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该页是可爱的小编帮大家收集的化学学科论文范例【优秀8篇】，欢迎参考。
《荀子》里有一句话：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大概意思是说，教师是给学生传播道理和解答疑惑的。在初中化学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给学生讲述化学知识和基本理论，还要注意渗透素质教育，强调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传授化学知识。化学相比较其他学科而言，学生学习起来会有难度，没有基础知识铺垫和学习，学生对化学老师更有依赖性。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注重科学教学方法，很容易使学生丧失学习化学的信心和积极性，而学好化学，不仅包括课本知识学习，还包括科学学习方法，所以说科学方法教育很重要且必要。
二、科学教学的原则
1.适度性。教师要针对学生可以接受的范围及课本内容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制定可行性较强的教学体系和教学目标。教学过程中，为了掌握学生对知识的学习情况，可以分四个阶段提高教学效率。感受指在刚刚接触化学知识时，学生仅对教师讲解的课本内容有基本了解和大概印象，需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留心相类似的内容，自己要注意总结和对比记忆。如讲解常见化学物质的分子式时，要在大脑中形成立体的分子构成。联系指将讲解的科学方法和解题思路贯穿学习中，在学习中注意方法和内容联系起来，通过练习和思考逐渐熟练运用方法。例如，在学习书写化学方程式时，一些金属元素和盐酸发化学反应的化学方式是不一样的，系数也不一样，但都是金属元素和盐酸发生化学反应，可以通过联系金属的相同性质书写方程式，从而举一反三，降低书写难度。应用指通过基础化学知识的学习解决化学问题。例如，在化学学习中，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在主要物质中掺有其他化学物质，如何检验这种物质的存在等。评价指根据自己建立的科学知识体系判断他人的学习研究是否有价值，当然这要求学生自身知识能力足够高。
2.适时性。适时性的教学原则要求教师在确实有进行科学教育的必要时采取措施，否则会适得其反。化学课本中隐含科学的方法，有的知识内容与教学方法联系密切，在讲解那部分时要注意渗透教学方法。教师要在恰当的时候讲解化学理论的来源及相关知识等，达到扩展学生知识面的目的。例如，在学习溶液的酸碱性时，常见的酸性溶液有酸溶液和某些盐溶液，如硫酸氢钠，对于其他不常见化学溶液没有讲解的必要。
三、科学教学的方法及措施
1.充分利用教学模具进行教学。在学习化学分子式及空间结构的时候对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要求比较高，而初中学生刚刚开始接触化学，很难形成空间想象，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借助教学模具进行教学和讲解，让学生通过空间想象和模具帮助，先学习基础知识，再通过了解和讲解揭示其奥秘。例如，在学习一些化学分子式的结构书写时，首先要记得该化学分子式是什么，然后才能知道在画结构的过程中需要用到什么元素和几根化学键，如写三氧化二铁的分子结构时，先想想其空间结构，或者借助化学模具，再进行书写，久而久之，也就有了一定的空间想象能力。
2.通过比较、分析，熟记多种化学知识。化学元素太多太乱，很容易记错记混，这就需要学生通过对比记忆，根据自己学到的化学知识和经验形成自己的学习方法。例如，在刚刚接触化学的时候，最基本的内容有固体、液体、气体。除了状态不同外，还要区分固体的颜色、性质等，如铜和氧化铁都是红色固体，但两者的化学分子式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通过分类和比较进行记忆，可以按照状态、颜色的不同进行分类。
3.运用学到的化学理论对不了解的方法进行探索。在化学学习过程中，经常用到的一种方法就是化学假说法，化学假说法指运用已经学习和掌握的化学原理，对未知的化学现象和化学规律进行探索，而探索结果就需要时间和真理验证，初中生不能对自己得出的结论做出对或错的判断，但是这种方法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其实，化学假说法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更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发挥学生学习中的独创精神，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为以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打下科学方法的基础。例如，化学家拉瓦锡根据燃烧现象与空气中的化学成分相联系，通过思考和研究，提出燃烧的氧化学说。
4.善于归纳和总结学习过程中遇到的知识。归纳所学知识和整理知识体系是学习化学的常用方法，养成对知识的整理和归纳的好习惯，能够提高学习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归纳从一些具体事例中概括整理出相应的结论，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归纳内容和归纳形式都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所决定，在归纳和整理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的记忆，在提高学习效率的同时达到复习效果，所以说归纳和整理是很重要的。例如，在学习元素周期时，根据教师思路学习和掌握前二十号元素的电子排布情况，在观察和归纳的过程中，很容易得出电子的排布和变化规律，根据元素化合价的变化和元素原子半径的变化从而得到排布规律，这样就能达到提高学习效率的目的。
5.充分利用化学课本。学习化学不管采用什么形式，都离不开化学课本，而化学课本中的内容排版就是按照学生接受程度和理解能力进行的，这就是一种隐含的科学教学方法，也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学习的。例如，初中化学中身边的化学物质这一部分内容可以分为这几部分，地球周围的空气、氧气、碳和碳的氧化物、自然界中的水、金属与金属矿物、溶液、生活中常见的化合物等其他部分，是按照简单到复杂安排的，简单来说是教材中的一条知识线。抓住这条知识线能帮助学生学习和掌握课本的基础知识，还能使教师讲课条理清晰。这样的教学安排能帮助学生理解和学习化学知识，是帮助学生学习的重要措施。
四、结语
1简析综合化学实验
近年来，许多高校都陆陆续续的开设了综合化学实验课程，并依据国家的相关要求，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对其进行了合理的改进和完善，比如：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或者是材料，对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式进行优化等。其中，高校对综合化学实验进行改进的目的有三个，它们分别是：一，拓宽学生化学知识的学习范围；二，培养学生进行化学实验的综合能力；三，让化学实验能够很好的体现出当代社会对科研实验成果的应用效果。然而，在目前，教学者在对学生进行综合化学实验教学的过程当中，却还是因为实验内容的陈旧，使得教学出现了综合性不强的这一现象。因此，为了提高综合化学实验教学的综合性，教学者就应当对已有的科研实验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究，然后再将其合理的转化成化学综合实验，并结合国家对化学课程的教学要求，为学生研发出一个更具有效力的综合化学实验教学模式。
2探究科研实验转化成综合化学教学实验
为了更为直观的体现出科研实验转化成综合化学教学实验的这一过程，本文将以“羧酸氧钒化合物”这一科研实验为例，对其进行详细的说明。
(1)研究“羧酸氧钒化合物”的意义。
钒是一种银白色的金属，它的熔点很高，常与铌、钨、钼并称为难容金属，有延展性，质坚硬，无磁性，具有耐盐酸和硫酸的本领，且其在耐气-盐-水腐蚀的性能要比大多数不锈钢好，它在空气中不会被氧化，可溶于***、硝酸和王水。其次，它还被作为人类的营养剂或者是药剂，可治疗糖尿病、风湿病、结核病以及贫血症等。与此同时，在经过各国科学家对其进行的多年研究之后，表明：因钒类化合物具有对人体内部器官有着比较大的刺激性等特点，所以钒类化合物成为了阻碍人们对钒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个障碍。因此，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障碍，科学家在经过多次实验与探讨之后，研发出了“羧酸氧钒化合物”,且该化合物也成为了当今社会中的一个研究热点。
(2)探析“羧酸氧钒化合物”实验。
该实验借助钒化合物和芳香羧酸的化学反应，来窥探它们的反应时间以及反应过程，并从中找出它们能够达到最好反应效果时所必备的条件，以满足教学者对化学实验的综合性要求。
(3)简析实验目的。
该实验的目的有如下几个：①让学生熟练掌握红外光谱的实现原理；②让学生认识并了解到蒸发仪等实验仪器的具体操作步骤；③让学生回顾已经学习过的理论知识，比如：过滤等；④让学生了解并掌握“羧酸氧钒化合物”的制作原理；⑤培养学生对化学进行综合实验的能力。
(4)探究实验原理
①对V2O5和H2C2O4进行催化处理，使它们生成VOC2O4;②让PhCOOH和Ca(OH)2酸碱中和，得到(PhCOO)2Ca;③让新生成的VOC2O4和(PhCOO)2Ca进行复分解反应，获取生成物VO(PhCOO)2和CaC2O4;④对VO(PhCOO)2和CaC2O4进行过滤和结晶等操作，获取最终产物。
(5)分析实验所必备的试剂和仪器
①试剂：草酸、氢氧化钙、无水乙醇、氢氧化钡、苯甲酸、硫酸氢钒和水杨酸。②仪器：旋转蒸发仪、玻璃棒、圆底烧瓶、锥形瓶、搅拌器和橡胶导管等。
(6)探析实验的具体步骤
①取适量V2O5置于锥形瓶中，并向锥形瓶中加入50毫升水以及的H2C2O4,利用玻璃棒将其搅拌均匀。待搅拌均匀之后，将锥形瓶放入微波炉，用中火对其加热十分钟。取出待凉，进行过滤，得到VOC2O4溶液。②取30mmol水杨酸以及15mmolCa(OH)2,将其装入盛有170毫升水溶液的玻璃瓶中，然后对玻璃瓶进行一小时的水浴加热，注：水浴的温度要控制在75摄氏度左右。待反应完全之后，所得溶液从原来的粉色变为无色。③把无色溶液倒入VOC2O4溶液中，搅拌时，可观察到有大量颗粒状物体析出，待凉，过滤，观察剩下的溶液，可见溶液的量比原来的减少了三分之二。④将100毫升无水乙醇加入母液中，有少量深蓝色沉淀物析出，对溶液进行过滤后，用无水乙醇对沉淀物进行清洗，然后再对沉淀物进行干燥处理。⑤把30mmol苯甲酸以及15mmol氢氧化钙融合在一起，使其在80摄氏度的水温下进行水浴回流处理，待其反应完全之后，所得溶液为无色。⑥向5中所得的无色溶液中加入VOC2O4溶液，保温搅拌四分钟，待其充分反应之后，冷却，过滤。把100毫升无水乙醇加入过滤之后的溶液当中，静置五分钟，过滤，对滤得的沉淀物用无水乙醇清洗，最后再对沉淀物进行干燥处理。
(7)简析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表明：V=O能够在整个反应的过程当中，被完整的保存下来，且它在发生配位反应的同时，也生成了氧和钒的配位键。其次，在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可以得出羧酸氧钒化合物的化学式为：VO(PhCOO)2,且该化合物的结构是五配位的四角锥形。
