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债危机给欧洲和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下面是小编精心为大家整理的欧债危机论文 什么叫欧债危机【最新4篇】，如果对您有一些参考与帮助，请分享给最好的朋友。
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在短时间内形成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并在一定程度上演化为全球经济危机。自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来，尤其是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倒闭之后，美国政府实施了极其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以稳定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但是旧的危机还没解决，新的危机又猝然来访，2010年以来，欧债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又让欧元区乌云密布。面对危机，资本主义原有的制度、理论束手无策，中外学者和政治家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著作，以期从中找到解决危机的良策。《资本论》重又热销，“马克思主义”又热了起来，喧嚣过后，人们开始将危机的根源指向“资本”，指向“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
一、马克思主义对虚拟资本的深刻揭露：
“虚拟性”和对世界人民的剥削是当代金融资本的本质虚拟资本范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尤其是通过对信用制度下复杂的金融关系的分析所做出的深刻而形象的概括。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虚拟资本的本质，同时看到了虚拟资本的扩张性，以及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运行的关系，从资本的运行规律出发，科学而富有远见地预见了虚拟资本的产生和发展及对经济的巨大影响。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的信用工具，可以加速资本的周转，促进资本的集中和股份公司的发展，广泛利用社会上的各种闲散资金，从而满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但同时，虚拟资本又是资本主义信用投机的工具，它会造成虚假的经济繁荣，加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经对虚拟资本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虚拟”正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经济的本质：它可以作为资本增值而当作商品来买卖，但它自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它与实体资本的共同之处在于：可以通过循环运动瓜分利润，更直接的“g-g”的过程撇开了“g-w-g”的周转。马克思认为，伴随着这一过程虚拟资本出现了，它也是生息资本的派生形式。而信用制度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从而资本也会越来越虚拟化。同时，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衍生品五花八门，虚拟资本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展，虚拟资本额已远远超过实体资本。当人们读到马克思关于“目前金融危机……不过预示着它会有更残酷、更有害的结局。危机拖得越久，后果也就越坏”[1]的论述时，当人们看到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即将发展成为经济危机的预想时，当人们重新发现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做的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阐述时，就好像是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已经对现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了科学预言和科学分析。这是马克思在西方再次受到青睐的重要原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或公司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表现为市场经济中生产盲目扩大的趋势与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历史和现实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科学的。美国实体经济全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之前没有爆发的原因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创新”制造了短暂的虚假需求；而虚假繁荣暂时推迟了普遍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的爆发。但虚假需求绝不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是有效需求，它只能缓解矛盾却不能根除矛盾。而且在虚假需求的泡沫破灭后，危机会以更猛烈、更具破坏性的态势爆发，一次次的破坏会越来越逼近人类生存的极限。
二、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虚假的、透支的“生产过剩”与短暂的、不可持续的“消费狂欢”实际上，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便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论》的写作并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马克思的论述深刻而透彻，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的真正含义，是“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资本家的“生产过剩”与劳动人民的贫穷存在于同一时空。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548“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抗暴露得很明显”[3]570。马克思还用生动的语言说明经济危机的表现和原因：棉布充斥形成市场停滞，工人“当然需要棉布，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得太多了”[3]596-597。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4]社会性的生产同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这个基本矛盾是危机的总根源。危机的爆发让矛盾暂时得以缓解，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就不可能彻底根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进行生产的唯一目的，剩余价值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驾驭一切的绝对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政客及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常常津津乐道：美国普通民众均持有股票，“人人都是资本家”。其实，这是一个骗局，真相是占人口10%的富人持有美国股票市值的89.3%和全部债券的90%，而普通员工持股之和仅占全部股票市值的0.1%[5]。贫者越贫，富者通吃，且后者的奢侈建筑在前者的贫穷之上。这就是只顾“效率优先”所建构的今天美国的社会现实。垄断资本不仅对内欺瞒、剥削本国人民，而且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剥削者与公敌，金融资本对世界的控制就是对整个世界的剥削。斯蒂格利茨说得好：“发展中国家在自己也非常需要的时候，几乎以零利率借给美国数万亿美元。这反映了问题的实质。”估计以此种手段使世界上的财富每年进入美国的数额约占美国新增长gdp的30%，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利国。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它以破坏性的调整强制地实现社会生产，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合适比例，使社会走上新的经济发展周期。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占有的基础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无法消除，各种矛盾经历一定阶段的积累尖锐化起来，还会爆发再一次的危机。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缓冲地几乎已涵盖整个地球，不知下次如何缓冲？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给生产和贸易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试图解决经济危机问题的代表人物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主要是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此时，国家干预在西方国家处于主流地位。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除了市场调节，同时也存在政府调节。不仅宏观经济领域存在政府调节，微观经济领域也存在政府调节。例如，在金融业中存在政府调节金融的政策，即媒体所说的政府对金融的监管。但凯恩斯主义也只是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诱导了投资并增加了总需求，但这需要大量的货币来支持，加大货币发行量是最常用的手段，结果是出现了“滞胀”，即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失业增加并存。面对棘手的滞涨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上升到主流地位。