所谓的现实生活世界本身。
（3）《资本论》等著作中实践思维方式得以应用
实践思维方式作为以一种方法指导，其最本真的价值在于指导哲学理论的发展，马克思真正确立起实践思维方式之后，研究领域也随之发生了转变，早期马克思醉心于对理论哲学的研究和批判，如博士论文对自由意识的考究，虽然马克思早期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照了政治哲学与人类的解放，但是马克思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对哲学思维以及哲学理论的沉思，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否定辩证法中所蕴含的劳动概念，发现了导致传统理论哲学缺陷的根本原因以及思辨思维方式自身的局限性，在马克思《德法年鉴》、《手稿》等著作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学，政治学的研究倾向于从哲学理论的高度考察，重视哲学思维逻辑演进，再受费尔巴哈以及鲍威尔等经济学家的启发和影响，马克思扬弃了《手稿》中对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哲学逻辑抑或哲学思维方式或哲学立场的认同，通过批判与继承，在《提纲》和《形态》中确立起了实践思维方式。
在这之后，马克思开始有了理论发展的方法论指导，他研究的领域也明显发生了转变，开始运用实践思维方式指导实践，关注与人们生活切近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写作了如《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等在政治学、经济学领域的鸿篇巨著，《资本论》的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及其否定的辩证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主要因为马克思在对资本逻辑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所运用的实践思维方式的就是否定的辩证法结构，马克思通过以否定辩证法为逻辑结构，以实践思维方式为指导，在《资本论》中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的诞生与发展逻辑的秘密，并且在实践思维方式的指导下，马克思揭示了唯物史观与资本逻辑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关联。
三、结语
马克思早年建立起来的引起哲学变革的实践思维方式指引着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方向、路向，实践思维方式贯穿于马克思哲学思想、政治学思想、社会学思想、经济学思想的始终，而正是由于实践思维所具有的这种现实关怀的情节，才使得马克思成为一个不仅关照理论高度的哲学家，也是一个关照生活世界即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哲学家，这是实践思维赋予马克思哲学最大的“天赋”，使得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在现代也是指导思想发展、理论创新、经济改革以及生态可持续的根本方法论指导。
而马克思对传统哲学思维尤其是黑格尔思辨思维方式的批判，并不全盘否定思辨思维方式，马克思先是接受了思辨哲学思维方式，然后在思辨哲学及其思维自身中发现了其缺陷，从而实现突破的。换言之，马克思并没有刻意的去寻找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而是在对传统哲学思考和进行理论批判的时候揭露社会现实的根源，并指出克服和消除传统哲学理论的局限就是彻底的克服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关于实践的更多观点来自费尔巴哈，但是费尔巴哈仅仅把动物本能式的行为看作实践，把实践归为卑污犹太人的行为。他虽然赋予“实践”感性的现实性的特征，跳出了黑格尔的实践观念的限制，但费尔巴哈还是没有看到“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他把人理解为直观的人，所以又陷入了形而上学的理论困境。但是马克思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以及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础上，把“实践”理解为现实存在的、感性的、具体的人的活动，认为生产劳动实践或者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起点。
一言之，这种对“实践思维”以及“实践批判”的强调和探索，实现了马克思整个传统哲学向实践的转向，肯定了人自身在地位，在哲学史上引起了震耳发聩的变革。而马克思哲学之所以超越传统哲学，开启现代哲学，其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如果对实践思维方式在马克思哲学的地位进行定位的话，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克思哲学的灵魂、实质和精髓，是马克思哲学能够引起哲学变革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指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6](P18)“实践”概念或者范畴的正式确立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开始的标志，随着实践观点的形成，马克思开始用实践思维方式来理解、解释人、生活世界以及人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论证人的存在方式以及世界历史变革的原因和规律，从而建立起了具有现实性、批判性和开放性的面向现实生活世界的视域，开始关照人自身的发展。这是实践思维方式形成并发展后最大的功劳之一。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5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57.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02.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00.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人民出版社，1979.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2.
[7] 杨学功。传统本体论哲学批判——对马克思哲学变革实质的一种理解[M].人民出版社，2011.
[8]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人民出版社，2008.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人民出版社，1961.
