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陈述是面试官了解学生的途径，也是向学校展现自己特点特长的途径。大部分考生的文章往往是简单罗列参加过的活动以及所获奖项，而忽略了对自身个性及能力的详细描述，而后者恰恰是高校最希望学生能展示的素质，它是奖状和分数单无法体现的。本文是可爱的编辑为大家找到的个人简历自述报告（精选4篇）。
买家自述：Vista系统越来越普及，许多IT产品都通过了Vista认证，所以买显示器也要买通过Vista认证的，这样兼容性和性能都有提高，使用起来也方便。
正解：没有通过Vista认证的显示器照样可以在Vista下正常使用，而获得Vista认证的厂商不仅要为每款产品支付测试费用，而且还要支付认证标签的授权费，所以通过Vista认证的产品大都是全球一线厂商上的主打产品。从这方面来看，显示器通过Vista认证“噱头”要大于用户的实际使用，所以用户在选购液晶产品时没必要过分追求通过Vista认证的产品。
TOP9：买液晶必须要双接口
买家自述：DVI数字接口比D-Sub模拟接口输出好，画质也更加清晰，买液晶看片、打游戏必须用DVI接口，否则画质上会受到损失。
正解：DVI数字接口的确比D-Sub模拟接口输出画质要好，在大尺寸（22英寸、24英寸）的产品上可以感觉到画质细微处的不同，但在19英寸液晶或19英寸以下的液晶产品尺寸上，受产品尺寸和分辨率影响，使用DVI接口和D-Sub接口很难看出有何差距。
TOP8：液晶显示器越大越好，买就买最大的
买家自述：液晶显示器尺寸越大，视觉冲击越大，买个大屏看大片、打游戏感觉好，平时用来工作大屏可视面积多，对提高工作效率很有帮助。
正解：一般来说LCD只是一个人使用，如果屏幕尺寸过大，容易让人眼睛离屏幕很近，让脖子疲劳，造成脊椎问题。根据我们的经验，22英寸在普通电脑桌上使用是比较适合的尺寸，而24英寸或者更大的尺寸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
TOP7：买液晶面板一定要买LPL
买家自述：如果要追求很好的画质，那就非LPL屏莫属了，既鲜艳，名气又大。
正解：1999年，LG和飞利浦公司联手成立了LG.Philips LCD公司，之后LG和飞利浦都采用了该公司生产的面板，也就是大家称的“LPL面板”。不过该面板的性能被一些消费者神化了，实际上LG和飞利浦不少型号的产品都没有采用LPL面板，而是从奇美等面板大厂供货。在实际对比中，对不同厂家的面板、同一型号的产品，几乎感觉不到差异。
TOP6：集成显卡配22寸宽屏是垃圾
买家自述：板载的集成显卡性能太弱，搭配22英寸宽屏在1680×1050这样的分辨率下根本玩不了什么游戏。
正解：那要看你玩的是什么类型的游戏了，如果只是QQ游戏，或者比较热门的《劲舞团》《魔兽世界》《反恐精英》，或者多数网络游戏，目前主流的780G、P35等平台都可以应付自如。当然，如果是玩最新3D游戏的发烧友，多一些预算购买独立显卡还是可以的。
TOP5：坚决不买阉割的21.6寸宽屏
买家自述：21.6是22英寸宽屏的“阉割”产品，多花点钱直接买22英寸宽屏了，没必要买个21.6，少了0.4英寸总觉得有些别扭，准22宽屏买回家弄得自己都很没面子。
正解：0.4英寸（约1厘米）的差距实际上并不大，几乎没有区别，许多经销商用21.6宽屏打着22宽屏的旗号卖，用户丝毫没觉得有问题。如果同品牌的21.6宽屏比22宽屏便宜100元到300元的话，21.6宽屏是完全值得追求性价比的用户选购的。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接口也省得只剩下了D-Sub单接口，这样的产品就不太值得考虑。
TOP4：动态对比度越高越好
买家自述：动态对比度的确是个好东东，让画面层次感更丰富，在看大片和玩游戏的时候，一些黑暗的角落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现在动辄就是好几万的对比度，太棒了。
正解：所谓“动态对比度”，就是LCD在屏幕的某个区域最亮和最黑的比值，它越大说明画面的层次感、视觉感越强、越细腻。不过有两点需要提醒你：其一，多数具有动态对比功能的LCD默认是关闭这个功能的，对于日常办公娱乐，该功能很少用到；其二，当对比度达到一定数值后，就只是数字游戏罢了，肉眼几乎没感觉。
TOP3：玩游戏得买4:3调节的宽屏
买家自述：我是超级游戏迷，喜欢玩魔兽、CS，MM喜欢跑跑卡丁车，这些游戏还是4:3屏玩起来爽。所以我干脆还是买个普屏吧，再不济也得买个带4:3调节的宽屏。
正解：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宽屏都比普屏更好。实际上，任何一款宽屏LCD都可以通过简单的驱动设置实现4:3比例的输出，所以这个顾虑是完全没必要的，放心买吧。
TOP2：24英寸宽屏可以看高清
买家自述：24英寸宽屏的分辨率是1920×1080，买台24英寸宽屏刚好可以满足1080P高清大片的需求，所以要买液晶干脆直接买个24英寸宽屏这样看高清最爽。
正解：并非有了宽屏就能欣赏到高清电影，还需要片源支持才行。目前国内1080P的蓝光电影还没正式出售，主流的DVD画质连720P都达不到，即便有24英寸宽屏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TOP1：TN面板的液晶是垃圾
买家自述：TN面板可视角度小，颜色差，屏幕边缘的颜色都变了，买这种LCD，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本人性格乐观、稳重，逻辑思维敏捷，待人热情、真诚。工作认真负责，能吃苦耐劳。有较强的**能力、实际操作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能迅速的适应各种环境，并融合其中。具备职业奉献精神，更是牢固树立了强烈的事业心和职业道德。
在校期间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大学本科学习，专业理论知识扎实且广泛。实习过程中我积累了很多临床经验，熟悉和掌握了各科常见疾病的诊疗常规及治疗原则，了解常规药物的剂量及用法，可熟练完成临床基本操作。
不知道多少钱可以被称之为富豪，也不知道以前的我算不算。如今，我心如止水，写下这些只是想告诉大家，别为了你的辉煌而不可一世，因为它可能熄灭；也别因为失去太多而郁郁寡欢，平淡其实很美、很幸福。拥有着，只是老天多眷顾了你一点；失去了，你要学会自己眷顾自己。
厂长辞职引发的变故
我曾经是两家企业的老板，服装贸易公司有一百多名员工，服装厂也有五百多人的规模，此外，每年服装外发大约还涉及几十家工厂。
我的公司和工厂在江浙一带曾经很有名气，以棉衣、羽绒服为主，有自己的品牌，也有固定的几个大客户。那时候，生意好像永远做不完，即使2008年金融危机肆虐的时候，我依然可以很好地经营他们。那年，好多服装企业破产，而我的利润依然保持在300万以上。如果不遇到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也许我的人生可以在富足中安稳度过。
2010年年初，沿海地区虽然工资暴涨，但一般的服装厂老板都在为工人紧缺而愁眉不展，很多老板亲赴河南、安徽等地招工，为工厂新的一年准备着。
我却一点也不着急，因为我的工厂订单稳定，工人工资比一般工厂高20%，在我这里干过的工人70%来年都会继续回来工作。缺的那一百多人，车间主任和代班组长就可以搞定。唯一让我措手不及的是，一位跟了我几年的厂长突然来电话说自己准备在老家开一个小厂，年纪大了，不想再出远门。
