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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反腐败思想浅析》
[摘要]毛泽东反腐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理论来源和指导思想。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对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反腐败思想；思想教育；监督体制
反腐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很有特色的组成部分。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并身体力行，为正确而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进行过一系列艰辛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对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在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观点和指导原则，反腐败思想就是其中的内容之一。他在总结执掌政权的经验和教训中，探索出了一条控制公共权力腐败，避免“周期率”重演的反腐败之路。
（一）思想入手，教育防腐，长抓不懈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执政后的腐败现象是少数的个人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受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剥削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意识腐蚀的结果。“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反动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1]因此，毛泽东从政治的高度上强调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在反腐败斗争中的意义。从井冈山时期的要求红军对百姓的秋毫无犯，到土地革命时期的坚决反对贪污浪费；从抗日战争时期的要求保持党员干部的纯洁性，到解放战争时期的肃清贪官污吏；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主张思想建党优于组织建党。在进城前后，他又一贯坚持经常对党员和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因此，可以说旗帜鲜明的抓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反腐败，贯穿了毛泽东的整个政治生涯。正是由于毛泽东领导全党深入持久地反对腐败，所以广大党员干部形成了以党性自警、以廉洁自律的良好风气。始终不断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整风整党，民主监督，群众路线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的反腐败问题，主要是从党的建设角度来思考，也就是以党风问题来处理的。整风整党，就是不断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思想教育，通过向先进模范人物学习，借以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思想道德水平，从而在思想深处筑起一道反腐败的防线。为此，中共先后于延安时期，1950年、1951年、1954年、1957年开展了一系列的整风运动，对全体党员特别是当时的高级干部进行思想和生活教育，在全党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朴素的思想和作风。
关于民主监督的思想，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等在访问延安数日后，曾就廉政问题同毛泽东有过深入的讨论。黄炎培曾坦率地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及至一国，大都跳不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自信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2]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意识到如果出现了腐败，要充分依靠群众，以民主的力量治理腐败。要实现民主治腐，就要强化监督。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次全会上讲道：“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说明民主治腐，强化监督是毛泽东反腐防腐思想的重要点。这种监督，一方面来自群众的监督，另一方面来自民主党派的监督。“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3]毛泽东认为有了民主党派监督对我们更为有益。
毛泽东高度重视依靠人民监督，毛泽东认为反腐败能否成功在于能否走群众路线，能否发动群众，能否依靠群众。在党全面执政条件下，他认为没有群众监督，就不可能对包括腐败分子在内的反动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他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它本身无私利可言。他说：“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4]共产党有毛病需要“内外夹攻”，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形成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原则和方针，正是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反映。
（三）从严治党，以身作则，廉洁自律
从严治党是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防止和克服党内发生消极腐败现象的有力武器。从严治党清除了党内的一些腐败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队伍的侵蚀，进一步加强了执政党的建设。中国古人讲：“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西方学者霍尔巴赫指出“在不道德的国王统治下，恶德本身也变得高尚起来”。毛泽东高度重视要求党政领导干部搞好率先垂范廉洁自律方面的修养。在这方面，毛泽东是全党的光辉典范，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毛泽东对自己的亲人、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从不为其谋取私利。毛泽东率先垂范，在党内多次强调谦虚谨慎，反对以功臣自居，搞特殊化。毛泽东极力主张干部低薪、勤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认为这是预防腐败的重要条件。1957年整风开始时，他提出“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地发扬起来。”60年代初，他又特别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并进一步提出勤俭建国和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他始终把自己放在普通老百姓的位置上严格要求。在经济困难时期，和全国人民一样过艰苦生活，给全国人民极大鼓舞。毛泽东艰苦奋斗的思想，是党的建设和加强党员的修养的基本要求的，使我们党保持了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创业、同心同德的血肉联系，毛泽东以自己的行动塑造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党员干部群众，是对广大党员、干部防腐倡廉极大鞭策和激励。
二、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理性思考
（一）腐败寻因
毛泽东主要从腐败者个人的思想道德角度来寻找腐败产生的原因。由于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人治主义影响，毛泽东认为腐败产生的根源主要是共产党内少数人个人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受到了封建剥削阶级和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与文化的影响，是政治上革命意志衰退、进取心丧失所导致的。这种思考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毛泽东对腐败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认识。可以说，腐败的产生首先应该是制度上的问题，邓小平就曾说“腐败的存在首先是现行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弊端所造成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反方向。”[5]在现行的腐败寻因中我们应该关注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从制度、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遏止住腐败产生的深层次条件。
（二）群众运动
毛泽东的廉政反腐实践，十分强调群众运动这个形式，特别是在他的晚年，更是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整风运动来惩治腐败。经验表明，这种运动形式，虽取得过一定成效，对腐败分子有一定震慑作用，但却暴露出不少弊端。毛泽东时期的群众运动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大民主，利用战争年代的经验，通过群众运动的方法，发动广大群众同腐败分子进行斗争，借助运动的声势、群众的力量，通过斗争、批判来防治腐败，将官僚分子、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一扫而净。利用群众的力量来反腐败客观上会使我们忽视对制度上的重视，群众运动的方法缺乏一种有机运行的监督机制，而且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容易控制，反而会造成一定的混乱。而且在群众运动中缺乏有效的法律支撑和规范，当时法律法条的不确定性和一定意义上的“虚无性”，对整个社会没有形成有效的拘束力。可以说，群众运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而只有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才是关键。我们应该更注重监督体制的完善，法制建设的制度化，从制度上深层次防腐，从法律上严惩腐败。
三、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反腐败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理论来源和指导。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反腐防腐实践经验和教训总结，对现阶段党的反腐工作廉政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借鉴作用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思想道德教育常抓不懈，注意方式方法
