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代楷模王红旭先进事迹（精选31篇）
学校师生的付出得到了回馈。20__年，华坪女高向社会输送第一届毕业生，96名学生69人考取本科，综合上线率100%。这个成绩让华坪女高在县城站住了脚跟。
周云丽考上大学后，父亲总是笑嘻嘻，做什么都有劲，“觉得再读4年就出头了。”父亲让她和姐姐背着装满菜和鸡肉的筐子，当面感谢张桂梅。
踏上前往昆明的火车，周云丽第一次认识大山以外的世界，也体会到不同成长环境带来的差距。
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周云丽发现他们能歌善舞，自己没有才艺可展示。舍友问她用什么乳液护肤时，她还不知道乳液是什么东西。父亲不愿女儿落于人后，听女儿说班里同学都有电脑，他跑到县城，花费4000元为女儿买了一台电脑。
差距显而易见。一位华坪女高的毕业生说，大学的口语课上，自己蹩脚英语口音一出，很多同学忍不住笑。还有人说，自己沟通力欠佳，不主动，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第一届学生毕业后，张桂梅不断收到这样的反馈，一位浙大毕业生打电话对她倾诉，自己不如别人，英语也说不清楚。
这样的反馈是张桂梅不曾预想的。张桂梅意识到，学校也需要与时俱进，她开始让学生跳鬼步舞、穿黄色校服裙，让儿童之家的孩子吃汉堡、披萨，将生活习惯改成“洋式的”，“免得出去让人瞧不起。”
一位女孩考上大学后，向张桂梅倾诉，说自己跟同学相比又小又黑，穿得不好，说话也土气，常受排挤，7个舍友同去宿舍楼底抬水，不许她喝，还经常留她一人扫地，不过自己没哭过。张桂梅夸奖她好样的，还对她说，“欺负我，就给我揍回去，别看你长得小，不怕。”
还有考入北京的学生跟她说同学来自人大附中、衡水中学，张桂梅鼓励学生不要惧怕竞争，迎头上。她相信华坪女高毕业的学生“后劲非常足”，不会被轻易打倒。
女孩们不可避免审视过去。一位20__级的毕业生说，自己曾有一段时间充满沮丧，上大学后，她发现同学在高中阶段就出国旅游，考上大学顺理成章，而自己的高中生活被枯燥的学习生活填满，拼尽全力只是为了摆脱农民身份。不公平感会在某些时刻冒出来，但她也因此看到奋斗的价值——大山走出来的她能通过高考同优秀同学站在一起，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欣喜。
张桂梅在教学楼外墙上贴了几个字：刚强、慈惠、质朴。她常鼓励学生，哪怕落榜了，也不要怕失败，“天塌不下来”。但有毕业生结婚后回来看她，带着孩子，又没有工作，张桂梅会面露忧虑。
张桂梅希望，女孩们走出大山，不要再回来，也不用回母校。有当医生的毕业生想捐工资，张桂梅没有收，她不愿拿学生的钱。如果未来实力允许，她希望学生能把钱捐给没钱治病的穷人，而母校和她本人都不需要报答。
张桂梅常说，女子高中是为社会培养人才，一个人奋斗不是为自己和父母，而是为国家和民族。如果看到有人落水，张桂梅觉得，不管自己是否自信有能力救人，都应该伸手拉一把。
她知道被人拉一把的感觉。来华坪县任教前，她在中甸子弟学校当老师，在那里与丈夫相识、成婚，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
1995年，为了给身患癌症的丈夫治病，张桂梅花光了全部积蓄，最后给丈夫立碑的钱也没有，又借不到钱，她在大马路上撞车寻死，被司机破口大骂。那一刻，张桂梅体会到，“人需要帮忙时，只要有人提一把，真的感激不尽。”
王红旭同志，男，汉族，1986年年12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__年8月参加工作，生前系大渡口区育才小学体育教师，入党积极分子，一级教师。2020__年6月1日下午，在长江大渡口万发码头段，两名儿童溺水被冲入江水中。正在江边游玩的王红旭同志，放下自己三岁的孩子，与其他市民义无反顾跳进江中奋力施救。第一个跳入水中的王红旭同志先救起一名女孩，传递给江边的接应市民，再次转身游向已被江水冲远的另一名男孩，救起男孩回游中，耗尽全力将小孩推向接应人员。最终，两名小孩在其他市民帮助下成功上岸，王红旭同志因体力严重透支，被卷入江中漩涡，他将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35岁。连日来，王红旭同志的英雄义举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人，他舍己救人的事迹被广大干部群众广为传颂，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告别悼念活动中，数千名群众自发前往送别、悼念.6月3日，重庆市文明委追授王红旭同志为“重庆好人”，6月4日，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追授王红旭同志为“重庆市优秀教师”，号召全社会向他学习.
王红旭同志在生死关头，舍生忘死，挺身而出，用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英雄赞歌，不愧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代表，是新时代教师工作者的先进典型，是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学习榜样。他用自己的英雄行动传承了中华民族“见义勇为”的优良传统，诠释了人民教师‘大爱无疆”的高尚品格，践行了大渡口人“大义渡口”的博爱情怀，用生命书写了“上善之地、大德之城”的城市精神。为贯彻落实关于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指示精神，努力营造铭记英雄、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发扬王红旭同志不畏艰险、敢于担当的英雄精神，我区在全区广泛开展向王红旭同志学习动。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要认真学习王红旭同志先进事迹，学习他临危不惧、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学习他正直无私、助人为乐的优良品质，学习他舍已救人、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学习他乐于奉献、敢于献身的高尚情操。今后，在工作中，我要把学习英雄事迹活动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当前全党深入开展学习教育结合起来，进一步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培养良好的社会风尚。
“孩子，别哭，有什么困难跟我说。”
11月30日中午，记者刚刚踏进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的校门，便看到一名女学生依偎在校长张桂梅怀里哭泣。
这位女孩是华坪女高毕业生吕娜的妹妹，目前在当地一所初中读书。张桂梅在家访时认识了她，并一直支持帮助她上学读书。但女孩因为思念去世的父亲，好几天没有上学。
“想爸爸了就到坟上跟他说说话，要好好读书，不能让爸爸失望。”
张桂梅话音还未落，便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到女孩母亲手里。信封里装着的，是教育部给她看病的1万元慰问金。
原来，张桂梅知道女孩母亲一个人供两个孩子读书，经济十分困难，家里的杧果林因为缺水收成也不好，便拿钱给她去修个水窖。通过张桂梅做思想工作，这名学生当天就回到了课堂。
像关心呵护这位女孩一样，张桂梅带领华坪女高守护着每一位学生的未来，建校12年来已累计把1804名女孩送入大学，点亮她们的人生梦想。63岁的张桂梅，被学生亲切地称作“张妈妈”。
建起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
1974年10月，17岁的张桂梅跟随姐姐从家乡黑龙江来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45年来，她不是一步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步步走向贫困山区。
1996年8月，她的丈夫去世，父母双亡、无儿无女的张桂梅黯然神伤，她决定离开伤心之地，调入丽江市华坪县。她放弃进入全县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选择了师资最弱、条件最差的民族中学任教，承担起4个毕业班的教学任务。
一年后，不幸再次降临。1997年4月，她查出患有子宫肌瘤，且肌瘤已经有5个月胎儿那么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疗。
张桂梅忍着疼痛继续站在讲台上，她不愿意因为自己而影响学生们中考。直到7月中考结束，她才住进医院。打开她的腹腔，医生们倒吸了口冷气：腹腔内的器官全都移了位，肠子已经粘连在后壁上了，取出的肿瘤有两公斤多。
20__年，张桂梅兼任新建的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家)的院长。第一天，儿童之家收了36个孩子，最小的两岁，最大的12岁。此后，张桂梅除了上课，还要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顾这些幼小的孤儿。
儿童之家的工作，让她萌生了创办一所学校、让贫困山区女孩免费接受高中教育的想法。经她到处游说，这一善举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华坪县委、政府协调出土地，省、市党委政府划拨了100万元的办学经费。
20__年8月，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级中学在华坪建成。11年来，华坪女子高级中学连续10年高考综合上线率100%，1645名贫困女孩从这里走进大学。
20xx年4月1日，我们在校务会上认真学习了张桂梅同志的感人事迹，我为她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深深扎根于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的崇高事业中而钦佩，我为她身患多种疾病，却常常超负荷地工作，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病痛的折磨，始终坚守在三尺讲台上而钦佩。张桂梅和许多人一样，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但是幸运却没有垂青她，不幸之神却与她如影随行：花季年华丧失母亲，青春年华痛失丈夫，两次肿瘤手术，癌细胞转移到肝脏。磨难面前她勇敢的挺直了身子。磨难没有使她消沉，病魔没有使她倒下。她紧紧抓住有限的生命，在讲台上认真教学;在课外，认真辅导学生。几次晕倒讲台上，领导要她住院治疗，她放下学生，总是还不到出院就偷偷回学校上课。就是这样柔弱的身躯，她还毅然出任孤儿院院长。是什么力量支撑她如此做呢?张老师的话“如果说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业;如果说我有期盼，那就是我的学生;如果说我有动力，那就是党和人民”
我们学习她对教育的执着和对工作的努力，张老师放弃了进条件好的学校任教的机会，选择了条件较差的学校，一身病痛的张老师教学上几十年兢兢业业，承担学校繁重的教学工作，女生工作，妇女工作，语文教研工作及其他校务工作。除了住院没向学校请个一天病事假，教学成绩却异常突出，她说：“为了民族贫困山区的教育，即使倒在讲台上，长眠于华坪的沃土之中，也无怨无悔”。吃苦在前，那里最需要就到那里，无私奉献，张老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她爱生如子。她虽然没有孩子，可是她却是许多孩子的妈妈。精心教育学生，辅导学生，中午晚上看着学生睡觉，给学生盖被子。学校学生和孤儿院50多个孩子，住院她陪着，给他们送饭，付医药费，资助学生读书，自己连洗衣机都没有。她将爱播洒进孩子们的心田。她有着我们教师两袖清风的高尚品质。张老师前后将国家奖励给她的奖金50余万元全部捐给贫苦地区的教育事业，自己每天的生活控制在三元。她像春蚕，她像蜡烛，她更像光芒万丈的太阳!
还有什么传奇人物比62岁的张桂梅更落魄吗?
