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事迹及颁奖词（精选30篇）
1964年，我国开始研制歼8飞机，这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顾诵芬先作为副总设计师负责歼8飞机气动设计，后全面主持该机研制工作。
在研制中，顾诵芬发现发动机喷流对飞机平尾效率有很大影响。当时，国内尚无喷流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他带领设计部门与风洞试验单位联合攻关，在国内第一次创建了战斗机喷流影响试验方法，发现了喷流影响规律，该试验方法也成为后来确定发动机喷流影响的基本方法。
1969年7月5日，歼8完成首飞。虽然首飞成功，但在跨音速飞行试验中出现了因气流分离导致的抖振问题。用飞行员的话说，就像一辆破公共汽车，开到了不平坦的马路上。对于引起振动的原因，大家看法不一，顾诵芬大胆地提出通过观察歼8飞机飞行中贴于后机身和尾翼上毛线条的扰动情况来对症下药，他提出要亲自上天观察歼8飞机后机身流场。
这对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的顾诵芬来说是有很大风险的。而且因为姐夫黄志千就逝于空难，他们家有一个约定：不再乘坐飞机。试飞员鹿鸣东得知实情，感动地对顾诵芬说：“生死观的问题对我们飞行员来说是早已解决的问题，只要能排除抖振，你们就不要考虑我，怎么飞我都干。”顾诵芬决心已下，瞒着爱人，登上了试飞员鹿鸣东驾驶的歼教6飞机。
为观察清楚毛线条的扰动情况，两机的距离和间隔都在5米左右。这样的飞行对飞行员和顾诵芬来说是一种冒险。凭着他们足够的胆量和勇气，经过三次上天近距离观测，顾诵芬承受着巨大的身体负荷，终于找到问题症结，通过后期的技术改进，成功解决了歼8跨音速飞行时的抖振问题，他和鹿鸣东也就此成为了无比亲密的战友。
顾诵芬主持攻克了跨音速抖振、方向舵嗡鸣等技术难题，圆满完成了歼8飞机研制任务，结束了我国歼击机完全依赖引进的历史。1985年，歼8飞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20__年3月19日，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成都站，苏炳添在60米预赛中跑出6秒56的好成绩，将另一名广东运动员温永毅在20__年所创的6秒58全国纪录提高了0.02秒;决赛又以6秒59获得男子60米冠军。
4月24日，全国田径大奖赛系列赛肇庆站男子100米比赛中，苏炳添以10秒45夺冠。
7月8日，日本神户第19届亚洲田径锦标赛男子100米决赛，苏炳添以10秒21的成绩夺得冠军，并达到奥运B标，10秒21也是亚锦赛100米历史上的第二个好成绩。
8月17日，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决赛，苏炳添以10秒27获得男子100米季军。
9月8日，在合肥奥体中心举行的全国田径锦标赛暨伦敦奥运会达标赛男子100米决赛，苏炳添以10秒16(顺风0.7米/秒)的成绩打破了周伟创造的10秒17的全国纪录，并达到了奥运A标。
9月26日，在海南三亚举行的第12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男子甲组百米飞人大战，苏炳添以10秒34的成绩夺冠，并打破赛会纪录。
苏炳添不但是国家队的中国速度，还是暨南大学的研究生。导师傅教授提及弟子，同样非常赞赏，“苏炳添阳光、努力且十分谦虚。虽然因为训练的原因不常在学校，但是和同学老师的联系和沟通从不间断。在学习上，虽然是体育特长生，但却十分认真。本科论文还是‘优’!平时因为训练缺课，都会即时补上。是体育生中很努力、很认真的人，愿意学习的一个孩子。”
正是因为谦逊的性格，在张培萌跑出10秒成绩后，苏炳添和张培萌成为了互相推动的搭档，两人携手夺得亚运会接力冠军，并刷新了全国纪录。
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机会总是会眷顾那些有准备的人，速度，属于执着于每个0.01秒的人。
怀揣着这种不服输的信念，苏炳添捅破了这层让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窗户纸”。
苏炳添的突破具有跨时代的意义。“破十对中国是个里程碑，作为中国第一人，能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历史，我感到非常骄傲。但在未来的路上我还要继续努力，不要因这个成绩而自满。”苏炳添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作为中国“飞人”，他的未来依然可期。
刘翔的含恨退役，让黄种人在短跑领域出现真空，苏炳添横空出世，即时填补了空缺，这位步频型的小个子英雄，拥有无与伦比的瞬间启动水平。在国内，苏炳添面临 张培萌的竞争;在亚洲，苏炳添接受日本的桐生祥秀挑战，即使之前苏炳添生活在张培萌、桐生祥秀的阴影下，但天道酬勤，他凭借划时代的壮举荣膺黄种人第一飞人，注定被写进体育历史教科书。
在比赛中捧回的一个又一个奖杯，大大增加了苏炳添的自信心，也让他更执著于短跑这条道路。
但是，教练说苏炳并添没有短跑运动员的天赋。
他个子只有172cm，短跑运动员最佳身高是180cm—195cm，当年中国另一飞人刘翔身高在189cm，短跑项目中，个子矮要失去许多先天优势。
再加上我国短跑事业相比其它国家而言，起步要晚一些，选择短跑作为终身事业的运动员少之又少，国际短跑赛事上我们从来没有进入过决赛。
年轻气盛的苏炳添偏偏不信这个邪，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在短跑运动上创造出奇迹，让外国人看看我们的实力。
为了这个理想，苏炳添想去专业的体校进行学习和训练，但他去了几家体校，都因为他个子矮、年龄大被婉拒，现实将他打回原型。
刘翔从七岁就开始进行专业训练，而想入体校的苏炳添，这时已经15岁了。
眼看苏炳添的田径之路就要画上句号，这时候他人生中的伯乐出现了。
中山体校教练宁德宝看中苏炳添的身体素质和爆发力，想把他收为麾下弟子。
宁教练费了好大劲才说服体校的领导，破格把苏炳添招进来，然而，训练刚刚开始不到半月，苏炳添就吵着要回家。
中学时的训练和现在专业体校的训练相比，从运动量、技术上都简单很多。
体校要求学生6点就要起床开始训练，一上午的高强度练习，在中午短暂午休后，下午还要接着练，苏炳添被体校辛苦的训练吓住了，他不想跑步了。
他叫来父母想要退学，父母也不忍他受苦，便要把他带回家，宁教练实在舍不得这个好苗子，苦口婆心地劝说苏炳添和他的家人。
苏炳添的父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从宁教练的态度上，他们觉得是真心为孩子好，于是妈妈许诺给苏炳添100元零花钱，把他留在宁教练身边。
从此，苏炳添如开挂般，正式开启了属于他的“飞人时代”。
杨振宁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致辞：“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诚哉斯言，杨振宁的一生奉献在两国建交和科学研究中，乐得其所。
杨振宁，1922年10月1日出生于安徽合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荣休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中美关系松动后回中国探访的第一位华裔科学家，积极推动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的互相了解;在促进中美两国建交、中美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1年夏，杨振宁回中国访问，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在当时中美关系还没有解冻的情况下，他这样做，是担了相当大的风险的，但他认为正面报道中国在各方面的许多发展是他的义务。由于他在学术上的地位，他经常到欧洲、南美洲、东南亚、日本等地去讲学或访问，大家往往都要求他作关于中国的情况的报告，他的报告在这些地方，尤其是对当地的华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美国人、尤其是科学家对中国持友好的态度，愿意同中国亲近，杨振宁的功劳是非常之大的。
1971年上半年，杨振宁参加保钓运动。作为海外华裔科学家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他1971年甫一回美，即应“保钓”学生的邀请，穿梭在全美各高校演讲，以所见中国不屈不挠之精神示于学生，感染了一批热血青年立下报国之念。
他在保钓学生中发表题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的演讲，轰动异常。他和历史学家何炳棣、数学家陈省身都坚决支持保钓运动，被称之为运动的精神导师。当年中国台湾赴美留学生写的回忆录，谈到杨振宁在保钓运动中的影响力，征服了许多中国台湾学生。
1971年10月，杨振宁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归还冲绳协定”听证会上作证。他从历史、地理和现实的角度全面讲述了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事实，为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7年，杨振宁和梁恩佐等人在波士顿创办了“全美华人协会”，任会长，促进中美关系。同年，他以该协会负责人的身份与他人共同发起成立“全美华人促进美中邦交正常化委员会”，自费8000美金在《纽约时报》上整版刊登“致美国卡特总统公开信”及其他文章，敦促两国建交。公开信全文用英文发表，旁边加了八个中文字：“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我很希望跟我们年轻同志交流，现在我们的航空技术，跟国外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很希望年轻人能为我们国家的航空制造事业做出创新型的贡献。所以我想说说我们的历程。