[11] 贺来。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马克思辩证法的当代阐释[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马克思；真理观；实践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052-02
一、马克思对抽象真理观的批判
德国古典哲学的真理观是在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观，它将真理局限在思维的本身，在普遍的意识和对象性的意识中间找寻一般与具体的联系，在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是黑格尔的抽象的真理观。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所显现的哲学的抽象的结构单元，真理在黑格尔那里是抽象的自我意识，正像马克思所说：“在这里，不是人的本质以非人的方式同自身对立的对象化，而是人的本质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并且同抽象思维对立的对象化，被当作异化的被设定的和应该扬弃的本质。”[1]
黑格尔的真理观是逻辑运动的结果，在辩证运动中主要包含异化和异化的扬弃两个阶段，在异化的环节自我意识异化成为财富等思想形式，而异化的扬弃则是表明这种对财富等思想形式的占有只不过是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马克思指出：“这种思想上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2]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仅仅是抽象的自我意识，从这点来说，它的扬弃也只是形式上的、不具有现实性特征的。在黑格尔那里，自我对象化的运动也只是为了达到自我本质、人之为人的目的，但是当所有的目的或者说最终的考量是抽象的自我意识的时候，运动也变成了抽象的运动，一种精神的运动而已。马克思归结黑格尔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认识，其根源在于他将人的本质定位为抽象的自我意识，马克思把抽象的自我意识转化为具有社会性的现实的人，人的本质力量获得的社会性与人的现实力量的结合使得人成为了现实的人，这与黑格尔所说的“逻辑在先”是不一样的。现实的人并不是抽象出来的，它并非是逻辑的运演抑或某种概念的深化，而是某种社会和历史的个体，具有客观实在性，为人们的感觉所感知的客观存在。在这里，人不仅仅是自然的存在物，也是社会的存在物。
马克思的真理观较之之前的真理观来讲，其将“实践”概念的引入对真理观的发展来说具有很大意义。马克思的真理观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不仅仅是主体、客体之间的媒介，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理论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实践来进行。
二、马克思真理观的实践阐释
传统真理论对真理的探讨最大失误在于对社会实践的遗忘和误解，为克服这种狭隘片面的认识论视镜，我们应将真理问题结合到社会实践问题之中，以人类实践说明认识的真理性，以认识的真理性阐释社会的实践性。马克思对此所作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论断，既是一种世界观，同时也可视作一种方法论；既带领我们走出了传统狭隘的真理论视镜，为我们指明了方法基础和科学依据，同时又向我们展现了马克思在真理认识问题上的哲学新视野，即真理问题就是社会实践问题。“对立的解决绝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3]。该理论硬核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新唯物主义的逻辑性展开过程中。
马克思在《提纲》首条便开宗明义的说明了自己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鲜明立场，强调“事物、现实、感性”，并从主体层面、感性活动及实践中去理解。该结论实质上宣扬的正是新唯物主义的真理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实践性与主体性的阐发。马克思突破了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抽象对立，把握被忽略的社会实践的局限性，隐约提出“人类社会实践实质上有着扬弃主客体抽象对立的力量和现实性”。
马克思在《形态》中则更加深入的阐释了《提纲》中的哲学思想，始终将实践唯物主义视为人类认识和观察社会生活的方法，立足于“生活决定意识”原则，发现了其中的质朴真理，即社会生活是涵盖生活哲学在内的思想理论；只有从具体生活揭示人类社会矛盾根源，才可为人类的认识活动提供理论基础和依据。总而言之，马克思在《形态》和《提纲》中所阐述的不仅仅局限于实践性和主体性的统一，以及改变世界和物质活动的宣言，而是世界与生活、活动与对象之间的不可分割性，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具体现实的主体生活实践，是基于一定物质生产的特定社会生活。这与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是相互契合的，同时也是对这一真理论断的逻辑展现。基于此视角，马克思主义中的全新哲学真理观视野逐步显现，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其理论硬核，是对人类社会实践具体的、现实的、真实的、历史的界定。就实践唯物主义而言，将生活实践视作自己哲学理论的首要对象，就必须将人类社会实践中的现实对象、社会生活、理论本身纳入真理范畴。因此，实践唯物主义涵盖解决真理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思想依据，其中昭示的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精神内涵及其理论硬核，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观的现代哲学构建方案。
马克思在《提纲》中，就唯物主义中以直观、客体的形式去诠释思维方式的结论做了批判，提出从实践诠释思维方式的新唯物主义，并明确提出，人的思维的客观真理性，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强调过去的哲学家只是用各种方法理解解释世界，而没有改变世界，而马克思则是对人类思维的客观真理性的论断，是实践的问题，其创新价值与意义在于，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基于实践思考真理的思维逻辑与方式。马克思主义在《提纲》中对从主体、主观层面思考真理的唯心主义真理观的思维逻辑和思维方式进行了批判，因为，片面的从主客体或主客观角度都不能准确揭示真理属性及其本质。马克思主义基于实践理解真理，是对旧唯物主义“符合论”认识论的历史性超越，进而提升至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观。因此，从实践层面理解真理本质则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中对真理的界定为主体在实践过程中的双重对象化活动，是主体在主体客体化及客体主体化过程中实现的与客体本质相统一的认识。实际上，真理的本质与内涵，既不能从“客观符合主观”的唯心主义，亦或从脱离客观实际的“天赋观念”的唯理论和先验论去理解，也不可从“主观符合客观”的旧唯物主义，亦或是从脱离主观的真实性或背离外在事物规律及本质的客观性的经验论那样理解，而应立足于世界观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及其逻辑的统一高度上，将主客体、主客观、价值性与真理性的对立面相统一，从人类实践中去理解，这样才能获取对马克思真理观本质内涵的正确理解。
马克思说“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4]。马克思关于社会实践的观点，指明并提出了解决真理问题的理论依据及根本方向。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所揭示的是人类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域，并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特征的逻辑起点，阐明实践在社会活动中的本质内容和现实基础，同时又从社会生活延伸到人类认识对现实物质的依赖性，最终落定于真理和实践问题的社会活动根基之上。这种社会实践的逻辑与维度定向，为马克思解决思维和认识的真理性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马克思真理观，以社会生活为其基本内容和价值导向有其必然性，理论是思想的现实社会生活，而实践则是完成着的现实社会生活。真理研究对象则只能为社会生活，其实质是人类的生存发展问题，再将生存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升华为哲学问题，并作出有深度有内涵的理论阐释。鉴于此，真理问题必须以社会实践生活为其界限，以社会生活为真理的出发点及落脚点。
