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论文【精选7篇】

知识是贯穿于西方哲学发展史的一条主线,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就知识的问题有不同的论述。下面是小编辛苦为大家带来的现代西方哲学论文【精选7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并分享出去。

现代西方哲学论文 篇1

【摘要】时间是一个基础而重要的概念,所以对时间观的研究是有价值的。本文主要通过对西方近代哲学、现代哲学、当代哲学中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柏格森、海德格尔、德里达对时间及与时间相关概念的哲学论述的分析与比较,对西方哲学近代以来时间观窥见一斑,从大体上把握西方哲学与科学中时间观发展的脉络。本文将一些抽象的哲学观点通过比喻和图表解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为时间观的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关键字】时间;绵延;存在;分延

时间与所有存在息息相关,但却很难准确地定义。因而,时间观是一个基础而重要的概念。自古以来,许多哲学家、思想家都对时间进行过思考。随着哲学不断地发展,时间问题逐渐成为一些哲学家关注的焦点。在西方近代、现代、当代哲学中,出现与一些与时间紧密关联的哲学概念。本文就要将几个与时间相关的哲学观点进行梳理、阐述、分析与比较,对西方哲学近代以来的时间观进行一些探讨,并反思其变化,对这些时间观的本身正确与否暂且不予置评。

一、三位著名哲学家的时间观

1、绵延与时间——柏格森的时间观柏格森是西方近代哲学中非理性主义生命哲学的代表哲学家。柏格森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绵延。绵延是真正的时间,真正的时间是连续的,是质的连续不间断的变化,这种变化既不可分割,也不可测量。实在的本质是绵延,眼前的物质只是绵延的一个“截面”。同样,人的真正的自我,并非形而上的自我实体,也是一种绵延。因为空间是可以分割的,所以对空间的研究可以采用理性。但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时间,应该使用直觉。因为理性活动截断了绵延,而直觉可以从整体上把握绵延本身。一团火焰在空气中燃烧,其形态在时间中不断变化,每一刻都是不相同的,这就类似于绵延。如果用照相机去拍,可以得到一个瞬间的火焰的形态的照片,但如果用这张照片和正在燃烧的火焰进行对比,会发现火焰形态在很多细节上不同。照片上的火焰形态是截断了火焰形态的绵延产生的,它丧失了不断燃烧涌动的本性。所以运用理性去分析绵延上的某个片段,就好像用照相机拍一张火焰的图片一样,是徒劳无益的。如果想了解绵延本身,靠截取是无用的,只能用直观。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可能同时两次踏进一条河流。”柏格森的时间观:

2、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的时间观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主张“悬置判断,面向事件本身”。所谓的“现象”是悬置理性思维,直观事物本身呈现出来的普遍共相。海德格尔则认为胡塞尔现象学还原后的“对象本身”,还只是自己显现出来的“存在者”,有些是真相,有些是假象,而使“存在者”开显出来的“显示”更为重要。这种“显示”就是“存在者”自身的“存在”,或者说“存在者”如何“存在”。运用理性、直觉可以认识、把握“存在者”,却无法体验“存在”本身。只有作为深层感性的“烦”,才能将“存在”开显出来。这是海德格尔运用现象学原理,对传统哲学中理性、直觉等概念进行“悬置”后,直面事物本身的产生的领悟。可以说,“存在者”还是一种认识对象,而“存在”则不是一种认识对象,它甚至不是一种“对象”,只是一种呈现,一种过程与状态。“烦”是因为“此在”感受到自身及其他存在者“活生生地存在”而产生的深层情感。根据佛洛伊德学说,人的心理活动分为意识、前意识、无意识三部分。意识只是心理活动的“冰山一角”,无意识才是“除一角外的整座冰山”。理性是意识的自主性活动,直觉是比理性根本的意识直观感觉,而更为根本深层情感“烦”则与无意识有联系。所以,“烦”比“思维”、“直观”更为贴近人的真正存在状态。海德格尔认为“存在”即“此在”的“在场”,由此产生了“现在”。将“现在”作为分界点,“过去和将来”也随即产生。这三种时间状态对应“此在”三种存在状态:抛掷态(过去),沉沦态(现在),生存态(将来)。但是,“此在”永远是存在于“现在”的,而“过去与未来”只存在于幻想和想象当中,所以此在的三种存在状态是并列、交织于现在的,三种存在状态并没有先后之分。海格德尔的时间观:

3、分延与时间——德里达的时间观西方当代解构主义的代表哲学家德里达提出“分延”概念,将词与物的关系由能指到所指的纵向关系(由索绪尔提出)转化为由能指到能指的横向关系。“分延”是文本中能指到能指的不断区分与推延,将一个能指从其他能指中区分出来,推延到一个新的能指,由于文本无法创造“所指”,所以只能不断创造新的“能指”将“所指”推延,因此分延是无限的,“所指”永远“不在场”。能指不断地分延,是一种时间性的过程。能指的分延路径称为“踪迹”,把握“踪迹”即顿悟,但是这种顿悟并非“所指”真正的“在场”,只是把握了“踪迹的踪迹”而产生的一种“到达所指”的朦胧幻觉。这就好比一个人要去某个地方,道路错综复杂,而且终点离起点无限远,因此人在走的时候就不仅需要知道走的道路,还得知道怎么选择合适的道路去走,才能走向终点,如果走路的时间也是无限,那么这人就可以到达终点。同样,把握“能指”分延的“踪迹的踪迹”,相当于把握了整个“踪迹”(虽然是无限的),产生了一种“到达感”,似乎“所指”已经“在场”。这又好比面对一个无限的数列,虽然可以找到其通项公式,计算出其任意一位的数值,似乎是把握了这个数列,但无论你算出哪个数字,都还有更大(更小)的数字,你无法到达无限的边缘。因此,该踪迹没有终点,主体对能指运动踪迹的把握只是一种“顿悟”。从德里达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不仅能指可以分延,能指的差异也可以分延,因为能指的差异也是一种新的能指,因而可以分延。人对“时间”的顿悟就是由不同的能指之间差异的踪迹形成的,即两个(或多个)能指之间的差异分延到另外两个(或多个)能指之间的差异,这种不断的分延形成的差异的踪迹,对不同差异的踪迹的把握,产生类似对点状“现在”的顿悟(并不是“现在”的终极意义)。但是,由于踪迹不断分延,差异的踪迹也是如此,所以点状的“现在”(作为被真正理解的意义上)永远无法到达,而其“所指”也并非一个实体。因而,点状的“现在”被解构了,导致“过去”与“将来”也随即被解构,最终导致线性化的时间也被解构。德里达将“点”变成一个无法完全把握其意义,只能顿悟的能指撒播的“踪迹”。由于,“时间线”是由无限的“时间点”构成的,所以“线”无法真正被构造出来的——只能无限接近,永远无法真正成为。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德里达的时间是一种非线性化的无法真正理解的时间,而只能通过“顿悟”去把握。德里达的时间观:

二、三位哲学家观点的比较

1、生命的本质与存在的本质——柏格森与海德格尔的“异”

(1)直觉与情感柏格森倾向于用直觉把握绵延,海德格尔则倾向于用深层情感“烦”体验存在。柏格森认为生命的本质是一种绵延,而绵延是不能被分析的,只有直觉可以把握绵延;海德格尔则认为存在的本质就是“此在在场”,而“此在在场”产生“现在”,“现在”产生“时间”,理性与直觉只能把握“存在者”,只有通过深层情感“烦”才能体验到“存在”,存在的本质就是时间。

(2)特征与来源柏格森关注的时间的特征,海德格尔则关注时间的来源。柏格森提出时间是绵延,是将时间作为对象进行研究,研究时间的特性、特征,即时间有什么特点。海德格尔则重点研究存在与时间的关系,认为时间就是存在的本质,而时间产生于存在(“此在在场”),时间相对于“此在”才有意义,与“此在”联系密切。