为了省钱，她多年不吃肉，直到后来“吃点肉就会呕吐，就会难受”。
她去筹款时，被人放狗咬过，脚上鲜血直流;街头募捐，别人怀疑她是骗子、朝她脸上吐口水。
她家中没多少家当，最醒目的是40多项荣誉的获奖证书：全国十佳师德标兵、全国十大女杰、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最美乡村教师、全国三八红旗手……
张桂梅没有孩子，但有1000多个孩子都叫她“妈妈”。
建起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
1974年10月，17岁的张桂梅跟随姐姐从家乡黑龙江来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45年来，她不是一步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步步走向贫困山区。
1996年8月，她的丈夫去世，父母双亡、无儿无女的张桂梅黯然神伤，她决定离开伤心之地，调入丽江市华坪县。她放弃进入全县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选择了师资最弱、条件最差的民族中学任教，承担起4个毕业班的教学任务。
一年后，不幸再次降临。1997年4月，她查出患有子宫肌瘤，且肌瘤已经有5个月胎儿那么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疗。
张桂梅忍着疼痛继续站在讲台上，她不愿意因为自己而影响学生们中考。直到7月中考结束，她才住进医院。打开她的腹腔，医生们倒吸了口冷气：腹腔内的器官全都移了位，肠子已经粘连在后壁上了，取出的肿瘤有两公斤多。
20__年，张桂梅兼任新建的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家)的院长。第一天，儿童之家收了36个孩子，最小的两岁，最大的12岁。此后，张桂梅除了上课，还要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顾这些幼小的孤儿。
儿童之家的工作，让她萌生了创办一所学校、让贫困山区女孩免费接受高中教育的想法。经她到处游说，这一善举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华坪县委、政府协调出土地，省、市党委政府划拨了100万元的办学经费。
20__年8月，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级中学在华坪建成。11年来，华坪女子高级中学连续10年高考综合上线率100%，1645名贫困女孩从这里走进大学。
温煦的秋阳照在老人珍藏多年的泛黄的报功书上：“孙景坤同志在朝鲜守备战斗中，创立功绩，业经批准记一等功一次，这不仅是个人的光荣，全军的光荣，也是人民的光荣，祖国的光荣……”光线明丽而柔和，为这张历久弥新的报功书镶上了一层金边。
连年征战，孙景坤身上留下20多处伤疤，“现在腿上还有一颗子弹没取出来。”他指着腿上一块已经变黑的皮肤说，“有一次战斗，我中了两枪，一枪打在手上，一枪打在腿上。子弹有毒，后来腿上、脚上的肉都烂了”。
1955年解甲归田的孙景坤把荣誉证书尘封起来，只字不提战争年代的事迹。也许这就是真正的英雄吧，在硝烟炮火中以血肉之躯与敌人拼杀，一切归于平静后，也能够在和平年代甘于清贫，只顾建设家乡。
村里有条河，经常泛滥引发水灾。孙景坤的倔劲上来了：“还能让条小河欺负了?”他带领村民开山碎石、肩扛手提，筑起一座堤坝，自此河水安澜。
“他是军人出身，身上有一股威严劲儿，从不强迫乡亲们干这干那。”86岁的村民刘振山回忆，“他在前边干，我们在后边学，大家心服口服。”
靠着孙景坤的带动引领，山城村上百亩烂泥滩变良田，数百亩荒山上种满板栗、落叶松，几十年如一日，村子终于成为十里八乡有名的富裕村。
20世纪90年代，抗美援朝纪念馆移地改建，向社会征集文物，孙景坤这才决定将自己的立功证书等纪念物品捐献出来，人们至此才知道他是一名战斗英雄。
孙景坤为什么这几十年都不愿提及那段峥嵘岁月?他从来不看战争片，真正的战争远非影视剧所能描述，过往的经历每每忆起，总会让老人潸然泪下，“实在太难过了”。
“这么好的书记，突然就走了，哭都来不及。”说起黄诗燕，湖南省炎陵县霞阳镇大源村村民廖建文，悲伤地抹眼泪。20__年起，炎陵县委书记黄诗燕对口帮扶贫困户廖建文一家。“他那么忙，每个月都来看望我们，帮我家建起了新房，帮我安排了工作，还给我张罗媳妇。现在我家一年的收入有两万多元，生活越来越好了，感谢的话都不知道找谁说。”
20__年11月29日，湖南省炎陵县脱贫攻坚的“一线总指挥”，原株洲市政协副主席、炎陵县委书记黄诗燕，因多日劳累，骤然倒下，年仅56岁。
8年5个月零4天，老百姓心中的“最美扶贫书记”黄诗燕，用生命兑现了“脱贫功成，必定有我”的庄严承诺。
20__年6月25日，47岁的黄诗燕走进炎陵县委大院，成为这个20多万人口的贫困县的县委书记。此前，他是株洲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主任。
7月的大暑天，他戴上一顶草帽下乡去了。
他去了离县城最远的策源乡梨树洲村。这里地处湖南第一高峰酃峰下，旅游资源丰富，却是当时株洲唯一的“无电村”。
60多公里崎岖山路，黄诗燕花了3个多小时。村党支部书记伍英华向他诉苦：村民自己装的小型发电机电压不稳，由于用电强度大几次把发电机给烧了。全村共25户80余人，年人均纯收入仅1000余元。
他去了中团村的一户果园，和正在忙碌的市农业科技特派员谭忠诚聊起了炎陵的黄桃。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县农业局从上海引进了100株芽苗。虽然炎陵有适合栽种黄桃的独特地理条件，但历经近30年的发展，还是规模不大，质量不高。
黄诗燕短时间内先后走访了全县11个乡镇(场)、54个贫困村。他越走心情越沉重，沿途一幅幅图景在心中挥之不去：船形乡水垅村大半村民住在“杉皮屋”里，逢雨必漏;下村乡坳头村村民好不容易种出来的水果，因山路闭塞，一公斤两块钱贱卖给商贩……
一个多月的调研下来，黄诗燕摸清了家底：20__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2970元，分别相当于全省、全市平均水平的52.8%、38.8%，贫困发生率很高。
通过深入调研与论证，黄诗燕与县委、县政府班子成员形成共识：打造炎陵生态休闲农业风光带和特色水果、有机茶叶、无公害蔬菜、笋竹、油茶、酃县白鹅、花卉苗木、药材八大“农字号”特色产业，鼓励村民“量体裁衣、宜养则养、宜种则种”。
“一带八基地”的突破口在哪里?黄诗燕将目光盯准了炎陵的黄桃。20__年，炎陵县将黄桃产业纳入重点扶持，重点推广良种“锦绣黄桃”，财政每年投入500万元奖励扶持种植户。
对此决定，赞成的有，反对的也不少：财政本来就困难，黄桃产业看不到税收预期，每年拿钱去“贴”，值吗?一家一户分散种植，品质如何保证?都种黄桃，果贱伤农怎么办……
黄诗燕不为所动。在他的主导下，全县砍掉劣质黄桃苗，培育5个优质高效示范点，扶持171个科技示范户;建立“合作社+基地+农户+电商”模式，及时提供良种苗木、技术培训、农资供应、销售渠道等服务……
黄诗燕成了炎陵黄桃的头号推销员。每年的桃花节、黄桃大会，黄诗燕都出面“站台”吆喝;北京、广州等地的供销对接会，黄诗燕现场促销;央视推广炎陵黄桃，黄诗燕琢磨出推广语：“炎陵黄桃，‘桃’醉天下”。每到黄桃成熟季节，黄诗燕还会到路边水果店转一转，要求有关部门两天报告一次全县黄桃销售信息。
黄诗燕为炎陵黄桃的品牌推介不遗余力，有人好心提醒：“领导干部为产品站台代言，不妥。你是县委书记，更容易招来非议。”
“为老百姓脱贫站台，我怕什么?”黄诗燕很坦然。
如今，炎陵黄桃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炎陵黄桃”获颁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出口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炎陵全县8000多户种植黄桃8万多亩，近6万人进入黄桃产业链，近60%贫困人口通过种植黄桃稳定脱贫。
要实现高质量脱贫，关键是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增强“造血功能”。除了绿色农业，发展文化旅游和生态工业，也是黄诗燕紧紧抓住的大事。
为了引进一批优质项目，让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安心就业，黄诗燕下足了功夫。听说企业老总来炎陵，他连夜从凤凰赶回来;一家企业诉苦说招工难，他要求相关部门开着车，带着招工信息直接进村入户……
几年间，全县首个年纳税过3000万元、首个年销售收入过10亿元、首个落户炎陵的企业等不断涌现，被外界誉为贫困山区招商引资的“炎陵现象”。
20__年，炎陵县成为湖南省第一批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贫困发生率从20__年底的16.57%下降到20__年的0.65%，实现高质量脱贫。
张桂梅，女，满族，中共党员，1957年6月出生于黑龙江牡丹江市，1975年12月参加工作，199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家)院长。
参加工作以来，她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永动机，用初心和信仰书写着一名共产党员一辈子对党忠诚、一辈子为民奉献、一辈子坚韧执着、一辈子于己克俭的大爱情怀，无怨无悔、无私无我地在平凡岗位上奉献着自己、燃烧着自己，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十佳师德标兵”“全国十大女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最美乡村教师”“全国百名优秀母亲”“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兴滇人才奖”等40余项荣誉称号。
张桂梅同志把全部身心投入到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和儿童福利事业，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是华坪儿童之家130多个孤儿的“妈妈”。她坚持用红色文化引领教育，培养学生不畏艰辛、吃苦耐劳的品格，引导学生铭记党恩、回报社会。她坚持每周开展1次理论学习、重温1次入党誓词的组织生活，发挥党员在学校各项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她常年坚持家访，行程11万多公里，覆盖学生1300多名，为学校留住了学生，为学生留住了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她吃穿用非常简朴，对自己近乎“抠门”，却把工资、奖金捐出来，用在教学和学生身上。她以坚韧执着的拼搏和无私奉献的大爱，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以云发布的方式，向全社会宣传发布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孙景坤、徐振明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
孙景坤、徐振明同志的先进事迹被广泛宣传报道后，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和部队官兵认为，孙景坤、徐振明同志是中国人民，是永葆革命本色的抗美援朝老英雄。要尊崇英雄，关爱楷模，学习抗美援朝老英雄的崇高精神风范，立足本职奋斗，积极投身伟大实践，披荆斩棘、奋勇前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长春中医药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于瑶说：“徐振明同志转业后选择为杨靖宇将军守陵，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信仰和忠诚。”吉林省教育厅思政处干部张天一说，作为徐振明同志的家乡人，要深入开展向徐振明同志学习的活动。
吉林省白山军分区政治部原副主任毕绪增说：“作为一名退休干部，要以孙景坤老人为榜样，不忘初心，发挥余热。”“孙景坤同志甘于奉献、甘于清贫、艰苦奋斗，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建波表示。
在孙景坤的家乡，辽宁省丹东市金山镇山城村召开学习孙景坤英雄事迹座谈会。村民于淑梅说：“孙景坤老人是我们村的榜样，我一定要把老英雄的事迹讲给儿孙听。”
“孙景坤、徐振明同志身上体现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向两位老英雄学习。”河南省平舆县人武部政委曹英华说。
日前，地处太行山上党革命老区的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开展了“学习英雄孙景坤、徐振明先进事迹专题党团日”活动，四级军士长赵冬亮说：“学习两位前辈的事迹，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他们不变的初心和崇高的风范。”学习了两位同志的事迹，武警警官学院学员十四大队新学员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始终保持优良作风。
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处处长李春国说，将以学习宣传孙景坤、徐振明同志事迹为契机，推动形成关心国防、尊崇军人的社会风尚。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时任湖南省炎陵县委书记的黄诗燕，却倒在了冲刺的道路上。
20__年11月29日上午，开完全县扶贫工作会，回到县委住所，黄诗燕突发心脏病，不幸殉职，年仅56岁。
在株洲市，在炎陵县，相识的、陌生的，在朋友圈发诗文，在网上建纪念馆，人们纷纷悼念这位炎陵县的领头雁。不少人感叹：产业强了，炎陵美了，百姓富了，诗燕书记却走了。
蹚出一条产业路
他力主发展黄桃，20__年全县近六成贫困人口因此稳定脱贫
去年11月23日晚，黄诗燕乘车3小时，从株洲家中赶到县里，感觉异常胸闷。24日上午，他在县医院检查身体，发现心电图异常。同事和妻子都劝黄诗燕回株洲做检查。
“县里事多，来来回回耽误时间，先挺一挺再说吧。”黄诗燕说。
从上任起，黄诗燕就一直这么拼。为了赶上长沙、深圳两地招商引资活动，他一天工作16个小时;为了推广炎陵黄桃，他跑遍每一个城市推广点、每一个乡村展台……
20__年6月，组织选派47岁的黄诗燕到炎陵县任县委书记。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难啃的骨头：炎陵地处井冈山西麓，既是革命老区，又是欠发达地区;贫困人口比例高，到20__年全县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6761人，贫困发生率达16.57%。
分析县情后，黄诗燕鲜明提出守望“两座山”：守“绿水青山”，望“金山银山”;农业发展重点抓好生态特色产业，比如特色水果、茶叶、药材、花卉苗木等;用好生态山水自然资源，发展全域旅游;以特色种养产业和旅游产业推动精准扶贫。
“后来看，黄书记主抓黄桃产业，抓对了。”分管农业的炎陵县副县长盘晓文说。20__年炎陵黄桃只有5000亩，学农出身的黄诗燕认为，炎陵县黄桃优势种植区与贫困村高度重合，县里高寒山区，海拔高、气温低、空气湿，多沙质土壤，种植农作物“十种九不收”，却适合黄桃生长。
从20__年开始，黄诗燕始终如一为炎陵黄桃站台，大大小小的活动不知道参加了多少场。
终于，黄桃从炎陵的深山沟，走向各地。当地目前种植8万多亩，20__年产值11亿元，黄桃有关收入占到全县农民农林牧渔业收入的40%;4784户14152名、近六成贫困人口靠种植黄桃人均年增收8800元以上，实现稳定脱贫。
鞠躬尽瘁抓脱贫
8年多时间，他走遍了炎陵的每一个村
20__年8月，炎陵县在湖南省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中第一批脱贫，不少干部直呼“没想到”。
“炎陵脱贫摘帽，是我们向20万老区人民兑现的一个庄严承诺。”黄诗燕说。
20__年起，黄诗燕帮扶大源村，几乎一个月进村一次。“隔三差五就能见黄书记到村里来!”曾昭华老人说。
道路硬化、电网改造、路灯安装、自来水，图书室……几乎凡是村民提到的生产生活上的困难，黄诗燕都尽力去协调解决。如今，大源村青山环绕，新居白墙黛瓦掩映在绿树丛中，水泥路直通农家院，果树遍布山间，犹如一幅山水画。这个霞阳镇最偏远、最落后的大村，成了远近有名的风景村。
“山高不如脚背高，路长没有脚板长。”这是黄诗燕经常说的一句话。湖南海拔最高的山在炎陵，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炎陵最多。8年多时间，黄诗燕走遍每一个村，翻越了炎陵的每一座山，有的村子多次去。“120个村他都去过，差不多每个月都有一周，他在村里走访贫困户。”县民政局局长吴集会说。
脱贫攻坚倾注了黄诗燕全部心血。大到扶贫产业选择、重大文件制订、重要举措出台，小到贫困户建档立卡手册，他逐一梳理、逐一审定。
“黄书记很早提出来，要化繁为简，把各种表格整合成一本简洁明了的扶贫手册。”县委办副主任陈德望说，“扶贫手册完成后，从20__年到现在，炎陵一直都在用这本手册，国家、省里来评估考核，都说这本册子做得好。”
20__年—20__年，全县累计脱贫6647户22907人，54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发生率由16.57%降至0.54%。20__年2月通过脱贫攻坚湖南省检查验收，在全省5个同类县中，贫困发生率最低(0.6%)、群众认可度最高(98.49%);当年6月通过脱贫攻坚国家检查验收，错退、漏评“零反馈”。
以身作则好作风
他的办公室是上世纪80年代的平房;每个星期走基层在1000公里以上
走进黄诗燕在炎陵县委的办公室和宿舍，记者很惊讶。
办公室是上世纪80年代的平房，工作人员多次要求进行简易装修都被他拒绝。宿舍很小，床上用品都很普通。
“宿舍里的东西，都是上一任领导留下来的，黄书记上任后没有添置一件新家具。”县委办副主任刘明华说，“平时除了接待外，一有时间书记就在走基层，每天都排得很满。”
“作为党员干部，就是要有功名利禄全放下、一心只为千万家的境界。”黄诗燕多次在讲话中这样说。
“担任炎陵县委书记近9年，黄书记为炎陵发展不辞辛劳，每个星期走基层来回车程至少在1000公里以上。”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黄建中说。
“黄书记在炎陵没有私交圈。”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红兵说，“他常说‘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工作上相互支持，在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工作中交往最好的感情’。”
由于常年在县里工作，离家远，黄诗燕对妻子女儿都照顾不上。平时工作忙，也很少有时间打电话。黄诗燕心里总感觉愧疚，每次洗衣服都和妻子视频聊聊天，“等忙完这阵子，就回家好好歇歇!”可这一等，竟等到天人相隔。
在炎陵县2030平方公里土地上，黄诗燕的事迹还在传颂着。他用8年多始终如一的奋斗，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庄严承诺，诠释了人民公仆的深刻内涵。
瘦削的身影，浑身是病的63岁女校长，把《感恩的心》当校歌，12年坚持，把1804个山里女孩送进大学殿堂，改变了上千家庭，影响了无数人。
“培养一个女孩，最少可以影响三代人!”这是张桂梅常挂在嘴边的话。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十佳师德标兵、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等身的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华坪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张桂梅，20__年又一次次被“刷屏”，她的名字和事迹传遍大江南北。全国妇联授予她“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云南省授予她“云岭楷模”称号;12月3日，中共中央授予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我所做的一切、所得的一切，都不属于我个人，更不属于我的亲属，是这片土地的父老乡亲的，是党和各级组织的。”张桂梅说。
17岁那年，张桂梅跟随姐姐从黑龙江来到云南，后与丈夫同在大理市喜州镇任教。1996年丈夫不幸去世，黯然神伤的她，申请从大理调出，地处金沙江腹地的丽江市华坪县接纳了她，到县民族中学任教。
不料刚过了几个月，她被查出子宫内有一个很大的肌瘤，生死悬于一线。由于给丈夫治病，张桂梅几乎没有积蓄，华坪县各级干部、素不相识的人，甚至来县城开会的妇女代表捐出仅有的5元回家路费，救了她。
张桂梅回忆说：“当时我在想，我没为华坪做过一点点贡献，却给大家添了***烦。他们把我救活了，我活着要干什么?”手术后仅24天，她又站上了讲台。信仰、感恩与坚持，从此成为十来年伴随她的关键词。
不久后，张桂梅发现陆续有女生辍学，通过一次次家访，几乎无一例外是由于家境困难，而且重男轻女的观念依然浓厚。“我把那些姑娘一个个往回捞，哪怕我自己出钱，也一定让她们读书!否则十几岁外出打工，早早出嫁换取彩礼补贴家用，是大山里大多数女孩的共同命运。”
张桂梅想到了一个现实问题，一个有知识的母亲、一个有责任感的母亲，是不会让孩子辍学的，也不会让代代贫困下去，所以要让山里的女孩受教育，全免费上高中，她要办一所免费的女子中学!
