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审申请书模板汇编（精选3篇）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甲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乙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再审申请人因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浙甬民二终字第某某号民事判决，特向贵院提出再审申请。
申请再审事由：
1、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2、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再审请求事项：
撤销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浙甬民二终字第某某号民事判决，判令再审被申请人赔偿再审申请人意外伤害保险金某某元。
事实与理由:
第一、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1、二审判决认定申请人已收到保险合同条款缺乏证据证明，且与相关证据相矛盾。
XX年2月13日，乙与再审被申请人签订第二份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一审判决认为，该保险合同为卡折式，集保险合同条款、保险单、保险费收据于一体，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该保险合同第四联(即保险单正本兼保险费收据联)背面即为保险条款的内容，据此可认定再审申请人已收到该保险合同的相关保险条款。二审判决对此亦予确认。再审申请人认为上述认定缺乏证据证明，理由如下：
首先，据证人李某陈述，再审被申请人的保险代理人谢某在向乙推销保险时“没有出示过保险条款，没有说过保险条款的内容”。可见，乙及李某在合同订立当天根本没见过保险合同条款。
其次，即便是在谢某的证言里也找不到她将保险合同条款交给乙的内容。考虑到谢某是再审被申请人的保险代理人，她所作的证言应当不会损害再审被申请人的利益。尽管她与再审被申请人有利害关系，但其陈述中包含的没有将保险条款交给乙的内容应当是可信的。
再次，再审被申请人无法举证证明向再审申请人提供过保险条款，哪怕是第一次订立保险合同时提供过条款的证据也无法提供，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继而，即使进行推定，现有证据也不必然能够推定出再审申请人已经收到保险合同条款。只要仔细查看再审被申请人提供的保险合同原件，就不难发现第四联与保险合同条款之间有明显的粘贴与装订痕迹，说明第四联曾经与其他文件(可能是再审被申请人主张的保险合同条款，也可能不是)装订在一起，但不能得出再审被申请人已经将这些文件与保险单一起交给再审申请人的结论。由于现有保险公司的运作特点是保险公司聘用保险代理人推销保险(本案即属于该模式)，考虑到在司法实务中，往往存在着保险代理人并未将完整的条款在销售时交给客户的情形，因此不能排除谢某由于业务素质不高或者为了便于推销保险故意隐瞒合同条款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再审申请人申请理赔时将第四联原件交予谢某后，谢某再将第四联粘贴在保险合同条款上的可能性。
综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前提是其向投保人出示、交付完整的保险合同条款，如果连这一物质载体也没有，凭空何谈说明?因此，二审判决的上述推定完全没有事实基础，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1、二审判决认定再审被申请人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显然违反了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并与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的意见相冲突。
《保险法》规定的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主要分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两层含义。
①提示义务指在对免责条款的设置上，保险人要在投保单、保险单等保险凭证上达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这就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内容本身作显著标志(如字体加粗、加大、相异颜色等)，对全部免责条款及对条款的说明内容集中单独印刷，并对此附有“投保人声明”，或附有单独制作的“投保人声明书”。
观本案，保险单“声明”栏中的文字未作任何字体加粗、加大等显著化处理，将其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栏的文字相比较，在印刷上毫无区别之处，根本不能达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反观“保险期间”、“保险金额”、“免赔额”、“给付比例”、“保险费”栏相关内容的字体倒是作了加黑、加大处理。显然在制订格式合同文本时，再审申请人的利益与再审被申请人的利益就是不对等的。再审被申请人一味追求自身的利益，破坏了合同的利益平衡，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再审申请人的利益自然得不到重视。
而对于免责条款内容的提示，也仅仅是对“责任免除”这四个字作了加黑处理，并未对其下列举的具体免责情形进行加黑处理，也就是说没有对免责条款内容本身作出显著提示。况且，在对“保险责任”和“索赔须知”8个字也做同样加黑处理后，“责任免除”、“保险责任”、“索赔须知”三者的具体内容从印刷上观察毫无二致，均未采取任何显著标示，无法使免责条款部分的内容突出地显示出来，一般人根本不会留意，自然也就达不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既然免责条款未作提示，也不能引起投保人的注意，依法不产生效力。再审被申请人自然不能援引该条款拒绝理赔。
②针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一般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或者由投保人在“投保人声明”或单独制作的“投保人声明书”上签字确认并同时表示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已明了。