2、“此在的在场”到“差异的踪迹”——海德格尔到德里达

(1)由“此在”到“差异”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是“此在”开显出来继而产生的。德里达则认为比“存在”更为根本的是“差异”,有“差异”才有“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才有“此在”与“存在”的区别。所以,“差异”是一个比“此在”和“存在”更为根本的概念。

(2)由“在场”到“踪迹”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者“存在”是一种“在场”的状态,正因为“在场”才有“现在”,在场是一种显现。德里达则认为“在场”只是一个假象,所谓的“所指在场”只是掌握了“能指”分延、撒播的“踪迹”。“踪迹”是通往隐秘的道路,所谓“在场”是道路的终点,但德里达认为这条道路是没有终点的。因而,踪迹是一种隐匿。

三、西方哲学史上重要的时间观简述

历史上哲学家的时间观简述:通过上表可以发现,哲学史上时间观的发展大致遵循了客观化解释与主观化解释的交替的脉络。观念的发展类似一个圆,重新回到起点,但却达到更高的层次: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格森是一个圆(主客观是分离),从柏格森到德里达又是一个圆(主客观交融),第二个圆比第一个圆层次更高。另外,科学史的时间观也发生重大、颠覆性的变化。时间由线性绝对,变成非线性相对的;由均匀地流动,变成不仅可以收缩膨胀,而且可以倒流。将两个表格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哲学理论与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大体是一致的,即否认线性绝对时间观。

四、结论

哲学对时间的认识,从近代、现代、当代三位著名的哲学家的观点来看,由生命绵延阐述时间特点,转化为从存在的角度阐释时间,最终转化为从差异的踪迹角度去理解时间,使得作为生命绵延的纯粹时间,被“此在在场”斩断三分,与存在的三种状态密切相关,成为存在的本质,但最终因为此在无法在场被彻底解构了,成为由不同能指间差异地分延的不同踪迹。海德格尔将线性时间横向截断,而德里达却将时间点纵向解构为一个差异无限分延的踪迹,只能靠顿悟去把握。“现在”作为一个“点”不复存在,而成为一条“射线”。因此,宏观的线性绝对时间观被解构,留下了非线性的、相对的、理性无法真正理解的“不在场”的时间观。

参考文献

[1]赵敦华著。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赵敦华著。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现代西方哲学论文 篇2

摘要:上帝死了之后的西方哲学留下种种思考的问题,尼采说上帝死了,其实上帝在有人签发哲学死亡通知的时候已经死了。是不是哲学要走向终结了?或者用什么方法走出困惑,这就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西方哲学哲学终结价值重建存在批判上帝

一、引言

在后现代主义话语中,上帝死了,哲学终结是一个热门话题。其实对于哲学终结的话题并不是后现代主义的专利。自从黑格尔哲学体系于19世纪中叶解体之后,西方哲学家们就有危机感。维根斯坦和黑格尔不约而同得出“哲学终结”的结论。希腊人发明哲学之后,人们就对几千年来的西方哲学而为了同样的问题进行争论不休。事实上,这些争论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面对危机,后期维根斯坦从日常语言分析入手,他认为:“哲学是一场反对语言困惑思想的战斗。”维根斯坦还说:“没有一个方法,但确有类似于各种治疗的方法。”后人把这种哲学观称之“治疗性哲学”,它通过消除哲学问题来治疗“哲学病”。然而,哲学问题被消解之后,哲学将不复存在:“哲学病”被治愈将不再有职业哲学家,所以也有人称之为:“自杀性哲学”上帝死了之后的西方哲学,面对各种危机,如何寻找出路。上帝真的死了吗?哲学真的终结吗?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同时在反思过程之中是否可以寻找出路。

二、马克思和签发“哲学死亡”通知

哲学家罗蒂说要取消哲学独特地位;德里达甚至说:“哲学死亡的问题应该是那些称之为哲学家的人的共同体的惟一问题。热衷决不是后现代的哲学家,现代西方两个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维根斯坦和黑格尔也是积极鼓吹者。

其实“哲学的终结”谈论决不是始于现代西方哲学家,在此之前,就有不少人给哲学签发死亡通知,其中最砌底的当属马克思。事实上,在1844年之前,马克思像传统哲学家一样,对于哲学予以最高的热情和尊崇。马克思在“第179号《科隆日报》社论”中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藏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

不久之后,情况有所变化。这个明显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通过把哲学的现实功能具体化,进一步强调了哲学的现实意义。哲学在马克思眼中的现实功能就是对现实的无情批判。他认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就是哲学,它的心脏就是无产阶级”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消灭哲学”的命题。他认为德国的实践派要求否定哲学是正当的,并且认为只有在现实中实现哲学,才能消灭哲学。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也是最后一条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与恩格斯将一切哲学都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因为它属于现存的意识形态,必然要随着现存的制度消亡。他们两人都认为黑格尔哲学既是的最大成者,也是哲学的终结。其实他们两人在宣布“哲学的终结”的同时,却代之以一种新的哲学。正如一位以色列哲学家说的,哲学史只是“哲学死了,哲学万岁。”的永久呼喊。事实上,恰好回应一位以色列哲学家说的,“哲学的终结”意味着哲学的不可能,但是同时又是矛盾的。证明哲学的死亡时候恰恰是通过哲学的论证和哲学的方法得出的。

在维根斯坦看来,“历来关于哲学事物所写的大部分命题和就此而设置的问题并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因而我们根本就不能回答哲学问题。而只能确定它们的无意义性。哲学家的大部分问题和命题都是因为不了解我们语言的逻辑而引起的。”维根斯坦认为这些问题并不是哲学问题,而是语言问题,并且证明这些问题是不存在任何意义的。他目的是希望获得一种“正确的逻辑观点”,理解能说的东西以及其界限。这样,哲学没有自己的特殊命题和特殊内容,而是完全变成功能性的,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他在通过自己论述达到取消哲学,但是他这种论述恰恰在构建一种元哲学的理论。在事实上,这种理论本身也是一种哲学主张,只是改变哲学主题,形式,也就是用一种哲学代替了另一种哲学。

海德格尔始终认为,“存在是哲学真正命题的和惟一的主题”。哲学不是存在者的科学,而是存在的科学,即存在论。海德格尔关心是存在问题,只有存在的哲学才有意义的,并且还强调哲学是存在的科学,而不是存在者的科学。其实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形而上学或存在论思想就把存在视为存在者的根据,存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存在。在研究存在问题时候,我们总有思考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存在。当我们去追问什么是存在的时候,而这个“是”本身就是一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是”等同存在,所以对于这个“是”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按照海德格尔观点或者他的思想,那么哲学就是存在哲学。鲁迅也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鲁迅的这句话是论证存在者是什么,其实意义都是在于人。存在主义者萨特认为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至少有一种东西它的存在是先于它的本质的,它是在可能被任何概念所界定以前就已存在了的,这样的东西,就是人,也就是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的实在性。这种思想本质上是说明这个世界的意义就是人的世界,离开人的存在,这个世界任何东西都不存在任何意义与价值。海德格尔这里讲的决定论不是对个别存在者的决定,而是对作为全体的存在者的决定。

在晚年的海德格尔却认为哲学在现时代已经终结了,同时他也把哲学的终结叫做哲学的完成。在现代,人们把哲学变成经验科学,哲学不再胜任思考的任务。因此,哲学终结是必然的,是一种归宿。

马克思觉得哲学与宗教,道德,政治和法一样,不是永恒存在的东西,而是属于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识。他的观点是如果产生哲学或者所属的社会制度注定是要消亡,那么哲学又怎么可能永久存在?人们在改变自己的现实生活的同时也一定会“改变着自己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按照马克思的想法,哲学是希腊人发明的,那么就不是从来就有的,所以消亡也是必然的。马克思关心是实践问题,如何改造这个世界。他还指出自己毕生关心和为之奋斗的只有一个问题,一个事业,这就是无产阶级和全体人类的解放。他从来不关心“重建本体论”或者“本体论转向”之类没有实践意义的问题。他使哲学变成社会改造实践的一部分,哲学不再存在思辨。于是,哲学也就终结了。