从20__年起，张桂梅就为这个近乎“疯狂”的美好愿望四处奔走，募捐筹款，她的故事“可以让石头流泪”。省、市、县党委政府领导再次站到她身旁，丽江市和华坪县各拿出100万元办校，学校建设由教育局负责。
20__年8月，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建成，9月正式开学，教师工资和办学经费均由县财政保障，张桂梅担任校长，吸引来16名教职员工。当年招收了100名女生，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
办学之初，女高没有食堂、没有厕所，条件极差，坚持了一个月就相继有9名教师离开，6个孩子转学。“用命在拼”的张桂梅，带着其他5名党员在手绘的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守住属于自己的扶贫阵地。3年后，把原本入学分数没有门槛、基础普遍较差的69个女娃子，撑上本科线，综合上线率达100%。
黄付燕是华坪女高首届毕业生，如今在贵州当小学教师。“12年前在女高，学习是唯一的事。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十二点，军事化管理，快节奏生活。午饭是跑着吃，从吃饭、打饭、刷碗只有10分钟。不努力，你会觉得对不起世界。”她告诉记者，走出大山，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从20__年起，华坪女高连续10年高考综合上线率100%，排名丽江市第一。但就在年年的喝彩和点赞声中，张桂梅的健康每况愈下，肺气肿、肺纤维化、骨瘤、小脑萎缩……近20种疾病缠身，数次病危抢救。
华坪女高20__届学生陈法羽，现在是一名人民警察。“那时，每天近20个小时，张老师都和我们同步。她每天坚持出现在操场上。我们想，老师都这么拼，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用功?”她眼含泪花。
张桂梅没有积蓄、没有孩子，孩子叫她老妈、张妈妈;哥哥以及同她一起长大的侄儿去世，她都没能回去看一眼，却步行11万公里，不报销一分钱在金沙江两岸的大山里家访;在华坪，女高和福利院是她的家，而属于她的，仅有三楼一间高二女生宿舍靠门的一个床铺;对自己和亲友“抠门”，却把100多万元的奖金、工资用在了学校和孩子们身上。
“这十几年，是我一生中最精彩的十几年，也是痛苦、劳累、快乐的十几年。是这片土地接纳了我，给了我一个绽放人生异彩的舞台。是组织支持、培养了我，让我能够做事、把事做成，造福山里的孩子们。”张桂梅说。
那时，旁人谈“麻”色变，李桓英却勇往直前，是少有的敢与麻风病人零距离接触的医学专家。下乡不叫苦，翻车不叫苦，生活从不搞特殊，李桓英用一生的奉献诠释了“我的生活就是适应国家的需要”，百岁依然坚持工作，感觉自己“活了两辈子”。
1979年改革开放，在李桓英58岁接近退休的年华，接到了新任务，以第一批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国考察麻风病的防治方法。在思想守旧的年代，她突破精神枷锁，不畏麻风病魔，与病人面对面交流，克服路途艰险，坚持一线调研，解救了成千上万遭受麻风病折磨的患者。
几十年过去，如今，她已是一位百岁老人。但在与麻风病争战的这场无硝烟的战斗中，她依旧坚守奋战在最前线，坚持麻风的宣传、现场调查研究，为的就是早日让全世界彻底消灭麻风病。孑然一身的她，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麻防事业，取得了常人难以超越的成绩。
入党时，李桓英说：“我觉得自己现在可能合格了，但还不能放松，还要继续奋斗。”敬佑生命方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方能大爱无疆。李桓英，与党和国家同行，与人民为伴，坚守医者初心永恒探索、无私奉献，书写了敬佑生命的动人篇章，标注了医者仁心的精神坐标。
笑容，是治愈的力量，可以将温暖传递给他人;笑容，是生命的阳光，可以消解他人的烦恼;笑容是无声的语言，可以传递给别人快乐的心情。回首_，这一年，你曾被谁的笑容治愈?
这一年，你可曾被钟南山院士的“久违之笑”治愈?_年3月份，钟南山院士与专家团队会诊结束后，“偶遇”在楼下等候的“粉丝团”。他们自发组织为钟院士送上鲜花，并齐声唱起《感恩的心》，平时一向严肃认真的钟院士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84岁的他一边告诉公众“尽量不要去武汉”，一边自己义无反顾地登上去武汉的高铁，挂帅出征。广大干部要起而行之、勇挑重担，把党的初心、党的使命铭刻于心，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把群众的冷暖安危铭刻于心，用实实在在的付出切实提高群众的幸福感与满意度。
这一年，你可曾被袁隆平院士的“灿烂之笑”治愈?_年11月2日，在湖南省衡南县，第三代杂交水稻新组合试验示范基地测得晚稻平均亩产为911.7公斤，至此袁隆平团队双季稻亩产突破1500公斤，听到这个消息，袁隆平院士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知识是成就事业和梦想的基础”，袁隆平院士几十年如一日，他始终秉承“学无止境”的品格，坚持以雄厚的遗传学专业知识做基础。广大干部要克服“知识恐慌”和“能力危机”，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干事创业的质量和水平，在“摸爬滚打”中增长才干，在层层历练中增长经验，在攻坚克难中不断把事业发展推向新境界。
这一年，你可曾被张桂梅校长的“欣慰之笑”治愈?_年2月25日，张桂梅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她帮助1800多名女孩儿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命运，她用教育事业为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付出了一生。在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时她说到，“我这辈子的价值，我不管怎么着，我救了一代人，不管是多是少，毕竟她们后边比我走得好、比我幸福，就足够了”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广大干部要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时刻保持“纵饮冰十年，亦难凉我心中之热血”的心态，多修潜功，多做潜绩，心怀“钉钉子”精神，抓铁有痕，踏石留印，耐得住浮躁与喧嚣，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打通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云南华坪女高的一天，从清晨的喇叭声开始。
女高就建在半山腰上，天还没亮，五点多响起的高亢喇叭声，是来催促起床的，女孩们揉着眼睛往外走，一个女人的声音穿透过喇叭："傻丫头，快点!"到了教学楼，喇叭声也不间断："时间快到了，迟到了的扫球场去!"
课间操的音乐响起，喇叭声继续从人群中穿过："脚抬高点呗!"到了吃饭时间，喇叭里传出的是震耳欲聋的红歌，吃完饭的女孩们赶紧往外跑。到了深夜，喇叭声喊着女孩们的名字，让她们赶紧上床睡觉。拿着喇叭的女人就站在楼下盯着，按照规定，宿舍的门不能关，谁要是玩手机或者聊天，她马上能听到。
这个木兰王牌的小喇叭始终握在女高校长张桂梅的手里，在它之前，她已经用坏了十几个一模一样的。喇叭的主人强硬，脾气挺大，不好对付，掌控着关于女高的一切。
在这所寄宿制学校，性别特质是要被抹平的，女孩们必须剪齐耳短发，短发洗起来节约时间，也节约水，吃饭时间被压缩到10分钟，每周放假只有3小时。开学时要抄党章，看革命战争片，周六有一堂思政课，张桂梅会拿着喇叭在台上讲，作为一个女性，一定要坚强，要独立，要读书，用知识来改变命运。
有高三的学生，把书码得高高的，在那儿低头打瞌睡、照镜子，张桂梅发现了，一股脑儿把桌上的书扫到地上，把镜子直接砸烂。还有学生11点多下了晚课，被张桂梅揪出来说藏零食的事。按照规定，私藏零食是要退学的。女孩倔着不认错，张桂梅就要求老师和她一起盯着，有时候僵持到凌晨一两点，6点多上课，老师快坚持不住了，还是得陪着张桂梅"演戏"，分饰黑白两角，一定要让女孩认错。
女高的毕业生陈法羽回忆说，上学时看到张桂梅站在那儿，她和同学们都不敢往那边走，干脆绕点远路。女高的学生几乎不敢抬头和她对视，上课没注意听讲要被骂，成绩下降了要被骂，负责打扫的区域有灰也要被骂……
在女高当过三年志愿者的殷鉴告诉《人物》，自己能待这么久，是个意外，跟张桂梅在一块，必须处处自觉。他看着之前许多去女高支教的志愿者，有人想指导张桂梅搞素质教育，还有人夜里贴黑不溜秋的面膜，让女孩们看见，也模仿着买三块钱的面膜，把脸弄过敏了。这些志愿者，基本都被张桂梅轰走了。
女高老师的情况也是如此。20__年，张红琼读大四，在云南师范大学见到了张桂梅，她和同学们被张桂梅的讲演感染，找到了张桂梅住的旅馆，说想来女高当老师。张桂梅强调，要能吃苦。她想，自己后来被选上，可能也是因为看着强壮。
来华坪面试那天，张红琼看到，校址上只有一片草地和一个厕所。5个月后的9月1日，凭着一栋4层楼，女高开学了。在两个大教室各放几张床，男老师住一间，女老师住另一间，学生们住在二楼，宿舍也是教室改造的。晚上学生上厕所，就由一名女老师和一名男老师陪同，到旁边的民族中学去上。
刚办学的时候，张桂梅要求老师们五点钟起床，分成四个小组打扫整栋教学楼，到七点钟，还要打扫干净院子。张红琼说，他们一点也不情愿，觉得她太压榨了，违反了《劳动法》，十几个老师还写好了联名信，签了名，要抗议张桂梅的行为。一年之后，17个老师走了9个。
卫生交由学生打扫后，张红琼是学校团委书记，负责每天站院子里看着学生打扫卫生。有一次，她没看学生扫地，出门吃饭了。吃着饭，接到张桂梅的电话，她赶紧坐个摩的回学校，但还是晚了，张桂梅在院子里劈头盖脸批评了她一顿：你现在回来干什么……张红琼一边哭，一边走回去继续看学生打扫卫生。
早上要跟卫生，中午要跟，晚上还要跟，后来张红琼怀孕了，她想，以后孩子出来我怎么办啊。一天早上，她决定"软抵抗"，就在宿舍睡着不出来了，想以此退出这个工作。张桂梅找到她，她说，卫生不想管了，我要更多去关注一下孩子。张桂梅同意了。但之后两年，她明显感觉到和张桂梅的关系疏远了，"为了家庭疏于工作的这种人，张老师就不怎么欣赏"。
无我之爱：“希望她们忘了我和女高”
千难万难，最难得的是办女子高中10多年来，张桂梅老师走过11万公里的路去家访，走进1300多名学生家。都是何等艰辛的山路啊!都是怎样困难的家庭啊!包车司机不愿去，悬崖峭壁正常人尚且心惊胆战，爬山常常是几个小时，张老师家访中人生第一次骑马出山，还曾摔断两根肋骨……
但小脑萎缩行动失衡的张桂梅来了。她握住家长黝黑皲裂的手，擦去她们脸上的泪水，“命令”随行者捐钱，脱下外套塞给人家，自己冻成伤寒……她说，女高不是普通的学校，是党委政府和山区贫困群众的桥梁。
各级党委、政府对女高也是关爱有加，当地还解决了50个教师编制，教师工资和办学经费均由县财政全额拨款。张桂梅说：“女高能走到今天，离不开党和政府作坚强后盾”。
在女高教学楼走廊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绿牌子，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捐款记录，堪称“爱心长廊”。张桂梅说：“学生们每天经过‘爱心长廊’，会记住得到的帮助。”
经常会有一些人联系张老师，要给女高捐款，但条件是提供学生家庭地址和贫困照片，女高对此坚决不要!张桂梅要求对学生的信息保密，既维护学生的自尊，又保护她们的隐私。张桂梅说，给女高的孩子贴上“山区贫困女孩”的标签也不合适。她对毕业生说，走出这里，就忘了女高和我吧——她不想让孩子们背负精神负担。
现在的张桂梅一无家庭，二无房产财产，三还没有健康的身体。她甚至给县领导反映：能否把自己的丧葬费预支出来，用到孩子们身上，自己火化后“骨灰撒到金沙江就行了”。有人问她：那样我们想你了，去哪里看你?张桂梅回答：你想我了，我就会来到你身边。
如今女子高中的毕业生遍布全国，她们把“艰苦朴素、发奋图强、坚忍不拔、感恩回报”的女高品质带出了大山，有的则又回到了山里。
女高第一届毕业生周云丽，出生于贫困的山村家庭，苦日子让她曾经梦想“赚大钱”。20__年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的她，考上了宁蒗县一中数学教师岗位。正当她准备上岗时，听说母校紧缺数学老师，于是放弃“正式编制”，回到女高任代课教师……
陈法羽将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寄给了学校，之后每月拿出500元钱资助在校贫困学妹。她说：“女高改变了山里女孩的人生，我们该把张老师的精神传下去。”
8月17日，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迎来了100周岁生日。北京友谊医院举行了简朴的仪式，为老人庆贺生日。面对鲜花和蛋糕，老人默默许下心愿：“愿人类早日消灭麻风病，愿天下再无麻风病!”