归根究底，真理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实践问题，但是二者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关系，只是表明社会生活维度的实践问题与真理问题在世界观及方法论的高度上存在一致性。针对社会生活维度而言，社会实践是促使人超越人的真理及本质的指向所在。换言之，它是真理问题上所运用的最本质思维方式和主要观点，但不是真理本身。犹如地基是房屋的基础，但房屋自身并不是地基。真理实质上为思想创造活动，对人类命运进行最实际、切近的思考，对社会生活进行最合理、最完善的塑造，进而引导人类感受生命活力，营造生活自有。“生活的、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5]马克思真理观的实践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将真理的实践与探讨进行生动形象的统一结合，依照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改造社会本身。
真理问题是从社会生活主题中衍生出的理论问题。社会生活是实践的寓所和真理理解的界限，但是社会生活纷繁复杂，而个人正是在这繁杂的社会生活中。另外，个人生活又与一定的物质及精神相关联。这种状况使得人们的生活中一种行为的两难选择，如，要精神还是要物质？为社会还是为个人？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为人类提供对生活实践有深入把握的全新认识，使个体明确“身在何处”；同时向人类提供社会生活意义及个体与整体关系的意义，使个体明确“为何而生”。由此，社会生活的两大理论问题就为知识与价值的问题，而这些也随之构成了真理的两项重要内容，即知识理性与价值理性。因此，真理问题是始终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生活实践告诉我们怎样生活，理论观点告诉我们怎样思想。而思想的内容则要以社会生活维度为其价值维度，思想方式则要以实践思维方式为其理论支撑。“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行的。”[6]
马克思的真理观揭示了真理的实践特点，这种体现人的本原性、价值性的人文关怀，使得人们在对“真”的认识上增加了“美”的尺度，这种尺度的增加使得人们在对真理的追求上不仅仅合乎规律，同样的合乎目的。这种终极的道德关怀也是对人的自身价值和意义的确证。马克思走向社会生活和实践思维的真理观，相较于旧哲学，虽明确了自己真理观的全新视野，具有深刻性、真实性特点，但是，我们应将这种特性转化为社会生活的全面性及丰富性之中，从而从实践中掌握真知，确切的体悟马克思真理观的深刻内涵与光辉洞见，深化并升华其精神内涵，使其真理观走进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
参考文献：
〔1〕〔2〕〔3〕〔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社会实践报告简介：实践报告是进行实践后的报告；是指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深入实际、深入社会，对完成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总结报告。其起源于改革开放中提出的一系列的有关经济、生活、教育的方针、政策等，吸引在校学生，渴望了解社会现实。其作用在于增强社会责任感，积极参加社会各种活动，增加大学生社会阅历、职业阅历，并提高大学生就业竞争能力，接触社会，了解实际职业需求。其有三个方针：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是汇报实践过程和结果的一种方式。
社会实践报告的报告格式一般由标题和正文两部分组成。
社会实践报告的报告格式(一)
标题：标题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是规定的标题格式，即“发文主题”加“文种”，基本格式为“××关于××××的实践报告”、“关于××××的实践报告”、“××××实践”等。另一种是自由式标题，包括陈述式、提问式和正副题结合使用三种。陈述式如《东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提问式如《为什么大学毕业生择业倾向沿海和京津地区》，正副标题结合式，正题陈述调查报告的主要结论或提出中心问题，副题标明调查的对象、范围、问题，这实际上类似于“发文主题”加“文种”的规范格式，如《高校发展重在学科建设――××××大学学科建设实践思考》等。作为公文，最好用规范化的标题格式或自由式中正副题结合式标题。
社会实践报告的报告格式(二)
正文：正文一般分前言、主体、结尾三部分。
1.前言。
有几种写法：
第一种 是写明调查的起因或目的、时间和地点、对象或范围、经过与方法，以及人员组成等调查本身的情况，从中引出中心问题或基本结论来；
第二种 是写明调查对象的历史背景、大致发展经过、现实状况、主要成绩、突出问题等基本情况，进而提出中心问题或主要观点来。
第三种 是开门见山，直接概括出调查的结果，如肯定做法、指出问题、提示影响、说明中心内容等。前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要精练概括，直切主题。
2.主体。
这是调查报告最主要的部分，这部分详述调查研究的基本情况、做法、经验，以及分析调查研究所得材料中得出的各种具体认识、观点和基本结论。
3.结尾。
“社会实践报告”应该有以下几部分：
1、标题：可以是公文式标题，即《关于……的实践报告》；也可以是观点式标题，例如《社会是大课堂，实践长真知识》。
2、前言：写出社会实践的参加者、实践的主题、时间、地点。然后用“现将此次实践活动的有关情况报告于下从而过渡到正文。
3、正文：写实践者根据学校要求应该和自己想要报告的内容，例如：活动内容，经验体会，理性思考，问题和建议。作为学生应该着重写自己的认识，特别要写出自己的体会，思考后的理性认识，对组织社会实践活动评价。
4、结语：可以写出作者对此次活动的意见、批评或者建议。应该注意的是，写作时可以按以上几部分构思，但行文时不要写上“前言”、“正文”、“结语”等字，而要写标题，如“基本情况”、“主要体会”、“几点思考”、“问题和建议”等。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报告格式要求
第一部分：报告格式
1、报告题目：宋体、小二号，加粗，居中
2、标题部分
一、 XXXXX（一级标题，小四号字，宋体，加粗，空两格）
（一）XXXXX（二级标题，小四号字，宋体，加粗，空两格）
1、XXXXXXX（三级标题，小四号字，宋体，加粗，空两格） （1）XXXXXXX（四级标题，小四号字，宋体，加粗，空两格）
3、正文用小四号字，宋体，每段首行空两格
4、行间距采用1.5倍行距
5、参考文献（小四号、宋体、顶格）
序号：1、 2、3、
（1）参考文献为期刊论文
期刊论文著录格式：顺序号。作者。题目。刊物名称，出版年，卷（期）
例：1.陈乐喜。试论知识创新信息运动。自然辩论法研究，2009年第1期
（2）参考文献为图书
图书著录格式：顺序号。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例：1、黄敏学。网络营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二部分：打印和装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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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教学模式 设计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0-0060-01
“中国梦”是振兴中华的发展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贯穿“纲要”课的全部内容。因此，以整合教学内容凸显中国梦，是中国梦融入“纲要”课的切入点。本文尝试从宏观历史格局与现实社会实践的视域下，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设计理论教学专题、主题教学讲座及实践教学创新三大模式来阐释中国梦，并帮助学生了解“中国梦”的“寻根”、“萌芽”、“成形”和“圆梦”的历史进程。