3结语
综上所述，科研实验作为一种具有较高实用价值的化学实验，它对综合化学实验教学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因此，面对综合化学教学实验的现状，教学者就应当更为合理的把科研实验转化成综合化学教学实验。唯有这样，才能够提高综合化学实验的教学水平，并让学生培养起良好的科研能力以及思维能力。
关键词化学发光，化学光源，草酸酯，荧光剂，合成
1发展背景
化学发光是指某些化学反应中发出可见光的反应过程。化学发光体系有数种，但适用于化学光源的只有过氧草酸酯类化学发光体系。它以草酸酯、过氧化氢和荧光剂为主要成分，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一种最有效的化学(非生物)发光体系，量子产率高达20%～30%。
过氧草酸酯类化学发光最早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此后，20世纪70年代AmericanCyanamide公司的Rauhut等合成了一系列草酸酯。Rauhut等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开发应急光源，并称之为“化学光源”(chemicallight),成为草酸酯获得实际应用的重要实例之一，并成功地研制和开发了发光棒。最初化学光源只是用于军事活动，后来逐步进入民用市场。使用这种冷光源可以杜绝因电火花或热光源引起火灾的可能性，也可用作紧急照明等。近年来，这种化学冷光源已日益流行于各大晚会上，具有很大的市场前景。另外，将应急光源与警报结合的紧急设施有利于人们在发生火灾时的逃生。
2化学光源的结构和组成
化学光源一般是由内外套管构成，外管的材质是聚乙烯塑料，内管是一个玻璃泡[1],不同的发光材料分别封装在内外管中。使用时将聚乙烯管折曲，使中间的玻璃泡破碎，两种液体一经混合立即反应，发出荧光。标准的化学光源持续发光2～20h。近年来化学光棒的构造也有一些改变，如Lexington&Assoelates公司发明的化学光棒里含有2种或以上的草酸酯，可发多色光。AmericanCyan-amide公司发明的化学发光器件只需转动就可产生化学发光。现在Omniglow公司还发明了一种化学发光器件，可连续发出不同颜色的光。
化学光源的组成主要包括二芳基草酸酯和氧化剂，通常的氧化剂为过氧化氢。当向体系中加入荧光剂，则产生很强的化学发光。此外，这一反应体系一般还包括一种或多种溶剂、催化剂和添加剂等。即在聚乙烯外管中放入草酸酯、荧光剂、溶剂，玻璃泡中封入过氧化氢、催化剂、添加剂。
3草酸酯类化学发光体系的发光原理
虽然草酸酯的化学发光经过了40多年的研究，但是至今它的发光原理也没有确定，其主要原因是反应的中间体活性较高、寿命短，无法直接获得检测，大多数人所认为的草酸酯类化学发光过程可用下列方程式表示[2]:
ArOCOCOArO+H2O2+荧光剂+催化剂=2CO2+2ArOH+荧光剂+hν
其发光机理可认为是：过氧化氢对草酸酯的羰基亲核进攻，生成双氧基环状中间体二氧杂环丁二酮，中间体分解将能量传递给受体荧光分子，使之处于激发状态，这种激发态分子从激发单重态回到基态，释放出光子即发出荧光。总的发光过程可用下式表示：发光效率是评价一个化学发光反应体系性能的重要参数。1摩尔分子发生化学发光反应如能产生1摩尔光子则化学发光效率为100%。过氧草酸酯化学发光的效率可用下式表示[3]:
QCL=YKI.YES.QFL
其中，YKI是关键双氧基环状中间体的产率，YES是激发态荧光分子的产率，QFL是荧光剂的荧光量子产率。由上可见，草酸酯的反应性能和荧光剂的荧光量子产率是决定其化学发光激发荧光效率的主要因素。采用具有较高量子产率的荧光剂将有助于提高化学发光的效率。
4草酸酯的种类及合成
草酸酯的化学发光强度和寿命主要取决于发光过程中的速率步骤，也就是过氧化氢与二芳基草酸酯的亲核进攻，以及随后2个取代基苯酚作为离去基团生成环状双氧基中间体的反应活性。一般芳基草酸酯分子中苯环上连有吸电的取代基，且该取代基的电负性越强，则越有利于酯的分解而形成环状过氧化合物。一个理想的草酸酯化学发光试剂还应在所用的有机溶剂(通常为邻苯二甲酸酯)中具有较好的溶解性(要求草酸酯浓度达到10-2～10-1mol/L)及稳定性。
对于草酸酯的选择，Rauhut等已作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我国对开发新型草酸酯化学发光试剂也作了较多研究。现有报道的草酸酯种类达数10种，可是能够满足上述发光条件要求的只有几种，用于化学光源较好的草酸酯是双(2,4,62三氯苯基)草酸酯，双(2,4,52三氯262烷基羰苯基)草酸酯和双(2,42二氯262烷基羰苯基)草酸酯。
双(2,4,62三氯苯基)草酸酯在邻苯二甲酸酯中具有较小的溶解度，发光强度大，持续时间短，可通过调节组分配比达到所需要求，较适合于化学发光体系。双(2,4,52三氯262烷基羰苯基)草酸酯化学发光量子效率较高，在溶剂中具有较大的溶解度，适合于高强度的发光体系。双(2,42二氯262烷基羰苯基)草酸酯发光强度比前一种弱，持续时间长，适合于制造低强度长寿命的光源。系列中各种酯的化学发光性能无明显差异，但双(2,42二氯262异戊氧羰苯基)草酸酯易提纯，稳定性高。
5荧光剂的选择及合成
荧光剂的结构决定了化学发光的颜色和效率。选用不同的荧光剂可以得到特定颜色的化学光源，然而，这种选择还必须受到荧光分子在溶剂中溶解度，以及在碱性和氧化气氛介质中稳定性的约束；同时荧光分子的荧光产率也对化学发光效率有影响，浓度淬灭效应小，具有较高荧光产率的荧光剂将有助于化学发光效率的提高。荧光剂在体系中的浓度有一适当的范围，一般在10-2～10-4mol/L,浓度太大容易引起浓度淬灭，太小则光强不足。
过氧草酸酯类化学发光体系中使用的荧光剂，通常选用较稳定的稠合线性共轭芳烃[4]。较好的荧光剂为蒽的衍生物：9,102二苯基蒽，9,102二苯乙炔基蒽[5,6]及其取代衍生物[7～9]等。除此之外，还有萘[10]和聚酰亚胺[11,12]的取代衍生物。
AmericanCyanamide公司还发现在发光系统中加入可溶性苝类荧光染料，可在黑暗中发出白光或更高强度的有色光。如在含有蓝色荧光剂的发光组分中加入可溶性苝类荧光染料，就可得到白光。改变用量则可得到蓝色和白色至白色和粉红色之间的颜色。合适的可溶性苝类荧光染料包括N,N’2二(2,52二叔丁基苯基)23,4,9,102苝四甲酰亚胺。
6影响发光体系的因素
6.1催化剂和抑制剂
在双氧环状中间体的生成过程中，一些弱碱的加入可增加发光强度，提高量子效率，但也会降低发光寿命[13]。实际使用时，常用的催化剂为水杨酸钠。通过调节催化剂的加入浓度，可以使长寿发弱光的体系转化为短寿发强光的体系。相反，抑制剂的加入，可以抑制化学发光，使光能以较平稳的趋势长时间地释放。抑制剂通常是一些有机强酸或酸酐。
6.2氧化剂的结构及浓度
草酸酯化学发光体系一般选用无水过氧化氢作氧化剂。当H2O2浓度较高时，不利于化学发光强度的提高；但在较低的浓度下，发光衰减的速率也随之加快。理论上草酸酯与过氧化氢浓度之比应为1∶1,但一方面因为草酸酯比过氧化氢贵得多，另一方面过氧化氢易分解，所以在制备化学光源时，为使草酸酯完全发挥作用，过氧化氢一般稍过量一些。如果加入一些酚类化合物，如2,4,62三叔丁基苯酚，可抑制储存过程中过氧化氢的分解。
6.3溶剂
考虑到草酸酯、荧光剂溶解性及与H2O2互溶性方面的原因，过氧草酸酯化学发光体系一般采用邻苯二甲酸作为溶剂，也可用二甲酯，丁酯，叔丁醇或三乙基柠檬酸酯[14]等。当溶剂中有水分或其它杂质时，会对草酸酯溶液的稳定性有影响，使制备的冷光源保存期缩短。
6.4提高发光强度及持续时间的其它方法
在发光体系中，加入适当比例的邻苯二甲酸二(十三)酯(DTDP)或已二酸二(十三)酯(DTDA),可以明显增强原发光体系的发光强度和发光持续时间。例如，在一种由AmericanCyanamide公司生产的绿色发光棒的化学液体(7mL)中分别加入410mLDTDP或DTDA,可使发强光的时间从原来的2h增加到20h。
加入少量的聚合物添加剂，如适量的聚苯乙烯[15],能明显增强化学发光，加入纤维素2乙酸2丁酸酯聚合物和聚环氧乙烷也能增强发光。
7不同颜色的化学发光组分
根据以上的内容，现介绍几种发不同颜色光的草酸酯化学发光体系[2,16]。
绿色化学发光，试剂A:邻苯二甲酸二丁酯作为溶剂，荧光剂二苯乙炔基蒽1.1mg/mL,草酸酯0115g/mL,还可以加入柠檬酸或聚苯乙烯，以改善发光效率；试剂B:80%邻苯二甲酸二甲酯+20%叔丁醇作为溶剂，浓缩H2O2(体积比为4125∶0.75);试剂A与试剂B体积比为1∶2混合，即可观察到发出绿光。
红色化学发光，试剂A:10mL罗丹明B(碱性)饱和溶液+160mL聚乙二醇400+2mL31%H2O2;试剂B:250mg双2(2,42二硝基苯苯基)草酸酯；向试剂A中加入粉末状的试剂B,摇动混合。蓝色化学发光，试剂A:250mg双2(2,42二硝基苯苯基)草酸酯+50mL邻苯二甲酸二乙酯+15mL二苯蒽；试剂B:25mL邻苯二甲酸二乙酯+215mL正丁醇+1.5mL31%H2O2;向100mL的试剂A中加入50mL试剂B,摇动混合。
黄色化学发光，试剂A:250mg双2(2,42二硝基苯苯基)草酸酯+50mL邻苯二甲酸二乙酯+110mg5,6,11,122四苯基萘；试剂B:25mL邻苯二甲酸二乙酯+2.5mL正丁醇+1.5mL31%H2O2;向100mL的试剂A中加入50mL试剂B,摇动混合。
8展望
化学光源现阶段的研究方向应该是提高发光的强度和寿命，以利于发挥更大的用途。长时间发亮的荧光棒可用于娱乐场合，而高亮度的荧光棒可在一些不宜用电或没有电的地方应急用，所以对过氧草酸酯化学发光体系作系统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从原料的选择，各组分的配比到工业化生产都需要更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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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计量分析 郑州大学 科研评估 SCI-Expanded
分类号 G250.252
Application of Bibliometric in the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erformance：Based on the Articles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ang Shanshan
Abstract Taking 2937 SCIE papers published by Zhengzhou University from 2005 to 2014 as the source data， which are searched from SCI-Expanded of Web of Science published by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 this paper statistically analyzes the numbers of SCI-E papers， subject categories， document types， source publications， cooperative nations and agencies， reprint authors， funds of those published papers. It reflects from the sid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level and subject development， which can provide data references for the subject construction and the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erformance.