李桓英，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她选用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并在全球推广，让数万名麻风病人重获新生。她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全球麻风病防治事业，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重大贡献。
“作为中国人，我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
李桓英，1921年8月17日出生于北京。1945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1946年，前往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微生物学系助理研究员。
1950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李桓英因成绩优异，被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推荐担任世卫组织首批官员。任职7年间，她被派往亚洲、美洲等许多地区，为遏制传染病蔓延作出艰苦努力，受到世卫组织的好评。
1957年，在李桓英工作期满时，世界卫生组织主动提出与她续签合同。然而，李桓英亲眼看到不少国家由于贫穷而导致疾病流行，深感新中国更需要自己。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正是急缺人才之际。我曾在美国杂志上看到过钱学森的名字，当听到他毅然回国的消息时，内心有了很深的触动。作为中国人，我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李桓英回忆说。
当时，李桓英全家已移居美国，父母兄妹都希望她留在美国。但是，她婉言谢绝了世卫组织的邀请，瞒着家人，只身一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了祖国。这一年，她37岁。
从此，在漫长的岁月中，无论是晴空万里，还是风雨交加，她都无怨无悔;无数次的亲情召唤，都不能改变她报效祖国的决心……
李桓英说：“很多人问过我，当初已经离开祖国那么多年，为何选择回国?我都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在北京出生，不能忘本。”
1978年底，李桓英调入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时任所长钟惠澜院士让李桓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由世卫组织资助出国考察，其中包括访问美国等6个国家的麻风病中心。
1980年，李桓英来到美国，为父母扫墓，并与弟弟妹妹团聚。这一次，她又坚定地拒绝了亲人们的挽留。在详细考察了美国的医疗成果后，李桓英如约返回祖国。
“只要是我认准的事，就决不回头。”李桓英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事业在中国。离开了祖国，我的人生还有何价值?”
李桓英认为，自己一生最正确的选择就是能够回到祖国、报效祖国。她说：“我在国外跑了那么多国家，漂来漂去，就像浮萍似的，没有根。你要做事业，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这，就是她的赤诚爱国之心。
“当医生不能怕!这就好像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
麻风病是人类最古老的传染病之一。20世纪初，全世界没有特效药，唯一的办法就是隔离病人。
1980年，李桓英被派往世卫组织做访问学者。她了解到，世卫组织正在研究一种联合化疗的新方法，药物配方已经完成，但是缺乏临床试验数据。为此，李桓英从世卫组织申请到了免费药物和项目支持。
在云贵川的项目试点村，为了拉近与麻风病人的感情，李桓英从不穿戴任何防护服与麻风病人接触，以消除病人的恐惧心理。此后，李桓英每到一个村寨，都会受到村民的欢迎：“北京来的女医生，不怕麻风!”
为了推广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她走家串户，不辞劳苦。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仰头就喝。病人试探着同她握手，她便拉着病人的手长时间不放。见到老病人，她总是亲切地拍拍肩膀，甚至还主动拥抱。
“当医生不能怕!这就好像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李桓英说。
多少年来，李桓英一直奔波在贫困边远地区。云贵川3省7个地州59县，每一个有麻风病人的地方都有她的足迹。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南醒村曾是一个“麻风寨”。1990年4月17日，南醒村“麻风寨”的帽子被彻底甩掉了。南醒村更名为曼喃醒，傣语意为“新生”。
经过不懈努力，李桓英将麻风病人的服药时间缩短至两年，使麻风病人从原来的11万人下降到不足万人，且年复发率仅为0.03%，大大低于世卫组织规定的年复发率小于1%的标准。
1994年，李桓英选用的世界卫生组织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在全球推广。1996年，她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特别行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20__年，李桓英获得首届“中国麻风防治终身成就奖”。
“治愈患者给医者带来的心灵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
20世纪70年代，李桓英来到苏北农村，第一次见到麻风病人。当时的医务人员头戴防护巾，身穿隔离衣，手戴胶皮手套，场景令人恐惧……然而，看到病人被疾病折磨的样子，李桓英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她暗下决心：一定要让麻风病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不能怕病人，而要爱病人。”
并耐心地开导：“现在得了麻风，就像得了一块皮肤癣，只要联合化疗一周，就失去传染性了，你可以边学习边治疗，最多两年就能治好!”后来，这名女学生考上了大学，并成为一名教师。
李桓英说：“治愈患者给医者带来的心灵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能治好患者的病，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
“能够作为党员为医学事业奋斗余生，这就是我最重要的心愿”
20__年12月27日，是李桓英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已经95岁高龄的李桓英特意围了一条大红的羊绒围巾。她仔细捋顺两鬓的头发，庄严肃立。站在一群新党员中间，她举起右拳，苍老的声音饱含真诚和笃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她终于梦想成真，光荣地成为一名党员。
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李桓英说：“入党和做研究一样，都是追求真理。能够作为党员为医学事业奋斗余生，这就是我最重要的心愿。”
几十年来，李桓英解决了许多麻风病防治领域的重大策略和关键技术问题，为全球实现消灭麻风病的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近年来，她带领课题组进入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开展麻风病早期诊断、耐药基因检测和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创造性突破。
“麻风病的历史，在我们这一代该终结了!”如今，李桓英依然关注着全球麻风病防治进展。她说：“虽然中国已基本消灭了麻风病，但还没有彻底消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她殷殷嘱咐前来探望的后辈，科研工作者不能停下创新的脚步，这是党和人民的重托。
疾病无国界，大爱无疆界。为了实现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一位百岁老人依然在奋力前行……
传承红色基因，争当合格接班人
“尽管彭士禄院士逝世了，但他的一生对核动力事业和祖国的热爱依旧存在，他所秉持的精神需要新一代的青年人来传承，需要青年人去发扬，彭士禄院士的伟大精神，青年人永远不会忘记。”聿怀中学高一(10)班佘诺珣同学告诉记者，阅读了《汕头日报》刊发的相关报道后她深受感动，“彭士禄院士是‘磨难的孤儿’，是‘革命的勇士’，是‘核能的先锋’，是豁出命干的‘老黄牛’。”佘诺珣说，当看到彭院士在一次现场调试时突然病倒，医生在现场为他做手术，胃部切除了四分之三，住院仅一个月后，他又重新投入超负荷的工作，直到他逝世之前，他都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她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百年梦想正青春，让我们重温历史，致敬这位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感受拓荒者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聿怀中学高一(13)班学生余俊彦观看先进事迹报道后表示，彭士禄院士曾说道“我这一生只做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这是他对自己的评价，他是我们所有人的英雄，更是青年人学习的榜样。
今年4月，市蓬鸥中学的学生们有幸聆听了彭士禄女儿彭洁老师的讲座。昨晚9时，蓬鸥中学学生谢哲齐在家中，和家人一起观看了央视的专题节目。谢哲齐告诉记者，看了节目后，他更深刻地感受到，正是有了先辈们的艰苦奋斗才有了今日美好的生活。“彭士禄院士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不仅磨炼了不怕艰难困苦的性格，还站在我国科技的前线，像彭士禄院士这样的先辈，正应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偶像。”谢哲齐表示，作为当代青少年，要将“爱国”二字铭记于心，外化于行，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结合起来，不负祖国的大好河山，奋发图强，珍惜青春时光，培养创新能力，争做祖国的创新人才。
“作为新时代接班人，应该向彭士禄院士学习，在科学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心系祖国。”蓬鸥中学学生许锦霞认为，追溯到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彭湃烈士，青年一代要传承发扬这种红色基因，从现在开始坚定理想与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将个人的未来与民族的未来紧密相连。
学习“拓荒牛”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昨天晚上9时，在金霞街道书吧，街道党工委领导带领街道干部职工20多人正在收看央视彭院士的专题节目，大家纷纷表示，要学习“时代楷模”彭士禄的光辉事迹，学习他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的精神。据了解，为落实金霞街道工作人员、辖区居委、金霞物业、党群服务中心的干部职工准时收看该节目，金霞街道提前在微信工作群发出通知，落实大家准时收看节目，激励大家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汲取信仰的力量。
现代潮剧《百姓之子》是汕头市潮剧团根据彭士禄院士的革命事迹打造而成的红色题材潮剧精品，昨天晚上，剧中执行导演以及男女主演也早早守在电视机前收看央视的报道。谈及观看感受，他们感慨万千。
“当时在整个排练过程中经常被感动流泪。”《百姓之子》执行导演谢继顺表示，在剧中，幼年彭士禄成了孤儿，是金砂古寨二十多位母亲轮流隐藏、尽力抚养。彭院士曾说过“我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所以该剧就叫《百姓之子》。“择一事，终一生，用一生去坚守，去奋斗。敢为人先，勇于承担，实干担当，永做‘拓荒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看了节目，回忆起当时排练过程中，谢继顺说，大家都为彭士禄院士坚韧的革命精神所感动。
“很荣幸在剧中扮演彭士禄的养父陈阿木这个人物角色，看到彭士禄院士为国家做出伟大贡献的先进事迹报道，感到很欣慰很自豪。”在现代潮剧《百姓之子》中担任男主角的演员李勇强表示，看了先进事迹报道感到万分感动和敬仰，彭士禄院士崇高的思想境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剧中扮演彭士禄的养母潘舜贞的演员黄玲玲告诉记者，该剧描述在彭士禄童年时期，潘舜贞一家冒死救孤，在丈夫和女儿相继牺牲的情况下，她以弱臂担道义，与共产党特派员成功地从监狱送走彭士禄的故事情节。“很荣幸扮演这个角色，观看彭士禄院士的先进事迹报道深受鼓舞，很感动，彭士禄院士敢于担当的精神，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20__年，王秀丽看到了张桂梅在全国xx大代表大会上的新闻，她喊着，我有一个梦想。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那个声音从小县城传到了全国。在公交车上，王秀丽给她发了一条短信，祝贺她的梦想终于要成真了。
最初，张桂梅提出这个想法时，一片谩骂声淹了过来。“别人说我得精神病了，或者是荣誉得太多了，得出瘾来了，老想怎么着怎么着。”那时候王秀丽也劝她，已经得了这么多项全国荣誉了，可以好好地到老了，躺在荣誉上，过完这一生。还有一次县委组织的论证会上，所有专家都投了反对票，“什么年代了还把男女分开?”