思虑再三，我决定亲自去厂长老家一趟，不为别的，只因我做事一旦固定了方式，而这种方式在现有情况下比较适应市场和客户需求时，我很不喜欢改变。一旦这位厂长离职，工厂的核心人物需要更换，自然会引起其他管理人员的波动，随之更改的管理方式，员工也需要一定的适应期。
打算离职的那位厂长姓陈，安徽合肥人，我从老家开车去合肥大概5小时。做完决定后，我还需要和老家的亲戚打声招呼。我们老家习惯多，而我是这里走出去的第一个能人。2000年大学毕业后，本应该安分地做一个老师，但冲动的我顶着父母的压力和劝阻，拿着600块钱独自去了苏州。
涉世之初的日子都在晃荡中度过，这时我才知道，这个世界虽然精彩，却也十分残酷。半年后，我找到了工作。苏州一家很大的外贸公司招生产储备干部，虽然一个月只有800块，但当时的我毫无其他选择，这800块钱至少可以让我吃饱住好。
在这里，我非常努力。中午，很多和我一样的储备干部午休了，而我在缝制车间学习踩缝纫机；下班后，我又继续学习服装制版、面料质检方法等。我知道我需要这些。
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就出现在此时。那天公司出货，因为外发的工厂很多，而客户要求混款出货，所以，所有的货物都需要先回公司装箱再出货。我们这些所谓的储备干部，此时就是搬运工中的一份子。
当天7个40寸的高柜在公司仓库前的空地上一字排开，老板发话，一定要在4小时内把货装完，8个人负责一个货柜。我所负责的那个货柜基本上都是所谓的生产储备干部，大家都是刚出大学的牛犊子，干起活来真的实在。快要装完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有一个款式的衣服没了，箱号没办法编。我马上跑去找仓管，仓管一查，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负责那款衣服的人请假了，制作那款衣服的工厂还没有交货。仓管一下子懵了，他知道，如果处理不好，就意味着他将失去这份工作。
在这里虽然只干了几个月，但我对周围的环境基本已经了如指掌，我知道这个事情不能上报，就跟仓管说：“赶紧找工厂电话，问货送出来没。我们借这个机会休息一下，货到了之后加快速度，只要及时，不会出问题的。”仓管感激地看了我一眼，拨通了工厂的电话。好在工厂早已备好货，接到电话后马上安排人送货过来，几十公里的路，不到一小时货就送到了。
收到货，我们立刻编箱号装货，司机也开始催促。此时，老板到了现场，看到其他箱子都装好了，只剩我们组，就对着我们吼道：“速度加快，别的都装好了，你们是怎么做事的？”
我们没有解释，继续使出全身力气往集装箱里搬东西。我看集装箱已经快装到了极限，就窜上集装箱以便于我们装进更多的货。只听“刺啦”一声，我的裤子开缝了。我没有顾忌，继续干活，老板一直盯着我，从他的眼光中我读出了一丝欣赏。
虽然是最后一个，但还是按时装完了集装箱。车走了，我像虚脱般一屁股瘫倒在仓库门口。仓管走到我身边问：“小刘，你穿什么尺寸的裤子？”我愣了一下：“两尺四的，怎么了？”他说：“谢谢刚才的事情你没有跟沈总说，刚才沈总问起来，我自己说了。他让我以后注意，不能再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还让我拿条裤子给你，看，他都签字了。CK的，好几百块钱呢。”
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己储备干部的日子到头了。
果然，第二天，沈总就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本来是想让我在生产部先适应一段时间，可是当他知道我在这几个月时间里学会了缝纫机，了解了服装相关技术和面辅料的知识后，叫来了生产部经理，把我交给了他，并亲自交代，对于上进且有能力的人要重用。
我的业务能力进步很快，半年后，生产部经理因为收受回扣被开除，我自然坐到了那个位置；一年后，公司体制改革，生产部取消，设6个营销部，我也转到了营销一部做经理；又过了一年半，我的月薪已经超过了五万，但我却毅然选择了离开，因为我知道，这不是我的理想，我想要的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
2003年夏天，我将公司的所有事情安排妥当，带着积攒的一百万离开了那个培养我的地方。我一直很感激这个公司，也很尊敬沈总，是这位师傅让我从一个稚嫩的大学生走进了商界。
突兀决定导致十年努力和拼搏付之一炬
离开公司后，我开了一家小工厂。那时候服装加工异常火爆，缝纫工很好找，工资信誉好的工厂对于工人来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工厂迅速壮大，2006年，我注册了一家有进出口权的外贸公司，所有一切进入正轨。
2008年金融危机，由于我的国外客户基本上都是品牌，虽然订单量有所下降，但付款从未出过问题。在经营过程中，我又开发了几个国内羽绒服品牌，在很多工厂岌岌可危的这一年，我的工厂订单的稳定程度让同行羡慕。一路顺风顺水，时间就到了2010年年初。
通知了各位亲友我要去合肥陈厂长家后，就迅速出发了。那天是正月初五，紧赶慢赶，到达合肥时也已是傍晚。我在饭店请陈厂长全家吃饭，毕竟不管他是否愿意回去，他还是跟了我好几年。一个忠厚老实的中年人，从未拿过公司一分钱的好处，就连装货物的纸箱被他卖掉的几十块钱，他都要交到财务。
在饭桌上，我表达了自己的谢意，同时也表达了邀他回厂继续工作的诚意。但陈厂长说，那么多年没有好好陪过老婆孩子，年纪大了，打算在家开个几十台缝纫机的小作坊，多陪陪老婆孩子。我无法继续劝下去，因为我不能说服自己用金钱将一个男人从他家人身边带走。以致于后来的联系中，他一直自责，如果不是他的背叛，我永远不会倒下。我告诉他，那不是背叛，那是一个人快要老去时追求幸福的权利。
从合肥回到苏州已经是正月初七晚上，工厂正月初十就要开工，有的工人已经陆续回来，而厂长的合适人选还没有找到。我默默叹了口气，心情不好想要放松一下，我决定晚上去打麻将。我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场麻将，造成了我今天的结果，让我无法不相信，冥冥之中有什么决定着一切。
麻友开的是四星级包间，他们经常去与老板熟识，所以在那个套房专门放了自动麻将机。麻将玩的不大，苏州所谓的一支花100块钱，一场下来输赢最多两万左右。
一边打着麻将，一边和麻友们闲聊，东拉西扯就说到了工厂厂长辞职，厂子还少一个领头人的事，顺便让大家帮我物色物色，有合适的人推荐给我。这时，一个麻友接过话，说他有个朋友，以前也是做服装厂的，工厂在金融危机那年倒闭，欠了一屁股债。听麻友介绍完这人的情况，我升起了一丝希望，让麻友赶紧约这人前来见面。
就这样，这个我生命中对我影响深远的人物出现了。
他进包间的那一刻，我仔细打量着这个中年人，有点发福，脸上带着谄媚的笑，低头哈腰地跟我们打招呼。麻友说：“老顾，你坐吧。”然后指了指我继续说：“这是刘总，他那个厂的厂长辞职了，想找个懂行的，我介绍了你，你也自我介绍一下吧。”
老顾笑眯眯地嗯了几声，然后掏出烟散了一圈，把烟给我点上，开始介绍自己。情况和麻友说的差不多，只是增加了自己对失败的懊悔以及对社会的不满。听他说完，依我这十年社会经验判断，这个人业务能力不会差，做个厂长绰绰有余，但绝对没有陈厂长那么可靠。所以心里盘算：先用着吧，朋友介绍的还算信得过，他花花肠子再多，总不至于害我吧。
就是这个决定，让我十年的努力和拼搏付之一炬。
我问他：“顾师傅希望月薪多少啊？”
他答道：“看老板的，我是个老实人，相信老板不会亏待我。”
我笑了笑说：“那就先8000吧，我原来那个厂长也这么多，等过段时间看看情况我们再调整。”
他说：“好的。那您看我什么时候过去？”
我说：“明天吧，这几天工人都陆续回来了，明天我把下面的管理人员介绍给你认识，以便你开展工作。这几天你可能会操劳一些，工厂准备初十开工。”