思想教育是增强人们抵制腐败思想侵蚀，增强免疫力，增强法治意识，明确是非观念，从而提高人们反腐倡廉自觉性的根本措施。理想、信念教育，是为了保证党的性质不变，保证我国建设事业社会主义方向不变的必要措施之一，同时也是反腐败的必要手段之一。思想政治工作始终是我们党的法宝，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毛泽东廉政思想中居重要地位，对党的成长，对于反腐倡廉工作发挥过重要作用。思想教育要常抓不懈，但要注意方法方式。邓小平曾说：“反腐败不是一次战役，要常抓不懈。”[6]众所周知，道德是一种自律，它必须是本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我需求，借助外力来提高道德水平的效果如何，值得我们考虑和反思。大字报宣传，铺天盖地，群众面对如此宣传会产生视觉疲惫和反感，必须重视在反腐败思想教育方面的方式方法。而且人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进行思想教育防腐，只有根据变化了的形势，适时调整、充实教育的内容和教育的方法，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
（二）坚持群众路线，完善监督体制
反腐败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要成为廉洁的执政党，要澄清吏治，完成革命、改革和建设的任务，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进步，就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反腐败要靠群众，但不能单一依靠群众。反腐败要靠法治，要靠党纪党规，要做到有法可依。同时我们解决了法仅仅是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改变了以前“人治”，“人言代法”的状况，而要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其关键在监督体制的建设和完善。监督是反腐败的关键，这种监督是建立在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基础上的党内外群众和民主党派的监督。因此，要真正切实有效地解决反腐败问题，靠人民群众切实有效的监督，靠规范性法律的有效实施，靠健全的监督体制有效运行。
（三）坚持民主政治建设与深化改革
反腐败要依靠教育和群众监督，更要靠制度上的健全和完善。邓小平认为，制度带有根本性。因此解决滋生腐败现象的深层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深化改革。在民主政治的建设方面，一方面要形成广泛的社会监督、舆论监督，使腐败者无藏身之地；另一方面要实现国家权力，管理权力的合理分工和相互制约，从而避免由于权力或管理过程集中于少数人而导致的权力腐败现象。在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要通过深化改革减少和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要认真研究新形势下腐败问题发生的特点和规律，作出相应的防范对策。从体制、机制、法制三位一体的结合上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四、结束语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们党始终把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自己的原则立场和主要任务，始终坚决地同腐败作斗争。经过长期的探索和不断的努力，初步建立了一套适应中国具体国情的廉政体系，在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胡锦涛在十七大开幕式上所作的报告，再次显示了这个拥有73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最大执政党面对腐败的坚决态度。党与腐败“水火不相容”这样的铿锵之词，首次出现在了报告中。胡锦涛说：“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7]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党和政府就会逐步脱离群众，就会有政息人亡的危险。以史为鉴，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和毛泽东时代的反腐防腐对策，是新时期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理论源泉和行动指南，对现阶段的反腐工作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80：9。
[2][3]《八十年来》黄炎培文史资料出版社[M]。1982：148、149。
[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M]。1991：809。
[5][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38、333。
[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M]。2007：54。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学解读》
摘 要：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要求，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首先，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其次，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最后，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落实到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行动中去。
关键词：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科学发展 群众路线 落实
2009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早在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就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提了出来；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将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总结为55年来我党执政的主要经验，并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就是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6年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再一次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总结为我们党在执政60年实践中，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号召全党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公”即“公众”，“民”即“人民”，故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对于我们党来说就是要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共产党的本质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始终领导全国人民为民族的独立和复兴、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国家的繁荣和富强进行百折不挠的奋斗。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执政62年、领导改革开放32年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89年来，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人民支持不支持、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是检验党的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在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面前，一个党组织就是一座战斗堡垒，一个党员就是一面鲜艳旗帜。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都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危难来临，从未压弯共产党人的民族脊梁；风险考验，不能摧毁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在关键时刻、危难关头，广大党员干部要豁得出去、冲得上去。哪里有危险，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员的身影，一句“共产党员，跟我上！”一次次向人们昭示着：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公仆，不追求特殊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根本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始终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这个有着90年历史、7600多万党员，在13亿人口的大国执政62年，目前正领导着空前伟大而深刻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执政党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此相反，从上世纪后期开始，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相继失去了执政地位，究其原因，关键就在于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背民情、违民意、失民心，最终成了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特权阶层。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共产党的垮台就是明证。
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
这里的“新形势”指的是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占优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总的来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同时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在我们这个近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党要适应这样的新形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实现党“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既是历史性的课题，又是历史性的考验，更是当今时代对执政党提出的挑战。