20__年，时任华坪县教育局副局长的杨文华，陪张桂梅到央视录制一个节目。去北京的路上，张桂梅说起了自己的这个梦想。杨文华教高中出身，要给学校修个实验楼，修个学生宿舍，和校长一起跑断了腿要钱。他看着这个只教过初中的普通老师，没有任何管理经验，一个人居然想办一个学校?还一身病，随时有可能倒下。而且，师资、钱、校舍在哪?
他故意问她，我们办一所高中最起码要有实验室吧，你觉得这个实验室大概要花多少钱?
她说，两万够了吗?
你做梦去吧!杨文华干脆地说。他觉得自己非常自信，毕竟经验上远远超过她。他发现张桂梅不仅理想主义，还非常幼稚，对建一所学校一无所知。
张桂梅态度也非常强硬，她着急地说，我们等得起，孩子们的成长等不起。早一天把学校办起来，就减少一批走进恶性循环的女孩了是不是?
谁也没有说服谁。后来他听说，张桂梅去昆明“化缘”了。他还听到了她当时的“化缘文案”：我们全县十多万人，一个给我10块钱，我也是好几百万了，全省那么多人，一个人给我5块钱……“你说天真不天真?”
在昆明，张桂梅请云南省总工会的人把她的身份证、劳模证明、报纸报道和种.种获奖资料复印了一大堆，她上街去募捐，一是为了办女高，二也是为了儿童之家。最初答应当儿童之家的院长，一个基金会一年提供7万块钱资金，她也天真地以为，足够了。
第一次去要钱，她下不了车，也张不了口，满大街转悠。她住在省总工会花钱开的宾馆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不着钱，干赔住宿钱和吃饭钱，自己在干些什么事啊，“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天亮了，她继续坐车，看到一个楼梯上铺着红色地毯的房子，想着这样的地方一定有钱。她进门，对方一看，你是张桂梅老师不是?三个月前听你的报告。那时她刚被评为十大女杰，学习的标语还没有撤下，转头就变成乞丐了，“有个地洞钻进去算了”。她说明来历后，对方批了一个五千的条，说给孤儿院，办学校不管。
后来她有经验了，不去单位找难堪了，就在街上要，她拉着人问，你能不能给我点钱，我有个孤儿院，我想办个学校。人家说，好手好脚不干活，戴个眼镜出来骗人。姐姐听说了，也说她：你的脸皮真厚啊，这是人做的事吗?是什么让你变成了这样。
那5年里，除了克服自己的清高和难堪，她还要面对身体的衰弱，她被查出癌细胞转移到肺，怕身体完全垮掉，她没有选择化疗，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并发症，常常感到呼吸困难。在昆明，她老怕自己忽然窒息，把自己憋死。即便如此，“化缘”来的钱远远不够。
转机在20__年出现。“最最直接的，我不回避，就是张老师干到xx大代表了”，这个曾经坚定的反对者杨文华，看着张桂梅在北京“一炮放出去了”。“华坪通天了”，各级的压力就来了，女高的建设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xx大新闻播出那天，王秀丽收到了张桂梅的回复，只有一句简短的“谢谢”。后来见面，王秀丽就说她，你还挺傲娇的呢。但她知道，张桂梅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和委屈。女高建校那年，张桂梅有一次打电话给王秀丽，在电话里一直哭，说，你要是再不来，我就要死掉了。王秀丽赶紧去找她，半个小时后到了，张桂梅还在哭，也不说为什么。那天，王秀丽没去上班，就陪在她身边，静静地听她哭完。
张桂梅校长又上热搜了，但这一次不是让全网热泪盈眶，而是卷入观点争议，让支持她的人感到心情复杂。她在一档专访节目中表达了对“女性当全职太太”的鲜明反对。她讲道：一个学生领着丈夫和孩子回到华坪女中，准备给母校捐一笔钱，当她得知这名学生已做起全职太太，便直接轰人，“你给我滚出去。家庭那么困难，把你供到现在，反而当起了全职太太?”
当全职太太怎么了?为什么不能尊重别人的意愿呢?说尊重女性独立，为什么不尊重女性成为全职太太这种独立选择呢?有谁比一个女性自身更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利、什么能让自己幸福、什么更适合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观和幸福观，为什么非要把自己的这种偏执以如此强烈排斥的方式强加到学生身上?当全职太太怎么就对不起“教育改变命运”了，贫困生出身怎么就不能当全职太太了?一个个问题像雨点一样飞向昨天被视为“教育天使”的张桂梅，天使的“人设”似乎因为那个“滚”字而黯然失色。幸亏是张桂梅说了这段话，网民能口下留几分情，如果是一般人，早被群殴得鼻青脸肿了。
我觉得当全职太太是一个人的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就没有自我和缺乏独立，但我实在不忍去批评张桂梅的观点。当然，会有一定的道义因素，面对这样一个“教育圣雄”般的人物，批判本身似乎有失道义和力度。泰戈尔的那首诗，“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张桂梅就是这样的人，把自己的肋骨拆下来当火把，点燃了很多大山里的女孩前行的路。她为了教育，为了改变那些女孩的命运，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用命换了一代人的命运。说到关心、爱护、心疼、尊重那些大山里的女孩，我们这些蜷缩在都市咖啡厅里、在键盘上敲敲字、热衷于谈论抽象概念的人，怎么比得上她?我们谈论的只是抽象概念，她接引了几千个女孩走出大山，我们没有理由觉得我们比她更“懂”贫困山区女孩教育这个命题。
这么说并不是失去了一个评论员的判断力，好像一个人成为道德典范，身上有了道义光环，就不能被批评了。不是这个意思。道德圣人也会有认知局限，张桂梅用生命在做教育，并不意味着她每句话都是对的。我说的“不忍”更包含着“同情的理解”这个意思，不要把“支持还是反对全职太太”当成一个抽象的命题，当成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专辩论赛供选手抖机灵的辩题，而要进入张桂梅所生活和面对的那种环境中，进入贫困山区女孩教育这个具体语境中理解“反对女性当全职太太”这个命题，看到它的条件性、矛盾性、语境性和问题针对性。
很多人首先是被那个“滚”字刺激了，如果进入语境，就不会把这个字当成激烈对抗中那种粗野、排斥、敌对的意思，而会看到一个教育者又爱又恨、就像父母不满孩子某种行为时那种带着失望意味的“滚”。
好像不近人情，人家过来捐款，你何以这种态度?人家当全职太太，怎么碍着你了?这可能正是张桂梅作为校长的态度，善良是有牙齿的，学校虽然很缺钱，但对钱的接受是有原则的。接受捐款，接受的不仅是钱，而且也有一种认同的价值观。以后跟学生介绍这笔捐款时，怎么介绍呢?我们的毕业生、你们的师姐捐的?她靠什么给学校捐钱?张桂梅可能觉得无法向学生传递一种她一直传递的那种独立价值观。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捐款涉及学校倡导一种何种价值观，所以我理解她的那种坚韧的立场。她就像一只老母鸡一样，张开翅膀，护着下面的那些小鸡，生怕她们被辛苦培育的价值观受到任何一点误导和伤害。
在抽象层面争论“有无权利当全职太太”并没有什么价值，只有打成生活的碎片，在水里泡一泡，在风中晾一晾，日晒雨淋一下，才有生活的质感。张桂梅也许正是在这种生活质感中持那种观点的。如果看到山区的贫困，看到很多大山里女孩的命运，她们没读书，一辈子就被绑在山里、绑在丈夫和家庭、绑在几个孩子身上，重复着贫困的命运并承受着生活的重压，也许就能理解张桂梅所说“家庭那么困难，把你供到现在”包含的失望了。读书改变命运，对一般人来说，就是可以有多元的选择：当诗人、出国读书、追求自己的兴趣，甚至就是当一个幸福的全职太太。可在经历了极度贫困，穷怕了，因为缺乏事业缺乏独立而在恶性循环中苦怕了、卑微怕了之后，很容易对那种“本以为读了书可以改变命运却又被家庭绑住没了自己”的选择充满警惕。
作为大山女孩的摆渡人，作为拼着命去让女孩通过读书获得独立能力从而改变命运的人，把“一个女孩读书可以改变一家三代命运”当成信仰，看到自己教出来的孩子读了书却没有自己的“独立事业”，还能给学校捐钱，可想而知她的愤怒，甚至觉得是一种价值观的挑衅。
这就是我不忍批评的原因，如果身处她的位置，我可能也会这样做。
最新消息是，被“滚”当事人感激张桂梅。黄付燕在华坪女高同学群里看到了这则新闻链接，“感觉像是在说我”。当天，她把新闻链接转发到了微信朋友圈，并配上了一句转发语——“我们有个性的老大”。
20__年，黄付燕回到母校华坪女子高中捐款，被张桂梅拒绝。那时，孩子不到一岁，黄付燕没有工作，全职带娃。捐款被拒的第二年，黄付燕考上了贵州安顺某小学的特岗教师。10月27日晚，黄付燕接受采访时回应，“张老师话丑理正，她是从我们的立场去说的”。
12月5日，对年轻的南航乘务员朱静怡来说是难忘的一天。在飞机上偶遇一名乘客后，她难掩激动给她写了封信：您为这些女孩在荆棘重重的道路上开出了一片天，督促她们走向更高更远的地方;您将爱给了山区的女孩子们，让她们看到了更广阔美丽的风景。我从心底敬佩您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生……
朱静怡碰到的，正是张桂梅老师。她告诉记者：我在网上看过张老师的事迹，感动到泪流满面，所有褒奖词语都不足以形容张老师万一。收到信的张老师下飞机时给她一个拥抱，对声音哽咽的静怡说，“没事的，没事的”。
这就是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中校长，点亮了一千八百多名大山里女孩子的梦想，把她们送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刚刚被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桂梅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影响也已超越国界。多少素昧平生的人了解她的事迹后，把她作为“人生灯塔”。是什么，赋予一位山区人民教师如此力量?
陈法羽一辈子也忘不了在华坪女子高中入学时那张贴在床边、写着自己名字的小纸条。她是女高第二届毕业生，如今是丽江市永胜县一名民警。
20__年，陈法羽初中毕业，没达到高中录取线。父亲对他说：“自费读高中咱家供不起，要不你回家种地，过几年找个好人家嫁了。”那一年，陈法羽十六岁，反复咂么父亲的话，一个几乎注定的命运将她笼罩，真是欲哭无泪。此时有人告诉她，华坪建了所免费女子高中，专门招贫困山区初中毕业的女孩，想读高中可以去试试。这让陈法羽抓住了救命稻草!
开学报到来到宿舍，床已经铺好了，崭新的被褥整整齐齐，床位边贴着同学们的名字。陈法羽找到自己的名字，抚摸着那张字条，忍不住哭了。“这张小床让我感到安全和温暖;这张纸条为我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陈法羽说。
几乎每个华坪女高毕业生，都有和陈法羽差不多的感慨，她们对张桂梅的敬重难以言表——有什么比改变命运和点亮梦想更重要的?
“热爱孩子是教师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张老师对学生的爱真挚热烈，又一以贯之。她为了毕业班的孩子拖着病体上课不去住院;她把丈夫的遗物一件毛背心送给了生病学生;为了帮助山里穷学生她节衣缩食舍不得吃肉;为了学生课堂兴趣她常常唱首歌念几句诗……至今，张老师还每天五点半就起床，为女高学生开灯赶走路上小动物，怕孩子们胆小害怕。
泛爱众，而亲仁。对山区学生的爱也让张老师深思：如何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女子高中的初心从此发生。
有人曾说，张老师快枯竭了，人的爱是有限的。张桂梅听后说：不会的，因为有源源不断的爱奔向我鼓励着我!
1996年丈夫去世，对未来无望的张桂梅从大理调来华坪教书，后来自己又身染重病。华坪民族中学的老师们把她当家人：她不想吃药，同事亲属煮好中药劝她喝;老师们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不忘给她送去些;她病重，女老师晚上就到宿舍陪她休息;为让她多些乐趣，大家找借口约她去唱歌。
得知张老师生病，学生们上山给她采野核桃，剥了满满一大盆核桃仁，双手黑乎乎的;有学生家长去山上采野灵芝，磨成粉让她拌在饭里吃。他们认为，吃这些能治病……
陈法羽一辈子也忘不了在华坪女子高中入学时那张贴在床边、写着自己名字的小纸条。她是女高的第二届毕业生，如今是丽江市永胜县一名民警。
20__年，陈法羽初中毕业，中考没达到高中录取线。父亲对她说：“自费读高中咱家供不起，要不你回家，过几年找个好人家嫁了。”
那一年，陈法羽16岁，心有不甘。此时有人告诉她，华坪建了所免费女子高中，专门招收贫困山区初中毕业的女孩，想读高中可以去试试。这对陈法羽来说，无疑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开学报到，宿舍的床已经铺好了。被褥崭新整齐，床位上贴着名字。陈法羽轻抚写着自己名字的字条，忍不住哭了：“这张小床让我感到安全和温暖，这张纸条为我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几乎每个从华坪女高毕业的学生，都有和陈法羽相似的感动，她们对张桂梅的敬重无以言表——有什么比改变命运更重要?