我出生在祖国饱受凌辱的上世纪30年代，“七七事变”发生以后，不到三个星期，我第一次经历了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那时候日本飞机列队地往西飞，***爆炸不仅是声音大，而且震动很厉害，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当时吓得我们不知所措，也没有防空知识，所以赶紧从屋子里出来往院子里跑。幸好我们的邻居，他刚从德国回来，他在德国经过了防空训练，他就立刻喊“别往外跑，赶紧在屋里，躲在桌子底下”。所以经历了这一场以后，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边就埋下了，没有防空力量将来受尽人家欺负，所以暗暗地下决心我将来要搞飞机。
一个堂叔叔，为了祝贺我十岁生日，送了一架橡筋动力的杆身航空模型小飞机，但是这个飞机不是很结实，飞几次就坏了，我父亲看我这么喜欢飞机，他带着我到上海，那时候解放前的上海，一家航模商店。那个商店是香港人开的，所以那个航空模型跟它的材料都是进口的，当时那个店主拿出一架一米翼展的橡筋动力的航模，就从柜台上起飞，撞到天花板下来还能继续飞，我看了非常热爱。我父亲看到我这样的情况，就咬咬牙给我买了一架，那时候好多块钱，回家以后我们的亲戚都议论，说我父亲对我太惯了。
这个飞机拿回来以后，天好的时候，就在外面飞，下雨就在屋子里飞。当然飞飞撞撞的，飞机就坏了，坏了就自己修。但是有一些问题不好解决，它的机身结构是用轻木条粘起来的，那轻木当时我们国家是没有的，都是进口，那怎么办，我就只能用火柴杆来替代粘起来。胶水那时候也没去买，但是知道是用胶片在丙酮里边化开以后，凝固了就可以当胶水用，而且干得很快，这样我就用这东西补飞机。飞机的蒙皮又要薄，而且很结实、韧，那么这纸我们家有，因为我父亲那时候看古书，有的重要的他要用这种纸描下来，所以这样粘下来，我慢慢就能自己修理那个航空模型。再加上我父亲给了我一套不全的《小学生文库》，那里有一本，那是三十年代专门讲航模的书，我看了很感兴趣，反复地读，所以这样我对航模慢慢就钻进去了。每年的寒暑假，我的时间大部分消磨在做航模上。
到高中毕业，那时候是要上大学了，我考大学呢，选了三个学校，都有航空系，一个是浙大、一个是清华、一个是交大，很有幸都考上了，但是我母亲怕我远离上海的家，因为我们家里就我这么一个孩子，所以不赞成我去浙大、清华，最后就是进了上海交大。
到我要毕业的时候，1951年初，那个时候我们正碰上抗美援朝，抗美援朝需要飞机，所以国家决定要建航空工业。那么我在1951年初的时候，我们学校的系主任跟我说过是不是你就留在交大吧。我跟母亲一说，母亲当然高兴，但是当时国家的形势建设是急需的，是放在首位。所以当时把上海的大专毕业生都集中在交大学习了一个多月，学习的主要题目呢，就是怎么样为人民服务，怎么能毕业以后服从分配，参加国家的建设。
当时就也不管我原来答应留在上海，叫我立刻上北京，所有交大航空系毕业生三天之内离开上海到北京报到。我是愿意出去走走，我不愿意在学校教书，但是对我母亲刺激太大。三天以后，按规定坐了火车去北京，当时我父亲跟母亲都送我上车站。可是回来以后，后来我父亲写信告诉我的，我母亲晚上基本上睡不着觉，经常是坐起来拉开窗帘看看外面，想我是不是有能突然回来的这个机会。由于她不断地在想我，引起了很大的思想负担，我父亲想了个办法，给她安排在图书馆里做抄写工作，希望能分散她的注意力，但是最终也没有办法，最后就转入了抑郁症，后来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抑郁症，1967年去世了。所以对这个事儿我是感到很后悔，我为了搞航空把我母亲给牺牲了。
到1956年的时候，国家的号召向科学进军，那么航空工业也考虑到要搞飞机设计。当时我的领导一个是徐舜寿同志，还有一位黄志千同志，他们俩当然是积极支持，积极地建议国家要赶紧建自己的飞机设计室。因为我们当时跟苏联的关系，苏联只是保证我们能制造出飞机来，而不告诉你怎么去设计飞机。他给我们制造的飞机呢，基本上是他要退役的飞机，没有新的东西。另外一点他们比较霸道，就是给我们制造的飞机，我们觉得不合适的要改，他也不同意。那么受到这些影响以后，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自己干自己的飞机，我们飞机的设计权，要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不能听从国外的。当时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你们建立设计室是可以，必须跟飞机工厂、制造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那个设计室必须建在沈阳，我当时也很愿意搞设计的，所以我没有任何负担地就从北京到了沈阳。
顾诵芬带领的团队诞生出一位科学院院士，三位工程院院士，两位型号总指挥。他主持编纂了70余册航空科技书籍，主编的《飞机总体设计》一书，已经成为我国航空院校飞行器设计专业的必修课教材，主编的《现代武器装备知识丛书——空军武器装备卷》《大飞机出版工程》等多个系列、数十种航空专著与图书也都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回想我这一生，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只能说没有虚度光阴，为国家做了些事情。”顾诵芬淳朴的话语中不无谦虚。对于年轻人，他充满了期待。“我国航空事业发展需要年轻人才，他们是祖国的明天。我只想对年轻人说，心中要有国家，永远把国家放在第一位，要牢牢记住历史，珍惜今天的生活。多读书，多思考，努力学习，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20__年，当鲐背之年的顾诵芬再次回到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时候，执意要到中国航空事业开拓者黄志千烈士的塑像前去看一看，颤颤巍巍的他看向黄志千塑像时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在顾诵芬的心里有国家、有航空、有飞机、有研究所、有团队、有老同事、有老朋友，就是没有他自己。他讲起来都是设计制造飞机的时候如何的艰苦，哪位同志做出了重要贡献，没有他们的话飞机就飞不起来，可是他自己的功绩总是一笔带过、不愿多提。提到大家的生活，哪位同志受了委屈，哪位同志应该受到照顾，谁的日子过得很苦，他都说的清清楚楚，但是问到他自己受的苦时，却总是云淡风轻。
顾诵芬说：“这没什么，都是应该做的，共产党员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是主席的教导。”这些话不是喊口号，不是说空话，这是他内心最真的话。他用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他用过去投身航空几十年的时光告诉我们，航空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20__年，全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的建设工作正式开始，吴天一当仁不让地担任了铁道部高原医学专家组组长、青藏铁路建设高原病防治首席专家等职务，为保障铁路建设者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踏上了新的征途。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健康保障领域遭遇的最大困难有两项：第一，高寒缺氧的环境对建设人员的生命和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第二，铁路建设的周期长、人员多，所需的科普和医疗的保障范围非常广，而很多施工人员文化程度有限，又来自平原地区，对高原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认知不多。
为此，年逾六旬的吴天一不顾个人安全，多次亲临施工现场指导健康保障工作。他结合青藏高原特殊的环境气候、地理等因素，建立健全了卫生保障措施和急救方案，指导建起了40多座供氧站和25个高压氧舱站，提出了“三高三低”的急救措施，有针对性地研发了有关药物。通过这些工作，他们成功地将急性高原病的发病率从青藏公路建设时期的10%左右下降到了1%以下。另外，吴天一还将高原病的自我判断方法写成科普手册，撰写了高原保健手册、高原疾病预防手册。他每年抽出一定的时间深入铁路建设前线，走入职工的宿舍和食堂，将科普手册交给工人，同时用简单易懂的口头语为工人们普及高原疾病防治知识，告诉他们怎么识别高原病，怎么判定高原病，碰到高原病的时候应该怎么办，还手把手地演示急救措施。
青藏铁路的建设历时5年，期间10余万人参与建设，无一人因高原病死亡，建设者们对吴天一充满感激，称他为铁路建设中的“保护神”。青藏铁路建设完成后，前国际高山医学会主席JohnB. West教授受邀来到铁路沿线，进行了为期5天的考察访问。考察访问结束后，John B.West教授对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高原医学发挥的健康保障作用大为赞许，将之称为国际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苏州籍两院院士顾诵芬名列其中，在他的颁奖辞中这样说道：像静水深流，静水里涌动报国的火，似大象无形，无形中深藏着强国梦。心无旁骛，一步一个脚印，志在冲天。振长策，击长空，诵君子清芬。
顾诵芬是我国著名飞机设计大师、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航空战略科学家。他建立了新中国飞机空气动力学设计体系，开了我国自主研制歼击机的先河，持续开展航空战略研究，为我国航空科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去年11月3日，20__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隆重召开，顾诵芬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30年，顾诵芬出生于苏州的一户书香世家，祖上系有着“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美誉的苏州名门唯亭顾氏。他的父亲顾廷龙是我国著名古籍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5岁那年，父亲顾廷龙应邀到燕京大学任职，顾诵芬全家迁居北京。顾诵芬少时便立志航空报国，高中毕业后，他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攻读航空工程系。1951年大学毕业后，顾诵芬毅然投身新中国刚刚起步的航空事业，此后的30多年间，在基础全无、经验空白、人力缺乏、设备掣肘的境况下，顾诵芬先后参与或主导设计研发了“歼教1”“歼8”和“歼8Ⅱ”等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机型。
