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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关系的研究
党内法规一词是我国独创，最早是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报告中提出的，之后历届领导人沿用，并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之中，进而成为一个稳定并被频繁引用的概念。但是党内法规的基本性质一直众说纷纭，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以姜明安教授为代表的软法说、社会法说。
姜明安教授认为，剖析党内法规的一般特征，其实是与国家法和硬法相对应的社会法和软法豍。笔者认为按照姜明安教授的观点，首先将党内法规定性在“法”的范围内是准确的，但是进而将其特征与社会法和软法进行对比后将其定性为软法，则是不准确的，要想真正定性党内法规的基本性质，应该先从其与国家法的对比开始，分析这二者概念、特征等的异同点，进而得出党内法规的一般性质。
一、 国家法的概念、特征
当前，法学界对于国家法的概念也并没有统一一致的说法，国内权威性的法理学教材通说认为，国家法是国家制定法，是由国家机关（通常是国家的立法机关）按照一定的立法程序制定或者颁布，以法律价值理念为指导，具有普遍约束力，并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的规范体系。这种说法较为全面的概括了国家法的内涵，也较为精准的阐述了国家法的性质。同时，主流观点认为国家法需具备四个特征：(1)法是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2)法由国家制定或认可，这里的国家具体体现为各有权的国家机关；(3)法规定人们的权利、义务、权力；(4)法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关于我国国家法的立法权限和程序的规定集中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
二、 党内法规的概念、特征和基本性质
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正式提出了“完善党内法规体系”，这对于党内法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意味着结束了此前学术界关于党内法规一词的学理性概念以及党内法规提法是否合理的众多争论。根据2013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的总称。首先，这一概念直接表明了党内法规的制定主体是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并不包括市级及其以下，这对于党内法规数量和质量的规范都大有裨益。
其次，规定了党内法规的调整、规范对象是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这就可以得出与党员行为有关的活动党内法规都可以调整规范竖，这也是党内法规规范性的体现。最后，概念揭示出党内法规的表现形式是党内规章制度，另根据该《条例》的第四条党内法规的名称为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所以根据表现形式和名称可以判断出部分文件是否属于党内法规，这对于党内法规的界定也具有很大的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基本上可以解决党内法规“是什么”的问题，但是党内法规的基本性质该如何准确确定也是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党内法规是社会法和软法，但是笔者并不是很认同这种观点。笔者认为将党内法规定性成社会法和软法，并不能准确地说明党内法规的基本性质，笔者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法。首先，从国家法和党内法规的共同点来看，党内法规具有规范性，而规范性也是国家法重要的特性之一，并且党内法规和国家法都将权利和义务作为实质的核心内容，这就使得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在表现形式和实质内容上都有了共通之处。
其次，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其制定的党内法规自然是代表了公共的意志，国家法体现的是国家意志，作为民主的国家，国家意志的体现也必须是人民和公共意志之所在，所以此二者所代表和体现的意志和利益从本质上看是一致的。再次，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的。党只有以更严的标准、更严的纪律，要求和约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才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说法，充分说明党内法规的规定要严于国家法。
软法是国家立法中的柔性规则以及政治组织规则、社会共同体规则豏。这说明软法实际上是更加倾向柔性规则的，在适用的强度和适用的普遍性上都不及刚性规制。国家法更多体现的是刚性规则，而党内法规作为严于国家法的规范，其体现的肯定是刚性规则而非柔性规则，从这一点来看，将党内法规定性为软法有失妥当。最后，从实践发展来看，未来国家法的形成、发展和运行都应该拓宽现有的范围，仅仅局限在现有范围将无法适应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而党内法规应该是其吸纳的首选要素，而且党内法规在实践中约束广大党员主要是依靠党员内心的信仰、信念和坚定的意志品质，这正是国家法所需要的。要想真正建成法治国家，首先必须使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有发自内心的信仰，在这方面党内法规可以说最具有值得借鉴的经验。综上，笔者认为将党内法规定性为软法并不合适，其不仅兼具了国家法的某些特点，更具有国家法不能比拟的先天优势。诚然，现在就将党内法规视为国家法是盲目轻率的行为，但是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党内法规至少可以成为一种特殊的国家法，这将给依法治国注入生机和活力。
三、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的关系
根据上文的论述，笔者初步将党内法规定性为一种特殊的国家法，那么理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此后党内法规的发展和走向有深远意义。党内法规是否能发展演变成国家法亦或是成为和国家法平行的社会规范的表现形式，都必须先解决其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问题。任何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亦是如此，总体上表现为两点：党内法规对国家法的促进作用和国家法对党内法规的保障作用。
浅议实质推理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摘要 传统的形式推理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受到许多法学家的推崇，在法律适用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漏洞、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很多案件中，既定的法规与推理模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实质推理便在这样的情形下应运而生的，而且发挥出其强大的功能。本文对实质推理的理论进行了详细介绍，涉及实质推理的概念、特征、优点等各个方面，同时结合实质推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运用的现状，为实质推理的进一步推行和发挥作用提出合理建议。
关键词 实质推理 司法实践 自由裁量 司法公正
一、实质推理概述
(一) 实质推理的概念