张老师对学生的爱真挚热烈，又一以贯之。拖着病体，她坚持为毕业班的孩子上课;节衣缩食，她把省下来的钱捐给学生……有人曾说，张老师快枯竭了，人的爱是有限的。张桂梅听后说：“不会的，因为有源源不断的爱奔向我、鼓励我!”
“孙景坤同志在朝鲜守备战斗中，创立功绩，业经批准记一等功一次，这不仅是个人的光荣，全军的光荣，也是人民的光荣，祖国的光荣……”在已通体泛黄的“报功书”上，几句铿锵有力的褒扬之词，开启了那一段尘封的历史——
1948年，孙景坤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参加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长沙、海南岛等战役，多次立功受奖;1950年，他赴朝作战，参加过上甘岭战役，先后荣立一、三等功，回国后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5年他复员回乡，深藏功名服务百姓，甘于清贫、坚守初心。
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金山镇山城村的老复员军人孙景坤，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本色。
“这是一等功奖章，这是三等功奖章……”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山城村，一间不起眼的平房里，整洁的书桌上摆放着96岁的老英雄孙景坤的军功章。
孙景坤的故事，得从72年前的1948年说起。
那年1月，24岁的孙景坤告别新婚妻子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40军119师357团参加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长沙、海南岛等战役，屡立战功。
在解放四平的战斗中，孙景坤是机枪手，是敌人火力重点打击对象，密集的子弹袭来，如今他的身上仍留有不少伤疤。由于表现出色，1948年，孙景坤于战地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刚从海南战场撤回的孙景坤，立即随部队集结安东(现辽宁丹东)待命。
“保卫和平，保卫胜利果实!”10月的一天，命令终于下来了，孙景坤随部队一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1952年10月27日中午时分，孙景坤所在部队坚守上甘岭161高地，在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后，部队伤亡惨重，161高地三面处于敌人的火力控制之下，增援部队很难上去。当时担任副排长的孙景坤带领9名战士，带着8箱手***、两箱子弹，从敌人火力死角突上阵地。在击退敌人疯狂反扑中，孙景坤击毙数十名敌人，和最后剩下的3名战友顽强地坚守在阵地上。赶来支援的战友找到了昏迷的孙景坤。
1953年，孙景坤荣获一级战士荣誉勋章。同年，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英雄报告团成员，孙景坤受到了亲切接见。
“为民干事，一刻也不能等”
硝烟散去，孙景坤将奋斗的“战场”转至亟待脱贫的家乡。1955年，孙景坤复员，他主动放弃城市工作的机会，将各种功绩证明悄悄收藏起来，决定回乡务农。再次成为农民的孙景坤感慨地说：“当过兵的我与之前不同了，从火线入党那天起，我更坚定了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事业中去。”
怀揣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愿景，孙景坤在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一干就是几十年。
回乡后的第3天，孙景坤就拿起农具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很快，踏实肯干的孙景坤当上了山城村生产队队长。“别小看这个职务，这需要极好的口碑和信任。”山城村党支部书记邱大鹏告诉记者，那会儿，村民们并不知道他曾立下赫赫战功，可大家觉得，他是党员，上过战场，政治上过得硬、靠得住。孙景坤没有辜负村民们的期待，他带领乡亲走合作化道路，大力发展粮菜生产和乡村建设，用几年的时间栽下大量的松树和板栗树，改变了家乡的面貌。
山城村有一条河，常年洪水泛滥、侵蚀土地。从战场上走来的孙景坤没有一丝退缩，他带领乡亲一起挡河造田，改造了100多亩耕地，建起了简易大坝。山城村妇女主任刘玉慧回忆，虽说是简易坝，但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防洪的作用，守住了农田，保住了集体财产。
后来，村里有人问他：“老孙，你本可以躺在功劳簿上享福，为啥还这么拼命干?”孙景坤却说：“为民干事，一刻也不能等。从我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把自己交给祖国和人民了。”1971年，他还把19岁的大儿子送去参军。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多年来，孙景坤始终将功勋荣誉压在箱底，从未向别人提及，更没有因此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一直靠参加生产劳动获得收入，就连儿女也只知道父亲是一位老兵、上过战场，仅此而已。孙景坤的大女儿孙美丽说：“有一次，同村的人拿着一本小册子，说这书上说的英雄不是老孙头吗?我们才逐渐知道父亲那些年在战场上经历了什么。”
孙美丽不理解父亲为什么对家里人很“抠”，“小时候家里连4块钱的学费都拿不出，按说我爸是生产队队长，只要开个介绍信，学费就可以免了，可他坚决不给开”。后来，当地电信局招一批话务员，选中了孙美丽。孙景坤得知后，硬是把她的名额让给了别人。“他在生产队当了20多年队长，每次都毫不犹豫地把机会让给别人。”随着年岁渐长，孙美丽慢慢读懂了老人的想法：当年和父亲一起参军的10个伙伴，活着回来的只有3个人。经历过生死的父亲，总想回馈社会更多，“他更多是在替战友活着”。
孙景坤的日子过得清贫，可他依旧坚持吃苦在前、不改本色。在家乡担任村干部期间，他处处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实干担当、积极作为。为了让村民尽快脱贫致富，1984年，他组织村民成立共同致富小组、扶贫致富小组。
几十年来，孙景坤严格按规定数额报销药费，从没向组织提过特殊要求。“我最怀念牺牲在战场的战友”“我的战友就牺牲在我跟前，和战友相比，我还活着，已经很幸福了……”孙景坤说。
这些女孩是学校老师通过满大街和菜市场贴广告、口耳相传从大山里招来的。
学生什么也不用准备，只需带着干粮和衣服，坐上大山通往县城的汽车，去女高寻找属于自己的一方课桌。周云丽是那个夏天的96个幸运儿之一。
报考女子高中时，周云丽正苦于没钱读高中。妈妈早逝，父亲养猪、种地、帮人锄草，养活一家四口。在周云丽的记忆里，有些跛脚的父亲总是一清早出门，用碗装着冷饭上山劳作，傍晚才回家。
打从记事起，周云丽就和姐姐去山上，替父亲分担农活。姐妹俩读书的动力很直接——摆脱土地与贫穷。
但读到高中，父亲发了愁。两个女儿都读高中，一年花费上万元，难以负担。初三还没毕业，父亲就开始为读书凑钱。那时，父亲总是坐在院坝边、猪圈门口不停地抽烟。
在女高最初建立的两年，来读书的女孩几乎都是因为贫困。周云丽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很幸运。在她所在的村子，许多女孩十五六岁就已定亲。山里人觉得女孩读书花钱，不如早早嫁人。
女高成为贫困女孩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当时，第一届学生成绩很多未达到中考分数线，且年龄偏大，有学生补习3年还未拿到初中毕业证。
女高接纳了这些女孩，只要是农业户口，想读书，就收。仅有的一栋5层教学楼成为全校师生吃、喝、睡的场所。学生们住在3楼3间教室里，每间教室有女老师陪同，其余女老师和男教师被分入4楼两间大教室。男老师们轮流在一楼木板床上守夜，夜晚，学生们要去隔壁中学上厕所，女老师陪同，男老师打手电筒护送。
开学不久，张桂梅就遇到一件糟心事。一个女孩去医院做阑尾手术，被发现已怀孕4个月。一阵批评的浪潮袭来，女孩的父母也质问学校。女孩说了真话，孩子的父亲是对面一所高中的男孩，两人在入学前的假期发生关系。
张桂梅长了教训。学校没有围墙，常有男孩来戏耍，张桂梅守在教学楼前，见到逗留等候的男孩就赶跑，大骂“小混蛋”。
学校没有性教育课。有性知识辅导老师问需不需要支援，张桂梅让他们“滚一边去”，“手机上已经很过火了，还用教吗?”
后来，教学楼一楼安装了铁栅栏。一向吝啬的张桂梅在安全管理支出上毫不心疼，有宿舍门坏，她立即请师傅来修。每当高考季来临，张桂梅会请几个人日夜看守教学楼，让学生看到“楼前楼后都是人”，安心。
为了杜绝攀比，张桂梅规定，学生必须剪短发，穿校服，女老师在校不能穿裙子和高跟鞋。
教学楼的一楼贴满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数额，墙上的企业和个人帮助支撑起这所免费高中。每当有人来校捐款，她要求学生向捐款人集体敬礼，唱《不忘初心》。但她反对学生手举捐赠牌被拍照的行为，有企业提出此类要求，张桂梅宁可钱打水漂也不同意。
有毕业生回母校捐款，但也不知道最终资助给了哪个学妹，张桂梅希望这种“背对背”的方式，让学生没有压力地接受捐赠。
在张桂梅看来，贫困对女孩是一种隐私，对外，她称呼自己的学生“山里的女孩”。
李桓英，一位98岁的老人，在麻风病防治的道路上，还在继续前行。
1958年，李桓英拒绝世卫组织续签5年的合同，瞒着定居美国的父母，毅然回到国内。“我是中国人，我在北京出生，我不能忘本，我要把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
1978年，李桓英调到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此，57岁的她将全部精力奉献给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用一个“拼”字来形容她，恰如其分。
麻风病是人类古老的疾病，曾经是深受歧视的“不治之症”，不但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还给社会带来莫大的恐惧。但是，李桓英不怕。她不信邪，要和这种错误观念斗争——病人家的水她仰头就喝，饭捧起就吃;为病人诊治，从不把自己严实地包裹起来。
1980年，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李桓英，被派到世卫组织做访问学者。她了解到，世卫组织正在研究一种联合化疗的新方法：由一种药物的治疗改为多种药物联合化疗。药物的配方已经完成，但是缺乏临床实验。为了争取到世卫组织免费的药物支持和试验项目，李桓英开始在全国进行走访调查。
当时，世界治疗麻风病基本都采用终身服药的办法，医学界普遍认为，一旦停药就会复发。为了缩短疗程，使有限的药物能够治疗更多的患者，1983年，李桓英带着联合化疗药物在云南省的一个村子开展试点，将麻风病的服药时间缩短至两年，这种短程联合疗法为麻风病治疗开辟了新天地。后来，原卫生部将其在全国进行了推广，全国麻风病人数量迅速下降，由1987年的7万和每年发现4000余名病人，分别降至1999年的7000和近20__例。经过10年监测，复发率仅为0.03%，远低于世卫组织规定的1%的标准。这一经验得到了世卫组织的高度评价，1994年开始向全世界推广这一做法。
正是由于对我国麻风病防治工作的肯定，第15届国际麻风会议1998年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具有纪念现代麻风防治100周年特别意义的大会期间，李桓英被推选担任大会的轮值执行主席。
多年来，李桓英不断优化治疗方案，消除社会对麻风病的歧视。她解决了该领域的重大策略和技术上的关键问题，为我国政府制定控制和消灭麻风病的整体规划，为全球实现消灭麻风病目标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依据。她在麻风防治研究上的成就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6次获得省级科技进步奖，20__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项;20__年9月，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授予她“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
20__年，95岁高龄的李桓英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她这样写道：“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愿意以党员的身份为麻风防治事业奋斗终身!”当年12月，李桓英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作为李桓英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北京友谊医院党委书记辛有清说，从李桓英身上，看到了她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对科学的执着，对事业的追求!