多年来，顾诵芬院士始终关心、关注着家乡的建设和发展。20__年5月，市科协专程拜访看望顾诵芬院士，他亲笔寄语苏州：“科技创新，引领苏州高质量发展。”去年10月，市科协、姑苏区科协等共同为远在北京的顾诵芬院士寄去了精心准备的重阳礼物。顾诵芬院士亲笔致信表示感谢：“家乡如需我做什么，我当尽力为之。”寥寥数语间，尽是心系桑梓的拳拳深情。
顾诵芬是享有盛誉的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他组织攻克了一系列航空关键核心技术，主持建立了我国飞机设计体系，主持研制的型号开创了我国歼击机从无到有的历史，牵引并推动我国航空工业体系建设，培养了大批院士、专家等领军人才，极大地支撑了我国航空武器装备型号研制。
顾诵芬是新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奠基人。他主持了歼教1、初教6、歼8、歼8Ⅱ飞机气动布局设计，奠定了我国亚音速飞机和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基石，推动了我国气动力研究、设计基础手段建设发展。
1930年2月4日，顾诵芬出生于江苏苏州。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那时的飞机轰炸声成了顾诵芬儿时印象最深刻的声音。日本飞机频繁在头顶上空盘旋，***爆炸震得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经历过这样的日子，顾诵芬说:“没有航空的话，我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我以后想造飞机。”就这样，报国的种子在他心里埋下了。
顾诵芬10岁生日时，叔叔顾廷鹏买了架航模飞机送他，他视若珍宝。父亲见他这样喜欢航模，便也买了一架给他。最初的航空梦想，便从小小的航模上诞生。此后，他先后求学于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没有制空权的军队就要被动挨打，航空武器装备是现代战争的首战装备、决胜装备。建立独立完整并能与西方列强比肩的航空工业，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1951年，顾诵芬毕业后分配到航空工业局。当年正值抗美援朝的困难时刻，党中央做出重大决定，国家拿出“60亿斤小米”建设航空工业，航空工业局成立，新中国航空工业艰难起步。这一年，21岁的顾诵芬便将自己的一生与祖国的航空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于1956年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担任气动组组长，在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等开拓者的领导下，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
为获取特高海拔地区人类生理资料，1990年，吴天一组织中日联合医学考察队攀登坐落于青海省的阿尼玛卿山。
途中，日方科研人员遭遇了明显的高原反应，不得不中途放弃。而吴天一继续带领中方人员向上攀登，最终在5620米的特高海拔地区成功建立起高山实验室。此次科考成果丰硕，国际高山医学协会授予吴天一“高原医学特殊贡献奖”。
那些年，吴天一总在挑战自己的身体极限。他设计了一座高低压氧舱，是全球首个可模拟上至高空1.2万米、下至水下30米环境的综合氧舱。第一次人体实验谁来做?“我是设计师，我进!”实验中，由于气压变化过快，吴天一右耳“嘭”的一声，鼓膜被击穿了。
1992年，这座国产高低压综合氧舱启用揭牌仪式上，吴天一登台致辞，只字未提奉献和付出，而是即兴引用了一句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这首词的最后一句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从事田野调查多年，在强烈的紫外线影响下，吴天一40多岁时双眼就罹患白内障，后来做手术植入了人工晶体;跋涉广袤高原，数度遭遇车祸，全身有14处骨折，右大腿里至今还装着钢板……“不这么拼，怎么能攀上高原医学的山峰?”吴天一说。
年事渐高，吴天一前些年装上了心脏起搏器。“挺好，有了它，我还要继续跟高原病较劲，较一辈子劲。”如今，吴天一仍在登攀。
【颁奖词】梦想天开
父亲留恋那油菜花开的芬芳，儿子就把他葬在不远的山上。三十年花开花谢，两代人春来秋往，一家人不分昼夜，守护最微弱的希望。一粒种子，蕴含着世代相传的梦想。
【事迹】沈昌健，男，46岁，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杨桥村村民。
1978年，养蜂人沈克泉在贵州山区发现了3株花期长，生长结构好的野生油菜，将其带回家乡播种，想为养蜂场提供新的蜜源。继而想到改良培育出产量高的油菜品种，为家乡解决吃油难的问题。
一开始，乡亲们嘲笑他"泥腿子想当科学家"。直到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沈克泉培育出了优质油菜种，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
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沈克泉的油菜品种未经国家审定，当地部门对沈克泉进行了罚款、拘留。但他仍刻苦自学有关油菜遗传育种和生产栽培的知识。在没有专业分析、没有专业仪器的情况下，父子俩用肉眼观察，凭记录总结规律。
1996年，家里为搞油菜研究欠债不少。沈昌健卖掉中巴，带着卖车款回家投入油菜研发。
20xx年，沈克泉父子繁育的"贵野A"不育系获国家发明专利证书。20xx年，沈克泉带着自己培育的巨型油菜"独闯"在武汉召开的第12届国际油菜大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20xx年，沈克泉去世，沈昌健依然是坚持着油菜育种。家人将沈克泉葬在离试验地不远的山坡上。家人知道，这些油菜是老人最后的心愿和牵挂。
如今，沈昌健的"沈油杂"202、819已进入区域试验环节，五亩送检试验田里有300个单株样本，每个样本送检一次就是200元;300亩的示范片里还欠着两万多的工钱，马上要施肥又是两万的肥料钱。对于已经35年没有主业收入的沈昌健一家而言，"吃饭靠田，科研靠借"。几十年来，沈克泉、沈昌健父子自筹资金150多万元，这几年政府也常有资助，可沈家里欠下了不少债，"几乎所有亲戚都借遍了。"家里最值钱的是两台用来贮藏油菜种子的冰箱。
35年父子相继，只为一株油菜的梦想。沈昌健说等现在的种子通过审定了，会卖给种子公司，拿着资金去滚动开发下一代油菜杂交新组合。自己的油菜育种路也许得"慢慢走"，但怎么也会走下去。
【颁奖词】秋兰为佩
技不在高而在德;术不在巧，而在仁。医者，看的是病，救的是心，开的是药，给的是情。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你是仁医，是济世良药。
【事迹】胡佩兰，女，98岁，解放军3519职工医院和郑州市建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医生。
1944年，胡佩兰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部，70岁时才从郑州铁路中心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位上退休。退休后，她一直坚持坐诊。
胡佩兰生活节俭，舍不得在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钱。但她经常大方地给病人垫付医药费。她还拿出微薄的坐诊收入和退休金，捐建了50多个"希望书屋"。
胡佩兰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进出都要坐小推椅。20xx年7月，98岁胡佩兰心脏病突发，经抢救后，第二天她依然准时到医院坐诊。
胡佩兰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平时看病不太依靠高科技仪器。因为慕名找上门的病人多，胡佩兰每天都会坚持看完所有病人才下班，对患者也极有耐心，给病人开药，很少超过一百元。如今，胡佩兰的记忆明显下降，耳朵也不如以前，但病人的情况她却记得清清楚楚，耳朵里放着助听器，听不清的地方，便由旁边的学生解释。
胡佩兰对病人的态度有目共睹，她经常说："医患关系搞不好是因为交流不够，医生只要对病人认真负责了，病人也自然会对医生极力配合，不管面对哪一个病人，都要把患者当成自己的第一个病人来对待。"
直至今日，胡佩兰已经在一个工厂职工医院和现在的地方，连续坐诊20xx年，坚持每周出诊6天，风雨无阻。
顾诵芬(1930.2.4-)，江苏苏州人。飞机设计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I951年毕业于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历任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工程师，沈阳机械制造厂设计室空气动力组组长，中国航空研究院飞机设计所所长，沈阳飞机制造公司总设计师，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航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会理事。当选第六、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他致力于飞机设计研究，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高空高速歼击机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也是该机以后改型的总设计师。他直接组织、领导和参与了低、中、高三代飞机中的多种飞机气动布局和全机的设计;先后承担歼教1型和歼教6型喷气式教练机的气动设计工作;他利用系统工程管理方法，把飞机各专业系统技术融合在一个总体优化的机型内，成功研制歼8Ⅱ飞机;领导了飞机主动控制技术研究、高性能远景飞机概念研究。