实质性推理是指通过对法律及案件事实的综合分析与评价，以一定的价值为指引进行的适用法律的推理过程，是基于法律意图或目的、法律的价值取向、社会效用或社会利益、社会公平正义观念等实质内容对法律展开的推论。 实质推理是在形式推理无法找到可以适用的规范时，依据价值判断寻找大前提的过程，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推理，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类疑难案件也能提供更好的指导。
(二) 实质推理运用的情形
(1)法律有规定，但规定过于模糊和原则性，以至于对于同一规定的引用可以提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处理结果，需要法官根据对法律的理解加以判断与选择；(2)法律有规定，但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导致适用该规定明显不合情理；(3)由于立法漏洞，法律本身的规定互相矛盾，对同一具体情形存在两个互相对立的法律规定，同样需要法官加以理解与选择；(4)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是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必须处理的情形，而且没有先前的判例和相近的法律条文可以类推适用，只能由法官根据法律意图、价值判断等实质的理由推导出可适用的规定。
(三) 实质推理的特征
1.可适用范围较小。我国是传统的成文法国家，一直推崇法律法规而拒绝判例的适用。“有法必依”的法治原则要求法官审案必须先依据现有法律条文的规定，只有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法律规范出现冲突、适用现有规定明显不合理时才能采用实质推理方法。即只有不可能适用形式推理时实质推理才得以适用。实际上，实质推理作为形式推理的补充，在疑难案件的审理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如胚胎争夺案 最终就是直接参考伦理、情感、利益等价值因素对案件做出处理。
2.结论确定性程度较低。在实质推理中，大前提是法官综合法律的价值取向、社会公平正义观念等因素归纳出的原理或原则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大前提的得出是法官自由裁量的结果，其推论结果融入了法官的认知、情感和价值，渗透了法官的主观因素，因而法官自身的专业素质和认知能力在审判的最终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践中甚至出现了由于不同法官对同一法律条款作出不同的解释或推论而引起“同案不同判”的结果，因此实质推理的结果具有强烈的主管色彩和不确定性。
3.在价值观念上追求合理。实质推理以法律理念、价值取向、社会公平正义观念等因素综合判断，有时甚至会照顾到特定群体的情感因素，突破法律条文的框架，真正做到情理法相容。胚胎争夺案中，二审法院将受精胚胎定义为含有家族遗传信息与双方父母有生命伦理上密切关联性的特定的物，同时，基于对双方父母“失独”之痛的情感考量，为其寄托哀思、精神慰藉等人格利益，判决双方父母共同享有胚胎的监管和合法处置权。这一判决在体现法律严肃性的同时，融入了人情与仁义，是对实质推理追求结论合理的体现。
(四) 实质推理的优点
1. 实质推理能有效地纠正形式推理的缺陷。形式推理由于大前提的固定性和推理过程的僵化性，不能对现实的变化作出及时有效的回应，因而在促进实质正义，维护社会和谐方面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我国的司法大环境下，法官对案件审理的首选是形式推理，通过形式推理对案件有一个模糊的初断，但是随着案件从起诉、调查、辩论等各种程序的依次进行，只要法官在其中运用了实质推理，就会对自己的处理意见有一个价值评价，一旦形式推理的结果不符合公平正义等实质性要求，就能及时对其进行修正。在我国，随着法学教育的高等化和专业化，法官的专业素养和自身素质不断得到提高，经过专门性训练的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只要以认真谨慎的态度对待案件，就能关注到个案中形式推理是否有效，在无效推理的情形下自然也能运用实质推理对其进行修正。
2. 是弥补法律漏洞的重要方法。随着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变化，新的矛盾类型不断涌现，继而出现了各种新型的犯罪手段，但固有的法律由于立法技术方面的原因和法律稳定性的考量，不能事先对所有的情形都作出相应的规定，也不可能因为社会生活的一些变化便对法律进行调整。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和稳定性，法律漏洞和法律瑕疵十分明显，法律漏洞可以通过立法来弥补，但同时也需要严格的执法和守法来推动。具体来说，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尽管法律条文由于没有规定或者现有规定适用于个案明显不合理时，法官需要主动自觉运用法律推理，从现行的法律规范中提炼出符合社会公众价值观念的法律原则，以此为依据作出裁决，实现司法公正。因此，我国的司法审判实践迫切要求法官尽最大努力掌握法律推理的逻辑方法并善于运用该方法，使裁判结果的理由说明“有理有据”，以克服成文法的某些固有陷。
3. 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我国一直实行依法治国的政策，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治国的基本方针，其中公平正义是基本价值取向，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基本原则。从司法的角度而言，这些理念的落实不仅仅是一种维护秩序和追求形式正义上的价值，更应该在此基础上，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进而实现其实质正义的价值。以胚胎争夺案一审、二审两种不同的判决结果为例，两种判决都是没有错的，只是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的角度不一样，但从结果的可接受程度和社会反响来看，二审的结果显然更有“人情味”，更能体现出法律对公民的关怀，更能体现出司法的实质公正。法律是冷冰冰的条文，它的作用是规范和惩戒公民的行为，但在今天的法治社会，要以法律来治理国家，就必须在适用法律时体现出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实现真正的实质正义，实质法律推理便是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保障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一个关键步骤。
二、实质推理在实践中的运用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成文法国家，只有以规范性的条文形式出现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才能成为正式的法律渊源，才能成为审理案件的依据。同时，司法受到行政的干预过于强烈，法官处理案件不再仅仅秉持公平正义理念，相反作为一项职业，法官考虑到自己未来的发展与升迁，断案时越来越谨慎小心，只在既有的法律规范体系内进行审理。法官审案就是单纯的寻找法条的过程，不敢越过法条的界限。面对法律对于没有明确规定的新型案件，法官往往不再依靠自己对法律精神和原则的理解做出公平合理的决断，而是直接请示上级法院处理或者层层申报最高院发布指导意见。在这样的司法环境下，实质法律推理受到严格的限制。
刑事司法中，罪刑法定是一项古老的刑法基本原则，在定罪量刑方面直接排除了实质推理的适用。“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法官定罪量刑的依据只能是刑法的规定，自由裁量空间很小。 民商事领域中，社会生活迅速变化与立法滞后性这一对矛盾始终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引入了案例指导制度，然而这一制度只是对形式推理实践缺陷的一项修正，并没有将实质推理真正地运用到基层司法实践中去。
三、完善实质推理在司法中的运用策略
(一)赋予法官适当程度的自由裁量权