一、宏观历史格局下中国梦的理论教学专题模式设计
从宏观历史格局来看，中国梦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的高度概括。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既是“中国梦”的内涵，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主线。这条主线是探索“中国梦”的具体历史进程，也是“中国梦”在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基于此，笔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理论教学应从近现代中国宏观历史格局与中国梦的视域下重新整合新的理论教学体系，即紧扣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两个了解”：了解“中国梦”形成发展的国史与国情；“探索“中国梦”的三条主线”：1.中华民族“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昨天；2.中华民族“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今天；3.中华民族“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明天；“实现‘中国梦’的四个选择”：中国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改革开放；在课堂理论教学中以“一个主题――中国梦”为经，以探索中国梦“三条主线”为纬，来进行实现‘中国梦’“四个选择”的理论讲授，做到“史散而中国梦不散”，从而使理论教学达到历史延续性与理论系统性有机结合。经过精炼的选择，重新整合教材，凸显中国梦，特地设计为四个大的“中国梦”理论教学专题，主要分为四讲：（1）选择马克思主义开辟实现中国梦新道路的探索。（2）选择中国共产党奠定复兴中国梦的中国力量。（3）选择社会主义践行中国梦的初步探索。（4）选择改革开放实现中国梦圆梦的光荣与梦想。
二、复兴“中国梦”视角下的主题教学讲座模式设计
复兴“中国梦”，既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主题，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的“纲”。“纲要”课在大力推进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中应积极发挥着主渠道作用。笔者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把讲授“中国梦”的主题与现实结合起来施行以讲座为创新教学模式的主题教学，并对“中国梦”的授课设计为四大主题讲座：第一讲 学习西方、梦想中国：近代中国先进中国人“救国梦”的探索。第二讲 跨越峡谷，振兴中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国梦”。第三讲 改革开放，崛起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富国梦”。第四讲 两岸同梦，民族复兴：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坐标上的“统一梦”。
三、践行“中国梦”社会行动中的实践教学创新模式设计
实践教学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纲要”课的实践教学应让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历史理论、历史规律运用到实际问题中。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纲要”主题，通过实践教学让学生在具体社会实践过程，增强他们实现中国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而提升学生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为此，笔者认为以让学生践行“中国梦”的社会行动来设计“纲要”实践教学的三大创新模式：
一是“三接流”践行“中国梦”的实践教学模式，即（1）历史主题与现实问题相对流。（2）中国近现代宏观历史与地方微观历史文化相汇流。（3）与其他三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相交流。
二是广开资“源”践行“中国梦”的实践教学模式。其设计可分为三大类：（1）拓展历史阅读与影视资源。以开阔历史的视野增强了解“中国梦”的历史感，并要求学生撰写读书心得与观后感等；（2）开发现实社会资源。让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从历史发展的视角进行调研，深入了解国史与国情，并撰写调研报告。（3）利用校园社团资源。指导学生参与历史类社团建设，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什么是中国梦，怎样实现中国梦？”的实践探讨活动。
总之，围绕实现“中国梦”这一主线，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进行理论专题、主题讲座、接“流”开“源”社会实践三大教学模式设计，既有利于增强“纲要”课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也有利于增强当代大学生“中国梦”的历史担当与振兴中华的使命感。
作者简介：
范大明（1974-），男，汉族，湖南郴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教学。
一、学术渊源：超越纯文学
本尼特是在马克思主义和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下开始学术研究的，他在博士阶段主要研究卢卡奇的现实主义和阶级意识的观念，在1970年代初与雷蒙•威廉斯和爱德华•汤普森有过私人交往，并深受他们的影响。［1］1975年，他进入面向成人教育的开放大学工作，曾主持一门面向工人阶级而开设的开放性的“大众文化”课程，在此期间，与伯明翰学派的领导人建立了密切联系﹙斯图尔特•霍尔后来到开放大学任社会学教授，成为其同事﹚。就文学理论而言，托尼•本尼特的研究是以威廉斯和特里•伊格尔顿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文论观为起点的。威廉斯和伊格尔顿等人在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在于冲破了形式主义、新批评和阿诺德—利维斯传统的道德形式主义构建的纯文学的樊篱，动摇了文学作为审美自主领域的观念，而重新把文学纳入社会、政治、经济、伦理相互作用的网络。作为“文化研究之父”的威廉斯是伊格尔顿、霍尔和本尼特等人的导师辈学者，他曾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对文学概念进行梳理进而指出，所谓的具有恒定的独特审美品性的文学概念，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文学最初指的是阅读条件﹙即阅读的能力和经验﹚，文艺复兴之后，才渐渐有了“精英”和“人文”学识的意义。随着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促成的新社会秩序所带来的社会压制和知识学科的机械化，文学也日渐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而专指“创造性”或“想象性”的作品。随着“审美”概念由一般感性意识转变成“艺术”和“美”的专门范畴，文学成为具有某种精巧品质的审美对象。不过，在如何定位这种精巧品质上还存在矛盾：即是将其看成“想象性”维度﹙即比“科学”、“客观”或“日常”现实更加深刻的真理﹚呢，还是看成“审美”维度﹙即语言、形式或风格之美﹚？人们逐渐采用了否定和对比的方式来对其进行界定，即文学不仅与“科学”和其他写作种类相对，而且也与大多数“文学”本身﹙“劣质”、“通俗”和“大众”的文化﹚相对，即不是一切“虚构”都是“想象”的，不是一切文学都是“文学”的。于是，文学渐渐成为惯例性的不言而喻的假定，暗指一种具体描绘、充分直接、重要、富有价值和活生生的人类经验。人们往往宣称这种经验的特权性和优先性，并把其他实践的概念如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抽象”和“一般”降格，把它们看成某种简单的僵化生硬的外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认为社会和历史的事实的活生生的经验不如那些文学经验更为具体直接。这样，文学概念就成为一种抽象系统，它在挑选真正“伟大”或“重要”的作品时，也有效地贬黜排斥“次要”、“劣质”或“不入流”的作品，甚至把绝大多数言说者的语言实践视为对伟大作品和优秀传统的“背叛”或“亵渎”。