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取消或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新自由主义将一个虚假的“居者有其屋”的“美国梦”呈现在民众面前，但是次贷危机的爆发，无力偿还住房抵押贷款的家庭数、无家可归的人数激增，证明了克林顿—布什“美国梦”的破灭。新自由主义解决了凯恩斯主义所造成的问题，但没有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当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已不满足于作为生产资本的“从属”和“配角”的地位，逐步与实体经济脱节，完成了由服务于生产资本向主宰生产资本的异化，完成了由“协助”生产资本并分割其剩余价值向直接“圈钱”的演化[6]12。美国经济由此创造了20世纪末十年高速增长的“神话”，西方的学者和政客因此预言“新经济”结束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窠臼”。与此同时，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民众家庭已经入不敷出，消费信贷急剧增长，从1971年到2007年的36年间，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从1200亿美元激增至2.5万亿美元，增加近20倍。这还不包括高达11.5万亿美元的住房负债，如将两者相加，总共负债4万亿美元，比美国一年的gdp还要多，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近5万美元，当然，负债最重的还是低收入者[7]。虚假繁荣与深重的危机并存，自2000年第四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增长急剧降温，固定资本投资大幅下降，失业迅速增加，生产大量缩减，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1.4%，为过去数年来的最低增幅。在增长速度降低的同时，少数富人的财产份额却迅速增大，财富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激化。为了刺激消费，提高经济增长率，美国政府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流动性，利率和风险溢价均较低，贷款发放机构有丰富的资金，并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同时，贷款发放机构忽视次级贷款产品风险的防范和控制，采取了激进的信贷策略，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以“低风险、高回报”为诱饵进行推销，从世界各地吸引巨额资金，供美国国内放肆扩大消费，使金融资本获取惊人的高额利润。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这些金融衍生品经过包装和再包装，最终变得面目全非，没有人知道它们到底包含什么内容，或者它们到底值多少钱。”这也为日后市场低迷、恶化时出现资金链断裂留下隐患。次贷危机实际上是美国国际金融垄断集团及其守门人美国当局共谋的恶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对于现状，美国政府熟视无睹。对待已形成的经济泡沫听之任之，甚至不断制造新的泡沫去转移风险、转嫁危机，是华尔街的“现代炼金术”，也是美国金融当局默认和鼓励的惯用手法。用泡沫掩盖矛盾，致使矛盾因长期积累、发酵而孕育更大的危机，终于在极度膨胀后破灭了。由此可见，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居民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的积累，是爆发这场经济危机根本的、深层次的原因。
三、虚拟经济的发展远快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对人自身的否定
马克思指出，“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2]。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的本能都是追逐自身增值。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有寄生性，它从实体经济中产生，又依托于实体经济系统，虚拟经济不可能离开实体经济系统而存在。没有企业，没有生产活动，就没有物质财富的产生，钱（或货币）就是虚的。高智商的金融精英们却犯了弱者的致命错误：他们在制造赚钱机器的同时，又制造了制造次贷泡沫、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的机器，制造了杀伤力极大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独特性的意思是，虚拟资本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复本”，是现实资本的代表，但它却可以独立于现实资本而运动。它通过不停地转手，使其价格即市场价值超出或低于它的现实价值不停地运动。从主要经济发达国家近几十年的货币增加和经济增长可以看出，货币的供给远远大于经济的增长。世界没有创造那么多财富，却创造了更多的货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成了超越实体经济的脱缰之马。虚拟经济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后，实体经济必然面临着较大幅度的通货膨胀。虚拟经济的发展有进步的一面，但不受控制的虚拟资本，藐视劳动的价值，忘记了发展的目的，忽视了马克思所讲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深刻的论述，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所提倡的人权、人道的极大讽刺。没有“人”这一挥动历史鞭绳驱动历史车轮的“车夫”，虚拟经济就如脱缰的野马，必将拉着资本主义的马车面临坠落万丈深渊的危险。
四、必须遏制资本的贪婪，坚定复兴社会主义
追求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绝对规律，资本的这种贪婪本性导致资产阶级不顾一切地扩张。同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要不断地占有财富，不断地剥削和压榨无产阶级来使自己获利，最终导致了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人民的消费能力和水平不断萎缩。资本逐利的天性导致的生产不断扩大与消费不断萎缩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矛盾。私有制是形成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的制度原因，金融资本的独立性、逐利性和贪婪性是金融危机形成的直接原因。次贷危机尽管爆发在金融领域，但这场危机很快就扩大到实体经济领域，演变成了经济危机。从本质来看，这场危机的本质依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美国的金融创新出发点是为了刺激消费，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是真正地为全体社会成员考虑，它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所以不仅没有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反而搅乱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打乱了金融秩序。美国政府2008年11月17日表示，现在大约有3620万美国人吃不饱，其中有1/3的人有时会挨饿。美国政府2009年4月2日又表示，靠领取食品券生活的美国人已经高达3220万，是创纪录的数字。资本主义设计透支消费本来是为了促进消费，解决生产过剩这一问题，始料不及的是透支消费的膨胀并没有使真正的消费需求即有效需求增加，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反而使得消费能力更加不足，“生产过剩”更加严重。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如此，近几年，美国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使部分资产大幅缩水，其资产总市值已经在其国家债务总额75万亿美元之下。资本不能获得利润就会死亡，资本的逐利性导致资本与利润高的行业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一国之内，资本会持续地嗜血一样在利润高的行业之间游走。资本的天性就是获取利润，而不会考虑社会需求，一旦这个行业利润降低，资本就会撤出，在此过程中，供求关系就会起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冲出一国主权范围的限制，在世界的几乎所有领域游走，剥削、剥夺全世界人民的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全世界范围内两极分化的矛盾愈加突出。资本在全世界的游走，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扩展到全球，资本在各个领域的进出，也导致全世界范围各种商品价格的波动。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伴随着资本生产关系的全球化愈加突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因此，西方一些媒体对全球化的实质并不都加以掩饰。例如，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发表《全球殖民主义》一文，把当前的全球化与全球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全球化“是规则制定者的全球化，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这两面旗帜掩盖了……将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新殖民主义。”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的文章说：“对冲基金、不可靠的企业债务评级公司、虚假的抵押体系以及‘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流动公司已经占领了全世界。”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比较直率地说：“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资本的贪婪性和投机性导致虚拟经济倾向在流通领域以获得短期暴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本是通过在生产领域创造剩余价值和利润来实现扩大再生产的，而货币资本则不同，它更加自由自在，可以在流通领域通过各种对生产生活有利和不利的财富转移短期行为获利。货币资本可以借助电脑网络在全球流动。虚拟经济的特点是不创造价值，但是可以分配和转移财富。