观本案，再审被申请人从未通过任何方式向乙做出过针对免责条款的任何说明。而免责条款本身不能证明再审被申请人履行了说明义务。在此情况下，不能仅凭乙在“声明”栏的一个签名就冒然认定再审被申请人已经履行说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已经对此做了明确的表态。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合同章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XX年版，第110页);尤其考虑签名具有当事人确认保险合同成立的效力，更加不能赋予其额外的含义。
2、二审判决认定乙平时以肇事的电动三轮车作为交通工具不能对抗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明显与保险法的立法精神背道而驰。
保险合同作为最大诚信合同，诚信是它的灵魂所在。乙与再审被申请人订立合同的时间分别为XX年1月7日和XX年2月13日。乙购买涉案电动三轮车的时间是XX年2月17日。购买第二份保险时，乙已经使用电动三轮车将近一年时间，根据村委会的证明可以证实乙和谢某平时联系密切，而谢某在庭审中也承认自己和乙很早就认识。结合李某的证言也证实谢某不仅知道乙使用无牌电动三轮车，而且承诺骑车出事故是可以获得理赔的。这一系列的证据已经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再审被申请人对乙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的事实是明知的。既然明知乙长期无证驾驶，且电动三轮车是她必不可少的谋生工具，那么再审被申请人就应当预见到保险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应及时明确告知乙相应后果，并采取相应减损措施，这是再审被申请人的法定义务。但再审被申请人放弃通过增加保费或解除合同等措施来控制风险，长期默认被保险人的无证驾驶行为，应当视为再审被申请人放弃了合同解除权及免责抗辩权，构成弃权。而再审被申请人向乙承诺骑车发生事故可以获得理赔，待事故发生后又拒绝理赔，又违背了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构成反言。基于弃权和禁止反言原则，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本案中被保险人的死亡是多种原因力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无证驾驶并不必然直接导致被保险人死亡，可以适用比例因果关系进行赔付。
首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乙与王某的交通违法行为和过错均与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其中乙的违法行为和过错作用较大，王晨的违法行为和过错作用较小。可见，导致乙死亡是事故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区别只是作用力大小不同而已。
其次，乙的违法过错行为包括：1、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2、所驾机动车未经登记;3、上道路时未确认安全;4、操控不当。可见，无证驾驶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不是唯一的原因。而无证驾驶免责条款的本意是：无证驾驶是导致保险事故发生并造成被保险人死亡的唯一原因时，保险人方可免责。
再次，依据交通事故询问笔录，可以证实事发当时天气状况恶劣、地形复杂、王某疲劳驾驶等这些因素也是引起事故发生的诱因。
依据公平原则，对多个原因造成保险事故的损失，应确定承保原因与非承保原因对损害造成的原因力的比例，判断承保原因对损害所起作用的比例大小，进而确定保险人的保险责任。从本案看，既有被保险人无证驾驶的行为，又有被保险人未确认安全操控不当的行为，期间还有事故另一方过错行为的介入。三者中，无证驾驶是除外责任，后两者是保险责任。保险事故由于多种原因(既有保险责任又有除外责任)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再审被申请人应当赔偿损失，至少也应当承担属于保险责任部分的损失。
4、再审被申请人不能主张适当减轻明确说明义务的标准。
虽然本案因乙两次签订同类保险合同，但不可以适当减轻再审被申请人的说明义务标准。
首先，减轻不等于免除。能否“适当减轻”应当考虑保险人之前是否有过履行说明义务的情节。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再审被申请人在签订第一次合同时履行了说明义务。
其次，“适当减轻”不应适用于保险人事先明知被保险人正处于免责条件中的情况。原因是降低说明义务的标准应当适用于保险人不知被保险人有违反免责条款约定的状态下，保险人主观上应当是善意的、不知情的，否则会助长保险人逃避责任的风气。
5、通过本案折射出的现实困境并参照类似判例的精神，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得到保护。
本案的电动三轮车是严格按照《电动三轮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浙江省地方标准db33/t344-)生产，可以合法销售，也未被现行法律法规所禁止。该车虽被交管部门定性为机动车，却未实行牌证照管理且事实上也不能够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和行驶证。驾驶该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即被定性为无证驾驶，即便投保也得不到理赔。出于对被保险人及受益人的保护，各地法院作出的类似判决或将无证驾驶行为纳入行政管理范畴，或将电动车有实行牌证照管理并事实上能够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和行驶证的举证责任交由保险人承担，均依法判决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再审申请人甲父母双亡，乙系甲外公，年迈体弱，老伴早已过世，且两人生活条件极其贫困，甚至无力缴纳诉讼费用。司法应当在个案中体现出对人性的关怀。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依法向贵院提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重新审理本案，公正判决，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敬礼!