显而易见，文学概念已经成为一种活跃的意识形态，它加强和维持了某种生硬的社会阶级区分。在威廉斯看来，文学是在某种语言的社会属性和形式属性中进行形式创作的过程和结果，是语言的社会发展的具体形式的标记，是通过这些语言的术语而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生产出来的。当这些社会关系发生深刻转变时，也会导致基本生产手段的变化和新的语言技术的出现。“二战”后，如电子传播、言语录音、演讲词制作、图像的电子创作和电子传播等新技术使语言实践超越了以前一统天下的印刷技术，而在社会语言本身中构成了突破“文学”专门化观念的崭新的物质实践。［3］因此，威廉斯指出，现在不应该怀旧式地固守与新文明产物相敌对的文学概念，因为它限制了文学的实践和运用，而是应该走出纯文学的强大樊篱，把一切人民的经验形式、新型的语言实践形式和一切符指形式都纳入研究的范围，从而发展把一切生活方式都视为文化、把一切文化都视为物质性实践的文化唯物主义。伊格尔顿是另一位重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与更为重视文学的实践、运用和功能的威廉斯不同，早期的伊格尔顿把文学文本当作其理论重心，试图保留文学与其他文本相区分的特殊性和自主性，而构建一种文本科学。在这点上，似乎又听到了对伊格尔顿影响甚大的阿尔都塞的艺术观的回响，即科学、意识形态与艺术并不相同。在阿尔都塞看来，艺术是以看到的、直接感觉到的生产形式加工塑造原材料﹙意识形态﹚的，而科学是以概念的和理性分析的形式做到的；真正的艺术尽管来源于意识形态，但已经与后者疏离开来，并以巧妙的感性方式暴露其虚伪性和幻觉性。［4］不过，伊格尔顿反对阿尔都塞把读者的观看和感受视为文本效果的最终保证，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坚持文本中心论。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文本缺乏现实直接所指的特点正是其虚构性的表现，文学文本的体裁、形式、惯例、具体主题、情节、情境、作品的肌质和结构、句子的样式或叙事角度的作用、韵律选择或修辞手法，构成了与其他文本区分开来的内在价值。
不过，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伊格尔顿认为文本内部的审美价值既不能庸俗地化约为意识形态，也不能形式主义式地化约为文本技巧的操作，而在于文本与意识形态相互联系的状态。在他看来，文学文本是一个对各种符号进行加工、扭曲、压缩、糅合和陌生化的舞台，它可以摇动这些符号，使其脱离原来的固定位置，从而摆脱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力量的制约，而与不为历史所知的、向无限可能性敞开的某种自由联系起来。1980年代以后，伊格尔顿的文学观有所变化，其研究旨趣渐渐由学术性转向文学实践的政治关联，其关注焦点也由文本科学转移到文本生产的政治使用上。他倡导一种革命文学批评，希望把文学文本重新置于文化实践与其他社会活动联系起来的整个领域。他甚至把文学看成一种政治性修辞实践，即组织语言来达成特定的政治效果的“话语实践”。考虑到文学文本的政治效果，他认可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文学话语与其他话语之间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他实际上重新肯定了威廉斯冲破纯文学的狭隘界限的贡献，认为应该把文学纳入更为广泛的文化之中。不过，伊格尔顿并未滑向相对主义，在他看来，文本虽然不是完全自主的，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规定性的文学的内部特性，但是，文学这个概念的“摆脱实用语境”的基本规定依然是可普遍化的；文学文本是特定时代的占支配地位的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目的并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而构建的一种界定，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和表现形式，其实际效果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是可以确定的。托尼•本尼特不仅借鉴了威廉斯的文学观和文化观，而且在其基础上做出了更为激进彻底的发展。在超越纯文学和关注广泛的文化实践方面，本尼特要比威廉斯走得更远，他不仅对通俗小说、流行电影和电视剧等审美现象，而且对博物馆、艺术展馆和画廊等各种机构的文化实践也给予了充分关注。在文化唯物主义方面，本尼特在威廉斯的基础上，又吸取了福柯和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甚至解构了社会与文化、存在和意识、历史现实与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的区分，认为后者本身就是有机化社会关系的活跃组成部分，而不是社会现实的附带现象的显现和表征。托尼•本尼特更为认同1980年代后的伊格尔顿对纯文学的解构，他同意后者关于“不存在与其他符号体系区分开来的纯文学特性、应该把文学研究作为与话语研究或符指实践联系起来的更大的智性工程的组成部分”的倡导，但对后者“由于不存在文学这一对象，因此文学理论也是一种幻象”的观点表示异议。在本尼特看来，虽然不存在文学﹙审美﹚的文学理论，并不排除存在其他类型的文学理论的可能性。他倡导一种非审美的、非“文学”的文学观念，而把文学看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的表征空间，其特性不在于文本的实际身份，而在于选定文本被付诸使用和运用的制度话语的调节形式。
二、理论创新：与审美决裂的文学观
如前所述，本尼特的学术研究以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为起点，不过，他还吸取了福柯学派、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和解构主义思想，［8］其文学观显得更为激进。根据话语理论，意识形态或话语实践并不依赖于社会现实，它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有机部分。由于社会关系是以话语关系的方式存在的，而后者又是流动的和测不准的，因此很难存在固定或稳定的社会客体的边界，也就很难把社会视为“每个部分都参照着另一部分而各居其位和各行其事”的有机整体。在话语理论看来，社会是把网络式的散乱差异捕捉于一系列不断移动变化和偶然暂时的链条式的相互关系之中的场域。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生产方式、基础或者阶级矛盾不再占据支配或中心地位，存在与意识、基础与上层建筑、现实与表征的二元对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消解。而对于文学来说，也就不能再将文学文本解释成社会现实的衍生现象的显现。本尼特也认可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对统一连续的传统大历史观的解构。在后者看来，历史本身不过是一系列叙事和修辞手法的产物与话语实践的效果，而不是其他一切事物的超话语来源；把历史看成具有内在方向的连续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造的进化论式的神话和意识形态操作的产物。这种逻辑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坚持的文论观，即文学和历史分属于存在的不同领域，历史是现实、基础和超话语的真理，而文学文本依赖于历史，却又中介性地以特殊方式表达了历史状况或历史趋势。在本尼特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通过把文学文本构建成具有特权的表征来破译历史的发展进程，并试图组织连续和统一的历史叙事的做法，不仅在逻辑上是错误的，而且很难产生政治实践效果。不过，本尼特并不持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立场，而是试图提出一种替代选择，促使文学与史学的关注重新连结起来。他同意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的倡导，即挖掘特定历史时刻的制度策略，在这种特定时刻，文学文本通过这些制度策略而成为特定的意义和影响的承载者而发挥功能，从而成为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这里并没有否定文学概念而将其特性简单地削平，因为文学的区分性概念已经在历史中成为发挥实效的强大的制度系统。［9］本尼特也借鉴了其澳大利亚同事约翰•福娄﹙JohnFrow﹚关于取消文学与历史对立的思考。福娄认为，社会的实践制度的不同区域之间一直存在错综复杂的互动，其中的所有符号和物质现实都拥有同等的本体论力量和存在，一旦这些力量在任何一点上汇聚的复杂情况发生变化，这些区域的组织关系的状态就会随之发生变化。［10］由此出发，福娄主张保留文学这个并不完美的但已经成为历史的实际组成部分的概念，从而对文学进行精确定位的和有所差异的历史分析，认为应该让具体历史场合的文学概念取代本质主义的“文学概念”。