他点着头说：“那是应该的。”
我又问：“厂子在哪儿你知道吗？”
他答道：“刘总的厂我们做服装的都知道。”
老顾又坐了大概半小时，离开了包间。第二天早上8点，老顾就到了厂子，保安小严把他带到我住的地方，他没有敲门，一直在门口等到九点多我醒来。我出门看到他忙说：“哎呀，老顾，你来多久了，怎么不敲门？”老顾回答，就一会儿。
我把老顾带到我办公室，打电话给行政叫他通知所有管理人员今天下午来公司报道开会。然后和老顾说：“我们中午一般不出去，咱们就食堂随便吃点吧，你也适应一下。”
老顾忙说：“刘总太客气了，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你有什么指示尽管吩咐。”
我笑了笑。
下午的会议上，我给所有人介绍了老顾，老顾在会议上依然点头哈腰地跟大家打招呼。
就这样，这个深藏不露的人到了我身边。
步步为营，我终于被架空
日子波澜不惊地过了两个多月，老顾在我的厂子显示出他对服装独到的见解，有时候我觉得挺棘手的问题，到他那居然迎刃而解，在厂子里他也树立了自己的威信。有时候我觉得，是不是自己错了，他也许没有我想的那么复杂，一个拥有过又失去过的人，应该懂得珍惜现在吧。在这段时间里，我把他的工资调到了每月一万元，他很感激地表达着自己的谢意。我跟他说这是他应得的，一个人并不是因为失败过就低人一等，有能力的人一定可以从头来过。
让我没想到的是，不到一年时间，这句话也同样在我身上应验。
老顾来到工厂后发生的第一件大事是在五一节前，那时候我因为贸易公司的事情多，除了财务，工厂已经基本放权给他。接到老顾电话时，我正在见一个很重要的客户，没等老顾说话，我告诉他，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在谈，稍后打过去。
和客户谈完是一个小时之后，我打电话给老顾问他什么事情，老顾说，工人罢工了。原因是原本每个月15号发工资，因为假期，工人希望先预支一部分，他和财务商量，财务说需要得到我的批准，他给我打电话，我不让他说话。一个小时的时间，他已经阻止不了工人的情绪，工人联合罢工了。
我第一时间赶回工厂找到财务，把财务小李训了一顿。她有我的另一个私人手机号，我交代过她，只有急事才可以打那个电话。我问她为什么不打，她说，顾厂长说给你打过你没接，所以她也就没再打。
事情的结果是，我们在放假前发了工人4月份的全部工资。虽然我很纳闷，陈厂长在时一直很听话的工人为何会闹事，而且闹得几乎不讲道理，但因为那时工人资源真的竞争得很厉害，错误判断为劳动力市场紧缺造成的，决然没有想到有人会在背后做文章。
五一节刚过我得到消息，工厂有30%的工人辞职。我在工厂和这些要离开的工人商谈时发现，几个领头的代表欲言又止的表情，我又错误地判断他们只不过想多要点好处罢了。由于我的轻率，我走出了没落的第一步。
一共离开了150个工人，老顾来找我，说自己有熟人带的百余个工人，问我要不要招来。我没有任何选择地就答应，马上要进入旺季，工人越来越稀缺了。这个选择又让我踏入了没落的第二步。
工厂的人很快又坐满了，我以为所有的一切又像往常一般正常的不能正常地进行着，然而，走错一步，因已种下，果是必然的。
我的饭通常都是食堂送到我办公室的，而其他管理人员是在一个单间吃自助餐，我怕自己进去他们会不自在，所以一直避免和他们一起吃饭。那天我在办公室吃饭，财务小李匆忙跑上来跟我说：“刘总，下面在打架，打的很厉害，顾厂长在拉架，你要不要去处理一下？”我放下筷子，立马站了起来：“我在不去处理，成什么了？”说完，跑下了楼。
我到楼下的时候，两边已经打完架了。我问老顾怎么回事，老顾说，两个工人因为一个小姑娘争风吃醋打起来的，结果两边的老乡全上去帮忙，最后变成了群殴，他已经劝住了。我交代他一定要处理好，现在想来我真是粗心大意。一边是他找来的工人，一边是工厂的老人，他会处理出什么结果呢？
这件事情发生没多久，紧接着又因为其他事情，工厂接连流失工人，几次事情后，当我再次进入工厂车间时，已经很难找到几个熟悉的面孔了，连车间里的基层干部、组长也已经被撤换的差不多。我依然没有觉得有什么威胁在慢慢靠近我，直到车间主任找到我说要辞职。
那天，我的车刚进工厂就看见车间主任站在路边，我把车临时停下问他：“小王，有事？”
小王点点头说：“刘总，我能去您办公室和您谈谈吗？”
我说：“好的，你先去，我把车停好。”
小王坐在我对面，犹豫了很久，说：“刘总，我想辞职。”
我一愣：“怎么了？”小王从组长做到车间主任，跟我了整整5年，怎么突然要辞职，我十分不解。
小王说：“刘总，我的存在已经没有意义了，不是我争权，顾厂长已经把我架空了。您没发现吗？我们厂里的老工人基本走得差不多了，现在大部分都是顾厂长招来的人，我根本管不了。我不想让您失望，所以我情愿走。”
我的心一下揪了起来，小王说的这些事情我怎么没有注意到呢？准确地说，我根本就没有去注意。以前，在生产方面我太依赖陈厂长，他不在了，我开始依赖老顾，然而我竟然忘了自己的第一眼判断，那是个心机重重的人啊。
我知道错已铸成，小王我也没留住。至此，车间的生产质量、交货日期、车间班组的工价核算等相关事宜我都已经无法完全做主，只需要老顾在报表上签字即可，我被架空了。
唯一庆幸的是财务权还在我手里掌握着，不管老顾怎么做，他的最终目的无非是钱，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财务权收回属于我的东西。 我甚至想，等熬过今年，明年一定把陈厂长请回来。这几年的原始积累，他的功劳岂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的。我为什么不能顾及他的家庭呢？如果我把他老婆也安排进工厂，小孩的学校也安排好，他怎会离开？
我自责着，但又不得不面对眼前的尴尬处境：工厂70%的工人和管理人员已经被老顾操控在手里，他背后使一点坏，比如不按时交货，我将会面临一个接一个的索赔。
我知道接下来我必须要做几件事：第一，收缩业务，尽量把订单从公司安排到外发协作的工厂。第二，工厂慢慢裁员，只要手里的订单能够如期完成，哪怕工人全部流失我也在所不惜。我相信，只要摆脱了老顾，那些曾经的老工人还是会念旧的，毕竟不管是从稳定程度还是工资上说，我的工厂还是有优势的。第三，接受现实，做好最坏的打算，调动手里一切可以调动的资金，毕竟，工人的工资无论如何都是要第一时间付的，否则吃不了兜着走。
从我得知真相的那天起，我在工厂的时间远远超过呆在公司的时间，以前每个礼拜也就两天，事发后是每天必到。
老顾察觉到了我的变化，在工厂有所收敛，毕竟他也是纵横生意场的老油条了，但我知道，背地里，他真正的手段还在继续。
事发后，我对老顾进行了全面调查，虽然他是个服装行业运作的人才，但因为人品太差，很多人都远离他。他工厂倒闭就是因为一直对客户采用加价带款提货，以致于最后工人失望，没有任何人敢给他单子做，再加上遭遇金融危机，老顾的厂子就破产了。像老顾这种人，他知道遇见我是极大的机会，所以不会就此放手，但我思前想后，怎么也想不出他会使用怎样卑劣的手段。
工厂在我的干涉下开始变得萧条起来，30%的老工人被老顾摧残着，隔三差五有人离开；70&被老顾控制的新工人被我管理的很严格，只要我能处理的事，绝不再放手。
一个月后，原本近六百人的工厂只剩下不到两百人，我在老顾的眼中看到了惊慌，如果这些工人全部被我遣散，他就失去了保障。老顾怎么也想不到，我会用牺牲一个旺季利润的代价去对付他。其实，我才是那个最心疼的人。了解服装的人都知道，2010年下半年是一个十年难遇的服装黄金季节。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老顾乖巧了一些，毕竟每月一万元的收入是他养家糊口的保障，而我也知道，我暂时还不能让他走，因为我承担不了工厂突然停业的损失。