这一挑战首先表现为我党如何提高执政能力，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守为民之责、谋富民之策、办利民之事，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一致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的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以防止滥用职权对党的侵蚀，防止社会意识多样化对党在思想和行动上的高度统一带来的冲击，真正使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地位观和义利观，构筑起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思想防线，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其次表现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党如何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全局性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由各方面的利益构成的，市场经济越发展，利益协调的难度就越大。对于执政党来说，所有的政策措施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该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要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其中，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这就要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处理好现阶段影响党群关系的主要问题。
最后表现为如何解决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问题，发扬人民民主，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民主政治的主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宪法赋予人民参与选举、决策、社会管理、监督的权利。政治参与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及时反映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便于党和政府及时整合、协调各方利益，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保证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总而言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时代的要求，是社会的呼唤，是我们党加强和改善自身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
三、在新的形势下，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在上述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呢？
首先，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高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水平。“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群关系最终要以群众的利益为纽带，群众的利益既包括经济的，又包括政治的、文化的。因而，新一代领导集体强调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树立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提高生产力水平，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使群众得到切切实实的并不断增长的物质利益，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群众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从而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们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并取得最终成功的根本保证。
其次，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贯彻群众路线，要求全党坚定不移依靠群众，适应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受群众监督。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头，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做决策、定政策充分考虑群众利益和承受能力，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切实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只要我们党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切实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诚心诚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人民群众就会发自内心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坚如磐石。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实到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行动中去。千难万难，落实可谓天下第一难。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历程表明，党要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坚强的领导核心，必须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今天的中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日益成为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的自觉行动，在解决关乎群众利益问题的过程中，无论大事小事，我们都能听到、看到共产党人情系人民的声音和身影――我们不会忘记，“非典”肆虐，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轻车简从，下基层、进医院，和人民“零距离”接触；淮河洪灾，温风尘仆仆走上大堤，向灾民嘘寒问暖，同吃一锅饭。人民不会忘记，岁末年关，为民妇追讨工钱；新世纪以来，连续8个关注“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专为农民增收而发。我们不会忘记，春节临近，中国领导人身先士卒抗雪灾，国家主席寒冬下矿井，国务院冒险“闯”灾区；汶川地震、世界性金融危机、舟曲泥石流……一次次灾难、一次次危机，我们党经受了一次次新的严峻考验。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坚定沉着、统揽全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共克时艰。党中央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让民族精神得到充分展现，更让党心、民心空前凝聚。实践一次次告诉中国，也告诉世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心手相连，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愧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一桩桩亲民、为民、富民、爱民的感人往事，无不彰显出我们党“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无不印证着中央领导集体“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庄严承诺。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艰难困苦，砥砺精神品格。90年的风雨砥砺，我们的党更加坚强伟大，党的机体更加生机勃发；90年的风险考验，我们党更加成熟自信，党的事业更加灿烂辉煌。90年艰辛探索，90载风雨辉煌，不管是“地球上最大的政治奇迹之一”，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经济革命的主角”，中国共产党这90年历史，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90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90年；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告别屈辱落后的历史，迎着民族复兴的曙光顽强奋进的90年；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意气风发地走向现代化的90年；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经受各种风浪考验、不断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的90年。
马克思说：“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对象性关系。”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公众就会支持我们党；我们党“执政为民”，人民就会拥护我们党执政。党――人民，人民――党，这种鱼水相依、血肉相随、声气相通的关系，将产生一种伟力，把中华民族推向到伟大复兴的辉煌峰顶。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研究》
[摘要]自由是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是一种更加综合性的自由观，它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比自由主义更可取；它能认识自然界的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分化的全过程，它是法律之下的自由观。
[关键词]自由；理性；实践；权力；法律
自由是近代最重要的政治概念之一，是一个能引起众多解释的词语，也是最容易引起人们强烈爱憎的观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共产主义“代替那现存着各种阶级独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一、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一种综合性的自由观
赛亚？伯林在《自由四论》中做出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认为“自由”向来有两种不同的界定。第一种界定关心的是“在什么样的限度内，一个主体可以做他想做的事，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第二种意义的自由则主要考虑“什么人有权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或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做另一件事或成为另一种人？”前者导出“自由乃外在干预之解除”，伯林称之为消极自由。后者导出“自由乃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伯林称之为积极自由。
自由是什么？马克思并未给自由正面下定义，只是在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宪法关于自由的规定时说：“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而且马克思认为“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活，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活；不仅包括我做自由的事，而且也包括我自由地做这些事”。因此就其总体精神气质而言，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是积极自由的自由观。马克思把消极自由看成是“孤立的、封闭在自身的单子里的那种人的自由”、是“建立在人与人分离的基础上”的自由；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自由是走出自我封闭的、建立在人与人结合的基础上的自由，是积极的自由。
