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接触过论文吧，论文写作的过程是人们获得直接经验的过程。你写论文时总是无从下笔？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本页是编辑演员帮大伙儿整编的科技道德论文【通用14篇】，仅供借鉴，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人的均衡食物十分重要。人所吃的包括了动物、植物（含水果）。归根到底，所有食物的组成元素都来源于土地。但是，自从二十世纪50年代起使用了化肥而不用人畜粪尿之后，人类主要食物来源的耕地便逐渐变质了。最显著的表面现象是，化肥、农药和工业污染不断增加了有毒元素，因其对人们健康的危害显而易见，所以也经常听到一些声讨之音。然而，笔者认为更加严重又极端隐蔽的祸害是，耕地里对人体新陈代谢所需要的有用元素，很多已经是逐渐减少了。虽然化肥、农药能使田螺、鱼虾立即毙命，但对于大块头的人来说还是不会立刻就怎么样。可是，深藏不露的暗箭才是人类真正自我灭绝的致命毒招哩！当然，耕地逐渐变质恶化的状况并非中国特有，应该是世界性的。但是，由于中国的人口比较密集，耕地恶化趋势就可能更快些了。请大家细想一下，人吃进去了健康所需要的11种宏量元素和十几种微量元素，排出了吸收不完和分解了坏死细胞所汇集而成的，几乎同样数量的各种元素（出汗另排走少量东西）。人吃了一辈子东西，到头来也还依然只有一具身躯，这就说明了吃进的和排出的在物质元素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在二十世纪50年代之前，古代农夫都勤劳地将人畜粪尿作为肥料，当成宝贝一样，完完全全地归还给了耕地，所以生态平衡也就自然而然地维系了下来，几千年都一直保持着生态的良好状况。在那之后，却因“科技进步”反而逐渐将生态平衡的链条切断了。显然，这是人类缺少对于大自然规律的认识智慧所做出的无知和不文明行为。虽然人类自己以为是“科技进步”，但实际效果无异于制作***等，所不同的只是化肥的祸害十分隐蔽而已。长此下去，实在是等于人类不断在为自己慢慢地深挖坟墓啊！
二、二十世纪50年代之后的生态平衡逐渐断裂的原因
二十世纪50年代至今正好已经60年了。在60年前的岭南水稻田里，到处是田螺、鱼虾、青蛙，那是原汁原味的生态平衡。从二十世纪50年代开始使用化肥之后，生态平衡的链条就逐渐断裂了。今天，农田里不仅再难以见到田螺、鱼虾、青蛙之类，而是土壤板结，害虫肆虐，农作物变种，必须不断更新品种才能有较好收成。为什么生态平衡的链条会断裂呢？怎么能归罪于化肥呢？我们先看看化肥使用前后的突变情况就可以明白和信服了。笔者从小经常跟随着自己的老农父亲到田里干活，直至解放后的合作化，自己便成为农活里手，样样能干，也知道了不少田间事。记得那是在六十年前，也正是在农村合作化的过程中，突然听说是新出了“肥田粉”啦！买一小点（可能一两斤吧）就可以像撒胡椒粉那样肥上一亩田，何必那么辛苦地肩挑粪肥水下田呢！唉！人就是天生有懒根，能舒舒服服过日子，谁会不要呢？化肥的效力也确实厉害，既保住了稻谷照样收成，又养懒了人，却把田螺、青蛙、小鱼、益虫……，一概灭绝。记得开头的一两年，凡是施过化肥的田就见不到田螺了，田里倒是多了许多空的螺壳。几年后，几乎所有田都不见田螺了，也没多少小鱼被晒死，又没多少田鸡可捕捉了。后来便是害虫肆虐，夜里到处挑灯捕虫还顶不住。当然啦！没了益虫，害虫不凶残才怪哩！于是呼，生产队全面喷洒了“敌敌畏”。再到后来，又听说普通农药都不灵了，便开始用了什么“1605”，据说是德国法西斯发明的。那东西很毒，自告奋勇去喷洒的人，大热天里也要全身长衣长裤，包头裹脸，干一天就可以得到好几个工分哩！上面已经讲了化肥的三大“功绩”：代替了粪尿肥，养了懒人，灭绝了鱼虾和益虫。可是，更加根本的是，土地都变质了，板结了，哪里还有什么腐殖质可言呢？以往收割早稻时，一脚踩下去就“咕咕”响，直挤出了很多气泡。现时的稻田里，脚踩下去，既无声息，也硬邦邦。从此，害虫越来越猖獗了，农药越用越多了，生态平衡的链条断裂了！
三、现代人的所作所为等于逐渐使自己毁灭
悲呀！养活健康人需要均衡的营养，要庄稼长出好果实也需要充足的多种物质元素嘛！几十年都只凭借着那么一点儿化肥，土壤里哪里还有那么齐全的有益元素呢？恐怕化肥的这个“功绩”才是最“伟大”的吧！虽然化肥、农药等对人体也确有些直接的毒害，但如果体质好，内脏功能好，身体就会自己解毒、排毒。可是，如果人得不到均衡的营养，找不到必须的物质元素去制造和替补躯体和各种器官的特殊细胞，躯体和器官功能就日益下降，哪里还有什么能力去解毒排毒和抗拒疾病呢？不病才怪哩！当然，只要氮、磷、钾三种化肥充足，稻米、小麦、番薯……，一切庄稼照样生长，也有收获。问题是想要地里长出怎样的食物，又要吃食物的人长成怎样的人。健康的人体需要11种宏量元素和十几种微量元素参与新陈代谢，天天要制造出各种新细胞去替补老死的旧细胞，每天都在消耗掉各种元素。目前的农业情况是，化肥含有氮、磷、钾三种元素；光合作用使作物生长，又从水和二氧化碳得到了氢、氧、碳三种元素。所以，作物能长期得到的就只有氮、磷、钾、氢、氧、碳6种元素，健康人体所需要的11种宏量元素中，还缺乏硫、钙、镁、钠、氯5种。至于其它的十几种微量元素，耕地里就更加逐渐难以找到了！耕地里整整有20种重要的人体组成元素在不断地减少！现代人只要求地里长庄稼，却不给地里全面补充各种元素。结果，同一个品种的稻米、番薯等粮食虽然一样有收获，却变得越来越不香，产量也可能越来越少，又越来越怕病虫害，农民称之为“变种”了；只用化肥所种出来的菜就既缺菜味又多苦涩；不施有机肥的水果，过些年后也“变种”了，连最久负盛名的广西沙田柚也会变得干瘦又不香甜；用单调的饲料喂养出来的农场鸡、猪，无论如何都比不上农家放养的鸡、猪的肉鲜嫩可口；不注意营养均衡的人，其健康也必定越来越差，各种疾病不请自来。似乎很健康的年轻夫妇想要孩子，却不知道怎么就生不出来，是不是基因也出问题了呢？不知道癌病患者怎么就越来越多……。这，就是当前生态平衡状况所导致呈现出来的现象。而且，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是世界普遍现象，是地球全人类绝种趋势所最初呈现出来的征兆。化肥、农药、工业污染，它们灭绝了小生物，虽然罪证确凿，其害处让人人都眼见心明。可是，对于维系人体健康的物质元素的逐渐缺失所造成的长远危害，人们却毫无感觉，连专家们都还在吹捧和感谢化肥所做出的“贡献”，可见软刀子杀人是何等隐蔽阴险啊！这才是让全人类逐渐断子绝孙的毒招哩！现代人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在借助于大自然的屠刀不断地杀着人类自己的子孙后代。
四、大自然的地球生态规则的辩证机理
自然规律指整个宇宙大自然的运行法则，大自然对于地球生态环境又有具体守护的严厉规则。人类如果缺乏认识大自然的智慧，有意无意地破坏了地球生态环境，就违反了自然规律，是对大自然犯罪，就必然要遭受大自然的惩罚。有人误认为地面上的野生动植物就是生态环境，须知那些都只是大自然后期才请来的生态环境客体而已，人也是客体。生态环境不应该是只对人而言的，是对着地球上整个生物圈而言的，是生物最根本的共同的原始环境。土地、阳光、空气、水，四项合一就总称为地球上的生态环境，是一切生物存在的基础条件。地球表面上的土地，是大自然经过高温的锻造和亿万年的风雨淘洗出来的，是生成各种生物的基础，也是生物各个种群赖以安身生活的地方。所以，维持上述意义上的生态环境不受破坏，才能真正维持生态平衡。生态环境是生物圈所有各个种群的共有环境，任何种群有破坏行为，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地球的诞生是宇宙自然规律在非生命领域的运行结果，地球上的生态平衡则是自然规律在生命领域的运作目标。大自然在地球上创造生态平衡的目的，是为了让应该生存的生物都自由繁殖。大自然给予地球生物各个种群内外之间的关系所制定的原则是：互相制约，和谐共处，共同维护生态环境。这既是大自然对地球生物圈的唯一要求，也是大自然对于地球生态环境的具体守护规则之一。大自然允许生物为生存而自私，却不允许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如有违反，便通过客体间的“互相制约”原则相互惩罚。若互相制约还无法奏效，大自然会亲自动手，从肇事物种的生成材料，即从其身体的组成元素数量方面逐渐减少以实现惩罚，直至最后将其灭绝。这就是大自然维护生态环境的两条主要规则，是大自然自己历经亿万年才陶冶出来的，简单、严密，严厉。大自然制定生态规则，目标就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让地球上的生物生气勃勃，呈现出一派繁茂平和的生态平衡景象。首规则是互相制约，可以俗称弱肉强食。生物各个种群之间，可以各自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以其它生物作为食物来源，这是大自然给予所有生物的权利。为了生存，互相残杀无可厚非。但是，凡事不能过度，一切野生的动植物种群，你灭绝了它，可能其它种群就会反过来灭绝了你。公鸡怕蛇，蛇怕蜈蚣，蜈蚣怕鸡。三者同在，你看我，我看它，相安无事，谁也不敢乱动。若少了任何一个就不平衡了。益虫、害虫和人类之间，也含有互相制约关系的成分。生物种群之间，就是那么巧妙的互相制约着。人工饲养和种植倒是另一回事，那就是人类的文明行为了。人类正是从学会饲养和种植而开始走上文明道路的，不仅仅是会建造房子才算文明行为。至于在种群内部，互相制约规则当然也起作用。除了个体之间为了各自利益而争斗之外，某些动物当意识到自己繁殖得太多而食物不足时，母体还会预先毁掉部分幼体。人类的计划生育也是种群内部的互相制约行为。二规则主要是身体组成元素问题，可以俗称适者生存。此规则再配合其它的次要因素，如天气、气候、地壳突变、海洋灾难等，就可以令一些生物个体或种群被自然淘汰。这项规则的执行者是大自然自己。如果是大自然想要淘汰掉的，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人类的某些个体想当好心人去极力保护也是枉然的，除非你代代相传的永远创造人工条件去苦心养护它。
五、近代人类不断破坏着生态环境，某些作为不如野生动物文明
野生动物没有破坏地面的生态环境，近代人却通过不断降低土地、空气、水的质量而不断破坏着生态环境，所以人类已经变得不如野生动物文明了，必然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害虫虽然与人类为敌，也都没有破坏地面的生态环境。一切的野生动物吃了自然界的物质，那是大自然的慷慨赐予，是执行了大自然所制定的互相制约首规则。它们从地面上吃了多少东西，都会将原来的物质元素全数的拉撒出来归还给地面。野生动物在生命过程中所消耗的仅仅是转化的太阳能，地面物质元素丝毫没有因野生动物的存在而减少，所以它们完全没有破坏生态环境。同样，在二十世纪50年代之前，人类几千年的发展都只是为了自己过得更好而已，并没有破坏地面的生态环境，所以大自然都很慷慨地给予支持。人类吃掉了多少动物和植物，大自然都没意见，还让人类的文明程度越来越发展。可是近代的人类小聪明就越线越轨了，完全的利令智昏，违反了自然规律。那些现代化的自来水对着马桶一冲了事，你吃了地面上供给你的那么多的物质元素，就让其白白地流归大海，这还不缺德吗？这还不是连野生动物都不如吗？于是乎，大自然严厉地下发了惩罚令，立即把人类的文明曲线往下拨！害虫吃掉了庄稼，人类的癌病、传染病越来越多，暗中又逐渐减少了元素供给，令人类逐渐断子绝孙……，这一切都是大自然对人类惩罚的安排。你破坏生态环境越严重和越长久，就给你惩罚得越厉害。人们（特别是农民）都讨厌害虫是吗？它们可是大自然专门用于执行惩罚措施的忠实使者！害虫们丝毫都不破坏生态环境！佛教讲究报应，笔者不懂佛学，不知道其报应的执行机制如何。但是，在大自然科学这里，用“报应”这个词来解释大自然生态的严密规则实施过程，倒是十分贴切的。上面所述已经使大自然的报应机制历历在目，并非任何难以想象而见不到的天兵神将。
六、生态平衡断裂的长期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农业生态平衡的开始断裂，已经60年过去了，再过60年、600年……，耕地里去哪里找回那么全面的各种宝贵的宏量元素和微量元素来供给庄稼吸收生长呢？其实，全世界都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开始使用化肥，不良情况都不相上下。长此以往，地球上全人类的子孙后代还能活下去吗？再过千年、万年之后，恐龙灭绝的命运，难道就不会轮到了地球人类的头上来吗？到了那时，生育功能有障碍的人，恐怕就不是特殊情况，而是一般情况了，因此，说断子绝孙的结局并非是危言耸听！由于笔者先悟知了这层道理，便心情沉重，深感有责任唤醒众人和促成决策层重视。倘若我今日依然心安理得，认为自身已老，事情与己无关而继续养老休闲，那就少掉了一颗人心，连动物都不如了，完全失去了一辈子做人的意义。这就是我开通了公众微信号，天天播发《自然与人》书稿的原因。诚望众人都能对生态平衡问题引起足够重视。
七、面对生态平衡断裂的现状应该觉醒
中国梦！不仅需要很多高楼大夏和优美环境，也不仅需要物质丰富和百业兴旺，更需要食物安全，营养均衡，身体健康。中华民族在受尽了一两百年的屈辱和贫穷之后，能从一穷二白变成今日的丰衣足食，昂首阔步地挤到了世界队伍的前列，并且敢于有了自己的伟大梦想——中国梦，作为中国人是多么自豪！可是，2015-04-19，有一则微信消息暴露：“为期4天的第28届‘首尔国际食品产业大展’，15日在韩国高阳市KINTEX落下帷幕。占据60多个展位的中国展区连日来几乎无人问津，与周围的发达国家展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展位几成‘无人区’”。如果这是真实的信息，那是多么令人遗憾哦！食品安全问题应该令国人用心重视了！中国梦，我们的梦，我们要做成功中国特色的梦，要充分发挥中国人的智慧，既让经济高速发展，又让生态环境逐渐恢复过来，让国人个个吃得放心，让中国食品样样绿色，享誉全球。随着生态平衡的恢复，除了农业可以照样丰收之外，还能附带消灭目前城市和乡村都粪尿横流，到处污染的肮脏境况，并且可以省去了大量的污水处理资金。因此，很希望国家决策人将农业的根本治理列入当前的重要国策之中。笔者虽然已经是古稀老迈，还可以，也愿意无偿地为国为民献计献策，让全国农业完全恢复生态平衡，领先世界。而且，当新的农肥工程启动之后，必定可以拉动国民经济更快地向前发展，挖掘出大量的新商机。
八、认识好大自然就是积德行为
人类以往之所以违反自然规律而破坏生态环境，或许只因缺乏对自然的认识而在无意中发生。至于在人类自己的种群之内，也要像有些动物那样互相残杀，甚至比动物还严重和残忍得多，那就是文明人类所明知故犯的野蛮行为了。大自然所制定的地球生物各种群内外的关系原则之中，既是互相制约，又要和谐共处嘛！不论是无意破坏环境，还是同类互相残杀，都是智慧欠缺的表现。欠缺智慧，就是缺乏对自然的认识能力。如果能充分认识自然本质的话，大自然赐予给你的是无限量的资源，何必争抢呢！人类只要能同心协力保护好生态环境并且和谐相处，不要把资源消耗在无端的种群内互斗之中，地球上的人口再翻倍也同样可以全部过得幸福美满。如果人类的智慧有足够大，人类文明是可以无限高度发展的。否则，人类文明曲线已经正在逐渐下滑了！子孙后代危着哩！只有充分认识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才能使人类文明继续向新高度发展。当人类充分认识了大自然的本质规律之后，就能够借助于大自然的无穷动力和能源、资源，去做出伟大的发明创新，就能不断给予人类创建新文明和幸福生活。否则，如果违反自然规律，人类越聪明就有越多的破坏性发明创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越严重，人类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也就越厉害。那样下去，人类必然不可避免的逐渐走上了灭绝自己整个种群的道路。因此，可以这么说，认识好大自然就是积德行为。多一个人认识了大自然的本质，就多一份保护生态环境的正能量，也就是为大自然多积了一份德。这是在积大公德，不是在为你自己积小功德，意义不同。
九、中国应该竖起人类文明新道德的大旗
关键词：道德；精神文明；物质文明
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道德这一术语起源于拉丁字“mos(moris)"—风尚(由此产生。的moralis一词，即有关风尚的、道义的)。道德是历史变动不居的行为规则的总和，这种行为规则调节人们对社会、阶级、国家、家庭的关系以及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且这种行为规则不是依靠强制，而是依靠习惯的力量与社会舆论来支持并发生效用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作为上层建筑领域中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社会道德，不管其是哪种类型，哪个阶级的，也都是由其经济基础，即由社会发展在该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所决定、所派生出来，并最终形成的。这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那样，“任何道德理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决定他们阶级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下获取和确立规范自己的道德观念，并把它落实运用到自己的行为上去，道德也就随着产生它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更改而更改，发展而发展。但同时，道德还积极地发挥其对社会存在及社会经济基础发展所起的反作用，即以它本身特有的职能来为产生它的经济基础以及由此决定了的特定阶级和阶层服务，维护和巩固它们的利益，指导和制约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充分说明，社会道德与社会物质条件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在这个关系中，前者处于从属的、次要的地位，后者则处于主导的、决定的地位。这一点，在今天人类社会更加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
其实这个道理早在古代就已被我们的祖先认识到了。试看管子的“仓察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司乌迁“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再看看我国汉代班固的一段描写，“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糜庚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拒万，贯朽而不可较。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悖化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间阑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虎。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默女鬼辱焉，龄是阀疏而民富。”其它如“先富有而后礼让”，“可以为富安天下”，“饥寒至身，不顾廉耻”等，都比较形象、生动而又深刻说明了这一点。另外，从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还可看出，几乎每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爆发的导火线，基本上都是因为天灾(水旱蜡等自然灾害)人祸(统治者的残酷压榨及非正义战争)等，人民生活困苦无着，特别是广大农民走投无路，才不得不艇而走险，举杆起义，走上反抗道路的。
从现代社会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例子。美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众所周知，举世公认。而一些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也伴随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相应出现。我们看一些社会细节，如人们自觉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尊重别人；不随地吐痰；不随意鸣汽车喇叭惊扰环境；人们不乱穿马路；酒店里消费完毕，自觉置钱于桌上；服务人员彬彬有礼，热情周到等，从这些细节可窥见一斑。而美国人对小孩独立人格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以及诚信守法纳税、国家观念的强化等也是有名的。从家庭到社会都有一种让人们充分张扬个性的宽松的民主气氛环境。不可否认，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物质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影响和享受，为人们相匹配的社会道德风貌的形成和提高，奠定了牢固基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的社会伦理观念都自然提升和进入了相应的社会层面水平。
又如我们的近邻日本国民的谦恭礼让也是有名的，如与人交往时的鞠躬礼节，上下公共汽车时的谦让，从不拥挤抢位等，对比国内的同类事，大家都不敢恭维了。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能仅仅从社会制度上去寻找什么根源，也不能只从开展思想教育，使人们觉悟得到提高上去找。众所周知，美国、日本都属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其国家性质决定了他们根本不可能对社会公民开展什么思想政治工作教育。那么，究其根源，我们只能从其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极大丰富这个角度去寻找答案。以日本人乘车为例，因其车辆多，道路畅，周转快，车、人均遵章守纪，有诸多先决条件，故大家用不着去拼命拥抢上车。根据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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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原理，有了丰富、雄厚和牢固的社会物质生活基础，就会产生出现相应广泛和普及的文化及教育；而文化教育的有效提高，则可使人们的精神面貌、道德修养“水涨船高”，人们也就会自然或不自然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此基础上产生相应的文明行为，表现出良好的道德品行，促使整个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发展和提高。当今世界，一些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经济发达，社会物质条件优越，其社会道德伦理观念也相应提高发展，展现出相应良好的文明行为和道德品行，毫不足怪，也勿庸置疑，否认这点，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准则。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良好的社会文明行为和道德品质风尚，是现代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应该没有“阶级性”，而应该属于人类社会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就这个意义，可以认定它们不受国界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局限。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可以共同拥有物质文明，为什么不能共同拥有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精神文明财富呢？我们以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社会阴暗面，只不过其阴暗面的社会背景、性质、种类、对象和内容、表现方式、程度深浅等等方面有所不同罢了，但同为人类共性的美好内容应该相通和并存。
从我国来说，十年“文革”动乱期间，国民经济达到崩溃边缘，造成了物质生活的极大贫乏，从国民经济到人民生活可以说是处于“经济危机”之中，人们收人低下，即使有钱也难买东西，连最一般、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如粮、油、肉、糖、布、烟酒、肥皂等等均要定人定量，凭票供应，并还不能完全保证。物质匾乏的“票证年代”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些人不择手段，拉关系，走后门，搞紧俏商品；手握实权之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大捞油水，中饱私囊；有权人倚仗权势，有钱人花钱买路，无权无钱之人就投机倒把，黑市交易，偷杀盗抢，坑蒙拐骗等。物质生活的极度匾乏，在导致人们社会道德沦丧，风气不良，世风日下，社会混乱等方面，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试想，需要东西随便买，有必要去开什么后门？