公司的人在我的安排下，来到工厂发牢骚：“刘总，咱们工厂做的慢质量控制又不好，不如关了全部外发，付款还可以延迟两个月，工人工资半个月都拖欠不起啊。”这时我总是假装劝道：“瞎说什么，自己的工厂总是方便的，有什么问题咱们自己就能解决，不能老是指望别人，一旦出问题，我们怎么收场？”
老顾知道我都是在警告他，这个工厂在我眼里可有可无，他如果再不老实，唯有走人一条路。
我以为我做的很好，遏制住了更大危机的发生，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个老狐狸情急之下就为了区区几万元，竟然彻底把我摧毁。
自以为是犯下致命错误
事情其实很简单。我的公司和工厂之间是独立做账的，做过公司的人都知道，一个人只能注册一个公司，所以，公司是以我父亲的名义注册的，工厂才是我自己注册的。一直以来，工厂的生产都是和外协加工厂一样，开发票给公司，然后公司开总发票退税，而工厂一般是到劳动部门开点劳务发票，不足的就先开票，下月再到税务交税。以前效益好的时候，每个月的税额基本在40万左右，出问题后的这几个月，每个月不到二十万。
十月中旬，工厂财务小李找到我说：“刘总，公司财务辛会计让我们这个月多开点发票给公司，公司有几个外协工厂做的加工是不含税的，公司的发票不够了。”这个事情月初辛会计就和我打过招呼，大约要多开60万的发票，可这60万的发票一旦由工厂开，就意味着工厂有60万的利润，最后我需要交的所得税一百万也打不住。我对小李说：“发票先别开，我给辛会计打电话。”
我唯一的办法是找其他公司给工厂开这60万的发票，然后抵扣掉。这种情况需要先把钱打到对方公司的账户上，否则税务查账就会遇到麻烦，可是，将60万先打到别人账户上，这种事情我怎能放心呢？
这时候老顾出现了，他找来的时候依然一脸的谄媚，我错误地以为他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想为工厂尽一份力，我没有明确拒绝他。他说他认识一个朋友是做面料的，因为是以市场门市部销售为主体，客户一般都不要发票。而纱厂染厂等都开发票给他们，所以他的发票一般是以10个点卖出去的。
这种情况我知道，但公司一直没有接触过，我实在不愿因因为一点小钱打税收政策的擦边球。但这段时间工厂工人剧减，只能多外发，因为时间紧，很多工厂只要质量过关，产量保证，对发票的事情就没有追究。犹豫了一下，我让老顾第二天按他说的去买点发票回来，发票送来，我叫小李开现金支票给他。
老顾办事很利索，第二天发票就送来了，是很正规的面料发票，小李开了60万的现金支票给他。
后来我知道，老顾从这60万里拿到了9万的好处，他在最后阶段着急榄财，因为他很明白，过了年，我不会继续用他。就因为这9万元，断送了我的前途，也改变了老顾的命运。我们买来的发票本身没有问题，但开发票的公司当时处于倒闭边缘，那个月他们疯狂卖发票套现，老板在下个月交税的最后期限前逃走了，这是我后来在经侦大队知道的答案。
在买完发票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工厂平稳度过。直到元旦过后上班的日子，我迎来了税务和经侦的人，他们告诉我，10月份我们抵扣的一张发票有问题，需要我们配合调查。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非常配合税务和经侦的工作。我想得很开，最多把税补上，不过百来万，今年我认输了，等过完年再好好干。于是我吩咐公司和工厂的财务配合他们，需要的资料和证明都及时送到。
但我真的没想到，事情的结果就像税务和经侦对我说的那样：“刘总啊，我们给过你机会，你不会把握，才弄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是的，他们既然上门了，怎么会配合调查那么简单？作为一个混迹商场那么久的人，怎会不懂得最起码的“礼数”？
磕磕碰碰挨到过年，那个春节我没有回老家，虽然父母很希望我回去，但我还是以准备去意大利参加展销会的借口拒绝了。我不愿意自己的消极情绪影响到其他人，更不愿意父母从我脸上读出我事业的不顺，为我操心。
春节在苏州和几个朋友吃吃喝喝就那么过去了，正月初六，我和公司欧美部经历飞往意大利。工厂决定暂停生产，我打算从意大利回来去找陈厂长，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老顾终于淡出了我的视线，心情也逐渐晴朗了起来。
展销会没有预想中的效果，欧美部经理一个人能忙得过来，我自己每天晃荡在意大利的大街小巷，累了就回宾馆睡一觉，睡醒了就抱着笔记本玩游戏，这种休闲的日子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半个月。原以为一切相安无事了，却没料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那天我正在宾馆打游戏，突然门铃响了，我起身去开门，门打开的一瞬间，冲进来几个人把我按倒在地。除了两个意大利警察，全是中国人。我脑袋懵了，发了几秒钟呆喊道：“what are you doing？”
一个中国男子答道：“别喊了，我们是中国警方，有事情找你，跟我们回大使馆吧。”
我心里纳闷，问了句：“你们有没有搞错？我是正当的商人啊。”
那人说：“正不正当最终会有结果的，放心，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到了大使馆，他们说：“你在中国的公司涉嫌重大税务问题，我们在中国找不到你，通过出入境记录，到这里找到了你。希望你能配合我们，我们用请你回去的方式，不希望动用强制手段，况且，相信你也是要回去的，配合我们只会对你有好处。”
我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强压着怒火我对他们说：“恩，好的，我相信自己是无辜的。我们公司的展销会还在开，希望你们通知我的助手，让他停止展销会自己回国。希望你们能带到，不然他去警方报案，相信也不是你们愿意看到的。”
他们答应了，就这样，我和他们一起搭上了当晚回国的飞机。
回到中国后，做手印存档审讯，结束的时候已经深夜。听他们的话外余音，我知道我将被送往看守所。
到了看守所，公安局的人将拘留单交给里面的管理人员，他们给我的理由是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里，我还遇到了曾经一个饭桌上吃过一顿饭的人，我做公司那会儿帮了他一个小忙，在看守所里他也尽所能地照顾着我，让我免受很多皮肉之苦。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自述偏好；现实选择
中图分类号 G7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4）04-0061-06
一、问题的提出