三、上帝死了,面对价值重建问题

尼采曾大声疾呼:“上帝死了!”他接下来说:“假如上帝没死,我就没法活!”当他说完这话不久就精神失常,很快就一命呜呼了。上帝死了,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上帝的尸体,还是留下一种终极的价值。上帝为什么会死?到底是谁把上帝杀了,为什么要杀上帝?那么死去的上帝会不会复活,耶稣死了,但是耶稣又活过来。我的死是为了我的复活,但是上帝复活了吗?上帝是什么?是一种终极价值体验,还是一种超验的存在。这些问题都是困惑现代西方哲学,也是现代西方哲学面对危机。面对签发死亡通知的现代西方哲学如何超越,如何走出困惑,这就是一种价值的反思。人们给哲学签发死亡通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上帝的儿子人把上帝杀了。

人们给哲学签发死亡通知,只是把上帝杀死,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让哲学终结。那么哲学并没有终结,只是在上帝死了之后面对各种困惑。上帝死了是不是价值轮回的表现,而这种价值是如何轮回的。在价值轮回过程是不是出现取代上帝的值体系,或者某种价值体系在重建之后实现这种取代。如果上帝没有死了,尼采就没法活下去。但是上帝死了,尼采也就发疯了。或许当人把上帝杀的同时也把自己杀了,这是价值的互毁。于是人们需要回归上帝复活的价值。

在这里,要面对的问题不是追究是谁把上帝杀了,或者谈论上帝死的原因,而是关注价值重建的问题。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思潮,重建本体论面对种种困惑,价值重建出路在何方?如果现代西方哲学是一种超验的存在,而超验的东西属于纯粹理性。纯粹理性如何避免理性的独断?康德认为:“纯粹理性在它的理念里并没有存在于经验范围以内的特殊对象,它所要求的只是理智使用在经验总和的完整性。但这种完整性只能是原则的完整性,不能是直观和对象的完整性。”反理性思潮出现是因为纯粹理性本身不去认识某个特定的对象,或者是无法突破这个完整性而使用范畴到自在之物上去。其实现代西方哲学是一个传统主题和主体性慨念不断被消解和解构过程。有一位学者说过,“实践的观点所突出的便不可避免地是能动性或主体性方面。”

从哲学史上看,西方哲学已经经历过三次危机,每次危机之后,哲学都获得了新生和繁荣。现代西方哲学危机已经进入了第四危机时期,而这次危机是否可以再次获得新生和繁荣?西方哲学传统三大主题———上帝,心灵和世界之后是否面临丧失的危机。努力重建本体论,复活上帝,或者再造上帝是否解决摆脱哲学危机。

现代西方哲学要至少面对三个问题,第一是“重建本体论”,第二是“本体论转向”,第三是“终结论”。重建本体论主张复活上帝,保留传统三大主题。本体论转向是主张哲学转变为与其他学科结合在一起的综合学科和边缘学科。终结论主张纯哲学的终结。

价值重建在发展过程不再是纯粹的重建本体论,在很多时候是本体论转向。有学者认为:“西方哲学将沿着跨学科,跨文化的大哲学的方向,最终将摆脱纯哲学带来的危机,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个人认为现代西方哲学发展本体论转向只是解决哲学危机的方法,最终还是会回归到“重建本体论”。一个人病了就必须吃药,但是康复之后就不再吃药了。我觉得西方哲学就是这样情况的,必须通过“本体论转向”获得新生和繁荣。

四、结束语

现代西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过各种困惑,经历过新康德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等。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原先流行的思潮突然失去影响力,但是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兴起,给原来现代西方哲学带来冲击。结构主义的哲学加入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进入哲学领域。

作为“后结构主义”的哲学代表人物福柯认为作为知识的主体和知识的对象的“人”已经不复存在,“人只是近期的产物,并且正在走向消亡。”“人像是画上在沙滩上的肖像,是可以被抹去的。”福柯自称自己是尼采主义者,在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他也喊出了“人死了”这一命题。

现代西方哲学需要走出危机,作为一种思辨方式,必须选择本质性的精神进行拯救,前提是人类精神能够全面自由的达到反思状态。 只有这样,现代西方哲学才可以最终实现“重建本体论”。

主要文献

[1]《良知与理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8月版。

[2]《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2月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4]《纯粹理性批判》康德著 韦卓民 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现代西方哲学论文 篇3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整个哲学史围绕着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问题的自觉和反思的层次,可以被划分为两次转向和三个阶段。古代哲学的源起。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是产生于“惊异”。宇宙万物的变幻神奇给人以巨大的惊诧感,于是,古代本体论哲学要寻求“万物的统一性”。但同时,古代本体论哲学没有从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出发去看世界。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则自觉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中去寻求二者的统一关系。哲学的任务由寻求“世界的统一性”转变为寻求“思想的客观性”的问题。而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则反对近代认识论哲学离开语言这个中介去直接断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它实质内容和真实意义,是把对思存关系问题的反思“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反省和逻辑学反思引向了文化批判。”把哲学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对思维把握存在的中介的考察上来,以中介化、历史性的思维方式去反思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以各种中介为核心形成了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多元的统一性原理。可以说,语言学转向具有不可忽视的哲学意义,它又一次以倒退的形式推进了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反思,丰富了人们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内在矛盾的理解。

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就产生于第一次哲学转向即认识论哲学转向已经完成,第二次哲学转向即西方语言哲学转向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卡西尔自觉的参与了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的变革,以文化为中介推进了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反思。同时卡西尔在传统哲学体系崩溃,现代哲学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双峰对立,陷入要么走哲学科学化,要么走哲学文学化的道路的困境之时,用符号意义功能的统一性,为现代哲学开辟了一条新道路。从而引领和塑造了时代精神,达到了其文化哲学的理论自觉。本文试图在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意义上重新审视卡西尔,以期揭示其在现代哲学转向中所具有的重大哲学史意义和地位。

一、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

近代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以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的。抽象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哲学的主要任务变为了寻求“思想的客观性”问题,即内在的精神和外在存在如何相符合,相统一的问题。经验论和唯理论各自以片面的真理展现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经验论认为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但它否认精神对感觉经验的超越性,把人的认识完全限制在人的主观观念范围内。将世界划分为意识内的世界和意识外的世界,最终只能走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唯理论则认为知识潜在于人的意识中,否认感觉经验是知识的来源,最终一切思维活动只能是纯粹主观的思维活动,精神世界和外在世界完全对立起来。

到了康德那里,思维与存在的抽象对立已经到了迫切需要统一的时候。康德综合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观点,他肯定了唯理论提出的人具有先验认识能力的说法,同时也肯定了经验论着重的感觉经验的重要性,提出思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认为人是用先天认识能力统摄后天经验形成知识,并给知识划定了范围。即知识的对象只能是自在之物反映于人头脑中的现象世界,自在之物(物自体)本身不是知识的对象。由此,康德在积极的意义上保卫了知识,否定了休谟的怀疑论。但同时,他并没有消解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的抽象对立,反而是证明了这种对立的不可克服性。

康德在进行重大哲学变革时提出,既然人们要运用理性认识能力才能形成知识,那么,在运用理性对事物做出判断之前,应先着手对理性自身的认识能力和认识的范围的有效性进行考察。这是任何知识得以可能的前提。由此,哲学的意义和作用发生了重大变革,即对于哲学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再是研究事物本身,不再是如何增进“知识的实质性内容”,而是满足于对知识的工具,对意识能力的考察。通过对意识的认识论反思,来解决“思想的客观性”问题。康德的整部《纯粹理性批判》都在力图完成这项任务。

可以说,康德的对认识工具的重视已经蕴含着现代哲学思维方式重大变革的萌芽,现代哲学正是要从“中介”出发去思考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新康德主义者的卡西尔正是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这一哲学革命。哲学的研究课题不再是认识独立于人类意识之外的存在实体。卡西尔提出“我们不仅要理解世界‘是什么’,而且还要理解世界‘从何而来’”。他指出,存在是以各种符号形式为中介,才得以被人类思维所把握的。“这些特定的符号形式并不是些模仿之物,而是实在的器官;因为,唯有通过它们的媒介作用,实在的事物才得以转变为心灵知性的对象,其本身才能变得可以为我们所见。”