在实质性推理过程中，最为关键与核心的一步便是由价值判断总结出大前提。在司法实践中，这一步骤的完成是法官自由裁量的结果。我国的法治建设已经进行了多年，法官的专业素养和道德水平已经普遍较高，因此在审理案件时，应当赋予他们适当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使得法官能够在审案遇阻是自觉运用实质推理做出合理判决。这里便要解决两个问题：
1.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实质推理的实现必须以法官得以行使自由裁量权为前提，在我国法官自由裁量的领域和范围很狭窄，而且受到外界主要是行政权力的影响较大。首先，应当完善司法体制的建设，排除一切外部因素对司法工作的干扰。其次，鼓励法官对新型复杂案件进行实质推理，在对案件事实进行全面的掌握与分析的基础上，以实质公平的理念对案件做出合理判断，在现有法律框架综合考虑社会公平正义理念、公序良俗原则、当地风俗习惯等对案件做出判决 。
2.确定合理的限度。法官的自由裁量达到一个“合理”的标准是实质推理的关键步骤，以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为界，区分对待。对于民事案件，法官自由裁量的结果应以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为准，不能达成合意的应当在两者之间做不断的调解与释明工作，以一方的意见另一方能消极的认同与接受，且不会对该方的生活工作造成影响与困扰为标准。对于刑事案件，法官要特别注意保护被告方的合法权益，使被告人的人权在被追诉的过程中得以保障，在此前提下，法官应当综合考虑案件各项事实，做出与被告人的罪行最为相当的判决，即其自由裁量的结果应以足以惩戒被告人为限。
(二)促进实质推理中的语用学转向
法律推理与语言密不可分，法律推理不仅要借助语言来进行，而且法律推理本身就是一种法律言说行为。法律语用推理是通过正当性论证寻找与特定情境的案件事实相契舍的大前提，进而推理出结论的一种推理形式。它在命题内容的基础上，加上语用力量，通过语用行为来表达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建立一种新的法律关系，影响并指引人们的行为。
法律语用推理强调主体间性，即主体与同样作为主体的他者之间的关联性与相关性。要求对内各个主体之间进行广泛的沟通与交流，尤其是听取被追诉人的意见，对外法律推理的结论应当说服整个社会，使公众满意。其次，法律语用推理对语境的依赖性很强，法律推理过程应当是一个动态的思维模式，需要在动态的语境下去理解和明确话语含义。 实质法律推理以法律的价值取向、社会公平正义观念等因素归纳出的原理或原则性规定为大前提，推理结论的不确定性较强，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导致实质推理在司法实践中受到较大限制，可适用范围较小。促进实质推理的语用学转向，将实质推理逐步转变为重视主体间性的动态的推理模式，就能有效地克服实质推理的缺陷，使其在司法实践发挥更为显着的作用。当转向后的实质法律推理真正深入到审判工作中时，冤假错案出现几率一定会大大降低。
现代社会，司法追求的目标已不再仅仅是合法性，司法活动承载了比以往更多的价值。司法活动不仅要实现公平正义，更要尊重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序良俗，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质推理凸显出越来越重要的功能。本文重点介绍了实质推理的特征、优点，也针对实质推理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了对实质推理推广适用的一些建议，希望实质推理在未来的法治建设中能得到广泛运用并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内容提要：司法公正是法的自身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要求，其基本内涵是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平等、政党、正义的精神。分析影响我国司法公正的主要因素，确定现阶段我国司法公正的价值定位和目标取向。
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为了达到该宪法原则所设定的目的，公正司法就是必然和无条件的。现阶段影响我国司法公正的主要因素有：
一、司法机关的行政化倾向
现代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司法的非行政化。由于受到以行政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和司法传统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审判权与行政权的一个明显区别就是行政机关可以对行政事务进行主动的积极的干预，而司法机关则不应该采取主动的方式行事。从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凡是能和办案检察官法官的上级挂上钩的人都可以对检察审判结果产生影响，独立审判制度受到严峻挑战。法院行政机关化的另一个特征是按照法律规定，法院的上下级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种监督，也仅仅是审级范畴上的监督。但是，目前的状况却是上级法院是下级法院的领导机构，评比、考核、听取汇报、部署工作，所有“上级机关”所具备的权力几乎都具有。下级法院有什么疑难案件，也要向上级法院请示。殊不知，这实际上已经违反了组织法和程序法，影响了司法公正。
二、司法权力的地方化倾向，影响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职能
从1949年以来，我国法院的设置就与行政机关一样，实行按行政区划，设立不同级别的法院，每一级法院要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受同级人大的监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种设置使法院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地方法院”。在地方与地方的冲突之间，地方与中央冲突之间，当地党委不可避免地指挥属下的法院要为本地“服务”或者“保驾护航”，这就产生了地方保护主义。即使没有上述冲突，当地的党委也会从本地利益或者所谓的“政治利益”出发，指挥法院如何审理案件，如何“为改革开放的大局”服务，其背后就隐藏着干扰法院独立审判的因素。再谈独立审判，只能流于形式了，由此司法公正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涉及地方利益的案件时有可能受到地方行政机构的压力。后果就是损害国家法制的统一与威信，也和建设法制国家的目标相冲突，这也就是俗称的地方保护主义。
三、传媒对司法权的监督没有法制化
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来自传媒的监督，这是人民群众、社会舆论监督的必然载体。现代传媒的高速发展使得舆论的力量空前的强大。在欧美国家甚至称之为“第四种权利”。如今的中国媒体对司法监督的重大效能也逐渐显现出来。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时候，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所谓社会影响大几乎成为衡量当事人社会危害性的主要标志。一个好人违法犯罪很多人会同情，一个贪官被抓，人们恨不能立诛而后快。特别是对有些案件形成一边倒舆论的情况下，对法院审判活动的报道实际上嬗变成为另一时空的审判案件活动，这种情况的结果只能是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良药是通过立法使传媒监督成为一项规范性很强的监督活动。
四、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制度不健全