我们知道，社会道德伦理的堕落是产生社会不良风气，致使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致使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必须大力重视开展文明礼貌和道德规范的教育，特别是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这项活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从精神文明人手，两个文明一起抓，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国情的法律法令和政策方针，我国的国民经济经过改革开放、调整发展，有了很大的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在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得到很大程度提高的同时，人们的精神风貌和社会风气也有了很大转变，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局面，人们说“雷锋叔叔又回来了”。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相当一些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风气方面的不良行为现象的顽病病疾不是能在短时期内一下子扭转过来的。试举几个小例，如人为原因的公共交通秩序的拥挤混乱，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抽烟吐痰，乱丢杂物，见义不勇，见难不为，麻木不仁，自私自利等不良现象并不鲜见，一些不良陋习“国际闻名”，欧美国家及一些旅游胜地甚至专门为中国人常见的不良行为立上了有针对性的华文警示标识，虽然这只是极少数人的行为，但其负面影响却不可小看。并且，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引进新技术、新材料、新方法、新思维和新管理理念等的同时，一些不良的负面的东西也不可避免随附进人国门，比较突出的如“黄、赌、毒”，走私贩私，制假售假，拜金主义，贪污腐败，以及“包二奶”等违法乱纪的丑恶现象。因此我们说，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道德伦理风尚，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需要做出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任重而道远。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和综合国力虽有长足进步，但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处于温饱线下的贫困人口仍有相当大的比例，国有企业改革，产业调整，资产重组等，导致产生相当的下岗职工，社会新增劳动力就业压力明显增大，为数不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东西南北四处奔走所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需求满足仍未达到理想目标，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并且实质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总之，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加快，各类社会深层次的矛盾进一步暴露、突出和加剧，如此等等，更进一步加重了人们树立正确和谐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加强建设和构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体系的工作难度。
目前社会上很多企业道德教育有待提高，部分企业道德偏向，直接影响人们的利益甚至健康。例如，前段时间的三鹿奶粉事件、三聚氰胺鸡蛋、老鼠方便面等事件的出现，让人们不由得惊叹，这些事件无一不是和老百姓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三鹿奶粉事件出现以后，总理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们缺乏职业道德，没有良心。”这些企业事件的背后他们为求利益而不择手段，忽视人民的生命健康，严重缺乏道德素质，然而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下，一个企业要生存发展，其自身的道德素质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因此加强企业道德教育至关重要。
二、对企业道德的认识
企业道德是指在企业这一特定的社会经济组织中，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持的，以善恶评价为标推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活动的综合。道德”这两个字，“道”原是指人行走的道路，引申为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和人们行为必须遵循的道理、规范。“道”与“得”的意思相近，是人们实行“道”的原则，内得于已、外绝于人，便称为“道”。企业道德既是社会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道德原则在企业中的具体体现。它是人格化了的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在自然求索．社会交往中，所应遵循的旨在调节企业与国家、企业与他企业、企业与他单位、企业与竞争对象、企业与服务对象以及企业内部各方面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
三、企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道德教育是社会道德活动的一个重要形式。在伦理学中，所谓道德教育，是指一定社会或阶段，为了使人们遵循其道德行为准则，自觉履行对社会整体和他人应尽的义务，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人们施加系统的道德影响，它是道德要求转化为人们道德品质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活动。一个社会的道德教育如何，是一个国家、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四、如何加强企业道德教育
如今，员工素质与现代企业发展息息相关、不可切分。优良的员工素质强调以思想道德政治观念为核心，以品性促个人发展，以个人素质作为企业人才评定的标准，进而为企业服务。因此，提升企业员工素质能使企业对人力资源进行优配，以个人魅力与专业技能来使企业做出岗位调试，并发挥个人最大功效，，进而实现价值的加速递增，达到企业和谐持续发展的目的。
(一)以道德教育为重点，广泛开展各类岗位技能培训
围绕企业职工思想道德建设专题，采取多种教育形式，进一步帮助在镇海的广大职工解放思想，转变就业、择业观念，不断增强职工的市场竞争意识、思想道德修养和岗位技能水平。广泛深入开展以国情、省情、区情、厂情为主要内容的“四情”教育，教育和引导职工认清形势，走自强自立、自谋职业、自我解困、勤劳致富之路。同时，充分运用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组织优秀职工以身说法，引导广大职工树立社会意识、公德意识和奉献精神。
(二)加强人才引进与培训，创建学习型企业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现代企业来讲，远虑就是谋其更强远的发展，进行不断超越，这就需要不断地进行人才储备，对人才进行战略规划，以使企业能永久地保持充沛的动力源。因此企业要不断广招贤任贤，加强人才引进与培训，培养一大批技术能力强、业务能力精、人才素质高的职工去贯彻、去执行就习惯管理的重难点，并通过培训使他们把学到的东西带到工作中，做到学以致用。同时，企业工会要以党支部为基本学习依托，努力形成团队学习的环境。团队学习是创建学习型组织的重要途径，是凝聚各方力量的主要源泉。团队学习可以是集中学习的组织形式，也可以是围绕需解决的问题自我参与、自我管理的研讨小组。不论采取何种学习形式，目的都是为了提升团队智商，激发每个员工的热情，挖掘每个员工的潜能，将分散在每个员工头脑中的知识、经验和信息整合成企业工会学习型组织共同的财富，并使之成为巨大的创新力量，转化为推动发展、开拓各项工作新局面的动力。
(三)要把思想教育始终贯穿于职业道德教育的整个过程
引导企业职工充分认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把职业选择和职业理想同社会现实与社会需要结合起来，旗帜鲜明地倡导“为人民服务，对社会负责”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正确处理个人与企业、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利害观、荣辱观和奉献观。
(四)要加大新闻宣传力度
人们的思想信念，主要受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的影响。宣传教育可以培养人们的信念，在道德行为中形成自律。有教才有德，正确的思想必然来自正确的思想教育。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和阵地进行多渠道、多层次、多角度地宣传，报道正面形象和典型事例，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
(五)要完善企业职工道德教育培训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服务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所以企业职工的思想问题就要直接或间接地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经济效益相联系。如何使职工真正做到立足本职、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呢？关键是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在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中，职工思想道德教育应该放在首位。
(六)思想引路，教育先行，思想支配行动
要落实相关的职能部门，强化专门的培训机构，运用社会上的各种教育资源，加强师资力量，结合实际，定期对企业职工（包括外来务工人员）实施全过程道德教育，从职业道德教育、素质教育、安全教育、文化教育、岗位技能教育等方面进行强化扶持，同时加大支持力度（经费的投入等），制定出台相关政策，从而调动区内各中、小型企业的积极性，形成对职工职业道德教育培训的合力。
(七)加强企业技术创新和员工的科学管理
从当前企业发展前景来看，最缺乏的便是创新。强化企业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过程就是与粗放懒散的工作作风和人的意志力较量的过程，也就是增强和管理员工，建立学习型企业的过程。以符合实际，激发员工自主性的管理理念、机制来改变人的惰性，使人深入到生产一线去指导服务，对制度严格执行，对过程严格控制，对生产管理、技术进行创新，抓好每一环节，使每一环节层层落实，管理与技术方法不断改进，产品精益求精。同时，还需要对加强员工的科学管理，创建学习型组织。多数职员对人力资源管理不甚了解，目光狭隘，认识不到人力资源管理带来的优势好处，缺乏对这一管理体系的关注与完美的追求。人力资源的管理理念就是要求员工树立一种执着的企业追随观，并通过各项奖惩来进行反馈，从而达到员工与员工之间形成一种全局性的良性互动，形成一个利益的共同体。
道德教育的对象是人，道德教育目的指向的自然也是人。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对“人”有不同的理解，即使同一时代的人，由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对“人”是什么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就使得人们对道德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在道德教育目标的设定上会存在一定差异。这里道德教育目的异化便是指道德教育的现实追求与本体目的不一致，更确切的说是，本体目的被遮蔽，而现实追求偏离了理想道德教育的终极目标。
（一）道德教育的本体目的：成“人”
“目的是一切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要素，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总体性追求。”本体目的则是活动存在的最基本依据。因此，道德教育的本体目的即道德教育活动得以存在的最根本追求，它蕴含着其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体现着其教育理想，并对道德教育活动起着导向作用。道德教育具有许多使命，但最基本的使命是使人成人，成为一个具有人之为人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道德教育所要成的“人”，一般来说具有两个基本目标层次：“一是对道德主体进行社会道德普遍准则与规则的灌输，使道德主体成为‘合道德’的人；二是促进道德主体内在修养的提升，使道德主体成为‘有道德’的人。”“合”道德是指一个人在外在的行为上符合社会对某一行为的道德规范要求，然而内心对这个规范却不一定认可。“有”道德则指一个人在道德认知的基础上实现了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统一。“合道德”的人只是道德教育所追求的基础目标，在这基础上培养成“有道德”的人才是道德教育的最终目标。
（二）现实的道德教育追求：“知识人”
道德教育就其原本意义而言，便是导之以成人之道，做人之理，使人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它并不是要去告诉人：外部的世界是怎样的，如何去征服和占有它；而是引导人懂得：人自身应该是怎样的，如何不断去提升做人的境界。理性的道德教育只在使人成为人，成为一个具有人之为人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而不是使人成为某一种人，从事某种职业，具有某方面技能的知识人、工具人。然而，我国道德教育的现实却远远偏离了我们所设想的本质目标。正如鲁洁先生所说，“塑造知识人是我国教育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信条。”当代的教育，包括道德教育，在知识经济、知识社会的影响下逐渐知识化。知识化的德育课堂是将德育看作为一种知识，将道德工具理性化、去道德化。客体化的知识取代了对于完美主体人格的追求，被看作是对于外部事物、现象进行控制、预测的原理、原则，是征服、改造世界的工具。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弊病在于工具理性支配，目的理性消失，现代社会活在一种“工具理性的囚笼”之中。这在道德教育中就表现为将道德视为工具，失去了其成人的目的。另外，我们的道德教育在“塑造论”的长期指导之下，将受教育者当做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加工、改造的对象，受教育者被对象化、客体化，德育过程变成了对受教育者的塑造和改造的过程。这一过程结束时，形成的只能是缺乏主体性、个性顺从型的道德人格。总之，道德教育目的异化的结果是“知识人”取代了道德教育原本追求的道德人。
二、道德教育目的何以异化
道德教育的现实追求与本体目的之所以不一致，是由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大到整个社会取向不稳定，功利主义盛行，小到教育方法的失当，教化缺失等等。这里主要通过目标、手段与目的三者模糊不清的交叉关系来探讨道德教育目的异化的原因。
（一）目的降为目标
道德教育目的与目标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两个概念，但是人们却经常不自觉地混淆了二者。事实上，目的决定目标，目标是目的的具体展开，目标服务于目的。一个目标在逻辑上总有一个结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总是呈现为一个可以完成的指标。目的则不同，它是活动得以存在的依据，伴随着活动的整个过程。目的不能被完成而永远是被追求的对象，目的只有分解为具体的任务，即转化成一个个可操作的目标才能被真正把握。也即是说，道德教育目的是道德教育的理想性指向，道德教育目标是道德教育的具体化要求。比如，为了培养有道德的人，需要学生通过德育课程学习，掌握道德知识，形成道德认知，然后行道德行为。在这里面，掌握道德知识，形成道德认知，行道德行为是一个个具体的目标，而成为有道德的人才是目的。然而，现实的道德教育却常常忽视最本质的目的，只停留于掌握道德知识、道德行为等一个个具体的目标，将目的降为目标。“目的降为目标，实际上就是将复杂的道德教育简单化、肤浅化，进而道德教育被工具化、功能化。”
（二）目的让位于手段
目的，简单而言就是指人们行动想要达到的境地。手段则指人们为实现目的所使用的工具、途径和方式方法等。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目的决定手段的选择。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道德人、养成人的德性，相应的教育内容、评价、方式方法等则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采用的手段。然而遗憾的是，当前的道德教育混淆了两者的关系，目的让位于手段，手段僭越为目的。这主要表现为：道德知识、行为规范的学习成了道德教育的目的；道德评价成为对学生进行等级划分、加以控制的手段。这样，当德性变为规范，道德成了知识，教育蜕变为训练，道德教育就不可避免地被功能化、工具化、训练化，而功能化、工具化的训练式道德教育所培养的“人”只能是工具人、知识人。
三、道德教育目的的回归
重智轻德、塑造知识人是当代道德教育面临的一大困境。尽管人们加大了对道德教育的关注力度，并极力推动道德教育的变革。但假如这一关注、变革不从方向性指导源头的目的着手，亦无益。道德教育应从明确本体目的开始着手。
（一）道德教育目的的回归：成“人”
道德教育的本质使命是使人成“人”。人是终极目的，道德教育应当向生活回归，回归人自身。这一观点得到了德育、教育、哲学等相关理论界普遍认可，其中以康德为代表。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明确提出了“人是目的”的观点。他认为，世上的一切都可以作为工具，而只有人才是目的本身。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者，理性决定了人之为人和人的道德价值的根本因素，理性特质将道德赋予了人，使人能够作为目的主体而存在。因此，在任何时候，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都应该服从这一规律：“人永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是目的，意味着道德教化必须把人作为道德教育的出发点、动力和最终目的而尊重人。也即是说，要解决当前道德教育的问题，必须首先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
（二）如何成“人”
[关键词] 道德社会 道德体系 贡献
一、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智慧的结晶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在总结中国古典仁爱思想和周礼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仁学。孟子又为义学的确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孔孟为儒学奠定了基础。《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论语》一书集中反映了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仁”、“礼”。《论语》是世界上最好的伦理学论著之一。《论语》以记言为主，“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经典语句、箴言，“论语”即是论纂(先师孔子的)语言。《论语》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由于《论语》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并非孔子一人之思想，因此使《论语》的伦理学说具有很高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成为儒学的奠基之作。两千多年以来，它是中国伦理学和法学的基础，是调整人们生活、生产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
二、伦理道德体系的现状
目前，我国的伦理道德体系是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这个体系刚刚孕育还有待进一步完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大力弘扬道德、倡导文明新风，对于培养公民的高尚品质，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促进精神文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构建一个适应新时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体系迫在眉睫，在此关键时刻，学校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我国伦理道德启蒙再教育工作中去。
三、中国应该建构怎样的伦理道德体系
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不能不使人们重新选择新生的思想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以及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当我们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确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并用它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的精华，儒学便是其中之一。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儒学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
中国的伦理道德体系必须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同时保留社会主义道德规范里的积极的部分，道德建设的一切措施，只有当其能普遍促成人自觉自愿地遵守道德规范时，才是充分有效的。而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强化公民的权利、义务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大力进行道德教育，将现代社会具有公德意义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民众的自觉行动，使外在的强制力量逐渐内化为公民的积极认同和自觉践履，这才是现代道德体系建构的重要措施，这才是真正适合国情的伦理道德体系。
四、中国建构新的伦理道德体系的必要性
道德重在养成，重在把遵守道德的道德要求逐步转化为广大公民的道德习惯，主要靠主体的自我约束，即自律。自律要靠个人的良好道德意识，自觉地规范约束自我行为。一个社会自律意识越强，力度越大，这个社会的秩序就越好。道德教育是道德养成的基础。进行道德教育，一是要普及公共文明礼仪知识。二是要突出公共文明礼仪教育重点。着力培养公民的责任意识、自觉遵守法规的意识、尊重他人、关爱他人、宽容他人的意识等。
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平已成为当前文化教育工作的迫在眉睫的任务。学校必须承担起我国伦理道德启蒙再教育的重任。
五、学校投入伦理道德启蒙再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1.大量采购伦理道德方面的书籍
学校一定要肩负起伦理道德启蒙再教育，构建和谐社会的重担。校办图书馆在图书采购时，要大量采购伦理道德启蒙教育的理论书籍，为学生受道德思维的熏陶创造条件。大量购进各个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具有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伦理道德启蒙思想的著作和其他社科类书籍。各个学校必须将这些名家的名著保持一定的藏量，满足读者的借阅需要。
2.学校要大量举办伦理道德启蒙再教育讲座
学校不仅要抓好教学大纲安排的伦理学理论教育，还要制订详细的介绍伦理道德启蒙教育学说的业余讲座规划。在伦理道德启蒙教育的过程中，学校首先要为非在校人员进行儒家伦理规范的补课。把各家伦理道德启蒙教育理论学说的讲授任务分别落实到学校有能力讲课的每一个人身上，安排他们认真学习，安排他们搞好讲座。由于学校力和能力的局限，学校除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办好伦理道德理论的介绍和讲座外还要请当地社会名流系统讲授伦理道德理论。还可以实行校际交流，即以省市为单位，统一组织学校系统中的精英人才，在全省或全市流动讲课。特别是大学学校要利用自己的学术优势和人才优势，积极支持基层学校，特别是基层学校的理论讲座。大学还要动员所在学校的教师和优秀学生参加理论讲座。营造一个全民学习理论的良好气氛，为理性社会的建设作出学校应该有的贡献。
3.学校要利用自办简报介绍伦理道德知识
好多学校都有自办简报和固定的宣传橱窗。学校应该充分利用这些载体，介绍伦理道德知识。培养国民高尚情操，培养国民的理性思维能力，为社会管理和国民自我约束创造条件，为稳定社会秩序、建立具有良序美俗的和谐社会作出最大的贡献。
4.学校要利用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介绍伦理道德知识
教育系统有全国联网的共享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为学校办好传播投入伦理道德启蒙再教育的讲座极大地提供了便利条件。学校可以组织全国知名专家在线视频讲授，并可以把专家讲座存入数据库，方便读者随时调阅。学校应该充分利用网络共享工程无空间、时间限制的优势，大力传播以投入伦理道德启蒙再教育为核心的各类西方社科类理论，培养国民理论学习的热情，塑造一个理性的民族。促进中华民族整体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5.学校要利用多媒体和多功能厅介绍伦理道德知识
好多学校都有多媒体播放设施、视频观看设施、多功能厅。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设施和场所介绍伦理道德知识。特别是多功厅的容量大，可以举办大型讲座。既可以利用视频播放专家讲座，又可以邀请讲授人举办现场讲座。学校教育及自我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又是道德教育的目的，增强学校道德教育实效，需要把着力点和关注点放在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管理、自我意识、自我教育的每一个环节和过程。要真正落实学校道德教育的自我教育，必须首先搞清楚它的表现特征、提前条件和低效的原因，然后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改进。
参考文献：
[1]《论语》及孔子。百度百科。
[2]李印照。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念冲突，2008.