虚拟资本的产生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担负着正确引导实体经济发展方向的任务，而一旦资本被贪婪性驱使着绕开实体经济的生产领域，直接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去进行投机行为，将会造成两方面后果：一方面虚拟经济不断膨胀，生产出过剩的虚拟商品，而这部分本来就生产过剩的虚拟商品会造成虚假需求，从而误导实体经济生产出过剩的物质商品，于是生产领域物质商品与虚拟生产都生产过剩；另一方面，虚拟经济通过财富的分割与转移拉大贫富差距，使广大劳动人民更加贫困，消费水平下降。虚拟经济这把双刃剑使世界经济产生了新的薄弱环节。而社会主义的复兴是人类共同的未来。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人类历史上私有制的最高形态也是最后的形态，无疑将私有制的观念与生产关系贯彻到了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地球外的太空领域。这将会有把人类带向自我摧毁境地的危险，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摧毁我们靠宗教、家庭伦理等种种方式不断修补的人际关系，直至摧毁人类本身。“g-g”在资本运动的裹挟中，劳动与人本身受到了轻视，这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类潜在的危机风险，一种连自身都忽略的生产关系会有什么希望与未来？2013年，五位西方杰出学者联名著书，以书名《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昭示了主题与结论。全球著名学者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将进入结构性危机阶段，最终走向衰亡；兰德尔•柯林斯着眼于科技更新，推断中产阶级的结构性失业将使资本主义难以维系；迈克尔•曼将资本主义的未来寄予社会民主主义式的改良；格奥吉•杰尔卢吉扬否定了苏氏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克雷格•卡尔霍恩则着重探讨未来资本主义出现漫长停滞、改良或被全新制度代替的可能性。五位学者通过就资本主义体系是否还能生存下去这一关键问题做出了精彩论断[8]。资本主义社会每一次危机的具体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一方面，我们看到危机的发生起因于社会支付能力消费的不足；另一方面，我们更应当看到，危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危机，必须找到它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必然导致国内乃至国际范围内的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人类之间的巨大的矛盾和鸿沟，这将是人类整体危机的警钟。克服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人类社会私有制的最高形态也是最后形态，建立合理而公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本次经济危机爆发的本质原因是资本主义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无法适应先进的生产力发展。经济危机的频频爆发说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经济危机的全球范围爆发说明，社会主义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
一、欧州债务危机的爆发
2009年12月，国际金融评级机构下调了希腊的主权评级，欧洲债务危机开始显现。由于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希腊的债务危机仅仅是希腊国内的经济出现的一些波折，更认为希腊的经济规模较小，其债务危机的影响不会进一步扩大，因而没有给以足够的关注与重视，更没有及时采取救助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011年1月11日，穆迪公司警告葡萄牙，假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其国内的赤字，将调降该国的国债信用评级。至此，希腊已非危机主角，整个欧洲都开始受到债务危机的影响，即使像比利时这样的外界认为经济较为稳定的国家，以及欧元区内经济实力较强的西班牙，都被发出预警，称其在未来三年中的赤字将会居高难下。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德国等欧元区的经济龙头强国也开始受到危机的影响。这时，在国际外汇市场，欧元汇率大幅下跌。随着投资人对经济前景的信心降低，欧洲股市遭受重挫，整个欧元区跌入了成立以来的冰点。对于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于2010年5月10日凌晨，达成了建立一个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救助基金的共识，以构建新的欧元区金融市场稳定机制，避免危机更进一步的蔓延。但是这些努力与救助收效甚微，2010年9月20日，标普公司下调意大利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为负面。意大利高筑的债台令市场感到担忧，该国负债达1.9万亿欧元（合2.6万亿美元），相当于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120%。这使得意大利想要再融资变得十分困难，其抗金融风险的能力极为脆弱。高盛(GoldmanSachs)表示，在2012年结束之前，意大利有将近3800亿美元的债务需要进行展期。至此，欧债危机全面爆发。
二、欧债危机形成的原因
（一）欧债危机的发生与欧元区形成的历史和制度设定有着密切的关系
历史上，欧洲经济版图内，西欧的发展水平要远远高于东欧各国。在欧盟扩容之初，其设想是期望把东欧作为新兴经济体而让其发挥作用:一方面为西欧的产品提供市场，另一方面向西欧提供丰富的廉价的劳动力。但事实上，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普遍选择的是加速提高国家的福利社会建设，对盟内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制度方面，在2002年欧元代替了12个欧盟国家的货币，并作为唯一货币通行进而形成欧元区后，其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制度设定，也为这次欧债危机留下了隐患。欧元区虽然有统一的央行和一体的货币政策，却没有制定与之相适应的一体的财政政策。这种制度的框架，让众多的成员国遇到外部冲击时（如金融海啸），很难灵活的根据本国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的特点，及时采取相应的、能够对危机有应急作用的货币政策。例如，当希腊遭遇债务危机时，不仅不能通过贬值货币来刺激出口贸易振兴经济，在国内也不能增发货币以此来减少政府的债务。加之欧元区各成员国多年来对《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关于政府财政的约束性条款，几乎置若罔闻，等闲视之，致使欧元区各国政府债台高筑，积重难返。欧元区经济制度的设定，已经非常不利于欧元区内各国采用灵活的政策办法与措施，来调控指导经济的发展，而欧元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具体制订和实施更加剧了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从货币政策来说，由于统一的欧洲央行(ECB)，受到原先德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影响———以维持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这便导致了货币政策的僵化，特别是在面对经济危机时，ECB对利率的反应速度和调整力度远远不及美国（图1反映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和美国的利率调整情况），甚至对比欧盟内的瑞士、挪威、英国、瑞典，注入流动性也显得相对不足（图2）。从财政方面来说，其财政困难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货币联盟的制度安排，意味着ECB不可能允许以通货膨胀的方式缓解各国的财政压力；其次，因为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愈不发达国家愈难以通过经济发展来不断降低债务占GDP比例，即“分母策略”的不可行；第三，欧元区国家的公共债务比率越高，主权信用评级越低，其借债的利息成本越高，这就更加提高了债务偿还和展期的难度。这些历史和制度方面的因素形成了欧债危机爆发的前提。
（二）近年来欧元逐渐大幅升值，成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诱因
1999年欧元作为通行于世界的货币开始了流通的历程。其兑美元的比价先从1.01贬值到0.85的低点，之后一路升值到2008年7月的1.58，其间累计升值达86%，与欧元诞生之日相比已升值了50%还多。欧元币值大幅提升的直接后果，就是欧元区各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受到投资人非理性的追捧，这就造成欧元区各国政府相应的举债成本十分低廉。像高盛等投行为了自身的利益，还帮助希腊政府做假账，粉饰掩盖其真实的财政状况，为希腊政府举债铺就便利通道。这就更加促使欧元区各国政府不负责任的滥性举债。而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世界资本市场对欧洲经济前景很不看好，再加上欧元又大幅贬值。其兑美元的比价一度下跌至2010年6月份的1.20附近，为近四年来的最低点（见图3）。这就直接导致了这些举债过度的国家难以持续借债以延缓危机。
（三）欧洲银行业超越自身能力进行信贷扩张，从而大大增加了经营风险
欧洲银行业信贷扩张最明显的指标是欧洲银行业的杠杆乘数（即总资产与核心资本之比）甚至超过受次贷冲击的美国银行（见图4）。尽管欧盟在2011年7月23日公布的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在91家受测的欧洲银行中，只有7家未能达标。但由于欧盟在此次测试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未将至关重要的GIIPS国家主权债务违约的风险列入测试内容，而其最低核心资本率(tier-1capitalratio)的设定也远远低于全球银行同行的水平，因而不能消除市场对欧债危机向欧洲银行业蔓延的担忧。
（四）近年来欧洲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使得欧元区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逐渐丧失了竞争活力
欧元区各国政府实行超越本国经济实力的福利制度，极大地抑制了欧元区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并导致欧元区国家长期的结构性的经济发展的低增长与高失业。事实上，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前，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就远低于美国，而失业率指标远高于美国。这就像一个人借了大量的债务，但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偿还债务，这是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