人大和检察院对法院、公安机关的法律监督在宪法和三大诉讼法的法律条文中规定得比较明确，但是问题在于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司法权有着不受监督的一面。宪法强调了立法权对司法权的监督，但是在具体的诉讼法典及相关的法律却缺乏极具可操作性的关于具体司法机关间的监督，即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法院的法律监督。现行法律赋予的监督手段太过匮乏，规定的监督范围也很狭窄。对于许多即便是不公正的事件，检察机关也无权监督，对于求助的群众而言，这也自然使司法权威、司法公正大打折扣。最高法院的一纸批复，让检察机关对即便是错误的民行裁定、执行，也不能监督，即为明证。公民在遭遇上述不公时便无法通过必要的司法途径，寻求获得权利救济，这也反映出监督机关对于此类纠纷的公正解决的无价值性。从检察院对司法权的监督实践来看，它本身存在体制性矛盾，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具体参与者，前受享有庞大无比的行政权、司法权的公安机关的掣肘，后有对其诉讼行为作最终评价的法院的制约。被监督者无处不显示比监督者更为强大，因而指望检察院现在的地位和权力去实现约束司法权滥用的目的是很难的。
五、法院审判执行不分，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司法公正
人们在讨论“执行难”的原因与对策之时，却忽略了体系设计上审判权与执行权同时由法院承担带来的弊端。司法判决是一种司法行为，代表的是国家法律的公正和正义。而执行判决则是一种行政权，代表的是国家强制力，并为司法判决提供坚强的后盾。但现实却是本应由警察、军队为法院提供的国家强制力后盾不得不由法院自身来提供，此“后盾”也就名存实亡了。对于当事人而言，对一家法院或一名法官的评价标准侧重于其执行能力是否强，而不是其是否公正。一位法官尽管法律知识丰厚，裁判案件公正，但由于执行能力不强，往往被当事人认为“工作能力不行”。这种审执不分的局面，导致的后果就是在双方当事人心目中，法院的公正地位已经倾斜了。申请执行人认为，法院就是“给我作主的”，被执行人认为“法院是帮着对方讨债”的。判决本身是否公正已经被忽略了。
六、检察官、法官的必要待遇也存在着不足
实现司法公正、拒绝，就要保证法官、检察官这一群体维持体面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所必备的基本物质条件，这一条件对保证作为法官、检察官的尊严和责任感是很重要的。以如今的差旅、住勤标准，很难想象当他们从住宿的简陋、有时甚至是肮脏的小旅店出来，在街头小摊处吃完大饼、油条，走上庄严的法庭，坐上审判席、公诉席与刚从星级宾馆出来的乘着小轿车来到法庭的辩护律师相对而坐，其内心的公正性、与职业的尊严感会丝毫不受影响。
司法公正和司法清廉反映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一个国家中，司法公正是实现社会公正最重要的一道关口。同时也是最后一道关口。实现司法公正需要从改善机制入手，同时也必须从观念上转变过来。制度建设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然而，在建设法制国家的进程中，司法公正作为目标与价值所在，从制度上加以保障，使之不断完善起来的工作不能停顿。
【摘 要】目前随着施工企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关注施工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发展，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应问题的解决措施都有着密切的关注。本文针对现如今法律事务工作在施工企业的发展背景，探究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为我国的施工企业中的法律事务工作的开展打下基础。
【关键词】法律事务工作；施工企业；问题；对策
随着我国近几年个行业的不断发展，施工企业也随之发展开来，发展后的施工企业的法律事务越来越多，涉及的方面也越来越广。合理的处理好施工企业的法律事务工作，可以有效的进行施工风险规避，提高施工企业的竞争力，为企业的后续发展做好保障工作[1]。
1.法律事务工作在施工企业中存在的问题
1.1、对法律事务工作的认识不足
由于在市场经济下从事商业经济活动，任何活动的进行都存在着法律风险。对于施工企业的法律事务来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涉及到对企业内部的管理和对外部的经营行为，即使由于某种原因达不到此种理想的状态，也应该事前对各种经济活动做好风险防范。一些施工企业对于法律事务工作的认识不足，并没有十分清晰的认识到法律风险对于施工企业发展的影响，没有从企业存亡的高度认识和重视法律事务管理的重要性。
1.2、对法律事务工作的认识不深
在施工企业现实工作的经营活动管理发展链条中，直接进行事务管理是施工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2]一些企业只是单纯的认为施工企业的法律事务工作就是解决矛盾纠纷，并未正确的区分施工企业的法律顾问和社会律师之间的区别，认为施工企业的法律顾问就是单纯的整理企业案件、拟定起诉文书、讨债、打官司等，并未认识到企业法律顾问对于企业管理的深层意义，为企业拟定各种管理文书、管理合同等重要的法律事务。企业的法律顾问工作包括企业的事务经营管理，并非单纯的落在法律的层面之上。
1.3、法律事务人员的综合素质能力不高
为了使防范风险的措施达到最大化的要求，法律事务的工作人员必须加强对各个环节的把握，避免常规的风险反复性的发生。施工企业的法律事务工作能力不强，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法律事务人员的综合素质能力不高，对于未来风险的决策性不强，不能很好的进行宏观风险把控，对于现有的风险不能采取及时的措施进行规避。这样就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施工企业的法律事务工作的政策的进行，对于施工企业的未来发展前景也会有致命性的影响[3]。
2.法律事务工作在施工企业中的发展对策
2.1、完善法律事务的相关制度
要完善法律事务工作的相关制度，使法律事务工作的进展可以有制度进行指导和约束。与此同时，制度的制定，可以提高施工企业对于法律事务工作的认识，从而加强法律事务参与企业的管理经验，为企业的未来发展做好相应的规划和决策。
对于施工企业来说，要设立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企业的总法律顾问是具有企业法律顾问职业资格的，有施工企业亲自聘任的对企业实施全面的法律事务工作的高级管理人员。因此企业的总法律顾问制度的设立，对于企业为了法律事务的发展具有基础的奠定作用[4]。
2.2、加强施工企业法律事务的前瞻性认识
做好施工企业的法律事务管理工作，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对经济活动的法律风险进行防范，并将法律事务管理贯穿到每个施工企业工作的环节当中。法律事务的工作主是以预防性质为主要工作，其次是解决已经发生和不可避免的法律纠纷和法律事务。所以施工企业对于法律事务工作一定要加强认知度，加强法律事务的前瞻性认识，改变企业目光短浅的制约因素，允许法律事务管理参与企业内部管理和企业外部经营活动，这就使得施工企业的法律事务前瞻性能大大增强。
2.3、参与企业重要规章制度的起草
法律风险的产生是由于施工企业经济活动类型多种多样以及涉及面广等多种因素造成，但其中最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由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缺乏正确的法律作为引导造成的，包括企业的项目决策风险、企业的内部管理风险、外部经营风险等。企业的规章制度是针对企业的生产技术、生产项目活动，以及外部多种经营活动共同影响产生的，所以对于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来说，必须要将法律事务工作融入其中，起到一个监管保障的作用[5]。
3.结语