以英雄壮举践行为师之格
追记重庆市大渡口区育才小学教师王红旭
10多个人手拉着手组成二三十米长的“人链”，从长江的岸边浅滩往江面延伸。江心激流中，一个人手上托着一个已经失去知觉的小男孩，顶着水流奋力游着。快要接近“人链”时，那人猛地将小男孩儿往前一推。小男孩儿获救了，救他的人却被反向力推离“人链”，很快从江面消失了。
6月1日下午，重庆市大渡口区万发码头附近，一个5岁的女孩和一个6岁的男孩掉入长江，正陪3岁的儿子过儿童节的大渡口区育才小学教师王红旭，勇救两人后因体力不支被江水卷走失踪。
记录英雄壮举的视频瞬间刷屏，在新媒体平台的总阅读量接近20亿次，无数人为此感动落泪。教师节前后，王红旭的亲友、同事、同学，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不约而同来到他勇救落水儿童的江边，用一簇簇白菊寄托无尽的缅怀。
生死关头的百米冲刺
儿子3岁了，正是最黏人的时候。王红旭早早就做了计划，今年要好好陪他过儿童节。
6月1日这天，王红旭和妻子陈璐希带着儿子团团，一大早就和许林盛一家会合去江边游玩儿。两家的大人都是老师，孩子都是3岁，又在一个幼儿园。两家人关系很好。
下午6点，王红旭和许林盛收拾好东西准备带孩子回家的时候，突然传来一声惊呼:“有小孩儿掉水里了!”循声望去，两个挣扎着的小孩儿正被水流卷着往外漂。
许林盛条件反射地往江边跑，一口气跑了100多米才到水边。王红旭从他身后赶上来，又飞快地跑到前面，第一个冲进湍急的江水中。许林盛往前游的时候，王红旭已经救起一个小女孩往回游。看到许林盛，王红旭把小女孩递给他，马上转身去追那个落水的小男孩。
两个孩子落水的江段，是一个急剧收缩的“喇叭口”，到处是陡坎的滩涂伸入江中，形成水面的漩涡和水下的乱流。水性再好，几个来回也会耗尽体力。
王红旭追上小男孩时，已经明显游不动了。托着小男孩往回游时，两人都有点往下沉。这时，很多目击者看到了令人震撼的一幕:快要靠近水中接应的人时，王红旭托起小男孩猛地往前一推。小男孩被接住了，他却被卷入激流，在人们的惊呼声中消失了。
义无反顾的水中折返
两个落水的孩子获救了。3岁的团团，却在儿童节这一天失去了爸爸。
“发现两个小孩落水后，他跑得特别快，救人时又那么拼命，我们都以为他是水中那两个小孩的爸爸。”69岁的目击者王显才说。
“我一直认为自己的水性还不错，只参与救了第二个小孩，上岸后都坐了三四十分钟才缓过来。他先是在岸上跑了那么远，在水里救回来一个后又去救另外一个，真的是拼了命去救那两个孩子。”参与水中救援的重庆市民张广荣回忆，即使在水中，当时也能听到王红旭沉重的喘息声，最后关头甚至是在吼着给自己攒劲。
王红旭的家，离他救人的江段只有两公里，他对这段江的水情非常熟悉，知道在这里下水救人的危险。“看到两个孩子掉到江里，不管作为父亲还是作为老师，下水救人都是他的本能反应。”王红旭的妈妈李永兰说。
王红旭20__年考入重庆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有一年暑假在外勤工俭学时，在一个游泳馆发现一个孩子发生溺水，等他把人救上来后，救生员和孩子家长才知道发生了险情。孩子被抢救过来后，王红旭很有成就感，也意识到救生员岗位生死攸关。那以后没多久，王红旭就拿到了救生员证，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到水边就会注意观察。
“给他取名‘红旭’，是希望他能像早晨的太阳一样给人温暖。”李永兰说，“他比我们期望的还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英雄壮举的灵魂滋养
王红旭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是乡村教师，一家三代和和美美，都是当地“爱生如子”的热心肠。
受浓厚家庭氛围的熏陶，王红旭从小就立志要当一名好老师。他曾经在一份述职报告中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合格的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知识，更要有高贵的品格;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更要善于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品行。”在大渡口区育才小学，他连续10年带领学校田径队获得区运动会的前两名，先后5次获得优秀教练员和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正就读于重庆巴蜀中学的谢林巧，在王红旭的田径队待过4年。在她的记忆中，王老师总是笑呵呵的，“一笑起来眼睛就没了”，训练时也总是张罗着给大家买水买零食，但在训练标准上最较真。有一次谢林巧的50米跑一直不能达标，大家都跑完休息了，王红旭还要求她“至少再跑6个”。谢林巧急得直哭，但哭完还得跑。等她终于达标时，王红旭又笑得“看不到眼睛了”。得知王红旭去世的消息，谢林巧哭了:“本来我们还约好暑假见面聊一聊。王老师从来都是说话算话的啊……”
王红旭追悼会那天，很多与他素昧平生的市民专程赶到灵堂为他送行。“我很难过，以这样的方式认识你。”坐了1个多小时的出租车赶来的刘女士，流着泪在灵堂前摆好一束白菊。
王红旭勇救落水儿童牺牲后，重庆市文明委、市教委、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市委政法委分别追授他“重庆好人”“重庆市优秀教师”“重庆五一劳动奖章”、市级“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教育部追授王红旭老师“全国优秀教师”并下发《关于在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向王红旭同志学习的通知》，号召全国教师、教育工作者向王红旭学习。
“作为一名教师，我渴望成为党的大家庭中的一员。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各族人民的利益奋斗终身。”在王红旭的入党申请书中，有这样一段话。6月24日，王红旭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1921年，李桓英出生于北京，童年时跟随父母在德国柏林生活。她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本科生，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时，她多次横跨各洲，为贫穷落后地区防治性病和雅司等疾病而努力。
7年任期结束后，世界卫生组织希望李桓英续签5年合同。而李桓英全家已经移居美国，父母兄弟希望她留在身边。不过，这两个选项都被李桓英排除了。
李桓英曾在美国杂志上看过关于钱学森的报道，得知钱学森毅然回国时，她深受触动，“时不我待，作为中国人，我很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想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
于是，她瞒着家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后终于回到中国。这一年是1958年，她37岁。此后的漫长岁月，她始终无悔最初的选择。
1970年，李桓英在江苏第一次见到麻风病患者。他们有的脸部毁容，有的手脚畸形，有的皮肤溃烂。由于没有有效治疗手段，麻风病患者往往被赶到偏僻之地，报团取暖或自生自灭。
饱受病痛和歧视双重折磨的患者，给李桓英留下深刻印象，她立志要攻克麻风病。1978年，李桓英被调到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后，便将全部精力献给了这一事业。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着手研究一种联合化疗治疗麻风病的新方法，药物配方已完成，但缺乏临床实验。得知这一消息后，李桓英开始在全国走访调查，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麻风病情况的详细报告，最终获得免费药品和实验项目支持。
带着这批药品，李桓英来到云南省勐腊县的“麻风寨”，劝说这里的每一个麻风病患者服药。
她的到来引来村民一片惊奇：北京来了个女医生，不怕麻风!渴了，她舀起病人家的水仰头就喝;饿了，她大大方方和麻风病患者一起吃饭;病人试探着同她握手，她便拉着手长时间不放。她说：“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麻风菌可没有子弹厉害!”
李桓英将国外先进的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服药24个月就停药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这一方法使全国麻风病患者从11万人下降到不足1万人，且年复发率仅为0.03%，大大低于年复发率小于1%的国际标准。后来，短程联合化疗法在全球得到推广。
曼南醒村不会忘记李桓英。经过两年治疗，“麻风寨”的患者全部治愈。1990年泼水节，“麻风寨”摘掉了帽子，作为行政村被正式划入勐仑镇。李桓英为村子取名为“曼南醒”，意为“新生的山寨”。
与麻风病的斗争没有就此停止。1996年，李桓英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首次提出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
李桓英长期辗转于云贵川等贫困边远地区。前往麻风病区总是山高路险，李桓英曾2次翻车、2次翻船，锁骨和肋骨都摔断过。她在勐腊坐独木舟过河翻了船，被捞上岸后却仰天大笑：我胖得像个皮球，哪里沉得下去?
20__年12月27日，李桓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消息“刷屏”，因为这位新党员已经95岁了。为什么年逾九旬才申请入党?她说，自己以前还不够格，现在应该合格了。在她看来，入党和做研究一样，都是追求真理。医疗工作者就是要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服务人民也是党员的基本职责。摸着闪亮的党徽，李桓英说：“如果我能活到100岁，还有5%的人生可以跟党走，为医学事业继续奋斗。等到举行葬礼的那一天，希望我的身上能盖上中国共产党的党旗!”
“我要干到100岁!”98岁时，李桓英依然奋斗在麻风病防治研究第一线，为彻底消灭麻风病而努力。她曾说：“人的一生很短暂，只有拼搏，才是生命的最好延长，而再长的生命只为自己也将毫无意义。”
如今，王秀丽的女儿在女高读书，生了大病，为了方便照顾女儿，她搬进了女高的教职工宿舍。12年了，建校时种下的芒果树已经郁郁葱葱，走在女高的路上，王秀丽指了指掩在树后的教职工宿舍，说，“她开心的时候，会拿喇叭在那喊我”。
秀丽啊，你出来一下，秀丽啊。听到张桂梅的声音，王秀丽通常是穿着睡衣就往外跑。那个瞬间，小喇叭变成了张桂梅手里的一个玩具，用来呼唤自己的好友。
今年春节，张桂梅给了王秀丽一张自己病例的复印件，类风湿性关节炎、支气管炎、严重骨质疏松、神经鞘瘤、骨瘤、肺气肿、小脑萎缩……她被查出来23种病，有时候太痛，也会和王秀丽诉苦，我死了算了，我把这窗户打开，就从这里跳下去。
但更多时候，被小喇叭叫出来后，两人只是斗一会儿嘴，闲聊。很快，张桂梅又举起小喇叭——下课铃声响了，10分钟的吃饭时间开始倒数计时。“跑快点”、“说你呢”，张桂梅又变成那个严厉的女高校长，学生嘴里的“大魔头”、“周扒皮”。
张桂梅初来华坪那几年，和喜洲一中的一位杨老师经常通信。那时候，张桂梅的名声渐起，杨老师写信告诉她，喜洲一中有了一些议论，觉得张桂梅那样活着没有意思。没有家庭，不能完整地过日子，放弃了世俗的快乐，那么拼命，把老师和学生都折磨成那样。杨老师记得，她没有生气，只是回信说，人活着，反正要做点事情。
每次到昆明开会，张桂梅一定要当日来回，女高的清晨被她的喇叭声划破，夜晚，再用喇叭声结束。要是哪天听不到喇叭声，女孩们总会探头探脑地问，老大呢?在女高三年，殷鉴常常听到张桂梅说的一句话是，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舞台。但女孩们进了大学，有了舞台，张桂梅几乎再不和她们联系，“老惦记人家干嘛，她出去放飞，放飞就行了”。
跟着张桂梅看多了山里酗酒的父亲、愚昧的母亲、女孩们被安排好地早早嫁人的生活，殷鉴觉得，如今她们能过上平常的生活已经足够珍贵。很多当年的女高学生们都成家了，他经常能在朋友圈看到她们晒孩子、聚餐，以及回老家的时候拍山里的风景。那些风景对于她们已经有了不同的意味，不再是贫穷、被困住的生活，“因为她自己走得高了”。
而张桂梅急剧地衰老了。20__年，几种病凑在一起发作，她被送进了医院，那之后，她瘦了二十多斤，衣服变得空空荡荡。如今起床，她会留下一床凌乱的被子，以便夜晚能顺势再躺进去——她已经没有力气扯开叠得整齐的被子。离开女高回北京后，殷鉴给她打电话，她说，前几天差点人就没了。他听着揪心，后来打电话给她，都需要下半天决心。
这两年，王秀丽感觉张桂梅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前，女孩如果在学校不听话，她家访时会当着父母的面骂：我们都供你读书了，你还如何如何。但现在，她只是会说，姑娘，你要好好读书，要不然对不起那些帮助我们的人。“当一个人开始温柔地对待她周围的人和事的时候，她就是老了。”
张桂梅身边的人说，她似乎只剩一口气撑着了。人人都知道，她想让女高的孩子考上清华北大。每次课间操期间，她让高一高二的学生齐声大喊：学姐加油!加油上清华!加油上北大!“我的学校要是能出一个清华、北大的就好了。”她最常说这话，没事她就拉着王秀丽观察她的女孩们，“你看我这些孩子，胖嘟嘟的，是不是看着很好嘛……我的学生里到底哪一个是清华、北大的啊……”
“我看啊，哪一个都不是。”杨文华又来泼冷水了。他的班里出过云南省第一名，培养过清华、北大的学生，知道高考每个科目应该不得低于多少分，“但张老师一点概念都没有”。
有一回，张桂梅犯心脏病，趴在柱子上动不了，一个女孩走过来拍拍她，不说送她去医院，只是说，别着急，我给你考清华，就走了。女孩把课本背了五六遍，最终上了浙大，那是张桂梅离清华、北大最近的一次了，她也知道，孩子们都是在硬考，“累个半死”。
还有一回，张桂梅花了几万块钱请了一位名师来讲课，对方不带课本，公式一个套一个，从高一套到高三，高三再套回来，“哗啦啦讲完了，我们全部傻了”。张红琼教地理，女孩们高中入学了，问她们美国在哪儿，都指不出来。女孩们努力了，考了个20分，也急，也哭，老师们不敢骂，只能安慰。那个上浙大的女孩，书背到第四遍的时候，她告诉了张桂梅，张桂梅说，那再背一遍好了，咱再多考一分，也许就上清华了。
每一年高考成绩出来，都让张桂梅失望。但殷鉴说，“我们又觉得也挺好，那要是真有了，她可能当时就……因为她现在的这个身体，真的靠这个作为精神的支撑。”
早上5点15分醒来，张桂梅每天都在想，不干了不干了，明天就不干了。每天成把成把地吃着药，也止不住地疼。下床感到非常艰难，腿落地就像针刺一样。但她又想起来她的清华北大，“六十多岁了，不想彻底治病了，这点余光我放着就行了，继续追逐我的梦想”。
《人物》最后一次见到张桂梅，是11月的一个傍晚，她从儿童之家出来，穿着羽绒服，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刚洗完澡，她的右肩疼得很，孩子们帮她擦了药。“擦完药也不好使啊，难过得要死要死的。”她说，“此刻我就想找个地方好好躺着。”每天傍晚，她都会去儿童之家待一个小时再回女高。10分钟的路程，她已经走不动了，一个儿童之家的孩子骑着电动车送她。
她拒绝了和我们再聊一次，“给我留点力吧，我还要去找学生聊。再不回去，她们估计又以为我去医院了”。她用手撑着骑车人的肩，侧着身子一点点挪上了后座，“到我明年高考完，我能活到明年高考完……到时候你再来，看我的成功与失败。”
“如果我能活到100岁，还有5%的人生可以成为一名光荣在党的人”
“这一年来，我丝毫没有松懈，而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诚恳地向组织提出转正申请，请党组织审查。”
20__年12月26日下午，96岁高龄的李桓英教授戴上大红色的围巾。在党支部党员大会上如期转正，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回国不后悔，干麻风病防治工作不后悔……我想把有限的日子，投入到无限的工作中去。”老人一字一句地认真向党组织汇报着预备期的心声。声音中饱含岁月打磨过的笃定，颈间的红围巾和党旗相互映衬，鲜艳无比。
预备期这一年里，李桓英仍奋斗在一线。2020__年初，她悄悄打包，准备再次出发前往云南。她心里牵挂着那些治愈的麻风病人，更惦记着尚未解的麻风病发病机制。“我身体没问题，就是去看看病人的病情有没有复发，他们的亲属有没有潜在感染。”
一如她20__年对着党旗承诺：“如果我能活到100岁，还有5%的人生可以成为一名光荣在党的人，更加坚定跟党走，为医学事业继续奋斗!”