Keywords Bibliometric analysis. Zhengzhou University.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erformance. SCI-Expanded.
0 引言
科技论文是科研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其产出质量和数量是评价机构、学科、人才、项目等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高校进行科研绩效考核、学科评估和学术影响力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而学术论文的被引频次、论文下载量、发文量等则是近年来论文评价的重要指标。随着科学的发展，各高校机构越来越重视论文的发文质量，目前国内有很多学者都在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进行此方面的研究[1-7]。
郑州大学是一所涵盖理学、工学、医学、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农学、艺术学12大学科门类的综合性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也是河南省唯一一所入选国家“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的高校，是河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教育部共建高校[8]。通过统计分析近十年郑州大学被SCI-E收录的学术论文情况，不仅可以了解郑州大学的科研及学术水平状况，为学校制定职称评定、科技奖励相应政策提供数据支持，同时，还可以掌握其读者SCI-E的使用情况，以便及时调整培训重点，做好读者服务工作。此外，通过对SCI-E论文收录情况的统计，可以掌握学校的重点学科发展脉络，及时巩固重点学科的发展，同时不断提高学校其他学科的发展。
1 数据来源
1.1 SCI简介
美国著名情报学家Garfield于1955年提出了影响因子（IF）概念，并于1963年创立并出版了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即美国科学引文索引[9-10]，是世界范围最权威的科技文献索引工具，其SCI-E数据库收录了全世界范围内各学科领域内的最优秀的科技期刊约8700种，其内容覆盖数学、物理、化学、农业、生物、医学、工程技术以及行为科学等150多个学科，能及时、准确地反映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学科前沿的最新研究动态和热点难点问题，为学术成就的量化评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11]。目前，科研机构论文被SCI-E收录和引用的情况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评价该机构学术地位、基础科研实力与水平和科技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12]。在我国，SCI-E收录及引用论文的统计分析结果现在也成为评价学术单位自然科学研究水平的重要依据。教育部每年的高校排名统计，各级科委、高校主管部门的科研项目立项、评奖、职称评聘、博导聘任等都将此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之一[13-14]。
1.2 统计数据来源
本文以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出版的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SCI-Expanded）数据库为统计源，对SCI-E收录的以郑州大学为单位，在2005-2014年间发表的论文进行了统计。检索日期为2014年07月01日。检索策略为AD=（"Zhengzhou Univ"）AND AD=（450001）；Document Type=All Document Types；Language=All languages；Year Published=2005-2014。由于“郑州大学”和“郑州轻工业学院”英文缩写比较接近，因此，对检索出的包含“Zhengzhou Univ Light Ind”（郑州轻工业学院）的文章逐一核对，去除不符合条件的共检索到文献2937篇。在本次统计的2974篇文章中，所有的检索对象的署名单位都是以标准格式“Zhengzhou Univ”为检索对象的，如果作者是用其他形式填写的作者单位，那么可能存在漏检情况，当然由于数据库收录与期刊发行时间之间也存在时间差，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部分信息的遗漏问题。
2 统计结果及分析
本文主要从科研生产力、科研生产者、科研机构合作情况等方面对郑州大学学者的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
2.1 科研生产力分析
2.1.1 发文量分析
2005-2014年，郑州大学共有2937篇科技论文被SCI-E收录（注：论文未区分是否第一作者）。各年份数量及增长情况如表1所示。从表1我们可以得知，郑州大学被SCI-E收录的论文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006年开始呈现出跨越式的加速增长态势，在2007年时增长速度达到最高，为82篇，虽然仅占总发文量的3.26%，但增长率为720%。2009年，数量出现了小幅度下降，但又迅速回升，在2013年时达到最高，目前为692篇，占总量的23.56%，相比增长率最高的2007年的82篇来说，增加了8倍多，由于2014年数据未收录全，但从现有前半年的数据来看，已经有313篇，大有远超2013年的趋势，从整体上看，郑州大学SCI-E论文的数量近年来维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这同时也说明该校的科研实力发展势头强劲，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综合能力近年来得到较快的发展。
表1 郑州大学2005-2014年
被SCI-E收录论文数量统计
2.1.2 论文被引量分析
论文的被引次数是考查论文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如表2所示，郑州大学科研人员“0被引”的篇数为1474篇，“0被引率”为50.2%，这说明，郑州大学的科研人员所发表的论文，有一半以上是未被别人引用的，但这并不能完全说明是郑州大学科研学者的论文质量较差，也可能是由于目前此类研究较少。当然，被引率与论文质量有很大的关系，这就要求郑州大学在以后的科研发展中，应加强科研素养，提高科学人员的科研水平，提高论文的科研质量。
表2 郑州大学人员发表SCI-E论文
在Web of Science中被引情况分析
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于2013年9月27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的“2013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国际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进入世界第5位，位次提升1位，提前完成了《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所规定的到2015年“国际科技论文被引用次数进入世界前5位”的目标[15]；而截至2013年9月1日，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114.3万篇，排在世界第2位，我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6.92次，比上年度统计时的6.51次提高了6.3%，世界平均值为10.69次[16]。而据在Web of Science上搜索到的数据显示，郑州大学科研人员在2005-2014年所发论文去除自引后的总被引次数为7699次，篇均被引仅有3.15次，这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我国平均水平，由此可见，郑州大学的科研水平和学术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2.1.3 论文学科分布分析
表3 郑州大学2005-2014年
被SCI-E收录论文的学科分布
根据Web of Science 提供的学科分类统计，郑州大学2005-2014年被SCI-E收录的2937篇论文分布于133个学科主题，学科覆盖面较广；从表3可以看出，2005-2014年间80篇以上的学科主题有22个，其中论文数量超过100的学科有12个，比例为69.7%，而这2937篇文章中，比较集中的学科是材料科学相关学科，其次则是与化学类相关的学科，包括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生物化学、物理化学、化学工程等学科。由此可知，郑州大学的化学学科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整体发展都比较良好，具有较强的实力。进一步分析发现，这22种学科中除了管理学、商务学论文数量超过了90篇以外，文学类的学科几乎没有，这一方面是由于理论类的研究较难实现突破与创新，另一方面郑州大学在此方面重视不够也是影响文史类数量较少的重要原因。
为进一步分析郑州大学被SCI-E收录论文的学科分布，将材料科学相关学科的411篇论文进一步细分，发现与材料相关学科交叉的学科有32种，说明目前郑州大学的材料科学学科发展相对比较完善。其中前10种学科占到86.0%，如图1所示。由图1我们还可以看出，纳米科学领域是材料科学重点研究的相关学科，论文量达到58篇，占12.3%。
图1 郑州大学2005-2014年材料学科与MATERIALSSCIENCE MULTIDISCIPLINARY交叉学科
2.1.4 文献类型和语种分析
从文献类型来看（见表4），郑州大学被SCI-E收录的论文以期刊论文（Article）为主，共2310篇，占78.7%；其次是会议论文（Proceeding paper）571篇，占19.4%，会议摘要（Meeting Abstract）34篇，占1.2%；综述（Review）20篇，占0.7%，其它形式论文（Editorial Material、Correction、Letter）共17篇，占0.6%。文献语种以英语为主有2818篇，占总数的96.0%；其次是汉语有119篇，占总数的4.0%。
表4 郑州大学2005-2014年
被SCI-E收录的论文文献类型分布
2.1.5 论文来源出版物
表5 郑州大学被SCI-E收录论文的主要来源期刊
（发文数量20篇以上）