顾诵芬直接组织领导和参与了低、中、高三代飞机中的多种飞机气动布局和全机的设计。在中国国内首创两侧进气方案;抓住初级教练机失速尾旋特点，通过计算机翼环量分布，从优选择了机翼布局;消化吸收中国国外机种的技术，利用中国国内条件，创立超音速飞机气动设计程序和计算方法;解决了方向安定性和排除抖振等重大技术关键，确保了飞机定型;利用系统工程管理方法，把飞机的各专业系统技术融合在一个总体优化的机型内。
顾诵芬主持歼八飞机的气动力设计，任歼八飞机型号总设计师，解决了大超音速飞行的飞机方向安定性问题和跨音速的飞机抖振问题;担任歼八Ⅱ飞机总设计师，利用系统工程管理法，把飞机的各项专业技术综合优化于一个机型中;主持了主动控制验证机的研制;与俄罗斯中央空气流体动力学研究院合作研究远景飞机布局等。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玻利维亚高原所先后邀请吴天一去美国从事研究工作，被吴天一拒绝。他说，“我的一生要奉献于青藏高原。”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20__年，青海玉树发生7.1级地震。当时，吴天一已经75岁高龄，又是桃李满天下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却坚持要去灾区参与救援工作。他的同事和家人担心他的安危，百般劝阻，但他说，“这是世界最高海拔地区的地震，我们要以共产党员的精神战胜高原地震灾害”，带领医疗队前往灾区。在灾区，他往返于各个救治点之间指导抢救高原病患者，在医疗点为后辈们讲解高原病防治救援知识，在临时居住点宣传科普防病知识。震后，他又将这些宝贵的高原医学救援经验加以总结，分享给了国际各方。
吴天一今年已是86岁高龄，依旧凭借着饱满的热情和求知的精神，在青藏高原继续进行高原医学研究工作。20__年末，《吴天一高原医学》一书出版发行。这本历时4年，共340万字的著作，凝结了吴天一60多年来在高原医学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该书从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多个角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高原医学的理论与实践，为高原医学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指引，同时也对高原卫生保障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20__年6月29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天一颁授勋章。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吴天一院士曾经说过，“我一生只做一件事——高原医学研究。”60多年来，他深深扎根于青藏高原，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高原医学的研究工作之中。从一名普通医生，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始终保持着为民服务的初心、矢志报国的理想、求实进取的追求和甘于奉献的品格。在漫长艰辛的奋斗历程中，他用脚丈量大地，用心服务人民，用科学报答祖国，用最真实的经历和最昂扬的精神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展现了一名高级知识分子赤诚的家国情怀，诠释了一名医生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的职业精神。吴天一坚守着高原医学研究的阵地，矢志不渝地探索科学与真理，将高原医学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一生只做一件事，却将这一件事做到极致。他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职业精神，为年轻一辈树立了榜样。
正如吴天一的学生和同事、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副院长王晋所说，“看着吴天一院士日复一日从不停歇地工作，无怨无悔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确实鼓舞和激励着我们，我们作为吴天一院士的学生，第二代乃至第三代，一定会以吴天一院士作为榜样，争做科技强国的奉献者，崇高思想品格的践行者，将不断地在科学技术历程中砥砺前进，吴天一院士的科学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66年秋天，他出生在黑龙江依安县红星乡东升村一个普通农民家中。
家里兄妹6人，他排行老二。
上高中时，家里要同时负担5个孩子读书，懂事的他主动提出不住校，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当时全班52个学生，51个住校，唯独他跑校。
为此，父亲咬牙花100块钱给他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供他上学往返。
学校离家10公里，全是坑洼土路，天气好的时候，路都坑坑洼洼的不好走，遇到下雨天，路上积满了黑泥水，连下脚都很困难。
冬天更遭罪，路面结冰，非常滑，为了不迟到，他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去上学。
冬天即使不下雪，他骑车到学校时脸上、脖子上、身上都挂满了白霜，浑身湿透，所以同学们都叫他“小雪人”。
但是，无论天气如何恶劣，不管雨多猛、雪多大，他从未迟到或早退过。
因为初中就读的是农村学校，英语课只开半年，没有正规英语老师，中考时他的英语考了零分，但他还是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
当时全班考高中只考上五六个，他就是其中之一。
上了高中，为了高考英语不拖后腿，他在英语上下足了功夫，就连走路、干活时，都在背英语单词。
如今整个航天员队伍中，属他的英语最出色，大家都叫他“小诸葛”。
为了赚学费，他甚至在高中读书期间短暂辍过学，到附近砖厂打工。
可他始终没办法放弃学业，后来又回到了学校继续读书。
他的高中班主任说，好像一年四季都没有见他穿过新衣服，每天中午带的饭也只是玉米面大饼子，外加一些咸菜。
1985年，空军在依安县招飞行员，凭借强壮的体魄，他轻松过关。
进入航天员队伍以后，他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
神舟五号飞天时，他虽然没有入选任务梯队，但却把专业书籍找出来翻了一遍又一遍，写下了六七十万字心得体会，时刻为自己的梦想做准备。
他就是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航天员刘伯明。
“大”家就是国家，“小”家就是彭士禄的家庭。彭士禄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自己的夫人有三个：一是核动力，二是烟酒茶，三是自己的妻子马淑英。1965年，中国核潜艇工程上马时，彭士禄为了工作特地从北京迁到四川。4年后，妻子马淑英也迁到四川。马淑英当年从苏联留学回来后分配在北京化工大学教化学，她讲课讲得好，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当她要跟随彭士禄去四川时，学生们很舍不得，很多学生都来给她送行。来到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后，马淑英便正式转行参与到基地建设工作上来。1971年，因为工作需要，彭士禄再一次搬到武汉任核潜艇总体设计研究所(现719所)副所长兼副总工程师，任职到1973年5月。20世纪80年代主持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工作时期，他更是常驻广州，几个月才能借回京汇报工作之机回家探望一下。彭士禄80高龄时还在视察核电站的建设工作，经常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年事已高的他并没有在家享受生活，依然每天工作到很晚才回家，依然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出差，很少能见到家人。对此，孙女彭瑶很有意见。彭士禄每天回来时都是深夜，孙女已经睡着了，而每天早上孙女醒来时，彭士禄却又出去了。为此，孙女跟他还签了一份合同书，大意是如果彭士禄能准时回家的话可奖励啤酒。
彭士禄小时候为了生存他当过乞丐，发高烧导致瘫痪差点丢掉性命;当小游击战士时得过严重疟疾;在延安当护士时得过肺炎。留学期间，彭士禄从没在12点钟以前睡觉。当时苏联教授每教一节课，中方要另付80卢布的报酬，他因此十分努力。30年后，彭士禄忘我工作的精神依然不变，他患胃病20多年，总不舍得花点时间去看病。在一次现场调试的紧要关头终于支撑不住了，经诊断为急性胃穿孔。手术在工地现场紧急施行，他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
彭士禄开始主持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开发时，物资供应匮乏，生活极其艰苦。那时是吃着窝窝头搞科研，有时甚至挖野菜和白菜根，反应堆研究室不到50个人，每人每月的办公费才5元钱，这还包括出差费、办公用品费。那时没有电脑，数据都是靠仅有的一台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算盘这些工具没日没夜地算出来的。彭士禄面对工程技术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也不能马虎。对于任何问题都要通过调查研究、收集信息、进行试验等来搞清楚。在领导核电站建设工作时期对工程技术亲自计算主要技术经济数据;对工程进度能说出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键事;对技术攻关能亲自挂帅出征，出主意，给点子。