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转型、经济提速、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到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强调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是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90年代中后期开始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群体。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较高，对自身职业发展有较高的期望，希望能够通过职业培训提高自身的劳动技能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进而获得一份有稳定收入的工作并融入城市，在城市扎根生活。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意愿强烈，但是，由于受到自身知识技能、职业培训的成本和收益以及外部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在职业培训的需求方面往往出现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不一致的情况，即新生代农民工表达出愿意接受职业培训而实际并不会参与的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如何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的意愿真实地转化为参与培训的行动，以及哪些因素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就显得非常重要。
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方面，赵宝柱等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培训需求取向上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培训意愿和较为理性的行为选择倾向[1]。安雅丽总结认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需求的障碍性因素包括培训制度和自身因素两方面[2]。张兴祥和金超分析指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的因素包括资产流动性约束、理性约束、风险规避、代际转移等[3]。
国外关于自述偏好与实际选择之间关系也开展了一些研究。Hensher & Bradley发现消费者的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之间具有互补性[4]；Loomis研究发现，消费者的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之间高度相关[5]。但Verhoef & Franses则认为消费者的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之间并不具有高度相关性[6]。国内目前的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商品消费需求领域。金英、苏萌研究了我国汽车市场上消费者的自述偏好和实际选择，发现家庭收入和家庭人口等因素影响到一致性[7]。韩青则分析了生鲜认证猪肉产品市场上消费者自述偏好和实际选择的一致性及影响因素[8]。此外，朱红根则考察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及其影响因素[9]。
由此可见，现有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的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探讨几乎没有。因此，本文基于江西省的调研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的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及其影响因素，以期能够为政府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政策的有效性提供借鉴。
二、模型构建与研究方法
（一）模型构建
根据前面的文献综述和实际调查可知，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的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主要受到个人、成本、收益和政策四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建立实证模型如下：
Y=F（PE，TC，TR，PO）+μ （1）
式中，Y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的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当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一致时，Y等于1；反之，当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不一致时，Y等于0。PE为个人因素，TC为成本因素，TR为收益因素，PO为政策因素。
（二）研究方法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Y为二元选择变量，因此本文拟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计量分析。二元Logistic模型形式如下：
（2）
式中，P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的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一致的概率，Xi表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的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一致性的因素，α为截距参数，βi为回归系数。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本课题组成员2013年7～9月对江西省新生代农民工的实地调研，调查是在农民工人员集中、时间充裕的午饭时间和晚饭后休息时间展开，共发放500份问卷，收回问卷415份，其中有效问卷396份，问卷回收率83%，问卷有效率95.4%。问卷内容涉及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基本情况、工作状况、参加职业培训情况、参加职业教育的意愿等。为确保数据质量，调查采取一对一的面谈方式，要求被调查者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填写问卷。
（二）样本的基本统计特征
表1 样本的基本统计特征
由表1可见，调查样本中男性所占比例大，占62.12%。年龄主要集中在21～29岁，占46.97%。样本文化程度较高，初中学历占36.04%；高中/高职学历占31.47%；大专及以上学历占24.87%。未婚者较多，占54.87%。在外打工年限不是很长，5年以上仅占25.89%。
（三）变量说明
根据前面的分析，本文引入个人因素、成本因素、收益因素和政策因素等4类8个变量，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其中，对部分变量的含义作如下解释：