目前我国的施工企业为了使得利益更大化，更好地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越来越多的施工企业将法律事务工作与企业内部管理相结合，使其更好的为企业发展服务。对于企业的法律事务工作来说，仍需要一段时间进行修复，这就需要各相关部门加紧配合，不断的进行探索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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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法律顾问是律师一项重要的传统业务。律师为企业提供常年的法律顾问服务对于预防企业的经营法律风险，减少各类纠纷和构建高效的内部治理结构、和谐的劳动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律师顾问工作在方式方法和服务内容上没有与时俱进，该项业务并没有取得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发展。律师担任企业法律顾问，关键在于对自身的定位、服务内容、方式等进行创新，形成鲜明独特的服务，更积极主动地介入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当中，不但要为企业预防风险，减少损失，还要为企业创造效益。
关键词：企业法律顾问、创新、服务内容、效益、法治
律师担任企业法律顾问是一项传统业务，并且曾在某时期取得突破式发展，却未能持续的壮大，至今也没有取得与社会经济高速增长和企业数量逐年剧增这一形势相适应的发展。近几年，律师担任企业法律顾问的业务停滞不前，遭遇瓶颈。这其中，有企业主对律师作用认识不足，不知如何使用律师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是律师在企业法律顾问工作中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单一，并不能给企业带来看得见的工作成效和经济效益。作为律师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担任企业法律顾问并不仅是意味着能收取多少的顾问费，而且在扩大律师的业务范围、发掘潜在客户群体和提高社会影响力等各方面均有重大意义。因此，律师要对企业法律顾问工作的内容和方式进行创新，赢得更多企业的认可。
相较传统的律师顾问工作，结合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的发展和社会对法律的认识、需求的不断变化，律师担任企业法律顾问工作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转变和创新。
一、服务定位的转变
律师的定位决定了律师服务的内容、方式方法和效果，作为企业法律顾问，律师应当在身份定位上转变传统，同时服务理念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和企业需求的不同进行转变。
（一）律师服务身份的转变
很多律师是因为与企业的老板相熟后担任法律顾问，也有的是经人介绍或自己上门推销而成为企业法律顾问。相对应的，很多律师的定位就产生偏差，有的自然而然成为了企业老板的私人顾问，企业里只认识老板一人，与其他人无任何往来，为企业做的事也都是老板层面的事；有的则成了企业的普通员工，事无巨细参与其中，兢兢业业为企业做了很多事，但往往无法对企业法律工作进行高屋建瓴的规划，在对企业整体服务上体现不了律师应有的价值。
正因为律师在顾问服务中对自身定位的错误，使法律顾问服务陷入误区，工作偏于某一方面，导致企业对律师顾问工作认识不足，无法感受到律师顾问的服务价值。这也是律师企业法律顾问合同续签率不高，企业经常换聘律师的原因。
律师担任企业法律顾问，绝大部分是兼职的，无法也不可能将大部分精力投入某一企业的服 务。因此律师应把自己定位为查找问题、解决问题的专家，要在一定高度、广度上为企业进行问诊下药。一般律师应要求企业指定一位业务主管作为企业与律师的联系人，律师经过与业务主管的常态化沟通，融入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去，以此发现企业在生产经营以及企业管理过程存在的问题。律师要凭借专业素养，就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预防或解决的方案，保证企业健康持续的发展。如此的定位和工作方式，首先有助于提升律师的专业形象和威望，成为企业可以依赖和信赖的专业人士；其次还有助于提升律师工作的效率，律师通过专家式的问诊，企业会整理出各类问题，律师可以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办法。
（二）律师服务理念的转变
一直以来，律师在对企业服务时，都以法律“风险”的防范为核心。这种侧重风险防范的法律服务理念，导致律师工作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容易使企业家陷入两种误区：一种是谨小慎微，无所作为，企业的手脚被捆绑住。奉行风险管理模式的律师，往往开口闭口一大堆风险，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搞得什么生意都没法做，做了夜里睡不着觉。有老板说，听你们律师的，我生意就不要做了！律师也自嘲“不能做生意”。另一种是好使手段，互相挖坑，交易双方无法实现合作共赢。法律风险管理说到底是希望把风险转嫁对方，把自已风险降到最低。这种思路其实是以邻为壑、把别人当“傻子”的法律服务思路。奉行这种这思维的企业，路肯定走不了太远。
律师的这种思维，已经不能适用这个每天都有无数创新的社会。因为法律有滞后性，而社会的创新等不及法律的变更。现代企业，特别是一些新兴行业的企业，他们的运营模式永远走在法律的前面，并且机会可能稍纵即逝。这类企业需要的是律师评测风险并提出尽量降低风险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只谈风险却没有解决办法。
律师服务理念就要从注重风险的防范向注重提供解决方案转变。现实中，各行各业都在创新发展思路，对经营模式、管理方式进行大胆的探索。而律师如果囿于现有法律的束缚，不能从基本法理判断新事物的合法与否，不能从社会发展的方向预测到法律的发展，也必然被企业摒弃，被社会抛弃。总之，律师在服务企业时，不能一味注重风险防范，而应跟上企业发展的需求，对新的经营模式进行制度的创设，提供解决方案。这一点，律师要从各种法律制度的更迭上得到启发，比如对合同无效认定法律法规的变化，比如对某些行为是否犯罪的变迁。
二、律师服务模式的创新
中国的律师服务，大部分还停留在就事论事、事后补救、单打独斗的层面，企业法律顾问服务也是如此，并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特色鲜明的法律服务模式。这也是制约律师担任企业法律顾问业务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企业法律顾问来讲，服务模式不同，为企业提供顾问服务的效果也就不同。律师的服务模式创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服务类型化
服务类型化是指对同类型的法律事务总结出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能普遍地使用，以达到服务的规范化、效率化。类型化的内容主要包括对相同的法律事务和相同行业类型企业两个方面。相同的法律事务主要是指普遍存在于企业的公司治理、合同管理、劳动关系和知识产权等事务，律师可以针对该类事务创设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方案，进行模式化的服务。另外可以针对不同的行业，如房地产、建筑施工、金融、制造业等，根据行业固有的特点，学习已有的各种先进管理、经营理念，帮助企业创设制度。类型化的法律服务，不仅有助于企业法律风险的防控，更因为律师在提供法律服务时，已经吸收了各类先进的经验和制度，有助于企业的运行模式能紧跟行业的发展步伐，推动企业的发展进步。
（二）服务定制化
服务的定制化是指针对企业，根据其实际情况，度身定做适合企业现实要求和发展规划的法律服务内容。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企业，对法律服务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甚至同一企业，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法律服务的要求也会发生变化。新兴行业的企业，在创业之初，对法律服务的要求是在法律无明文规定、尽量降低风险的情况下，提供一套解决方案。而对一些传统行业的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往往对风险的防控要求更高。