来源出版物是评价学校整体科研实力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出版物影响因子越高，表明该校学者们的学术影响力越高。对2005-2014年SCI-E收录的郑州大学论文的期刊来源进行统计，被检索到的2937篇文献发表于516种期刊上，其中累计发表篇数大于20篇以上的期刊有12种（见表5）。其所刊登的学位论文数量为584篇，统计结果显示，郑州大学发表在《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上的论文数量为174篇，远远超过了发表在其他期刊上的论文，是排在第12位的《BIOORGANIC MEDICINAL CHEMISTRY LETTERS》期刊发文量的8倍多，这说明郑州大学科研人员的研究过于集中，经进一步查证，发现该174篇论文中有138篇属于MATERIALS SCIENCE MULTIDISCIPLINARY（材料科学相关学科），和上面分析的郑州大学学者发表的论文中，材料相关学科论文数量最多相吻合，而其余36篇论文分属于24门学科。此外，发表在《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和《PROCEEDINGS OF THE 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VOLS A C》这两种期刊上的论文数量均超过50篇，也是郑州大学发文量比较高的期刊。但是进一步对这12种期刊进行分析，发现郑州大学的学者们所发表的外文会议文献较多，其中发文量最高的《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也主要是收录各种会议论文，排名第三的《PROCEEDINGS OF THE 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VOLS A C》和排名第八的《KEY ENGINEERING MATERIALS》都是国际会议论文集，仅这三种期刊发文量为273篇，占前12种期刊的46.7%，说明郑州大学的学者们普遍注重参加国际会议，已经开始加强与国际学者们的思想交流，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科学的进步，但是郑州大学的学者们也应增强在国际期刊上。
为了进一步分析郑州大学学者们所发表的论文情况，我们加入布拉德福定律，通过布拉德福定律来对学者的学科凝聚力进行判定。
表6 以布拉德福定律确定的核心期刊数量
根据研究核心期刊的布拉德福定律类推分析郑州大学学者所的核心期刊，表6显示，核心区和相关区的布拉德福常数是4.25，接近理想值5，而相关区和边缘区的常数仅为1.8，虽然不等于布拉德福常数的理想值5，但是通过此方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找寻核心著者群。通过表6我们可以得出：（1）三个区域的期刊数量逐区上升，其中核心区期刊数量为40种，相关区期刊数量为170种，边缘区期刊数量为306种；（2）三个区域内期刊的载文量逐区下降，核心区发文量较集中，郑州大学学者们平均在每种期刊发文24.43篇论文，是郑州大学学者们进行分析研究的核心期刊；相关区发文量次之，平均在每种期刊上发文5.74篇论文；边缘区最低，平均在每种期刊上刊载3.22篇论文。
2.2 科研生产者分析
2.2.1 作者人数与作者数量
为了更精确地统计作者的发文情况，作者统一采用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为统计对象。统计显示，郑州大学学者作为通讯作者的论文数量为2138篇，详见表7。
表7 以洛特卡定律确定的核心作者数量
从表7可以看出，郑州大学学者们的发文数量基本符合发文数量增多、作者数量减少的规律。将实际的发文作者数量与洛特卡定律计算出的作者数量进行对比，发现计算出的作者数量与实际数量都略有偏差，如在发文数量3篇、6篇、7篇、12篇等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可能是由于样本量仅有2138篇以及学科不同的缘故，而从表7也可以看出，郑州大学已经形成了以这部分人为中心的核心著者群。
在发文比例上，2005-2014年期间，共有761名作者以通讯作者的名义发表了2138篇被Web of Science收录的论文，人均发文量为2.81篇，其中发文量40～49的作者有2人，他们的发文量为85篇，占总发文量的3.98%；30～39篇的作者有3位，他们的发文量为105篇，占总发文量的4.91%；发文量20～29篇的作者有4名，总发文量为86篇；发文量10～19篇的有30名作者，共发文382篇，占总发文量的17.87%；1～9篇的有722名作者，占作者总数的94.88%，发文量为1480篇，占总发文量的69.22%；发文量为1篇的作者共有427名，占总人数的56.11%，但发文量却只占19.97%。
2.2.2 通讯作者
为进一步分析上文所提出的核心著者群，本文将排名前十的作者做了进一步的统计，结果发现，排在第一名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学者，而郑州大学的学者只是与其合作，因此为了更精确地分析郑州大学学者的作者分布情况，本文又对Web of Science中收录的通讯作者地址为郑州大学的学者进行了统计分析，具体情况如表8所示。
表8 郑州大学前十名的通讯作者
及其所在院系
从表8可以看出，郑州大学近十年来被Web of Science收录的论文作者发文量有相当大的差距，其中刘宏民、臧双全、张振中、冶保献和李华五位作者发文数量都超过了30篇，遥遥领先，从其所在学院也可看出，郑州大学的化学和医药专业较为成熟，科研实力比较强。由于Web of Science主要是以理工科为主，因此文科院系的数据统计不全面，在此没有进行文科院系的比较。
2.3 科研机构合作情况分析
2.3.1 合作国家分析
国家间合作是揭示不同国家的学者们在同一个或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学习程度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2005-2014 年郑州大学发表的2937篇SCI-E收录论文中，共计与26个国家（地区）的科研机构进行了合作。如图2所示，合作发文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共197篇，占6.7%；其次是俄罗斯，合作论文数83篇，占总数的2.8%；韩国、德国的合作数量基本相差不大，分列第三、四位。图2列出了与郑州大学合作论文数量大于10的国家，总共15个，我们可以看出，除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之外，其他的国家基本都是发达国家，其科技实力都比较强，郑州大学与这些国家的学者合作，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郑州大学的实力。1982年郑州大学开始招收外国留学生，2005年成立专门负责留学生工作的机构――国际教育学院，留学生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非洲等31个国家和地区，而从郑州大学的合作国家来看，也基本属于这些国家的[17]。
图2 与郑州大学合作发表SCI论文超过10篇的国家
2.3.2 合作机构分析
表9 与郑州大学合作发表SCI-E论文
超过70篇的国内机构
合作机构的分析是揭示郑州大学的学者们在学科间、专业间进行思想融合、观点交互的重要指标。统计数据显示，郑州大学与国内外共322家机构之间产生了合作关系，其中合作发文数量达到70以上的机构有17家。从表9可以看出，郑州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合作的SCI-E论文最多，合作论文数量为200篇，占6.81%。众所周知，中国科学院是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构，有着雄厚的科研实力，在很多方面都代表着国家的最高科技水平。因此，郑州大学选择与这样的机构合作，不但有利于自身在合作中迅速提高，而且能与这样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合作也反映其自身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和实力。其次是与河南工业大学（104篇，3.54%）的合作。河南工业大学是河南省内工科研究实力最强的高校，且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再次是与南京大学（95篇，3.24%）、北京大学（95篇，3.24%）、清华大学（95篇，3.24%）等高校合作，这些高校都是国内著名的重点高校，与他们的合作，表明郑州大学的科研实力得到肯定。
2.3.3 论文基金资助情况
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成果在期刊选题、组稿甚至稿件的评审中均占有一定的地位。在期刊评估中，基金论文比（指来源期刊中各类基金资助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被认为是衡量期刊论文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这项指标在国内三家文献检索及统计机构已经公布的统计报告中均有采用[18]。
统计发现，2005-2014年，郑州大学被SCI-E收录的2937 篇科技论文共得到395个资助机构的资助，有11家机构资助的数量超过40篇，占67.38%，其中50篇以上的有7家机构，所占比例高达61.32%，这说明这7家机构是郑州大学的战略合作机构。表10显示，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为1304篇，占总数的44.4%，其次是中国科学院，资助124篇，以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121篇，说明这些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科研项目的资金资助对郑州大学科研及科研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表10 基金资助超过40篇的基金机构
3 结语
以上的分析和研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目前郑州大学的科研实力与水平。郑州大学的优势学科是材料科学、化学、物理、生物学、数学和药理学等学科，在今后的发展中，郑州大学应保障这些学科向着更高、更强的方向发展。同时郑州大学在加强与外校科研人员合作的同时，也应注重本校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的提高，不能一味地只注重合作。此外，科研人员还应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高学校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总体上来讲，近十年来，郑州大学的科研实力有显著的提高，但与国内的其他比较著名的高校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也说明郑州大学在未来的科研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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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95.