x省高级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甲、乙
申请人：年 月 日
申请再审事由：
原审（一审、二审）法院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公。申请人不服原审判决，依据《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申请再审请求：
2、 改判支持朱黎宾要求宝冶公司承担工伤继续治疗费至工伤医疗终结。
申请再审的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故意回避重要事实，隐瞒真相，申请人有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所谓“查明事实”。
（2）、朱黎宾主张的护理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是指在高压氧舱康复治疗期间所产生的那部分，并不包括在双方曾经协议过的手术住院范围之内，并不重复，而是未达成协议的部分。（有可计算的住院日期及代理人朱连琴在协议书签名时特别注明上可以查证），原审故意混淆。
（4）、宝冶公司于20xx年3月20日决定20xx年3月7日起第二次退工并终止劳动合同，然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和医疗补助金是在20xx年9月12日付给朱黎宾，且未经协商一致。原审故意隐瞒，（证据有经济补偿协议书，终止劳动合同给付一次性补助金在内的建行存款凭条）
（5）、朱黎宾至今仍在工伤医疗期间，一次性医疗补助费不是朱黎宾自愿接受的，未经协商一致，未经签收，（证据有疾病证明单，未经签字的经济补偿协议书），原审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二）、原审在认定上脱离事实，颠倒是非，规避法律，混淆责任。
（2）、原审隐瞒了“协议书”上朱黎宾代理人朱连琴所签“高压氧没提供”的特别注明和按实际时日可以推算得出高压氧舱治疗阶段所产生的护理费、伙食补贴费、交通费并不包括在协议范围之内的事实。原审混称“协议履行完毕”，而不支持朱黎宾主张在高压氧舱治疗期间应得的护理费、伙食费和交通费，显属偏袒不公。
（4）、朱黎宾主张的“劳动关系终止”后发生的工伤医疗费用，理由有六：其一，是宝冶公司在朱黎宾工伤复发确需治疗的事实发生后不予和不让申报工伤复发认定手续。其二，是在“劳动关系终止”时给付一次性医疗补助金未经协商一致
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原再审申请人)：上海杰尔曼尼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宝安公路333号A区253号。
法定代表人：虞福根，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原再审被申请人)：新疆昊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友好北路6号。
法定代表人：刘军，公司董事长。
再审请求：
一、裁定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xx年3月23日作出的(20xx)新审一民再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
二、裁定对该案进行提审。
事实与理由：
一、案件诉讼过程梗概
1.一审：
20xx年7月，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提起诉讼，请求判决申请人向其支付逾期交货违约金。经过审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xx年1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2. 二审：
20xx年3月，被申请人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经过审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xx年9月作出判决，撤销了一审判决，同时终审判决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逾期交货违约金110万元。
3. 再审：
20xx年1月，申请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xx年11月29日作出裁定，指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经过再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xx年3月23日作出再审终审判决书，维持其二审判决。
现申请人对该再审终审判决书不服，特再次提起再审申请。故，此系申请人第二次申请再审。
二、涉及争议的事实概况及焦点
1.双方确认的相关事实概况：
本案系家具买卖合同纠纷。申请人系销售方，被申请人系购买方。双方于20xx年上班前先后签订两批家具的购销合同及协议，前一批货物价款200万元，后一批货款价款253630元;提货方式均为被申请人自行提货，费用自理;前一批货物约定交付时间为当年5月5日前，后一批货物约定交付时间为当年6月10日前，交付地点为申请人上海仓库，被申请人赴申请人仓库验收货物视为货物交付，但申请人应当提前7日书面通知被申请人验货和提货。
合同签订后，申请人组织生产，被申请人于当年5月28日赴申请人仓库验货，随后于7月份分批次提取全部货物。
2.双方存有争议的事实焦点：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延期交货，构成违约，遂提起违约之诉，引发办案。申请人认为，申请人及时备足货源，按约履行了通知义务，不构成延期交货，而是被申请人因自身原因延期提货。
3.法院审理观点：
经过审理，一审认为，被申请人没有证明其在约定交货期内前往提货而未果的证据，故其主张申请人逾期交货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认为，被申请人前往验货要以申请人提前通知为前提，在申请人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应将被申请人自行前往验货的日期视为交付日，故申请人逾期交货成立，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后认为，二审判决存在《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一款第(二)、(六)项规定的依法应当再审的情形，即认为，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再审认为，申请人的再审申请及理由均不能成立，二审判决应当维持。
三、原再审判决存在应当再审的情形
申请人认为，原再审终审判决应当再审的情形如下：
1. 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系关于申请人是否构成违约这一节事实。