关键词：康德；“责任”范畴；伦理学；述评
道德责任是伦理学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范畴。在西方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等人，虽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一些道德范畴，但他们都是把道德范畴从属于哲学范畴体系的。直到近代，康德才第一次从伦理学意义上对道德范畴作了比较严格的规定和选择，他除了使用善恶、幸福和德性等传统范畴外，还特别强调“责任”范畴，并以“责任”范畴为线索，把理性主义原则、善良意志、道德规律、定言命令、意志自律、意志自由等有机联系和统一起来，构建了康德道德范畴体系。它不仅成为后来资产阶级伦理学所公认的道德范畴体系，而且影响着中国和前苏联伦理学界对道德范畴体系的建立和阐释。因此康德“责任”范畴的研究既是打开康德伦理学思想的钥匙，也是理解近现代伦理学思想的关键。
国内康德伦理学的学术史，包括原著翻译、配套研究资料与学术论著三大类。翻译应该准确、可靠，让人充分信得过；配套研究资料除了对原著章节阐释之权威论著之外，最有实用价值者是“逐字逐句”的注释串解，这是康德自己的要求，亦是康德研究者之共识。学术论著则是学者们对康德伦理学的解读，有质疑有辩护。
首先就原著翻译而言， 蓝公武、苗力田、关文运、等人可说是先驱。近些年来，邓晓芒、李秋零把对康德著作的翻译推向新的阶段。苗力田先生译作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对责任的必要性、约束性及其相关的责任原理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邓晓芒、杨祖陶译的《实践理性批判》以及李秋零主译的《康德全集》均直接译自德文，台湾的著名学者牟宗三先生的三大批判译自英文。这些译著各具优势、互相补充，是研究康德道德范畴的重要文献资料。
其次康德伦理学的配套研究资料也是始于翻译：有韦卓民译的《康德哲学原著选读》、《康德哲学讲解》，李秋零译注《实践理性批判（注释本）》等。随着国内学者对康德伦理学研究的日渐深入，也出版了一些配套论著。例如邓晓芒《康德的句读》（上、下）（2012年出版），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对康德原著进行通读，对一些康德伦理学中基础性、前提性的范畴做了详细的解释和阐述，可称康德“责任”范畴研究的关键入门资料。
再看学术论著方面，包括出版的著作与学术期刊论文两部分。
第一部分：对康德伦理学的研究，李蜀人出版了《道德王国的重建》，张志伟写了《康德的道德世界观》，邓晓芒写了《康德哲学诸问题》、《康德哲学讲演录》等等，这些著作均以康德伦理学的整体性为研究点，康德责任范畴的论述就只能是散见其中，难成体系。
第二部分：关于康德责任范畴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见于期刊论文，整体上呈现的特点是在责任论的体系背景下展开对“责任”与道德善关系的质疑与辩护。
“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①康德提出的道德第一个命题，被定义为唯动机论者。有两种不同程度的质疑：一种是极端的观点，完全排斥康德的“责任”。例如王海明先生就以功利主义的现实性来对抗责任论的抽象性，代表文章有《功利主义与义务论辩难》，认为“义务论的道德标准，是给予每个人的害与利的比值最大的道德。……而功利主义是给予每个人害与利比值最小的道德。”②在《论道德终极标准》中直接提出道德评判的终极标准是“功利”而非“责任”。王先生用心良苦，将“功利”改造成了既能满足个人自由又能促进社会全体利益的道德范畴。针对此类质疑，辩护声音要提的是张传友《关于康德义务论伦理学的几点思考》认为康德的义务并不拒斥目的，康德义务是以义务自身为目的。任丑《目的论还是义务论——伦理学的困境与出路》深刻解读了康德义务层次以及义务和自由的关系，得出“貌似对立的目的论和义务论都是通向自由的必要环节，它们内在的逻辑联系彰显了伦理学的内在逻辑进程：善—正当—自由，这就确证了伦理学是自由之学。”③此类辩护毋宁说是以自由为桥梁，试图调和康德责任的价值目标和功利目的。
还有一种质疑源于对康德出于责任行为是形而上的担忧。有学者以康的阶级立场为靶，“将其责任论的唯心性归结于阶级软弱性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④任丑《康德的义务论辨正——兼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自由本质》、《略谈康德伦理学的几个问题——兼与宁新昌、许平二位先生商榷》两文中就明确指出对康德责任的形式性质疑是源于对康德伦理学的曲解，康德“责任”范畴内含的规律是意志自由，责任论的本质是自由，这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一致，无谓阶级之争。
另有文章《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一一责任概念》、《康德的责任概念及其责任伦理观》等，则认为因康德的责任范畴是纯粹的，完全排除了经验的干扰，故质疑其出于纯粹责任的道德行为不具有入世的现实意义，而且现实中德福不一致正说明了康德该理论的抽象性。同时，辩护的文章《道德学的净化——从康德学说论道德学的义务论本质》、《康德道德律对人性的拷问》等，依次从伦理学的本质以及人性的角度提出康德责任的形而上是有必要的。陈思坤《出于责任的行为具有道德价值——康德责任伦理观的逻辑基点》一文中更是直接论述了出于责任行为的可能性和公民责任行为的实践价值。这些文章显然可作为研究康德“责任”实践性的参考。
当然还有一些相对平和的解读性研究：《论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善良意志与义务》、《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职责（Pflicht）概念》、《义务—自律与至善—康德伦理思想中的几个重要范畴分析》、《康德关于责任的普遍命令》、《康德伦理学中的责任概念》、《康德道德哲学范畴比较》等，这些文章运用逻辑演绎的方法解读康德伦理学体系，提出了善良意志、责任、绝对命令、普遍规律、自律、目的国王、自由等核心范畴。尤其是邓晓芒先生的《对康德第 I 章中三条原理的分析》对责任范畴的三个命题之间的正、反、合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获益匪浅。
近年来，学界出版了一些专门研究康德伦理学的学位论文，包括《康德的道德世界观》、《道德王国的重建》、《道德的信仰一康德的自由、自然和上帝理念批判》、《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意志概念》、《对康德哲学道德准则和法则的解读》、《康德伦理学的确立及责任、自由范畴探析》、《康德责任论探析》、《康德道德哲学中“义务”思想》等，这些学位论文都涉及到康德伦理学诸范畴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国内研究康德“责任”范畴的主要成果。但学位论文毕竟只是作者求学期间的阶段性成果，或有偏颇。
总之，国内学者研究现状表明，对于康德“责任”范畴的研究虽有不少成果，但都只是散见各处，缺乏系统梳理。而且学者们多以责任论为切入点来研究责任范畴，思路难免局限。个人认为，若先将康德伦理学的责任论特点进行悬设，以考察责任范畴，或许会有不同发现。（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
参考文献
[1]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 苗力田 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
[2]王海明。功利主义与义务论辩证。社会科学。2003第12期
（一）生态道德与生态文明的统一性
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一定的时间跨度与广泛的空间维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的环节，生态道德的建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生态道德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是生态文明背景下伦理道德发展的新境界，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要的条件。道德作为一种伦理范畴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中，道德普遍的存在于人们的生产方式与行为模式中，“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的，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生态文明的最终确立需要生态道德修正规范人与自然的道德准则，确立人与人之间新的道德模式，从而为生态文明的实现提供伦理道德的支撑。因此在推行生态文明的同时要进行生态道德的建设，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共同发展，“在道德视角上，生态文明建设也是道德建设的重要领域，道德也必须涉足生态文明建设中各种道德关系的调整”。
（二）生态道德的培育依靠生态道德教育
伴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环境教育也迅速发展起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其中的第36章提出：教育对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解决环境和发展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2002年12月，联合国大会将2005至2014年确定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2010年中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战略主题”部分明确提出“重视可持续发展教育”。生态道德教育对人们进行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的教育，将生态伦理的观念，内化为人们的信念，外化为人们的行动，使公众生态意识逐步增强，增强自律的能力，从而自觉自愿地遵守生态法则与道德行为准则。通过生态道德的教育使人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注自然存在的权利与价值；协调人类社会中的复杂关系，实现生产方式的低碳化转型与生活方式的生态化转变。生态道德教育伴随着生态文明的建设不断走向发展与完善，成为培养具有较高生态道德素质的文明公民的重要形式，生态道德教育对于提高人们的生态道德意识，转变传统价值观念，推动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二、生态道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生态道德教育对提高公民的道德素养，提升国家的生态文明程度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我国生态道德教育的普及与发展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工业文明以来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依然存在，对生态道德教育的效果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在生态道德教育的发展过程中缺乏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道德教育的社会化进程；公民整体生态道德素质有待提高。
（一）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客观上影响生态道德教育的效果
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与演进，对社会财富的追求成为主导的价值取向，物质主义盛行，“人生的意义、价值和幸福就在于创造、占有、享受（消费）物质财富，从社会的角度看，就在于无限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传统的追求经济利益的价值取向潜移默化地植入人们的思维理念。目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期，产业结构的调整尚未完成，传统价值观念与生态价值观念的冲突依然存在。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只停留在表面，在具体行动上表现滞缓，一遇到经济利益的纷争，就放弃对生态环境的责任与义务，而社会又缺乏有效的法律与制度的监管，使生态道德的教育流于形式，直接影响生态道德教育的实际效果。
（二）生态道德教育缺乏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目前的生态道德教育更多的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缺乏由理论到实践的道德转换，没有注重生态道德的情感体验与实践体验，无法做到知行的统一。生态道德教育包括自然、社会、人三个领域，是各个学科相互交叉与合作的结果，而现实的生态道德教育沿用应试教育的模式，从小学到大学只注重既定的道德规范和抽象知识，缺乏实践性与感染力，只注重单向的理论知识灌输，且以说教成分为主的教育方法枯燥，使受众缺乏情感的体验，无法产生共鸣，这种脱离现实的教育模式远离生活，造成教育效果的低下。我国处于经济的转型期，国民的环境意识渐渐觉醒并逐步加强，我们要通过生态道德教育的途径使每一个觉醒的公民将生态意识转变为具体的社会行动，体现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中，体现在追求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中，体现在自觉提高生态道德素质的生态文明的建设中。
（三）公民整体生态道德素质有待提高
生态道德作为一种新型道德，是人类社会走向生态文明的重要标志，而国民的生态道德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程度的标识。我国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人们过多的追求物质利益而忽视了对精神家园的建设，受工具理性主义的影响，认为所有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都可以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改进，而忽视生态道德的建设。随着生态文明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公民的生态意识渐渐觉醒，但这种生态意识仅停留在思想观念的表层，还没有真正内化为内心的信念。而这种生态意识还没有外化为具体的社会行动，虽然存在参与渠道不畅的问题，但更多的还是人们不能自觉自愿的承担起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责任与义务。
三、提高生态道德教育水平的途径
对生态教育的开展与普及，需要从道德观念层面深入的培育生态文明的意识，在具体操作上，采用多样化生态道德教育模式，通积极营造全民生态道德教育的社会氛围。
（一）在生态文明背景下培育全方位的生态道德理念
通过生态道德教育推行生态价值观念。改变传统的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价值观念，推行人与自然平等、和谐、发展的生态价值理念，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还自然于本来的权利与价值，对人类活动的考量以是否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衡量的尺度。摒弃人是自然的征服者和统治者的观念，而将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保护者与管理者；放弃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无限利用的观念，而寻求符合自然生态法则的人与自然相互平等、相互依赖的价值观。通过生态道德教育宣传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通过生态道德教育引导当代人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自觉维护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保证自然资源的良性利用与可持续发展，既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撑，体现其经济价值，又为人类提供清洁的自然环境，实现其生态价值。在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倡导低碳经济，追求绿色的GDP，在实现经济可持续的发展的同时，达到社会可持续的进步，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的利用。通过生态道德教育倡导绿色消费理念。人们绿色消费观念的形成、低碳生活方式的养成，需要生态道德教育在其中发挥重要的引导与教育作用。低碳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人们消费模式的转型，包含低碳节约、自然健康、可持续性等消费理念。生态消费模式以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为前提，其核心理念是消费的“生态性”，在满足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要基础上，崇尚适度消费，反对过度消费。通过生态道德教育倡导绿色消费理念，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对于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本文来自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杂志。《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杂志简介详见。）
（二）确立针对不同主体的多样化生态道德教育模式
生态道德教育面向社会公众，教育对象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与层次性，针对不同主体的特点应当确立多样化的生态道德教育模式。各级各类学校是进行生态道德教育，培育生态文明理念的主渠道。学生的生态道德素养如何，直接影响生态文明在全社会的普及及未来的推行效果，要立足小学、中学、大学的不同层次特点，遵循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认知规律，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有机结合，正确处理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在进行生态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应注重突出实践性的教学特点，“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丰富学校生态道德教育理论，从面向未来的高度来探索学校生态道德教育的实践之路”；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增强对教育者的感染力；通过多种形式的校内与校外的活动，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可以采用生态道德体验模式进行教育，使体验者置身于一定的生态情景之中，诱发和唤醒体验者的生态感悟，提高德育效果。目前的生态道德教育更多的体现在学校的教育中，从小学到大学对生态道德教育的普及做了许多的工作，也取得了预期的教育效果。但是对社会公众的生态道德教育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机制，且舆论宣传不到位。在全社会范围广泛进行生态文明的宣传与教育，普及生态知识、生态道德行为规范、低碳生活方式、绿色消费理念，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对不同主体的培训、教育与宣传，培养社会公众的生态意识，自觉履行以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的生态道德准则，进而成为具备生态道德素质的文明公民。社会上应当开展各种层次的在职人员的生态道德继续教育，并将这种教育常态化，充分发挥政府、环保部门和宣传媒体的作用，引起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唤醒全社会的生态道德意识，加快推进生态文明的进程。
（三）积极营造全民生态道德教育的社会氛围
[关键词]情感文明理论 情感控制论 情感释放论 情感道德论 情感民主论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3―00063―07
情感是人身上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高出于动物而具有了文明的风格和意义。情感文明是人类文明结构中潜移默化、深藏若虚的因素。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得好：“人的文明最精细的表现在情感里。”情感文明虽然是人的一种美好状况，但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问题在于，情感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是文明的？怎样才能达致情感文明？社会文明的发展与情感文明是相背离的还是一致的？围绕着这些问题，社会学家们存有种种看法，形成了不同的情感文明理论。
一、情感文明――情感控制论
文明意味着与野蛮、冲动相对立，是前者对后者的约束、消除，因此，建立和维护文明就要进行社会控制。法社会学家庞德认为，文明是“人类对外在的或物质自然界和对人类目前能加以控制的内在的或人类本性的最大限度的控制”。作为文明的控制是个统一整体，其中也包括对人类本性之一的情感的控制。情感文明意味着对情感不文明的克服，这个克服过程称之为对情感的合理的控制。情感文明就是情感控制有度、情感有教养的状况。
把情感文明视为对情感的控制，源自埃利亚斯的观点。埃利亚斯认为，社会的文明始于人们对情感的控制。西方社会文明的成熟过程，正是情感文明化的过程。情感文明化的核心问题则是情感的控制，“文明发展的特点就在于更加严格、更加全面而又更加适度地控制情感”。埃利亚斯的名著《文明的进程》描述的就是西方情感文明化的进程。
埃利亚斯提出并论证了情感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动力模式。埃氏强调，情感作为一种文明现象，是人与社会相互交织作用下的历史变迁过程，这既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过程，也并非是预先有人策划的结果。情感文明化的发生存在着两个关键性的动力，即专制主义国家的形成和社会职能的分工。
西方社会情感文明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前情感文明的封建武士社会、情感文明初始化的封建专制社会、情感文明成熟化的市民社会。埃氏认为，推动人类情感开始走向文明的决定性社会动力，是封建专制国家的建立。农业社会初期封建割据、武士当道、穷兵黩武、社会习俗残忍野蛮：如同霍布斯式的狼牙赤露的社会。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封建初期缺乏情感控制的社会机制。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大量流向以国王为代表的中央政权的口袋中，其军事权力也随之水涨船高，这为国君取得专制化统治奠定了基础。与大封建主宫廷门下人群熙来攘往，货品流进流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武士阶层收入减少，甚至穷困潦倒；其武器垄断亦被打破，可谓弓折刀尽；许多武士只好服低做小。沦为服务于中央集权的下官。随着国家对暴力手段的垄断，人与人之间关系趋于平和，可算计性增强，情感冲动和膂力暴力的行为逐渐地从社会公开场合中淡出，社会安全感逐步形成。