无论我们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对当代中国文艺学学术史的梳理或描述，都是相当困难的。一般说来，学术史是指专门的系统知识的变化和发展，是对该学科认知过程的清理和总结，它可以是比较的方法、思想史的方法、传记的方法或问题的方法等等。但对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来说，由于它的特殊性，即在政治文化的规约中，它并没有在学科的知识层面充分地发展，文艺学并没有被当做一个专门性的知识范畴。在50—70年代近30年的漫长岁月里，它直接延续的仍是40年代以来延安的传统，战时的文艺思想和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总体需求，也成为当代文艺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这样的规约中，文艺学没有多少机会在自身的范畴内得以展开讨论，并取得相应的学术积累。我们发现，在近30年的时间里，文艺学学术专著的匮乏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我们不仅没有对诸如文学语言学、叙事学、修辞学、符号学、接受理论、阐释学、现象学、知识社会学等进行过专门研究，甚至文艺学教科书的编写都成了一个问题。我们不缺乏的则是不间断的争论和批判，而每次争论的背后都潜隐着明晰可辨的意识形态话语。这样，也就形成了我们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文艺学发展的特色。也就是说，文艺学的发展始终是我们现代性焦虑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我们焦虑的表意形式之一。因此，我们在书写这一时段的文艺学学术史的时候，有必要放弃对学科剥离或整合的幻觉期待，“结构”出一部本体意义上的文艺学学术史，因为它是勉为其难的。它的每一步启动或发展，不仅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也联系着百年中国激进的思想传统。这同其它人文学科在当展所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进入历史的细部，去考察当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仅仅指出文艺学的研究受到压抑的不合理性是不够的，尽管这是一种普遍流行的思想方法。同时，我们还有必要揭示出，在现代性的允诺——代表未来的历史表达中，文艺学和它的知识生产者是如何一步步从迷顿、迟疑进而追随并倾心认同的。这一充满了问题的历史过程，是否也隐含了它的“必然性”;而确立并不断强调统一的文艺思想，为什么总是在不断的分化中遇到危机和挑战；这一统一的要求为什么会成为悖论的先在条件等等，都需要我们清理和回答。
一、政治文化和学术史
系统和专门的学问，它的生产和发展有内在的机制和规律，但它从来就不是自足的，特别是人文学科，它总要密切地联系着某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关键词或核心语词是通过专业表达的方式，来对某一时期的社会提出问题或解决问题的。因此，在福柯看来，“一个语词只有进入特定话语的范畴才能获得意义，也才有被人说出的权力。否则，便要被贬入沉寂。特定的话语背后，总体现着某一时期的群体共识，一定的认知意愿。”（1）福柯在这里揭示的是，一个人的认识是否被接受，是否被视为“真理”,有赖于他的认识是否符合群体的共识。（2）而政治文化就是这一“群体共识”的一部分。1966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一部著作中，对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做出了如下权威性的界定：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3）
根据不同政治学家对政治文化的解释，有人把它概括为如下三个特征：(1)它专门指向一个民族的群体政治心态，或该民族在政治方面的群体主观取向；(2)它强调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运动对群体政治心态型式的影响；(3)它注重群体政治心态对于群体政治行为的制约作用。（4）政治文化不是社会总体文化，但作为社会总体文化包容下的一部分，却可以把它看做是社会群体对政治的一种情感和态度的简约表达。既然政治文化规约了民族群体的政治心态和主观取向，那么，知识生产者作为民族群体的一部分，也必然要受到政治文化的规约和影响。尤其在中国，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使他们的学术活动很难与时事政治分离开来。梁启超在谈论晚明学者时指出：
这些学者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空气之下，因为时势突变，他们的思想也像蚕蛾一般，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去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许多人都把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他们里头，因政治活动而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生存的也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宁可把梦想的“经世致用之学”依旧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5）
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等人的学风，便是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中形成的。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学术史随时可以遇到，即便在已经形成多元文化格局的西方，也被一些学者所坚持。伊格尔顿就认为，文学批评是一种政治批评，利用文学来促进某些道德价值，它不可能脱离某些思想意识的价值，“而且最终只能是某种特定的政治形式。”“那种认为存在‘非政治’批评形式的看法只不过是一种神话，它会更有效地推进对文学的某些政治利用。”（6）
在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发展同政治文化几乎是息息相关的，或者说是政治文化规约了文艺学发展的方向。它虽然被称为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但是，它的思想来源、关注的问题、重要的观点等等，并不完全取决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它也并非完全来自对文学艺术创作实践的总结或概括。一套相当完备的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也同样是指导文艺学的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它已融进民族群体的潜意识。作为文艺学知识生产者的群体，不仅要受到民族群体意识的影响，同时，旧的社会制度死亡之后，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他们也需要自我认同的重新确认。“重新确认自己的认同，这不只是把握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新的信仰和自我认同需要新的社会制度作为实践条件，因此，寻找认同的过程就不只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而是一个直接参与政治、法律、道德、审美和其它社会实践的过程。这是一个主动与被动相交织的过程，一种无可奈何而又充满了试探的兴奋的过程。”（7）因此，文艺学的知识生产、片面地强调受到意识形态压抑的说法，显然是存在问题的。以它的话语方式来说，它是意识形态统治在另一时代的表达式。事实上，知识生产者的实践过程，还存在着一个向实践条件寻求适应的过程，这种适应包括被动的思想改造、检讨、忏悔，向不熟悉的事物学习，当然更包括主动的妥协、退让，以期完全适应实践条件的要求。可以说，当代文艺学话语权力的拥有者，大多是解放区或延安时代的理论工作者，他们是新的社会制度——实践条件创立的参与者，他们熟悉规则和要求，因此，其理论“创造性”仍是相当旺盛的，他们理论的话语之流奔涌不息。而对新的实践条件缺乏了解或难以适应的人，不仅创造力锐减，而且理论工作或文学创作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勉为其难的。更有甚者，他们为了坚持信仰的彻底性，无法同新的实践条件签署契约，而只能惨遭淘汰。这三种情况，可以分别以周扬、茅盾、胡风作为代表。可以说，他们都是具有杰出理论才能的人，但由于他们对新的实践条件的理解和适应程度不同，而有了不同的结局。
因此，对新的实践条件的适应，是保证个人参与社会实践的基础。对试图建立新的信仰或被新信仰哺育成长的一代人来说，他们的内心始终洋溢着意识形态的冲动和兴奋，并逐渐成为他们内心支配性的力量或道德要求。也就是说，当文艺为政治服务成为文艺学研究的核心话语之后，主动地回应这种时代的询唤，也就成为文艺学研究者的情感需求，当初那种试探性的谨慎逐渐变为恣肆的激情。当代文艺学的建立和发展，也就是这一学科的学者在政治文化的规约下，不断统一认识、实现共识的过程。作为一个现代化后发国家，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本身就具有无可抗拒的感召力，作为知识分子，内心洋溢的国家民族关怀不经意地便会为这种话语所调动。文艺学虽然是一种专门的系统知识，但在社会需要这种知识为它的总体目标服务的时候，掌握了这种知识的专门家，即便不是期待已久，内心也充满了对此作出回应的极大热情。这里既有政治文化的规约，也有传统文化的影响。
二、政治文化与研究心态
政治文化揭示了由不同的人组成的社会群体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用“群体无意识”的概念揭示了民族群体的政治心态。这种心理结构特征需要指出的是，埋藏在记忆深处的情感，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自然生成的，而是通过不断的宣谕、教化等强加的方式形成的。这种群体无意识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传统的惰性的领地。马克思主义心态史学家米歇尔·伏维尔认为：在这传统的惰性领地，时间在这里是静止的或几乎是静止的；而精英文化，则属于那种已经得到表达过的明确的意识形态，它不断地产生着革新和刺激的因素，具有冲动的、变化的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8）因此，伏维尔的史学理论特别重视事件与心态的辩证关系，而拒不认同新一代年鉴学派提出的“事件的重归”这一口号。
当代中国文学史的叙述，通常是以重大的政治事件作为主要标示的，这一叙述方式本身就意味着政治与文学的等级关系和主从关系，也无意识地表达了研究者的心态，但这种叙述方式却难以揭示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真正问题。事实上，从研究心态上说，学者始终没有从一种紧张、焦虑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建国后，曾有多次对文学理论的讨论，它的目标指向大多是文学如何更好地为政治服务，而并不是出于对具体的文学理论的兴趣。那些试图在专业的范畴内展开人生、体现自我价值的学者，怀着极大的热情参与进去，而得到的却是意想不到的结果。“一体化”的政治文化，对具体的专业知识是十分敏感和深怀戒备的。几大“学案”——对《红楼梦研究》、胡适思想和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的批判，以及不间断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清理，逐渐地粉碎了知识分子试图建立自我意识的幻觉，哪怕是在专业范畴之内。因此，在文艺学的研究领域内，便很快形成了共同的知识背景和话语形式，他们有了相同的取资范围，有了共同认可的规则，共同遵奉的评价标准，惟其如此，他们才可能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中被认可和承认，才有可能以话语的方式进入社会实践。
对知识分子独立思想和专业意识实行抑制，源于中国政治文化中的革命的观念体系。这一观念对人类通过意志来改变社会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心，而且认为中国的群众、特别是农民才是历史的主要动力，对文化精英的作用始终是怀疑的，改造他们的思想一直是革命观念体系中的重要部分。知识分子虽然也被当做人民的一部分，但其情形与1917年后的俄国几乎大体相似，“知识分子与人民是隔绝的，主观上没有与人民融合在一起。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我们知识分子还是人民这个两难的选择几乎是悲剧式的。”（9）1918年，俄罗斯科学院院长阿·彼·卡尔宾斯基对造成这样认识的原因分析说：“把需要专门技能的工作非常错误地理解成享有特权的反民主的工作……这成了群众与思想家、科学工作者之间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所以沃洛布耶夫认为：“长期以来，在人民的意识中知识分子被理解为‘他们，这些老爷’。而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却不断地给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其中包括受到人民支持的政党，输送思想家和工作人员。”（10）这种身分不明的悲剧，在50—70年代的中国持续地上演过。
为了消除知识分子掌握专门知识的优越感，当然也为了实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制度化，“红与专”问题的提出就在理论上对其做出了合乎逻辑的阐发。潜心钻研业务被称为“白专道路”,社会要求知识分子成为“红色专家”。因此，包括文艺学在内的知识范畴，事实上已无可避免地与意识形态教条构成了尖锐的冲突。缓释这一冲突的方式别无选择，只有以共同的取资范围和话语形式来换取个人独特的追求和思考。1958年7月，有一份取名为《红与专》的杂志创刊。发刊词阐发其任务是：“高举革命红旗，遍插革命红旗。红旗是要人去插的，人是我们伟大事业的决定因素。使人成为既有高度觉悟又有专业本领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共同的努力方向。”（11）但发刊词强调的显然是思想意识问题，它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十分需要继续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理论宣传工作。”（12）一方面是强调“红与专”,一方面也强调“学术批判是深刻的自我革命”。《人民日报》在这篇社论中指出：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在内，大都生于地主、资本家的家庭，受了资产阶级二十年左右的教育，再进入社会，以“知识”为本钱为资产阶级服务。他们之中的少数人一直和反动政客为伍，全心全意为反动统治者服务，他们长年累月所思考的是如何找“根据”来为统治者粉饰，来为统治者散布大量有毒的思想。