三、欧州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
首先，欧债危机直接地影响了欧洲经济的发展。由于欧债危机直接涉及到欧元区的金融行业:一方面，欧元区银行大都持有政府债券，而其持有的其它债券也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担保，因而主权信用降级损害了市场对欧洲银行的信心。而且，一些国家的借款成本因财政困难而攀升。由于担心交易对手的信用情况，欧洲银行间市场风险上升。这两项因素都抬高了欧洲银行业在资本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欧洲银行业的困境，又加深了市场对欧元区国家主权信用的疑虑，因为欧元区内的一些政府原本已经承受着巨额赤字，而且难以控制公共债务的膨胀，但需要其救助的银行却越来越多。这个恶性循环很难自我终止，即使是欧洲的大型商业银行，其信用资产的CDS报价目前也居于高位。这就导致了欧洲金融行业面临着比较高的系统风险，而且一旦金融行业风险加剧，购买了大量欧元区国债的美国金融行业也面临着极大的风险，这有可能会再次形成全球的金融危机，从而导致全球经济的二次探底。欧州的债务危机不仅威胁到了欧洲的金融行业，而且已经蔓延到了实体经济，并对实体经济造成了损害。由于债务危机直接导致欧元区政府所发行的债券收益率攀升，使得政府的融资成本大幅上升。而企业债券和CDS价格的制定，通常把国债收益率作为无风险(risk-free)的标准收益率参考。所以欧元区各国国债收益率飙升的直接后果，就是其国内企业在债券市场的融资成本提高。欧元区各国主权债务的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到市场，给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使得这些国家的企业信用评级也大幅下调，致使其融资成本极大的提高，进而推高其产品价格，降低在世界市场竞争力，使其实体经济受到极大的戕害。处于欧债危机中的各国政府财政恶化，迫使其融资需求大幅提高，极有可能在资本市场对非政府掌控部门产生“挤出效应”，间接地抑制民间投资，阻滞了经济增长的步伐。
第二，欧债危机的爆发给美国经济的复苏造成了负面的影响。2011年以来，欧元对美元已累计贬值15%以上，这种情形已经抑制了美国对欧洲的出口。美国自身的经济复苏正处于步履维艰的阶段，现在又受到欧洲债务危机、欧洲经济复苏进程放缓的拖累，其对欧洲的贸易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打击，贸易额持续走低。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必然导致美国经济复苏的进程大为放缓。不仅如此，欧债危机还给涉入其中的美国银行带来巨大的违约风险，大大降低了其资产质量。一些美国的大型投资银行，深陷欧债危机的漩涡之中，面临严峻的考验。如摩根大通在GIIPS五国的风险敞口为363亿美元，约为其核心资本的28%。而摩根士丹利在五国的风险敞口为324亿美元，占其核心资本的比重高达69%。这不仅引发了市场对这些银行的资本结构的担忧，更引起了人们对美国的银行业可能会出现多米诺骨牌式的垮塌效应的联想。事实上，自2011年四月以来，随着欧债危机的发展与蔓延，以上两家公司的股价，在一个季度内下跌了近20%。受其拖累，同期的道琼斯指数也出现宽幅波动，并结束了近一年来的上涨行情，在一个季度内下跌了10%以上。这预示着欧债危机确实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经济。根据上述分析，可以这样认为:虽然欧洲债务危机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未全部展现，但是由此引起的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恐慌与忧虑，势必给投资人带来消极负面的影响，并将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第三，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低估。欧债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有着消极与负面的影响，从短期来看，无论是通过金融渠道还是贸易渠道，欧债危机会给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复苏带来阻碍。因为欧债危机仍在持续与发展，如果危机进一步传导，那么法、德等欧洲核心国家的主权债务就会引发深层次的危机，其债务风险的敞口可能会成倍的放大。假如政府债务违约，将可能出现银行以及其它债权人因遭受损失进而连环套似地违约，甚至破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必将恶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增加中国经济软着陆的困难。从中长期看，由于欧盟的政治体制与经济结构等多方面的原因，欧元区的复苏会相当缓慢，甚至出现反复。这就要求我国在储备货币多元化方面必须进行适度的调整并采取新的应对措施。对外贸易方面，由于欧元的持续走弱，欧洲各国对外需求下降的情况在短期内不可扭转，过度倚重对欧出口将会给我国经济的长期走势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中国应努力拓展国际市场，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以分散市场风险，优化对外贸易结构。
总之，欧债危机的爆发给世界经济蒙上阴影，同时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我们要认真分析研究欧债危机发生发展的趋势，并努力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以便采取较为正确的政策与措施消除其负面的影响，使中国经济在健康顺畅的轨道上前进。
一、马克思主义对虚拟资本的深刻揭露：
“虚拟性”和对世界人民的剥削是当代金融资本的本质虚拟资本范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尤其是通过对信用制度下复杂的金融关系的分析所做出的深刻而形象的概括。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虚拟资本的本质，同时看到了虚拟资本的扩张性，以及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运行的关系，从资本的运行规律出发，科学而富有远见地预见了虚拟资本的产生和发展及对经济的巨大影响。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的信用工具，可以加速资本的周转，促进资本的集中和股份公司的发展，广泛利用社会上的各种闲散资金，从而满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但同时，虚拟资本又是资本主义信用投机的工具，它会造成虚假的经济繁荣，加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经对虚拟资本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虚拟”正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经济的本质：它可以作为资本增值而当作商品来买卖，但它自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它与实体资本的共同之处在于：可以通过循环运动瓜分利润，更直接的“g-g”的过程撇开了“g-w-g”的周转。马克思认为，伴随着这一过程虚拟资本出现了，它也是生息资本的派生形式。而信用制度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从而资本也会越来越虚拟化。同时，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衍生品五花八门，虚拟资本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展，虚拟资本额已远远超过实体资本。当人们读到马克思关于“目前金融危机……不过预示着它会有更残酷、更有害的结局。危机拖得越久，后果也就越坏”[1]的论述时，当人们看到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即将发展成为经济危机的预想时，当人们重新发现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做的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阐述时，就好像是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已经对现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了科学预言和科学分析。这是马克思在西方再次受到青睐的重要原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或公司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表现为市场经济中生产盲目扩大的趋势与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历史和现实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科学的。美国实体经济全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之前没有爆发的原因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创新”制造了短暂的虚假需求；而虚假繁荣暂时推迟了普遍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的爆发。但虚假需求绝不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是有效需求，它只能缓解矛盾却不能根除矛盾。而且在虚假需求的泡沫破灭后，危机会以更猛烈、更具破坏性的态势爆发，一次次的破坏会越来越逼近人类生存的极限。