二、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理性主义的自由观
马克思早在《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一文中便指出“人的自由合乎理性的本质”，是“理性的存在物”。而且他还认为“精神的谦逊总的说来就是理性，就是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种事物的那种普遍的思想自由”。马克思认为“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
通过对真实的历史可能性的分析，马克思预见到人类最终的需要和贪婪，并设想从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1]。马克思认为，大自然的规律一旦被发现就不费分文：“科学，一般而言，没有什么成本，事实上也没有什么能妨碍它被利用”[2]。但是，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仍然是相对的、具体的、历史的。因此，恩格斯正确地指出：自由“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三、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核心是实践自由观
实践自由观是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核心内容[3]。马克思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马克思说：“人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有意识的活动”，“如果人把他自己的活动看作一种不自由的活动，那么他是把这种活动看作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
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异化是自由和自我实现最大障碍[4]；自由包含在异化之中，自由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分化的全过程[5]。马克思说：“无产者。.。.。.意识到了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6]。他强调，“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
四、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有限权力的自由观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一个重要内涵是，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享有某种抽象的权利，而且意味着个人有能力、有资源享受这种权利[7]。马克思说：“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但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五、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法律之下的自由观
马克思认为“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人类的法是自由的体现”。他进一步论述道“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一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法律。.。.。.是事物的法的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因此，事物的法的本质不应该去迁就法律，恰恰相反，法律倒应该去适应事物的法的本质”。马克思说：“人的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因此，政治解放一方面可以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可以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法律就是自由的尺度，是自由的界限，是自由的界标。他指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如果总的说来自由是合法的，不言而喻，每一特定形式的自由表现得越鲜明、越充分，自由的这一特定形式也就越合法”。马克思认为起预防作用的法律是不存在的[8]。“因为法律只是在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国家法律时才起真正法律的作用。哪里法律成为实际的法律，即成为自由的存在，哪里法律就成为人的实际的自由存在”。
自由应当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要求，共同的价值理念，共同的奋斗目标。正因为如此，一切先进的思想家无不推崇自由、宣扬自由、争取自由，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奋斗目标的革命者，同样把自由列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9]。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人说来，只有是自由的实现的东西，才是好的”。因此，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创造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2、4、10、19、23、27、37、41、42、46卷。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3、20、23卷。
注释：
[1]Steven Best,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Vision:Marx,Foucault, York London:The Guilford Press, 2005:74.
[2] Marx, Capital, vol. 1, p. 422.
[3] 张威，石海兵。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视阈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分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年第5期。
[4] [挪]G?希尔贝克，N?伊耶。。童世骏，郁振华，刘进译。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619
[5] Steven Best,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Vision:Marx,Foucault, York London:The Guilford Press, 2005:40.
[6] 马克思。国内危机[N]。德意志《莱茵报》，1842年12月9和12日，第343和344号。
[7] 李强。自由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8] 宋云峰。试论实现法治目标的三大基本条件[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04期。
[9] 杜光。马克思是怎样论述自由的[J]。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
[作者简介]赵航，（1989―），男，陕西省西安市人，西安工程大学纺织学院轻化工程专业09级本科生。姚建龙，（1986―），男，甘肃省庆阳市人，西安工程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试论科学发展观》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思维观念。人的理性思维并非一次完成的，往往要经过一个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只有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并在实践中认识升华，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探讨人与自然、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农民问题和政治改革五个方面的问题，有助于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内含和外延的理解。
关键词：人与自然；市场经济；和谐社会
树立科学发展观是一个总的题目，其内含和外延至少应包括五个方面：
一、科学地认识人与自然
人既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又独立于自然界，由此就有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威廉・配第说过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所说的土地，应该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自然界。
自然界对人类并不吝啬，广施普渡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可是，人类如果失去了科学发展观，就会变成贪婪的掠夺式摄取。无限度的开荒造田，煤矿的野蛮开采，森林的乱砍滥伐、废气、污水的随意排放，野生动物的灭绝性捕猎，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灾难。每一次资源掠夺，自然界都残酷地报复了我们。恩格斯曾指出：“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然后又感到吃惊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动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大多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可惜，我们常常忘记了他的忠告。姜戎先生曾作为北京知青，自愿到内蒙古边境的额仑草原插队，长达11年，最后奉献给读者一本《狼图腾》，道出了惊人之笔。至于我们到底是龙的传人。还是狼的传人，这个问题暂可存而不论。但作品告诫我们：大规模的打狼运动和毁除草原造田，必然带来严重后果。狼虽然吃羊，但也捕杀旱獭、野兔和田鼠，而这些生物都破坏草场。这是一个生物链。如果不讲科学一味蛮干，就会造成植被破坏，出现大量流沙。姜戎写的虽然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却说出了深刻道理。不幸的是他人微言轻，并未引起重视，结果使愈演愈烈的沙尘暴直逼京津、辽沈、河北、山东等地。北京居民一觉醒来看到京都的景象，感叹地称谓：“满地尽是黄金甲”。遗憾的是老天赐给我们的不是黄金，而是黄土。
早在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已经饱受环境污染的苦痛。西方学者把这种现象叫做“环境危机”，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代价”的概念。我们对这个问题也许初有认识，但远没有达到高度重视。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科学观念，就会后患无穷。
二、科学地完善市场经济
实现市场经济是我们时代的伟大主题。现在仔细观察透视，我们的市场经济的实现还有诸多的障碍性因素。我们虽已加入WTO，但在很多方面还未和国际接轨，计划经济的观念依然顽固。市场经济不是不要计划，但既然是市场经济，计划就必须适度，更确切地说，不应占主导地位。计划要站在高处，更广阔的空间应该留给市场。计划总是出自政府的计划，所以，计划还有一个别名，称作政府调节。不言而喻，计划一定是政府的权力和行为。