卡西尔明确提出,“我们不需要放弃由康德发现并由他清晰地第一次提出来的这个基本的批判问题。我们现在必须引导批判问题去面对崭新的材料,但我们可能而且应当维护这个问题的形式。”康德对人类认识能力的考察主要是对逻辑理性能力的考察。因为在康德看来,真正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知识”的,唯有数学、物理学等由逻辑理性能力获得的自然科学的知识。虽然康德后来在《判断力批判》中对审美判断进行了考察,但他认为审美判断“不是知识判断”。可以说,康德把人文学排除在了知识的范围之外。

卡西尔认为康德对认识能力的划分标准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的,康德所处的时代,是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取得辉煌成绩的18世纪。这些科学的发展体现在了康德的哲学里,表现为他对纯粹数学何以可能,以及纯粹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的考察,从而为科学奠基。而到了卡西尔所处的年代,生物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科学的发展已经迫使哲学不能回避这些问题。

卡西尔要将康德进行的“理性批判”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其他的思维、判断、认知、理解的形式上”。神话、语言、宗教、艺术等符号形式“尽管与理智符号不相类似,但却同样作为人类精神的产物而与理智符号平起平坐……每一种形式都……是人类精神迈向其对象化的道路,亦即人类精神自我展示的道路”。“我们必须追问的不仅仅是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我们还必须追问每一基本功能的整体性和系统全面性的问题。”因为逻辑理性只能作为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条件,只是人类思维把握世界的一种认识形式,我们要对人文科学诸如神话学、语言学、宗教学、历史学等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拥有描述大千世界图景的力量,我们才会描绘宇宙的图景和人类世界的图景”。由此,“康德所发动的哥白尼革命就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扩大了的意义。”为此,卡西尔在其早期著作《符号形式的哲学》三卷本中,分别对语言、神话和科学三种认识形式进行了考察。而后又在其晚期的《人论》中,对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人类各种认识形式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从而将康德的意识哲学进而发展和改造成其文化哲学。

由此,由各种符号形式构成的人类文化整体成为了沟通思维与存在,属人世界和自然世界的中介和桥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由认识论哲学的心灵与物质实体的抽象对立的形式转变为以文化为中介的辩证统一关系。因而,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关系只有通过对人类思维创造的各种符号形式的考察才能被揭示出来。因此,文化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诉诸于对文化这个中介的考察,通过文化批判来自觉反思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可以说,这种中介化的思维方式是现代哲学的共同特征之一,也是其超越传统哲学而实现的思维方式上的重大变革。现代西方哲学各主要流派的基本特征就是,“它们都试图找到某种扬弃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抽象对立的中介环节,并以这个中介环节作为统一性原理而提供现代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伽达默尔的意义哲学都是以中介化思维方式为特征的现代哲学主要流派。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即是抓住了文化(或符号)这样一个中介环节,形成人与世界的统一性原理。它以追问和具体研究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文化中介的方式,推进了对思维与存在问题的反思。

二、文化世界与功能的统一性

这种以文化为中介的哲学的重要特征就是突显了人的文化世界。在卡西尔看来,正是“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与其他动物相比,人不仅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世界中,人还生活在一个“新的实在之维”——符号世界中。并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会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这个理想世界是由宗教、艺术、哲学、科学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为他开放的。”因此,一个区别于自然世界的属人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文化世界。正如他所言,“在语言、宗教、艺术、科学中,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建造他自己的宇宙——个……符号的宇宙”。由此,文化在卡西尔这里就不仅具有中介的意义,而且具有本体的意义。

但这个文化本体不再是传统哲学设定的那种恒定不变实体,而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这种中介化的现代哲学意识到了人的历史性和有限性,不再像传统哲学那样总是“以追求思维把握和解释世界的全体自由性为目标。传统哲学总是要追求至真、至善、至美,从而为人类确立“安身立命之本”。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全部传统形而上学家总是想超越人类的历史发展,一劳永逸的实现思维把握存在的全体自由性。这充分体现了人类思维的“至上性”,但却没有认识到人的历史性、有限性。

卡西尔拒绝像传统哲学那样去寻求确定的实体的统一性,而要寻求“功能的统一性”。他强调,“在文化的宇宙中要宣称有一种绝对存在和实体性是荒诞的”。“我们必须用功能性的理性思想取代黑格尔体系中统摄和弥漫着的实体性的理性思想。”不能把理性看做是一种恒常存在的实体,而“必须在精神自身持续不断的劳作中去寻找理性”。

在这一点上,卡西尔特别赞同学者威廉·冯·洪堡对语言的看法,“语言乃是一种功能,而并非一些被影响下的结果”。“语言并非一单纯之产品,而是以持续而且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在卡西尔看来,洪堡的这一表述不仅仅适用于语言,而且适用于所有符号形式,所有文化产品。语言、艺术、宗教、历史、科学等每一种符号形式都是一种“生产性活动”,它们各自以其特性和个别的方式,展现着人类精神持续不断劳作的过程。这个过程揭示了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以符号为中介,通过劳作构建的历史性的对立统一的关系。

卡西尔强调“这种统一性不能以一种体系化形而上学的方式被看作是简单的、不可分割的实体。它不能用纯属实体性的方式去描述。它必须用功能性的方式去理解和界定——即是以关系、活动、运用的方式去理解和界定”。“我们寻求的不是结果的统一性而是活动的统一性;不是产品的统一性而是创造过程的统一性”。

同时,卡西尔意识到了要在人的历史发展中,要在对人类文明史的发展的考察中去追求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关系。而不是像传统哲学那样仅以哲学家个人头脑中的思辨活动去把握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思想。正如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指出的那样,“全体的自由性,与各个环节的必然性,只有通过对各环节加以区别和规定才有可能”。

文化哲学要在对人类的文明史的考察中历史的把握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关系。由此,卡西尔特别注重对他所处时代所取得的最新科学成果的考察和吸收。他认为,哲学要有所发展,“只能借助具体科学的紧密联合和合作”。只有如此,哲学才能把握时代精神的状况;只有如此,哲学才能形成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卡西尔在达尔文、乌克威尔等生物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考察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形成了人是符号的动物的观点;现代物理学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提出,为卡西尔提出从结构和功能角度阐述人类文化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基础。同时,卡西尔还吸收了语言学、心理学、历史学等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它们进行考察。通过对这些具体科学成果的研究和吸收,用他的独特理解,使其文化哲学较之康德时期的哲学有了新的内涵,成为了他所处时代精神的精华。

由此,卡西尔就以一种历史的、生成的统一性思维方式超越了传统哲学寻求确定的、实体的统一性思维方式。从丰富的另一个侧面揭示了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内在矛盾。人类所追求的真善美都不再是一个确定性的绝对。而是自己时代的绝对、历史的相对。这体现了现代哲学对本体观念所实现的深刻变革。从实体性的绝对化的思维范式转变为历史性的、功能性的理解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

三、“卡尔纳普问题”的卡西尔解答,现代语言哲学的可能进路

可以说,以中介化、历史性的哲学思维来拒斥传统形而上学,是现代各哲学流派体现出的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这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拒斥是以高度重视从哲学上去研究语言为重要特征的,也就是实现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语言转向”。现代哲学将研究重点诉诸于对语言的考察,是将语言作为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中介,以后退的方式推进了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反思。同时,也是将语言视为人的存在方式,通过对语言的考察来反思人的存在方式。

从这一角度看,现代哲学对语言的不同理解,也就是对哲学本身的不同理解,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不同侧面的反思。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鲁道夫·卡尔纳普曾经对语言功能进行了划分,他将语言的功能划分为“表述”和“表达”两种。并以语言的两种功能对传统哲学进行批判,要求重塑新哲学。事实上,现代哲学面临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卡尔纳普问题”。

卡尔纳普将语言的功能划分为“表述”和“表达”两种主要功能。语言的“表述”功能是对事物进行描述、判断。其命题是可验证的,是包含知识的真命题;语言的“表达”功能是对人的情感的抒发,无所谓真假,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不对事实做判断,不包含知识,不具有理论意义。