二、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虚假的、透支的“生产过剩”与短暂的、不可持续的“消费狂欢”实际上，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便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论》的写作并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马克思的论述深刻而透彻，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的真正含义，是“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资本家的“生产过剩”与劳动人民的贫穷存在于同一时空。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548“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抗暴露得很明显”[3]570。马克思还用生动的语言说明经济危机的表现和原因：棉布充斥形成市场停滞，工人“当然需要棉布，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得太多了”[3]596-597。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4]社会性的生产同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这个基本矛盾是危机的总根源。危机的爆发让矛盾暂时得以缓解，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就不可能彻底根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进行生产的唯一目的，剩余价值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驾驭一切的绝对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政客及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常常津津乐道：美国普通民众均持有股票，“人人都是资本家”。其实，这是一个骗局，真相是占人口10%的富人持有美国股票市值的89.3%和全部债券的90%，而普通员工持股之和仅占全部股票市值的0.1%[5]。贫者越贫，富者通吃，且后者的奢侈建筑在前者的贫穷之上。这就是只顾“效率优先”所建构的今天美国的社会现实。垄断资本不仅对内欺瞒、剥削本国人民，而且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剥削者与公敌，金融资本对世界的控制就是对整个世界的剥削。斯蒂格利茨说得好：“发展中国家在自己也非常需要的时候，几乎以零利率借给美国数万亿美元。这反映了问题的实质。”估计以此种手段使世界上的财富每年进入美国的数额约占美国新增长gdp的30%，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利国。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它以破坏性的调整强制地实现社会生产，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合适比例，使社会走上新的经济发展周期。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占有的基础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无法消除，各种矛盾经历一定阶段的积累尖锐化起来，还会爆发再一次的危机。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缓冲地几乎已涵盖整个地球，不知下次如何缓冲？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给生产和贸易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试图解决经济危机问题的代表人物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主要是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此时，国家干预在西方国家处于主流地位。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除了市场调节，同时也存在政府调节。不仅宏观经济领域存在政府调节，微观经济领域也存在政府调节。例如，在金融业中存在政府调节金融的政策，即媒体所说的政府对金融的监管。但凯恩斯主义也只是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诱导了投资并增加了总需求，但这需要大量的货币来支持，加大货币发行量是最常用的手段，结果是出现了“滞胀”，即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失业增加并存。面对棘手的滞涨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上升到主流地位。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取消或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新自由主义将一个虚假的“居者有其屋”的“美国梦”呈现在民众面前，但是次贷危机的爆发，无力偿还住房抵押贷款的家庭数、无家可归的人数激增，证明了克林顿—布什“美国梦”的破灭。新自由主义解决了凯恩斯主义所造成的问题，但没有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当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已不满足于作为生产资本的“从属”和“配角”的地位，逐步与实体经济脱节，完成了由服务于生产资本向主宰生产资本的异化，完成了由“协助”生产资本并分割其剩余价值向直接“圈钱”的演化[6]12。美国经济由此创造了20世纪末十年高速增长的“神话”，西方的学者和政客因此预言“新经济”结束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窠臼”。与此同时，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民众家庭已经入不敷出，消费信贷急剧增长，从1971年到2007年的36年间，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从1200亿美元激增至2.5万亿美元，增加近20倍。这还不包括高达11.5万亿美元的住房负债，如将两者相加，总共负债4万亿美元，比美国一年的gdp还要多，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近5万美元，当然，负债最重的还是低收入者[7]。虚假繁荣与深重的危机并存，自2000年第四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增长急剧降温，固定资本投资大幅下降，失业迅速增加，生产大量缩减，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1.4%，为过去数年来的最低增幅。在增长速度降低的同时，少数富人的财产份额却迅速增大，财富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激化。为了刺激消费，提高经济增长率，美国政府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流动性，利率和风险溢价均较低，贷款发放机构有丰富的资金，并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同时，贷款发放机构忽视次级贷款产品风险的防范和控制，采取了激进的信贷策略，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以“低风险、高回报”为诱饵进行推销，从世界各地吸引巨额资金，供美国国内放肆扩大消费，使金融资本获取惊人的高额利润。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这些金融衍生品经过包装和再包装，最终变得面目全非，没有人知道它们到底包含什么内容，或者它们到底值多少钱。”这也为日后市场低迷、恶化时出现资金链断裂留下隐患。次贷危机实际上是美国国际金融垄断集团及其守门人美国当局共谋的恶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对于现状，美国政府熟视无睹。对待已形成的经济泡沫听之任之，甚至不断制造新的泡沫去转移风险、转嫁危机，是华尔街的“现代炼金术”，也是美国金融当局默认和鼓励的惯用手法。用泡沫掩盖矛盾，致使矛盾因长期积累、发酵而孕育更大的危机，终于在极度膨胀后破灭了。由此可见，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居民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的积累，是爆发这场经济危机根本的、深层次的原因。
三、虚拟经济的发展远快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对人自身的否定
马克思指出，“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2]。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的本能都是追逐自身增值。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有寄生性，它从实体经济中产生，又依托于实体经济系统，虚拟经济不可能离开实体经济系统而存在。没有企业，没有生产活动，就没有物质财富的产生，钱（或货币）就是虚的。高智商的金融精英们却犯了弱者的致命错误：他们在制造赚钱机器的同时，又制造了制造次贷泡沫、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的机器，制造了杀伤力极大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独特性的意思是，虚拟资本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复本”，是现实资本的代表，但它却可以独立于现实资本而运动。它通过不停地转手，使其价格即市场价值超出或低于它的现实价值不停地运动。从主要经济发达国家近几十年的货币增加和经济增长可以看出，货币的供给远远大于经济的增长。世界没有创造那么多财富，却创造了更多的货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成了超越实体经济的脱缰之马。虚拟经济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后，实体经济必然面临着较大幅度的通货膨胀。虚拟经济的发展有进步的一面，但不受控制的虚拟资本，藐视劳动的价值，忘记了发展的目的，忽视了马克思所讲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深刻的论述，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所提倡的人权、人道的极大讽刺。没有“人”这一挥动历史鞭绳驱动历史车轮的“车夫”，虚拟经济就如脱缰的野马，必将拉着资本主义的马车面临坠落万丈深渊的危险。
四、必须遏制资本的贪婪，坚定复兴社会主义
