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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上清帝第六书》的有关内容，对戊戌变法对我国社会的影响进行分析
关键词：戊戌变法；《上清帝第六书》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拥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然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与之伴随的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而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华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国”，无需与外夷通联。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更加突出。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不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民主和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欧洲大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强将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曾经被马可波罗称之为“遍地是黄金”的古老东方国度-中国。通商请求屡遭清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西方列强用“***”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此时的中国，由于统治者长期以来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已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相当之大的差距。与西方列强的几次战争，中国均已失败而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已经成为当时对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与战争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成为了长达一个世纪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对着亡国的危机，一些爱国之士，纷纷献言献策，想要变法图存，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奏折《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力请求维新变革，富强国家。
在这封奏折中，康有为列举了世界各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训，充分说明了变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绪皇帝痛下决心，尽快确定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前进方向。康有为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势；(4)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只有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提出了变法的三条纲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开制度局，试图以此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排除守旧派官吏的干扰和抵制，发现并选拔天下的维新人才，使新政得以顺利推行，以此达到国富民强。
然而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百天就失败了。究其原因除了有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大力阻扰外，其本身的可实用性及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众至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到这场政治变革中。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他们在充当“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角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康有为及其变法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康有为幼年时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农民起来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从变法的一开始他们就站在害怕和反对革命的立场上，不敢设想通过人民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只是希望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出于此原因，康有为在变法开始时就实行自上而下的模式：一方面自然是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希望他能够以身作则，带头变革，从而达到全国的改变；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则是鉴于下层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危机。出于以上种种对人民加以防范的动机，其影响力也不可能深入群众，从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妥协性。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这场运动的经济基础。但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阶级力量相当弱小，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
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本国封建主义会应允，西方列强会赞成。康有为等人认为只要说服了光绪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变法就可以大获成功。但它们却放过了最主要的敌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大批守旧官员，他们是利益既得者，改革会让他们失去好处，所以他们是改革的一大障碍。再有，就是在华的西方列强，他们也不愿看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盛起来，所以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中国进行改良变革。因此，维新派对内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对外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正面斗争，幻想以妥协和退让来得到本国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同情与支持。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改良实难继续下去，结果却被中外反对势力所绞杀。
再次，维新派的影响有限。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鉴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亡我之心日盛。维新派打出了救亡图存的大旗，以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缺陷，认识上的不足，严重的脱离群众。所以，维新派所能影响的基本人群只是对当时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维新派通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把这些人员组织起来，并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灌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的主张一度得到某些当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强学会成立时，帝师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清朝大员纷纷捐款资助，并列名于会籍，使强学会一时间名声四起。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入会的人都真正支持变法，如张之洞是想拉拢康、梁，借他们的名望，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主张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围时，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而且还破坏了维新派的舆论机关。袁世凯起初也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谭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说服其举兵起誓。但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者。他随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随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派官员，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大肆捕杀维新党人。
光绪皇帝虽然支持变法，但也不能算是维新派的皇帝。光绪皇帝只是把维新派当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在同慈禧太后的争权过程中，光绪皇帝把维新派引以为援，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取得权力，这样的历史现象是很常见的。这些人都不能说是真正的维新派。
综上所述，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虽然冲破了封建守旧主义迂腐沉闷的空气，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它毕竟只是在资产阶级化的和企图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波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再加上领导这场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所以这场改革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后，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旗帜越来越褪色，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不难看出戊戌变法的实际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
摘 要：民族主义思想是孙中山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从“反满”到“五族共和”再到“反帝”这样几个阶段。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民族问题仍然严峻的今天，同样有其重要意义。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思想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纪念日。这场20世纪初的伟大革命，推翻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打开了中国通向光明的大门。孙中山先生作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对革命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的思想和业绩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走向，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于孙中山所创立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现代化建设方案。其中民族主义不仅是第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今天，研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于我们处理国内外的民族关系、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国家、民族和谐发展仍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在其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经过不断的实践和提炼而最终形成的。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单纯“反满”到“五族共和”、建立统一多民族的独立民主国家的过程。
受少年时代生活环境的熏陶、帝国主义入侵以及西方近代文明的共同影响，孙中山早在香港读书期间就开始为革命做准备。他经常往来于香港和澳门之间，鼓吹革命，与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等还有革命理想的人交往密切。离开香港去澳门、广州从医后，孙中山一方面与郑士良等人联络会党，争取和发展革命力量，另一方面深入京津等地正式开展他的革命行动。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限于战争无暇他顾，孙中山认为可利用这个时机展开行动。1894年，孙中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的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建合众政府”。“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口号的提出，可视为孙中山旧民族主义思想早期的主要内容和基目标，我们通常以“反满”加以概括。在民族危亡之时，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在这一阶段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斗争要求却没有对准帝国主义，带有强烈的民族情绪，这与中国的传统民族观念和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密切相关。
到同盟会成立前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随其政治思想的变化而变化，在政治上明确坚持国家统一思想。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革命口号由“驱除鞑虏，恢复中国”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正是这“中国”到“中华”之称的细微变化，隐含了孙中山在“反满”问题上的根本转变。1906年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说：“惟是兄弟曾经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①由此可见，孙中山已经把民族主义解释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权，其民族主义思想名为“反满”，实为“反清”。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被推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满清政府被推翻，“反满”任务已经完成，此时面对蒙、藏宣布独立，东北、新疆被日俄控制的严峻的边疆形势，孙中山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民族团结、保持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已经成为新时期的重要问题。他的民族主义思想顺应形势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有了很大的变化和调整，其侧重点从“反满”进入到了要求民族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在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五族一家”的主张，强调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平等。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孙中山曾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②在其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也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③将民族平等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了。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孙中山提出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在我国民族关系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有着一定的先进性。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的民族灾难更加深重。这时的孙中山全力倾注于反军阀的护法斗争，但仍未找到中国革命的真正出路。曾经对帝国主义抱有种种幻想的孙中山在经历了陈炯明叛变后，痛定思痛，终于认清了帝国主义才是中国人民的大敌，从而将其民族主义旗帜转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同时，他再次强调了辛亥革命后提倡民族主义的目的所在。他说：“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现在清室虽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压制的，所以我们还要积极的抵制”。？④由此可见，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列强有了新的认识，并进一步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将民族主义旗帜的锋芒直指帝国主义。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他对民族主义做了新的阐释，他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前者的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后者要求“国内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结合。”？⑤对外“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其在实业界，尚无民族主义，则列强之经济的压迫，自国生产永无发展之肯能。其在劳动界，尚无民族主义，则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之军阀及国内外资本家，足以蚀其生命而有余。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对内“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⑥这就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结合起来，将其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作为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伟人，孙中山的民族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性、政治性、曲折性与前进性相统一的特点，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中国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作用。在孙中山民族思想的指导下，民族革命的方向最终没有滑向民族屠杀的悲剧，五大民族平等参政的观念得到了体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当然，囿于各种限制，孙中山的民族思想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即：一定程度的大汉族主义，没能提出通过消灭剥削制度来消除民族压迫的科学结论。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将其否定，应当看到其主流还是科学、进步的。在民族问题仍然存在的今天，诚如毛泽东所言，我们应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作为一份“珍贵的遗产”加以批判地继承，以为今用。
参考文献：
[1] 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325页。
[2] 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438页。
[3] 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20页。
[4]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394页。
[5] 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525页。