另一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祸国殃民的政风有反感，他们却听信了资产阶级“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的一套谎言。他们查资料、找文献，埋头于故纸堆；或找题目，钻窍门，孤立作研究。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的目的在于一举成名，得到“黄金屋”和“颜如玉”;……有的人确实有一些真才实学。他们的知识是宝贵的，但是由于他们的治学方法是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劳动人民的，他们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再加上他们的个人名利思想，他们的宝贵的知识里面已经细菌密布，变质发臭。（13）
事实上，在这些严厉的指责之前，知识界已经经历了几次规模巨大的思想清理运动，知识分子如惊弓之鸟，他们甚至不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诚恳地接受改造、转变思想的决心或勇气。“在他们的岗位上，不再仅从个人兴趣出发，而极愿把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去配合国家的实际需要。学院式的生活，将成为过去的陈迹了。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肃清那些可能残留下来的坏影响，进一步发挥集体智慧，提高集体创造，来迎接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高潮。”（14）他们表决心、尽忠心式的表述方式，在那个时代是普遍流行的。像茅盾这样资深的作家、理论家，除了阐释文艺思想之外，很大一部分精力也用在“为了赶任务”而“常常写些小文章”,并认为“这十年来我所赶的任务是最为光荣的。在党的领导下，有意识有目的地鼓吹党的文艺方针和的文艺思想，这不是我们的最光荣的任务么？”（15）茅盾虽然是以一种欣然的语调谈论他的体会，但“赶任务”本身就隐含着一种惟恐不及的紧张和焦虑的心态。何其芳作为著名的诗人，50年代很大一部分精力是“参加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16）,他文章的题目多用“批判”、“批评”、“保卫”、“反马克思主义”等充满战斗紧张的词语。何其芳当时的心态也可想而知。当一切成为历史之后，何其芳内心充满了遗憾和无奈，所谓“学诗学剑两无成，能敌万人更意倾。长恨操文多速朽，战中生长不知兵。”（17）“既无功业名当世，又乏文章答盛时”;“一生难改是书癖，百事无成徒赋诗”（18）等，正是他这种心情的真实写照。类似茅盾、何其芳的心态，在当代文艺学学者中间，是相当普遍的。50年代曾发生过一场美学问题的大论战，它被学界认为是最具学术性的一次讨论，但参加者仍充满了内在的紧张。蔡仪、贺麟、李泽厚、黄药眠、蒋孔阳等名家都参加了讨论。它对于推动国内美学、文艺学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相互批判并上升到政治层面认识问题的方式仍是常见的。特别是对朱光潜先生的批判，使他很难从学术的意义作出回应。
一方面是紧张的赶任务、参加斗争和批判；一方面则是不间断的检讨和忏悔。茅盾、郭沫若、冯雪峰、唐弢、王瑶等知名理论家、批评家，几乎都有检讨性的文字公开发表。其中尤以朱光潜的检讨最令人震撼，他的题目是：《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他不仅否定了自己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早期著作，认为那是“一盘唯心思想的杂货摊，与中国过去封建的文艺思想、与欧美许多反动的哲学、美学、心理学和文艺批评各方面的思想，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而且从哲学思想上全面地作了自我否定。《文艺报》在编发这篇文章时加了“编者按语”,认为朱光潜在他的著作中“系统地宣传了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他自我批判的“这种努力是应当欢迎的”。但这种必须检讨的不真实性在后来得到了证实。1983年《悲剧心理学》由张隆溪译成中文时，朱光潜为中译本写了序，他说：“在我灵魂里植根的倒不是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中的直觉说，而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那么，为什么我1933年回国后，……少谈叔本华和尼采呢？这是由于我有顾忌，胆怯，不诚实。”（21）这时朱光潜说的才是真实的。“顾忌，胆怯”,是那一时代许多学者的心态。因此，国外学者也认为：“1949年以后大多数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以及文学创作更适合于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分析，而不是从学术和文学的角度去分析。”（22）
可以说，国家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必须维护政治的权威，知识分子必须服从这个权威；另一方面，整齐划一的要求又使文学艺术从理论到创作不断地贫困化、单一化。因此，在要求文学艺术服务于政治的同时，又要不断地调整和放宽文艺政策。这样50—70年代的文艺政策就时常出现相对严格和宽松的不同时期。但它的周期性震荡不仅没有缓解学者内在的紧张和压力，反而更加剧了他们的不安和焦虑。它的表达形式就是，一些人放弃了专业研究，宁愿以沉默换取平淡却是平静的生活；一些人不再表达独立的思考，在平庸的流行思想中，放弃了学者的尊严、使命和责任，付出的则是道德准则和理性主义的代价。当然，这也诚如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所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和国家当局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议论纷纭的主题。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西方经验是如何复杂和多种多样，就不难看出在中国情况下同样是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这个来，那只不过由于我们的无知罢了。
三、政治文化与研究范畴
在50—70年代这个时间范畴里，意识形态不仅表达了国家现代性追求的方式，同时它也是一切领域的决疑术，是知识范畴的意义体现，人们普遍相信意识形态可以处理所有的公共事务。就文艺学而言，它规约的范畴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自明的。1949年7月，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会师北平，举行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这次盛会开启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序幕，同时也明确规约了文艺学的研究范畴。大会重要的目的是“共同确定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郭沫若、茅盾、周扬的几个重要报告，不仅共同体现了这一基本精神，而且都高度评价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文艺思想。这些报告是结合《讲话》的精神来阐发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
值得注意的是，周扬与茅盾的报告虽然都在竭力体现《讲话》的精神，但对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的评价，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周扬是带着胜利者的骄傲和丰富成熟的经验走向会场的，他的报告充满了无可怀疑的自信，他阐述的是《新的人民文艺》,而这一新的文艺形态的形成，就是在《讲话》思想的指导下实现的。周扬从文艺的主题、人物、语言、形式、思想性、艺术性、普及和提高、改造旧文艺、建立科学的文艺批评等方面，系统地表达了对“新的人民文艺”的理解。关于文学批评，则“必须是文艺思想之具体应用，必须集中地表现广大工农群众及其干部的意见，必须经过批评来推动文艺工作者相互间的自我批评，必须通过批评来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批评是实现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23）他用了四个“必须”,以强调这一阐发的重要和不可违背。批评“必须是思想之具体应用”,不仅规约了批评的指导思想，而且规约了具体的范畴。实践证明，在近30年的时间里，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都严格地限定在对文艺思想的阐发上，不同时期虽然有不同的侧重和不同的解释，但都没有偏离《讲话》的方向和精神，则是历史事实。
而茅盾的报告虽然肯定“在种种不利条件下，我们打了胜仗”,国统区文艺“还是有其显著成绩的”（24）,但它还是有“各种缺点”,其“基本根源”,则是由于“不能反映出当时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斗争”。茅盾还从理论上检讨了“人道主义”、“个人趣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欧美资产阶级文艺的传统”等对国统区文艺的影响，并在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文艺的功能问题等，表达了对《讲话》的全面认同，而且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的“主观论”,并在新的条件下把它当做“问题”要求“解决”。
茅盾对国统区理论问题的检讨，实际上已经宣告了这些问题的性质。过去在国统区可以讨论的情况，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而成为过去，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因为它与“新的人民文艺”是格格不入的，也是与《讲话》精神不相符的。至此，文艺思想也从作为解放区的中国局部，而铺展到全中国，成为新时代惟一具有合法性的文艺思想。“五四”以来中国传统的“诗文评”向现代文艺学转变过程中的多音齐鸣、交相辉映的自由局面结束了，的文艺思想统一了各种不同的认识，并作为时代的意志得到了普遍信仰。应该说，这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是密切相关的，它是建立这种信仰的源泉之一。从政治上讲，一个世纪以来，前资本主义形式只为民族统一提供了相当脆弱的物质基础，要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政治统一的任务实在是艰难的，但中国共产党却迅速地完成了它，这个伟大的、历史性的创举是独一无二的，它使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共产党的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前途。就文学艺术而言，解放区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艺术家通过有效的组织，第一次创造了“新的人民文艺”,中国文学史上也第一次出现了活泼、朗健、生动的民众形象，并通过这样的文艺实现了民族全员动员，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历史的经验无可辩驳地昭示了未来，它使所有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没有理由拒绝《讲话》的精神。因此，的文艺思想在那个时代能够深入人心，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但是，这一源于经验主义的认识显然是存有问题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忽略了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忽略了文艺学作为一个知识范畴同文艺方针政策的区别，而简单地将它们等同起来。在新的时代，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文艺学对自身的认识，必然要有新的发展。时代从方针政策的角度对文艺提出它统一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是必要的，但是，在文学艺术和思想领域内，强制推行统一的意志，它所造成的后果，已为此后几十年的历史实践所证实：统一意志反而总是在不断的分化中遇到危机和挑战，它的“合法性”总是不断遭到“合理性”的质询。因此，“一体化”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文艺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反而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文艺学在本体论意义上存在的需要认识的问题，是《讲话》或文艺思想所不能涵盖的，而突破限定的研究范畴就成为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统一的意志培育了它的危机——分化的可能：分化不仅成为统一时代的表征，而且，当“一体化”发展到极端的形式，也就是的时代，它终于在无限膨胀中彻底崩溃。
政治文化对文艺学的规约，是这一时代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但并不是全部，它还与学术的承传方式、科研体制、学者的社会地位以及检查制度密切相关。因此，这些文艺学生产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同样要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也只有如此，才能揭示出当代文艺学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形态。