顾诵芬，是我国航空领域唯一一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他组织攻克了一系列航空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了我国航空工业体系建设。许多人听说他，是因为他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架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战斗机的总设计师。实际上，他的故事里远远不止一架飞机，他用一辈子的时间见证并书写“航空救国”“航空报国”“航空强国”。在不久前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空气动力学家顾诵芬获20__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顾诵芬的名字取自西晋文学家陆机的名句。1937年，7岁的顾诵芬在北京目睹日军飞机肆意轰炸，让航空报国的种子在他心里扎下了根。1947年高中毕业，他毅然选择了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从此，他的人生和我国航空工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顾诵芬不甘步人后尘，决意要设计出自己的飞机。面对苏联、欧美对我国飞机设计的技术封锁，他忘我钻研，“连洗脚时也在看书”。为收集资料骑着自行车跑了一个星期，边摸索，边试验。为解决飞机抖振问题，他瞒着爱人乘飞机三上蓝天，冒着生命危险寻找问题症结。从歼教1、初教6到歼8、歼8Ⅱ，一次次历史性突破的背后，都有他的身影，以至于有人感叹“翻开他的人生履历，就仿佛在阅读一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志在蓝天、航空报国的顾诵芬择一业而终一生。在他的人生轨迹中，有着闪亮的三个关键词：航空报国、航空救国、航空强国。面对日机轰炸，他立下了航空报国宏志;迈出大学校门，他开启了航空救国征程;担当设计重任，他践行了航空强国理想。从青丝到白发，顾诵芬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的蓝天;从空白到突破，他让新中国的“长鹰”不断迭代升级;从学子到大师，他用毕生心血书写了载入史册的航空事业发展成就。
壮心未与年俱老，一生钟情翼冲天。顾诵芬忠诚奉献、逐梦蓝天，敢担重任不怕挑战，苦心钻研不甘落后，以身作则不惧风险，以航空梦奋力托举强国梦。他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把奋斗情怀融入时代洪流，与时间赛跑、同强国竞争，以强国有我的使命感催生报国热情，以争先创优的紧迫感创造航空奇迹。他匠心不息、勇攀高峰，坚持走自己的路，搞自己的飞机，带领研制团队行进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历史轨道上，战斗在发展创新、蝶变跃升的报国天空中。
顾诵芬一生淡泊名利，也从不宣传自己。他只是说：“没有虚度这一生，干了几件事。”直至1978年以后，才逐渐进入世人的视野。即使是回忆录，他也坚持只谈飞机设计工作和航空科研有关的经历。诊断出直肠癌，他还是每个工作日“早晨第一个到办公室的人”。从住处到办公区，不到500米的距离，他要花十几分钟才能走完。顾诵芬在手术住院期间，还将外文书刊资料复印或翻译给一线设计人员。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顾诵芬胸怀“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坚持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默默无闻地挥洒着青春和热血，无怨无悔地贡献着智慧和力量。他坚定“功成必然有我”的历史担当，潜心钻研的报国志、强国心纯粹而坚定，一代代战机在蓝天掠过的是他呕心沥血的轨迹，翱翔的是他发奋图强的赤诚。他秉持“公烛无私光”的人格风范，把忠诚彰显一辈子，把大爱融入全身心，“事业摆当中，荣誉藏身后”是竭诚奉献的航空壮歌。
“癌患无所畏，暮年寄壮心”是其鞠躬尽瘁的人生写照。1986年之后，离开了飞机设计岗位的顾诵芬将主要的精力转向了飞机的主动控制技术研究，以及推动国产大飞机的发展。他力主并做出巨大努力促成新一代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的立项。参加运—20试飞评审时，顾诵芬其实已经显现出直肠癌的症状，身体极为虚弱。可他在后来手术住院期间，还叮嘱资料室给他送外文书刊，看到重要资料甚至会翻译好提供给学生和年轻技术人员阅读。
这些年，他还心系母校发展。上海交大航空航天学院成立时，他作为“特班”班主任为首届36名硕士生开讲第一课。他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空天科技战略专家委员会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大飞机出版工程》总主编……此外，顾诵芬还积极参与“思源校友年度捐赠”项目，为建设校园和帮助学子而慷慨解囊。
现在，办公室或是会议室里还常常能见到这位耄耋之年的航空英雄的身影，他依旧活跃在第一线，关心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他仍在思考如何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中国航空工业未来如何发展，如何培养堪当重任的专业人才队伍。
他对年轻人充满期待：“中国航空事业发展需要年轻人才，他们是祖国的明天。我只想对年轻人说，心中要有国家，永远把国家放在第一位，要牢牢记住历史，珍惜今天的生活。多读书，多思考，努力学习，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顾诵芬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回想我这一生，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只能说没有虚度光阴，为国家做了些事情。”
20__年8月1日，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半决赛的现场，苏炳添跑出了9秒83，以小组第一进入决赛。
9秒83，超出了苏炳添的极限9秒85！
9秒83，代表最快的中国速度！
9秒83，全球百米比赛速度榜第12名！
从此，苏炳添多了一个响当当的头衔：
首个进入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的中国人！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亚洲飞人”，究竟是什么，支持他跑到奥运百米决赛的现场？
一
小镇跑出来的“短跑天才”
1989年8月29日，苏炳添出生在广东省中山市古镇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还有一个弟弟，一家四口有商有量，日子虽然并不富裕，但也过得和谐惬意。
苏炳添小时候这么爱跑步，是因为妈妈也酷爱跑步，苏妈妈是当年古镇“跑得最快的人”。
苏炳添最喜欢和小伙伴比快，玩捉迷藏、红绿灯游戏，都是他抢第一。
他的11个表兄弟中，有5人曾是田径运动员。
苏炳添从小就喜欢追着表哥蔡建发屁股后边跑，表哥当时是全中山市的冠军，苏炳添总跑不赢他。
苏炳添却越挫越勇，以“跑赢表哥”为目标，经常拉表哥一起比赛。
初二的时候，苏炳添成绩不是很好，“补课”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他和同学比赛摸篮球框，他一下子摸到了最高处，被路过的体育老师杨永强看到了。
杨永强老师问他：“愿不愿意练体育？以后就不用补课了。”
听说不用去“补课”，苏炳添开心极了，马上就答应了。
苏炳添刚开始练的是跳高，一次体育课的短跑比赛，他轻轻松松就甩掉了受过专业训练的田径队同学。
当时没有人练100米短跑，苏炳添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校田径队的短跑队员。
15岁的苏炳添瞒着教练参加中山市中学生田径比赛，还拿了个冠军，跑出11秒72的好成绩。
杨永强惊喜万分，对他说：“不用练了，直接去比赛！”
苏炳添，很快就从小镇来到了中山市体育学校，成为全村人的骄傲。
二
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咬牙坚持
一开始，苏炳添难以适应严格的体育训练，在体校，每天早上五点就得起床，还要跑十几公里，有时候还得带着沙袋。
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地方，又是转校生，苏炳添没有什么朋友，有苦无处说，情绪一直低落。体校考试时，他的成绩不怎么好，教练也开始冷落他。
终于有一天，他偷偷坐车跑回家，告诉父母不想上体校了。父亲本想揍他一顿，被母亲拦下来。
后来，体校发现苏炳添不见后，马上找到杨永强老师一起寻人。杨永强在凌晨才找到苏炳添。
杨永强带着体校老师劝苏炳添回校，这时，苏妈妈却犹豫了。
表哥蔡建发劝她：“为了苏炳添的前途，现在吃点苦不算什么！”
表哥已经是一名专业运动员，看到他，苏炳添又重新燃起了“超越表哥”的梦想，他又回到了体校。
从此，苏炳添不再怕吃苦，他也向队友敞开心扉，互相交流，最重要的一点，他特别自律。
我们都知道，运动员训练要控制饮食，苏炳添一直坚持合理饮食。
家庭聚会的时候，苏炳添从不乱吃东西，不吃猪肉和西瓜，不喝橙汁，更不会喝酒。
作息上，苏炳添坚持5点起床训练，从不迟到，晚上10点准时睡觉，放假也如此，几年如一日。
吃苦耐劳加上严格自律，苏炳添迅速调整好状态，进步神速。
有一次，表哥说他100米最快能跑到11秒。
苏炳添说：“那也太轻松了。”
表哥要求他现场演示。
他们来到村里小学的百米赛道，表哥掐秒表。秒表一停，表哥震惊地看着那“10秒75”，说不出话来。
那天，苏炳添实现了“超越表哥”的梦想。
“战胜表哥”之后，苏炳添想走向更大的赛场，挑战自己。
在香港对抗赛上，苏炳添收获了100米和200米比赛的冠军。仅用了两年不到的时间，苏炳添就接近了健将级运动员的水平。