卡尔纳普以语言的两种功能对传统哲学进行分析和批判。结果宣称,传统哲学的命题(如“世界是火”,“世界是水”)“自命传授一种比经验科学有着更高水平的知识。”实际只是用语言的“表达”功能执行语言的“表述”功能的工作,这些命题“给予知识的幻相而实际上并不给予任何知识”。卡尔纳普最终得出结论,“所有这些哲学的论题都是没有经验内容,没有理论意义的;它们是假问题”因此,卡尔纳普要求拒斥作为“没有意义”的“假命题”的形而上学。要求用科学的哲学代替传统哲学。这一重塑的新哲学的任务就是对科学的概念、命题进行逻辑分析。由此,哲学称为科学的一个分支,作为“科学的逻辑”,成为“科学的副产品”。

可以说,卡尔纳普基于语言功能的划分而对传统哲学进行的批判有其深刻之处,其深刻之处在于他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传统哲学的根本前提,即企图超越科学、超越人的历史发展去寻求绝对的确定性,要求对世界做出普遍说明和终极解释的幻想。

但其对新哲学的重塑亦有其浅薄之处。他在拒斥传统哲学,重塑新哲学的同时,将自然科学看作人类理性发展的最高成果和代表,将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供在哲学祭台的中央,把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当作衡量一切认识方式的标准和尺度。要求哲学成为“科学的副产品”,成为为科学澄清逻辑语言用法的工具。实则封闭了哲学称为科学的传统哲学知识论道路,同时也使哲学丧失了作为表征人类自我意识的世界观理论而与其他符号形式进行对话的职能。

遗憾的是,面对卡尔纳普对传统哲学的批判,而后的现代哲学却囿于卡尔纳普对两种语言功能的划分,要么对哲学具有“表述”功能的辩护。要求哲学走“拟科学化”的道路,即就是现代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要么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语言的“表述”功能的研究可由科学承担,哲学应专门研究语言的“表达”功能,哲学应自觉执行“表达”功能,走“拟文学化”的道路,即现代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无论科学主义思潮还是人本主义思潮都是以语言为中介来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独断或思维与存在的抽象对立。但同时,二者却都是片面强调了语言的某一功能。两者的共同误区就在于它们各自囿于语言的某一种功能,使哲学被迫只能走哲学科学化或是哲学文学化的道路,从而使哲学不能超越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

面对现代哲学陷入的卡尔纳普问题的困境,卡西尔通过对符号功能的意义理论的阐释,为现代哲学走出困境做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尝试,开辟了一条新道路。可以说,卡尔纳普问题的实质是将语言的功能要么看作是对人类心灵情感的摹本,要么看作是对外在事物的摹本。而卡西尔则反对这种观点,正如前文所述,卡西尔十分认同洪堡对语言的看法。即语言不仅是“产品”,而是一种“功能”。这一功能的进展“愈来愈清楚确定地位人类勾勒出他所谓的‘世界’之轮廓”。

语言不只是词语和音阶的结合,而是一个意义系统。从语言发展的历时性来看,我们会觉得人类早期语言在词汇、音阶的丰富性方面非常匮乏。但事实上,每一时期的语言都表征着当时人类的世界图景、民族精神和生存状况。“人类言语的所有形式,就其以清晰而恰当的方式成功地表达了人类的情感和思想而言都是完善的。所谓的原始语言,就其符合于原始文明的状况和原始心灵的一般倾向而言,与我们自己的语言之符合于精致深奥的文明的目的并无二致”。从语言发展的共时性来看,语言之间的区别,不仅是符号与音响之间的差异,而是世界观的区别。“每一种语言形式都表达了一种独一无二的‘世界观点’,表达了思想与表象的一种独特的基本方向”。

卡西尔进一步认为,对语言的理解可以适用于所有符号形式。卡西尔将符号功能分为三种,即“表达(expression)”、“表述(representation)”和“指义”(signification)。其中表达功能最具代表性的符号形式是神话:表述功能最具代表性的符号形式是语言;指义功能最具代表性的符号形式则是科学。这种划分与卡尔纳普对语言功能的划分不无类似之处。但卡西尔强调,无论符号的表达、表象还是指义的功能,都绝不仅仅是对外在事物的模仿,或是仅仅是对人类心灵情感的表达,它体现着人类创造一个属人的世界的精神力量。

在符号的每一功能中,都蕴含着意义。符号是人类意义世界的一部分。符号正是由于其对意义的承载,才得以与信号区分开来。每一个符号都是一个意义整体,是精神借以表达自身的载体和形式,没有未被赋义的符号。每一种符号形式都创造了一个意义世界。在卡西尔看来,神话形式不是早期人类思维的幻象,而是一个前逻辑的人类世界图景,其最典型的特征是“部分代替整体”。例如在某些巫术中,如能获得一个人的头发或指甲,就等于获得了这个人;在早期的祭祀仪式中,能否准确的呼唤出神灵的名字对于祭祀仪式的有效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神灵的名字与神灵是同一的。而在语言形式中,卡西尔明确指出,“一个感性的知觉体验同时包含着一个确定的、非直观的意义于其中并将此意义直接而具体的展现出来”。卡西尔以聋哑盲的孩子海伦·凯勒学会语言为例,当她发现每一个事物都有一个名字,一个新的世界就像她敞开了。如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就这样产生了。意义理论对于作为符号指义功能的代表的自然科学也不例外。“我们一切关于自然的知识都最终建立在自由活动和理性赋予自己的立场之上。”因此,包括科学、神话、语言、艺术等所有符号形式都是精神展示自身的不同方式,“这样一个由自我创造的记号和图式所构成的世界,恰恰是所谓的客观现实的对立面,它在自给自足的‘外壳’和原初性的力量中宣示出自己。”这样的“宣示”的产物,就是属人的世界。

符号的表达、表述和指义虽被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基本功能,但其共同的作用是创造一个属人的世界。只是在不同的符号形式中,意义被赋予的形式和结构不同而已。例如尽管米开朗琪罗、达·芬奇、与阿雷蒂诺等人彼此之间有巨大的不同甚至对立,我们仍把他们都称作“文艺复兴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彼此相同或相似,而是因为他们一同参与了一共同的使命”。即他们每一个都以其自己的方式参与缔造了我们所谓的“文艺复兴的精神”。正如上述例子一样,神话、艺术、历史、科学等如此分殊的符号形式。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形式的整体”,能够不失去其“统一的结构”就在于它们都是“以千般彰显方式和千般面目展现出来的‘同样’的一人类而已”。

对卡西尔来说,精神不是先验的认识主体,也不是一个和物质实体相对立的精神实体,而是人的意识的能动性和创造功能。这种功能是“非直观”的,只能通过对其载体即各种符号形式的考察得以认识。符号形式哲学就是要成为一门“语法学”,研究不同符号形式的“习语”和“表达”。就是要揭示不同符号形式的内在结构和不同的赋义功能,揭示出其作为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的特征所在。这正是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价值之所在。

可以说,意义问题是卡西尔文化哲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人的世界就是一个意义世界,对符号功能意义维度的揭示,是卡西尔对卡尔纳普及其后的科学主义、人本主义思潮最根本的超越。认识论问题和真理问题只是意义问题的特殊情况而已。因此,卡西尔拒绝像卡尔纳普那样,将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供在哲学祭台的中央,也拒绝将神话、艺术等任何一种认识方式置于其他认识方式之上。我们看到,囿于语言的表述功能的科学主义思潮或囿于语言的表达功能的人本主义思潮,由于其对语言意义维度的忽视,只能使哲学要么沦为科学的副产品,要么沦为文学、艺术的副产品。这两条道路都使哲学丧失了作为人类把握世界方式之一的独特功能。而在卡西尔看来,哲学的独特功能就在于揭示符号各功能中的意义,通过对各种符号形式的内在结构和赋义形式的揭示,来考察人类精神中共同创造人的意义世界的不同力量。