表2 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第一，关于“培训费用”变量，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过职业培训，则回答问题“您参与的培训费用是多少”答案分别为“免费”、“500～1000元”、“1000～2000元”、“2000元以上”。如果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参与过职业培训，则回答问题“您愿意支付的培训费用为多少”答案同上。本文对相应选项分别赋值1～4，赋值越高代表支付的培训费用越高。
第二，关于“培训时间”变量，问卷设置“你愿意每周花费多长时间接受职业培训？”这一问题，答案选项分别为“2小时以内”、“3～4小时”、“5～6小时”、“7～8小时”、“8小时以上”。对相应选项分别赋值1～5，赋值越高代表愿意花费的时间越长。
第三，关于“职业培训对提升技能的影响”和“职业培训对职业发展的影响”变量，问卷设计了“您认为参加职业培训对提升技能水平重要吗”以及“您认为参加职业培训对自己未来的择业转岗重要吗”两个问题，要求新生代农民工根据自身状况回答“很不重要”、“不重要”、“一般”、“比较重要”、“很重要”。按照Likert量表法，将这些选项分别赋值为1～5，赋值越高，代表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职业培训对提升技能或者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影响越大。
第四，关于“政府对职业培训的宣传力度”变量，问卷设置了“当地政府在职业培训方面的政策宣传力度如何”这一问题，对应答案“极差”、“较差”、“一般”、“较好”、“很好”，分别赋值1～5，赋值越高代表当地政府的政策宣传力度越大。
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分析
在396名新生代农民工样本中，374人有参与职业培训的意愿，即有自述偏好的样本占总样本的比例为94.44%。在这些对参与职业培训有自述偏好的样本中，有230名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上参与了职业培训，占有自述偏好新生代农民工总体的61.5%，而仍有144名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实际参与职业培训，占有自述偏好新生代农民工总体的38.5%。由此可见，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展现出较高的参与职业培训的意愿，但其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之间存在不一致的比例依然较高，说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的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存在不一致。
表3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的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统计描述结果
表3按照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因素的特征展示了新生代农民工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一致性的分布情况。从文化程度来看，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越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样本一致性达到72.92%。从技术等级证书来看，拥有中级工和高级工等级证书的新生代农民工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最高，均为92.86%，但拥有中级工等级证书的新生代农民工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一致的人数更多一些。从收入水平来看，收入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越高，收入超过3000元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一致性达到80%。
五、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的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影响因素分析
（一）相关性分析
本文首先采用相关性分析，对前面假设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的因素进行初步分析，通过计算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Pearson系数，找到影响显著的因素，结果见表4。从表4可知，在个人因素中，文化程度与一致性的相关性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文化程度并不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的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而技术等级证书和收入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技术等级证书和收入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的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新生代农民工拥有的技术等级证书水平越高，收入水平越高，其职业培训需求的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就越高。
在培训成本因素中，培训费用和培训时间也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显示为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培训成本越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的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越差。
在培训收益因素中，职业培训对提升技能的影响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并呈正相关关系，而职业培训对职业发展的影响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培训收益因素中，职业培训对提升技能的影响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的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更为重要，其影响越大，一致性就越高。而职业培训对职业发展的影响则相对不显著。