四、政治文化与中国的现代性
政治文化在中国取得支配性地位的时代，也是中国已经遭遇了现代性问题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正以霸权的形式诉诸于全球扩张，社会主义则刚刚崛起或正在实践中。内忧外患的中国不仅经济上十分落后，而且传统文化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虽然已经宣布了旧文化的死亡，但新文化的多元取向并不能在政治层面解决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中国已经有过饱受西方列强欺辱的惨痛经历，这时选择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便有了理智与情感的双重含义，而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思想和语言，俄国革命的成功则为中国提供了范本和前景，这两个条件使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民族自我拯救的可能。因此，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中国的历史处境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矛盾重重的中国使的革命实践一开始就充满了探索的艰巨性。这种艰巨不仅来自本土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来的困难、同时也与蕴含在现代性之中的矛盾息息相关。阿瑞夫·德里克在分析这一矛盾时指出：“20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间，中国人跨入了一个广阔的文化和知识空间，这个空间是由欧洲两个世纪的现代化所开拓的；同时又把中国的文化局面抛入了动荡的漩涡中，当时中国人正试图寻找一种与他们选择的现代性范式相应的文化。中国人与现代性的斗争体现在其历史人物的现代主义眼光中，体现在这种眼光所暴露出来的矛盾之中，这种眼光显示出中国人无法使自己从过去的沉重包袱中解脱出来；这场斗争被陷入在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之间的夹缝之中，其中，一种现代性是霸权主义的现实；另一种现代性则是一种解放事业。”（25）而政治文化正是对这种矛盾的历史处境作出的反应。许多年之后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就不应看做是一位浪漫诗人的抒情，而是他在重重矛盾中做出选择后的自豪告白。作为胜利者，这一告白潜含了一向的乐观主义，但它却掩盖了在现代性漩涡中出现的矛盾，而恰恰是“中国化”的胜利和在其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一起构成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历史证实，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尽管它的过程也有偶然事件的因素。但在思想中，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是他不变的信念，他一再表明：当无产阶级革命在全球风起云涌之际，中国革命已经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不再是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这种革命在一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允许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证明了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理解和选择，他实现了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梦想，百年激进的理想在他这里变成了现实。他以社会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并使一个民族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处境中获得了解放。但是，在他顽强抗拒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中，以及在他实现了这种抗拒后，新的现代性矛盾始终环绕在他的周围。而这种新的现代性矛盾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窘迫与紧张。德里克事后发现了这一矛盾的存在，这就是在中国“启蒙运动既成为使人们从过去解放出来的工具又是对民族的主体性和智慧的否定；而过去既成为一种民族特性的源泉又是加诸现在的负担；个人既是现代国家的公民又是全民族解放的威胁因素；社会革命既是把阶级和社会群体解放出来从而建立一个真正民族的工具又是导致解体的分裂因素；乡村既是古老的民族特性的源泉又是发展的绊脚石；民族既是世界普遍主义的动力又是反对霸权行为的防卫力量(即以狭隘的本国观念的永久化而向世界封闭)。诸如此类的矛盾无穷无尽；它们在不同的社会视野里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它们都属于现代性的矛盾。”（26）但是，这些矛盾被以简捷的方式做了处理，即他对这些矛盾的主要方面做了选择然后予以强调，在理论话语的方式遮蔽或缓释了这些矛盾，这也正是新的现代性矛盾的肇始。也就是说，民族解放的总体目标成为主要任务时，其他矛盾只能在压抑中作为代价被忽略，而当面对这些具体矛盾时，就只能以一种“不确定”的形式作出不同的回应。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诸如精英与民众、集体与个人、民族与世界、民主与控制、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和稳定的阐发。允诺的临时性总为不断的变化所取代，独特的中国道路始终是一个试验中修订的方案，它的乐观主义和探索性就无可避免地在实践中遇到障碍和挑战。“方案的修订”总是以“政策和策略”的方式出现的。
超越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也必须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路线。政治文化在中国有两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也是一贯予以强调的。一是人的作用，一是民族性。资本主义世代积累的物质基础是东方古国不能比拟的，但人的意志却是可以重塑的。长征的胜利使更加坚信人的意志的作用，延安的艰苦环境和战争中的献身精神，给经历了那一时代的人培育了崇高感和英雄主义。这种神圣的精神在反复强调中演变为道德价值。它超越了资本主义对物质的炫耀，从而也使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具有了自己民族的特点。但人的作用的强调，在那里并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不是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断言，表明了对一种“自发”的社会主义要求的确认，认为那种革命精神是天然存在的。这为强调人的作用提供了一种依据。但这种“自发”的社会主义要求是存有疑问的，或者说它只是“蕴藏了”这种积极性。因此，同时强调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和思想教育的重要，这些强调都是与物质生活没有关系的。而矛盾可能就出现在这里。也就是说，当试图将中国从资本主义霸权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却又使具体的人陷入了另一种统一的控制之中。对人的作用和意志的强调，是对统一意志和作用的强调，而不是对具体人的意志和作用的强调。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经常使用“人民”这个概念，但它同具体的人并不发生关系，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当强调具体的人的时候，就会被指认为“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是不道德的。
于是，抑制个人的物质欲望，抑制人对日常生活的多样性要求，就成了永葆人的意志坚定性的手段，同时也就是抗拒资产阶级的手段。与此相对的则是对牺牲个人利益、献身精神的持续倡导。对一个执政党来说，强调这些原则和精神无疑是重要的，它是获得人民拥护、支持、维护统治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对执政党的要求逐渐变为一种政治文化，成了对社会一切领域的要求。背离了这一要求的任何人，都将会被命名为“资产阶级”而遭到打击和唾弃。因此，政治文化对人的意志和精神的强调，似乎是对人的尊重，是对人的解放的允诺，但当这个“人”是一个大写的人，是作为符号的人而被对待时，这一理论就没有成为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而恰恰是一种对人的自然要求和心灵世界的压抑和控制：人需要有道德意识，社会也需要规范的秩序，但人并不总是时时需要神圣和献身。日常生活的多样性要求和心灵世界的丰富性表达，本来具有无可争议的合理性，但在政治文化规约下的当代文艺学，不仅没有对这一合理性做出揭示，反而在对人的意志强调和控制的过程中，强化了它的不合理性。
因此，文艺作为表达人类生活和心灵世界的领域，就不再是自由的。在50—70年代，出台过大量的文艺方针政策，召开过许多关于文艺工作的会议，但这些方针政策和会议，并不是鼓励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理论家自由创作和研究的，而是告知他们如何创作和怎样研究的。在阅读了这些文献材料之后，那里的不确定性和非连贯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思想领域控制过于紧张、文艺创作和研究明显失常的情况下，便会出现一些宽松的方针和政策；而当文艺创作和研究超越了限定的范围时，又会出现紧缩的方针、政策甚至运动。而这些恰恰是新的现代性焦虑的反映，超越了资本主义和它所缔造的现代性问题，并不意味着现代性问题的终结。
有论者注意到，关于民族性的问题是在国际与中国的关系中提出的，即在民族解放战争的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斗争结合起来。民族问题，而不是阶级问题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性问题。它有具体的政治含义和历史背景：通过诉诸“民族”问题，获得共产主义内部的民族自主性或者说摆脱共产国际的支配，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自的政党（27）。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摆脱霸权的控制，寻求中国独特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追求，即便是在国际共运的内部，他们也希望能保有民族的声音，而不至于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消融了自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民族解放的任务已经完成，阶级的问题被认为是突出的问题时，民族性的问题仍被强调，它就改变了原有的历史涵义。这时，“民族形式”也同时具有了“阶级的”防卫意义。当在新的历史时期强调“民族形式”时，显然含有针对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分。也就是说，在防卫意识形态侵蚀的意义上它是阶级的；而在“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等形式的意义上，它是民族的。这是他坚持“民族形式”、反对“全盘西化”的真正用意。
在理论上说，的设定是没有问题的。他既强调了“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应该标新立异”（28）,又强调了“应该越搞越中国化”。（29）这对于发展中国的民族形式是有益的，或者说，它既是开放的，又是有所保留的。但实际情况离这种理想的设定十分遥远。在三十年的时间里，民族观念以狭隘的方式向世界封闭，外国的东西在中国不可能有立足之地。历次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几乎都可以在西方世界找到它的根据或源头。最后只剩下形式和内容最具“民族性”的“样板戏”。形式上它是地道中国的，内容上它是地道“无产阶级”的。超越资本主义的“中国化”在这时达到了极致：它既实现了对人的意志的极大神化，实现了对崇高、神圣、献身、英雄主义的向往；也实现了用民族形式(京剧)表达的愿望。
应该说，对“中国化”现代性经验的揭示显然是不够的，但在上述触及的问题中，已经部分地揭示了它的矛盾，也就是说，对人的意志和精神的想象与夸大，隐含的却是对人的压抑和控制的机制。对物质神话的批判和抵制，同时排斥了日常生活的合理性。致使与“人学”相关的文艺学难以在“人”的范畴内展开，而流于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民族性”的强调，离开原来的意义之后，加剧了东西文化的对立和紧张，从而使民族文化在这一时期失去了与西方文化交流、对话的可能和机会。更为重要的是，政治文化的允诺迟迟不临，并在变化和修订中一再延宕，从而导致了理想和信仰的最后危机，新的现代性矛盾在积聚中终于爆发为街头政治(“四·五”运动)。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同样值得我们注意，也就是说，当历史环境发生变化，矛盾已经转化或部分地解决之后，作为经验的现代性状况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就50—70年代近30年的经验而言，如果剥离了文艺学的政治功利性，剥离了它对人的统治和封闭的狭隘性，那里隐含的理想精神仍可视为值得珍视的历史遗产。事实亦表明，即便在90年代，包括“红色经典”在内的近30年的文艺，仍在另外的意义上具有观赏的魅力，它们在另一个时代的风行，已表明了政治文化与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全部复杂性。
注释：
（1）（2）米歇尔·福柯：《性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4—5页。