追求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绝对规律，资本的这种贪婪本性导致资产阶级不顾一切地扩张。同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要不断地占有财富，不断地剥削和压榨无产阶级来使自己获利，最终导致了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人民的消费能力和水平不断萎缩。资本逐利的天性导致的生产不断扩大与消费不断萎缩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矛盾。私有制是形成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的制度原因，金融资本的独立性、逐利性和贪婪性是金融危机形成的直接原因。次贷危机尽管爆发在金融领域，但这场危机很快就扩大到实体经济领域，演变成了经济危机。从本质来看，这场危机的本质依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美国的金融创新出发点是为了刺激消费，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是真正地为全体社会成员考虑，它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所以不仅没有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反而搅乱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打乱了金融秩序。美国政府2008年11月17日表示，现在大约有3620万美国人吃不饱，其中有1/3的人有时会挨饿。美国政府2009年4月2日又表示，靠领取食品券生活的美国人已经高达3220万，是创纪录的数字。资本主义设计透支消费本来是为了促进消费，解决生产过剩这一问题，始料不及的是透支消费的膨胀并没有使真正的消费需求即有效需求增加，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反而使得消费能力更加不足，“生产过剩”更加严重。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如此，近几年，美国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使部分资产大幅缩水，其资产总市值已经在其国家债务总额75万亿美元之下。资本不能获得利润就会死亡，资本的逐利性导致资本与利润高的行业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一国之内，资本会持续地嗜血一样在利润高的行业之间游走。资本的天性就是获取利润，而不会考虑社会需求，一旦这个行业利润降低，资本就会撤出，在此过程中，供求关系就会起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冲出一国主权范围的限制，在世界的几乎所有领域游走，剥削、剥夺全世界人民的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全世界范围内两极分化的矛盾愈加突出。资本在全世界的游走，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扩展到全球，资本在各个领域的进出，也导致全世界范围各种商品价格的波动。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伴随着资本生产关系的全球化愈加突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因此，西方一些媒体对全球化的实质并不都加以掩饰。例如，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发表《全球殖民主义》一文，把当前的全球化与全球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全球化“是规则制定者的全球化，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这两面旗帜掩盖了……将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新殖民主义。”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的文章说：“对冲基金、不可靠的企业债务评级公司、虚假的抵押体系以及‘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流动公司已经占领了全世界。”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比较直率地说：“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资本的贪婪性和投机性导致虚拟经济倾向在流通领域以获得短期暴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本是通过在生产领域创造剩余价值和利润来实现扩大再生产的，而货币资本则不同，它更加自由自在，可以在流通领域通过各种对生产生活有利和不利的财富转移短期行为获利。货币资本可以借助电脑网络在全球流动。虚拟经济的特点是不创造价值，但是可以分配和转移财富。虚拟资本的产生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担负着正确引导实体经济发展方向的任务，而一旦资本被贪婪性驱使着绕开实体经济的生产领域，直接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去进行投机行为，将会造成两方面后果：一方面虚拟经济不断膨胀，生产出过剩的虚拟商品，而这部分本来就生产过剩的虚拟商品会造成虚假需求，从而误导实体经济生产出过剩的物质商品，于是生产领域物质商品与虚拟生产都生产过剩；另一方面，虚拟经济通过财富的分割与转移拉大贫富差距，使广大劳动人民更加贫困，消费水平下降。虚拟经济这把双刃剑使世界经济产生了新的薄弱环节。而社会主义的复兴是人类共同的未来。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人类历史上私有制的最高形态也是最后的形态，无疑将私有制的观念与生产关系贯彻到了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地球外的太空领域。这将会有把人类带向自我摧毁境地的危险，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摧毁我们靠宗教、家庭伦理等种种方式不断修补的人际关系，直至摧毁人类本身。“g-g”在资本运动的裹挟中，劳动与人本身受到了轻视，这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类潜在的危机风险，一种连自身都忽略的生产关系会有什么希望与未来？2013年，五位西方杰出学者联名著书，以书名《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昭示了主题与结论。全球著名学者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将进入结构性危机阶段，最终走向衰亡；兰德尔•柯林斯着眼于科技更新，推断中产阶级的结构性失业将使资本主义难以维系；迈克尔•曼将资本主义的未来寄予社会民主主义式的改良；格奥吉•杰尔卢吉扬否定了苏氏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克雷格•卡尔霍恩则着重探讨未来资本主义出现漫长停滞、改良或被全新制度代替的可能性。五位学者通过就资本主义体系是否还能生存下去这一关键问题做出了精彩论断[8]。资本主义社会每一次危机的具体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一方面，我们看到危机的发生起因于社会支付能力消费的不足；另一方面，我们更应当看到，危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危机，必须找到它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必然导致国内乃至国际范围内的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人类之间的巨大的矛盾和鸿沟，这将是人类整体危机的警钟。克服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人类社会私有制的最高形态也是最后形态，建立合理而公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本次经济危机爆发的本质原因是资本主义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无法适应先进的生产力发展。经济危机的频频爆发说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经济危机的全球范围爆发说明，社会主义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
欧盟1997年通过了《稳定与增长公约》，为了防止欧元区通货膨胀，欧盟特别强调了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的规定。但欧盟的这一规定未能真正限制成员国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利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以引发欧债危机的希腊为例，希腊在2001年加入欧元区后，利用欧元区当时实行低利率政策之便，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举债搞投资，刺激经济发展。从2001年到债务危机爆发前的近8年间，希腊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借贷拉动。希腊人滥用廉价资本带来的便利、拼命举债的结果是对生产要素的过度的透支，一旦遭到外来的冲击，经济增长将很快出现停止，抗风险能力极其脆弱。为了维持日益增长的高福利和社会保障，政府举债规模不断扩大，造成财政入不敷出。当政府债务风险积累到一定临界点，导致危机的爆发。
从表面上看，欧债危机是欧洲国家高福利政策导致的政府债务负担问题，但从实质上看，一是世界主要经济体核心利益冲突的必然结果，二是部分欧洲国家未能处理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关系协调问题。就前者而言，众所周知，美元的强势地位是美国确保其对世界金融体系操纵的基础。欧元的问世在为欧元区带来一系列有益的变化的同时，却对美国构成了一系列的威胁:削弱了美元的地位，影响了美元长期左右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的格局；随着美元强势地位的弱化，其他经济体对美元储备数量调减，美国通过发行货币所获得的收益减少；作为同样是债务依赖性很强的美国和欧洲，欧元的地位越强大和稳固，越会在债券资源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美元的弱化，将使美国逐渐失去对债务的自由稀释便利。也就是说，欧元的问世对美元构成了直接的挑战，欧元的问世促进了国际金融格局的调整，却削弱了美元的霸权地位，降低了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因此，阻止欧元的扩张，确保美元的地位
不被削弱是美国强权经济的核心利益所在。从这个角度思考，美国对于欧元的扩张存在戒备心理，在必要的时候，通过对欧元的狙击来捍卫美元霸权地位是维护美国核心利益的必要手段。就后者而言，一国经济的增长和持续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壮大和合理的产业结构，一旦脱离实体经济，必然出现产业空心化格局。南欧国家在“去工业化”过程中逐渐脱离制造业，片面发展服务业和地产业，形成了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缺乏坚实的产业根基，将削弱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并产生严重的对外依赖。在此情况下，随着工资和物价的上涨，劳动成本增加，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减弱，加上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方放缓，政府维系高水平的社会福利的基础越来越脆弱，导致经济自身运行所创造的财富无法维持高福利，需要通过举债维持日益艰难的收支平衡。