1921年出生于北京的李桓英，曾于1946年留学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后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后的第一批官员，她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7年，被派往亚洲、美洲的许多国家，为防治性病等疾病在贫穷落后地区的蔓延做出了努力。
1957年，在李桓英为世界卫生组织工作7年期满时，世界卫生组织主动提出与她续签合同，期约5年，她婉言谢绝，瞒着家人，只身一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了祖国。
时年37岁的她，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开展“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麻风抗原检测”等。
当时实验室设备简陋，李桓英用土法自力更生制作的麻风菌脂质抗原(PGL)提取成功。她和同事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至今，李桓英左右手臂上还留有清晰可见的疤痕。
1970年，李桓英来到江苏省的一个麻风村考察，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麻风病人。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侵犯皮肤和周围神经，历来是备受歧视的、致残的“不治之症”。
当时由于没有治疗麻风病的有效药物，最人道的处理，是把他们赶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让其自生自灭。这一幕刺痛了李桓英：“我当初回国就是为了帮助祖国的同胞!”
李桓英决定，攻克麻风病。
1978年，李桓英调到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此，57岁的她将全部精力奉献给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她将国外先进的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服药24个月就停药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解决了麻风病的治疗难题，为数以万计的麻风病人解除了疾苦。
1996年，李桓英又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
“很多人问过我，当初已经离开祖国那么多年，为何选择回国?我都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因为我是中国人，不能忘本。”
李桓英说：“回国，我就一个目的，把我学到的东西用到生我养我的地方，不愧是个中国人。”
“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你是做得最好的!”
1979年春天，李桓英第一次前往云南西双版纳考察麻风病情，那时的西双版纳3个县，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麻风寨。过去，由于缺乏特效药物，以及社会对麻风病的恐惧、歧视和偏见，麻风病人忍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麻风病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歧视!”为了拉近与麻风患者的感情，李桓英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衣服和面具，走家串户给病人做检查，甚至与病人见面时总是握手拥抱拍肩膀。
由于长期的疾病折磨和远离人群，寨子里的人们对治疗既缺乏信心，又难以适应按时按量服药的治疗要求，有的病人甚至自暴自弃，把送来的药丢进水塘里。
李桓英听闻，十分着急，亲自上门送药，口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扬头就喝，饭捧起就吃。时间一长，寨子里的村民都传：“村寨来了个女医生，不怕麻风!”
“我们做医生的是没有恐惧的，我走遍世界，恐惧对我不是个事儿。我甚至巴不得自己被传染上——让你们亲眼看看我能治好它!”
李桓英还会教麻风病人穿鞋。“早晨和晚上，你们要这样。”手一下子伸进病人刚脱下来的脏鞋，“摸摸有没有砂子和钉子，再穿上”。麻风病人手脚是麻木的，甚至，端滚烫的火盆都感觉不出烫手。李桓英不怕脏，就是为了教给他们防止皮肤破损溃烂的自我防护方法。
她用自己的行动来消除大家对麻风病的歧视，不断向人们证明：麻风病是可治之症，麻风病人并不可怕。
为了我国麻风病防治事业，高龄的李桓英长期奔波在云、贵、川贫困边远地区，7个地州、59个县，几乎每一个村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在她的努力下，云南省勐腊县的麻风病患者被全部治愈，1990年的泼水节，他们摘掉了麻风寨的帽子，作为一个行政村，被正式划入勐仑镇，李桓英为它取名为“曼南醒”，意思为“新生的山寨”。这一天，李桓英和人们一块儿跳起了傣族舞蹈。
1998年，李桓英在第xx届国际麻风会议上作了《在云南实施麻风病防治特别行动计划的报告》，报告结
许多年前，张桂梅过的是一种和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时，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个家。
她是黑龙江人。母亲在近50岁时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时去世，她跟着哥哥姐姐们长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篱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1974年，17岁的她跟着三姐来到云南支边，在中甸林业局当过播音员、宣传队队员，80年代，经人介绍，她认识了一个男人，是中甸林业局子弟学校的校长，"为了他，我也申请去当了老师"。很快，他们结婚了。
她跟着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忆里，丈夫多才多艺，兼职给别人修家具、讲微积分课，赚来的钱给她花，给她买她爱吃的杨梅罐头。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饭，两人常常去洱海边上散步，想去哪儿玩就买车票。丈夫对她好，去大理市里开会，只要当天能够赶回去，一定会和她一块吃饭。
她是极其外放的性格。在东北，她有过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时期，在家排行第五，跟着哥姐长大，没有严厉的管束，人送她外号五猴子，总是上蹿下跳，后来在文工团里当舞蹈演员，调皮捣蛋，会哄骗邻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长发剪掉，还会抓毛毛虫吓别的孩子，老师一巴掌拍死毛毛虫，手就肿起来，她挨了一顿骂，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后被老乡送回家。
等结了婚，她喜欢去歌舞厅，不想去开学校例会，作为校长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时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背回家。那时候她是一个美丽的老师，说一口动听的普通话，化妆，穿紫色皮鞋、蓝色裤子、红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里，挂着一个手编的门帘，小个小个的珠子挂起一串，美极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师回忆，到了午休的大课间，在桃子树下的草坪上，张桂梅会带着孩子们围着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飘逸"，学校里关系好的老师给她取了个外号：老妖精，简称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张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后来，她形容那段岁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蒙蒙的一片，这意味着我有家的生活即将终止，爱与被爱的生活即将结束。"
她尽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卖掉，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也全部卖了，总共筹了二十多万。她到处跟亲戚朋友们借钱，后来丈夫的家人劝她别治了，她不愿意。丈夫自己也想放弃，她劝他，我们能活一天算一天呗，就等于你陪我一天就行呗。不管多贵的治疗方案，她都试，7千多一天的进口药也用上，二十多万，半年就见底了。
1995年2月，丈夫还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万念俱灰，往行驶的车上撞，驾驶员踩了刹车躲开，让她寻死别连累别人。回去以后，她和停尸房的人说：请您把他从冰箱里头搬出来。她最后一次抱着丈夫痛哭。爱与被爱的生活，结束了。
抱着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处理完后事，她失去了生命力，头也不洗，只是躺着，什么都不想干。只要一出门，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里，活在洱海中。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她想，她必须离开。她申请调动，填了许多地方，只有华坪接收了她。对于这个小县城来说，大理是个大城市，她是个来自大城市的老师。1996年，她把裙子和门帘都留给了同事们，带着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来到华坪。
起初，这更接近于一种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学当老师，一年之后，申请调动到新建的民族中学。但到了华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样了：有学生冬天穿着一两块钱的塑料凉鞋，有学生买不起饭，晚上抓一把米放进热水瓶，作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带学生下馆子，帮他们交学费、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给一位小男孩。这里的孩子需要她，"为了能让他们走出大山，我做了一点小事，我感到快乐"。她的心里有了一些轻松的感觉。
她清楚地记得，一个带着女儿前来交书本费的父亲，走了五六个小时，把卖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钱塞给了她，"他很朴实地告诉我，就这些了啊，我有钱还给你送来。"她动员了几个学生一块数钱，一分钱、五分钱、两毛钱的纸币，零星的几个硬币，脏兮兮的，总共不到50块钱。但她把纸币捆成了一捆，留作纪念，"你看看人家这日子过的，还满高兴满高兴的，然后把孩子还送给你。人家没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没有的。我们还怨天怨地在这儿怨的。"
她反观了自己。"人家还没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这个人的生死应该是自己明白的。这个天灾人祸自己应该明白。自己(就别)纠结在那出不来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内心的苦闷和空虚渐渐被驱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临在了她的头上"，用华坪县前教育局局长，如今是张桂梅宣讲小组一员的杨文华的话说。1997年4月，张桂梅被诊断出患有子宫肌瘤。从医院到学校10分钟的路程，她走了40分钟。回到了宿舍，她哭一会儿，站一会儿，一夜未眠。
当时她是四个初中毕业班的政治老师，第二天，铃声一响，她本能地走进教室。她想陪孩子们走完这关键的几个月，他们来不及适应新的老师了，那是他们考学的机会。她还能怎么办呢?当年患癌的丈夫撑了一年多，是因为自己百般筹钱，在他身边照顾，如今轮到了自己，没有医药费，也没有人安慰。
吃止痛药，再疼就捂着肚子上课，就这样，她送走了四个班的毕业生。后来，她借了几千块钱，坐上了夜班车，到昆明做手术。她的肿瘤拿下来，肠子粘连到了后背，每次摸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块石头一样，疼的时候是一阵阵的，人也变成黑瘦黑瘦的了。
万幸的是，这个从外地来的、埋头苦干、带病上课的女人被看见了。当时华坪县正大力发展开采煤矿，学校里的老师工资低，就干着第二份职业，或者辞职出来做煤矿生意，县里正需要一个正能量的老师作为宣传典型。一个政协委员告诉她，我们绝不能捧着骨灰盒来宣传您。她的事迹开始在小县城里传遍，两次手术期间，一天晚上她喘气困难，学校里的几位老师冒着大雨去医院，给她取氧气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边照顾她。还有一位山里的女人，把五块钱的路费也捐给她治病，自己走了六个小时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种"爱的支撑"。
后来，她有过几次成家的机会。她的名声传出了县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来。有一次，王秀丽接到了她的电话，说北京来了一个作家，你过来看一下嘛。王秀丽想，跑上门跟人家说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厉害的，便没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张桂梅的追求者，见面的时候，张桂梅还涂了口红，穿了高跟鞋。王秀丽立刻叫个摩的就去了儿童之家，但那人已经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给对方，张桂梅说，找一个伴有什么用呢。王秀丽说，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个人跟你说一下话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丽听说，是儿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欢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说，你起来一下，假装要扫地。那人坐床边，孩子就说，你起来一下，假装要叠被子。一天都不让那人坐下。他们还问张桂梅，你要忙着结婚吗?你就怕以后我们养不起你吗?
后来，就再也没有什么北京来的作家了。
进入女子高中的陈法羽很快发现：温柔的面纱之下，是严苛的管理。
学生早晨5点半起床;跑步上下楼梯;课间出操1分钟站好队，晨起5分钟洗漱完毕，从下课铃响，到跑到食堂排队、打饭，到吃完饭10分钟内完成。为了不让学生打理头发、洗衣服费时间，张桂梅要求所有学生留齐耳短发，把洗衣时间严格限定在每周六的晚饭后。女孩子的爱美之心被抑制，连女老师都不能穿裙子来学校。
张老师每天拿着小喇叭，不厌其烦地喊学生起床、跑步、吃饭、睡觉。她告诉学生们：“你们迟到一分钟一秒钟我也不干!”
“她们私下里有时候叫我周扒皮、魔鬼，说我‘半夜鸡叫’”，说起学生们给她的绰号，张桂梅哭笑不得。
不要以为张桂梅老师是个柔弱女子，她的强悍令人肃然起敬。她一直和疾病斗和老天斗，说“就看老天能把我领走不”，说“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休止的看病上”;她和贫困斗，“挽救一个女孩拯救三代人”，探索教育扶贫二十多年;她和老师、学生“斗”，不带党徽的党员老师要批评，去山里家访当场烧了学生床底下的言情小说;她也和自己斗，从不让自己苟且浮生……
华坪儿童福利院的女孩吴思思说：“妈妈在福利院和蔼可亲，可在女高骂起人来吓人。”陈法羽说：“我们来女高读书是来改变命运的，不拼拿什么和别人比?再说张老师也在拼。”
张桂梅劝慰学生最多的话是：坚持，再坚持一下呗。华坪女高校办主任张晓峰告诉记者：张老师坚持拿命办学，师生们服气，其实“她是严师，更像慈母”。
张桂梅言传身教，感染着女高老师们。韦堂芸老师一次左脚骨折，想到还有一百多天就要高考，她拄着双拐给学生上课;教师勾学华婚礼当天早上还在上课，中午赶到婚礼现场，晚上又回学校;语文老师杨晓春常悄悄给学生垫付医药费、生活费，却从不往外说——这样已知和未知的故事，在女高还有很多。
张老师宿舍里有四张床铺，一张自己睡，三张留给不好好学的、生病的等“特殊生”。有个女生不爱学习性格孤僻，和张老师住在一起的时候，不管张老师怎么关心她、开导她，她都不怎么说话。张老师疾病缠身，每天早晨5点起床，忙里忙外一天，晚上还和她聊天。如此三个月后，这个学生抱着张老师大哭起来，说一定好好读书，不会让她白白受苦……
张桂梅知道，女高许多学生家庭贫困、变故多，她们的心要好好去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