在福娄看来，考察文学文本不应该是为了揭示关于过去的社会关系，看它们说了什么，而应该是通过它们所说的，揭示它们在这些社会关系中做了什么。据此，本尼特进一步指出，要使文论与现实实践关联起来，关键不在于如何理解文学，构建某种区分性的内在形式的特殊品性，或者构建某种维特根斯坦式的相似、差异和延异的关系，而在于如何处理和运用它们；关键不在于将文学文本与历史关涉起来提取意义，而在于生产某种关于如何运用文学文本的具体的差别对待模式的知识，并使这种知识作为权力策略和主张的构成部分，在当下发挥作用。本尼特认为应该把文学看成某种发挥实效的社会场域和社会技术，它们制度化地调节了书写和阅读的实践，形成了社会性的组织场域，而在自我结构的形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2］他引用了史蒂芬•希思在《性的定位》中的研究来论证文学如何成为一种文化技术。在希思看来，小说是叙述个体社会关系的宽广文化的组成部分，促成了社会个体的意义秩序，它们在构成和组织个体性的特定社会形式上，作为自我型构的历史特定的文化技术的组成部分而发挥了作用。［13］希思细致地分析了小说作为便于调节性共同体和的相关机制或技艺的组成部分，不仅在话语层面，而且在生成和使它们流通的制度层面是如何运转的。在希思看来，性的小说化建构，帮助组织了具体的性能力和性身份得以形成的社会领域，它们是化具体化形式的社会工具的组成部分。本尼特还认可伊恩•亨特在《文化与治理：现代文学教育的兴起》中对文学文本日益成为道德训练机制和教育塑造工具的有机部分的研究，认为现在不能再像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简单地把文学看成一种压制性的意识形态，而应该看成一种规范广大民众品行的手段和强大实效的个人自我形成技术，看成更为普遍的治理手段和治理机制的组成部分。
从这种学术理路出发，本尼特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的美学关注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西马一直坚持文学艺术的自主性、审美特性和超验性，意欲从文本本身提取一系列潜在、独特和超历史的形式结构的共同品性。在本尼特看来，西马往往通过抽象的手段，将艺术作品从现世琐事中抽象出来而提取一种普遍的审美特性，却遗忘了现世琐事制约和影响着它们的生产、接受及其效果，实际上说明它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哲学美学的影响。另一方面，西马又依据社会历史条件来对文学文本进行解释，力图理论地说明二者的相互作用，并为文学文本的共同品性寻找历史条件的支持。在本尼特看来，这种矛盾很难克服。因为，只有认定文学具有独特的永恒品性，才能获得文学的相对自主和相应的决定自身的能力，这样，这种文学本质就必定是社会历史分析难以触及的。而且，西马的这种文论观依赖连续的、具有前进方向的大写历史观。本尼特曾以卢卡奇的普遍性使命理论为例进行分析。在卢卡奇那里，真正的文学艺术表征了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的进步趋向和普遍性的社会经验，这样，就存在一种区分和排斥，以克服了异化影响而认识到普遍性使命的审美主体来排斥一般的劳工大众，以所谓的经典艺术来排斥大众经验和通俗艺术。而且，在判断文学文本是否算得上经典艺术方面，其标准主要依赖文学文本在未来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以并不存在的未来而决定文学文本的价值和意义的方式，显然带有唯心主义色彩。本尼特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将文学自主理论化，还面临一种深层困难：必须参照意识形态和科学，而通过双重区分来界定文学，即文学既不是意识形态，又不是科学；同时因为文学的功能在某些方面与意识形态相联系，所以它也并不完全是非意识形态的，而又因为它可以将主体从意识形态的幻觉导向科学真理的康庄大道，所以它并不完全是非科学的。这样，西马的文学相对自主观就成了一种无立场﹙not−statements﹚的理论。而且，如果要依据科学与意识形态来否定地定义文学，那么后两者必须依据其本身而得到明确定义，但是把意识形态理论化为统治阶级的话语和科学真理的对立面，现在似乎也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本尼特也指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因为固守文学特性观念，而导致其染有精英化色彩，如当它要判定哪一种书写算得上真正的文学时，往往照搬由资产阶级批评所提出的形式等级，总是强烈地趋向于所谓的伟大传统，而排斥小说写作的更宽广领域，即通俗小说或大众小说。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进行对话的基础上，本尼特同意伊格尔顿的“不存在与其他符号体系区分开来的纯文学特性”的观点，但是与后者不同的是，他认为应该为文学保留一个位置，不过需要把文学看成一系列社会的而不是形式的实体和程序；尽管不存在文学的文学理论，但并不排除存在其他种类的文学理论的可能性。本尼特大胆地指出了一种重新理论化文学的可能性，即可以把文学看成某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的表征空间，其特性在于选定文本被付诸运用的制度话语的调节形式。这样，就把那些文本的实际身份的经验问题视为一种并不影响定义的偶然性，文学理论就毋须再从理论上或经验上证明一种具有形式特性的文学存在，而只需集中关注文本的运用构成的社会实践区域。相应地，就会把文学的本体身份看成一系列可观察的社会过程，而不是看成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存在。本尼特的目的在于发展更加注重历史社会实效、更加透彻地贯彻实践意识的文学理论，他倡导一种周密规划﹙calculation﹚的文学政治观，即政治行为者要周密规划所选定的文本在具体语境中运用的实效、可能性和后果，从而促成生产一种关乎文本的社会历史运用的技能性的专业知识。
总体来看，本尼特是一位后马克思主义者，其理论也很难超越后马克思主义的限度。不难看出，本尼特的学术研究以文化唯物主义、话语理论和解构主义为理论基石，而后者的根本问题在于过分夸大了文化表征相对于经济条件的独立性，而滑向否定了经济条件的基础作用的立场。在本尼特看来，社会中的一切符号和物质现实各不相同，具有相互区分的差异性，而且都拥有同等的不依赖其他存在的本体论力量。他否定这些多元平等的存在的背后还有共同的隐蔽的长期的支配性力量，这实际上已经暗暗地否定了经济状况的最终决定作用，而放弃了基础或社会存在决定上层建筑或社会意识的立场，否认了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社会阶层等对意识、社会心理和文化表征的基础性的决定作用，而滑向了文化唯心主义的立场，其错误也是显而易见的。另外，本尼特的历史观也存在不少问题，尽管大写的、连续的、进化式的历史观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资本主义神话，但并不能否认，在纷纭变化的历史事件背后，尤其是一些重大事件，如衰落、帝国殖民的兴起及崩溃、大规模贩运黑人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等诸如此类的重大事件背后，还是存在一些深层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的规律，卢卡奇等人强调文艺作品通过书写这种重大事件而揭示普遍性的历史规律，也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本尼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历史观的批判，并不能彻底摆脱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局限性。