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引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部因素、内部体制、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失衡的产业结构、难以协调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老龄化趋势、难以持续的高福利政策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了欧洲主权债务危的爆发。欧债危机虽然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欧洲的内部问题。
1、欧债危机的外部原因
就外部因素而言，次贷危机是欧债危机的主要外部原因。次贷危机迅速波及全球，欧洲在很短时间内遭受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为了应对危机，欧洲各国不得不救助处于困境中的银行业，使政府负担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激增。当美国次贷危机波及欧洲短期资金市场时，造成流动性紧缺，一些银行融资出现困难，引发了挤兑现象。2009年6月，欧洲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欧元区综合性银行大集团的资产大幅减少，各大银行在债务期限陆续临近时，普遍面临周转困难，加剧了欧洲银行资本金短缺的压力。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欧盟各国提供的金融救市资金总额累计接近3.5万亿欧元[1]，其中，绝大部分用于提供担保以扩大银行资金，缓解信贷紧缩的局面。另一方面，欧洲向美国提供救助造成一定程度的“失血”，从而使欧洲在随后面对自身的债务危机时显得捉襟见肘。次贷危机改变了欧洲各国的收支状况。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从2008年10月起，欧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在经历了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出现急剧下滑。经济增长减缓，造成消费需求减少，政府收入随之下降。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全球许多国家纷纷出台了各种各样的庞大支出计划，欧洲也不例外。欧洲一些原本是小政府的国家也开始向大政府转变，以拯救经济为由，各国政府开支急剧增加，进一步加大了原本巨大的政府债务，致使天量债务加身。各经济体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就业和经济增长，加大了财政负担，从而导致了主权债务风险的积聚，不断演化为危及全球经济的主权债务危机。
2、欧债危机的内部原因
一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原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欧元区北南之间在竞争力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是欧债危机的根源。包括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在内的“地中海俱乐部”成员国经济竞争力一直低于德国等欧元区北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欧元区国家为了维持社会福利，导致政府负责攀升，形成巨额政府赤字，政府为了救助处于危局的银行业也加大了财政负担，政府的过度负债行为导致欧债危机的爆发。
二是失衡的产业结构。刘明康分析认为，一些南欧国家产业畸形发展，服务业和地产业快速发展，实体经济相对脆弱，出现产业空心化状态，产业竞争力严重削弱[2]。无论是引爆欧债危机的希腊，还是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存在明显产业畸形发展的倾向，其脆弱的实体经济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难以抵御外来因素的冲击。
三是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的矛盾。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勇从深层次分析了欧债危机的原因，他认为，欧盟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是引发危机的根本原因。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各成员国自主决定财政政策，使欧元区国家在面临经济问题时只能采用财政政策手段，造成巨额赤字和政府债务[3]。欧元区的制度缺陷使成员国不能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只能片面通过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造成政府对债务的高度依赖[4]。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各成员国自主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在货币联盟条件下各成员国只能通过扩大财政赤字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尽管《稳定与增长公约》对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规定了上限，并对超过上限的成员国采取相应的制裁手段，但在统一货币政策框架内，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一旦超过限度，会迫使联盟内利率上升，财政政策扩张所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可以使成员国将财政赤字的代价转移到其他国家，从而加大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压力。就欧元发行机制而言，作为欧元区的成员国，必须接受欧元的发行机制，而这一机制会使各成员国政府债务失去在极端情况下的解除机制。加入欧元区后，不能通过增发政府债券的方式实现展期限，用跨期手段为解决危机争取充足的时间，也不能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增加货币发行，通过货币贬值减轻债务压力。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使主权债务危机无法通过财政转移手段加以解决。
四是老龄化与高福利政策。李勇认为，危机爆发的社会原因是为了支撑高福利而导致刚性的社会保障支出。刘明康认为，南欧国家存在崇尚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高消费、高举债的通病，使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国家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由于欧元区各国缺乏必要的协调，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税和社会福利政策相抵触。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受到削弱，长期形成的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只能通过政府举债支出加以维持，造成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债务增加。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巨大的政府福利支出使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在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不能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缺乏足够经济支撑能力的高福利制度下通过财政紧缩削减工资和福利，必然加剧社会矛盾。[5]
五是缺乏有效的监管。刘明康认为，在缺乏有效监管情况下的金融创新增大了金融系统风险，从欧盟层面看，金融监管欠缺力度。《社会科学报》报道，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4月7日发表了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沃尔夫冈•明肖的文章，他认为，危机的起因是欧洲大陆宏观经济的失衡与未能受到有效监管且过分资本化的银行体系联合作用的结果。[6]
欧债危机对加强我国经济安全运行的启示
通过对欧债危机进行深入分析，对我国加强经济安全运行有诸多启示。
1、把握合理的宏观政策刺激尺度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一个主权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两个最主要政策工具。两种工具通过松紧搭配的多种组合可以对经济运行实施有效调节，以求达到既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正如美国投资家索罗斯所言，任何一种成熟完善的货币体系都离不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共同作用，在出现困局时，央行提供流动性，财政部门负责处理公共债务[7]。欧债危机的爆发告诉我们，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需要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宽松的政策虽然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一旦投资规模脱离了实际，必将隐藏巨大的风险。因此，中国面对危机冲击和经济下行风险而出台相应的刺激政策时一定要掌握一个合理的尺度，既要防止因刺激而造成的产能过度扩张和政府负债的过度膨胀，又要防止政策的脉冲式调整对经济所产生的过大波动。如前所述，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的矛盾是引爆欧债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事实告诫我们，无论是动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一定要充分考虑两种政策的协调性，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调控必须适时、相机、协调使用两种政策手段，才能达到理想的调控效果。