年底，苏炳添拜别恩师宁德宝，进入广东省田径队，正式成为一名职业短跑运动员。
进入省队后，苏炳添进入了魔鬼式的训练。
每天要五点多起床，晨跑5000米，吃完早饭，又要进行体能训练、负重跑训练、技术动作训练，每天都在不断地重复，繁杂而枯燥。
苏炳添感觉太累，太困了！
最关键的是，苏炳添来到省队，又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连广州的公交车都不会坐。
他不认识人，感到很孤单，特别想家，有时觉得自己都待不下去了。
有一次，他偷偷跑出去找工作，但是，一个星期后又回来。
回来之后的苏炳添一门心思扑在跑步这件事上，他也逐渐显示出他的天赋，不断向前，不断突破。
苏炳添师从的教练是袁国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速度”的代表人物。
刚入省队的时候，苏炳添每天认真刻苦训练，但是成绩没有进步也没有倒退，他告诉教练他真的练不下去了。
袁国强教练就对他说：“你再坚持一下，后面有一个比赛，马上就可以检验一下自己了。”
苏炳添决定再坚持一下。
所谓“名师出高徒”，两年内，苏炳添斩获了男子60米、男子4×100米接力项目的三枚金牌。
凭着优异的比赛成绩，苏炳添20岁的时候，进入了国家队，他的能力上了一个台阶，当年以11金的成绩称霸“田径短跑界”。
三
荣誉与伤痛并存，突破极限
运动员荣誉的背后，往往伴随着伤痛，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的，战胜这些伤痛，也就突破了自己。
第五届东亚运动会夺冠后，苏炳添突遭病痛折磨，上半年基本没有什么比赛。养伤期间，他还在不断地进行力量练习。
伤痛并没有阻碍苏炳添的速度，适当的反而让他爆发更强的潜能。
年底的广州亚运会，苏炳添拿下男子4×100米的冠军金牌，这枚金牌时隔20年再度回到中国接力队。
莫斯科世锦赛中，苏炳添因抢跑被罚下场，而同年比赛的张培萌却跑出了10.00秒，追平日本选手伊东浩司跑出的黄种人最快纪录。
“抢跑罚下场”那一幕，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甚至有的时候裁判还没有开枪，他却总觉得“枪好像已经响了”。
打那以后，这一幕就成了苏炳添心里的一道坎，他失去了往日的自信。
幸运的是，苏炳添遇到了他现在的外国教练兰迪-亨廷顿，这个教练带来了新的技术和方法，让苏炳添慢慢找回了自信。
兰迪-亨廷顿是个“多事的老头”，他原来是中国男子跳远队的教练，那时经常去短跑组提意见，苏炳添从中获益良多，后来兰迪-亨廷顿就成了他的专属教练。
亨廷顿经过研究，找出苏炳添百米跑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起跑很快，但是在50米到60米的时候，容易打乱节奏，力量和速度也逐渐下滑。
全球百米记录前10名都是跑进9秒的非洲后裔选手，跑进9秒，是亚洲人的极限。
亨廷顿说，苏炳添想要突破极限，最关键的是改变他的起跑习惯--由左脚起跑改为右脚起跑。换句话来说，就是重新学跑步。
这个改变存在很大风险，苏炳添很有可能毁掉他十几年的运动员生涯。
但是，他坚持这么做，决定改技术的那一时，他就做好了退役的准备。
苏炳添听从亨廷顿教练安排，远赴欧洲改技术。
改技术的过程中，苏炳添承受巨大的压力。刚开始，他连女运动员都跑不过，加上年纪越来越大，他的职业运动生涯遇到了瓶颈。
他每天逼迫把左脚放前面，故意让右脚发力，虽然极不协调。脑海里也在不断重复这个动作，甚至睡觉都是在跑步。
休假期间，他竟跑去训练基地外的森林“追兔子”，把每个兔子洞都摸得一清二楚。
这样“高强度”的练习下，苏炳添很快掌握了新的技术。
在美国尤金站中，26岁的苏炳添跑出了9秒99，跑进9秒关口，成为“亚洲第一飞人”。
领奖那一刻，苏炳添致敬刘翔，做了一个同样的动作：身披五星红旗，跳上领奖台。
四
退役了，再战奥运
长期的征战比赛，高强度训练，让苏炳添身上多处带伤。
短跑运动员的黄金年龄大多在28岁前，20__年，苏炳添选择了退役。
但是他还有两个愿望没有实现：突破亚洲人的极限9秒85，站在奥运会男子百米的决赛场上。
所以，为了进入奥运会的百米决赛，苏炳添坚持继续比赛，让自己回到巅峰的状态。
宣布退役的两年内，苏炳添再次为国家贡献男子100米3金，男子60米1金1银。
由于疫情的影响，20__年的东京奥运会推迟到20__年举行。
训练期间，苏炳添曾出现两次大伤。
第一次是田径亚锦赛前，一次力量训练中，苏炳添腰部肌肉拉伤。
苏炳添晚上睡觉时，腰部还隐隐作痛，就像一根刺在上面。
他积极出国就医。在美国养伤期间，想到自己的年龄和久病缠身，苏炳添曾一度想放弃比赛。
队医朱志伟开导他：“你属蛇的嘛，蛇都会冬眠的，人的状态也有恢复周期，不如等春天来了再考虑。”
就这样，苏炳添回国康复养伤，继续参加当年的钻石联赛上海站。虽然表现不理想，但是，苏炳添还在坚持，他一边调整状态，一边比赛。
第二次受伤是苏炳添在一次力量训练中，不小心拉伤左肩，短期内很难恢复，幸好没有伤到关键的腿部。
为了以最佳状态迎接东京奥运会，从那时起，苏炳添就进入了较长的恢复调整期。
20__年8月1日晚，万众期待下，苏炳添出现在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半决赛现场，而且超水平发挥，跑出9秒83！
全国人民都沸腾了！
刘翔第一时间发微博祝贺他：封神！9秒83！
苏炳添也完成了交接，成为中国新一代“飞人”。
五
跑得最快的“大学教授”收获跑得最慢的“爱情”
备战东京奥运会期间，苏炳添坚持完成了自己的学术论文。
8 月 1 日，苏炳添一篇名为《新时代中国男子 100m 短跑：回顾与展望》的论文在社交网站走红，网友纷纷感叹苏炳添亲自为论文 " 跑数据 "。
暨南大学毕业后，受学校聘请，苏炳添决定留校任教，成为体育学院的一名副教授，继续他的学术研究。
东京奥运会上“一战成名” ，苏炳添也成为了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大学教授”。
跑得最快的“大学教授”却收获跑得最慢的“爱情”。
20__年10月10日，苏炳添与青梅竹马的妻子林艳芳完婚，结束16年的“爱情长跑”。
初中时，苏炳添贪玩不好学，林艳芳是组长，每周就负责催他交作业。
“女神”林艳芳有很多爱慕者，唯独和苏炳添“传纸条”，后来，他们改用“日记传情”。
苏炳添进入国家队后，两人极少见面，只能通过打电话联络，这一打坚持了十几年。
20__年7月11日，苏炳添的儿子小天天出生。儿子出生那天，他还没有从瑞士回国，网友调侃“亚洲飞人第一次输了，跑不过儿子！”
现在，苏炳添一完成比赛，就坚持回家陪儿子，喂奶、换尿布、哄睡、带娃出去走走，“亚洲飞人”秒变“奶爸”。
在一次采访中，苏炳添说：“我有一个梦想，在我孩子有认知能力的时候，让他的妈妈带他到现场去看一次我的比赛，让他永远记得自己的父亲最辉煌的一瞬间。”
今年东京奥运会，他让妻子和儿子看到了他“封神”的时刻！
六
虽然未在决赛中拿到奖牌，但苏炳添觉得虽败犹荣。
赛后他也在微博上留言：
“以9秒83进入奥运会决赛圈我已经非常满足了，决赛的9.98也没有遗憾，因为这就是我的最真实水平！”
东京奥运会，很有可能是苏炳添的最后一站，也许未来，他会以新的身份，再次回到赛场上。
祝福这位“亚洲飞人”，愿他能培养出更多的“中国飞人”，带领中国田径队走向另一个巅峰！
得知自己获得“七一勋章”，吴天一不禁想起15年前的那一天：20__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让他感到无比欣慰。
作为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建设高原生理专家组组长，吴天一曾数次带队奔波于青藏铁路沿线，研究确定了一整套卫生保障措施和急救方案，推动工程全线配置了17个制氧站、25个高压氧舱。5年里，14万人的筑路大军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地区连续高强度作业，没有一人因高原病死亡，被誉为“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14万人，当时人手一本高原病防护手册。手册上“吴天一”的名字，犹如“生命的保护神”。
20__年4月14日，玉树发生7.1级地震，年逾古稀的吴天一请缨带领医疗队直奔灾区，奋战了整整7天。
扎根高原、悬壶济世，吴天一并未独行——1958年，他和同为医生的妻子携手奔赴青海，这一待已是六十三载。在二老的以身作则、家风熏陶下，女儿、外孙选择在西宁扎下了根，一家三代四人都在高原上从医。
今年春天，吴天一欣然应邀到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讲了开学第一课。面对台下“00后”学子们的青春面庞，这位“80后”老人坚持站着讲演。讲稿是他自己写的，结束语为：“青藏人民正展开双臂迎接你，你的事业就在这里。”
这句对孩子们的殷殷寄语，在吴天一心头，回响了一生。
陈家顺：“变身”民工的“卧底局长”
【颁奖词】为乡亲卧底，你吃遍所有的苦，为百姓打工，你换来群众最多的甜。你乔装改扮，却藏不住心底最深的惦念;你隐姓埋名，可我们都知道你是谁，为了谁。
【事迹】人物介绍：1968年出生，云南省沾益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沾益县驻浙江义乌劳务工作站站长。为保障外出务工人员的合法利益，从20xx年9月起，陈家顺先后深入多家用工企业，以农民工的身份应聘到企业“卧底”打工。
在很多被陈家顺关照过的农民工眼里，“陈老师”好像什么都不怕。但陈家顺说自己有“软肋”，最怕的就是“老百姓说你们干部骗人”。
现年45岁的陈家顺，是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记者在演播室内见到他，腰板挺直，但身材明显单薄，脸上多少看得出知识分子气息。虽然在舞台上尽力放慢步伐，但他仍没法儿掩饰平日走路频率很快的习惯。
几年前，陈家顺被派往浙江义乌，担任义乌劳务工作站站长。麻烦事接踵而来：此前劳务输出由乡镇、村负责宣传动员，但是乡亲出去后常说外面的情况和听到的宣传不一样。陈家顺成了乡亲们的“出气筒”，有打工者甚至想揍他一顿。
陈家顺辗转反侧，问题出哪儿了?为把真实的用工信息传达给乡亲，也为了更好地给乡亲们维权，他下了决心：以一个普通农民工的身份去求职，实地体验农民工的生活工作。 不曾想，一“卧底”就是好几年。他几次进出工厂和农民工子弟学校，当过组装工、装卸工，看过仓库，当过“猪倌”。“你是农民工吗?”他说刚开始“卧底”时，别人常直截了当地问他，因为他的书生气与干活手势，看着十有八九是个“假民工”。去一家养殖场面试时，陈家顺特意摘掉了400多度的近视眼镜，厂方说他不像养猪人，他立马回应“别看我像不像，要看我是不是能干得下来!”