（3）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4）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17—18页。
（6）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9—300页。
（7）《汪晖自选集·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8）参见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5页。（9）帕·瓦·沃洛布耶夫：《革命与人民》,转引自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
（10）帕·瓦·沃洛布耶夫：《革命与人民》,转引自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238页。
（11）《红与专》发刊词。
（12）《红与专》发刊词。
（13）《学术批判是深刻的自我革命》,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
（14）马寅初：《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发刊词。
（15）茅盾：《鼓吹集·后记》,见《茅盾评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14页。
（16）何其芳：《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7）《何其芳诗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141页。
（18）《何其芳诗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133页。
（20）《文艺报》1956年12号。
（21）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中译本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22）瓦格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转引自王景伦著《美国学者论中国》,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263页。
（23）周扬：《新的人民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1950年新华书店发行，第96页。
（24）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45—46页。
（25）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转引自萧延中等编《在历史的天平上》,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220页。
（26）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在历史的天平上》,第219—220页。
（27）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4页。
可以肯定地说，数学是一种为人们所承认的文化现象。数学文化的传播载体首推数学文化史料。研析数学文化史料，就可以直接获取数学知识的基本概念，直观认识获取数学的思维、理论和研究方法。一个典型的实例就是大学数学教学中开始涉及的“极限”概念，对于这个大学生首遇的抽象概念，教师们通用的施教方法一般始于数学文化史料的介绍，在渐进的过程中定义出“极限”概念。大学的数学教育实践要领，首先应该推崇和学习数学逻辑原理的产生缘由，还原基本数学原理的历史背景，以此为背景，在潜移默化中激发大学生对数学学习爱好，增强大学生学习数学的原发力量，启迪大学生数学思维和创新智慧。诚然，数学自然是一门兼具抽象与具体、逻辑与计算、演绎与推导、想象与实现的学科，数学发展的历史渊源曾经极具挑战性。而现代大学的数学教育教学内容一般都涉及到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基础数学学科，其特点之一是数学知识体系传承涵盖面较为广泛，其特点之二是传统数学课程实质性内容基本保持恒定。这对于研究能力正在成长中的大学生来讲，如果采取抽象经典数学理论引入为主的“速食数学”教学方法，可能会导致大学生初入高校后，产生对数学的困惑和厌学心理。而重视数学教学的文化理解，对数学概念、方法等的历史演进，以此为基础的数学定理和公式的推理教学，才能教授给大学生数学的系统化、完备化的知识结构体系，引导其逐渐倾向于关注抽象经典的理论结果，建立起演绎严密、推导细致的数学课程自我学习的思维范式，完成抽象理解的升华。如此明理于数学危机及其成长过程，理性看待数学分支的由来与曲折，从而智炼出深厚的数学底蕴、精髓思想、理性思维等学生个体成长科学思维方式。我国数学家王浩也认为：数学的本质是它的抽象性、精确性、确定性、广泛的应用性以及丰富的文化美。因此，可以将大学数学教学设计为以直观、形象地掌握基本数学概念为起点，通过增强大学生数学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大学生数学学习效率。按照这样的数学教学变革，彰显出强大的大学数学教学文化教育意义。
二、数学文化融入大学数学教学的必要性
数学文化具有普遍的区域性和人文性双重特征。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全国逐渐形成了教材、教学形式基本统一的数学教学格局，造就了数学教学的繁荣。但如果审视数学教学的文化属性，就会发现我国幅员辽阔的国土上，教育发展不均衡，加之国内各民族聚居区域有别、人口不一造成了全国各地人文文化的巨大差异。以数学文化的视角，显而易见，上述的两个统一是不满足协调关系的，基于此，数学教学组织的顶层设计是不合理的，故需倡导大学数学教学的层次性，满足数学教学的基本文化属性。通过数学教学的文化属性组织教学，通过区域性融入民族文化的教学，通过协调区域差异和文化差异的多模式存在，实现匹配的针对性数学文化教学实践。同时，也要注意数学文化作为文化范畴需要匹配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社会文化背景，不能盲目追求数学文化的文化属性，必须要将数学文化作为教学实践工具应用形式紧密结合抽象理性思维模式，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数学文化思想具有广泛的应用实践性和纯粹理论的抽象逻辑性的双重特征。
三、数学文化融入大学数学教学的策略
课堂是师生交往的沃土；课堂是师生互动的舞台；课堂是提高教学效率的主战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的综合素质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质量．教师的知识结构、科学素养、实验技能、交往沟通等能力直接影响着传道、授业的技艺和效果．在践行新课程、探索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征途中，我感触最深的是：学海无涯，学无止境．教师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才能满足学生对知识的渴求；才能尽展教师独特的教学风格；才能打造特色的品牌课堂．首先，教师要夯实基本功．高中化学教师除了具备完善的知识结构外，实验操作及设计能力是必备的基本功．高中化学教学离不开实验，教师要做好演示实验，设计好分组实验，并能组织好课外实验．做到这些，没有一定的教学基本功是无法实现的．其次，教师要更新知识水平．知识经济时代的突出特点是知识多、更新快．化学教师只有站在科学领域的前沿高度，才能与时俱进；才能向学生传授富有时代韵味的新知识、新概念和新规律．这样的课堂，才能有趣、有序、有效，甚至达到高效．再次，教师要学会反思．教学过程是双边的、动态的教与学的行为．课堂上有时会因教师的预设而精彩，有时也因意外生成而震撼．课堂永远是一门有缺憾的艺术．课堂上的缺憾只能经过反思和重建来弥补，反思弥补的过程就是完善和超越自己的过程．
二、构建自主学习课堂氛围，鼓励参与
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而在于鼓舞和唤醒．自主学习的课堂氛围符合人本教育理念．在自主学习的课堂上，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他们根据需要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广度和学习深度，这样的课堂才有力度．在这一学习过程中，教师的主导地位没有下降，学生看准时机，适时参与．在学生不解、困惑时，教师或蜻蜓点水，或详解精讲；当学生豁然开朗时便及时收手．整个学习过程，学生是在个人强烈的学习需要与学习兴趣的驱使下进行的．学生学得轻松，学得酣畅，学得高效．例如，对“空气中氧气含量”的探究，我预设以下问题，组织学生自主学习．(1)你能用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来说明空气的存在吗？(2)根据你现有的知识经验，你认为空气中含有哪些成分？你能设计实验来证明这些成分的存在吗？(3)请设计一套装置，要除去密闭容器中空气中所含的氧气．(4)分析一下，影响你测定结果的因素．这些问题的提出，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解决一定的问题，每个学生都积极地参与教学活动．这样民主、和谐、开放的课堂氛围，使课堂教学效果得到提高．
三、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激发兴趣
信息时代，网络技术普遍运用于课堂教学．既丰富了教学手段，又优化了学习情境；既拓展了知识面，又增强了教学效果．例如，在讲“氮和氮的化合物”时，学生对“雷雨发庄稼”这句农谚不太确信．我制作了“雷雨发庄稼”的动画．通过观看动画，学生豁然开朗：空气中的氧气和氮气在雷电的作用下，有小部分发生反应生成一氧化氮，一氧化氮遇空气中的氧气转化为二氧化氮，二氧化氮遇雨水转化为硝酸，硝酸遇土壤转化为能被庄稼吸收的硝酸根离子．雷雨后相当于给庄稼施了一次氮肥．动画形象生动，使学生在兴趣的诱导下对这句农谚久久难忘，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结语
1.多元文化与教育相融合
多元文化既可以是一种政治态度、一种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一种历史观、一种教育思想，其核心是承认文化的多元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打破西方文明作为强势文化在思维方面和话语方面的垄断地位。教育本身就是人类社会一种重要的多元文化现象，不同的教育反映的是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比较教育学的突出特点在于它所面对的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教育现象。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构成了不同国家与社会的教育差异。从长远的发展来看，需要采用兼容并包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中国与外国的教育理念有效融合。
2.批判思考与有效借鉴相结合
在我国比较教育学科体系尚未成熟之时，多采用翻译、引进等介绍性研究。然而教育研究中过分依赖外来理论而忽视本民族和文化的研究，这是当今教育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根源之一。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曾批评那种不顾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一味效仿西方教育模式、制度的做法，将其比成“拉东洋车”，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主张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由于基本国情、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不能把英美发达国家的教育教学模式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本土化才是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必然的价值追求。在今后的比较教育研究中，应把国际化和本土化联系起来，互为条件，互为补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其真正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多融入一些中国“元素”，少一些“拿来主义”，批判思考与有效借鉴相结合，才能真正地实现中国教育的大发展、大繁荣。
3.多样化学科与研究方法相完善
近几十年来，比较教育学主动借鉴、引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描述研究法、统计研究法、因素分析法、历史研究法、阶段分析法等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还积极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统计学、语言学、数学等多样化学科来完善自身的学科建设。可喜的是，有不少研究者已将更多的社会研究方法运用于比较教育研究之中，给学界吹进一股清新之风。然而，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起步晚于西方发达国家，所取得的成果基本上都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学界通用的研究方法和科学范式，整个比较教育学都充斥着西方化的术语。还应看到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相对滞后，更多是形而上的、思辨型的，因而远没有形成比较教育学独特的话语体系和基本的学术规范，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基础和发展潜力。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比较教育学必须加强自身的理论架构，最重要的是彰显其在教育科学诸学科中的独特地位，提供具有概括力、解释力和生成力的方法论体系。
4.全球化视野下的开放与综合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