由此,卡西尔通过诉诸于蕴含在符号功能中的意义理论的阐释,使得现代语言哲学得以走出囿于语言的“表述”或“表达”功能,只能要么科学化要么文学化的困境。超越了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形成了诉诸功能统一性、表征意义的文化哲学,为现代语言哲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从而实现了哲学与其他符号形式的对话。实现了哲学对人类世界观和民族、时代精神的表征。

四、结语

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是以文化为中介确立起了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统一性原理,以后退的方式自觉的推进了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反思。同时将文化视作人的存在方式,赋予了文化以本体意义,并以功能的统一性代替了传统哲学的实体统一性。并通过对符号的意义理论的阐释,为现代哲学走出要么科学化、要么文学化的困境开辟了新道路。可以说,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对于其后的现代哲学乃至当今哲学仍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以人的历史活动为中介而探索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这是整个现代哲学的共同特征”。但是,人的历史活动是由丰富多样的环节内在构成的。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风别抓住了人的历史活动的某一个环节,以其作为构成人与自然世界对立统一关系的中介、桥梁,并对这个中介环节片面夸大,从而形成了现代的唯心主义哲学。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尔亦是抓住了文化这样一个中介环节,形成人与世界的统一性原理,建立其符号形式的哲学,也就是他自己所称的“批判唯心主义的文化哲学”。然而抛开这个局限,我们应看到,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反思的推进,具有不容忽视的哲学史价值。

现代西方哲学论文 篇4

最初接触尼采,只知道他自诩为太阳,感觉他是世界上最狂的一个人,后来通过上课和网上查找资料,感觉尼采并非是自诩为太阳,而是他病痛的身体实在一天也离不开阳光,而他的情绪,简直就依赖着阳光在支撑每一天,他的生活行程追逐着太阳在欧洲的步伐。所以他爱太阳,温暖的阳光就是他的生命。

尼采全名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年10月15日出生在德国撒克森州境内,是西方文化史中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他通过宣告上帝之死而摧毁了传统的精神哲学,建立起一种现世的和个体本位的生存实践哲学,并因此成为现代西方文化的奠基人之一。现代西方文化的主流思潮大都可以在尼采那里找到渊源。他的超人学说作为尼采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西方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尼采心中的理想世界就是“超人”的世界。超人是上帝的征服者和虚无的战胜者。“超人”这个普遍的但不彻底的概念,意味着在虚无主义的历史中以现代方式思考人类本质,意味着对迄今为止的人的超越,超人不是人,更不是一种超级人。超人也不是个体,而是个体一项活动的总称。“超人学说”的超越性主要表现在:

一、尼采的超人学说的超越首先在于使人类的超越理想从天上回到大地,因而恢复了人类超越理想的属人性

尼采提出超人理想的直接目的是否定上帝。他是在宣布上帝之死的同时提出超人理想的。上帝和彼岸世界都是人类的作品和人类的错误。人作为肉体由于对自己和大地失望而虚构一个彼岸世界并幻想筑居于其中,但它不过是属于肉体和大地的幻想。对于尼采来说,爱超人与有人类是一回事,因为超人是人类进化的超越目标。爱人类就意味爱超人,亦即热爱人类的自我否定:这种自我否定是对生命神圣的肯定。而且,人类因为作为一个类有了自己的超越理想而更现实地成为一个类。尼采认为诸神和上帝是民族的目的,因此,尼采提出超人这个属于人类的超越理想是为了使人更加现实地成为一个类,并作为一个类自我超越,实现大地的意义。

二、尼采的超人学说之超越性其次在于超越了统治与服从的二分法,指出了与超人理想一致的新型社会关系——创造者与创造者的联合

上帝本质上是圣化了的精神。尼采创立超人学说的目的就在于用超人这一属于现实世界的超越理想代替上帝,摧毁关于上帝的说教所支撑的统治与服从的二分法,创造新型的社会关系,使具有独立设计自己生存道路能力的个体诞生。

面对超人立场这一原初立场方式使个体将自己作为超越者确定下来。以超人为目标的实践必然使个体相互超越,所以,个体作为创造者的共同创造关系创造着他们之间的距离。尼采因此认为人类是不平等的:“我不愿意被杂在平等之说教者一起而被视为他们之一。尼采嘱告人们:“别怨恨那登在你们之上而达到了自己的高度人。”创造者这种联合中的冲突使人类个体在相互超越中走向超人,达到新的高度,在使万物更加完满的同时使自己更加完满,最终形成更美好和强壮的族类。

三、尼采超人学说之超越性还在于赋予婚姻、死亡和个体的自我超越以生存论——本体论意义,指出个体实现超越理想的具体道路

尼采通过赋予婚姻、死亡和个体的自我超越以生存论—本体论意义而指出了走向超人的具体道路。人类的超越理想不再是人只能崇拜的对象,而是人通过生存实践向之进化的具体目标。所以,尼采在指出走向超人的道路时进一步恢复人类超越理想的属人性。

四、尼采超人学说的主要欠缺于未能领受到超人是永恒的理想和没有正面肯定人梯的价值

尼采的超人学说在超越了先前的超越理想的同时存在着严重的欠缺。这欠缺首先在于没有领受到超人是永恒的理想,而将超人当作有朝一日会诞生的实在,此实在因超越人类而成为更高级有存在者。我们曾将人定义为设计存在的存在者,并且,人作为设计存在的存在者所设计的归要结底是他的生存,因此,人总会设计出超越他的当下实在的理想存在;当此理想超越人作为类的实存时,它便会被认作超人类的。诸神、上帝、超人都是这样的理想存在。超人学说高于神话和宗教之处在于领受到了超人是大地的意义即人生存实践的目标,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人类超越理想的属人性。

尼采本质上是一个诗人哲学家。他的浪漫主义气质既使他具有理性主义者给以企及的激情和创造性,也使他的作品具有语义上的不确定性这一欠缺,并最终使他走向了相对主义。尼采是自相矛盾的,这是许多西方学者也承认的事实。超人学说的主要欠缺都与此有因果关联。明确这一点对我们正确评价尼采哲学有重要价值。

我深深敬佩着这个被称作狂人的哲学家,他身体瘦弱,有着一双大大的、敏感的眼睛。他选择的生活道路,就是在今天,也没有几个人敢于尝试。

现代西方哲学论文 篇5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变得日益密切,尤其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得全球间的信息传递不断加快。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外资不断涌入国内,与此同时,外来文化和思想也纷纷影响到了不同阶段的人们。随着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上的日益密切,彼此之间的文化观念也开始逐渐融合,然而,在全球范围之内,大量道德滑坡有损社会公平正义的事件时有发生,这对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此,本文将对近现代西方哲学文化进行剖析,来对其思想道德观念中積极的部分进行学习,丰富我们的传统道德观念。

一、研究的意义

由于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在学术领域,目前缺乏对于此方面的研究,因此借助于这次的研究能够来弥补在学术研究上的不足。道德问题的发生,是由于群众受到了众多道德观念的冲击,造成其思想道德上的混乱,本文将对道德观念和非道德观念进行分析举例,探索不同道德观念产生的背景和原因,来寻求其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同时,借助于道德研究,能够对目前我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进行解决,同时能够追究道德问题出现的根源所在,这样的方式能够促使社会公众逐渐加强对于道德的重视程度,在社会宣传上鼓励公众进行积极的道德宣传教育,在社会形成积极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

二、道德观的分类

(一)理性主义道德观

顾名思义,理性主义道德观就是以人的思维理性为基础来对道德的概念进行定义并加以规范。然而,在理性主义道德观的形成上,不同学者之间并没有形成达成相应的共识,其既可以被认为是由于人类思维所致,在日常行为活动中所默认形成的社会群体自觉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规范,也可以理解为由于理性思维的影响,在日常行为活动中所产生的社会习俗和社会偏向。理性主义是对人类思想智慧的发展和总结,人类通过思考和探索来得出对于世间真理的探索,但是理性思维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由于缺乏对自我的正确认识,容易由于极度自信从而导致思想的偏差。