在政策因素方面，政府对职业培训的宣传力度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并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政府对职业培训的宣传力度越大，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的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越高。
表4 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注：**、***表示变量在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二）计量回归分析
上述相关性分析只是检验了单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但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的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有必要通过计量经济模型进一步估计各个因素对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程度以及显著性水平。因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二元变量，因此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计量分析。根据调研数据，本文运用统计软件SPSS 20进行了回归分析，利用反向逐步选择法，首先将所有可能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然后根据检验结果将最不显著的自变量剔除，即将Wald检验量最小的自变量剔除后，再重新拟合回归方程。重复该过程一直到所保留的自变量全部显著为止。回归结果见表5，其中模型一包含上述全部影响因素，而模型二只保留了通过反向逐步选择后影响显著的自变量。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模型一和模型二的拟合优度相差不大，两个模型都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比较模型一和模型二，最后保留影响显著的因素包括：技术等级证书、收入、培训费用、职业培训对职业发展的影响以及政府对职业培训的宣传力度。
1.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因素的影响
在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因素方面，与相关性分析的结果类似，文化程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技术等级证书和收入分别通过了1%和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文化程度的差异没有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的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一致性的显著差异。而技术证书等级越高、收入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其职业培训需求的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一致性的概率越大。原因可能在于拥有的技术等级证书水平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其专业素质越高，往往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职业培训的内容，培训效果更好，其从培训中获得的收益更高，因此其这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意愿更容易转换为参与培训的行为。而收入更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支付能力更高，在意愿转化为实际需求时面临的约束较小，因此自述偏好与实际选择的一致性更高。
2.培训成本因素的影响
培训的成本因素包括显性的培训费用和隐性的培训时间，其中，培训费用在两种分析方法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呈负相关关系，而培训时间虽然在上述相关性分析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在Logistic模型分析中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虽然在单独考察培训时间的影响时，其对自述偏好与实际选择一致性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在综合其他因素的影响时，培训时间对自述偏好与实际选择一致性的影响就不再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虽然培训费用和培训时间均为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的成本，但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意愿转化为实际培训需求时，他们更多地受到显性费用因素的影响，费用越高，实际需求就越低，而往往忽视了隐性培训时间的影响。
3.培训收益因素的影响
同相关性分析的结果类似，培训收益因素中职业培训对提升技能的影响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职业培训对职业发展的影响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两种收益相比，职业培训对提升技能的影响更为直接，而对职业发展的影响相对间接。可见，有参与职业培训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实际决定是否参与职业培训时，直接的收益对其决策的影响更显著，而间接收益的影响相对不显著。
4.政策因素的影响