还要指出，本尼特的反美学和反传统文学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其思想渊源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其对审美和文学的理解似乎过于简单片面。即使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模式难以构建一种关于文学文本的普遍性的和本体性的审美特性，也不能在理论上彻底否认存在与其他文本区分出来的审美特性的可能性。事实上，审美与人的本质能力即幻想和想象密切相关，它保证了人们能够通过审美不折不挠地探索和规划一种更合乎全人类的目的和意愿、使人的潜能更加充分发展的可能的和替代性的未来世界。与文学出身的伊格尔顿相比，社会学出身的本尼特似乎缺乏对文艺作品的真切体验，似乎对文学艺术能够在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生活世界和开拓未来生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缺乏深刻理解，似乎忽略了虚构、想象和幻想这些心理机制的建设性作用。当然，还要指出，对于中国学界来说，本尼特的学术主张和文学观还是很有参照意义的。某种程度上说，我国文论建设借鉴的更多的是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传统，尤其是康德学派、存在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在研究方法上也呈现出浓郁的无关乎社会历史的理想主义或唯心主义色彩，而缺乏当下现实的针对性和实践性。本尼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痼疾的分析，有利于我们走出纯文学艺术观的误区，克服文论建设方面的精英主义倾向，克服审美与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分离。而且，如果能以本尼特的重视实践和策略性的周密规划的文学观为参照物，显然有助于深入贯彻在文论建设方面一直缺席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意识，进一步深化美学和文论的社会历史化维度，也有利于打破知识分子与政府的二元对立，而使拥有专业技术知识的学者在面对当下波澜壮阔的中国经验和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上可以有所作为。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建构；探索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29-0046-02
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应强调“以人为本”。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充分观照学生的主体意愿和精神需要，打造师生互为主体、互相尊重的新型教育格局，做到教学相长、共同进步。秉承这样的理念，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具体授课实践中，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逐步探索出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新趋势，主要表现为：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范式转向
马克思人学理论的核心是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而在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著作当中，人的存在与发展是他们关注的永恒主题。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表示出他个人的明确立场，人本主义的追求恰恰也是共产主义的追求的目标。在马克思中青年时期的著作中都很明确的表示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要以人的存在和发展为基础和前提。可见，人的存在和发展与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有内在的关联，同样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基石。所以，恩格斯在1886年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名著中回顾马克思怎样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把唯物史观定义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2]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阈下的以人为本，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具体实施过程当中，在强调施教者本身的主体性的同时，又要强调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做到以学生为本，形成师生之间的“主体间性”。要想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做到“以生为本”，体现在教育目标的制定、教育过程的实施以及教育成果的考核等各个环节。从教育目标的制定来看，要考虑学生的实际感受和真正追求，做到社会需要和个人追求两者兼顾，这样既能满足社会需求，又会使受教育者拥有自我实现的满足；同时，在教育实施的过程中，还要随时考虑到受教育者的接受能力和接受程度，适时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教育方法和教育目标，使受教育者既可以满足社会需要，又可以通过不断提高学习目标，努力实现自我的超越；最后，在对受教育对象进行考核时，衡量是否达到培养目标的标准，要考虑到教育对象的感受，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考核方式。要真正把他们看作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而不是统一的事物，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真正被受教育者所接受。总之，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理想目标，应以马克思人学理论为研究的出发点，面向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学范式的建构
从文化学的视角审视和剖析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认识，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深度。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学旨归，我们将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文化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为了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自觉”。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3]应当说，文化自觉是当代人针对目前人类文化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提出的文化理念，体现了人类对自身文化的深刻反省。当今中国，一方面，我们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文化发展遇到了一系列制约性问题需要解决，总体上表现为如何处理多元文化共生的问题。很显然，保持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自觉，就给这些问题的处理，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另一方面，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通过文化自觉的视阈去观照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研究人的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就是发挥文化在社会生活很多方面的重要作用，来提升人的认知水平，锻炼人的主体能力，拓展人的公共生活的范围及能力，促进人的交往能力的发展与文化视界的扩大，等等。期望通过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加快现代化进程，改善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以，要求我们在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进行理性的分析，要对人的现代化敞开自觉批判的空间。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的先进文化教育要把人从物欲、利己中提升出来，实现人的精神本质，从禁欲、社会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主体性本质，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精神支撑。