如果说私有制实现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那么。公有制实现的市场经济，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就是一个社会史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改革和开放的过程。
按说，经过理性思维实现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应该更迅速有效，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改革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的传统和偏见，往往比中国古老的社会传统更为顽固。仔细观察，我国目前市场经济在很多领域仍处在计划经济观念的统治之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我国多年来盛行的审批制度，或简称审批经济。审批来自权力，所以，审批经济也就是权力经济。
国家计委虽然几经易名，现在称作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但这并非问题的本质。计划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在于计划度有多大，范围有多广。一般说来，国家计划只能顾及大的方面，是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诸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公共目标，国家重大项目。可是，我们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比如项目的审批，可行性研究的下达，企业的破产、转让和上市，都要经过审批。政府行为似乎超出了应管的界限。地方建设的项目，除涉及到自然资源垄断和国防工程之外，原则上应由地方自定。诸如市政建设、公共交通，用不着都到国家去排队审批。须知，审批越少，越能促进市场深化。审批经济还有一个上行下效的效应，也可以说是模仿效应。国家既然要审批，地方政府当然也要审批，结果是层层审批。一项工程要盖30多个图章的事情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掣肘可见。审批是权力的产物，审批遇到障碍往往就要用钱铺垫，产生权钱交易，打通关节，疏通关系，这自然就构成腐败的一个根源。
我们经常说在市场经济中要简化政府行为，要从指挥转向服务，要从主角变成配角，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很多地方，政府行为还在强化。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走出权力经济的桎梏，权力转移的主要问题来自政府不愿意放弃本来不应属于政府的权力。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到如今，在民营经济和企业改造方面已显见成效，但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审批经济，至今并无实质性转变。这是市场深化的最大阻力。
三、科学地实现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与此同时，我们提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要素分配论”，并提倡“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经过若干年的实践，在个人收入分配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多年的大锅饭体制的束缚，平均主义的压抑一经释放，就变成了一股改变分配格局的巨大物质力量，收入差别开始形成。收入差距拉开之后，最令人瞩目和令人担忧的是出现了贫富悬殊的两个群体。
1 暴富群体
所谓暴富群体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经过资本投入或引进外资通过合法渠道和苦心经营，抓住改革开放大好时机而致富的人；一种是通过权钱交易，“炒批文”、“炒贷款”、“炒产权”、“炒地号”，获取巨额财富，利用体制漏洞贪污受贿、走私贩私、侵害公产、买官卖官。前一种情况，原则上属于政策允许的要素分配之列，只能通过经济杠杆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办法去解决。至于后一种情况，则属反腐败的范围，只能靠行政和法律手段去治理和惩治。
2 贫困阶层
与暴富群体相对应，出现了一个贫困阶层。这个阶层主要指企业改革中的冗员、隐性失业人员、下岗职工、退休人员、部分吃财政饭的工薪族，以及在城镇中流动的非城镇人口、无业游民，社会应管一时尚无人管的盲目流动人口。据初步统计，1994年全国城镇已有2000万人生活困难。城乡总和约有近9000万居民处于待救济的贫困状态。截止目前，大约有1.2亿，约占全国人口的10%。
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
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并不是让一部分富裕让另一部分永远贫困，而是通过先富的人拉动经济增长，积累国民财富，使全社会富裕，增加贫困阶层的收入，在收入差别相对存在的情况下，防止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这就是邓小平所倡导的――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市场经济的自发行为，一定会产生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这是从封建社会末期就已经呈现出的规律性现象。市场经济虽然伟大但并非万能，调节贫富差距，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必然要依赖政府调控。林毅夫教授曾经提出：“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是因为富者太富，而是因为穷者太穷”。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确立一个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最低生活保障线在国外称为“贫困钱”，意指居民收入达到这种贫困程度，社会有义务为其基本生活提供社会援助。生活保障线如何定位，现在尚无统一说法。定得太低，不利于社会安定，定得太高，又不切实际。从理论上说，应定在最低工资标准和基本生活保障费用之间。在现有物价水平和实际消费水平的情况下，应定在每月300～400元之间为宜。
四、科学地面对农民问题
早在1927年3月，毛泽东同志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过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说，农民问题还是中国的严重问题。
从国民产值的比重上说，我们已不再是一个农业国，但就人口和就业结构上说，我们依然是一个农业国。中国的人口现在大约有13亿，农民就占有9～10亿，占总人口的70%以上。在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只占不足10%。由于农村人口甚多，中国农户平均占有耕地只有0.42公顷，美国为195.2公顷，西欧为18～65公顷，日本为1.4公顷，韩国为1.2公顷。这里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和发达国家差距依然很大，是不发达的发展；第二，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富裕程度，和城市尚有很大差距，依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
中国要实现小康社会，其基本标志是人均收入为800～1000美元。这个目标可以说在城市早就实现了。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农村，如果占70%以上的农民收入上不去，这个目标就难以实现。
据调查，1995年的计算结果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530元，共有6500万人处于这条线之下。到1997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为5000万人。这部分人尚不能解决或不能稳定地解决温饱问题。农村的低收入标准，是一个以农业劳动力为参照系的概念，标准高于贫困线。1995年，农业劳动力人均收入约为3100元，有的学者认为1240元为低收入线，并据此估计大约有1亿农村劳动者，处在这个标准之下。目前的情况也许有所改变，但基本仍在低收入陷阱中徘徊。
“一五”、“二五”时期，我们曾响亮地提出过农业机械化的口号，改革开放年代，我们又把“农业现代化”列为四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之后又相继提出“科技兴农”、“绿色农业”的目标，可惜，至今收效甚微。农业机械化最成功的例证应属我们曾经兴办的一批国营农场，崔嵬主演的《老兵新传》至今还留在历史的记忆中，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国营农场固然有经营体制的问题，但大农业集约化管理的含义并没有什么错误。伴随着国营农场的解体和联产承包：大农业的问题也随之消失，这是农业经营体制转换中不应该出现的副产品。包产到户、联产承包每户平均只占0.42公顷的土地，在江南只有0.2公顷，拖拉机一开就到了地头，这如何实现农业集约化，如何实现机械化，从而又如何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改革开放之后，城市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温州模式”，乡镇企业发展曾经出现了一个“苏南模式”，但对农村经济发展来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包产到户”为特征的“安徽模式”。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创造性思维在中国向市场过渡的过程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我们必须学会辩证思维，任何一个好的模式都不可能一劳永逸。“温州模式”确实使温州发迹了，但现在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只好到各地去买企业。“苏南模式”使乡镇富了一阵，但如果总是停留在几口大锅、几把铁锹的水平上，又何以谋求更高的目标？“安徽模式”曾经敲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晨钟，但现在安徽仍属不发达地区，依然很穷。包产到户、联产承包充其量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如何适时改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任务。
农业经营模式究竟路在何方？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必须走大农业的道路，只有大农业，才能实现集约化、机械化、现代化。小农经济，只能造就小农意识。只有大农业，才能造就现代观念，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五、科学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的体制改革，是从经济领域率先发起的，经济决定政治，按照自然和逻辑的推进，必然引伸出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只有配套，才能产生奇效。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生前曾告诫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的改革一直走的是一条单行道，政治体制改革至今未能走向前台。从历史发展的线索上看，政治改革是由经济改革引发出来的，完全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但从和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意义上说，则属于经济学的范畴。这里从后一种意义上研究政治改革。与政治相关的经济体制，目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审批经济