(二)非理性主义道德观

非理性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源自西方哲学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观点和理论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在摆脱过去依靠理性思维进行主导的情况,使得人们对于社会道德的定义和规范更为的广阔,在非理性思维的主导下,构建了科学合理的分析体系,使其形成系统性的研究科学。在道德领域上,非理性思想的影响力也在逐步扩大,人们开始渐渐习惯将非理性思想运用到道德观念当中。

三、道德观念的规范

对于理性道德观来说,其是一种利己主义的体现,由于人类的行为活动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私心,因此道德变成为了用以满足个人私利的工具,即便一个人的行为目的不是出于一定的私心,也会出于一定的目的。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集体观念和集体利益的冲突,因为人不可能在社会中孤立存在的,因此,在行为活动中必须考虑到集体利益,为了满足和实现集体利益,必须构建和谐良好的社会环境,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也不能够忘记集体的利益。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需要抱有长远的眼光,不能够因为眼前的利益而最终损害了个人同集体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甚至会使得社会环境陷入困境,引发信任危机,造成极为不利的社会影响。作为个人来说,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到周边的利益状况,为社会营造出良好的和谐氛围,有助于良好道德规范社会的形成。

非理性道德观念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如果人人都站在自身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行为活动只关心自己的利益问题,那么社会稳定将难以维持,久而久之必将爆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严重损坏社会稳定。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必须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去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和探讨,为了社会道德的有序进行,人们在行为方式上必须遵循一定的非理性道德。对于道德而言,其考验的是对于人类活动同人类自由之间的问题,对非理性道德而言其是一种能够深入了解人类社会同自然社会的一种思维方式,在这样的思维基础上道德是对人类行为活动的一种具体规范,规定了在日常行为活动中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非理性道德的发展所必须遵从的就是需要同事物之间建立联系,并且要体现出事物的客观合理性。

四、西方哲学视域中道德观多元化的当代启示

对于道德来说,其是一种人们对于社会活动和发展的要求,是人们在潜意识当中对于理想社会的向往,通过彼此之间进行行为约束来构建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状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局面。没有道德的约束,社会环境将会混乱不堪,没有道德的约束,行为活动之间缺乏相应的准则,难以对正确与否进行定义。对道德来说,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自我利益的一种限制,但是,这种限制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群体能够在行为活动中获取更大的自由,不受客观条件的约束和干扰。为了能够在和谐理想的条件下,去不断的充实满足自我,实现更深层次的理性需要,必须自觉对道德进行遵守。对于一些不良社会行为的出现,不能够让其影响到个人的思想道德观,切记对自身的道德观念造成影响,为追求自身利益来破坏社会的道德约束。

参考文献:

[1]杨升。近现代西方哲学视域中道德观的多维透视[D].延安大学,2016.

[2]韦鸿鹏。哲学观视野下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多维透视[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11):56-57.

[3]任玉军。“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学习意义的哲学解读[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4(5):122-123.

现代西方哲学论文 篇6

首先给哲学观下一个定义,从字面来说,哲学观就是“对哲学本身的理解”。它不是哲学理论中的“一个观念”,而是构成这种理论的“核心观念”、“根本观念”、“灵魂观念”,它决定该种理论的生命力,构成该种哲学理论与其他的理论的原则区别。与其说它是托马斯·库恩的较为复杂意义上的“研究范式”,毋宁说它是伊姆雷·拉卡托斯的较为单纯意义上的“理论硬核”。[1]这个硬核包括哲学的定义、性质、研究对象、特征和功能等。

马克思的哲学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是不一样的,必须予以区分。为了真正地理解马克思,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追本溯源。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对象,从四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批判哲学,改造世界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它不仅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而且对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最后在一定的程度上还进行自我批判。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从深入人心的真理变成了束缚人的教条。哲学的目的是要解放人的思想,这种行为与哲学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有人断言,只有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都不是科学的。我想,这种做法表面上看似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实质上则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威严。这样做将会使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停滞不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是开放的理论系统,必须在批判中萌发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中,引用原子的偏斜运动,阐述了倾斜运动对直线运动的脱离,表达了一种自由意识。追求一种定在中的自由。在自由民主的社会,哲学批判的功能可以得到全面的发挥。在专制社会中,人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严格的控制,哲学的批判功能就被遮蔽了、弱化了。我们现在的社会以自由民主为发展目标,学术批判是是受到保护的。聂锦芳教授指出,要增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必须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而学术必须允许自由的争论和批判。这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

马克思具体地提出,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现象。正像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在同这种制度进行的斗争中,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因此,马克思给哲学提出的历史任务是,锻造一种世界观武器,使之成为一种革命的、批判的思维方式,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这种无情的批判所要达到的目的,则是实现人类自身的解放。

批判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候都起作用,而且批判不只是破坏性的,也应该是建设性的、超越性的。就像你说我是错的,你必须说为什么我错了,我怎样做才是对的。这样才可以体现出一种理论自觉。哲学的社会功能就是对现实社会进行反思、批判、超越。哲学来源于生活,但必须高于生活。这是哲学安身立命的理念。

马克思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辩证法。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在本质上,它是革命的、批判的。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发展自己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使它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所谓现代精神,就是人类的自我批判精神,就是人类自我反省和自我控制的主体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的主体意识,就是这种现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标

志着人类自我意识从自我迷失进入自我批判、自我反省和自我控制的阶段。当然,批判的最终目的在于构建新世界,批判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且更是一种目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活的灵魂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句话有两层含义:其一,一定的哲学是关于一定时代的精神产物;其二,哲学是各种思想文化中最高的形式,它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精粹。同时,哲学是文明活的灵魂。因为哲学具有人类性,具有超越时代的一面。因为哲学作为一种自我意识的科学,而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哲学必须把握时代最迫切的问题,及时的吸收思想精神,为迫切问题提供一个解释,进而规范和引导社会的发展。

在科隆日报的社论上,马克思首次明确的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3]这个命题被广泛引用,并被确认是马克思关于哲学的最简洁、最精辟的论断。马克思所赞赏和肯定的哲学是源于时代、源于人民的哲学,是把时代的问题和人民的精髓升华为理论的哲学。真正的哲学必须捕捉到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必须把自己时代的迫切问题作为哲学思考的聚焦点。

马克思认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一个好问题能极大的推进社会的发展。问题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正因为如此,哲学必须把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而当人们把哲学同幻想混为一谈的时候,哲学必须严肃地提出抗议。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性和超时代性的统一,既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同时又塑造和引领时代精神。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更引领时代向理想社会前进!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心人、解放人的哲学

马克思提出,他的哲学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而“归宿点”则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立足点、归宿点显示了马克思关注人类命运的博大的人文情怀,显示了马克思主张以哲学解放全人类的意旨。马克思说,哲学所关心的是一切人的真理,而不是个别人的真理。它所参与的运动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而是绝大数人的、为绝大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种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情怀和致力于人类解放的哲学旨趣,是马克思哲学的灵魂,是马克思哲学的普照光,是构成马克思哲学的最为根本的哲学理念。这个哲学理念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

马克思在1843年底至1844年初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中。一开头就指出,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提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通过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德国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明确的提出了自己的哲学的出发点,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我们这里是“从人间上升到天国”。[5]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哲学是关于人的学问,就像中国哲学里讲的道不远人,也是这个意思。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国拉回人间,正是哲学属人性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异化的分析,以及如何让消除异化,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大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哲学的人类性。

四、马克思主义 哲学是一种完整严密的世界观

世界观就是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包括对自然界、社会、和人与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在内的根本看法。世界观是哲学的研究对象。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肖前、李秀林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规定:哲学就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完整、严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

从物质看世界,从精神看世界,从实践看世界,这是哲学世界观的三种主要方式。[6]从物质看世界,世界变成了客观世界,比如拉美特利的名言“人是机器”,这种客观性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抑制了。从精神看世界,正如陆九渊所说,心外无物。不是幡动,也不是风动,而是心在动。这种哲学把哲学变成完全脱离人世的空中楼阁,空有一个形式。它突出了人的自由和想象,但是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性。从实践的观点看世界,世界的图景就是在物质世界和精神领域中间有一座桥梁,那就是实践。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实践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分化和统一的基础。实践是人所特有的对象化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的“实践转向”,从实践的方式观看世界,在两极到中找到了中介。