在埃利亚斯看来，宫廷社会是历史上第一个基本上摆脱了体力暴力的“良好社会”，这是“武士宫廷化”的结果。这使得武士社会那种一碰就着的“明火品性”被观衅伺隙的“暗火品性”所取代。在这一圈子里围绕着体面与国王的恩宠所进行的竞争是剧烈的。不过用刀剑决一雌雄已不多见，代之而起的则是施展阴谋，明争暗斗。因此“他们需要并培养出与以兵器相争所不同的品性：深思，算计长远，自制，精确调节自己的情绪”。在宫廷社会中，“公” “私”界限不明，私人生活同时也是一种对外交往，因而使得理性在塑造艺术、社交中的翩翩风度典范化方面尤为重要，“在宫廷，对社交行为的打磨抛光成了威望与恩宠竞争的主要手段”。在贵族生活方式中非理性的“炫耀性消费”的背后。深藏的却是理性的算计，即怎样通过宫宴、服饰、品味乃至精心设计的摆设来显示其贵族地位和政治权力。凡上述种种，使得宫廷生活成为一种绞尽脑汁的“下棋游戏”，宫廷成为勾心斗角的“交易所”，从而形成颇具特色的“宫廷理性”。
从18世纪中叶开始，宫廷贵族社会的中心地位日趋动摇，特别是法国革命一声炮响使得贵族社会最终被市民社会所代替。进入工业社会之后，情感控制发生两个重大变化：一是情感控制的约束力量由社会政治领域转向社会经济与生产领域，二是情感控制由外在力量的强制逐渐转向自我的自觉控制。社会分工需要加强相互协调配合，这时需要的是算计、冷静和循规蹈矩，这就要求每个人必须把“战场转移至人的内心”，加强对自己本能和情感的控制。分工社会塑造一种严格而稳定的超我，培养一种将异己强制转变为自我强制的能力。随着资产阶级的崛起，职业和金钱成了体面的源泉。由于资产阶级职业复杂而具有挑战性，工作时要处心积虑、揆情度理，不能暴虎冯河，因此个人超我结构的稳定和情感调节的强度向前跨了一大步，情感的节制从外在的强制转向内在的自制，主要以道德的形式表现出来。
埃利亚斯认为上述社会与个人的文明进程，不会只是演示于西方，凡是在暴力业已独占的地方，凡是在竞争压力下职能分工使得人们相互依赖的地方，凡是在人们形成瞻前顾后的理性思维习惯的地方，都会出现这种社会与个体的情感文明进程。
情感的文明化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埃利亚斯觉得，尽管不能对西方文明的情感发展简单地加以肯定，但对这种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是不可否定的对此，埃利亚斯打了一个比方：古人行路时由于羊肠小道险恶易遭袭击，需时时警惕以防不测；而现代交通道路通衢，人人遵守交通规则行走安然无恙。情感的文明化也克服了类似中世纪的人身风险而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安全。只有当一个社会形成了很高的情感约束水平时，一些具有开放性的行为(如穿泳装)才能在公开场合自然而然地出现。社会秩序就在情感控制的机制上建立起来。
二、情感文明――情感释放论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之镜映照之下，情感文明应该是情感的非压抑状态，是人的里比多情感能量能够正常地舒展和流动。情感的不文明恰恰源于社会(文明)的压抑，是本我与超我发生激烈冲突的结果，“一方面，爱反对文明的利益；另一方面，文明以大量的限制威胁着爱”。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的历史就是压抑的历史，“认为非压抑的文明是不可能的，这是弗洛伊德理论的一块基石”。对于正统思想传统而言，情感属于人的本能欲望，是与社会文明格格不入的，因此当情感被控制之时，就是文明开始之际。 “不加控制的爱罗斯就像它的对立面死亡本能一样是致命的”，因为它们极力追求文明所不能提供的满足而形成与文明相悖的致命性破坏力量。
作为压抑情感的文明所具有的最本质取向是合理化。对此，尼采很诗意化地将西方文明比喻为一种日神精神，它代表着理性，而平衡节制着癫狂状态的酒神情感。弗洛伊德则说：“‘文明’一词是指所有
使我们的生活区别于我们动物祖先的生活的成就和规则的总和”。马尔库塞接着弗洛伊德的话头认为支配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是一种特殊的“现实原则”，这种理性化的现实原则与服膺于的享乐原则相对立。情感由享乐原则转向现实原则，这是对人的情感发展的一个重大挫伤。情感是生命赋予人的本质属性，它是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弗洛伊德从勒庞对充满幻想和错觉的乌合之众心理的分析中受到启发，认为这种幻想和错觉是未满足的情感欲望所产生的，在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并成为诱导精神病的心理现实性。人的生存状态离不开人的情感感受，而这种感受的真实状态就是情感是否受到压抑。弗洛伊德说：“所有的痛苦只不过是感觉；它只有在我们感觉到时才存在，由于我们的有机体受到某种方式的调整，我们才能感觉到。”情感文明状态应该是人们感觉不到压抑痛苦的状态，或者感到主观幸福的状态。然而令弗洛伊德心寒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给人们增添了幸福的经济价值――但这只不过是在寒冷的冬天把赤脚伸到被子外面然后再缩回去而得到的那种享受――并没有带给人们实质的幸福，因为“幸福本质上是主观的东西”。文明需要人们抑制自己的、，以把这种节省的能量转移到经济领域中。这种状况引起了如此多的人对文明不满，甚至诅咒文明。因此，情感的文明就意味着情感压抑的解除，意味着情感的自由释放。
现代文明压抑了人的情感，使得人类情感退化，心理问题增多；社会文明的进步带来的却是情感文明的堕落。弗洛伊德指出文明有两个目标，即保护人类抵御自然和调节人际关系。文明的第一个目标得到了成功的实现，而第二个目标则失败了。他指出造成人们痛苦或不幸的三个根源：自然的优势力量、肉体的软弱无力、调节社会关系的规则不适当。前两个根源的存在是不可避免并且情有可原的。但是对于第三个根源，即痛苦的社会根源，弗洛伊德则持批评态度：为什么社会的规则不能保护和有益于人们的幸福而是相反呢？恰恰在最应当带来幸福的领域却成了痛苦的渊薮，由此，弗洛伊德得出了一个他名为“惊异的”观点：“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东西要对我们的不幸负主要责任。”情感文明的发展落后于社会文明的发展。这是因为情感文明是跟随人类发展的活动中，随着对人的外部强化逐渐内化而形成的。弗洛伊德一方面认为文明不应该凌驾于本能情感之上；但另一方面他对人类灵魂中原始野蛮的破坏性本能又深为忌讳，不过他觉得这类本能根深蒂固、无法消除，例如希特勒独裁和战争就是人类非理性乃至兽行爆发的不幸例证。弗洛伊德强调，文明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消除人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冲突与竞争。但是，文明压抑的应当是充满享乐原则的，而服务于厄洛斯(Eros，古希腊爱神，肯定生命的力量，爱和同情的化身)，这是因为是具有排他性从而与文明相冲突的爆炸性力量，而厄洛斯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升华形式，目的是将单个的人结合成人类统一体，这是与文明发展一致的。不过人类天生的进攻本能，却反对这种文明计划。攻击是由死亡的本能引起的，弗洛伊德用古希腊死神的名字给它命名为塔那托斯(Thanatos)。厄洛斯与塔那托斯之间、生命本能与破坏本能之间的互相对抗，贯穿于文明的整个进程，但最终攻击和破坏本能占了上风。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并不反对如下看法：文明中的个人之间通过工作和共同利益而从对方获得里比多的满足，但是弗洛伊德认为这样一种“称心如意的”状态其实并不存在，因为文明极其严酷地对里比多进行限制。这种压抑制度不但没有真正地解决冲突，反而使文明陷入一种破坏性的辩证法之中：对厄洛斯的长期限制最终会削弱生命本能，从而增强和释放与生命相对立的力量――破坏本能。由此看来，文明既无法维持人的生存情感，又无法控制人的邪恶情感。
弗洛伊德虽然过分夸大了“文明压抑”的副作用，但从另一面，却也恰恰反映了对强烈攻击欲望和望的压抑是情感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柯林斯认为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揭示出：高尚理想的活力取自那些被压抑的情感本身。如果没有对不文明情感的压抑，那么就不可能建立起文明的情感。由此看来情感文明的建立需要有一定的情感压抑，哪怕是必须付出一定的情感代价――因为我们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三、情感文明――情感道德论
从道德层面上对情感文明作出理想化的界定，首先被一些对现代文明的优越性、先进性虔诚抱之的社会学家所青睐。如孔德认为社会进步与情感文明进步是一致的。孔德从道德的角度将情感区分为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两种形态；人类情感文明发展的进步状态，应该是利他主义情感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孔德认为社会越发达，道德情感力量比睿智力量更重要，人类社会也在情感的道德进步中日趋完善。涂尔干非常赞同孔德的假设――社会基础是一种道德情感秩序。作为文明的情感是一种道德情感，表现出对不文明的行为，特别是犯罪行为作出嫉恶如仇的强烈情感反应，即使某种犯罪伤害的可能仅仅只是个别人，与愤怒者们无关。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犯罪触犯的是一种集体良知和集体道德情感，而这是人们最难以容忍的。不过在涂尔干看来，对犯罪触犯集体情感所产生的强烈愤恨，从而采取法律压制手段还只是前现代社会的情感文明特征；作为现代社会情感文明较为理想的状态是社会有机团结。团结之道德情感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又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在勒庞看来，个人加入群体会使情感道德水平下降。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破坏性。涂尔干则认为，群体的道德水准会比构成该群体的单个个人的道德水准要高些，群体比个体更易于做到大公无私和乐于奉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群体中，个人的利益是被抑制或被忽略的。特别是在社会分工的纽带中，人们由于相互依赖而相互信任，进而达致社会有机团结。尽管有时由于“社会化压力”的匮乏或软弱，会导致情感“偏离规范”，但社会对情感总是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教化力量：社会道德约束的对象不是人的自主，而是动物般的自私、残忍和危险的激情。哈贝马斯也认同一种情感道德发展的理论，认为道德(情感)由低向高经历了三个发展水平：被动的、利己的“前约定水平”；自律的、顾及他人的“约定水平”；以及自觉的、普遍利他的“后约定水平”。从孔德、涂尔干和哈贝马斯的论述中，我们可看出，情感道德文明水平的提高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
情感道德文明的丧失，是某些对现代文明持置疑甚至否定态度的社会学家所担忧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要数鲍曼。鲍曼赞同涂尔干关于道德情感来自于社会的思想，认为“社会是生产道德的工厂”。但并非像涂尔干所假设的那样，“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人性化的、道德化的机制”；这种假设的必然结果就是，“不道德的行为总的来说不可能是社会的产物”。在鲍曼看来，有时社会安排是使人高贵、促人善良的因素；但有时却助长了不道德的情感行为。例如德国纳粹的大屠杀就“成功地攻克了系统地、有目的地、麻木不仁地、冷血无情地实施屠杀的最大障碍”，它用摒弃道德呐喊的灌满理性的骰子进行历史的游戏，使得存在于人类内心深处的道德同情感化为乌有。鲍曼指出，这种对道德情感的泯灭不仅与纳粹统治的独特品质相关，而且必须依据社会的现代属性(它不过被纳粹分子所利用)
来解释。与马尔库塞一样，鲍曼也反对弗洛伊德式的将现代性大屠杀看作是“野蛮状态的旧态复萌”。大屠杀是对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莫大讽刺，因为“公众对文明社会的印象不是别的，而是一个没有暴力的社会；也即一个温文尔雅的社会”。本来作为文明的社会，现代人的情感也应当是文明的，人对人像狼的状态应不复存在，正如埃利亚斯所言。但是，在鲍曼看来，现代文明总的非暴力特征不过是一个幻觉。因为在现代文明中，霍布斯的世界还没有被完全束缚，相反地，“大屠杀中的霍布斯世界”在被非理性情感的喧嚣重新唤醒后，坐在了一辆配备着最先进的科学武器的汽车中，在文明的大道上耀武扬威、呼啸而过。实际上，有一点鲍曼与埃利亚斯是相同的，即认为暴力已经被强制集中化了，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恐怖活动和折磨不再是激情的工具，它们已经成为政治理性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的官僚体制和科学技术可以使不道德情感及行为变得更合理，而不是相反。
与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工有助于道德情感建设的看法相反。鲍曼认为社会分工有可能使得道德责任模糊化、中性化。在社会分工细致且复杂的情况中，任何行动都被社会化了，其中每个人的行动都是中介性的，与行动结果只是一种间接的联系，人成了道德盲视者――看不见行动带来的非道德结果，致使“道德冲动的沉寂和道德自抑的悬置”，以及社会行动的无善无恶、无责无虑，无从在人们身上唤起任何道德情感，以致于对这些社会行动只能从技术角度来评价而难以作出道德的价值衡量。这样，对于负面的社会行动后果，人人都可以心安理得地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责任。由此看来，现代社会组织可以被描述为一台使得道德责任飘忽不定的机器，而每个人也成了无道德的主体，或者其道德主体的整体性已支离破碎。
按照鲍曼的思想逻辑，他既不赞同埃利亚斯等人将情感的进步(文明化)看作是社会控制的结果，认为埃利亚斯关于理性压倒情感是道德在历史上的明显进步的学说不过是现代文明的“病因学神话”，因为社会本身存在着文明的异化；也不同意弗洛伊德关于文明压抑是“里比多”的说法，鲍曼认为文明压抑的是人们天生就具有的道德情感这种“本质的人性”，这恰恰是造成现代情感文明堕落的根本原因。因此，在鲍曼的镜像里，情感文明最重要的体现并不在于情感接受社会的控制，或个人的良好自我控制，而在于社会和个人的道德水平之高低。
对此，乔治・弗兰克尔也有同样看法。他指出，20世纪成了启蒙运动的实验场，暴露了它的失败，以启蒙运动标竿的文明走向了终结。20世纪发生了什么？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专制主义的横行，以及对公民生命的摧残，这些都无不在说明：“文明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饰面，根本不能遏制住野蛮行为的定期发作，而只能任由其挫败道德与理性的愿望。”对启蒙这个理智和科学“神明”，人们不仅是失望，更多的是愤怒，转而要报复它。于是，犬儒主义大行其道，曾被压抑的原始的、攻击一驱力就有机会浮出水面，冲破文明的防线而占据社会，占据人们的意识，获得了一种“反文化的文化形式”。在弗兰克尔看来，弗洛伊德期望自我将取代本我，而我们却发现本我取代了自我，这是一种马尔库塞所讲的倒退的“去升华作用”。暴力元素已经渗透在社会的文化中：艺术作品中充满冒犯和虐待狂的意向；音乐变成了狂躁、撕裂、不和谐的声音；舞蹈则变成了挑衅的、痉挛的运动；绘画中展现的是人类各种紧张、痛苦和恐怖的怪诞状态。“西方文明超我形象的瓦解”，把被自我紧锁并牢牢看管的大门打开了，为无拘无束的自我表达和情感爆发提供了空间。埃利亚斯曾经认为，暴力行为在公开场所的消失是情感文明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弗兰克尔给我们描述的当今社会一个侧面是：冲动性的攻击暴行屡屡发生，令人侧目。特别让世人震惊的是，暴行的实施者没有一丝的怜悯和良心的谴责。社会出现了普遍的道德危机。对此，弗兰克尔竭力主张要建立起一套道德原则，向人们灌输道德责任感。这种道德责任感不是为了自身利益或某个集团利益而履行的“工具性义务”，而是旨在达到“普遍有益，保护生命，并善意地对待同胞”。也就是利他主义的境界。弗兰克尔呼吁，有必要抑制一些原始的、自恋的、侵略性的驱力，利他感情才是人性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应该铭刻于各种政体和文明中。弗兰克尔提出了他构建理想社会之路的11条道德目标的座右铭。我们发现，这些座右铭都涉及情感真善美的建设，简直就是为我们描述了一幅情感文明社会的理想图景。
四、情感文明――情感民主论
将情感文明纳入民主的视野，是吉登斯对情感研究的独特着眼点。吉登斯把其“交往理性”应用到情感领域中，提出了“情感民主”(emotional democracy)的理念，认为情感是建立在对话基础上的，是一种对话民主。根据吉登斯的看法，现代性情感有着生活政治的取向，这主要表现在情感的民主性以及情感的平等性。情感民主问题是现代性提出的问题。三个重大的社会变革为实现情感的民主化提供了机会与条件。它们是：全球化的冲击；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的变化；以及后传统社会的出现。全球化不仅与庞大体系如世界金融秩序相联系，而且也影响着我们生活中亲密的个人方面。私人生活中“情感民主”与全球秩序中民主的潜能具有对称性，它有可能向外延伸为全球秩序中的“对话民主”。在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中，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如经历着“时空的分隔”、“社会系统之抽离”等，这使现代人的生活充满了分割性、碎片性和实验性，从而促使自我(包括情感)的选择性增强，个人的反思性提高。后传统社会不是一个没有传统的社会，但是用传统的方式来维护传统已变得不可能。在后传统社会，妇女要求平等的运动正成为一种全球化浪潮，传统的家庭系统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吉登斯把妇女平等地位的取得视为“日常生活真正的全球性革命”，性、婚姻和家庭关系的变革也许是所有变革中最困难和最令人困惑的变革，“但是我们不能选择退却，因为这些变革一直深入到我们的情感深处”。吉登斯认为，亲密性这种人性特征已被现代性所改造、所转化，表明情感民主化是现代人建立一种新的亲密关系的需要。
吉登斯倡导要通过变革，实现亲密关系向纯粹关系的转化，以达到情感生活的民主化，这是亲密关系变革的实质内容。纯粹关系“也即性和感情的平等关系，其涵义对于先前的性别权力形式而言是爆炸性的”。纯粹关系的特点在于：在性与情感平等的条件下，自我与另一个自我的情感交往，“情感的予取越是平等，特殊的爱的维系也越是接近纯粹关系的原始样态”；“平等是亲密关系变革的一个内在因素”；“亲密关系的可能性意味着民主的许诺”；“亲密关系意味着对个人关系领域的大规模的民主化”；“纯粹关系中隐藏着民主的意思”。吉登斯认为这些特征描绘了一幅情感解放的图景，揭示了情感文明关系的实质性内容。吉登斯所描述的情感民主与政治民主的特征惊奇地相似。公共领域中的民主包括：相互平等尊重、独立自主、通过协商作出决策，以及不受暴力的侵犯。民主化的情感也分享着这些特征，现代政治的民主性已经推广到情感层面，这表明情感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更为深入，更为基础。
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是生活政治的崛起。在吉登斯看来，与追求从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政治(解放政治)不同，生活政治关注的是生活决定，生活政治学是“关于生活方式的一种政治学”，但这不是将生活“政治化”，而是对生活的种种决定加以重新道德化，即对日常生活背后的那些道德和生存问题加以挖掘和思考。吉登斯指出，随着现代性的晚近发展，情感在许多方面成了生活一政治问题，“作为一种生活政治，情感问题并不是恢复激情的问题，而是要为评价和证实信念而发展伦理准则的问题。治疗专家说，‘了解你的感情’。然而，在这方面，治疗与现代性共谋。其言外的规训是‘评价你的感情’，而这样一种要求不能仅只是心理交往的问题。情感不是判断，而由情感反应所激发的倾向则是判断：评价感情就等于要求建立标准，并根据这些标准进行判断”。根据匕述吉登斯的论述，我们试着这样理解：第一，现代情感作为生活政治问题，其实质是个体作出如何度过情感生活的决定，如何选择情感行为的问题；第二，作出情感生活的选择和决定，必须要对情感进行评价；第三，评价感情必须建立一定的伦理准则并根据这些准则进行判断，反思情感生活的深层次的问题。如此看来，情感不仅仅是一种心理感受，更重要的是一种信念，一种对社会、对他人的道德承诺。对情感我们必须作为生活方式来苦心经营。吉登斯在生活政治的视野内，实际上提出了现代情感文明的建设问题，而且在如何建设现代情感文明的思路上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五、几点思考
本文提供了关于社会学情感文明理论研究的几种不同观点。要对这些研究进行一般性的概括也许是不合适的，不过值得思考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1 关于情感文明的发展趋向。我们发现：情感控制论与情感释放论主要以社会为外在压力讨论要达成什么样的情感文明目标，而情感道德论与情感民主论则主要以个人为主体探讨情感文明的建设。鲍曼将“情感道德”、吉登斯将“情感民主”作为情感文明的现代性主要特征，预示了社会情感文明发展的变化趋向：过去把情感文明的重点放在对情感社会控制或情感社会释放的基点上，情感文明构建由上至下、由外及内；现在个人在情感生活中的权力增大，即情感文明建设着力点在向个人道德责任和个人生活民主的领域转化，情感文明由下至上、由内向外地发展。
2 关于社会文明与情感文明的关系。社会文明对情感文明有什么作用？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有社会文明促使情感进步论(孔德、涂尔干、埃利亚斯、哈贝马斯、吉登斯)、社会文明压抑情感论(弗洛伊德、马尔库塞)、社会文明致使情感堕落论(鲍曼、乔治・弗兰克尔)等相异的看法。然而反过来看，它们却殊途同归，都认为如果没有人们对情感的控制或教化，就不会有由科学技术和理性所构成的社会文明的发展。连弗洛伊德也不情愿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认为被压抑的情感能量会转化和升华为社会的生产性能量。
网络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是虚拟化。互联网带来了人类社会信息感知的变化，即社会的虚拟化。网络能够创造出一种虚拟的环境，给人以一种真实的感受和体验，人们在虚拟与真实之间变得摇摆不定。“信息的即时性使虚拟事件本身即成为信息，其背后因素被遮蔽，人们不再被现实所掌控，而是根据虚拟的‘眼见为实’形成认知，并加以判断”。信息的爆炸提高了人类处理信息的难度，使人们对信息的掌控能力弱化，网络信息变得真假难辨。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道德榜样很容易被歪曲。比如雷锋和雷锋精神的污名化。2012年是雷锋牺牲50周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部署，要求“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采取措施推动学习活动常态化”。因此全国各地各行业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内容广泛的学雷锋活动，收到了较好效果。思想理论界也积极响应，深入解读雷锋精神，有力推动了学雷锋活动的深入开展。然而，网络上同时也出现了不同言论，对雷锋和雷锋精神进行了否定。有的人质疑或否认雷锋其人其事的真实性，质疑：雷锋的照片是不是“摆拍”的？雷锋捡粪难道会论斤称？雷锋捐款从哪来的钱？有人肆意歪曲雷锋精神，还有人认为雷锋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忠诚”，是一种“愚忠”，结论就是认为雷锋精神不值得学习和颂扬。这里面有一些是单纯的事实争论，但也不乏通过解构雷锋来制造议题、将雷锋污名化的倾向。将原本尽人皆知的民族道德榜样的雷锋，解构为虚构出来的假榜样假标杆，这对于青少年儿童的道德认知无疑是一个巨大冲击，对于道德教育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悲剧。
二、网络恶搞与德育经典的侵蚀危机