审批来自权力。所以，审批经济也就是权力经济。审批既然表现为权力，在遇到障碍时往往就要用钱铺垫，产生权钱交易，打通关节，疏通关系，这自然就构成腐败的一个根源。反腐败不能只是打击腐败分子，更重要的是杜绝腐败的根源，既治标又治本。批地号、批指标、批项目，完全可以通过竞标会和采购中心去解决，这既有公平，又有效率。须知，审批越少。越能促进市场深化。废止审批经济的最大障碍来自政府不愿意放弃本来不应属于政府的权力，权力转移又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
2 命令经济
命令经济是格留达在《比较经济制度》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后来又被艾登堡在《经济体制》一书中做了发挥。指令经济的突出表现是下达经济指标。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经济指标带有强制性，“爱你没商量”，无论是城市企业，还是农村农户都必须按指标完成任务。现在我们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但计划观念依然顽固。即使是指导性计划，对于那些政府任命的董事长、总经理，依然是一种强约束。指令经济的另一表现是政府立项。政府立项不是完全不要，但只能是那些政府投资的项目。现在的问题在于政府立项就象冬天刮的西北风一样，到处都是。甚至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都要排队等待立项批复。现在这种立项制度已经造成了引资障碍，外资机构也学会了看政府批复。市场经济的规则应是企业自行立项，专家审定，这会减少很多麻烦。
3 独占经济
独占就是垄断，但垄断还是不完全意义上的独占，因为它还可以有一二个竞争者，独占则是彻底的独家经营。
在计划经济年代，很多领域都表现为国家垄断。在经济转型时期，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情况有所改变。但仔细考察，我国经济目前还存在着大量的国家垄断。这些领域包括：邮电通讯；金融体系；新闻出版；事业单位。
严格的经济分析表明，国家垄断即使赚钱用之于民，仍会降低社会经济效益。“因这将政府企业以低效率赚的钱用之于民，还不如取消垄断，发挥竞争使百姓得到好处来得大”。美国航空提供了明显的例证：原来由国家独占的航空，二战以后出现了“人民快运航空公司”，改变了服务方式，降低了服务费用，票价几乎降低了一半，满座率大大上升，结果使国有航空公司也不得不改变运营方式。我国也有类似情况，电讯业就因多了一家“联通”，服务面貌就已大大改观。日本的国铁民营化改造，也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例证。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行为的转变，政府要放弃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权力，则要求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政治改革来得越迅捷、越有效，社会也就越发展、越进步。
摘要：我们党的历史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关键字：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
第一代领导集体艰辛探索奠定基础
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探索马列主义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第二次结合。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指出现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求“进行第二次结合”，强调“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创举。毛泽东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设想过，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办法。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机会实践他们的设想。列宁虽在1918年和1921年两次提出“赎买”的主张，但也因受到俄国资本家的抵制而失败。
只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的东方大国采取“赎买”办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取得了成功。从历史上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中政治上大部分中立，一部分有影响的人士表现进步，拥护新民主主义，故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集体参加了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代表人物参加了新中国的政府机构。解放后，由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把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的市场和原材料、零配件来源切断，一部分资金冻结，促使他们对于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依赖程度愈来愈深，愈来愈广。人民政府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私营企业可以通过接受加工、订货、代销等方式维持和发展生产，可以从企业盈余中领取四分之一作为股息。这种富有独创性的政策因对民族工商业者的生产和收入有利而为他们普遍接受。
诚然，民族工商业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曾同人民政府发生冲突，甚至发动猖狂进攻，但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击退了这些人的进攻，使他们认识到抗拒改造没有出路。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5年中国农村掀起社会主义高潮，有力地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这种改造，采取的是“赎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国家按核定的私股股额付给私方相当高的“定息” (年息五厘)，作为“赎买”的代价。1955年秋冬，在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毛泽东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向高潮———从个别公私合营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这样，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以和平方式有秩序地实现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先进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以“赎买”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由于发展迅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难免有些简单粗糙。但应该看到，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采用的“赎买”政策，确实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成功。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以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除此而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作用还有许多方面：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论十大关系》等著作，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毛泽东领导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主持制定的1954年《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证；
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又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贯彻执行总路线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制订出一整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包括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商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教育工作条例草案(共三个，分别简称《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科学工作条例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文艺工作条例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都有了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章程”;毛泽东开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培养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在毛泽东领导下，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同11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恢复了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突破了中美之间长期对抗的局面，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政治大国的地位，为中国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毛泽东同志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在中国实现、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作出了艰辛探索。
一、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具体主张
毛泽东为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作了不懈的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试验。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基础。
从政治方面来看，毛泽东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采取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的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从经济方面来看，具体表现在他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他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经验，要从中国是个大农业国的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他创造性地提出“农、轻、重”的顺序，已为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性。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没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这决不是不要外援，而是把基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上。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我国胜利地克服过许多困难，其中包括帝国主义封锁等造成的困境。