我们对待世界的方式还有科学和宗教,道德和艺术。哲学的方式是独特的,也是最高的。对于哲学与宗教的区别,黑格尔说的好,哲学与宗教在内容是一样的,都是关于整个世界的学问,只是他们的形式不一样,哲学诉诸理性原则,宗教诉诸于感性原则。黑格尔对哲学与科学也有论述,他说,哲学与科学在形式上是一样的,都是理性的思维方式。但是内容不一样。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的,而科学是关于某一个具体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承认哲学是世界观的一种,并不是唯一的一种。

五、结语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用“现实的理性”批判“抽象的理性”。现实的理性指的就是实践的理性,改造世界的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哲学所追求的思维的全体自由性与人类实践的历史发展统一起来,把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起来,把哲学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统一起来。哲学无定论,从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日久日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世的智慧,它强调哲学要回归生活世界,正视生活对哲学的挑战。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它也在不断的发展,我们必须在发展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论文 篇7

摘要:现代的西方哲学在前期哲学家不断补充和完善的基础上同现代科技充分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哲学风格。本文正是对于新时期的现代西方哲学在其内容及特点上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究,从而对于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哲学上的借鉴。

关键词:现代;西方哲学;特征

其实早在十九世纪的上半叶就已经诞生了现代的西方哲学,从那开始到如今历经整整两个世纪的发展,中间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哲学流派,影响较为显著的有实证主义,唯意志主义及马赫主义,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以及后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它们对于现代西方哲学予以发展并补充,并且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科技得到了飞速地发展,现代西方哲学又实现了同现代科技的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同当今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哲学风格,这也是西方哲学史上崭新的发展阶段。笔者认为现代西方哲学主要的特征就是植根于现实生活,否定不实际的偶像并且能够并敢于对现实生活中不同的问题予以解答,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服务。因而,现代西方哲学对于当前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同社会及科技的发展相适应,进而进行哲学领域的改革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一、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对于方法论的重视

尽管当先部分哲学对于本体论也是比较注重,同时也充分表现出对于该理论的重视程度,将本体论视作进行哲学研究时的出发点,典型代表有德国现代的哲学家海格将自己研究的哲学称作是“基本本体论”或是“本体论存在哲学”等,但是相当一大部分的哲学流派直接将自己研究的哲学独立于唯心主义及唯物主义之外,将哲学上探讨的物质及意识哪个为第一性的根本性问题,或是直接归咎在经验之外或是直接用其发现的诸如事实、经验等中立性要素直接将其取代;再就是他们认为回答这样的哲学问题是丝毫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因此他们将这样的哲学问题统称为形而上学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拒绝并严斥形而上学的宣传口号,并且他们普遍认为当今哲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为其他不同的社会学科提供方法论的指导,也就是说哲学在其他社会学科的学习上起到了科学警察的引导作用,毕竟逻辑分析正是哲学的基本任务,因而就能够看出哲学的目的正是人们的思维更具有逻辑性,所以说哲学并非仅仅是一种理论,而成为一种具有实际意义的方法。就此而言,哲学家们对于方法论的注重和研究,并且对于哲学方法论的意蕴予以突出强调是十分可取的。毕竟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也随之进步,此时哲学的研究就应当同社会和科技的发展相适应,在关注本体论研究的同时注重方法论更具有实际意义。因此,哲学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它不仅能够带给人们科学的世界观同时还能够提供正确全面的方法论。这样的现代哲学方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对于生活予以科学的指导。

二、现代西方哲学更为重视社会现实问题的探讨

现实性是社会最明显的特征,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类也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之中的。因此,对于所有的人而言,只有现实性的问题才更有意义和价值,才更有紧迫感与吸引力。而作为一项指导性的学科,哲学要想在科学的殿堂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只能同社会的现实性相结合,也就是哲学问题的探讨只有植根于社会现实并且面对、关心现实,能够解答社会现实提出来的问题,才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且哲学通过理论的形态来反映出社会的时代特征、发展趋势及其规律。而现代西方哲学诸多的流派已经做过尝试,主要体现在哲学思想来源于社会现实并且最终又能够回归现实,典型代表有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当时发达资本主义进行的哲学研究,列斐伏尔对于日常生活的批判性理论以及弗洛伊德提出的无意识理论还有哲学科学流派对于科学发展在社会影响的相关探索等,这些同社会现实生活都息息相关。尽管这些哲学理论的基础是唯心主义,并且在相关问题的探讨阐述上明显存在着不足之处,但是这种对于哲学的探索精神极其可贵。哲学正是一门揭示事物本质规律,探视未知世界的一门理论性为主的学科,这种探索正是对于生活本质的执着追求,更具现实意义和价值。

三、现代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密不可分

一直以来,哲学的发展同社会自然学科就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二者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现代西方哲学同自然学科在今天的结合更为紧密,更为深入,更为细致。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在对于哲学探究的相关刊物上,当今自然科学家在刊物上发表的相关哲学论文竟高达百分之六十之多,并且很多的哲学家本身就是社会自然的科学家,典型代表人物如弗洛伊德,阿芬那留斯以及马赫等;像是结构主义以及科学哲学的很多哲学家他们研究的领域不仅仅包括社会科学同时在自然科学领域造诣颇深。而且他们对于哲学结果的探讨一向是哲学研究领域所注重的,能够直接从社会自然科学中汲取所需营养,因此在哲学研究上便表现为角度新颖且手段先进,在研究成果上也更为突出。尽管当前我们研究的哲学也是对于自然社科及思维知识的归纳与总结,却暴露了一大弊端就是对于自然科学发展的忽视。尽管改革开放之后这一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对于自然科学同哲学的结合并未得到明显的改善,在两者的有机结合上依旧不够深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国的哲学家中对于自然科学所知甚少,同样对于自然科学家而言对于哲学又很少涉及;另一方面就是相关学者对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两者的结合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将其片面地理解为用自然科学知识去论证哲学,实现科学成果同哲学原理上的搭配。而哲学上的信息论则进一步证明了所谓的意识不过是人脑对于事物的反映,信息论则对于联系的普遍性予以充分论述,这些都直接证明了唯物辩证法是正确无误的。因此,哲学正是依托其探索性的精神对于自然科学进行系统地概括及总结。

四、现代西方哲学其独立性较强

由于现代西方哲学亦是作为一种理论及一门学科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因此它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征,现代西方哲学并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和权势。值得注意的是,哲学无法游离于政治之外,所以同政治的关系也是紧密相连的。并且作为意识形态及思想上的上层建筑,哲学是服务于经济基础的,但是这并不表明哲学就等同于政治。首先哲学也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屹立于当今科学的殿堂之中的,遵从事实,服从真理,但是并不服从于任何人以及任何权势,否则,只能说那样的哲学仅仅是一门权术,是伪科学的。因此说哲学仅仅限于纯粹的学术研究,为做学术而进行学术研究,但是并不反对哲学为政治进行服务。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一种为广大无产阶级政治进行服务的哲学,其哲学的阶级性就直接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了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鉴于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的需求,我们正应当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争取为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服务,在此哲学正是充分发挥了其认识、改造及预测的功能。

对于现代西方哲学有必要进行科学全面地甄别及分析,而非盲目推崇,尽管现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不少的学术流派存在着辩证法及唯物主义的因素,并且在看待问题时较为深入,也提出了具有价值意义的观点,但是必须认识到现代西方哲学其核心和主导是形而上学及唯心主义,也不乏诸如新托马斯主义和唯意志论的反动流派,那些都是应强烈抵制的。总之,基于现代西方哲学的以上特征,相信对于我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张再林。《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主体间性转向”》《人文杂志》2000/04.

[2]张汝伦。《现代性与现代西方哲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2.

[3]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三十年的反思与展望》《天津社会科学》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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