与上述相关性分析结果类似，政府对职业培训的宣传力度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政府对职业培训的宣传力度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的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一致性的影响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宣传获取培训信息，然而由于政府的宣传力度不足，导致有参与职业培训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并不知道有哪些职业培训项目，因而没有实际参与职业技能培训。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以江西省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利用相关性分析和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个人因素、成本因素、收益因素以及政策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的自述偏好与实际选择一致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的意愿较强烈，但是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之间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在有参与职业培训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中，仍存在38.5%的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参与职业培训。个人因素中，职业等级证书和收入两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的自述偏好与实际选择一致性的影响显著。成本因素中，培训费用越高，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的自述偏好与实际选择一致性的概率越低。收益因素中，职业培训对提升技能的影响越大，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的自述偏好与实际选择一致性的概率越高。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培训意愿转化为实际培训行为时，直接显性的成本或收益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更显著，而间接隐性的成本或收益因素则往往影响不显著。政策因素中，政府的政策宣传力度越大，则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的自述偏好与实际选择一致性的概率越高。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差异会影响其参与职业培训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政府在设置职业培训项目时应充分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差异，尽可能因人施教。第二，新生代农民工在做实际选择时，培训费用的影响更重要，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的投资，降低培训费用，让更多有培训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支付起培训费用，实际参与到职业培训项目中。第三，新生代农民工更看重职业培训对提升技能的影响，因而政府或培训机构应注重培训的效果，有针对性地安排培训内容，聘请有经验的培训教师，使得参与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通过培训真正提升技能。第四，政府应加大职业培训政策的宣传力度，采用多种方式、多种渠道，让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知道培训项目、了解培训内容，提高其参与职业培训的意愿，促进其培训意愿转化为参与培训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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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nsistency of Stated Preference against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Revealed Preference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in Jiangxi Province
YANG Jing， SHAO Lin-y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4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ng data of Jiangxi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istency of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stated preference and revealed preference for training， and analyzes the impacting factors through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the Logistic model.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show strong preference for training， there is still an inconsistency of stated preference and revealed preference. The technique grade certificate and income as the personal factors， the influence of vocational training on vocational development as the revenue factor， as well as the publicity degree of vocational training by government as the policy factor，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s on the consistency of stated preference and revealed preference for training. Moreover， the training fee as the cost factor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onsistency.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demand of vocational training； stated preference； revealed preference
收稿日期：2014-01-04
作者简介：杨 晶（1982- ），女，湖北武汉人，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农业经济问题；邵林玉（1993-），女，江西九江人，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