其次，立足实践的角度，文化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同样是为了回归思想政治教育本真的文化旨趣。思想政治教育本应该通过人类长久的文化积淀浸润人的心灵，以培植人的德性，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但是面对现代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浪潮，这种理念并没有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得到真正的反映。现实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仍旧枯燥乏味，分析问题只是政治理论单调的循环求证，解答问题也只是运用政治理论解释政治理论的僵化阐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没有突出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人文精神的培育，而是过多强调个人对社会的服从和认同。思想政治教育是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的社会实践活动，本应该按照其最高的价值目标和理想去构建，发挥其文化引导和整合的功能。通过对社会现实文化进行分析，做出肯定性、否定性和前导性评价，以引导社会文化向健康方向发展。为了更好的促进当下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贫瘠的状态逐步走向品质丰厚的理想状态的复归，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和内涵必须进行文化学范式的转换。
三、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的实施
实践范式的建构与人本范式以及人的主体性的发挥是内在密切关联的。具体体现在学生的自我主体能力的高扬，激发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也就是要将学生在课堂上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去，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首先，通过实践教学的锻炼，可以生动还原历史，加深历史感悟。通过社会实践深入社会现实，这样才能提升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认同度。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本身分析，由于其特殊的课程性质，让学生总有一种从理论到理论，枯燥、乏味、空洞的既定印象。从而对涉及历史和现实的各个方面，很难产生丰富的感性认识，很难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接受和认同。因此，基于对教学的有效性和教学的最终目的考虑，实践教学环节的实施，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了解理论的形成过程，认识来源于实践，又会回归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这个过程的实施，恰好弥补了理论教学的缺憾，避免“纸上谈兵”，从而唤起学生的理论热情，激发理论的自觉。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有效互补，帮助学生解决有关理论的疑惑，从而提高学生对理论的向往和接受度。自然，也能够更好的帮助学生运用理论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更好的去理解和适应充满各种变数的社会生活。很显然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协调沟通能力以及自我管理能力均得到了锻炼，同时学生的语言表达、分析问题、思辨应变以及写作能力等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同学们通过这一过程也提升了自信、增强了魄力、增长了才干、丰富了自身的经验。拓展了认知的渠道，也加深了书本理论认同。
其次，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将逐步得到提高。因此，高度重视实践教学的作用与提高理论教学水平同等重要。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内容的设置都有其深刻的实践基础。为了让学生更深刻的掌握几门课程的内容，必须高度重视实践教学的开展。除此之外，世界观教育归根结底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并解决现实问题。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中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通过实践教学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从而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研究现实、解决现实问题的行动指南。
最后，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的养成依赖于实践教学的坚实历练。人的高尚情操和知识素养的形成，是“知行合一”过程的重要体现。我国明朝著名思想家王守仁最早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并解释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5]，而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又将其深化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6]，甚至对于知行关系做出了这样形象的比喻：“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总之，两者的观点都充分表达了知行关系的内在统一，充分体现了道德的自觉性和实践性。通过实践教学，学生在课堂中所学到的理论内涵、情感的体悟以及信念的养成以及意志的磨练，都得到充分的检验。特别是发自灵魂的向往对于学生道德品质的养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把情感的体悟过程解释成是个体在具体的生活实际中内在的升华的过程。单纯依靠理论教学无法触及学生灵魂，必须深入实际切切实实的体会和经历，才能促使情感升华为坚定的信仰。
总之，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之路还需要我们在实践当中不断去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前景需要我们不断去开拓，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换的使命任重而道远。相信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指导，结合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范式将逐步得到完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将全面提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王守仁。传习录[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