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申请人作为销售方，主要义务是按照约定向被申请人交付货物，被申请人作为购买方，主要义务是按照约定及时验收并提取货物和支付货款。
被申请人作为主张申请人违约，逾期交付货物。按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被申请人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由于被申请人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所以一审认定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逾期交货的事实不能成立，并据此判决被申请人败诉。
二审和再审却完全背离了这种审判思路，认为，在申请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按照约定向被申请人履行了通知义务且被申请人在约定交货期届满后自行验货的情况下，应当直接视作申请人逾期交货。
由此可见，认定申请人构成逾期交货应当以什么证据来证明，是本案的关键所在。
对此，申请人认为，所谓逾期交货，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是：购销双方约定的交货期届满后，销售方没有准备好货源，客观上不能交货;或者，销售方虽准备了货源但怠于交货或拒绝购方提货。这也是可以证明销售方逾期交货的必要证据。故此，一审判决未认定申请人逾期交货是正确的、公正的。
而本案再审却认为，作为销售方的申请人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按照约定通知作为购买方的被申请人验、提货，也没有证据证明在约定的交货时间内将货物妥当存放等待被申请人验、提货，这就构成了申请人逾期交货的充分证据(第11页)。如此认定申请人构成逾期交货这一基本事实，显然缺乏证据证明，必然是错误的。
2.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一是购销合同当事人义务的确定方面。
如前所述，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申请人作为销售方，主要义务是按照约定向被申请人交付货物，被申请人作为购买方，主要义务是按照约定及时验收并提取货物和支付货款。
而再审中，却将通知对方前来验货视作销售方的主要义务，并将销售方没有履行这一通知义务视作其构成为违约的依据。
对此，申请人认为，第一，本案中，尽管双方的确约定申请人应当提前书面通知被申请人前来验货，但该项义务是作为销售方的申请人的附随义务而不是主要义务;第二，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交付货物的最后期限，而交付货物是购销双方合作才能完成的行为，没有接收货物的行为便不能发生交付货物的行为，况且约定申请人自提自运，即便申请人没有通知被申请人，也根本不影响被申请人在事先确定的期间内前来验货、提货的义务的履行，故双方约定的最后交货期限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第三，本案中根据双方约定，验收货物当日并不要求被申请人提取货物，故认为被申请人验收货物应当以申请人提前通知为前提以使被申请人有必要的备车等准备时间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本案再审中将没有履行通知对方验货的附随义务视为申请人违约，“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二是关于申请人是否履行了通知义务这一节事实方面。
上述已经充分表明，即便没有证据证明申请人按照约定履行了通知义务，本案中也没有足以认定申请人逾期交货的必要证据，同时，通知对方验货是销售方的附随义务而不是主要义务，不是判断销售方是否违约的依据。
而本案中需要进一步认定的事实是：申请人究竟有没有履行了及时通知被申请人验货的义务?如果是，则可直接证明申请人没有逾期交货，申请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至今为止所有的诉讼活动中，申请人始终坚持自己按照约定通知被申请人前来验收货物。申请人为此的举证材料一是被申请人的业务发展总经理刘云的名片，上面记载的传真号码是;二是申请人落款日期为20xx年4月27日，通知被申请人货物已生产完毕请其前来验货的《提验货联络函》，三是申请人依法向中国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调取的电信费账单，上面明确记录了申请人于4月27日10点27分11秒开始的成功拨打号码的通话记录。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申请人于该时间前后均拨打过这个传真电话，第二，该电话是被申请人业务发展总经理名片上载明的专门用来接收传真的电话号码，名片上同时载明的通话电话号码是另一个号码。
在上述证据材料支撑下，申请人主张已经在4月27日向被申请人发出了传真要求被申请人前来验货。
再审认为，该组证据只能证明双方之间曾于该时间通过话，但不能证明通话或传真内容，故不能认定申请人履行了合同约定的通知义务。
对此，申请人认为，诉讼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进行举证，有一个合理、必要的限度的问题，只要举证一方提出的证据符合正常理性人认知水平下的合理条件，就应当认定其举证充分，进而确认其所欲证明的事项，而不应当是无限度的、不符合常理地过于苛求举证责任，不能要求举证材料达到具备一切细节、排除一切可能的状态。
所以，针对自己已经履行通知义务的主张，申请人已经进行了如上的举证，已属充分，而绝不是作为传真接收方的被申请人没有证据支撑的一句“没有收到”就可以轻易否定的。在此基础上，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其他证据以证明被申请人收到《提验货联络函》，实属过于苛刻和无理。因为，按照如此逻辑，只有申请人提交载有被申请人签收的《提验货联络函》，方能证明被申请人已经收到该函件，而如此要求与当代现实贸易往来中的通常交易惯例严重不符，而即便申请人提交封面上载明内容的邮政EMS快递单和“妥投”证明，也不能证明被申请人收到了函件，因为申请人还有邮寄几张废纸给被申请人的可能。
可见，再审中，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确实存在“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明显过于苛刻地加重了申请人的举证责任，严重偏离了公正性。
四、本案不应再指令原再审法院再审
该再审终审判决书已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作出，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本案不能再指令原再审法院再审。
综上，为维护法律的公正、权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申请人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原再审终审判决，并提审本案。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