从文化方面来看，毛泽东主张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广泛地吸收、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建立我{门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提出的“双百”方针，被写入党的八大文件，正式成为我国发展科学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方针。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争论，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学派，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但这不意味着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二、毛泽东为巩固社会主义提出的主要观点
在如何巩固社会主义问题上，毛泽东同样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
他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这一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成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他认为，一方面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另一方面，敌我矛盾也还存在甚至还可能激化。所以他提出，既不要混淆两类不同矛盾，要特别注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也不能放松警惕，以为已经没有敌我矛盾，可以高忱无忧了。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毛泽东提出了要警惕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的观点，提出防止“和平演变”最重要的是党内，特别是党内的领导人、领导集团。与此相联系，他一贯十分重视反对党内腐败现象的产生，并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他始终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来自国外的军事挑衅和种种压力。
毛泽东关于如何巩固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继承和发展了。他为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三、研究毛泽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现实意义
尽管毛泽东在探索中既有正确的方面也有错误的方面，但他在探索中留下的丰富的经验教训和思想财富，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贵的营养和借鉴。可以说，毛泽东的探索，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奠基者的作用。
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国开拓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和发展与毛泽东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毛泽东的功绩是巨大的，他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新中国历史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于新中国后来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他的名字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密相联，通过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肯定其居主要地位的有价值的方面，不仅仅是实事求是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我们今天研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对于理解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统一性、继承性、创新性，以及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与时俱进性；对于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胜利实现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构建》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一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进程
1、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毛泽东提出，摆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在对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中外关系诸方面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借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正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在经济建设方面，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要坚持群众路线，贯彻执行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原则。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在科学文化中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对外关系上，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2、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他认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订规划。中共十三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提出三个有利于。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他提倡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
3、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 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的方向前进。
4、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统筹兼顾。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和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中，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拓和奠基之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理论成果。它们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主题，又科学地回答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是一个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实际问题。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等重大问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以人为本是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把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放在首位，
主题：
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四个坚定不移：坚定不移的继续解放思想；坚定不移的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的推进科学发展；坚定不移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3、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4、“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共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内容都是产生在：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中国国情没有改变，理论主题没有改变，实践基础没有改变的基础上。
1、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2、中国国情：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3、理论主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论对这个理论主题进行了第一次比较系统的理论思考和初步回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则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
4、实践基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以及世界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新时代新形态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导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的思想武器。经过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整体，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和规律，并以此为理论根据阐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
为我们观察、分析、解决中国社会展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地妥善处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各方面的突出矛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重要思路和现实途径。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升党的执政理念、推进党的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