律师在企业法律顾问工作中要提供定制化服务，不仅应当对行业的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有深刻的认识，还要求对该企业的历史、管理模式、生产经营方式有深入的调查了解。要根据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战略、规划确定不同的法律服务的侧重点和具体内容，以此适用企业的需求，推动企业的持续发展。
（三）服务的团队化
现在大部分律师从事企业法律顾问工作还限于单兵作战。单兵作战虽然有工作方式灵活，时间调配及时，反应迅速等优势，但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单兵作战的劣势主要表现为力量有限、工作效率不高和知识能力的局限。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专精化，律师业也是如此。由于法律体系的日渐庞大和律师服务范围的扩大，任何一名律师都不可能对所有法律事务都精通，而只能专精于某一二个专业领域。特别是现在企业面临综合复杂的法律问题时，需要各个行业领域的知识储备和思维方式，要综合全面地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是单个律师无法完成的。
团队化的律师服务模式就是根据被服务企业行业的特点，由对企业经常涉及的不同领域的法律事务有专长的几名律师组建一个团队，律师在各自的专长领域各司其职，而对综合性的法律事务则共同出谋划策。团队化律师法律顾问服务既是一个分工、协助、团结、配合的概念，也是一个领导、服务、组织、知道的概念。②服务的团队化可以避免律师个人知识的局限，可以形成合力，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企业法律顾问服务的效率和竞争力。
三、服务内容的突破与创新
律师企业法律顾问服务内容的突破与创新主要包括服务内容本身的广度和服务内容的深度两个方面。服务内容的深度与广度决定了律师服务企业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是限于为逐一企业解决存在的问题，还是帮组企业建立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将法律服务和法律思维植入公司体质，成为公司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实现企业的“法治”？显然，企业的需求是后者，律师的服务只有在满足企业的需求后，才能获得认可，取得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效益。
服务内容的突破和创新要求律师更主动地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去，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能积极地运用法律思维进行思考，从法律专业角度提出更多的风险防范措施和问题解决方案。服务内容的突破和创新包含了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
（一） 服务内容广度的创新
律师企业法律顾问服务要在服务内容广度上进行突破，需要把握服务的具体内容和服务手段、形式的拓展。除了较常见的为企业起草、审核合同、制定规章制度、提供法律咨询、劳动用工和员工法律培训外，律师还要拓展服务的范围，从企业的设立、治理结构的构建到采购销售、合同管理、对外融资等。服务内容广度的拓展，要求律师的服务能覆盖企业运行的每一个环节，但这并不是要求律师事事参与其中，而是要求律师参与其中制度的设计和风险评估。
同时，律师的服务内容要摆脱单纯的法律事务，提供更宽范围的服务。律师可以联合财会、税务、金融、企业管理咨询等方面的专业人员，提供全方位的咨询服务和问题解决方案。
在对企业法律顾问服务中，律师还要借助各种形式，提供多样化和常态化的法律服务。比如要定时向企业发布法律服务资讯，收集与企业有关的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理论动态和司法判例，并由律师结合企业进行点评和提出建议。对企业突发的事件，可以采用发法律意见书的形式；对企业面临新型的事务，可以主动要求参与其中等。这种体贴入微的常态化服务，能使企业感受到律师的存在，增强企业对律师的依赖和信任，让律师工作深植于企业，成为企业运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 服务内容深度的创新
律师企业法律顾问服务深度主要是指对企业主和工作人员进行法治理念的灌输，使依法经营、依法办事成为每个人的行为准则，推动公司治理的“法治化”。同时还包括律师运用法律制度来构筑企业经营模式，解决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公司治理的法治化是公司运行法治化的基础。公司治理一直是个普遍存在的难题，小股东权益得不到保障、大股东治理公司陷入僵局等事件时有发生。律师的服务就要从股东的投资协议、公司章程、公司规章制度着手，构建一套公平合理、高效顺畅的公司治理结构和体系。
律师要通过自身的法律服务，让服务企业的每一个人感受到法律、制度的公平性和严肃性，更要让企业管理人员认识到将法律根植于企业的管理、运行当中，不但能预防风险，降低损失，还能够产生额外的经济效益。律师通过规章制度的制定，把企业的运行纳入到“法治”的轨道。
律师要善于用法律制度来为企业构筑经营模式，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比如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个无法破解的难题，律师就不应当局限于现有的向银行借贷或民间借贷等单一的模式，而是要运用法律制度，同时针对特定企业的生产经营特点，大胆建议采用信托融资、债券融资、私募股权融资和企业拆借等方式。比如对企业设立之初需要融资购买设备，可以根据融资租赁的法律规定，采用融资租赁的方式解决。甚至对一些在经营中要经常用到大型设备的企业，直接建议将融资租赁作为一项运行模式。
法律移植问题的探析
摘要 法律移植在法治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是国家法律完善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本文首先对法律移植基本概念、基本形态进行概述，对中国法律移植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梳理归纳，从清末、民国、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主要法律移植的途径和措施进行总结，并从广泛比较，择优移植、立足中国国情，超前移植、以政治为高度，以经济为基础等三个方面总结了中国法律移植的经验，以此为基础，从法律移植的方向、移植过程及法律移植中出现的不适应阶段分析了我国法律移植中存在的主要的问题，最后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及社会公共事务方面对当代法律移植方面的新思路进行探讨，以期通过法律移植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完善。
关键词 法律移植 中国法制 建设理论
在全球化发展的现代社会，国家法律体系必须吸取他国优秀文化、法律、知识等，不断得到完善。但是，这个法律移植过程是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如果一味照搬他国，只会阻碍本国的发展。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国际间文化相互传播的历史，法律文化的交流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对这种交流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无疑是一件富有价值的工作。”本文把兴趣点放在了法律移植的探讨、分析和研究上，最终提出法律移植的新思路。
一、法律移植的理论概述
法律移植，是指在一种文化氛围中制定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及其构成法律制度的基础，在保持完整的情况下，向另外一种文化氛围迁移并且能发挥作用的现象。作此界定源于以下三点：一是因为是以文化为界尺对法律移植作的定义，着重强调了法律移植是在文化不同的地方发生。二是作为法律文化当中的重要概念，法律移植是理应包括法律制度和诉讼程序、法律的价值、法律概念与思维方式和法律规范。三是强调法律移植应最大可能发挥应有作用，认为移植是一个很长的社会变化过程，这一过程直到移植来的法律完全地被新的文化沃土所接受或没有被接受而最终失败才算结束。此外，法律移植的方式主要有被迫的消极式和主动的积极式。