在今天的网络世界中，恶搞文化正愈演愈烈。所谓“恶搞文化”，又叫“KUSO”文化，非权威说法是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上的一种特殊文化。据考证，KUSO是日本话，做动词用时，是指不够善良的恶搞，即往死里整的意思。“KUSO的早期形式只限于文字，而随着接受它的人日益增多，KUSO之风迅速蔓延开来，比如我们几乎天天都可收到的搞笑短信就是一种恶搞文化的外延派生品”。中国最早的网络恶搞对象是艺术精英们的所谓“大片”，恶搞者不满于这些大片中所蕴涵的“大”：耗资大、演员名气大、场面大、题材大、主题深刻等。于是，胡戈创作了一部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其内容重新剪辑了电影《无极》和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法治报道》栏目。对白经过重新改编，只有20分钟长，中间穿插无厘头的对白、滑稽的视频片段和搞笑另类的广告。在网络上，《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下载率甚至远远高于电影《无极》本身。《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一片，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掀起了恶搞文化的第一个高潮。眼下，网络恶搞文化方兴未艾。从“丹丹体”到“咆哮体”，从芙蓉姐姐到犀利哥、凤姐，通过文字、话语、图像以及视频等方式完成的恶搞文本，借助于新媒介空间得以迅速流行和传播，并且日益普遍化、日常化和大众化，“它们强烈地冲击、颠覆着固有的社会认知、道德意识和文化趣味”。
恶搞文化是一种独特的审美趣味和喜剧精神，它反映了人内心对于游戏精神的追求，对于“好玩”的追求，所以才会出现那么多的恶搞者，恶搞作品才会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但是，如果过度追求恶搞，则会变得恶搞泛滥。有的恶搞者甚至连国民教育的经典也不放过，中国的四大名著和主旋律影片，诸如《铁道游击队》、《闪闪的红星》，毫无例外地都中了“恶搞”的枪。作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富含道德教育意义。它通过一个个人物和故事，向读者们讲述着是非善恶的观念，本身就是一本生动有趣的道德教育教材。然而，《西游记》在网络上已经不止一次地遭到恶搞。一本改编的漫画《西游记》曾经在小学生中流行，内容相当另类：孙悟空穿的“虎皮裙”竟是迷你裙的前身；他偷吃的仙丹变成了壮阳药“伟哥”；玉皇大帝居然是爱使用望远镜的偷窥狂。这个漫画《西游记》完全颠覆了传统，虽然主人公没有变，但剧情和人物完全变了样。这种恶搞完全扭曲了学生对《西游记》的认知，自然也会影响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已经引起了许多教育界人士的担忧。
三、读图时代与德育介质的文字边缘化危机
在网络时代，“读图”成为流行时尚，这里的图不仅仅是指图片，也包括视频和流媒体，因为视频就是快速播放的图片。现在走在大街上，不论男女老少，手捧一个iPad看视频的人大有人在，我们正在步入一个“读图时代”。读图时代正在悄悄地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性，带来的后果之一是重图轻文的阅读取向。有研究者指出，读图时代的读图隐忧是“图像对文字的‘霸权’，因此造成了对文字的挤压”。在读图时代，公众更沉醉于读图带来的快感，却冷落了文字阅读的爱好和乐趣。混入文字著作中的太多插图，将文字原有的叙事格局和逻辑搅乱，将文章的内在脉络打断，将读者的注意力从文字引向图像本身，最终破坏的是读者对文字进行沉思默想的感悟方式。文字阅读是一种“静观”，它允许读者不断地体验作品的形而上意义，允许读者反复停下来沉思，因而读者与对象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阅读的同时就保留了反思的可能性；看图像阅读则不同，观者完全沉浸于图像情境，看流媒体更是容不得片刻停留，它消弭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距离，换来的是片刻的、当下的快感，刻不容缓的读图过程拒绝了反思的可能性。有研究者对读图时代深表忧虑，认为读图是对“知”的一个障碍，它使人们丧失了对形而上学的兴趣，丧失了对理性的、对文化艺术以及对文字的兴趣，“它对一切复杂的、需要逻辑思维或形象思维的认知产生本能的排斥”。因此，“逻格斯与‘道’被弃置，附着在认知上的审美被剥离，‘真’与‘美’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余下的‘趣’便成为庸俗不堪的感官刺激”。虽然这种说法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中国的汉字与汉字文化，的确讲究文以载道，讲究文与道的融通。然而，文之不存，道将焉附？反观道德教育，翻开现在的小学思想品德教材，大量的图片充斥其中，占据了本就有限的大部分篇幅；德育课堂上，许多教师为了讲授的方便，也把大量的图片和视频嵌入自己的教学课件中；网络德育的网站，为了吸引青少年的注意力，当然更是大量使用色彩绚丽的图片和生动有趣的多媒体。可以说，在网络时代，道德教育也面临着一种文学式的介质危机，即图像战胜了文字，成为其主导性的阅读介质。
四、总结
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时代主旋律
(一)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
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先后出现四种文明形态，即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原始文明、农耕文明的共同特点是依赖土地而生，发展速度相对较慢，过程比较漫长。工业文明始于19世纪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在征服自然的基础上快速发展，其成果人类社会带来空前的技术进步与经济繁荣，但也付出了牺牲生态环境的沉重代价。人类在享受工业化成果的同时，形成多种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破坏了生态环境，催生了生态危机。进入20世纪以后，生态文明应运而生。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对依附自然的原始文明和农耕文明、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的超越，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试图通过人类的知识和智力，把工业文明的破坏与掠夺降到最小化。生态文明建设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次成功转型，必将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二）国际社会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携手前进。
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类已经认识到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危害，开始携手探索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其中有一些标志性事件如下：①1969年，美国公告《国家环境政策法》，在世界范围内首开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先河，也首开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先河。②美国大学校园发生声势浩大的“草根”环境保护运动，并在1970年4月22日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美国学校、旨在提高公民环境意识的“地球日”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国际社会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理性认识。③198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om)制定《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第一次向全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提出让公众更多地参与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并详细地分析了让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好处。④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了举世闻名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这次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理念变成了各国政府的行动计划。
（三）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日益受到重视。
相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起步较晚，但日益受到重视，科学发展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①1973年，我国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上环境保护被确立为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②1983年，环境保护被确立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环境保护观念开始深入人心。③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完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④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立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⑤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明确提出“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设想，并且要求“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全面战略部署，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综上所述，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逐步成为一种共识，建设生态文明摆在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成为时代主旋律、最强音。
二、大学生是加强生态文明道德教育的重点对象
（一）大学生是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重大的战略性任务，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事关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转变，事关我国在全球生存空间的大小。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国要想获得一席之地，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必须具备强大的实力，必须有一大批具有生态理念、环保技术和系统思维的高素质人才作支撑。大学生毕业后将是各行业和各领域的精英，将逐步成为企事业单位的决策管理层、科研部门的中坚力量、管理部门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人员。可以说，他们的生态文明意识的强弱、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各行业、各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直接制约今后我国低碳环保相关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执行，决定着我国生态文明的发展程度。
（二）大学生是生态文明知识的重要传播者。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在全社会普及生态文明知识、强化生态文明意识。就我国目前而言，社会公众的生态文明知识和意识总体来说还比较薄弱，迫切需要在全民全面强化生态文明道德教育。大学生这个群体，既具备知识文化水平较高、对事物的认知理解能力较强的特点，也是学校、社会、家庭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他们更能理解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投身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也能有效担当起一个传播者的角色，将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生态文明知识传播到家庭和社会。
三、生态文明道德教育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占据重要地位
（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应成为我国国情教育的重要主题。
加强国情教育、增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是高校思政课的重要任务之一。当前，我国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挑战，具体表现为：在农业方面，毁林垦荒、毁牧开垦、围湖造田、填海种植，导致森林和草原等植被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湿地减少，土壤退化和沙化、荒漠化、盐碱化；滥用化肥农药，导致土地功能衰退，植物无法生存。在工业方面：废水、废气、废渣不经有效达标治理的大量排放，破坏了整体环境的自然形态。在城市建设方面，布局混乱，工业区与居民区、商业区混杂，人为破坏了区划功能。在资源产业方面，矿业盲目开采，森林乱采滥伐，灭绝性地捕杀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等行为，破坏了生物链及生物的多样性，这些现象造成了我国的生态危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此，党和国家作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构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吹响了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时代号角。有鉴于此，高校思政课必须将这些国情教育内容有机纳入课程教学之中，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严峻形势，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和国家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精神，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切实履行好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
（二）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应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
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构建的价值体系。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兼顾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两个层面的道德关系，形成了以人与自然和谐为特征的生态文化传统，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天人合一的主张。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深入挖掘本土生态文化的内涵，在高校德育教育中融入生态文明道德元素，应该来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十分吻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方面的内容。生态文明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正好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比如说，保护生态环境、弘扬生态文明、创造生态文化、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等内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思想，体现了爱护祖国大好河山、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爱国主义情怀，体现了社会主义荣辱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重视和加强生态文明道德教育，让大学生认识到人类对未来世界的生态文明道德义务，认识到人类对未来世界所肩负的生态文明道德责任，认识到人类必须给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选择和空间，十分重要和必要。
（三）加强生态文明道德教育应成为高校德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校德育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主阵地，思政课则是加强德育教育的主渠道。长期以来，高校德育教育关注的重点是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注重弘扬个人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这也在思政课教学中得到充分体现。人既具有社会属性，也具有自然属性；既要承担社会责任；也应承担保护自然的责任。而从生态文明的视角来看，当今的高校德育教育，在重视人与社会道德的关系的同时，忽略了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到目前为止，还很少将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道德义务纳入高校德育教科书当中。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的环境教育就已经起步，但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从总体上说，大学的生态文明教育一直没有明确的要求，没有把环境素质作为21世纪大学生必备素质列入培养目标，更谈不上对塑造“理性生态人”最为重要的情感体验、习惯养成及价值观的培养，这是导致大学生生态道德意识不高的最主要的原因。目前，高校在普遍缺乏生态教育公共必修课的情况下，加强面向各层次、各科类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生态文明教育的力度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总之，将大学生生态文明道德教育作为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更加符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主题，必将极大地激发中华民族的生态文化创造活力。
（四）提升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是高校思政课的重要职责。
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大学时代，引导他们深入学习生态文明知识、提升生态文明素质和水平，对他们走向社会、服务社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据有关专家学者、研究机构的调查，当代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状况堪忧，具体表现为：大多数学生生态文明道德意识淡薄，对生态环保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生态文明知识严重匮乏，对社会的一些环保行为参与率低；践行生态环保的思想之弦绷得不紧，铺张浪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时有发生。传授生态文明知识、提升生态文明素质的主要责任在学校、在思政课。高校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思政课中充实、增设生态文明道德教育内容，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强化大学生生态文明道德养成教育，帮助大学生准确把握自己应该承担的生态伦理责任和义务。
作者：雷艳平 单位：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第二篇：高校会计专业职业道德教育
一、高职院校会计专业职业道德教育的目的与意义
（一）会计职业道德具有相关职业发展的必备功能：
1.指导功能
会计职业道德使得会计人员有了向导，在它的指引下，消除矛盾、改善关系、调整行为，保证会计工作的持续、稳定、正常的进行。
2.评价功能
会计职业道德能够指导并纠正人们的行为，促进会计从业人员的自我肯定、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激发其积极性和主动性。
3.教化功能
会计职业道德通过树立职业道德榜样，培养从业者良好习惯和优秀品质，启迪从业者的思想觉悟。
（二）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
1.爱岗敬业
这是会计职业道德的基础，要求从业人员热爱本职工作，恪尽职守，具有职业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对工作充满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
2.诚实守信
“诚信”是会计职业道德的重要内容，要求从业者言行一致、遵守承诺，这也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3.廉洁自律
要求从业者不贪不受，严格约束控制自己，让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
4.客观公正
按照事物本来真实可靠的内容去反映，不为他人意见左右，这是会计职业道德追求的理想目标。
5.坚持准则
在实际工作中，严格遵守会计工作的相关法律制度和准则制度，按照法律法规办事。
6.提高技能
会计从业人员应通过学习、培训和实践等途径，持续提高自身职业技能，达到和维持工作所需的专业技术能力，这是每个会计从业人员的义务。
7.参与管理
从业人员要间接参加管理活动，积极主动地向单位领导反映财务状况，提出合理建议，参与市场的预测，政策的制定，为单位经营者做好辅助参谋。
8.强化服务
会计从业人员要具备服务意识，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
二、高职院校会计专业职业道德教育的现状及问题
会计高职教育不仅仅是提高会计专业技能，更多的是对学生进行实践化的道德教育。会计职业道德重在工作中的实际行动，是易于实行和检查的道德，但不是自发性形成的。需要学校结合大学生心理特点，适应教育规律，针对大专学生具有针对性的加强教育，为社会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应用型会计人才。目前大多数职业院校的会计专业都开设有传统的马哲、毛概、邓论、思修、大学语文、大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等基础课程；也开设了基础会计、财经法规、会计电算化、财务会计、成本会计、审计学、行业会计、会计模拟实训等专业课程。从课程设置来看，各院校的课程设置都有重技能轻思想道德的倾向，这是高职教育培养目标下的必然结果。对于《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的教学，也是以考会计从业资格证为主要目标，弱化了学生职业道德的强化和学习。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学校来说，对会计道德教育的重视不足