“最受不了难闻的气味，开始两天连饭都吃不下去，直到一周后才基本适应。每天早上起来最辛苦的就是清洗猪舍，刚开始时要花3小时才清洗完，后来熟能生巧，只花1小时就能干完了。”一个月后，陈家顺在重点收集了工作环境、生活条件、工资待遇、子女上学等“情报”后辞职，推荐了几位乡亲来这里务工。
为了尽可能多地了解各行业信息，陈家顺逼着自己快速学习、上手。比如，刚学会养猪，又得适应工厂流水线上的作业。“卧底”打工时，但凡找到用工条件相对优越的，总会眼前一亮。他曾应聘到一家中等规模的饰品厂，待遇和条件很不错：保底工资不低，因工作需要加班，厂里会补发加班费，还有免费的工作餐。一个月后，他介绍了20多名老乡过来，事先郑重其事和老板谈好条件：报销工人过来的车费，每月的工资按时发，尽量给工人安排技术性岗位……
有人说他这样做太辛苦了，他却认个死理：“别总觉得老百姓抱怨多，其实他们讲究的就是实在和信任。你提供的用工信息与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怎么指望大伙儿相信你?我们当官的，如果今天的事情都做不好，又怎么指望让老百姓相信你描绘的蓝图?”
陈家顺爱给自己找麻烦，很多农民工朋友都有他的手机号，他早已把自己当成了他们中的一分子。“我们再辛苦，终究背后是有组织依靠的，而农民工呢?他们漂泊异乡，无依无靠，那是真的辛苦!”随着在媒体上的曝光率不断增多，现在陈家顺“卧底”越来越难了，但他说，只要心里装着农民工朋友，即便换个方式，也可以为他们做事。
何玥：主动捐献器官的小学生
【颁奖词】正是花样年华,你却悄然离开。你捐出自己,如同花朵从枝头散落,留得满地清香。命运如此残酷,你却像天使一样飞翔。你来过,你不曾离开,你用平凡生命最后的闪光,把人间照亮。
【事迹】人物介绍：何玥，女，12岁，广西桂林人，小学生。因肿瘤扩散至脑部组织，20xx年11月脑死亡。在她听说自己的生命只剩3个月时，决定将自己的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
“虽然我们的女儿没了，但我们帮她完成了心愿，我们很欣慰!”在演播室，何玥的父母从走上舞台的那一刻起，就几度泣不成声。
去年4月，何玥即将小学毕业之时，被查出患有高度恶性小脑胶质瘤。9月初，她的病情突然复发，肿瘤扩散至脑部组织。在听说生命只剩3个月时，何玥做出了父母亲人都难以理解的决定……
那天，何玥对刚打工回家的父亲说的第一句话是，“爸爸，我想把器官捐出去，行不行?”吓了一大跳的父亲把何玥骂了一顿，因为按桂林老家的风俗，人死后尸体被剖开无异于大逆不道。何玥哭了：“我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给别人生的希望。”最终，爸爸妈妈含泪同意了。11月17日凌晨0时10分，小何玥在医院里走完了短短20xx年的人生路。凌晨4时，她的两个肾被送到解放军第181医院捐给了两名患者，她的肝也救助了需要的病患。
在旁人眼里，何玥一直是个品学兼优有爱心的孩子。家里满满一面墙贴着“三好学生”之类的荣誉奖状。20xx年汶川地震时，她曾让父母捐出一个月的工资。被查出脑瘤后，学校为她捐钱，她却要把钱捐给更需要的人……
为了给小何玥治病，何玥父母已经欠下了10万元的债务。但为了完成女儿的遗愿，他们拒绝了器官捐献的补贴，也从未主动找过接受何玥器官救助的患者。他们想以最美的方式，实现女儿的“最美愿望”。
王绅森早年在工作中遇到生活困难的学生，都会自掏腰包，及时帮助。退休后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去资助困难学生。
20__年，他通过媒体得知常山女孩徐玲玲考上了大学，但由于生活拮据四处打工，便陆续资助了她18000余元。
为了帮助更多学生，王绅森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增加一些收入。自20__年起，他开始依靠回收废旧物品挣钱助学。每天晚上10时许，老人就推着三轮车出门，直到凌晨三四点钟回家。周边的饭店、旅馆、小超市都是老人废品回收的来源，一个晚上下来，他可以捡满两辆三轮车，每个月能挣到四五百元。多年来，几乎天天如此。被问及为何晚上才出去拾荒时，他说，白天捡废品的人多，很多人以此为生，我不去跟他们争，不能抢了人家生活的饭碗。
除了坚持助学，王老还以更多善行温暖、影响着周围的人们。在王绅森所住小区的单元门口，挂着50多把雨伞，全是他在废旧物品回收时捡出并修好的。如今，这些雨伞已成为小区的“共享雨伞”，解决了突降大雨时路人的燃眉之急。
彭士禄家中的写字台上摆放着“三件宝”：一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首航的纪念磁盘;二是友人赠送的核电站模型;三是任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时，炊事员送的“垦荒牛”陶瓷塑像。他的夫人说，她最喜欢第三件，因为“老彭就像一头垦荒牛”。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决定上马秦山一期核电项目。究竟走哪种技术路线?熔盐堆和压水堆两套方案成为争论的焦点。最终，在彭士禄的大力支持下，首台核电机组选择了后者，为以后中国核电走“以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大亚湾核电项目启动时，彭士禄又任总指挥。回首当时的建设经历，彭士禄说自己学到了三点：一是懂得了一些经济，很早就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的概念;二是验算了法国核电的主要参数;三是学到了一点管理学，这对今后中国核电项目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彭士禄曾在自述中写到：“我坚信共产主义必胜无疑，作为共产党员，我将为之奋斗终身!也许因是属‘牛’的吧，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劲精神，不做则已，一做到底。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群体团结，是合力，至关重要，最怕‘窝里斗’，分力抵消，越使劲越糟糕，最后变成负力，悲矣!尽自己的力气去做正功，没有白活。
苏炳添其实一直是个乖宝宝。苏妈妈回忆，小时候的苏炳添就很乖，性格很温和，很少和别的孩子发生什么纠葛。初中进入学校田径队，苏炳添并不像别的体育生那样张扬，一直都显得安静低调。杨永强教练回忆，苏炳添在学校田径队的时候，从来不缺勤，每次训练都积极参加，而且非常自律。即便刚刚入队，还没有成为正式队员，苏炳添也从来没有把参加训练当做可有可无的随便试试，对教练布置的任务都是不折不扣地完成。
这种自律的态度一直伴随着苏炳添成长。表哥蔡健发回忆，每次家庭聚会，大家都是吃吃喝喝，苏炳添从来不乱吃东西，不吃猪肉，更从来不喝酒。省队教练也大赞苏炳添的自律能力，在省队、国家队都是统一的饮食，有严格规定，但放假回家，很多运动员都会放松对自己的约束，而苏炳添回家之后也是严格按照饮食要求，滴酒不沾。
除了很自律，苏炳添即便拿到全国冠军也没有丝毫的骄傲自满。有机会回家，会一如既往地看望家人、启蒙教练。没有时间回家，也时常会通过微信、电话和大家联系，汇报一些训练、比赛的情况。
现在，苏炳添不仅是国家队的中国速度，还是暨南大学的研究生。导师傅教授提及弟子，同样非常赞赏，“苏炳添阳光、努力且十分谦虚。虽然因为训练的原因不常在学校，但是和同学老师的联系和沟通从不间断。在学习上，虽然是体育特长生，但却十分认真。本科论文还是‘优’!平时因为训练缺课，都会及时补上。是体育生中很努力、很认真的人，愿意学习的一个孩子。”
正是因为谦逊的性格，在张培萌跑出10秒成绩后，苏炳添和张培萌成为了互相推进的搭档，两人携手夺得亚运会接力冠军，并刷新了全国纪录。
20__年，在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上，苏炳添收获了男子60米的金牌。并先后获全国田径锦标赛男子4×100米接力、全国田径冠军赛暨系列赛男子4×100米接力两块金牌。