二、近代中国法律移植的历史演进
(一)清末法律变革
清朝在1903年建立了修订法律馆，沈家本打破了古代中国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法律表达模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方针开始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这一时期制定了《大清民律草案》、《大清商律》等。同时，此次修律过程中确立一些近代西方的法律原则，如罪行法定原则、刑罚人道原则等。
(二)民国法律变革
1.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法律移植工作仍然取得了较大发展。如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受孙中山思想的影响，移植了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总统制共和政体。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移植了西方资产阶级关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南京临时政府通过法律移植使法制建设出现了质的变化，使西方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深入民心。
2.北洋政府时期。北洋军阀移植西方民主共和政体，于1923年颁布《中华民国宪法》。由于有法律专家参与立法，并由专门机关负责，因此，北洋政府时期在立法技术方面，有了较大进步。特别是法律专家们能够结合本国司法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来继受西方法律，初步形成了复合型的法律体系。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法制建设的突出表现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法律制度的移植和传统封建社会法律制度的继承的特殊结合，其结果就是六法体系的形成。内容上，保留了一些传统中国法律，但也吸收、借鉴了先进的国外法。这一时期，无论是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还是法律部门齐全程度都比以前有了明显的改变与提升。
(三)社会主义法治革新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始于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建设时期的，在这期间，不但及时总结革命当中的宝贵经验，而且进行大量的法律移植，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就是吸收苏联的法制经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全盘引进苏联法制，移植了基本的法律体系。其后，1966年至1976年的“”，中止了我国的法律移植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法制建设发展迅速，法律移植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三、中国法律移植的经验
(一)广泛比较，择优移植
中国自清末移植西方法律开始，就把目光放在世界范围内优秀的法律，进行广泛的比较，选择先进的法律进行移植。首先是洋务运动时期，移植对象有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法律。到民国时期，中国移植法律成果有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大陆法系的体例 ，这时大陆法系构成主流法律体系，但仍然能看到英美法系的影子。
(二)立足中国国情，超前移植
影响法律移植效果的因素是复杂的，如自然状况、地理环境、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民族意志等都会对移植效果产生影响，所以法律移植是一个多种因素综合性地互动的过程。法律移植对于被移植国来说并无多大影响，而对于移植国来说，被移植的法律必定在一定程度上与移植国的政治、文化产生冲突。因此是否允许被移植的法律与本国的法律制度和国情不符，即是否可以适当超前移植法律。
(三)以政治为高度，以经济为基础
早在明清两代，民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先进群体开始推崇法律改革，开始吸纳其它西方大国的商法来应变经济的变化形势。众所周知，中国的政治被牢牢地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高度集权和一元化是其主要特色。中央政府的规章和政策只能执行而不能反抗。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法律移植始终站在政治的高度，并以经济发展作为基础。
四、中国法律移植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移植的研究方向
在这方面，我国法律移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研究方面不确定，研究工作缺乏前瞻性和开阔地视角，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法律移植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翻译西方法学理论和法学文献是法律移植的前期必备工作，但是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术语、新观点、新概念，现在很少有学者能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造成了法学原理的迷糊。
(二)法律移植的过程
1.理论学习相对落后。例如：我国刑法的修改次数比较频繁，在制定的20年内多次修改，结果在我国“”的十年动荡中，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这都是由于理论移植学习的滞后性所导致的。再如我国婚姻法，在清末便开始对其修改，此后国家对于婚姻法一直进行不断修改，但真正废除封建婚姻制度，是在建国后1950年5月1日。
2.思想跟不上变革。我国法律的移植仍存在思想认识问题的隐患，在法律移植时总是普遍存在一种中国式思想，也就是认为法律移植就应该“宜粗不宜细”。在此思想阻碍下，导致我国法律移植缺乏合理化，造成部分移植的法律法规很难被执行。例如：在我国婚姻法执行的进程中，政府及地方虽然积极颁布并实施，但在许多老家族、内地山村、偏远地区，仍然有包办婚姻，强迫婚姻等封建婚姻制度，是中国式的老思想。
3.观念不能及时更新。对于时代的发展变迁，世界要求我国必须国际化、全球化，与世界接轨，例如：我国婚姻法自1950年一直未进行修改，直到1980年，我国才颁布第二部婚姻法，在这其中30年，虽然我国不断再对婚姻法进行改革，但基于各种原因，更新程度浅，速度慢，造成我国新的婚姻法颁布及执行速度慢。
(三)法律移植后的不适应
我们必须明确法律的生命是实施，法律移植的价值必须着眼于移植后的法律在新环境中能否发挥应有的效用。比如《破产法》，这是一部法理较为完善的法律，适合于很多国家的情况，但是如果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实施应用，肯定会出现很多不协调的部分，严重时甚至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此外从执法角度上来说，我国并对移植过来的法律的观点、理解与实践的方法，直接削弱了法律移植后的实际效果。
五、当代法律移植的新思路
(一)市场经济方面