高职院校在订立会计专业学生培养目标时，就缺乏对其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目标制定，对就业和技能大力倾向，却忽略了德育和职业规范的制定。大部分高职院校仅仅把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作为一般专业教育课程，不具备针对性。目前大专教育都实行“2+1”模式，在两年内都是填鸭式专业知识学习，缺乏专门开设职业教育学习的针对性。内容讲解也多局限于考证和期末考试内容，将职业道德教育仅仅作为一门文化课开设，没有系统地用案例、讲座等形式让学生对职业道德观念深入人心。使得学生在校期间学习这门课程缺少系统性和渗透性，以致走向社会后职业道德意识薄弱，没有坚定的职业道德观。
（二）从社会大环境来说，配置落后，观念滞后，跟不上与时俱进的步伐
由于会计专业具有特殊性，尤其要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在学习中体验职业道德的必要性极其重要。但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在报考会计专业时，只是因为好就业，工作紧俏，名声好听。认为在校的两年学习只需毕业、考证，而职业道德教育那是工作中的事，与在校教育没多大关系。或是走进社会工作后再边学边工作即可掌握那些简单的会计职业道德，自觉地把做人体验与专业职业情感体验隔离开来，缺乏对两者之间关联性的认识。更把平时的做人和专业要求相剥离，殊不知平时的一言一行就是职业道德规范形成的垫脚石。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由于缺少切身感受，对于职业道德只是书本上感性的认识，没有在头脑中形成大是大非，该与不该的深刻观念。大多数情况下还误以为会计职业道德就是公民一般素质要求，对于会计工作也只是纸上谈兵，缺少实际经验。将来在工作中极易由于没有经历和经验的借鉴，没有职业是非观而掉入职业陷阱，更有甚者，触犯法律法规，酿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三）从学生自身来说，缺少对会计职业道德的正确认识
我们的学生自己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后，形成了惯性的应试思维，认为高职教育就是考证、攒学分，两年后实习上岗就业，就完成了人生目标。由于这种观念的根深蒂固，导致他们只注重专业技能的学习，没有重视职业道德素质和观念的培养。平时学习知识只是为了应付各类考试，这与教师教学有一定关系，但学生自身没有去正视忽略职业道德后果的严重性仍是主要原因，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毕业后处处存在的职业陷阱，没有分辨性，没有坚定性，极易成为以身试法者。
三、创新高职院校会计学专业职业道德教育的对策
（一）在高职课堂中全面渗透职业道德的教育
我们要在高职学生两年的在校时间中，将会计专业知识与会计职业道德相辅相成，全面综合渗透。把握一切会计专业课程，去渗透会计法、会计行政法规、会计部门规章、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等内容，找准每一个知识讲授与职业道德教育的最佳结合点，结合一切可以运用的知识点去延伸法律法规的讲解。让孩子们首先有理论上的全面框架认识。在课堂举例中，要善于例举一些生活中的例子：比如银行存取款、个人生活理财、应聘面试的提问等，让学生感受经济现象的无处不在，提高自己的职业觉悟和道德敏感性，时时约束和提醒自己。学校应该努力为学生创造一些讲座和展览，聘请审计、财税部门人员来讲解清查执法过程中的实例，邀请大中企业财务部门人员来讲解实际工作中如何坚守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抵制诱惑和避免陷阱的案例等，营造良好的专业的实际学习环境，为学生提供各种社会资源了解渠道。让他们在活动中自觉认识到职业道德的重要性，提高自己职业道德行事的能力。
（二）在实践中进行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
学生的职业角色转换对职业道德教育升华起到关键作用，学生在第三年的顶岗实习中，会全面接触真实的会计环境，学校要监督学生从事本专业工作，而不是跨专业或赋闲在家。在真实的企业环境中，从琐碎的跑银行，记账统计开始做起，在工作环境中，收集并分析相关会计行业与会计职业道德的案例，全方位了解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与会计工作的息息相关，这是强化学生职业道德规范的最有力途径和最直接方法。学生带着实习任务，深入收集相关案例，这已经不再是书本上的纸上谈兵，而是真实的实践调研。学生会在切身的工作实习中，体会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准则去应对会计日常工作，遇到问题时，如何坚持道德规范和准则等。学生实习时是带着资料和账目去工作，经过真实环境中的案例收集和资料获取，学生认真圆满完成实习作业。这就是职业道德教育联系实际的最高层次，让学生自己在摸索中归纳总结，会自觉钻研业务知识，向老同事请教，在工作中逐渐学会自律。总之在实习实践中，强化了学生的职业道德责任感，养成了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观念，从而树立了他们正确的职业信念和提高了他们的道德修养。
（三）加强高职会计专业教师的师德建设
教师是学生的一面镜子，在教书育人的课堂上，老师的一言一行都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学生的职业选择和教师的专业化水平成正比。因此会计专业教师要先检视自己的职业道德水平，兼顾会计职业道德示范和会计专业技能的学习。不断完善修正自己的道德水准，在课堂上要以身作则加大对学生职业道德的传播力度，教育学生热爱本专业，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对于知识点的讲解也不要忽略渗透职业道德的宣传和强调。对于教师的培训要实现日常化和规范化，学校要经常组织专业教师学习最新国家会计法律的新规定新要求、财经动向新规定和要求的讲座、论坛等，组织教师走出去学习和交流，扩大同业同行之间的交流渠道，获得更新的教学方法和理念。会计是一个实践性极强的专业，要加强教师的挂职企业工作经验的积累。主动加强与企事业单位的合作交流，深入调研搜集一手教学资料，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并在日后的教学中，及时的学以致用，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学生。我们加大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就是为让学生在学校这个摇篮就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坚守准则，绝不触碰底线，成为德才兼备的会计人才，为国家的会计领域源源不断地输送高素质的综合专业人才。
作者：曹永年 朱文莉 单位：陕西科技大学
第三篇：高校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途径
一、高职院校职业道德与职业精神教育的特征
职业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包含了道德认知教育、职业规范教育、职业理想教育以及职业纪律和法制教育四个部分。其中道德认知教育，是对学生进行基本的道德教育和道德规范，结合马克思主义职业道德观和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对学生进行现代职业道德教育。对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进行指导；职业规范教育是指，将学生进入社会后，职业生活中所需要遵循的道德行为准则，各种行业生活的道德行为准则中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规划，但是大体上分为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等五个方面，也是所有行业执业规范指导的基础；职业理想教育是指，对学生进行职业活动和职业成就的规划，将职业生涯作为一种能够奉献终生的内容，使学生能够在工作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职业理想教育与理想职业完全不同，需要学生进行区别；职业纪律与法制教育，是学生在工作岗位上必须遵守的原则，要求学生能够理解和遵守职业纪律和法律法规的规定，使学生成为遵纪守法、廉洁奉公、认真负责的职业人。
二、高职院校职业道德与职业精神教育的现状
当前高职院校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精神教育，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缺陷，这是由于高职院校在进行职业道德教育与职业精神教育过程中，没有将职业道德教育与职业精神教育与生活和社会相结合，单纯的将理论讲给学生，使学生无法将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并且由于一些社会不良现象的影响，学生对自身的职业生活中的位置、权力和义务并不了解，对社会上的黑暗面产生过度关心或过度冷漠的心理，严重的影响了学生对职业道德与职业精神的学习效果。
三、加强高职院校职业道德与职业精神教育的新方法、新途径
1.注重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学生根据自身情况，在学习生活中三观形成和确立的主要方式，也是搞好职业道德教育的基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正确与否，能够直接影响学生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的正确性，也能够为学生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道德习惯的基础。高职学生只有正确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和理解问题。妥善的处理好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和集体之间的关系，做到坚定信仰、乐观向上、热爱生活和事业。因此，在日常的教学当中，要着重开展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和社会进行结合，努力的发挥思想政治课的作用，打好学生的道德基础。
2.开展专业思想教育
高职院校的学生是技能型学生，在毕业后就马上投入到社会当中，成为该行业的一份子。因此，学生在校期间，就应对自身专业和自身的职业道德具有较为整体的认识，高校应根据不同专业不同行业的学生进行具有行业特色的职业道德教育，确保学生在接受职业道德教育过程中，能够树立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强烈的职业责任心，能够从根本上理解和热爱自己的职业，主动摒弃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将职业道德与专业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学生能够将职业道德的学习真正的重视起来。
3.大力开展渗透式教学
渗透式教学，顾名思义，就是将教学的地点延伸到课堂外，将教学形式从授课改为体验式教学，并将教学内容与生活结合起来，使学生能够从生活中学习到知识。这种渗透式教学，在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教育中，具有非常高的优势，渗透式教学，能够将教学内容通过附带课程的教学形式，在合适的时机和方式下，传达给学生，使学生能够在课堂以外的地方接受知识，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教育效果。
作者：吴青松 单位：成都艺术职业学院
第四篇：高校道德教育工作探讨
一、加强师德建设
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使人文关怀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首先应注重教育工作者自身的道德建设。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水平和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素质密切相关。学生对教师的工作是否认可，是否敬佩教师的人格和品质，都影响教师发展的效率。在高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教师，是党的理论的忠实饯行者，也是我国教育事业的实践者，其表率作用能够体现为人师表的高尚道德品质，学生效仿以提高自身思想道德素质。由此可见，师德建设十分重要。
二、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原则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人文关怀，主要就是用富有爱和情感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开展教育工作，真正实现对生命的关怀，对人性的关爱。只有充分尊重个性的发展，促进其道德发展，才能够使社会发展得更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体现人文关怀，就需要坚持以人文本的工作原则，注重培养人文精神，在充分尊重人、肯定人和丰富人的基础上开展各项工作，使人能够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以人为本的原则要求重视学生的实际需要，与学生的思想方向更加切合，在尊重学生个性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让学生具有健全的人格，自身的潜力得到有效开发，从而发展成为一个能够为社会做贡献的人。
三、构建和谐民主的师生关系
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更好地体现人文关怀就要实现平等与和谐的师生关系。虽然在教育的过程中，教师有教学的职责，学生有学习的任务，但二者地位平等。尽管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点，但在教师眼里都应该是平等的。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能够感受到平等，同时教师应发自内心地与学生平等交流，避免出现一言堂的现象，要注重与学生共同探讨问题，在教学和谐的氛围中展开教学。同时教师应该尊重学生需求，了解学生的生活和学习，让学生能够与教师成为朋友，这样学生就会更加尊敬教师，学习效率也会大大提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也会开展得更有成效。
四、教育工作者加强情感的投入
在高校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人文关怀更加有效，应该注重教育工作者情感的投入力度。提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水平，就需要让学生更加信赖教师，这就要求教师要有很强的感召力。教师拥有足够责任心的同时，要用更多的情感去感化学生，让学生能够体会到人文关怀。教师应该把学生当成朋友和家人，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让学生感受到爱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
五、注重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
文化相对论包括认识、观念、思维方式和道德，它对各个人文领域中的后现代思想有不同的影响。在社会和文化研究领域，它指的是多元合理性。它认为，文化观念和社会习惯都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构成独特的"身份"。任何社会或文化，只要其正常运作，便应视为合理。在政治学或伦理学的领域，文化相对论指的是反宏大话语和反元理论。它坚持政治和伦理是一种实践，既不应当受制于任何普遍原则，也不应试图形成任何普遍性的公理结构。它认为权力的基础不是"正确"的理念，而是正确性不断被争夺的话语。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文化相对论的结论是"文本"(text),本身没有固定的意义；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的人对同一文本本来就有不一样的理解。
文化相对论虽与后现代思想交叉错杂，但它却形成和发展于十九世纪后叶和二十世纪前叶这个现代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文化相对论在后现代思想中强调的是文化的平等、多元和相互尊重，但在它的形成期，它所宣扬的却是文化的等级差别，单一发展趋向和西方文化优越。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在赫伯特。斯宾塞和爱德华。塔勒这样的思想家那里，文化相对论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进化论的影响，成为强调各文化间文明与原始阶段互具差别，强调西方文化比其它文化发达而且优越的学术。〔注1〕进入二十世纪后，经过了一次大战，到二次大战之前，文化相对论在以伯阿斯为代表的新一论家那里才发生根本的变化。〔注2〕
爱尔文。赫奇在《文化与道德：人类学的价值相对》一书中总结了文化相对论在二十世纪中期的这一关键的转折。他指出，在西方，现性所不能阻止的战争和经济衰退深刻地动摇了人们对西方科学文明自然演进的信念。社会秩序的破坏，人性的蹂躏，人在种种现代制度和机制面前的彻底无助，使得西方道德价值那原本建立于物质文明之上的自信一下子滑落到崩溃的边缘。在这一现实面前，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相对论一反以前的乐观自信，转受悲观论和怀疑主义所支配。它开始脱出西方中心论的巢臼，以多元观看待世界文化差异；它开始拒绝文明/原始的文化等级区分，倡导文化平等的观念；它开始摈弃关于西方社会、道德和知识的优越感，而接受非西方价值、信念和制度的合理性。〔注3〕
斯宾塞式或伯阿斯式的相对论都是现代西方思想的产物，但延续并影响后现代思想的却只是伯阿斯式的相对论。伯阿斯式的相对论避免以西方价值去判断非西方文化。它倡导价值中立，但却并非是无价值或价值虚无论。它坚持不同文化的平等地位，包含着对文化本身内在价值的价值判断。它提倡对非己文化的尊重，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更重要的是，它相信每一民族都有选择和拥有自己文化的自由和权利，这也是一种价值。这些基本价值观念因倡导"宽容"而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当然，实际上倡导宽容的文化相对论并不一定以宽容作为价值基础。功能主义的文化相对论即以文化体制存在的合理性作为其基础。它认为，文化体制的存在自有其道理，文化成员往往是在不自觉地得益于它。功能性文化主义排除自由主义价值，一方面显得更为价值中立，另一方面却又因无法评判那些虽实际存在，但却具有压迫性的文化体制因素，而陷入道德虚无主义的困境。
自由主义和功能主义文化相对论共存于当前的后现代文化相对论中，形成了下面要讨论的温和和强硬的后现代价值观立场差别。现代和后现代之间本来就没有纤陌分明的界限。文化相对论延续至二十世纪后叶，成为后现代问题，主要是由于它在这一时期的后现论那里有集中的表述，而不是因为它本身就只能或必然是后现代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来了解后现代价值观：一、价值的基本性质，二、价值对知识活动的导向作用，三、价值的社会政治意义。在这三个层次上，后现论都不存在单一整合的立场，都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分歧或矛盾。
二、价值问题
在价值基本性质的问题上，后现代论者呈现出强硬和温和立场的区别。强硬派在道德价值问题上持彻底的怀疑论态度。他们认为，价值系统无优劣之分，伦理的选择甚至不能当作为具有道德意识者所作的规范性选择。价值仅仅是一种语言范畴，一种语言建构。〔注4〕他们并不排斥研究价值，但把一切价值视为全然平等，对价值规范抱绝对相对论的态度。
温和的后现代论者则不以价值的语言性来排斥它的社会规范性。他们认为，实际存在多种具有合理性的价值系统，但这并不等于人们必须接受伦理绝对相对论。而且，了解甚至承认价值客观差异，并不等于就不能通过分析判断在它们之间进行取舍，或设想改善之道。正因为价值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因为它是一种意义建构，后现代批判的介入才能有所作用。
关于价值基本性质的思考当然不是纯思辨的，它的现实意义首先反映在价值对知识和学术活动的导向作用上。这是后现代价值观的第二个层面。强硬派的后现代论者认为学术所体现的价值立场无优劣是非可言。后现代学术的最大成就在于摈弃现代学科的客观性理想(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摈弃客观论本身就是一种走向成熟和宽容的显示。〔注5〕在这些后现代论者看来，如果现实只是一种语言性的约定俗成，那么意义和知识都只能是相对的。〔注6〕有的甚至宣称后现代本身就是"相对论的整合"。〔注7〕
温和的后现代论者不同意后现代学术只能在"客观论"和"相对论"之间作选择的说法。他们不取现代客观性立场，但也不接受彻底相对论。他们试图在这二者间寻找一种平衡，尽管这么做往往不得不陷入理论和实际的自我矛盾。例如女权后现代论者赞同对自称具有"客观性"的现代学术的批判，因为后者所体现的往往是男性优越观。她们批评这种学术所编造的关于女性的"神话",指责其与"事实"不符。〔注8〕但是就在女权批评将学术立场相对化的同时，它却又在诉诸某种客在的"现实"。可见其相对论逻辑的不一贯。
在价值的社会政治意义问题上，后现论同样充满了矛盾。约翰。麦高文在《后现代及其批评者》一书中分析了后现代政治在民主问题上的两难境地。他指出，大多数后现代批评都体现了平等和多元的理想，但后现代政治一方面承担着"现代民主社会的允诺",另一方面则"动摇现有社会体制和国家行为所作的民主允诺",形成了一种在理论上不可能，但事实上却又在实行的激进民主政治 。〔注9〕著名左派后现代论者阿伦诺维兹说："激进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立场，"只能以"先验伦理前提"的形式存在于后现论之中。〔注10〕后现论反对形形色色的宏大话语。但在表述它自己的政治伦理时，后现论却处在一个相当尴尬的境地："它既无法在人之外找到某种外部原则来民主张目，又不愿意接受人为的原则。它把一切人为的原则都当作由权力形成的秩序，不承认其合理的规范性，结果……使得后现论不得不'退出道德行为'"。〔注11〕
尽管后现论在民主社会政治问题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许多后现代论者并不放弃后现论对现实的批判作用。不过，在如何说明和设想后现论批判作用的问题上，这些后现代思想家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最具典型意义的后现代批判有两种。第一种是"内部批判"(imminant critique)。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后现代论者一般采取这一取向。他们运用自由民主社会现有的规范和理想(平等，自由，人权)来批判现有制度对这些规范和理想的压制(实际存在的不平等，不自由和违反人权)。第二种是"新价值规范"。这种取向以哈贝玛斯最为著名，他试图从语言交际理性来形成一种新的民主理性。哈贝玛斯不同意"内部批判"的理由是，资产阶级意识对现在的自由民主规范早已变得口是心非，麻木不仁；内部批判实际上对它难以触动(就象我们今天用"社会主义价值"来批判当今中国的腐败现象一样)。因此，社会政治批判必须包含不断更新和发展新价值理念的任务。
价值的基本性质、对学术活动的导向和社会政治意义，这三个方面都牵涉到与具体文化传统和环境的关系问题，因此，价值相对论又常与文化相对论联系在一起。价值相对论是文化相对论的核心。文化相对论包括道德、认知、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它在文学、艺术、科学和大众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影响也不同。但是，这些差异的最终意义则往往落实为价值观的差异。人们一般认为，价值观的差异是文化差异中最深刻的，也是最难以调和的。