20__年2月18日，在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上海站，苏炳添以6秒66的成绩获得男子60米冠军。5月15日，在玉林举行的第11届全运会预选赛暨全国田径锦标赛中，苏炳添以10秒28夺得男子100米冠军，并达到世锦赛B标;接力比赛中又代表广东队以39秒32的成绩夺得男子4×100米冠军。5月21日-5月30日，苏炳添踏上亚洲田径大奖赛苏州、昆山、香港三站赛，在男子100米和4×100米接力两项比赛中连夺5金。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田径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代表广东队以39秒22的成绩夺冠。10月31日，在河内举行的第三届亚洲室内运动会男子60米决赛，苏炳添以6秒65的成绩夺冠。12月12日，在香港举行的第五届东亚运动会上苏炳添以10秒33夺得男子100米冠军，以全年11金的成绩结束赛季。
20__年，苏炳添受伤病困扰，上半年基本上没有比赛，主要以养伤和力量练习为主。在年底的第xx届广州亚运会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苏炳添与陆斌、梁嘉鸿、劳义组成的中国队以38秒78夺得冠军，并刷新全国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继1990年北京亚运会摘金后，中国接力队时隔20年再度封王亚洲。
20__年10月16日6时23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着陆在内蒙古中部的阿木古郎草原，当航天员杨利伟身着乳白色航天服跨出返回舱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为祖国感到骄傲”。此后，聂海胜两度飞天、景海鹏三上太空，每次凯旋后的第一句话，还是“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八个字，字字恳切，重逾千钧，折射出航天员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这份挚爱源于深知：为托举他们一飞冲天，在祖国航天的各条战线上，多少人把铺盖搬到车间，多少人伏在桌案上入眠，多少老专家透支了健康，多少年轻人霜染两鬓……
“祖国托举我飞天!”景海鹏记得，为了研制我国自己的舱外航天服，女设计师张万欣先后7次赴俄罗斯参加学习培训，不仅刻苦钻研技术原理，还主动参加操作训练。由于身材瘦小，她穿上充气加压后的舱外服，关节活动非常吃力，每次训练结束后都浑身湿透，累得瘫倒在地，半天也站不起来……俄罗斯专家十分惊讶地问：“她不会就是你们中国选出来的女航天员吧?”科研人员把一天当作两天用，硬是靠着这种坚韧执着的拼劲，只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8年才能干成的事。翟志刚完成出舱活动后自豪地说：穿着自主研制的舱外航天服漫步太空，感觉真棒!
说起国家，航天员们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但提到个人，他们却常常轻描淡写：
20年来，在很多人看来，邓清明是个“消失”的人，甚至不少老家的亲戚都会这样问起：“只听说是航天员，咋不见他上天哩?”作为目前航天员大队唯一没有执行过飞天任务的首批现役航天员，邓清明二十年如一日训练备战，3次入选任务梯队，却始终没能圆自己的飞天梦——“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都献给了漫长的等待，你后悔吗?”邓清明这样回答：“不管主份还是备份，都是航天员的本分!战友飞就是我在飞!”
“神九”出征前，北京航天城里回荡着《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航天员们至今都感动不已……刘洋说：“如今当大家对我说‘你没有变’的时候，我知道我不曾忘记初心，不曾迷失自己。因为我清醒地知道托举我们飞天的双手，一只叫‘科技’，一只叫‘国力’。”
20__年是杨振宁的“望九之年”。6月18日至19日，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举办了一场“理论物理前沿讨论会”，以此纪念该所的理论物理研究室诞生25周年，并为研究室创办人杨振宁教授预先庆寿。3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及近百位杰出的学者与会，使之成为该领域罕见的学术盛事。
校方在数学所大厦前特别打出横幅，上书“杨振宁先生学术青春长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解释，杨先生本不喜做寿，因为真正做科学的人是“没有年纪的人”。
1986年，刚刚创办南开数学所的数学大师陈省身，邀请老友杨振宁到此创办理论物理研究室。尽管“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杨振宁却欣然从命，只因“陈先生的邀请是无法拒绝的”。
25年来，这间起初仅有一位、目前也只3位教授的研究室，已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培养的25名博士中，有人当选院士，有人成为大学副校长，有人拿到海外名校终身教职。
用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的话形容，研究室如今算略有成就，“毕业了一批人、做出点事”，总算对陈、杨两位先生有所交代。
葛墨林1986年由陈省身、杨振宁自兰州大学聘至南开大学。他最初问陈先生该怎样发展，陈先生提出要“不开会、无计划、多做事”;再问研究室该做什么方向，陈先生回答“就做振宁的方向”。
杨振宁则说，不善做研究的人，看某个菜园里人多，就挤进去找个角落，花大力气刨个坑。一定要找一个较空的园子，一刨就出个萝卜。他为研究室设定的“杨——巴克斯特系统”相关的数学物理方向，当年并不被人看重，日后逐渐成了该领域的重要方向之一。
如今，葛墨林认为，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师生，不仅在学问上受惠于杨振宁，人品、学风上也受益颇多。杨振宁“宁拙毋巧，宁朴勿华”的要求，影响极大。
25年来，这里一贯奉行“不宣传”方针，数理学界之外，少为人知。数学所共计12位全职教授，理论物理室占四分之一，在葛墨林看来已不算小。陈省身初期就提出不希望扩大规模，永久教职保持很少。这个方针坚持至今。
“就叫研究室，也不扩大，不叫‘中心’。”葛墨林说。
此间风气的一处体现是，本次讨论会不少大腕到场，但葛墨林在开幕式上说：“恕我不能一一介绍各位的头衔，大家都是重要的人物。”他给同行鞠了一躬，“一介书生，无权无势，对大家无可贡献，鞠个躬表示感谢”。
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因公爽约，专门发来长信，但大会决定节省时间，不再当众宣读。由于学术报告安排极为紧凑，葛墨林提醒在座上了年纪的院士们，感觉累了就去休息，也可腾出座位，让给后面站着听讲的年轻人。此语令与会者不禁莞尔。
三度飞天，荣誉等身。景海鹏收获了无数的鲜花和掌声。他仍然十分清醒：“我是一个从农村长大的孩子，能够成长为一名航天员，实现人生一个又一个梦想，登上一个又一个台阶，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党和国家教育培养的结果，我没有别的方式来回报，只想尽我最大的可能多干几年、多飞几次。”
如今，航天员中有7人已是年过半百的将军，每次训练他们仍然带头参加，高难科目抢着上，航天生理功能、航天环境耐力与适应性始终保持在优良等级。备战“神九”任务的那年春节，刘洋在模拟器训练馆遇到了正练得热火朝天的聂海胜，他笑着说：“年纪大了，只有多花点时间才能不落后你们年轻人啊!”
面对党和人民给予的崇高荣誉，他们说得最多的是“荣誉属于祖国，属于全国人民，属于每名航天科技工作者”;他们做得最多的是回报国家、回报社会。20年来，航天员们走进校园、走进军营、走进社会，用上千场报告、数百次公益活动，宣传航天精神，播撒科学种子，诠释了肩负的社会责任。
“大家好，我是王亚平，本次授课由我来主讲……”完美的太空一课让“教师”成了航天员王亚平的第二职业;这些年，她到过全国近百所学校，与青少年学生面对面交流。短短的一堂太空授课，点燃了无数中小学生心中的航天梦想。一个孩子在给她的来信中这样写道：“我的梦想也是当一名航天员，请放心把接力棒交给我吧!”王亚平觉得，这是除了作为航天员飞上太空以外最美好的记忆。
计利只计国家利，留名只留集体名。“归零，归零，还是归零……”发射前的读秒倒计时没有“零”，但每次任务结束后，航天员们的心里都会补上这个“零”。“归零”让他们一次次放下个人的成绩、经历、得失，轻装上阵，始终以从零开始的心态去迎接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