2、加强监管，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的一个突出的焦点问题，虽然，地方政府债务在公益性基础建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存在比较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政府违规担保，二是一些地方政府超越自身财力举债，使政府偿债率高企[8]。到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大幅增加到10.7万亿元，占当年GDP的27%。虽然总量可控，总债务比也低于国际警戒线标准，但我国地方政府违规担保问题比较严重，且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绝大多数来自于银行体系，存在巨大的结构性风险。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的激增，一旦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引爆风险，不仅会加重各级政府财政负担，还势必对我国金融系统造成巨大冲击。鉴于欧债危机的深刻教训，我们应认真审视政府债务问题。虽然这几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从逼近3%的国际警戒线回落到2%左右，赤字占GDP的比重也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地方债务迅速扩张所隐藏的问题却不容忽视，应注意风险防范，特别是加强对潜在风险的防范，强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管理，增强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做好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防范工作应侧重思考:加强和规范债务管理，建立整体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掌握各类债务的具体情况，理顺和清晰界定投融资平台与政府的关系；加强发债管理，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无偿还能力的负债；适当调整地方和中央收入分配结构，适当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分配比例；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审计，实行动态监管，要防止地方债务导致的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应加强对平台融资项目的跟踪监测，落实项目资金的用途；建立健全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把地方债务收支分类纳入预算管理；严禁融资平台公司的相互担保，重点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以及由此引发的信贷风险和财政担保风险，深入探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转变为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的传递路径，建立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严控借新还旧的做法；加强地方债务发债主体的培育，改变现有的单纯依靠银行信贷的筹融资方式，逐渐向市场化筹融资方式转变，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降低银行风险和国家信用风险的几率，促进地方债务融资平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明确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逐步从竞争性行业退出，通过出售具有一定商业价值的经营性项目的方式，偿还公共产品投资项目的负债，降低地方政府债务率。
3、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发展状况是一个国家经济兴衰的基础，欧债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失去了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支撑。以引爆欧债危机的南欧国家为例，产业结构不合理，片面发展服务业，实体经济脆弱，经济遭受外来冲击时，缺乏维持经济增长的实体经济的支撑。相比之下，同样是欧元区的德国，其建立在先进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基础之上的发达而稳固的实体经济不仅使其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够迅速消除危局的影响，而且其明显的产业竞争优势能够使之成为稳定欧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中流砥柱。可见，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才能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才能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同时，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拓宽地方财政收入渠道，才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才能实现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发展实体经济，壮大制造业的实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打造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也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根本保障。
4、调结构，促转变，优化经济增长方式
长期以来，投资和出口是我国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人口红利不复存在、资源供给日渐短缺、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紧迫形势下，怎样改变过度依靠投资和过度消耗资源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尽快调整经济增长结构，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我国经济未来是否平稳发展的关键所在。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最关键的就是要通过建立良性的机制，提高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降低资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虽然欧债危机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次危机也为我们提供了促进我国改变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机会。避免依靠增加投资和过度消耗资源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向以内需为主转变；通过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公众收入预期，减少支出预期，提高内部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强大的内生动力；通过合理的机制消除内外资之间的歧视，激活庞大且日益边缘化的民间资本，降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的形成有挤出效应，使民资成为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新的活力；加快调整出口战略，从主要依靠欧美市场向更具广阔市场空间的新兴经济体市场转变；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调整产品结构，加大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能力，壮大制造业，培育产业核心竞争力。
5、加快健全社会福利制度，构建多重社会保险体系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加快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已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虽然高福利支出是主权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应认识到，富裕的民众是保持社会稳定、避免社会危机的基础。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都没有引发社会危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和欧洲的民众自身具有很强的抗风险的经济基础。相比之下，处在发展阶段的我国，长期以来处于高税收、低福利的状态，这种状态虽然不会重演建立在高福利基础上的欧债危机，但我国抗击债务风险的民众基础极其脆弱。一旦出现系统性经济危局，就可能因缺少福利环节的缓冲而直接引爆社会危机乃至导致社会动荡。与福利国家相比，低福利的我国民众更缺乏安全感，这也是制约我国公众消费、内需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通过加大福利投入，尽快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健全社会福利制度，解决民众的后顾之忧，提高民众抗风险的经济基础，才能从根本上拉动内需，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当然，推进福利制度建设、增加社会福利支出要把握合理的尺度。随着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推进，相关的福利支出也会越来越大，政府加大社会福利支出需要把握合理的尺度，福利支出的增长要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要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实现福利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否则就会加大政府的支出压力。虽然政府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主导力量，但如果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完全由政府负担，势必加重政府支出的压力。欧债危机的一个主要教训就是政府为维持高福利支出而背负巨大的财政包袱。因此，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应充分动员社会各方的参与，除了政府以外，要充分借助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构建相互结合的多重保障体系。在这个多重保障体系中，由政府负责最基本的保障，由市场和社会各方负责商业保障和补充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