在后冷战的世界格局中，西方和第三世界中出现的一些文化冲突论更是以喧染文化间不同的价值观来强调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和利益对立。在这类文化冲突和对立理论往往把价值相对论简单地用作为一种客观陈述或文化政治立场，而忽略了相对论本身的理论构成和伦理内容。价值相对论仅仅被当作价值普遍主义的对立面。根据这种两分对立的模式，价值普遍论是错误的，因为它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可以用来判断任何文明的普遍价值。价值普遍论的代表是"文化沙文主义"、"西方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与此相反，价值相对论则是正确的，因为它坚持每种文化有自身的价值，而把握自己的文化价值就是争取独立和反霸权。相对论因其坚持"自由"和"宽容"而比普遍论优越。
价值相对论和"自由"及"宽容"的这种联系是否可靠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对价值相对论本身先作一些分析。我们可以把价值相对论分别为四种互有区别的论说：事实差异说、文化决定差异说、道德怀疑论相对说和规定型相对说。这四种有关相对论的论说包含的价值主张和判断内容和范围不尽相同，因此它们的逻辑合理性也就不一立俱立，一废皆废。
三、四种价值相对论
在这四种相对论立场中，事实差异说是最基本的。它就事论事地指出，不同群体价值和道德原则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差异影响了群体的整体世界观。事实差异说往往需要说明为什么会存在价值和道德原则的差异。这时候，它就开始转化为第二种文化相对论的立场：文化决定差异论。
对差异的文化决定论是一种两步式的相对论立场：第一步是否定一切普遍性的道德观。由于不存在任何具有普遍性的人类道德观或良心，道德和价值仅仅是一个群体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第二步是从客观文化传统为客观行为习俗寻找解释依据。也就是说，群体的行为准则完全是由生存需要和传统这类文化因素所决定的。文化决定相对论对道德理性的根本看法是，道德和价值的选择是由确定的条件所决定的，因此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且，既然凡是存在于文化中的价值观都是合理的，那么任何价值观也就无所谓对和不对，错和不错。所以，道德原则和价值本身是否具有道德性是无法判断和证实的。换言之，道德原则和价值只有合理性问题，没有正当性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决定相对论便可以转化为第三种相对论立场，怀疑主义的和虚无主义的道德相对论。既然相对论不相信任何道德原则具有本质的或普遍的道德性，那么它当然认为各种道德原则再怎么差别悬殊，也应当一视同仁地得到尊重，并应当避免相互干预。保持相互宽容的态度，这一立场虽然形似中立，但却是包含了具有普遍规定意义的价值立场：宽容。所以，怀疑主义相对论又可以转化为第四种相对论--规定型相对论，即将宽容规定为文化道德相对论的最高原则。
这四种相互联系的相对论，就其整体而言，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立场：一、道德原则和价值的选择不是理性的选择(是决定的);二、道德只有合理性问题，没有正当性问题。也就是说，道德原则和价值不能以真伪去判断，无所谓对错，凡在文化中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三、道德立场和行为之间存在悬殊的差异是一件好事，应当尊重和维持。持这三个基本立场的相对论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立场，本身就具有普遍的规定性。它主张的是普遍的多元和宽容。但这又是一种自我破坏的道德规定性。因为，如果道德价值的正当性如相对论所说的那么不可证明，那么多元和宽容的正当性则也不可证明。相对论者不能证明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不多元"和"不宽容",而非得"多元"或"宽容"不可。
四、价值相对论的内在矛盾
就其个别类型而言，这四种相对论还各有各有待廓清的理论问题。先看"差异说"。许多价值差异往往并不那么一目了然。直观的价值差异往往只涉及表相，而忽略表相差异背后的一致，亦即价值背后的价值。例如，反对和支持堕胎都可以是出于珍惜尊重生命的价值，前者是保护胎儿，后者则是保护孕妇。历史中体现的价值差异往往也有一个价值释义的问题。例如圣经中有禁止离婚的信律，这是否就和现代人婚姻自由的价值完全不同呢？表面的差别往往隐藏着深层的相似。在圣经时期，妇女在经济上极无保障，因此这一圣经信律的道德意图可以理解为保护弱者(妇女、儿童)不受强者的欺凌遗弃。这和现代社会以婚姻自由为妇女提供保护的道德取向并无二致。不同文化群体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之间确实存在明显的差异，但问题是这种差别究竟有多深刻，有多本质。差异相对论往往夸大文化间的表面差异，而忽略与之相关的深层释义。
至于"文化决定论",它基本上只是一种假说。文化决定差异说的情况和事实差异说有所不同，它并不是一种观察陈述。文化决定论是一种特殊的万事有因论，它假设世间任何事物皆有起因，因此道德原则和价值观也有起因。但是问题是，文化和价值之间究竟是否存在一一对应的因果决定关系？形成和维持道德信仰的原因很多。除了文化传统之外，这些原因还可以包括对其它民族、群体的道德信仰的知识。例如一个国家的人民一旦了解了其它国家的人权状况和国际间的人权普遍宣言，就可能对自己传统文化道德观形成批判性的看法。在历史过程中，传统文化道德观遭外力(革命运动、殖民主义、传教布道)改变的例子比比皆是。文化并不能保证道德传统的永远继续。文化决定价值论往往把同一社会中的道德观单一化。实际上，每个社会内部在具体道德原则上的看法，都可能存在分歧。文化决定论往往过分强调文化内部的整一性，而在不同文化之间则过分强调依重对立两分模式，如"中西"、"中外"等等。
再看怀疑主义相对论。怀疑主义相对论内部有强硬型和温和型的分歧。强硬型相对论认为道德原则是不可能用说理来证明其是非的。无论是在群体中的价值观(如忠、孝、节、义),还是在群体之间的价值观(如人权),价值观永远只是某些人的价值观。这些人以理性化为手段而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成为形形色色的霸权(统治意识形态，文化帝国主义，等等)。虽然强硬型的怀疑主义相对论对霸权采取批判的态度，但它对霸权却并不具有真正的批判作用。这是因为，既然一切道德判断皆无法用说理证明其正当性，那么，作为道德判断的谴责霸权，亦无正当性。就道德立场而言，文化帝国主义和反文化帝国主义并无区别。强硬型怀疑主义相对论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虚无主义。它和当今世界"道德多元"这一实际存在的情况之间其实并无实质联系。因为即使全世界真的有了统一的道德标准，强硬相对论仍然会坚持道德不可能以说理证明其正当性。
温和型的怀疑主义相对论和强硬型相对论在道德理性问题上有分歧。它认为道德原则是可以作粗线条的理性说明的，但具体的细节则应考虑到传统和具体环境的条件。例如，人们可以从"生命权利"和"人性尊严"来证明"人权"价值的正当性，而不必只是把它当作西方文化霸权的体现。由于社会传统和具体环境的不同，落实"人权"的标准在各国可以有所不同。事实上，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人权标准给各国人权的不同落实情况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人权共同宣言所涉及的仅是人权最低标准，即使如此，也只是在有限的领域中而已，几乎所有具体的权利，如有关父母子女、雇佣关系、民事纠纷等等的权利，仍都受个人所在国的法律、习俗和道德传统的规范。人权宣言所使用的是不具体的、留有解释空间的语言，例如宣言说，对个人"必须按照法律程序"方能予以逮捕，这里所说的只是形式程序，至于"法律程序"的具体过程和内容则完全没有规定。人权宣言还明文规定，允许在紧急或例外情况下搁置落实人权标准，各国可以把人权作为一种目标，而不是一种规定来逐步加以实行。这些都是预留空间的做法。从温和型怀疑主义相对论的角度来看，人权标准不仅可以用理性证明其正当性，而且也充分尊重落实价值环境和条件的多元性。可惜的是，在我们熟悉的后现代和后殖民的反霸权话语中，温和型相对论观点往往反倒被忽略掉了。
最后来看命令式相对论。命令式相对论内部也存在着强硬型和温和型的分歧。命令式相对论的特点在于其有关价值多元和宽容的道德命令。强硬型命令认为宽容是唯一的普遍原则。温和型的命令式道德相对论则认为，除了宽容，还可以存在其它普遍道德原则，但这些只是一些数目极有限而且规定相当宽泛的道德原则。
这两种命令式相对论的差别可以在一些自由主义和一些后现代主义的道德立场上反映出来。不少自由主义和后现代论者都认为道德意识是纯个人的，每个人在道德和价值问题上都具有自主权和自决权。在道德问题上，强硬派相对论者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对他人说"不",任何人对他人的道德和价值有所评议或批评都是"干涉隐私"。宽容是社会人际关系间的唯一最高准则。这一意义的"宽容"只具有工具性价值。人们共同遵守这一规范不是因为它具有什么内在的德性价值，而是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避免冲突和争斗。这种只具形式作用的规范仅仅是没有具体内容的道德外壳。把这种规范从社会扩展到国际关系就成为"互相尊重"。这里的"尊重"指的是"互不干涉内政"。在这种国际关系中，对我的最大尊重就是不要管我干什么。
可是，在温和型的命令式相对论者看来，这种单纯"说不"的"宽容"或"不干涉内政"并不能充分概括相对论的价值观。相对论的价值观除了"互不干涉"之外，还应当有其它具体的价值内容(如人道待遇，民主人权等等)。没有具体伦理或道德内容的"宽容"不仅是空洞的，而且还可能沦落为暴政和压迫的借口。事实上，许多民族国家内部所发生的这类情形--如军事独裁，种族清洗，甚至屠杀无辜--正是在这种形似宽容，"互不干涉"的默许或纵容下发生的。
相对论和普遍论一样，它既可能有积极的效果，也可能有消极的效果。一般地说，文化普遍论认为世界上存在一种可以用来判断任何文明的普遍价值，极端的立场是只有自己的文化价值具有普遍性。这种态度近于文化沙文主义。文化相对论则认为每种文化有自身价值，普遍的或超文化的价值是不存在的。文化相对主义强调"他们"和"我们"不一样。如果把这个论调推到极点，那就等于种族主义了。文化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都不可取。因此，相对论和普遍论的争论，问题不在于何取何舍，而在于如何避免走向极端。否则，出发点再正确的理论，效果也还是适得其反。
注释：
1. Herbert Spencer, "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Reprinted in Essays, 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New York: Appleton, [1857], 1904). Edward B. Tylor, Primitive Culture. 2 vols.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871], 1958).
2. Franz Boas, 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38], 1965), Race, Language, and Cul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6).
3. Elvin Hatch, Culture and Morality: The Relativity of Values in Anthrop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32, 59.
4. Paul de Man, Allegories of Readi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9.
5. See, for example, Murray Edelman, 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Spectac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 5.
6. Marc Wortman, "Book Review of The Post-Modern Aura," Telos 71 (Spring 1987), p. 171.
7. Agnes Heller, "Movements culturels et changements de mod妉es de vie quotidienne depuis la deuxi妋e guerre," in Andre Corten and Marie-Blanche Tahon, eds., La radicalit?du quotidien (Montr俛l: VLB 俤oteur 1987), p. 177.
8. Mary Hawkesworth, "Knowers, Knowing, Known: Feminist Theory and Claims of Truth," Signs 14 (3): 533-49, p. 555.
9. John McGowan, Postmodernism and Its Cr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8.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农民工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出台，农民工的闲暇时间逐渐的增多，闲暇生活逐渐成为农民工生活的重要内容。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为农民工提供了发展自我的机会和自由；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较低、审美情趣不高、价值判断力较弱，这些影响了这个群体形成健康文明的闲暇生活方式和闲暇生活习惯。有学者研究表明，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单调乏味，易受一些低俗色情文化的侵蚀，或产生极端心理，通过违规、越轨和犯罪等方式来发泄情绪，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对农民工进行闲暇道德教育就显得非常必要。杜威曾指出：“一切能发展有效地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的教育，都是道德教育。”道德教育能培养人“对于人的生活意义的求索和生存质量的提升”。因此，对农民工进行闲暇道德教育有利于农民工群体形成健康的闲暇生活习惯、追求较高的生活质量和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目标。
二、农民工闲暇道德教育遵循的原则
对农民工进行的闲暇道德教育应该遵循以下五个原则，即引导性原则、系统性原则、主体性原则、浸润性原则和科学性原则。
（一）引导性原则
引导性原则指对农民工的闲暇教育必须始终坚持以积极、健康、正确的价值观、社会观、审美观来引导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当今世界是经济腾飞的时代，是多元文化互相交融和碰撞的时代。社会中的各种思想观念都会影响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先进或落后的观念、积极或消极的文化、健康或落后的习俗并存；主流或非主流意识、核心或边缘的心态、高尚或颓废的精神共在。这些思想和观念弥漫在农民工日常生活之中，对农民工闲暇生活思想与行为的选择产生重大的影响。有学者按照闲暇活动创造价值的大小把人们的闲暇活动分为以下不同的类型，即正价值型闲暇活动、零价值型闲暇活动和负价值型闲暇活动。其正价值型包括投入情感型、积极参与型和积极创造型；负价值型为反社会活动型和伤害自我型；零价值型指消磨时间型。正价值型闲暇活动具有积极向上的意蕴，能促进社会的发展、社会秩序的维持和社会道德的完善。负价值型闲暇活动具有消极颓废的意涵，它阻碍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社会道德。零价值型闲暇活动指对社会来说既没有促进作用又没有阻碍作用，却不利于个体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大部分属于消磨时间型。这种闲暇活动仅仅停留在感官层面和浅层思维阶段，虽然这些活动不会直接地破坏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但不利于农民工自身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其自我创新能力的提高，如长期看电视、上网或沉湎在玩牌、打麻将和酗酒等活动中。由于大部分农民工自身文化水平不高，认知能力有限，判断能力较差，其自身特性导致其容易被社会中一些不良思潮和低俗审美文化所影响。因此，必须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农民工进行闲暇道德教育，有意识地引导农民工树立科学、正确的闲暇思想，自觉地抵制消极落后的文化，正确地安排闲暇活动，激发农民工在闲暇生活中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的意愿。
（二）系统性原则
所谓系统性原则是指对农民工的闲暇道德教育要注重整合多种社会力量，包括政府、企业、社区、学校、非政府组织等机构和组织，从而使对农民工的闲暇道德教育活动覆盖和融入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之中，使农民工的闲暇道德教育活动构成一个连贯、统一的系统。这个统一而连贯的系统应该站在促进农民工全面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农民工的闲暇道德教育，探索道德教育的目的和意义、方式和方法。就整个社会来说，第一要加大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完善各种文化服务设施，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第二要完善各种规章制度，探索各种提高农民工闲暇生活质量的方法和途径，为农民工的闲暇道德教育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政府要加强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为农民工建立阅览室、图书馆，向农民工开放博物馆、歌剧院、影剧院、文化馆等文化场所，为农民工的闲暇生活提供文明、高雅的平台。此外，政府还应加大城市文化福利向农民工覆盖的范围，制定农民工文化福利享受的条件、享受的方式、享受的程序，从制度上为农民工的闲暇生活提供保障。用人单位要重视农民工的闲暇道德教育，保证农民工拥有法定节假日和娱乐休闲时间。根据农民工的实际需求，为农民工设立娱乐休闲活动场所，经常性地举办各种文化讲坛、项目竞赛等活动，为农民工开展健康闲暇生活提供良好而文明的生活环境。农民工所处的社区也是其度过闲暇生活的重要场所之一。社区成员对外来农民工的宽容态度、社区文化娱乐设施向农民工开放的广度、社区休闲娱乐中心吸纳农民工的深度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闲暇心态、闲暇方式和闲暇生活质量。因此，社区居民要对外来农民工抱有接纳而不是排斥、互动而不是隔离的心态，社区休闲娱乐中心对农民工实行开放而不是封闭的态度等能帮助农民工树立良好的闲暇心态，提高其闲暇生活质量，完善其闲暇道德，促进其自我人格的完善。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的各类学校和培训机构，在培训农民工的各种工作技能和技巧、教给农民工各种科学知识和操作技术的同时，也要重视农民工的闲暇道德教育。培训机构应该对农民工工作之余的正确闲暇观、闲暇方式进行指导，重视农民工在闲暇生活中对道德知识的认知、对道德情操的坚守、对道德情感的培育和对良好道德习惯和行为的培养，鼓励农民工在闲暇时间里进行有利于其身心发展的创造性活动。各种非政府组织可以采取各种灵活的方式，利用对农民工的帮扶服务或社工干预等方式，积极地帮助农民工开展健康文明的闲暇活动，引导农民工从玩牌、打麻将、酗酒等零价值的纯官能享受性闲暇活动中走出来，培养其看书看报和进行艺术创作的兴趣。非政府组织理应成为促使农民工从零价值型的闲暇活动转变到正价值型的闲暇活动的重要力量。
（三）主体性原则
主体性原则是指农民工在由社会、政府、企业、学校等机构所创立的闲暇空间中自由选择适合自身的闲暇生活方式、娱乐休闲内容、闲暇生活空间，以利于自身闲暇生活质量的提高，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由社会、政府、企业和学校建构的一个闲暇场域只能为农民工闲暇道德教育提供一个积极、健康的外部环境。农民工闲暇道德教育的主体还是农民工自己，他们是健康文明的闲暇道德的真正践行者，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一，任何外在的价值导向需要主体性的认同、理解和接纳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外部世界的闲暇道德理念和观念，需要农民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才能真正达到闲暇道德教育的目的。其二，农民工是一群心智已经成熟和定型的成年人，对各种是非对错有了自己的道德判断，也有权选择适合自身的闲暇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其三，农民工是由具有不同兴趣、不同特长、不同个性的异质性很强的个体所组成。这决定了其对闲暇方式和闲暇内容的选择也各不相同。因此，在闲暇道德教育中要充分重视农民工的自身特点，让他们自主地选择闲暇时间、闲暇空间、闲暇方式和闲暇内容，真正能使其自身的闲暇生活提升到提高自我素养、完善自我人格的精神境界。
（四）浸润性原则
闲暇道德教育不仅要坚持自主性原则，而且要坚持浸润性原则。由社会、政府、企业、学校所建构的健康、文明的闲暇场域中所倡导的文化理念必须对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发挥潜移默化的道德教育作用，让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处于这种宏观的闲暇场域中，在不知不觉中达到提高其闲暇道德水平的目的。因此，对农民工的闲暇道德教育必须重视对农民工的闲暇生活教育，让农民工在自我闲暇生活的体验中理解、认同和接纳高尚健康的闲暇道德。社会、社区、企业和学校等组织应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闲暇活动，如指导农民工阅读、观看演出、欣赏音乐和舞蹈、举办群众性的文艺表演等，丰富农民工的闲暇生活，提高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提高其审美能力，陶冶农民工的审美情操，提高其综合素质，实现对农民工进行“润物细无声”的闲暇道德教育。
（五）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指对农民工的闲暇道德教育要贯彻科学精神，遵循科学规律，树立科学的闲暇休闲方式。坚持对农民工闲暇教育的科学性原则，要达到以下几点要求：其一，要引导农民工正确定位闲暇生活，合理安排闲暇时间。提倡闲暇道德教育并不是否定或排斥农民工的工作精神和工作伦理。农民工的工作精神和工作伦理仍然是闲暇生活和闲暇道德教育的基础和前提，闲暇时间安排是在农民工工作之余后的时间安排。其二，指导农民工合理安排自身的闲暇活动量，闲暇活动不能损害个体身心的健康。其三，指导农民工科学安排活动内容，要使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多姿多彩，内容丰富。既要有利于提高农民工文化素养的读书、写字等活动，也要有提高农民工工作技能技巧的各种比赛，还要有各种提高农民工审美品味的歌唱演出或体育健身活动。其四，指导农民工科学地安排闲暇活动方式和形式。闲暇活动的时间安排、空间布局、活动展开等都要精心设计，使农民工在高质量的闲暇活动中获得健康、文明的情感体验。
三、农民工闲暇道德教育的内容
对农民工的闲暇道德教育不仅包括闲暇生活的具体知识和技能，而且包括闲暇理念的理解和闲暇意义的洞察。具体包括树立正确的闲暇道德观念、习得文明的闲暇生活方式、培养健康的闲暇心理状态、践行多元性的闲暇道德活动、养成高尚的闲暇道德自律习惯等，从而最终提高其闲暇生活质量。
（一）正确的闲暇理念
闲暇道德教育的重要内涵是让农民工树立正确的闲暇理念。正确的闲暇理念会引导农民工选择健康的闲暇生活方式和闲暇内容，选择从事具有正向价值的闲暇活动，减少从事具有零价值的闲暇活动，避免从事具有负价值的闲暇活动。大多数农民工由于文化层次较低，判断能力较弱，这些使得这个群体的价值观极容易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政府及各社会团体应该引导农民工树立正确的闲暇理念，激发其追求自我道德的完善，端正闲暇生活态度，合理安排自己的闲暇活动，把闲暇活动作为提高自我素养、促进自我身心愉悦和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径。