有关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法律法规，如市场主体、构成要素、市场活动、市场调控等规定，在经过筛选之后都可以将其发展完备的部分吸收到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当中。同时，我国应该因地制宜，选择适合本地区，本区域有利的市场经济，发展本地区特色，尊重本地区文化、习俗民族产业，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这些都是法律移植的特别案例，所以，我们在进行法律移植的同时，要按照我国的发展程度、国情、本地区的具体情况而定，并且根具情况，随时改变政策规章。
(二)民主政治方面
资本主义国家在长期的民主政治建设中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法规有很多都符合民主政治的必然条件，我们在实行我国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中，理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铺平道路。例如：我国近几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意义深远；再如：婚姻法在不断改革中，将男女平等越来越具体化，使其力度越来越深入化，对于产生的财产纠纷，也有了极好的解决制度。
(三)社会公共事务方面
公共事务职能是国家执行的重要职能之一，法律作为规定国家各方面行为的规范，是国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讲，公共事务职能规范包含于法律法规之中。公共事务包含交通、环保、城市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因此法律必须着重于这几个方面的规范，提供必须的法律规范条文，进而保持整个社会的基本稳定。国家经济的发展是以社会的稳定为基础，因此，法律在描述和规定公共事务方面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
法律移植是法律建设必不可少的，是当代法律国际化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需求。然而，受限于传统固有的法律思想的限制，在现阶段我国的法律移植及法制建设中仍存在着很多负面的思想观念。因此，我国的法律移植工作必须从更新观念入手，继承和发扬传统法律移植中的经验做法，摒弃法律移植中固有的封建观念，植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实际，有的放的，以法律移植为技术手段，逐步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
【摘 要】由于企业自身在发展的过程中将绝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企业生产经营方面，忽视了企业法律事务风险的管理，从而使得企业的管理结构与运行模式难以满足实际发展的需要，阻碍了企业了健康发展。因此认清企业法律事务风险工作的防范与注意点，对于实现企业运行机制的健康运作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从现阶段施工企业法律事务风险工作的现状出发，在相关科学理论的支持下，探讨新形势下施工企业增强法律事务风险管理工作的途径与方法。
【关键词】法律事务风险；施工企业；防范；注意点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进行，我国施工企业在创造更多经济价值，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自身管理体系与运行机制在企业发展的实际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法律事务风险管理作为企业管理体系的核心构成，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虽然近些年来企业在自身法律事务风险管理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依旧存在不足，满意实现法律事务风险管理工作价值的实现，很难保证企业的正常合法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企业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企业管理者必须要充分重视起法律事务风险管理工作的开展。
1、法律事务风险认识在施工企业中存在的问题
1、1、未充分认知施工企业法律事务的风险
由于在市场经济下从事商业经济活动，任何活动的进行都存在着法律风险。对于施工企业的法律事务来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涉及到对企业内部的管理和对外部的经营行为，即使由于某种原因达不到此种理想的状态，也应该事前对各种经济活动做好风险防范。一些施工企业对于法律事务风险的认识不足，并没有十分清晰的认识到法律风险对于施工企业发展的影响，没有从企业存亡的高度认识和重视法律事务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1、2、未深入了解施工企业法律事务的风险
在施工企业现实工作的经营活动管理发展链条中，直接进行事务风险管理是施工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企业只是单纯的认为施工企业的法律事务风险工作就是解决矛盾纠纷风险，并未正确的区分施工企业的法律顾问和社会律师之间的区别，认为施工企业的法律顾问就是单纯的整理企业案件、拟定起诉文书、讨债、打官司等，并未认识到企业法律顾问对于企业管理的深层意义，为企业拟定各种管理文书、管理合同等重要的法律事务。
企业的法律顾问工作包括企业的事务经营管理，并非单纯的落在法律的层面之上，也并非单纯的解决法律风险。
2、法律事务风险在施工企业中的防范对策
2、1、施工企业要立足于自身发展的实际，进行法律事务管理结构的科学构建
施工企业法律事务风险管理机构不同法律事务所，其本职工作在于针对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所面临的各类法律风险问题，从法律的角度出发，为企业的未来发展提供更为专业的法律意见。因此企业要针对自身法律事务风险管理的特点，企业高层管理者要着眼于企业长远发展，重视企业法律管理机构的建设，进行法律事务风险管理机构的建设。同时引进专业的法律人才，聘用专业律师，借助于专业的法律知识构建法律事务预警机制，增强法律事务管理工作的效率，维护企业自身的合法权益。
2、2、加强施工企业法律事务的前瞻性认识
做好施工企业的法律事务管理工作，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对经济活动的法律风险进行防范，并将法律事务管理贯穿到每个施工企业工作的环节当中。法律事务的工作主是以预防性质为主要工作，其次是解决已经发生和不可避免的法律纠纷和法律事务。所以施工企业对于法律事务工作一定要加强认知度，加强法律事务的前瞻性认识，改变企业目光短浅的制约因素，允许法律事务管理参与企业内部管理和企业外部经营活动，这就使得施工企业的法律事务前瞻性能大大增强。
2、3、进一步提升施工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工作人员数量与素质
法律事务风险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与否与从事风险管理事务工作的人员数量与质量密切相关。为了实现企业法律风险事务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3]，一方面要进一步引进更多的专业法律事务人才，进一步充实管理部门的人才数量优势，另一方面企业在组织职业技能培训的同时，也要鼓励法律事务人员积极参加国家组织的各类法律资质考试，提高法律风险前瞻性的认识，实现法律风险事务管理人才专业素质的提升，从而大大提升法律风险事务管理的科学性与高效性。
3、结语
目前随着我国的施工企业快速发展，施工企业为了使得利益更大化，更好地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越来越多的施工企业将法律风险事务工作与企业内部管理相结合。对于企业的法律风险工作来说，仍需要一段时间进行防范和提高前瞻性的认识，这就需要各相关部门加紧配合，不断的完善防范点和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