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主义、别的道路能够解决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和发展进步的问题。只要我们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论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
摘要：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是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思想先导；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和科学方法论在当代具有恒久价值。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 地位 价值
中共党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①在今天这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地位的确立，科学看待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当代价值，显得十分重要。
1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早在1945年，中共七大就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十七大报告中被提出以后，虽然没有包括毛泽东思想，但是并不意味放弃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③同时“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④
2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价值：思想渊源和思想先导
毛泽东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马克思主义观。毛泽东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同时，对于其中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观察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也应该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方向与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根本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
（2）国体、政体观和党建理论。毛泽东思想指出中国应该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党情下，毛泽东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明确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么样建设党”这一根本性、历史的课题；他还特别强调在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后要遵循“两个务必”的思想，这对于加强党的廉政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3）社会主义的矛盾理论。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进行自我完善和发展；同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社会矛盾理论是新时期改革与发展的思想根源与理论基础，也为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科学方法。
（4）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中，毛泽东同志强调中国的发展要从农业大国这个基本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并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的总方针和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这为新时期中国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勾画了宏伟蓝图。
（5）文化观、科技观。毛泽东同志先后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理论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发展文化的方针。毛泽东同志还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并提出决定科技革命成败的关键是科技人才。这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化事业和科技的发展与进步。
（6）调查研究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指出调查研究要有端正态度和科学方法。他的这种调查研究思想有利于正确地制定和贯彻落实相关的方针政策，能够密切联系群众，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基本方法，是必须要永远坚持的根本性工作方法。
（7）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思想。毛泽东同志提出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指挥枪”是建军的根本原则。同时，关于国防建设、发展现代化的国防技术等都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防与军队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8）外交战略思想。毛泽东同志主张实行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与第三世界站在一起，支持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为正确认识当代国际社会的战略局势，制定正确的外交战略提供了指导原则。
3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和科学方法论具有恒久价值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和科学方法论具有超越时空限制和历史条件的长远意义与恒久价值，它成为了人们的一种潜在意识，是指导我们党行动的科学指南。
3.1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价值
（1）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石和灵魂支撑。正因为毛泽东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找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邓小平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揭示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弘扬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法宝，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以主席为首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不动摇，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
（2）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毛泽东同志“把群众路线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做出理论概括，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化为领导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⑤江泽民同志也指出，我们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就是把群众路线坚持好、发扬好。党的报告也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⑥“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⑦如今群众路线已经成为党领导下各条战线和各项工作的根本方法。
（3）独立自主。独立自主主要是指立足于本国，走自己的路，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它践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基本方针。在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奋斗，努力进取，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党的报告也明确指出：“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⑧
3.2 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论价值
在毛泽东思想中有许多科学的方法论值得我们学习并运用在各项工作实践中。例如，矛盾分析方法。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中国自己的话语进行解释和应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大众化。同时，毛泽东同志还重点阐释了关于矛盾的基本原理，指出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以及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关系等，这些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新时期，党的“两手抓”、“三位一体”、“四位一体”、“五位一体”等的治国方略的实施，都是对矛盾分析方法和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运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实践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思想的价值是开创性、奠基性与导向性的。新时期，我们要立足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以新的视野，进一步认识和挖掘毛泽东思想宝库中具有当代价值的理论观点与智慧闪光，并使之成为我们行动的科学指南。
注释
①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数据中心：党章[EB/OL]。
②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数据中心：党章[EB/OL]。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⑤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⑥⑦⑧人民网。报告全文。[E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