（二）文明的闲暇生活方式
农民工的闲暇生活方式不单纯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更是特定历史阶段、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农民工的闲暇生活方式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社会中的法律章程和规章制度不仅规范着农民工的工作活动，而且规范着农民工的闲暇活动。在农民工的闲暇道德教育中，要特别强调把农民工的闲暇活动纳入健康、文明和遵纪守法的轨道，引导农民工养成健康文明的闲暇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如经常开展阅读、表演、唱歌、健身等活动来愉悦身心。
（三）健康的闲暇心态
健康的闲暇生活需要以健康的闲暇心态作为基础。农民工在城市中一直处于一种“边缘人”的位置，“漂泊”在城市中难以形成稳定感和安全感，跟城市市民缺乏深层次的交流，容易和城市市民之间产生各种矛盾和纠纷，因而总怀有一种“边际人”的心态，容易形成“自卑”的心理，从而引发农民工不健康的心理，甚至引发农民工的违法和犯罪行为。这些越轨或犯罪行为一般都发生在那些在城市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长期处于失业状态或是空闲时间过多无法排挤解孤单和寂寞的农民工身上。因此，对农民工进行健康的闲暇心态教育，提高其心理素质，解决其心理和问题，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思想道德境界。
（四）多元的闲暇活动
闲暇道德教育的重要载体是各种丰富多彩的闲暇道德实践活动。对农民工的闲暇道德教育要浸润在各种闲暇道德的实践活动中，要引导农民工各种闲暇活动中进行实践和体验，在参与各种闲暇活动中去辨别真伪，体悟道德力量，领悟道德精神，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农民工在这种多元的闲暇道德活动中，正确的闲暇道德观念得以贯彻，文明的闲暇生活态度得以养成，健康的闲暇心理得以健全。
（五）高尚的闲暇自律习惯
“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农民工可以通过闲暇生活的有意义活动提高自身素质，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因此，在闲暇时间里，农民工应加强高尚的闲暇自律意识，养成较好的道德习惯，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引导、提高和完善自我。在闲暇生活中遵守公民道德，并把这种坚持化为自我闲暇生活中的一种习惯，内化到自我的闲暇活动之中，使自己的闲暇活动与工作需求、社会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四、结语
在每年的纪念犹太人遭受纳粹大屠杀的日子里，人们常常提起正义的非犹太裔人对犹太民族的贡献。这些正义之士来自不同的国度，他们为营救犹太人，不惜违反戒律和法规。这体现了人类善的一面，尤其是当其他人在法律和迫害面前选择逃避的时候。在YadVashem网站上，人们可以找到这些正义的非犹太裔人的故事。幸存者通过视频和声频讲述了他们被营救的过程，数以千计的犹太人确实因这些异族人的行为而得救。互联网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了解到正义的非犹太裔人的故事。正义的非犹太裔人的行为代表了人类的优秀品质，这样的品质体现在两点：一是在当时黑暗的社会环境下的孤军奋斗；二是不随波逐流。他们营救犹太人的行为使他们自己和家人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当时的德国法令规定：与纳粹作对的人都是纳粹的敌人；纳粹有权利惩罚甚至对他们处以死刑。正义的非犹太裔人的行为反映了他们的勇敢、果断和正义独行。他们选择追随自己内心良知，服从由此而生的道德准则和责任，而不盲从于当时社会所谓的主流价值。他们不盲从“群体效应”，选择了与当时社会大环境下大多数人截然不同的行为。他们的行为证明随大流和循规蹈矩不一定总是正确的。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出现了“优等民族”“纽伦堡法律”等概念。那个时代强调从众行为，而且有很多追随者。正义的非犹太裔人逆潮流的行为将个人安危置于险地，许多人甚至为其正义的立场付出了代价。他们代表了追随自己良知的群体，中国的孔子称这些人为“君子”。德国哲学家尼采称这些人为“高尚的人”。
二、不要盲从
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大规模对社会法规和法律的盲从，虽被当时社会所接受，但却是一场悲剧。相反，正义的非犹太裔人的独立行为证明，盲从社会规范和政府法律并不总是正确的。遵守政府制定的社会法律秩序，依法办事对民众来说确实很重要，但是民众不应该盲从。一个人要三思而后行，道德不是盲从法律和大众公认的社会秩序。社会规范有时是可怕的和病态的，例如二战时期，德国领导人带领整个国家走向人性的衰退。通过对正义的非犹太裔人行为的研究，我们发现一种更为成熟的教育观点，其精髓是“三思而后行”。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对前来向他讨教美德的雅典人说：美德，就是每个人都应知道如何分辨是非（科尔伯格，1969）。一个人确实应该遵纪守法，但是这样做是否正确是需要他自己来判断的。如果这样做违背他内心认为的“善”，那他就不应该盲从。正义的非犹太裔人的行为显然是违背当时德国普遍接受的社会规范。哲学家康德强调衡量正确行为的标准应该是对每一个人都是适用的。正义的非犹太裔人验证了当时法律的腐败，并拒绝服从它。正义的非犹太裔人认为仅仅属于犹太民族而被处死刑是毫无道理的，所以他们反对屠杀犹太人。事实上，正义的非犹太裔人并不接受某些“受过教育的人”设定的法律法规，他们衡量这些法规是否与其内在的良心一致，当不一致时，他们勇敢地拒绝接受，即使社会上大部分人都遵从此法律。也正因为如此，正义的非犹太裔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由此看来，一个人主要的义务是遵从“道德”这项法律。在康德的绝对道德范畴中，他提出：“一个人的行动准则应该是全人类普遍适用的准则。”（1932）换句话说，康德认为：道德原则应该成为普遍适用的行为准则。因此，康德强调行为和准则不一致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康德的绝对道德范畴来源于“公平正义”概念，同时反映了在不同文化、社会和时代教授伦理的义务。可悲的是绝大部分的德国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无条件地接受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康德强调道德规范应适用每一个人。换句话说，行为不应只适用于某些人，而应适用于所有人。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仅仅因为种族关系而杀害他人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已经注意到古希腊人提出的教育问题。人们问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善是由什么组成的”？伟大的教育家和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回答是：善不是可以简单获取的特有品德。善是指在各种情况下，能够判断什么是正确所具备的知识。因此，善是在各种情况下如何选择正确的行为的认知能力。道德行为和具体情况息息相关。在一些情况下，对违背法律以求自身和他人生存的做法，人们不能依照常规标准评判。道德的教育并非是在诸多品德中对更好品德的择选。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1933）注意到：团结无疑是好的品质，但是团结不应成为一个民族丧失人类认同的理由。团结名义下的绝对忠诚将导致一个人丧失道德责任感。我们应该意识到，强调道德品质的绝对性是不可取的，对道德品质的判断是由具体情况来衡量和检验的。教育不是推崇一个人对法律的绝对依赖和服从，不能说道德行为就是对法律的绝对服从。虽然法律一般都是积极用来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道德价值的，法律的存在确实有积极作用，但历史证明法律有时也是不道德的。
三、成熟道德观的展望
二战后，很多接受审判的德国纳粹分子都将他们的行为归因于对法律的盲从，他们强调他们只是依据当时的德国法律从事，甚至宣称自己是“时代的受害者”。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是：他们首先应该接受的是道德的审判！法律应该反映社会的道德价值观，但有时情况并非如此（例如纳粹时期的德国法律）。有责任感的人应该倾听内在良知的指引，通常是这种指引使人走上道德的轨道。倾听内在良知呼唤的能力通常使人显现出更高的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行为。对习惯做法理所当然地遵从导致了从众行为的出现。从众行为使人盲目屈从法律、公众舆论、甚至当局和社会惯例的压力（沃尔夫，2008）。这种现象教导我们，道德教育的本质是聆听自己的内心良知，遵从自己的内心良知才能引领人按正确的方式做事。这时会出现一个问题，人怎么知道其内心的引领是否正确。哲学家大卫•休谟给出了答案。他认为良知唤起自身的赞同感，反之唤起自身的耻辱感。每个人都具有内心的感受，一个人要对这种感受负责，因为这会导致好的行为、抑制坏的行为。因此，教师和教育家应该引领学生在不同情况下都应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休谟认为对所有人来说，道德和情感相关。人的情感会指引人们接受或拒绝某些行为。好的品格特征唤起同感，坏的品格唤起反感。因此，这种同感/反感情绪正是一个人道德的反射。哲学家安东尼•阿什利•库伯也研究如何区分善与恶。他认为，虽然某些人比其他人对道德事件更为敏感，但是每个人都有“道德意识”。这种意识使人们获得基本的区分善与恶的能力。换言之，人对善恶是有感知的，这种感知表现了其内心所传递的信息，但是欲望决定人的行动。德国纳粹分子在二战中对犹太民族实施迫害时，忽视了自身的道德意识。换言之，他们违背自己的良知而被盲从驱使误入歧途。
四、盲从使人们丧失判断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当我们讨论道德教育时，我们假设一个人是有选择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的。沃尔夫（2008）指出人类的道德行为定义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一个人有能力对自己和自身的自由选择做决定。一个人通常被认为是对其行为负责任的。一个道德的人应审视其行为背后的原因。正义的非犹太裔人审视了二战时期的德国法律内涵并抵制了其中不道德的成分。无论如何，当时整个德国民族盲从法律和从众行为反映了人性的弱点。这一点斯丹利•米尔格伦（1964）已在他1960年的实验中证实。他的目的是验证遵顺是否只适用于德国人，还是其他民族也有这个特点。1963年他选择了一批美国学生以验证遵顺是否具有文化依赖性，即只有德国人这样还是遵从具有跨文化的特点。实验内容是测试一个人是否会无条件遵守上级指令。实验结果显示，美国学生具有高度的服从性。他的实验表明，这些美国实验参与者不仅对权威服从，而且对没有权威的普通人指令也是一样服从。津巴多（1973）在牛津大学也做了一项实验，检验在囚徒与狱卒关系的假设下人的服从程度。这项实验一样揭示了人们对权威和上级的盲从。阿什（1963）的实验同样证明，服从是人与生俱来的特质，是对社会压力的间接反应。阿什发现服从他人的命令是大多数人身上都具有的品质。美国研究学者科尔伯格（1980）在他的研究中发现，不是每个人都具备根据高道德标准进行判断的能力。他指出在道德评判水平实验中，只有6%~10%的参与者能够做到。他认为一个人伴随认知结构的拓展，在13岁时具有很高的认知潜能，但大部分人都没能达到最高道德评判的水平。我们认为诸多因素，如个性特点、社会影响、环境因素和家庭背景因素等都会影响一个人的道德评判水平。科尔伯格注意到只有极少数的成年人能达到最高的道德评判标准，而绝大部分人只停留在第二阶段，即“道德成规期”。在道德成规期阶段，人们遵从社会规范和成文的法律法规。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二战期间，德国人能够接受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和行动。他们的反应代表了人类普遍的服从行为。我们不难发现，大部分人的行为和其需求相关，人们的行为是为了取悦他人或是避免自身受到伤害。这种随波逐流和从众行为不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有些人为自己开脱，辩解说他们只是为了遵守法律和社会秩序。但是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不是所有的法律法规都是和成熟的道德观一致的。随波逐流在特定情况下，如二战时期的德国就不是正确的。他们顺从的做法是不道德的选择，是践踏道德的盲从。
五、对成熟道德观的研究
在无发育障碍的情况下，人在13岁左右有能力形成成熟的道德观，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其最高的道德评判水平。因此教育的目的是帮助成人和孩子成熟道德观的形成，而且这个过程越早越好（科尔伯格，1980；雷斯特，1984）。问题是既然我们拥有这样的能力，但为什么人们不依据最高道德水平做事呢？这一点在德国人身上如何解释呢？一个人能否依据最高道德水平判断，取决于他能否让自己从道德他律中解脱出来。一个人要根据他内心的良知，利用公平正义、互利互益、关注他人幸福的原则来判断，从而避免陷入对权威的盲从。高水平道德观其实是对事情的客观解读，避免个人和集团利益的影响，以客观的视角作出判断。正如前文所提，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鼓励人们采取独立、自律和反思的观点，从而避免对他人的盲从。在二战期间的德国，那些选择不救助犹太人的人不愿违反当时的法律，担心自己被抓。这个借口也许是阻碍大多数德国人选择正确路径的原因。很有可能正是这种盲从和从众心态把整个德国推向毁灭。科尔伯格（1969）的实验旨在解释成熟道德评判的本质，最高的道德水平阶段（就一般道德成规期而言）和行为是为正义而斗争。为正义而斗争的勇士马丁•路德金博士告诉追随者，反抗当时美国南部诸州的种族法律，并废除“歧视法”以使人们看到这些法律是不公正的。他建议他的追随者去那些禁止黑人去的场所，乘坐禁止黑人乘坐的公共交通工具。马丁•路德金强调，虽然这些行为是明令禁止的，黑人的反抗行为会使他们受到镇压和伤害，但是只有坚持这样做，黑人才能改变现状。但他同时告诫追随者要克制，对美国政府执法人员不要使用暴力，以防止人们对黑人的偏见。马丁•路德金希望，通过非暴力抗议达到改变法律的目的。在道德成规阶段之上或最高道德水平行为使我们对二战期间正义的非犹太裔人的行为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他们置自己与家人安危于不顾而营救犹太人，他们是一群出于道德良知和积极抗议非人道法律的一批人。他们已超出道德成规阶段，从最高道德水平出发，超然于当时的公众舆论以及自己的安危，在那黑暗岁月救助了犹太民族。
六、怎样唤醒道德感
[论文摘要]邓小平德治思想是对传统德治思想的科学扬弃，是对新时期治国方略的理性认识。邓小平德治思想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意义。
一、邓小平德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德治理念的提出有着很深的理论渊源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邓小平德治理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邓小平德治理论的理论基石。
唯物辨证法关于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对德治活动的开展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由于德治的一切要素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因此，在进行德治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应全面考虑，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原则、教育环境等多方面要素，避免孤立的看问题。同时，德治思想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是存在规律的。因此，我们要取得德治的成效，只有认识和把握其客观规律，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辨证关系对邓小平德治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一方面，社会存在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的思想的复杂性，多种多样的社会存在，反映到人们头脑中，就自然会产生出各种思想观点，造成思想的复杂性，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促进和加速社会的发展，落后的社会意识阻碍和延缓社会的发展。因此，只有通过德治思想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思想，充分发挥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才能使人们用先进的思想去指导社会实践活动，促进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邓小平德治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科学扬弃
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基础。我们党历来重视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革命道德教育全党、教育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批判的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德治传统。
在我国几千年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中，涌现了大量的优秀德治思想，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德治”思想影响最为广大。孔子强调“为政以德”。他说：“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心共之，”《论语·为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意思是说，统治者治理国家要有德，只有治国者拥有良好的道德，才能感染和熏陶人们，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才能治理好国家。在强调“德政”的同时，孔子也强调要实施“德教”。“德教”就是通过对民众的道德教化来提高人们的道德自觉性。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不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思是说，仅仅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威慑，禁止人民作坏事，那么，民众充其量能够做到不触犯刑规，但不会有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用礼节来规范民众的行为，民众就不但会有羞耻之心，而且能逐渐成为有道德的人。
我国古代的“德治”思想不可避免的具有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但其中也包括着大量合理因素和教育睿智，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德治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是对我国传统“德治”思想批判的继承。
三、以德治国思想包括的主要内容
（一）加强党的领导，治党务必重德
在一定意义上说，以德治国能否真正贯彻执行的关键在于是否成功实现以德治党，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要靠好的党风的带动。中国共产党必须使自己成为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实践者和示范者。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提倡的正确的作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 [1]“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2]”；“要提高全党同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信心，通过各个岗位的党员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吸引群众，振奋精神，团结一致，专心致志，稳步前进，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3]
邓小平同志强调加强党的道德水平的提高，他说：“党章草案要求，每一个党员严格的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在这里，中央认为，关于于任何功劳、任何职位的党员，都不允许例外地违反党章、违反法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规定，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
（二）社会主义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5] 两个文明建设是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一方面，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的基础，它为人们从事精神生产提供物质生活条件和物质手段，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源泉，决定着精神文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并保证其正确的前进方向。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就不可能存在和巩固，更说不上向前发展，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三）确立了培养“四有”新人的任务
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理论，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多次明确提出，必须按照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要求，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新人。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6] 培养“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四有’”“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7]
“四有”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素质提出的综合要求。邓小平指出：“四有”即是统一的，又是有层次的。从其统一性来看，它们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有理想是目标，有道德是基础，有文化是条件，有纪律是保证。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8]
邓小平关于德治的理论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6][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